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大革命的起源

篇一：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

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各种人士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人们纷纷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将他亲手建立的党和政权“打倒”？为什么要“打倒”与他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

在“文革”十年期间，除去仇视中国的人提出各种污蔑性原因外，一般中国问题学者也都同意中国当时的解释。但在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外国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了各种新的解释，美国怀特三世1989年在《混乱的政策》一书中认为，各学者提出的解释都是表层的原因。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其“暴烈性”与“普遍性”。应该研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参加这场“革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对同阶级的人那样“暴烈”，否则不足以解释“文化大革命”。

外国学者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１、“文化大革命”是追求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的结果。

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多为比较“左”倾的，而且发表这种意见的时间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理查德&8231;费理察在《追求纯洁：毛的文化革命》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

1969年11～12月）中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毛的意图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实行统治的上层建筑。” 威兼&8231;欣顿1972年在《中国的转折点：论文化革命》一文中称“这些政策将会改变人民，直至社会阶级不存在为止。”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1972年在《中国在人民共和国里》一书中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平等、共享财富、中国的独立，并将革命的火炬无代沟地传下去。” 利奥&8231;休伯曼与保罗&8231;斯威齐1967年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一书中称，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多克&8231;巴尼特与米歇尔&8231;奥克森伯格认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现代化。

哈里&8231;哈丁在1971年《中国：走向革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认为，毛的“革命的实用主义”所以容忍“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活动，是为了“解冻”中国的官僚主义。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目标”有关。

２．“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 这里的“权力斗争”不是指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是指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分歧。法兰斯&8231;麦克1967年的《权力

斗争》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詹姆士&8231;迈尔斯1968年的《毛主席的垮台》一文与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均认为，“文化大革命”起因于领导层对农村政策的分歧。麦克法夸尔特别证明，在其它问题上领导人的分歧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大，他尤其不同意将刘少奇视为鼓吹苏联模式的人。

但怀特三世认为，政策分歧只是文化革命起因之一，尚不足以解释文化革命的全部过程，因为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以前经常有，但均没有引发一场文化革命；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也难以解释群众的暴烈行为，而且领导人在农业政策上的分歧，也难以解释城市居民如此积极地投入文化革命。

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个性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

史卡拉皮诺在《一个革命者的转变：1919～1921年的毛泽东》一文中，曾提到“有人认为（文化革命）是老年人的胡思乱想”。

罗伯特&8231;利夫顿1968年在《革命的不朽：毛泽东和文化革命》一书中认为，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非常敏感”，他发动了一场使中国社会获得“新生”的运动。他企图“根据已与外界实际脱离的内心需要采取行动”，来控制其“环境”。

写有《毛泽东传》的罗斯&8231;特里尔在书中称，毛泽东已“失去了同伴感”。

怀特三世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亦有类似的意思。他认为决议说毛泽东开始骄傲了，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武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当然他也同意决议说不能责怪一个或几个人。

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老的政治文化决定中国人有崇拜领导的现象，但怀特三世认为，个人崇拜是文化革命中“群众忧虑和政治热情的象征，而不是原因”。

４．“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以后17年内执行各项政策的结果。

许多学者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成员的组成情况，如斯坦利&8231;罗森1982年在《广州红卫兵派性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称，他调查了广州市二千名红卫兵，发现造反派成员中四分之三的出身不好，保守派成员中五分之四的出身是好的。

马克&8231;布莱彻与戈登&8231;怀特对技术单位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比例，而工人参加哪一派则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如临时工、合同工与固定工）与在单位是否受到好评。 因此，怀特三世认为，1949年以后的三个政策对“文化大革

命”中各派的组成与文化革命的暴烈性是

篇二：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对于五十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 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著作, 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 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国内外因素, 做了深入的研究, 在西方同行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1]

然而, 产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两卷本大作, 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革时期流传的资料的影响, 较多地强调了五十年代后半期面对苏联东欧风云变幻，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此外, 在某些尚缺乏足够资料证明的问题上, 作者做了大胆的推论和猜测。全书所论述的这段历史, 带有很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尽管如此, 这部大作（欣闻第三卷已经问世）的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 对中国学者仍有参考价值。

