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隐士

篇一：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作者：杨倩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13年第02期

[摘 要] 隐士与隐逸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隐士、隐逸现象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有的学者关注隐士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研究隐士的人格心态，有的学者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考辨隐士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们所圈定的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隐士，其身份的合法性在哪里？本研究就是从追问隐士的身份合法性开始，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诠释学两种社会学理论视角，考察隐士身份的确立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通过一种人物类型的研究，揭示一种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思想。

[关键词] 隐士；隐逸；价值；文化

一、隐士的含义

“隐士”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这自然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又不同于悲天悯世和佛教的思想，因为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自然更不同于欧美的功利主义，而截然相反。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绝非欧美人所能理解的。

一个清高自诩的人，要不做皇帝的臣子，决没有其他的土地或事业容许他寄迹，那就只有做“隐士”了。此所以“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终于甘食薇蕨而饿死在首阳山，成为中国隐士的典型。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十分欣赏陶渊明、林和靖之流的隐居逍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采菊”文化，依然“枝头抱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暗香”文化，依然“香远益清”。

二、中国古代的隐士

中国人尊崇隐士的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历史的源头。黄帝作为华夏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始祖，其治国与修身之术传说是来自于一位神化了的隐士高人——广成子。广成子传给黄帝的秘诀，既是肉体的长生不老之术，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从此，尊崇隐士的传统得以确立，隐士思想就像历史洪流背后那无所不在的影子，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悄悄修正和改变着中华文明的成色和进程。

许由拒绝尧帝让天下于他，从而奠定了上古隐士面对世俗权力的绝对精神优势。善卷、壤父、务光三位上古高士，或以布衣而为王者之师，或击壤高歌于太平之世，或以自杀身死来拒绝当帝王，他们虽然在典籍中只有昙花一现般的记录，但却足以成为后世隐者的楷模。接下来的老子、庄子、一举奠定了传之千古的中国道家学术的基石，成为集中国上古隐士思想之大成者。另外，伯夷、叔齐为了道义而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体现了上古隐者的高尚气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成为千古知音的绝唱；楚狂接舆、蓬莱安期生，更是上古隐者中特立独行的异类，他们不仅丰富了中国隐士的形态类型，更为后世隐者开启了一条纵情自在、游戏人生的潇洒道路。

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

水共澄鲜”；谢朓的诗句“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朓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朓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

正如美国学者比尔·波特所言：“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真隐士和假隐士

不管是“小隐隐陵薮”，还是“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德行高洁、与世无争、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然而隐士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不佳的深刻印象，这就是欲进故退、欲仕故隐，将隐逸作为出仕铺垫之“终南捷径”的作秀。更有甚者，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对明代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名士陈继儒的嘲讽：“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隐士自古就有真隐和假隐之分。其中之假隐又可分为二类：其一是所谓隐以待时者，他们的内心其实极为渴望功名，只是由于时运不济或机遇不凑，只好暂且隐居于山林，以观时势变化待机会而出。其代表人物大概要首推人们熟知的姜太公吕尚，当年他隐钓于渭水之滨，为的是钓上姬昌这条大鱼，以实现其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但结束自己颠沛流离于街头连做点贩卖笊篱、面粉等小生意也“倒担归家”的草民生涯，却应该是其最真实的初衷；诸葛亮也是这类假隐士，他虽“躬耕陇亩”，却“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一待刘皇叔来访，便将久蕴心头、构思缜密的“隆中对”一泻而发，其渴望功名之心何等急切。这类人物虽是假隐，倒还不失真诚，因为他们并不讳言其达则兼济天下的渴望。另一类假隐士则纯粹是将隐逸作为一种邀名手段，以自高声誉，从而最终达到入仕之目的，这就是《新唐书·卢藏用传》记载的：“（藏用）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桢）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佳处。?承桢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也。?”以致于“终南捷径”竟成为辛辣而准确概括这种假隐作秀行为的成语。

