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车企

篇一：中国的大车 我们拉

中国的大车 我们拉

——621班 邢璐 “在暴风雨过后泥泞的道路上，中国这辆大车又开始前进了。有些人坐在车上抱怨车速太慢。我只想说：‘给我一根时代的纤绳吧，中国的大车，我们拉！’”这句话，是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生李光武在申请去新疆工作的报告上写的。

他写的多好啊——“中国的大车，我们拉。”反复回味咏诵他发自肺腑的话语，深感字字如雷，掷地有声。事实何尝不是如此呢？历尽千难万险、十年浩劫之后，中国这辆大车又开始前进了。暴风雨后坎坷的道路愈显得艰难，此时此刻，那些只会坐在车上抱怨车速太慢的人是何等卑鄙而自私啊！扪心自问，你们为这辆车添过多少力量，何曾为这辆车减轻过一丝重负？可悲呀，这样的人！

还是让我们正视一下严峻的现实吧！中国的大车，我们不拉，谁来拉？历史的重托，责无旁贷，这里不需要客气、礼节、无畏的争执和喋喋不休的讨论。试想：哪一个热血青年又甘愿坐在这辆车上空发议论呢？

要将中国的大车拉入世界强者之林并非易事，它需要智慧、毅力和勇气。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大中专毕业生只愿意分配在“天南海北”，而不愿去“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这些艰苦的地方。他们动辄提条件，摆要求，“将”国家、人民的“军”。他

们不清楚，只有新疆、西藏、兰州等地才有广袤的沙漠、沼泽、冰川，等着人们开拓发掘；只有这些地方才是有志者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他们更难理解“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的道理。

1950年春，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祖国张开温暖的怀抱迎接了这位“娃娃博士”，邓稼先沉浸在青春的欢乐和家族的幸福之中。但是，历史风云变幻，当时祖国正面临着核大国的威胁。邓稼先毅然接受去开拓祖国核事业的重任，离别妻儿，隐姓埋名，毅然走向大戈壁，为中国的国防事业进行着艰苦的科学攻关，为我国的两弹实验成功地铺平了道路。从此，他从物理学界的讲台上消失了。20多个春秋过后，头发里夹杂着大戈壁沙粒的邓稼先回来了，此时，他的妻子已年过花甲，而癌魔却早已注入了他的肌体。他临终前对妻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而无憾！”

1830年，波兰音乐家肖邦为了替祖国争光，决定到国外进行深造，临行前，他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朋友们赠送的满装着祖国泥土的银杯，他辗转到了维也纳、伦敦、巴黎等地，通过他的艺术，增进了西欧人民对当时正在受苦受难的波兰民族的同情和了解。可是，在不安定的生活里，他得了重病。1849年，他的姐姐从华沙赶来，陪着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天。临终前，他告诉姐姐，波兰反动政府是不会允许把他的遗体运回华沙的，他要求至少把他的心脏带回去。他的心脏按照他的遗愿被送回华

沙，它象征着肖邦对祖国强烈的爱。

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为了治沙改沙，在新疆与沙漠打了半辈子的交道，最后以身殉职被黄沙吞没，至今尸骨不明。被誉为“活着的罗健夫”的国营404厂工程师张国星，50年代毕业于浙江大学，家在秀丽的江南水乡，为了祖国的核工业，却在戈壁滩上奋战了20过年，染了一身重病，但仍要求今年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的儿子来到西北工作??。看了这些，不知那些向国家讨价还价的思想道德上的“低能儿”们又该作何感想？

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十分重要，把学到的知识当作逃避艰苦劳动的资本，看作攀登个人名利高峰的阶梯，这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是对自己崇高责任的亵渎。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13亿人的共同力量却是无限的。我们要用13亿根纤绳所产生的合力，把中国的大车拉向世界的前列。

给我一根时代的纤绳吧，中国的大车，让我们来拉！

篇二：国内车企待遇及准入条件

国内车企待遇及准入条件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汽车人才流动又进入了高潮期，各大车企全国到处彼此挖墙脚，在行内5年了，这些事情也见怪不怪了，本人挺喜欢参与一些面试，对自己进行全面的评估，此外这些年也结识了许多目前身在各车企的朋友，现将一些经历的面试单位情况和跳槽的见解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但愿可以给一些正在跳槽的同行们一些建议！

【关于跳槽】上次我给一个学弟回复关于待遇方面的事，我说跳槽之后待遇就上来了，他就质疑我说 都想着跳槽，什么心态！搞得我也无语，但是跳槽是个让待遇直升的好办法，论坛里的前辈就说跳槽能让自己的待遇提高50%以上，能力好的月薪2300变成10000都有，并不是很少的个例（别想着每个人都可以，你值不值得让猎头挖是你应该问问自己的）

还有也要记住的事，绝大多数人毕业就职的第一个公司并不是自己终身工作的地方。（调查经验） 本人小本毕业5年，一直混迹在乘用车设计的行当，这些年面试了不少单位，具体的税前待遇、面试内容如下：

首先谈下各个经常招人的一些车企的共性：相互不买账，总给人家一种若不是我缺人，我也不会要你的感觉，每每进行一些技术问题面试时候，喜欢驳斥他人。其实汽车设计对错很少，因为只要原则性不违背，只有好坏之说，但是这个好坏往往又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去定义的，所以从招聘这方面来说，反应了目前中国车企的普遍问题：浮躁！