近十年来, 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2]根据这些新资料, 我以为, 前人的某些（不是全部）推论和猜想已被推翻或证实。实际上, 很多“分歧”被那些文革中的资料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资料表明, 至少到五十年代后半期, 中共领导核心之间, 政策基本一致, 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 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因应等对外问题上, 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我还以为, 就探讨文革起源而论, 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 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例如他那一整套辨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等。

本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 探讨其怎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 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对于缺乏确凿史料论证的问题, 宁肯置而不论。

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理念, 鲜明地表述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一篇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中。[3]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其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五）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六）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以上论点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经典概括, 而第一点是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选择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来阐释这个理论, 是意味深长的。社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纂夺了政权, 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 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纂夺党和国家的领导, 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4] 尽管中国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国际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文革的发生。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

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冷战国际环境的回应，也是中国文革缘起的背景。

一 以苏为鉴, 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矛盾

自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入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作出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照搬苏联模式，而试图独立自主地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以和平方式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例。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中共面临的下一步的战略任务，就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个时期的国际冷战形势趋向缓和，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对中国实行围堵和禁运政策。中国只能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中国在建设方面的独创性较小，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然而,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相继发生捕杀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农业、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展开争论、转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更换斯大林选拔的接班人等等事件。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和苏联的建设模式中存在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从1956年2月开始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5]

恰在此时, 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贯彻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赫鲁晓夫还在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泄露后引起国际轰动，并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引发了非斯大林化的风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获悉苏共的通报后, 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 反复开会讨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此举, 一是揭了盖子, 破除了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 有利于中国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值得感谢; 二是捅了漏子, 秘密报告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严重错误, 应予补救。对于斯大林问题, 毛也持两点论: 一方面欢迎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错误, 特别是他曾经四次错误地干预中国革命, 都直接针对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毛现在得以一吐旧怨; 另一方面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 认为更要强调斯大林的伟大功绩, 任何政党和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引起政治局常委们的共鸣。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毛提议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 并说明中共一贯主张群众路线, 反对突出个人。刘少奇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迷信, 从根本上说是主观不符合客观, 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 是思想方法问题。毛也同意这一点, 并亲笔在文章中加写了相应的论述。[6]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政治局讨论, 毛泽东理清思路, 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 论列了中国面临的十大矛盾关系。他论述每个问题时, 都把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引为教训, 对照总结中国的经验。按照当时听众的记录, 他对斯大林的批评比后来发表的版本更为尖锐。而他对于美国和西方的长处, 则更倾向于持学习、借鉴的态度。[7]例如, 论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时, 他指出苏联的办法不好, 把其他党派都搞光, 只剩下共产党, 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则采取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 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谈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抓到一个就杀一个, 结果犯了大错误。斯大林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 毛认为“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谈到党内外的是非关系, 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 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8]

中共领导人这时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当前的中国社会还存在什么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他们最初并不认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这个阶段上还占有重要地位。经毛泽东

和政治局审定的对苏共二十大的表态文章, 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唯心论与唯物论、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等等矛盾, 但是没有提到阶级矛盾。[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初版本, 也未谈及阶级矛盾。[10]这以后的一些谈话表明, 他当时认为,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国内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 阶级斗争已经完结或“基本解决”了。他对斯大林混淆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抱有高度警觉。[11]不幸的是, 他后来由于各种很复杂的原因, 又在某种程度上重蹈斯大林覆辙，原因之一就是对冷战中的国际事件的领悟与回应有失误。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们在1956年已经察觉到,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矛盾的性质各有不同，处理方法也应不同。究竟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二 对苏波匈事件的回应：扩大民主与区分两类矛盾

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扩大民主的办法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防止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现。[12]针对苏联以前在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毛泽东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 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13]随后他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这个“双百”方针。

周恩来7月21日在上海的党的会议上指出，从国内情况和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他从国家制度方面提出一些改进办法，扩大人大代表批评政府工作和检查公安、司法工作的权利。[14]

