陌生人的信任危机

篇一：“陌生人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信任危机

“陌生人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信任危机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发现：世界变了。马路宽了，楼建高了，人们的腰包鼓了。但最明显的是，人们变得彼此陌生了。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无论是政府与民众间，还是民众之间，信任这一概念已经不可否认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例如贵州习水案，浙江丽水案，南京彭宇案，“郭美美”事件”......不胜枚举。这已经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信任的快速解体。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数人会发现，我们早已习惯用戒备的眼神、怀疑的心态来对待陌生人。

幼儿园里教育孩子：“不吃陌生人的糖”、“不给陌生人开门”；在家中叮嘱老人：“陌生的电话号码不接”；银行门口摆放着提示牌：“不给陌生账户打款”??

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但是，我们该如何应对“陌生人社会”所带给我们的迷茫与困惑？

这时首先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权威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一个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法律制度凭借其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承载着社会成员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时，尽管他可能并不清楚对方的状况，但会相信一旦出现欺诈失信行为，可以通过正当的方式“讨到说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决。相应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会去扶，因为相信万一被讹诈、法律会还原真相，而不诚信的一方会受到制裁。

其次是加强信任教育，树立信任责任意识，使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信仰，因尊重价值观念而信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普遍的，民众的社会信任。 最后，便是不得不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缺少有效的内外监督机制，政府已经很难在不变革现有体制的前提下从内部减少如腐败，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局势。无论是对人大制度的完善，还是对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社会及政府自身能对政府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督，政府的形象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承认，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

信任的重建是个庞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进行长时间的努力。

刘畅

篇二：信任危机的定义

信任危机的定义：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

? 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但这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另一种短期行为腐败问题，由于这几年的腐败问题的增加以及反腐的低效，使的老百姓不在相信政府。

?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

?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然而，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因此要克服信任危机，就必须从政策维护、公平公正与公开、意识形态、法律机制、社会信仰、环境安全等方面加以改进，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应该从最基本的人性入手，加强对群众的道德素养的教育，本着友好的心态与他人交往，这样应该能够缓解信任危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篇三：你对陌生人的信任度有几分？

7.5. 你对陌生人的可信度有几分？

烟台微博近日有这样一则微话题：你还相信陌生人吗？

近日， 深圳女子捡2亿钻石苦等失主两小时无偿归还，这见財不贪有几个人能做到呢？捡2亿钻石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好，要是你捡了之后你会还回去吗？烟台微博的记者认为：失主的运气也真不是一般的好，遇到了这般拾金不昧善良的陌生女子。

然而今年4月份，羊城晚报在广州街头做了一次大胆测试：9名羊城晚报志愿者以四出“街头剧”测摸老广对陌生人的信任度。测试结果令人失望：80%以上的人对陌生者心存芥蒂，而50%捡获钱包的市民不会物归原主。同时，志愿者婵姨和红姨在人来人往的马路边头晕蹲地四次，没有一人上前扶助.。。。是谁动了我们的互信？一位匿名路人说，他不是对陌生人心存敌意，只是“不想惹事”。“你们帮我提东西，或我帮你捡钱包后，或多或少会对我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或许是好的，或许是坏的。为什么我要赌这一把”？这是真诚而让人心寒的心声。

《报告》的“信任分”只是一堆无意义的数字。广州城的真实信任度到底如何？中国公民目前的信任度到底如何？烟台微博与你一起探讨。

瞬息万变物欲横流的的社会，可能有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太平盛世。但也正是这些偶发小格局变化的新鲜事，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充满激情。毋庸置疑，我们渴望一个互信、诚实、友爱的社会环境，却不知道人心里有多少希望在涌动。或许我们会给拾金不昧的出租机司机一百块钱而后经久不忘自己的“厚德”，但我们不会把钱送给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从前，会给乞丐一点小钱，显示自己的慈善，后来，当电视和烟台微博的记者报道许多人沦为乞丐后，心肠像铁了一样，从他们身旁走过，眼里和心里都结着冰。