一、 同捷：

在国内做的比较大的一个设计公司，实力方面不好评说，反正从我身边走的多数是一些1-2年工作经验的人，每年招聘相当频繁，门槛也不高，只要你想去，基本不会有障碍。由于多数人在外做项目，所以工作也挺忙，还得服从主机厂的要求，反正基本是个施工队的形式，组织的也快，解散的也快。三年工作经验时给我月薪4200元，五年工作经验时，给个项目分经历，月薪6000元，试用期80%工资。如去上海居住证自己办。他们每年都要来我所在的工作地挖墙脚，但我一直对设计公司不来电，所以我一向只把同捷当个评估机构，他们给的价位其实还是能反映自身的市面价值的！反正我觉得进去，十分容易，只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

（单曲丶信哲的补充：不知道这个公司还有没有，曾经炒的火热的中国最大的汽车设计公司，但是盈利能力非常差，名气也不好。）

二、 奇瑞：

如果说他是中国汽车黄埔军校的话，我想大家不会太反对，人员流失极快，人员流失遍布各个层面，上到海归总工，中到一些业务骨干，下到基层设计员，反正各有各的出路！国内各大车企十分喜欢奇瑞出来的，基本每年都会到芜湖去摆次摊子，带走些人。奇瑞研发系统待遇确实一般，工作三年也就是2500左右，工作五年也就是3000+300左右。另外奇瑞的管理据内部人士说常有些莫名其妙的举措，让人甚是不解，所以他们说在奇瑞发生什么都不意外！但是奇瑞的人在内部接受的磨练是相当到位、系统的，因为研发系统的人都是一条龙服务，此外也有很多国外的技术支持，所以提升的也快，接触的新东西也多，但是面广并不深，至少我接触的一些奇瑞人是这样，但是这些足够一些车企使用了，因为中国目前的车企设计人员多数是些半成品，想找高手力挽狂澜很难！奇瑞项目很多，所以缺人，所以准入的门槛也不高，因为受地域和待遇的限制一些混迹过主机厂的设计人员都不去，奇瑞的新人多数是一些没有汽车经验的人，不算太长培训周期后，大家各早出路，汽车黄

埔由此得名！如果奇瑞在合肥弄个研发中心，提高点待遇，规范下管理的话，我觉得大有前途！走内部推荐流程为宜，障碍不会很大，但进去坚持多久就要看你的忍受能力和抵抗由于的能力了！但是只要你用心学，出来的时候会比较抢手！

（补充：此时的奇瑞已经不是曾经的奇瑞了，多次听工作的学长前辈们提到奇瑞的技术发展现状，奇瑞是中国第一家正向研发汽车的自主品牌，正向研发作品：艾瑞泽7，本人也是深中此车的毒，实在是太好看了。另外有学长透露，奇瑞对本科的待遇全面提升，4000月薪大概，当然对于学生的门槛也高了）

三、 江淮：

一个老国企，虽然是乘用车的新军，但是有种没落贵族的感觉！以前很少社招，应届生都得是211之类，现在想必是由于乘用车上了正规，大批缺人，开始社招了！他们不同于奇瑞，去那里的必须是主机厂出来的，于是奇瑞就此成了他们最好的下手对象，如果说技术实力，江淮绝对不如奇瑞，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借助设计公司，车子也比较低端，做的也是些起步技术，我一从奇瑞过去的兄弟，给我开玩笑说限制发挥，车子太低档！哈哈，或许吧，毕竟刚起步！如果江淮能够借助合肥的地理优势，去除老国企的一些不良习惯，把握好待遇，绝对可以吸引一批入门级上升期的人才加盟的，这些足够他们摆脱设计公司了！江淮待遇说五年工作经验的大概6-7万年薪，但是他们奖金在工资结构里占很大比重，所以能否拿到这个数真说不好，由于安徽整体的工资水平一般，他们的许诺也只是许诺，是真是假只能到里面看！但是他们的福利待遇挺好，逢年过节该有的都有，房子也有补贴！老国企肯定有些弊端，如果心态沉稳的些老鸟，进去或许是个好选择！反正吧，我觉得奇瑞今天遇到的问题，江淮将来也会遇到。他们或许比奇瑞有底蕴，但是未必比奇瑞接受新事物能力强。

反正现在给奇瑞我能打75分，江淮也就65分吧！门槛不高，面试组织、流程比较搞笑，很不主流！只要你有个两年主机厂经验，学历本科，录取你问题不大！

（补充，工资的多少不能只看数目，论坛里有人说自己工作7年，目前17万年薪，觉得有点少，底下不少吐槽，楼主解释说自己在上海，看起来工资数据不错，但是每年剩不了多少钱去花，生活成本高。在合肥这样的城市，3000月薪活的就挺舒服了，我在上海玩的时候住在亲戚家，出去玩一天坐在地铁上算算钱花了多少一个人两个人基本花了800，物价真心受不起）

上汽技术中心：

做荣威品牌的，里面的高人不少，很多都是从泛亚、大众来的，整体说技术能力应该是有的！但是由于近些年来的品牌规模的扩张，外来人员也很多，应届生进去多数是些名校汽车专业的学生，社招的三年工作经验是底线。缺人时候他们也会全国巡回招聘，巡回招聘时候面试流程简单些，我参加过他们上海本部的招聘，第一次去画图、老外口语、高级经理专业面试、总监专业面试，第二次HR面谈，笔试英语，第三次薪资确认、体检！他们的名额限制挺严，没名额的时候进去很难！总体来说上汽应该在国内算个比较正规的企业，薪资各方面也算比较优越的，一般五年工作经验待遇是10W，实际到手也能在8W左右，这个8W基本包含所有的东西了，月薪很稳定基本就是4000左右，随着将来社保增多是月薪递减，季度奖按时发放每季度5000左右，年终2W的考核标准，居住证之类公司统一办理。当然了，去了这里再上海安家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多挣些钱，将来还要再做打算，但是上汽的名号是一个潜在的资本。那些孤家寡人志在拼搏的小老鸟们可以去那里闯下，有益无害！好歹上汽是个大企业，人文环境，机制总体应该好些，但是期望一切符合自己的心意，估计不可能！内推流程为宜，毕竟渴望进上汽的还是不少的！