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充分肯定并扩展了民主化的尝试。与某些传闻和推测不同, 毛泽东事前以充分的时间多次审阅和修改了大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彭德怀的发言稿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等, 所以这些文件中的原则性内容都是经他审定的。[15]以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为例, 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 群众的监督, 人民团体的监督。” 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似乎一样重要, 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 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 而前两者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16]看来他不愿走得象同事们那么远，半年后的整风运动似乎不幸地验证了他的这个见解。

政治报告还指出: 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

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 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反复审阅这个报告和决议草案时, 对这些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17]

扩大民主的努力还体现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不要个人突出”的原则, 这两个文件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 并从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18]

这一时期, 非斯大林化运动在共产主义阵营接连引起思想、政治和社会动荡, 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群众性的示威和骚乱，对中共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扩大民主的进程造成很复杂的影响。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局势并不断作出反应, 仅在1956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二十天内，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19]

关于波兰事件，中国驻华沙大使最初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骚乱。当地新华社记者谢文青的报告则认为波兰事件具有革命性质。毛泽东赞成谢文青的看法。[20]波兰统一工人党7月18日召开的七中全会认为：引起罢工和动乱的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 事件表明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重大错误。对此, 波兰党积极采取措施, 克服缺点, 扩大政治民主, 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赞赏波兰党的做法, 认为他们比较有力量, 能控制局势, 使群众的不满逐步得到解决。[21]

当苏共中央发来准备武装干涉波兰的电报后,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0日紧急开会, 一致同意向苏共中央发出紧急警告, 坚决反对武装干涉。毛泽东随即召见苏联大使, 劈头便说: 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 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 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 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 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 时间无多, 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苏联大使满头大汗, 诺诺而退。

[22]应苏共中央21日来电邀请, 中共中央22日派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苏共处理波、匈事件。[23]

这时匈牙利事件愈演愈烈, 执政党处置不当, 矛盾激化, 局势失控，后果严重。中共中央认为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策动, 匈牙利事件已变为“反革命复辟”的性质, 执政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在此情况之下, 苏中两党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似乎各有新的理解。苏共决定从匈牙利撤军。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 10月31日向苏共中央表示反对, 严厉地指出: 这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 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整夜的会, 最后决定武装干涉匈牙利。

[24]

中共中央更为关注的是波匈动乱原因和经验教训。代表团回来后，政治局连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11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也以此为主要议题。毛泽东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概括为：对外的大国主义, 对内的大民族主义, 对人民的专制主义。[25] 刘少奇在全会上报告了他对匈牙利事件起因的看法：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执政后没有发动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去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一直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共势力所利用。他认为应吸取的教训有：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26]

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 再次从政治哲学角度指出: 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 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问题。斯大林的错误具体表现为否定矛盾, 实际上是主观主义, 否定群众, 个人崇拜, 个人独裁。波匈事件表明, 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存在。革命就是解决矛盾。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 不是对抗性的, 可是如果解决不好, 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为了防止这样的变化, 他宣布明年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 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27]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的言论, 铁托对“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激烈抨击, 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反感和警觉。在政治局的集体讨论中, 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形成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28]他在12月4日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 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 敌我之间用镇压的方法, 人民内部用说服和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 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 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这里流露出他在波匈事件后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再思考。[29]

根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和毛泽东的归纳, 《人民日报》编辑部12月2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篇即提出应把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文章认为匈牙利事件和杜勒斯的言论提醒人们, 不能忘记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冷战中的两极对抗。然后论列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区别、产生原因和处理方法，接着谈到这两类矛盾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30]

在国际冷战背景下总结出来的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的政治哲理，很快被运用到中国内部问题上。其中关于敌我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被逐步扩大, 成为从民主整风转向反右运动以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源头。

三 匈牙利事件的阴影：从民主整风到反右运动

中国在国际风潮的影响下，1956年下半年也频频发生群众闹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几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共约一万人卷入。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有十一、二万户，等等。有人在闹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31]

闹事的原因，据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 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32]毛泽东也认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以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33]