烟台微博的记者和编辑们始终不认为这是个人性堕落的年代，依然执着的相信人性的善。许多人依然是单纯的，这个字眼在深圳女子那里就是化繁为简，变混为纯，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年轻人一定很多很多，他们代表着一个高度文明的未来。

篇四：信任危机：你敢把行李托付给陌生人吗

（一）同胞的冷漠比严冬更让我心寒

先从以前回中国时发生过的一件事说起吧：

几年前的冬天，我从纽约回中国，我乘坐的飞机晚点，于是我就告诉朋友不要接我，我直接打车去她家 。 我这个人平时大大咧咧，也不怎么记路，原来去过那位朋友家，但不记得她家在几栋几楼。所以，当我凭印象来到这个朋友家的小区后，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她家了。当时我手里只有这位朋友的电话号码，可是我刚到中国，没有手机，那时，美国的手机还不能拿回中国来用，通讯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我还记得当时是晚上10多，北京的冬夜特别冷，我急得在楼底下团团转，到处想找电话打给朋友。可是四处都没人，也没有门卫,更没有公有电话，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一位看起来比较大方体面的先生手里拿着手机，站在院大门边打电话。

我心里一阵高兴，这下有救了，于是我过去，等他打完电话。我想，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耽误别人的事啊。

终于，他结束了通话，看到我站在一边，眼神立马警觉起来。

我很礼貌很客气地告诉他，我刚从国外回来，没有手机，朋友也住在这个院子，但我找不到具体的是哪家，想借他电话给朋友打个电话，我还特别说明我付打电话的费，让朋友出来接我。我以为这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在美国，这根本不算什么事，我自问，以我的面相，还是不至于让人觉得我是坏人？

没想到，我话音刚落，他连半点考虑都没有，马上说不行，然后掉头就进了大院。

我当时尴尬极了，极度失望。我独自一人，拎着两个大箱子，傻乎乎地站在冰冷的小区门口，在祖国首都，越想越觉得难受和痛心。

他在提防我什么？我会骗他什么？一个手机？在美国手机是免费的，我根本不用骗。

好在我朋友见我很久都没到她家，就自己跑到楼下来找我，我才免于几个小时受冻。

就在那天晚上，我的心冷到了极点,万分感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这样冷漠？

如果在美国，遇到这样的情况，男士根本不用我开口，他都会停下在正在打的电话，问我怎么了？有什么需要帮助？

难道这就是我亲爱的祖国？怀着热乎乎的心，回到中国，没想到遇到这样的情景。

中国怎么了？大家就连这一点信任都没有了吗？难道这个社会就变得这么冷漠无情了吗？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帮。

后来，过了很久，我把事情讲给身边的朋友听，朋友们说可能他怕我用后有人盗打他的号码，还有前几年的手机费很贵，总之，他有不帮忙的理由。在中国有时是好人难做，很多人帮助别人，最后却让自己深陷窘境。还有朋友给我讲了南京那个彭宇案件。

我听了之后更是目瞪口呆。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的事，难怪大家再也不相信别人，难怪大家都相互提防，难怪大家都不愿意再伸出手去帮助别人。

那件事情让我耿耿于怀了很久，也痛心了好久，尽管从那以后，谁说中国如何如何的坏话，我还是一如既往跟别人辩论，但想着那天冰冷的晚上，心里总是没有那么理直气壮，好像自己在撒谎，也更觉得自己选择定居美国的明智。

（二）其实，那份信任就那么简单

乘坐国际航班，可以带的行李重量远远超过国内航班，一般情况下，很多国际航空公司直接飞北京，上海，香港，即使人们到这几个城市以外的地方，航空公司都给免费机票，如：如果我从纽约回老家重庆，到北京或者上海后再转重庆的飞机，这一段的飞机票同样是免费的，当然行李也按国际标准计算。