（目前上汽的待遇挺好的，有吧友在上海通用泛亚汽车实习，也介绍了工资待遇：

上海大众工资一般是8000X18上海通用泛亚工资一般是6000X17，当然后面乘多少要看当年绩效的！购车一般员工基本是7.5折，每月油费补贴有2000多吧 ）

x18是发18个月的工资，传说泛亚效益好的一年发的是双薪。

长安：

国内较大的一个汽车集团，待遇也一般，长安上海院，三年经验，年薪5.5W，重庆本部三年经验，年薪4.5W吧！一个长期缺人，招人的企业，只要网投即可，一般会给你个网上测评，接着去面试，还让你做个笔试，不过这个笔试极其简单，只要是个入门级的掌握些基础知识都不会难倒！反正我对这不来电，名号虽大，但是重庆我不去，上海也可以找到更好的没必要去这个地方！

北汽：

新生力量，卷走了不少各个车企的大佬级人物，待遇可以跟上汽一拼，不过据说内部不是十分和谐，周六得上班，还时常加班，与首都的名号不太相符！五年工作经验可以给9.5W，社保遵循北京统一标准。反正我觉得能去北汽的人基本也可以去上汽，若没有太多的各人理由不防南下东方明珠，内推为宜，因为这个待遇还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网投的人太多。

广汽：

这两年广汽风风火火，大肆招兵买马，三年主机厂经验是准入证，四年工作经验待遇基本就是年薪

篇三：为什么当冤大头的,很多是中国企业？

为什么当冤大头的，很多是中国企业？

2016年01月15日10:49 新闻专栏 作者：牛弹琴

成功的海外投资都是相似的，但赔本的买卖各个各的赔本之道！

1月12日，万达在北京宣布，以35亿美元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这被认为是迄今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最大一桩文化并购。传奇影业，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它出产的《蝙蝠侠》系列、《盗梦空间》、《侏罗纪世界》、《环太平洋》等，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万达的大手笔，其实也是中国近几年对外投资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市场：劳务输出，并购企业，建设工程……其中，中海油并购尼克森、联想拿下IBM笔记本，以及万达接连并购AMC、传奇影业的跨国并购事件，震撼世界市场，让西方人感到：现在的中企，确实已非“吴下阿蒙”了。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成果丰硕，但失败的案例也不少，一些企业交付了昂贵的学费，有的更为此面临生存危机，还有一些中国工人，将生命永远留在异国他乡。

为什么总是中国企业当冤大头？有些源于异国他乡的不可抗力，但有些则是中企自身的疏忽、误判乃至蛮干，很多时候的巨大损失真是让人痛心。牛弹琴(微信：bullpiano)总结了六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或许值得我们的中国企业在跨出门前，好好对照思考一下。 问题一：只顾当前政治红利，不看日后政治麻烦

比如，东南亚的缅甸，一度被西方认为是中国的小兄弟。这样的国家，总该是安全的投资地了吧。在该国招商引资政策激励下，很多中国企业兴冲冲来到缅甸，其中就包括中国的电力投资集团。

至少在刚开始几年，中电投还是很兴奋的，该公司获得了一个巨额的密松水电开发合同。一旦开发完成，中电投自然收益不菲，对缅甸当地来说，也是一个摇钱树工程——程既可提供巨额电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可向中国出口电力，换取大量外汇，可谓一举多得。 但人算不如天算，随着缅甸国内局势的改变，一度依靠中国的小兄弟，开始主动疏远了与中国的关系，一些民众更将中国的工程，视作侵犯缅甸人利益。中国企业在环保方面的瑕疵，更是被无限放大。在各方压力下，缅甸政府随即叫停了该水电站项目。中国企业为此蒙受巨额损失，到目前为止，前期投资损失至少是数十亿人民币。类似情况还发生在亚非拉多个国家。

问题二：超低报价抢单，超大损失必然

在波兰， 中铁公司2009年中标了一个价值4.72亿美元的高速公路项目。但这个价格实际还不到波兰政府预算的一半，当时很多欧洲的的竞争对手当时还很不服，一度指控中国公司“低价倾销”。当然，这么低价拿单，中国公司也有其小算盘，一则对自身建设能力有自信，认为可以有效压缩成本；二则着眼长远，先在波兰树立口碑，少赚钱乃至不不赚钱，然后可拓展整个欧洲市场。

但施工一展开，中国企业完全掉入了陷阱，因为不仅不能赚钱，而且要赔很多钱。国外情况与国内工程也很不同，在国内，一些企业往往低价中标，然后逼迫要献礼的当地政府加钱赶进度，但这种钓鱼工程，对波兰完全失效。

为按期完工，中铁公司成本急剧上升。资金不到位一度拖欠了当地分包商费用，又导致后者抗议几乎闹出外交纠纷。最后，无法承担天价亏损的中铁，黯然退出波兰市场，并面临

巨额赔偿诉讼。原本想立的形象工程，最后成了烂尾工程，中铁在波兰名声扫地，作为池鱼之殃，多个中国与波兰投资项目一度被搁置。

当年，当财经记者时的采访照片

问题三，视环保如儿戏，多花钱买教训

还是以中铁波兰工程为例，开支不断增大，也同该公司在环保问题上的疏忽有关。在工程施工路段，有多种珍稀两栖动物，根据规定，必须在这些蛙类冬眠前将其迁移。中铁公司刚开始不在意，但事到临头只能停工两周，将珍稀蛙类搬到安全地带。这又造成了额外的损失。