1957年春中共开展的以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是用民主方法处理党和群众之间矛盾的一次尝试。毛泽东2月27日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 3月12日又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未立即发表, 但在很广范围内传达了, 起了鼓励党内外人士向中共的领导作风发表意见的作用。

[34]

整风之初，毛泽东强调允许互相批评，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不怕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中共中央内部也出过坏人, 也能产生官僚主义, 所以对共产党的缺点也应揭发。“放”有百利而无一害, “收”是错误的。他甚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 认为群众闹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清除官僚主义,“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35]

根据他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指示, 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除布置党员学习讨论,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外, 还邀请甚至组织党外人士批评中共和政府的缺点错误, 举行各种会议进行“鸣”、“放”, 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各种批评意见。整风很快从“小民主”走向“大民主”, 毛泽东的战略发生了急剧变化, 从5月中旬开始, 采取“引蛇出洞”的“阳谋”, 诱使“右派”们“放”。继而动员党内外力量大举反击, 民主整风变成急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

发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 十分复杂。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 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给中国决策者造成的心理阴影。

苏、波、匈事件的接连出现及其在中国引起的社会波动, 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 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围（至少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和国际上）存在, 而人民内部的各种

篇三：文化大革命”史研究著作目录大荟萃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著作目录大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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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一）、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史论著

1、学术著作：

1、《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选

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金春明、于南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

3、《彻底否定“文化人革命”讲话》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85年。

4、《“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高皋、严家其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6、《“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柳随年、吴群敢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7、《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谭宗级、郑谦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8、《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9、《“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赫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10、《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

11、《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健，朝华出版社1993年。

12、《风潮荡落，1955——1979：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杜鸿林著，海天出版社1993年。

13、《大串联—— 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燕帆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14、《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

15、《最初的抗争——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师东兵著，中共中央出版社1993年。

16、《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杜蒲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7、《红卫兵狂飙》江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8、《中国的个人崇拜》孙春山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9、《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内乱骤起》（1965——1969）王知明等著，红旗出版社1994年。

20、《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样板戏、江青及内幕》戴家枋著，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年。

21、《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增订本）安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22、《“文化大革命”史稿》金春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23、《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24、《“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25、《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黄峥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26、《从奠基者到“红太阳”》萧延中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

27、《大雪压青松——“革命”中的陈毅》杜易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28、《“四人帮”浮沉记》金春明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29、《“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编写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30、《残缺的窗栏板——历史中的红卫兵》李辉编著，海天出版社1998年。

31、《风雨福禄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抗争》徐彬编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32、《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曾繁正著，红旗出版社1998年。

33、《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黄峥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34、《被“革命”的教育》郑谦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35、《旋涡：1966——1976》韩泰华著，北京出版社1999年。

36、《“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周全华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37、《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郑谦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丛书”之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38、《走出困境——周恩来在1960-1965》杨明伟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39、《中国1966——风乍起》张志忠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

40、《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变革的历程》张志明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41、《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42、《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 叙述文革》许子东著，麦田出版社,2000年。

43、《评》金春明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4、《史无前例的年代》纪希晨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

45、《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罗平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46、《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范硕著，华文出版社2002年。

47、《金春明自选文集》金春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年。

48、《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郑谦等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

49、《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时期）魏宏运主编，刘景泉等撰，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年。

50、《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歌研究》王家平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回忆录、纪实著作：

1、《历史的审判》《历史的审判》编辑组编，群众出版社1981年。

2、《历史在这里沉思》（三卷）周明主编，华夏出版社1986年。

3、《在历史的挡案里——“文革”十年风云录》黄峥等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

4、《曾生回忆录》曾生著，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

5、《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刘兴华、华章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

6、《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司任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7、《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李永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8、《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狱》李永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9、《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张鸣、乐群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10、《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温乐群、郝瑞庭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11、《文革闯将封神录》阳木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

12、《文革洗冤录》韩尚于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

13、《中国“左”祸》文聿著，朝华出版社1993年。

14、《王洪文传》叶永烈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15、《姚文元传》叶永烈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16、《办》穆欣著，中央党校1994年。

17、《黄克诚自述》黄克诚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8、《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戴家枋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