可是，正如大家看到的，我从纽约直接飞上海，在那里打着瞌睡陪联合国官员看世博会，所以没有直接飞重庆，再回重庆时，我的行李就不能按国际航班标准算了，那我的行李按国内航班肯定超重。

乘坐国内航班时，我经常都会在办理登记时，和机场的人开玩笑，行李超重就多交钱这种方式很不公平，超重的要罚款，没有那么重的，是不是要退钱？

这次，我从上海飞重庆同样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等待办理托运手续的是几位姑娘，叽叽喳喳聊得很开心，原来她们是去重庆学习的，她们单位在那里培训，她们的行李很少，和她们聊天，向她们介绍我自己，还给她们发了我的名片。

↑在机场的候机厅，人来人往，在你需要帮忙时，有几个人会可以帮你？

我犹豫了一下，想试试问她们能不能帮个忙，我和他们的行李一起托运，每个箱子都有主人的名字，我特别说明了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安检时我会注明哪个是我的箱子。 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罚款也不多，不是什么大事情,最烦的是推着行李跑来跑去交罚款。

本来我是应该遵守规定，但我想到我买的是国际连票，本来就应该按国际行李计算，这样被罚款很不合理不合情，也怀着试试的心情。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们想都没想一下，就答应了。我真的很惊讶，没想到她们会这么爽快，很感动，她们居然这么信任我。我原以为，她们会商量，或者犹豫一下。

看来是我多想了，我是被上次那个不肯借我手机的男人给“冻”伤了。

我很顺利地过了行李托运这关，没想到飞机在等了3个多小时，又下飞机，又上飞机，折腾了好久，飞机晚点4个小时，但我和她们几个聊得很开心，她们告诉我，她们是周大福的员工，这是她们第一次去重庆，去参加公司的集体培训。

哦，原来是周大福的，我早就知道周大福，知道他们的企业文化很不一般，这次看来，他们的员工都这么阳光可亲，乐于助人，周大福公司的形象，因为这几个姑娘，让我充满敬意。

聊到最后，我们还约好下飞机要一起去重庆市区，我请她们去吃火锅。

↑我的朋友们，我和周大福的这群姑娘们吃得热火朝天

重庆机场和别的城市机场一样，离市区很远，因为飞机晚点，打乱了她们的计划，下了飞机正好我朋友来接我，于是，我的朋友把她们一起，送到市区，于是我的朋友招待大家很开心地去吃了火锅。

热气蒸腾的火锅，久违的家乡，女孩子们亲切的笑容，都久久地温暖着我。原来，在中国还是有很多热心人。同样，那几个女孩子说：这是她们第一次到重庆，刚刚一下飞机，就感受到重庆人的热情，重庆，也因为我的几位朋友而美丽。。。。。

在我心里，中国，因为那几个女孩子，和我的朋友们而更温暖。

（三）我把行李托付给了陌生人

在家乡重庆几天后，要到北京。

重庆飞北京的时候，我的行李按国内标准又超重了。

上飞机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的行李，于是我又跟办手续的工作人员开玩笑：超重的人就罚款，那行李不够重量的人，你们有没有退钱给人家？不公平啊！

工作人员笑笑解释说没办法，看到我本来是国际连程机票，他们还是善意地提醒我：可以找行李重量配

额够的人和我一起托运行李，我的行李已经通过安检，我的登机牌已经办好，工作人员让我把行李放在一边，等有人帮忙时一起托运。（当然我也要自我检讨，本来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说实话，倒不是为了占那点便和故意违规，只是一个推着行李跑来跑去交罚款，钱又不多，很烦人，相信大家有同感。）

于是其他人继续办登机手续，我去看看哪个愿意帮忙，有了上次那几个女孩子帮忙的经历，这次我很想没问题吧？看见排在我后面的正好是一个小伙子，比较文雅，很像文化人，看起来就是好人。

我问他：“你是到北京吗？”

他说：“是”

于是我说：“帮我一个忙，我的行李已经通过安检，我们一起办托运好吗？”，又是很爽朗的答应了，哈哈，太好了.