应该说，中铁在环保问题上还是颇有建树的，但经验不足、大意心态，让成本攀不断升。这种对环保的轻视，其实远远不止中铁一家。有些国企业延续国内的粗放做法，在施工过程中不能严格遵循当地环保法律，由此埋下诸多隐患，既极大损害了公司乃至中国企业和国家的形象，有时还面临巨额罚款乃至整个工程得不偿失。

问题四：入乡不问禁，麻烦难撇清

在沙特， 中铁建2009年揽得一大型工程——100多亿人民币的铁路项目，这是沙特首条轻轨，这也得到了中沙两国高层的支持。工程建设工期22个月，时间紧迫，任务繁重，中铁建开始抓紧时间埋头干。

但沙特的风俗，却给施工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企业海外施工，像蜜蜂一样勤劳的中国工人，是一大法宝。但在沙特，工程很多区域禁止非穆斯林进入。中铁建不得不更改原先计划，在国内招聘穆斯林工人赴中东。

为按期完成项目，中铁建还不得不租用当地器械，当时正值沙特施工热潮期，设备租价昂贵，中铁建成本大幅攀升。2010年，中铁建宣布，该工程预计亏损将达到41.53亿元，也就是说，该公司2009年辛辛苦苦获得所有利润的三分之二，都亏在了沙特一个工程上。中国人亏钱帮沙特做工程，想想也挺别扭的！

问题五，裁员要审慎，工会非花瓶

在韩国，上汽集团2004年花5亿美元收购了韩国第五大车企双龙公司的48.92%的股权，后上汽又多次增资扩股，从而成为双龙最大股东。为扭转双龙亏损的状况，上汽一度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希望裁减冗员。

但上汽此举遭到了韩国工会的强烈反对，工人持续举行罢工，上汽派驻公司的管理人员也被抗议工人打得落荒而逃；而且，工会还指控上汽盗窃双龙的技术，由此上汽在韩国舆论中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当然，韩国人对中国老板的异样心态，也是激化因素之一。

最终，上汽不得不退出双龙，约40亿人民币的投资全打了水漂。后来，双龙被印度公司收购，现在正准备进军中国市场，但这都与上汽没任何关系了。

问题六，拍脑袋拿项目，必然冤大头

澳大利亚，矿业大国，引众多中企纷至沓来。2008年，中钢集团出价约14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98.52%的股权。如此大手笔，当时赢得掌声一片。但3年后，中钢集团的澳洲开发陷入困境，当初的大胆并购被证明完全是拍脑袋决策。

分析原因，其实也很可笑，当初并购时，中钢集团认为该矿储藏以赤铁矿、红矿居多，但开发后才发现很多是更次的磁铁矿，提炼成本增加，收益自然下降；而且，中钢运矿的港口，则掌握在竞争对手必和必拓和力拓手中，让竞争对手帮助中钢运矿，中钢也想得太美了。

而且，大宗商品价格也有周期，在巅峰时头脑发热高价拿矿，价格暴跌后，投资自然大幅缩水。中钢的教训，在今天的非洲、拉美等地也屡见不鲜。

世界很大，中国企业优势明显，自当大有可为；但必须也要看到，世界也很复杂，中国企业不能光有胆大，更须谨慎绸缪！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势必有更多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希望他们在“一带一路”过程中，走得更稳健，被坑的次数，少些，再少些！

篇四：上汽利润不足丰田四分之一 国内车企严重依赖合资公司

对比大众、丰田2014财年数据发现，虽然大众销售收入超过丰田，但大众税后利润却少于丰田净利润

■本报见习记者 刘斯会

2015年过去了近半年，各大跨国车企纷纷披露了各自2014财年的业绩报告。

根据公开数据统计的2014年汽车企业全球销量排行榜显示，丰田汽车企业（以下简称：丰田）以1023多万辆的微弱优势、再压大众集团（以下简称：大众）获得全球的销量冠军。 对比二者财报数据发现，2014财年虽然大众销售收入超过丰田，但大众税后的利润却落后丰田2014财年净利润不少。

思略特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副总裁彭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众旗下均价高的豪车较多，因此大众与丰田在销量差不多的情况下，大众的销售收入会较高，但由于大众运营费用、工程费用和制造费用同时也高企，导致其在净利润方面不如成本控制较好的丰田。

而对于未来大众能否也在收益率方面赶超丰田，彭波只用了一个“难”字来回复记者。

此外，记者对比中国几大车企2014年财务数据发现，虽然包括上汽集团、东风汽车集团及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在销量和利润上实现了较大增长，

但国内大部分车企净利润的增长依赖合资公司。其中，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二者营业收入合计占上汽集团营业收入超六成。

本田净利润不足丰田四分之一

公开资料显示，丰田发布的2014年4月份至2015年3月份丰田集团联合财务报表显示 (日本的财政年度为前一年4月份到次年3月份)，2014财年丰田实现了销售额为27234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94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42 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90亿元)，同比增长6%；营业利润为2750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4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58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35亿元)，同比增长20%；净利润为2173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1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50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9亿元)，同比增长19%。

再看大众，受益于旗下奥迪、保时捷品牌的强势表现，大众2014年的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127亿欧元(折合人民币890.9亿元)，较2013财年提升了8.8%。大众2014财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2025亿欧元（折合人民币14205.6亿元），较2013年提升了2.8%，其营业利润率也从2013年的5.9%上升至2014年的6.3%。大众的税后利润达到了111亿欧元(折合人民币778.7亿元)。

从上述数据看出，虽然在销售收入方面，大众2014财年14205.6亿元大于丰田2014财年13949亿元，但在净利润方面大众显然还不及丰田。

知名汽车专家张志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丰田集团各个品牌公司的收益率相比来说确实比大众要高。