再看真隐。所谓的“真隐”，其始亦未必不抱有入世济众的心胸，只是现实不如人意，因种种原因而逐渐对社会现实和仕途失望乃至绝望，于是转而追求个人心性之自由，从而遁迹山林。其实天生对世俗政治毫无兴趣，把隐逸当做始终如一的追求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也是极为少见的。余英时曾经说过：“吾国避世思想，起源远古，本来可以内心自觉一端说之……颇有非外在境遇所能完全解释者……虽云有激而然，但其内心实别有一以个人为中心之人生天地，足资寄托。”（《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刊于《新亚学报》第4卷第1期）范晔在《后汉书·逸民传》中分析了隐士之隐逸的种种原因后，也说：“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但要在历史上找出一位把这种人生目的当做始终如一之追求的隐士还真困难，哪怕是道家思想开山鼻祖之一的庄

周，其隐逸行为其实也是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欲横流、战乱纷争之社会现实的一种逃避，而不是自始至终地实践着自己独立于世俗的价值追求。

对于隐逸的原因，范晔已作过一些归纳，大致有“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等，概而言之，无非是所谓“性分所至”、看重个性生命自由、心性纯洁而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人生终极理想等主观原因，以及不愿卷入严酷动荡的政治主流和争权夺利的斗争、对龌龊黑暗的政治现实完全失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避祸全身、改朝换代之后不愿与新的统治者合作、功成名就之后的全身远遁等主客观原因。

三、隐士与中国文化

隐逸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隐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更是一种特殊社会语境的产物。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哪个学派，似乎都对隐士和隐逸文化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儒、道两家更是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构成的儒、道两家，都各自有着一套系统的隐逸文化观。道家讲隐逸，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是对个体生命的无上珍视，他们要解除对个体生命的一切羁绊，世俗的功名利禄当然要首当其冲。这正是庄子所说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者，彼其恶乎哉！”（《庄子·逍遥游》）而最终达到“天地与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达生》）的忘我境界。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曾对隐逸行为发表过明确的看法，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以赞赏的口气评价能这样实践的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尽管孔子自己不能实践这种隐逸思想，但他也曾流露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心愿。孟子虽然用世进取而少隐逸之慨，但他也提出了“士”的一条原则，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一原则实际上也为后世不被当道者所容的士人走上隐士的道路提供了行为依据。

四、结论

中国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它也是一座高峰，它鲜明地屹立了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全部意义规范。谈到中国古代文化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现当代，以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在尊崇学术道德的时候，我想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 参考文献：

[1]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民国丛书》第四编第三十八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2.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史幼波.中国古代隐士的那些事儿菊花诗酒[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4]高敏.中国历代隐士[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5]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作者简介：杨倩（1987—），女，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教育。

篇二：中国古代著名隐士排行榜(组图)

中国古代著名隐士排行榜（组图）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他们才华横溢名声在外，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意仕途归隐山野。即使有朝廷的诏令，也有很多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贤者对此无动于衷，而这些隐士也往往被人赞誉为真正的隐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美名。

NO.1 许由、巢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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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三皇五帝之尧管理时期

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帝尧在位的时候，据说曾想把君位传给他，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他逃到了箕山隐居起来，帝尧想请他出任九州长官，他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意听这种话。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巢父也是同时期的隐士。是阳城（今山西洪洞）的大贤。山居不营世利，在树上筑巢而居，时人号曰巢父。传说尧帝以天下让给巢父，巢父不肯受。

NO.2 伯夷、叔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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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商代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饿死于首阳山。

NO.3 鬼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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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姓王名诩，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常入云梦山（在河南鹤壁市淇县境内）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子。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

NO.4 颜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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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回：（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

NO.5 “商山四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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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四皓”指的是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lu）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其大名，曾请他们为官而被拒绝。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还写了一首《紫芝歌》以明志向：“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NO.6 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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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隐士严光(生卒年未详)，一名遵，字子陵，余姚人。东汉建武元年(25)，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光乃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遣使备车，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刘秀至授谏议大夫，不从，归隐富春山(今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80岁卒于家。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以“高风亮节”名闻后世。

NO.7 “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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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期7位名士，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NO.8 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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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田园诗人。