19、《十年风暴乍起时的政协知名人士》汪东林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20、《文革中的我》于光远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21、《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22、《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刘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23、《牛棚杂忆》季羡林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24、《思痛录》韦君宜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25、《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26、《沧桑十年》马识途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

27、《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28、《不是梦 对“文革”年代的回忆》武光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29、《红卫兵忏悔录》雷民耀著，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30、《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

31、《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纪事 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访谈、整理：朱元石等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32、《文革纪事》冯骥才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二）、港台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史论著

1、《文化大革命评论集》丁望著，当代中国研究所，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7年。

2、《红卫兵造反记》（上、下） 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中共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汪学文著，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出版，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行1970年。

4、《文革运动历程述》赵聪著，香港：友联研究所1971年。

5、《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海枫著，香港：友联研究所1971年。

6、《中共文化大革命与大陆知识分子》玄默著，中央研究杂志社，1974。

7、《文革始末》司马长风著，香港：百叶出版社1976年。

8、《四人帮事件探索》齐辛著，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

9、《四人帮事件探索》齐辛著，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

10、《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王希哲著，香港：时代出版社1981年。

11、《两作家与文化革命：老舍和陈若曦》王际真著，中央大学，1981。

12、《中国文化革命伦理和语言》陈若曦著，柏克莱加大，1982。

13、《中共文革实录》严家其著，大公报1986年。

14、《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论》汪学文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1990年。

15、《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忆录》王西彦著，香港：香港昆仑制作公司1991年。

篇四：中国革命的起源

中国革命的起源

问题：

中国革命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20世纪中国会越来越激进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革命的基本含义是王朝更替，君主易姓。它最早出自《周易·革卦·彖传》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在说明商汤和周武王的行为是符合“天命”，顺势而为的。

同时，革命还是宗教术语。最早引用佛经中的革命一词的人是武则天，武则天把自己称帝这件事认为是革命—“武周革命”。这实际上也是武则天在强调自己的称帝行为是符合“天命”的。

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革命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并逐渐地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高频词。最早赋予其近代概念的是孙中山先生。他从日本的翻译著作中取出“革命”二字，并将其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口号。其概念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国人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的选择上发生了转变。而促成这次转变的因素，便是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所在。 在分析这种必然性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的前五十年。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不得不开国，可是这并未引起清朝当局的反思，整个中国仍处在蒙昧中。幸运的是，有几个人（林则徐、魏源等）却从蒙昧中醒了过来，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于是他们提出了“开眼看世界”的主张，并通过著书来积极地介绍当前的世界形势。

这实际上便是清朝内部要求变革的先声，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分化的起点。然而这种声音被“天朝上国”的迷梦湮没了，直到19世纪60年才真正引起官方的注意。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占据清朝的赋税重地长达十年之久，这使得清政府的财源逐渐枯竭。尽管清政府最终镇压了这场农民运动，但长期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清政府的财力和军力，并为地方权势的抬头提供了契机。由此，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就在清政府集中精力对付农民军的时候，“洋夷”却深入到了清朝的腹地，并最终占领了清朝的政治中心—北京。这是清朝当局面临的“外患”。

也就是在解决“内忧外患”的过程中，清朝上层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这实际上是官方改革意识的觉醒，并引发了中国历史首次改革与保守的争论。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没有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

1895年的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同时也宣告了官方改革的失败。这不仅使得洋务派受到沉重打击，更是改革的声音销声匿迹。但这场却促使了中国人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产生。由此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也开始参与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活动中，并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地产生了革命的呼声。

“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100年以前．1895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年至1920年初)。在这以前，中国自从19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①

1895年前后，革命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口中，并逐渐地替代了改良。而促使中国革命发生的具体因素，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近代以来多次改良的失败。1895年以前，中国上层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尝试进行一些改革，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对改良道路的怀疑，并由此逐渐地转向了革命的方式。

“而中国近现代的实际政治发展也清楚地显示：政治改造从自强运动，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政治改造，每失

败一次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状更为不满，使人觉得需要对现状作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

“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随后，革命派便开始从事推翻清政府的活动，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新式中国。