值得注意的是，除丰田和大众外，另一家汽车企业本田汽车2014年度全球实际销量为436.4万辆，同比增长幅度为4.9%，这一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汽车销量全球第一的丰田汽车（2014年丰田销量同比增长为3%），但销量的增速却并未带来利润的大幅增长，根据本田发布的2014财年财务报告显示，2014财年本田营业利润为65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3亿元），同比减少13.1%，净利润则为5227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67亿元），同比减少8.9%，净利润不足丰田的四分之一，而这也是本田近三年来净利润首次下降。

国内车企利润依赖合资公司

而相比跨国车企披露的业绩情况，中国比较大的汽车集团如上汽集团、东风集团、长安汽车等利润情况又如何呢？目前各汽车上市公司发布的业绩情况显示，国内大部分车企净利润的增长依赖合资公司。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公开资料发现，2014年全年，上汽集团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4%，为6300亿元，实现净利润同比增12.8%，约为280亿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汽集团为中国车企中最赚钱车企，但相比丰田1113亿元的净利润额，上汽集团的280亿元显得相对“小家子气”，仅为丰田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上汽集团的净利润增长如此之快主要依赖于旗下合资品牌。根据上汽集团公告显示，旗下合资公司上海通用2014年净利润达到17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8.4%。

在上汽集团旗下的合资公司中，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去年二者的营业收入占据了整个集团营业收入六成以上份额。根据上汽集团2014年年报显示，上海大众去年营业总收入为

2261.9亿元；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1673.35亿元，二者营业收入合计为3935.25亿元，在上汽集团营业收入中占比达到62.46%。

此外，2014年上海大众销量为173万辆，上海通用销量为172万辆，上汽通用五菱销量为159万辆，仅这三家合资公司的销量就占据上汽集团2014年销量的89.6%。

另外一家汽车公司东风集团，按比例合并法核算，2014年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952.11亿元，同比增长21.1%；2014年公司按照比例合并可比口径统计的是128个亿元的净利润，其中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贡献了62亿元，神龙汽车公司贡献了将近17亿元，加上销售公司，神龙公司可比口径是24亿元，东风本田汽车公司是21亿元，本田发动机公司是6亿元，商用车公司是9.8亿元。

长安汽车2014年净利润为75.61亿元，同比增幅达到124.46%。而长安汽车净利润的爆发式增长主要来源于旗下合资公司长安福特的利润贡献。根据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合资企业长安福特翼虎、新蒙迪欧等销量同比大增，投资收益大幅增加致使公司报告期业绩大幅度增长。

篇五：『经济论坛』 [经济杂谈]回复何总“为什么中国难以出现巨型农业企业？”小马大车走人寰(转载)

[经济杂谈]回复何总“为什么中国难以出现巨型农业企业？”小马大车走人寰(转载人类历史上，贸易催生除了企业，也推动了工业化的出现。自从人类进入了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化之后，生产领域的产业就开始出现分化，而这一分化导致社会价值链、利益链的重新分配。从能量的角度，相比较而言，农业是一门对“现时太阳能合成物”进行发展的事业（畜牧业作为农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现时太阳能进行储蓄的第一个方式，但依然是现时太阳能合成物的一种，时效有限），而工业是一门对“积蓄太阳能转化物”进行开发的事业。这就基本框定了农业的局限性，即难以“有效积累”——这种积累，不仅仅包括了能量的积累，还导致了人类生活方式中所需“鲜活食品”与“碳水化合物等”之间在积累、发展方式上的差异。在一只饥饿的狮子眼里，人类也属于“鲜活食品”，而非某种化合物。

工业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型的作业方式“企业化”，并使得这一企业化更加效率化。而且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前，工业型取代了贸易型的作业方式成为“企业”的主流。

此时，企业的作业模式是“资本+技术+生产劳动+销售”（售后可以视为服务，属于第三产业）。工业化是技术的产品化，它使得（一）产品能够批量化生产，摆脱了农业/手工业对气候、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天然不确定性的依赖。（二）市场借助于远途运输/贸易而大大扩大，从而使得资本的收益较之农业而大幅度提升。从资本的角度，作为“企业”，其价值导向无疑是商业利益最大化。如果出现了一种比农业经济更高回报的产业领域，资本会立即从低回报的领域溢出、转向这一领域猬集——这是资本的本能，也是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体现。资本的聚集，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大，成为“巨型企业”。而农业则很快就成为了资本干渴、皲裂的凹陷地。

遗憾的是，截止今天，机器依然不能生产出人类生存的所依赖的农产品——也就是“食品”，换言之，也就是人类还无法大规模、有效利用“现时太阳能”。这样的话，农业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基础产业。对于人类而言，即便是全部的工业消亡，人类还可以依赖农业存活。而没有了农业，人类只能拿硬币当饼干啃了。而资本的逐利性驱使着农业撂荒的产生（比如19世纪末的英国），从而潜在地危害着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安全性。