篇三：古代史上的十大「隐士」

古代史上的十大「隐士」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他们才华横溢名声在外，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意仕途归隐山野。即使有朝廷的诏令，也有很多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贤者对此无动于衷，而这些隐士也往往被人赞誉为真正的隐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美名。

NO.1 许由、巢父

时间：三皇五帝之尧管理时期

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帝尧在位的时候，据说曾想把君位传给他，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他逃到了箕山隐居起来，帝尧想请他出任九州长官，他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意听这种话。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巢父也是同时期的隐士。是阳城（今山西洪洞）的大贤。山居不营世利，在树上筑巢而居，时人号曰巢父。传说尧帝以天下让给巢父，巢父不肯受。

NO.2 伯夷、叔齐

时间：商代

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姓墨胎氏。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来武王克商后，天下宗

周，而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逃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饿死于首阳山。

NO.3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常入云梦山（在河南鹤壁市淇县境内）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子。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之说。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

NO.4 颜回

颜回：（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

NO.5 “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

”指的是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东园公唐秉、甪（lu）里先生周术、绮里季吴实和夏黄公崔广四位著名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其大名，曾请他们为官而被拒绝。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还写了一首《紫芝歌》以明志向：“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NO.6 严光

东汉隐士严光(生卒年未详)，一名遵，字子陵，余姚人。东汉建武元年(25)，刘秀即位为光武帝，严光乃隐名换姓，避至他乡。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遣使备车，三聘而始至京都洛阳。刘秀至授谏议大夫，不从，归隐富春山(今桐庐县境内)耕读垂钓。80岁卒于家。诏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安葬，墓在陈山(客星山)。以“高风亮节”名闻后世。

NO.7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中国魏晋时期7位名士，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7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

NO.8 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田园诗人。

NO.9 陶弘景

陶弘景(456年～536年)，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人称“山中宰相”，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中国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晚号华阳隐居，卒谥贞白先生。南朝南齐南梁时期的道教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

NO.10 “竹溪六逸”

唐开元二十五年，李白移家东鲁，与山东名士孔巢文、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在州的徂徕山竹溪隐居，世人皆称他们为“竹溪六逸”。他们在此纵酒酣歌，啸傲泉石，举杯邀月，诗思骀荡，后来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中曾有“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之句，便是对这段隐居生活的深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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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中国隐士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摘 要] 隐士与隐逸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隐士、隐逸现象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有的学者关注隐士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研究隐士的人格心态，有的学者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考辨隐士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们所圈定的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隐士，其身份的合法性在哪里？本研究就是从追问隐士的身份合法性开始，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诠释学两种社会学理论视角，考察隐士身份的确立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通过一种人物类型的研究，揭示一种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思想。

[关键词] 隐士；隐逸；价值；文化

一、隐士的含义

“隐士”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这自然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又不同于悲天悯世和佛教的思想，因为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自然更不同于欧美的功利主义，而截然相反。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绝非欧美人所能理解的。

一个清高自诩的人，要不做皇帝的臣子，决没有其他的土地或事业容许他寄迹，那就只有做“隐士”了。此所以“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终于甘食薇蕨而饿死在首阳山，成为中国隐士的典型。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

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旧时认为隐居的人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十分欣赏陶渊明、林和靖之流的隐居逍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采菊”文化，依然“枝头抱香”；“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暗香”文化，依然“香远益清”。

二、中国古代的隐士

中国人尊崇隐士的传统可以一直上溯到历史的源头。黄帝作为华夏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始祖，其治国与修身之术传说是来自于一位神化了的隐士高人——广成子。广成子传给黄帝的秘诀，既是肉体的长生不老之术，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从此，尊崇隐士的传统

得以确立，隐士思想就像历史洪流背后那无所不在的影子，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悄悄修正和改变着中华文明的成色和进程。