第二，甲午战争的惨败，撕掉了中国人最后一块遮羞布，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处在了灭亡的边缘。面对赤裸裸的自我，许多国人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并逐渐地意识到了“民族”和“国家”的存在。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他们摒弃了官方的改革道路，而逐渐地倾向于革命这种休克式疗法。

“最显著的当然是当时的空前政治危机。这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1895年以后由慢性的蚕食剥削，突然升高到领土的掠夺，而且步步进逼，造成当时国家有被瓜分的恐慌，同时国内的政局也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

第三，在传统文化的公共价值丧失的同时，西方新式思潮的大规模流入，使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国外的革命理念（revolution）。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就思想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895年以后所谓的西学开始大规模地输入。现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多半在转型时期进入中国而大量地散布。”

最后，中国的近代知识分子也因传统文化价值功能的丧失和西学的传入，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地失去了自身的政治话语权，尽管他们在舆论方面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一方面他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

这些就是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所在。后来随着“革命”呼声的泛滥，20世纪的中国也越来越激进化，并以“文化大革命”为顶峰。造成这种激化趋势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首先，革命取代了改良成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选择。多次改革的失败，以及西方革命思潮的输入，使得中国的社会心态日益激进化。尤其是在上层统治者不知所措的时候，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便以一种激进的姿态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在他们看来，当前的中国处于危亡的边缘，但也出现了再生的契机。而革命正是实现这种再生的唯一方法。

“当前的时代是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捩点，而当前世界的基本局势是由双重的两极对立形成的。一种是纵式的对立，指现实的黑暗与未来的光明是一无法由缓进过渡的对立与鸿沟，只有以断然的急进和暴烈行动才能飞跨这鸿沟。”

这种拯救方式上的转变实际上印证了中国人心态的转变。他们由“天朝上国”的迷梦被突然拖到灭亡的边缘，这种急剧的转变迫使他们急于找到可以立刻“见效”的办法。从此中国人踏上了不断革命的道路。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分化和被边缘化。最初挽救方式的选择上，知识分子分化为了改良者和保守者。后由于改良的多次失败，一些知识分子便从改良主义中走了出来，演变为了革命者。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革命主义者为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蓝图，将中国引向了不断革命的道路。

“甲午的惨败使关怀中国前途的知识分子更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存有基本的缺陷。”“从五四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的主流是激烈的反传统思潮，有时激烈到要求把文化传统全部铲除—完全投入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的地步。”

这种文化上的反传统思潮便是中国知识分子分化的具体体现，也是他们希望再次成为中国未来社会指向者的真实反映。但事与愿违，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不断地被边缘化

的境地中。尤其是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地失去了政治话语权，远离了中国政治的中心。这使得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悖论：为了重返中国社会的中心，他们以更加激进的姿态来表明自身的主流思潮地位，但这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被中国政治疏远。

“易言之，他们坚持的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是负面的，无法提供正面的政治性行动方案。民族主义只能提供政治性行动的意愿，它本身无法指导如何行动。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民主宪政、渐进改革等诉求，预设着最低限度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这些先决条件在当时都不存在；所以，客观上变得不相干。至于科学主义，它本身也无法提供政治性行动方案。”

在激进心态的支配下，知识分子推动了革命崇拜思潮的形成，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局面—文化大革命。最终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自身所推动的革命洪流湮没。

第三，中国共产党指导理论的不断激进化。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主义思潮就被引入了中国。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思潮中的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而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正是社会主义流派中最为激进的一支，主张以暴力斗争和武装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中国共产主义是以激进理想主义的心态为基础去吸收马列主义，因此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里，凡是与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接近的马列主义观念，如斗争，演进史观等，就被吸收并作为其思想核心。凡是与这激进理想主义心态不接近的，就常常只有边缘性的地位。”

后在中共取得大陆的控制权之后，这种激进的心态便被逐渐应用到了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当中，并促使整个中国陷入了对革命的狂热中。不断革命的理念深入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因为只有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才能不断接近共产主义的理想。