政府无力消除资本的逐利性，因为这意味着市场经济正义体系的崩溃，但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具有调节权。于是自20世纪初叶，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将工业剩余价值为农业提供补贴。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各国为了防止本国农业经济与农业社会的崩溃，纷纷效仿这一政策，以保证本国经济结构的完整性。在经济学上，凯恩斯主义（及其衍生主义）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让人信心满满。“工业反哺农业”成为了政府农业政策的基石。 有了钱，农业这个资本凹地很快就能养活鱼群了。在政府补贴到来之前，大大小小包涵农业社会关系的农庄依然是农业发展的主要载体。资本的介入使得资本用企业化的模式来开发农业，以期在这一产业中培养出“巨型企业”，得到足够的资本回报。在这些企业发展农业的过程中，除了对“现时太阳能”的能量暂时还暂不可控外，它们对农业中的所有要素——这些要素包括了土地、水利、温度（发酵温度）、病虫害、种植环境、种子等——进行工业化改造，手段包括了人工强制杂交、物理、化学、遗传/分子生物学、气候学，等等。这些手段都是通过“技术+工业产品”的方式实现的。于是，我们得到了所谓样本型的“现代农业产业”。当资本向现代农业聚集之时，农业的“巨型企业”油然而生（为键入方便计，我们可以简称其为“巨农企业”），不用培养、不用催生。“巨农企业”一般包括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效率密集（而非劳动力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企业我们可以称其为“庞大企业”）、贸易与服务的密集，以及市场战略的针对性和市场行为的高效率等这些特征。而反过来，从价值链的角度上来看，这些是工业资本（直接或间接）瓜分农业应有市场价值的手段。

依据人工对天然动/植物的影响手段（即农业技术），农业就被分解成了天然农业（驯化与杂交）、工业化农业（物理与化学手段）、生物化农业（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种源农业四大类别。通过对现有巨农企业的资产特征和市场行为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巨农企业（乃至现代农业发达的国家）通过天然农业承担其在所在社会环境中的农业职能（养活本国人），工业化农业和生物化农业则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农产品占据市场，完成不同国别间的农业产业竞争，而种源农业则保证着农产品依然是“食品”（或食用品），以及应对不同种/养殖环境下新品种/新产品的来源。在现在的巨农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工业化农业/生物化农业用于量的竞争，保证自己对资本的亲和力，而天然农业/种源农业用于质的竞争，塑造自己的市场形象和技术的优势。二个不同的取向，形成了“扎紧二头、鼓足中间”的态势。这是什么战略？是“包饺子”战略，也就是产业链最长化、价值链最大化战略——这就是巨农企业存在的方式。

现代农业通过财政补贴和企业化工程（包括工业技术、企业化组织与分配模式），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商品的“粮食”——廉价了，无情地打击了没有享受财政补贴和企业化工程的天然农业。我们不用费神去计算这一补贴比例高低差异带来的效用异同。在这一进程中，具有绝佳的农业发展条件、20世纪初人均财富水平居世界第八的阿根廷快速地衰败下去了，因为它工业基础薄弱，无力提供充足的财政补贴，农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产品价格上）快速下降，现今已经沦落为了（不接受农产品救济的）“落后国家”和“农业待发展国家”。美国也为农业提供了巨额的补贴，但美国人不承认，因为“什么是补贴”是由美国人定义的，他们已经将直接补贴转变成了隐蔽的间接补贴（间接补贴需要靠技术的先进性做支撑，通过技术资本化的路径进行传递。而落后国家不能掌握这样的技术，更无从资本化，又要参与“国际化”的市场竞争，就只好采取直接补贴的方式，于是遭到发达国家的围剿），否则美国的农业也未必会比阿根廷强。从这个角度来看，巨农企业间的竞争，乃至国家级的农业产业竞争，不是农产品本身的竞争，而是竞争体之间财富对农业投入之间的竞争，简白地说，它就是财富竞争。

“补贴+企业化工程”就解决了农业的问题吗？没有。农业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因此，它也就具备的强烈的社会性，包括职能与分担——任何产业都有其社会承担——包括食品、初级原材料的供应和社会就业。前二者都很好理解和解决，而社会就业就非常复杂了。“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格尔茨，1963）是现代农业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表现为过分的投入而没有换得应有的产出，边际报酬递减。但换一个角度看，它却安置了大量社会劳动力，消弭了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使得社会（或政权）不至于在产业转型期内走向内部撕裂而崩溃。中国在20世纪50－80年代就曾用6个农业人口来支撑1个城市人口，用强制商品“剪刀差”来削减农业的低边际报酬，推进工业的发展——尽管这种方式的效用很低，但它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却是后续30年工业经济腾飞的基础。同时，开阔的农业还是很多人心灵的家园，包括曼哈顿高楼里数钱的会计。因为农业状态是人适合的生活状态。换言之，人类的生物进化还没有赶上自己产业进步的进程。后者将人类赶进了混凝土的森林中，而实际上人类的物种本性还遗留在田野的微风里。

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状态呢？这有多个比较的路径。我的初步列举为：（一）横向比较，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与其他国家农业水平的比较。这个比较包括但不限于：农业生产效率（这有多个/多种指标。比如以货币为标准，就包括农业资本收益率、农业人口人均产值、农业人口收入水平、农业劳动力资产占有量、消耗工业产品/设备的水平等，以及以量为标准，包括农业人口人均产量、亩均产量等）、食品总量、粮食产量、粮食自给率、食品结构的合理化水平，等等。（二）产业纵向比较，就是在一个国家内的不同行业中，各个产业资产总量、人均劳动力占有量、行业资本收益率排名、人均产值排名、人均收入排名、资本吸引就业的能力，等等，以及在国家综合实力比较中，农业占有的权重。（三）自然禀赋与基础设施的比较。本来这一要素并没有比较的意义，但在市场上人人都在计算着产品与价格的“合理匹配”关系的时候，那么你就无法逃脱这一比较。自然禀赋的比较其实就是农业气候特性、水文地质、（原生）生物多样性的比较，这是先天的，后天的则包括了农业立地条件（包括农田/牧场/水域等）的比较，这是需要通过投入进行生产环境整治。

——还有很多可用于比较的角度和立场，不一而足。我只提供这些线索，我不会去比较——这过于学术化了。在这里，只谈一谈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劳动组织，因为这是人努力而形成“发展”的路径。