许由拒绝尧帝让天下于他，从而奠定了上古隐士面对世俗权力的绝对精神优势。善卷、壤父、务光三位上古高士，或以布衣而为王者之师，或击壤高歌于太平之世，或以自杀身死来拒绝当帝王，他们虽然在典籍中只有昙花一现般的记录，但却足以成为后世隐者的楷模。接下来的老子、庄子、一举奠定了传之千古的中国道家学术的基石，成为集中国上古隐士思想之大成者。另外，伯夷、叔齐为了道义而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体现了上古隐者的高尚气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成为千古知音的绝唱；楚狂接舆、蓬莱安期生，更是上古隐者中特立独行的异类，他们不仅丰富了中国隐士的形态类型，更为后世隐者开启了一条纵情自在、游戏人生的潇洒道路。 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

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谢朓的诗句“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朓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朓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 正如美国学者比尔·波特所言：“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

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真隐士和假隐士

不管是“小隐隐陵薮”，还是“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德行高洁、与世无争、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然而隐士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不佳的深刻印象，这就是欲进故退、欲仕故隐，将隐逸作为出仕铺垫之“终南捷径”的作秀。更有甚者，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对明代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名士陈继儒的嘲讽：“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隐士自古就有真隐和假隐之分。其中之假隐又可分为二类：其一是所谓隐以待时者，他们的内心其实极为渴望功名，只是由于时运不济或机遇不凑，只好暂且隐居于山林，以观时势变化待机会而出。其代表人物大概要首推人们熟知的姜太公吕尚，当年他隐钓于渭水之滨，为的是钓上姬昌这条大鱼，以实现其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但结束自己颠沛流离于街头连做点贩卖笊篱、面粉等小生意也“倒担归家”的草民生涯，却应该是其最真实的初衷；诸葛亮也是这类假隐士，他虽“躬耕陇亩”，却“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一待刘皇叔来访，便将久蕴心头、构思缜密的“隆中对”一泻而发，其渴望功名之心何等急切。这类人物虽是假隐，倒

还不失真诚，因为他们并不讳言其达则兼济天下的渴望。另一类假隐士则纯粹是将隐逸作

篇五：从“世外桃源”和“草庵”看中日两国隐士心理

从“世外桃源”和“草庵”看中日两国的隐士心理 摘要 本文从“世外桃源”和“草庵”这两个文学意象入手，以陶渊明和西行法师为中心，分析了中日两国的隐士心理以及隐士不同心理背后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文化。

关键词：世外桃源 草庵 陶渊明 西行法师 隐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人提到“世外桃源”，会自然而然想到陶渊明；日本人提到“草庵”，往往会想起西行法师。中日两国对于陶渊明和西行法师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一而足。但是却鲜有学者从“世外桃源”和“草庵”这两个文学意象入手来分析中日两国的隐士心理。笔者认为，中国的“世外桃源”和日本的“草庵”这两个文学意象的形成绝非偶然，在这两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实质性的民族思想。 一“世外桃源”和“草庵”

中国隐士的历史源远流长，尧舜时代就出现了许由和巢父这样极具代表性的隐士。商末的吕尚、东汉的严光、魏朝的竹林七贤、晋代的陶渊明，无一不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屹立于中国的隐士之林。“世外桃源”这一文学意象起源于晋朝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中国隐士的历史在陶渊明之前早已有之，但《桃花源记》出现之后，“世外桃源”这一文学意象几乎成了中国隐逸文化的代名词。每当中国人提起“世外桃源”，立刻会想到诸如“隐居遁世”、“田园”等等一系列和隐逸有关的词语。

日本隐士的历史远不及中国。平安朝末期，“摄关政治”猖獗一时。

藤原氏权倾朝野，独揽大权。12世纪中期，爆发了“保元，平治之乱”。以西行法师为代表的隐士文学正产生于这样一个乱世之秋。在日本文学中，“草庵”作为隐居的场所，早已成为了隐士文学的象征，以至于日本人将隐士文学称作“草庵文学”。