“带着强烈现世宗教性的中式乌托邦主义，以为只要使用它要使用的政治手段，再高的理想也可在当下使其实现，至少使其基本规模在当下实现。所以，它特别理直气壮、急迫与封闭。它的封闭性与拒斥任何不同意见的强悍性，可从“大跃进时期”以否定自然常识与自然律的姿态，认定每亩谷物的产量可以远远超过植物学与农艺学基本规律所允许的可能数量来说明。”

以上便是造成20世纪中国越来越激进化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它们的终极目的是一样：使中国获得再生，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是在具体的方式上面，双方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而革命之所以能够取代改良，在于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失控。他们迫切地想要再次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一切，而且认定革命就是唯一的捷径。但埋葬他们梦想的恰恰是革命。

1978年以来，中共开始提倡“改革开放”，并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这实际上是便是中共由激进的革命转向温和的改良的表现，只是用语不同而已。总之，革命等同于是西药，而改良则是中药。前者见效快，但不治本；后者见效慢，但能够药到病除。

当前的中国看似强大，实则矛盾暗涌。惟有通过温和的改良才能最终实现社会转型；但同时面对多种冲突，革命的手段也必须保留。只有中西医结合，中国才能够走的更远更坚实。

历史系本科08级 聂亚飞 学号： 10080170135

参考文献：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 张灏 著

《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 林毓生 著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钱理群 著

篇五：道教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基本信仰

道教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基本信仰 道教发展

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创立于东汉时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并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主要经典。

道教发源于历史悠久的华夏大地，在洪荒时代，由于人力有限，经常受到自然灾害，所以人就对自然产生敬畏，希望得到自然的庇护，自此开始出现道教各种神的雏形，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对自然敬信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这些都为后来道教的发展及繁荣打下基础。东汉时期为道教的发展初期，其中，汉明帝身体力行，修心养性，并且在洛阳皇宫中积存了大量的秘书、列仙图和道术秘方。桓帝时曾派中常侍左官到苦县（今鹿邑县，是老子李耳的老家）祭祀老子，并下令将天下所有祠庙中的其他神主、偶像毁掉，改祀黄帝、老子。

隋唐时，道教发展达鼎盛时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建都洛阳，虽然对道佛均崇，但诏令道先佛后。洛阳御苑就是按道教传说中的三座神山仙境修建的。唐时，唐高祖曾下诏宣布道教为首，儒学为次，佛教第三，并自称老子后裔，大崇道教。直到北宋时期，道教仍在繁荣发展。北宋建都汴京，以洛阳为西京。宋太祖、太宗祖籍洛阳，因崇信道教。金元时期流传的道教为“正一道”、“太一道”和“真大道”，后陕西王重阳所创全真道在河洛兴起，上述三教均不再传。王重阳对道教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弟子又创了好几派，使得道观遍布。 明代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也大力推崇道教。但是，由于明初朱元璋对道教采取抑制政策，因而基本没有大的发展。清代统治者偏重佛教，曾宣布佛教为国教，所以禁止道教传播。虽在民间活动较盛，但道观及活动规模都很小。

民国时期，曾宣布废除道教，但民间仍有道教信仰活动。冯玉祥驻洛，倡导打神办学，很多道观多被用来办学，庙产亦被充公。到建国前夕，道教在洛阳几乎泯灭。1958年，人民政府实行宗教制度改革，原道教重点活动场所的职业人员和宗教活动相对集中，以便于管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其他各教一样，道教活动全部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事务部门恢复工作，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适做法进行纠正，平反了冤案，退还庙宇财产，安置道教职业人员，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道教活动逐渐走向正常。 道教基本信仰

其一，道教基信仰是「道」,故称道教。道教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因此道教有了庞杂的神明系统，信奉的神仙有很多，如三官、四御、四值功曹、六丁六甲、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真武大帝等。

其二，道教的另一个信仰是相信人可以长生不死，道教认为道具有永恒的生命,获得它、保持它便可长生,这也叫作「德」。道教重生，追求长生，相信人通过求神或修炼可以得道，不仅可以享受人间的幸福，而且可以返本还元，与道同体，肉体永生，白日飞天，长存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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