中国企业化生产的农业在整个农业中占有的权重，以产值指数计，假如美国是1.0，中国大概在0.2（估值），甚至更低。这里所说的企业，不是指要注册登基成为了“企业法人”的组织机构就是企业，而是按照企业化的模式进行规划、生产、存储/加工与销售一切农业参与主体，家庭农庄按照这个路径发展，也可以视为是企业。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农区的教育资源匮乏），虽然其生产活动中也有自己的规划、生产、存储/加工与销售的行为，但他们的行为更多地是建立在自有经验和从众心理上的，因此表现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在整体上缺乏规划性和预见性，对环境、市场和产业结构变化的信息综合处理能力太低。分散的农业主体让农民失去了农产品定价权，形成了邻里之间“窝里斗”的价格竞争。与美国不同，在荷兰、新西兰这样的分散型的农业国家，微型农业企业（农庄）众多，他们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形成强有力的“农会”（或行业协会），参与市场博弈，确保农业的边际收益不低于整体经济的平均水平。而中国非官办、松散型的“农会”则非常稀少，显得形单影只，它们或许能够减少农民的一部分经营成本，但它们既缺乏对农民的组织能力，又缺乏市场研判应对能力，更缺乏与政府、其他产业的博弈能力，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发展萎靡。概括而言，作为一个弱势产业，中国的基层农业作业形态依然处于无组织的状态。

如此分散的农业生产结构，承担着如此厚重的国家战略，“小马大车走人寰”，于是自然就引发出了何总关于中国需要“巨型农业企业”的呼吁——中国也有很多农业企业，但绝大多数都属于“庞大企业”，因此，何总呼吁的其实是“高效农业”。

何总关注的是“巨农企业”，那么本文只能以企业、产业与经济行为的动机和经济政策进行分析。

——这样的分析仅只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是不够的。在我看来，世界上本无独立的“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政治决定了利益分配的规制，经济只是对利益分配进行计量和结算。而当经济活动频繁之后，这一门学问似乎就“独立”起来了，“衣服也能撑起人形”。在今天，经济学更多的是为利益而呼吁、或者为政治分配利益做阐释——它是一门现象解释学，因此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行当的从业人员中，讲座收入远高过其他收入——这是题外话。

按照上述逻辑，所谓“巨农企业”——和其他产业的巨型企业一样——不是经济学的成果，而是政治决定利益格局的成果。企业（企业家）是通过对政策的合法利用而整合资源，使之效率提高，从而集聚了剩余价值和资本，进而扩大其营运外延，形成了“巨型企业”。所谓“巨农企业”形成的路径，也不外乎如此。

那么，我们可以从生产要素所对应的产业配套政策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的现实是：

（一）农业立地条件。既然土地国有，那么土地的整治义务属于政府还是土地承包者个人？当然是前者，让租客修房子——比如让土地承包人到戈壁上去种水稻——当然没有人去做。政府在土地整治、水利资源的投入应该也不少，但效率低下却是有目共睹的现实。这是执行力的问题吗？不仅仅是。这是政府如何把握个人利益驱动的问题。作为反例，从1787年《西北准州地区条例》起算，到1860年，美国以“土地私有”为诱饵，短短70余年间，就将其中西部地区的荒原建成了世界第一大粮仓，形成了200年的农业优势（这是结果），为后续美国巨农企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而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根本没有投入（此时的美国政府，不论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自己都在节衣缩食。而那个时候还没有凯恩斯主义）。这是“美国奇迹”吗？不是，这是政府对冒险的私欲膨胀的利用。在这个血腥的过程中，印第安人在火药枪和天花（印第安人对天花缺乏免疫力，而欧洲人在扩张的路上并没有及时将种痘防疫技术转播给印第安人）的双重威逼下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几乎灭种。而现在中国的农民（农企）对土地的投入没有热情，优质农业用地正在萎缩，而农民（农企）都没有扩张优质土地的冲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哪里来的农业发达？

（二）商品价格“剪刀差”。虽然中国早已通过开放市场、放弃了名义上的“计划价格双轨制”，商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性因素已经消失，但产业性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业内部的过渡竞争、以及发展中对其他产业的依赖，导致了整个产业在与其他产业的博弈中失去了定价权，使得农产品的附加值始终被压制在最小边际收益附近。这迫使优质农业资源（比如资本、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品）被挤出农业，成为工业及其他产业降低成本、牟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产业的短期性行为。只要农业不消亡，农业产业的短期行为是由其产业政策决定，而不是产业自身的短视。今天的中国农业，其主要的生产领域，集中在天然农业和工业化农业二大领域，而其中，工业化农业疯狂地挤压着天然农业的空间（中国的生物化农业还不发达，否则生物农业将迅速霸占农业的主导地位）。这种行为得到了政策的鼓励。这是生存驱使，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农产品自给率依然很低，安全边界太低。在没有盈余的情况下，积累率就难以提高。而农民（农企）的表现为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攫取短期利益，以期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参与城市的竞争，并享有城市带来的福利。其结果是大量应用对长期生态环境有危害的工业产品、并投入到生产当中，导致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品质的下降，自行堕落到商品数量/价格的恶性竞争之中，导致边际效益不断递减。但产量的上升却符合国家的粮食政策。因此在这一大环境及产业发展趋势下，从中、长期来看，农业的“投入产出效费比”难以指望有较好的表现。简白地说，中国整体农业的“水太浅”。

（四）为了养活农业的“大鱼”，就必须向农业“注水”，也就是加大财政补贴。补贴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提高农业效率，而不是纾缓企业财务困难。美国实行的是“社会补贴制”（如此，将补贴消于无形），即政府+非政府组织通过对农业技术（尤其是顶层技术）进行高额的投入和补贴，并通过资本冲动使得这一技术产业－资本化，从而提高农业效率，强化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保障了农业达到合适的边际收益水平，养活了“大鱼”。但中国的农业补贴对此是倒置的，因此养活了很多靠补贴吃饭、甚至发财的农业企业，而农业效率却未见提高。如此，补贴哺育出来的是农业“庞大企业”，而断非“巨型企业”。