于是，我们边进登机口，边聊天，他是美容美发师，已经开了几家店，分别在广州，重庆，北京 我们一起边聊边往里走。

到登机口时，傻眼了，我们不在一个登机口，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是一个航班！

我的那班飞机晚上8：30起飞，他的那班8：45起飞。

他和我居然不是同次航班，而且，我——们——也——不——是——在——同——一——个——机——场——降——落！！！！！我在首都机场，他在南苑机场，两个机场离得很远。。。。

真是的，我怎么可以那么粗心大意呢？

想起来了，办手续的工作人员刚好交班换人。

我以为，我们在同一登机办理口办的手续，就应该是同一家航空公司，而且我们的登机时间都差不多，我就自然而然地以为是同一架飞机！

没想到……

这时，已经开始登机了，出去重新办理已经来不及了。

行李是在我乘坐的飞机还是在他乘坐的飞机？

问登机口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不清

拿出行李单一看，两张行李票上都是他的名字，可能是在他乘坐的那班飞机。

于是我们约定，我下飞机后，在取行李处，等待行李，看看是否在我乘坐的飞机？同样，他也这样。 这时，广播通知，他乘坐的飞机晚点。

篇五：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

对当前中国信任危机的思考

公共事业管理10—8

贾路敏

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

近期中国接连发生连串事件，揭示出社会信任危机之深重，民众对执政党、对政府、对干部官员极不信任，典型例子是动车追撞事件，政府说话不论真假，完全没人信，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那句：“反正我信了。”道出政府信用崩塌的现实，

令人惊叹的是社会信任危不只是民众不信政府和执政党，原来极其权威的专家、尚可信任的传媒、当受尊重的医生教师等，都因其劣行蠢举，失去可信感。

更为严重的是，还是社会信任危机，事实已经弥漫到人间，不用说那些公办的慈善机构，诸如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共青团属下的青基会等，一个个卷入丑闻。甚至在街上的普通老人，自己摔倒后，要指控救助他的人撞伤他，法官还判无耻老人得直。由之出现老人在街上病倒、摔倒没人敢扶的奇景。而卫生部跑出来制定《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更为笑谈。

社会危机应该这样看:百姓不信任谁呢，当然是说假话做假事的人，尤其是长期说假话、做假事的人。这种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是富商，是无良专家和艺人等。为什么他们要骗老百姓，因为只有骗了，他们才能维护、获得自己的利益。群众中流传“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中央只当没看见。”毛泽东说：人民网的眼睛是雪亮的。林肯说：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狼来久了，谁还信！百姓不信时，就是他们失去利益之日！！

普通百姓之间，相互信任吗?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多少有一些人利益至上，确实使利益受损，但这不是主流。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包含那些小商人，不讲诚信的，也没有几个人。 因为，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毕竟要靠诚信生活，不诚信成本太高，他们玩不起！所以，诚信流于野！

为了了解社会信任危机，必须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基础。

一、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一种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

为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政策不被信任，那么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

二、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从农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国家，这种结构性社会问题催生出强大的中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规范。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市场信任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要从社会激励机制入手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许多欺诈和其他非法牟利的猖獗，其实正是“利出一孔”的经济和金融垄断造成的。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非常强，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这与传统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三、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已经充分说明，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就不再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无独有偶，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

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因此我国当前政府与社会信任危机事件态势可以概括为：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不断延展。

对于社会信任这方面，我们要国建新形势的社会信任。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对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改革。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而对于政府信任危机则有以下思路。1、加快构建中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步伐，通过政府转型促进政府信任关系的转型。2、不断提高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为地方政府信任的重建和巩固提供根本保障。3、不断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有效性，确保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打实政府信任关系的基础。4、加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有效避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负面特征和不当行为，最大限度的消除政府信任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s）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对于任?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桓鱿执?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shehui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来自:www.sMHaiDa.com 海 达范文网:陌生人的信任危机)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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