中国政府对农业技术的投入少吗？按照现有的人均GDP水平，直接投入应该说不少（但间接投入不多也是事实）。中国的农业科技成果少吗？也不少。那为什么这些科技投入的成果难以转化成为农业的生产力呢？答案是：我们在其中

缺乏一个环节，即资本冲动。只要看看掌握这些技术的大学（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的状态就知道了。在中国，大学教授/研究员们享有良好的待遇，并具有稳定性。在充分分享课题经费（政府投入）的同时，他们还可以通过讲课、担任顾问和担任企业职务（兼职）的方式获取额外的收入，有了教职这个保障，他们的所有非教职牟利行为都是额外的“花红”。在这种状态下，资本冲动对他们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因此，中国研究领域的“稳定性”打断了这一发展链条。而截至今天，中国政府对院校们依然宠惠有加，还不敢对教职采取断然的市场竞争模式——除非教育机构能够“独立”（非行政化）。

没有技术的引领，只有资本和财政补贴外加廉价农业劳动力的“会师”，我们能培养出巨农企业吗？

（五）中国农企的状态。在中国，农企有二种存在状态，一种是国有农企，比如建设兵团，它们更接近与政府屯军状态，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与普通农民（或农庄）已没有大的差异，只是人均资产占有量较高而以（而国家承担了资产减值），因此它们是已经成型的“庞大企业”。另一种是多种经济成分组合起来的商业企业。我们主要谈后一种，它们也许是何总期望的“巨型农业企业”的雏苗。

在中国设立农业企业、发展农业事业，首先面临的不是外来国际农产品的竞争，而是与当地农民的竞争。从资本的角度而言，农民没有机会成本，而资本有。农民的一把锄头可以用20年，而农企的联合收割机用到8年就大多报废了（维护成本高于重置成本）。因此，在农企应用的先进农业技术有限、技术优势无以覆盖机会成本的情况下，农企与农民的竞争——至少在种植/养殖领域——无疑将处于劣势地位。于是，农企大多转向“企业+农户”模式，用（不牢靠的）订单模式将第一线的农业生产转给农民/农工（这当然也包括了将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风险转嫁出去了），让农民继续进行低层次的竞争，自己则转向了农业加工和农产品市场销售领域。“订单农业”也许是一个动人的词汇，?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鹩辛朔崽铩熬嫔蹦Ｊ降囊馕叮チ伺┮档谝幌呱呐┢螅庵制笠涤Ω枚ㄐ晕ひ灯笠祷故桥┮灯笠的兀空庵制笠祷够嵯蚺┮瞪龈蟮耐度肼穑扛窳拥氖牵庋呐┢笸芽刈×伺┮挡固姆⒎牛耘┮挡固薪亓簦沟貌固男в么优┮瞪幸莩隽耍案粞ドρ鳌本褪墙袢罩泄┮挡固慕峋帧?/p>

（六）农产品的市场组建及其稳定机制。农业投资风险大，主要原因是“靠天吃饭”，日照、降水/水资源、气温的变动以及极端气候的发生，都对农业生产具有巨大的影响。于是“丰年”与“欠年”无序地交替，从而导致了农产品产量与供给的波动，价格也就变幻莫测。另一方面，当通货不稳定时，价格转递信息扭曲（或滞后），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不适配，从而造成农业绵薄的利润化为乌有（在当今的经济生活当中，由于农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权重不断下降，通货的稳定性绝对不是农业决定的，而农产品价格却在CPI中占有巨大的权重，影响下一步货币政策的走向。这真是一场被扭曲悲哀，我们看到的货币政策的制定机制居然是“刻舟求剑”版本的，而且全球如此）。为此，如何调整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减少价格波动，应该是政府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平准制度”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均输平准”，见《盐铁论－本议》）。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万能的政府承担了“平籴”的职能，它所依托的是“太仓”。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这一职能被称呼为“做市商”，它所依托的是公开市场。而目前在中国，农产品市场的职能依然很不健全，这种不健全不仅仅是农产品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上，而是农产品交易信息的真实、及时、准确的发布和利用上。没有这些信息，谁会来做这个瞎子摸象的“做市商”呢？

更进一步，今天的“做市商”是纯粹的农业企业吗？当然不是，只有农企——尤其是巨农企业——与对冲资本“合作”，才会做这样的“农业生意”。在社会意义上，农业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才能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当然，我也不怀疑巨农企业与对冲资本的勾搭成奸）。金融资本在此应该进行广义的理解，包括产业资本、财务资本和银行信贷、各色证券，等等。而在企业层面，这一结合才是催生巨农企业的“助产士”。

（七）农业的社会承担。中国有14亿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8%（2012）。换言之，低效的中国农业承担了7亿人口的生老病死。如果农企去农业生产的一线，将农民转化为“农工”，使得农企去承担其中一部分的社会职能，那么我敢肯定，这样的农企连年都过不了。没有“农工”的农企能做成巨农企业吗？如果是，那精英们坐在窗明几净的OFFICE里敲着鼠标地里就能获得丰收了——这也许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中国政府正在将社会保障覆盖到农村去，而且还将继续这一步伐。但农村社会保障与城市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异，依然将长期存在。而资本收益率却没有城市与乡村之分，你叫投资人情何以堪？

关于“为什么”的原因我都勉力列出来了，也许看客已经从中有结果了。再往下已属赘笔，就此作结。

即兴作答，未作深究。以资一乐耳

望波

2012-10-17，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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