从表面来看，世外桃源只是中国人的理想境界，而草庵也不过是日本隐士的隐居场所。但在这两个看似普通称谓的背后，实则隐含着中日两国完全迥异的隐逸心理和不同的民族文化。

二从“世外桃源”和“草庵”看中日两国的隐逸心理

1中日两国隐士的比较

“隐士”，中国认为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即隐居不出来做官的人；而日本则认为是脱离俗世低调生活的人。隐者，隐居原因也各不相同，中国大部分是因为：（1）仕途受挫，比如晋朝陶渊明；（2）以隐求仕，比如唐代卢藏；（3）以隐为志，比如北宋林逋；（4）其他。而日本则是：（1）别人的死；（2）沉浸于对现实的感慨；（3）和别人起冲突；（4）受无常观和佛教观的影响；（5）梦想世界或是虚幻世界的影响。中国隐士的隐逸心理多受政治影响，隐士群体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并且在中国隐士的潜意识之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心忧天下的国家情怀。而日本的隐士群体，相对来说个人性比较强，崇尚自然、归隐乡土；或因宗教的影响产生的诸如人生如梦的感慨随处可见。

2中日隐士心理

“世外桃源”和“草庵”这两个流传千古的文学意象究竟各自体

现了怎样迥然不同的隐士心理呢？下面笔者将以陶渊明和西行法师为中心试作分析。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写了理想化的社会生活场景，寄托了他对没有阶级压迫剥削、没有掠夺战乱、人人劳动、和乐富足而宁静淳朴的社会生活的向往，从而产生了“世外桃源”这一文学意象。文章说明了陶渊明高洁而执着的人生理想，现实的打击并没有泯灭其“兼济天下”的情怀，而是在孤寂中越发炽热地追求。从此，“世外桃源”这一意象不仅在文学上给予了后世文人无穷无尽的影响，更在失意落寞之时温暖了他们几近冰冻的心灵。中国的隐逸文学源远流长，以隐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为什么陶渊明所勾画的“世外桃源”却始终如一地照亮着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呢？ 3 “世外桃源”蕴涵的政治理想

生于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曾在公元393年当过江州祭酒，但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所以不久辞官。公元399年前后，陶投桓玄门下做属吏；公元401年因母丧辞官回家；公元404年，陶在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公元405年，陶再次做彭泽县令，80天后再度辞任归乡。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归隐田园。

通过陶渊明几次出仕的情况，他早期的政治理想可窥一斑。所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然而，生逢乱世的陶渊明最终对当时的政治失

去了信心，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陶渊明心目中，躬耕种菊，退隐田园，这些都是保存“真”的个性，即理想人格完美。他把这种理想中的生活寄托在《桃花源记》之中，勾勒出了人人劳动，自耕自食，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

世外桃源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世界，但陶渊明生动鲜活地描写了这一理想的生活场景。世外桃源的生活是带有社会性的集体生活，如果能够实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生活，那么世外桃源里的政治世界肯定也会清明健康的。从桃源世界里所描绘的集体生活场面，不难看出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对于陶渊明来说，出世为官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名利，更大的原因是基于他对民生疾苦的体恤，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因此通过“世外桃源”这一表象，不只能够看到陶渊明的生活理想和社会理想，还能够看到他那颗兼济天下的赤子之心。对于中国的文人们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的“天下”，恐怕更大程度上指的是民生疾苦。千百年来，中国的士大夫们或隐居、或出仕，抑或是半隐半仕，但他们心系苍生的忧国之心却从来没有因为时代的更迭而改变过。所以，当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子触及“世外桃源”这一意象时，潜意识里的忧国之思立即被唤醒，并隔着时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隐士文学的众多文学意象之中，“世外桃源”能够光耀千古的原因之一吧。

陶渊明当然并不是真正看破了红尘，也并不是心如止水的“隐士”，

他的隐逸也并不是出于对人生意义的虚无主义的理解。他是在逃避——他要逃避的是无可奈何的政治。他的心底似乎总是暗暗地涌动着一股被压抑着的情绪，即为在现实中没有机会实现的抱负的感叹。在他潇洒超脱的人生背后，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他只有用酒来掩盖这一切。在他写下的众多诗中，有企图醉酒忘世，也有以酒寄怀，陶渊明在这些文字里感叹自己壮志未酬和愤愤不平的复杂感情。他的创作和生活，都反映出他对现实和人生的执着。

陶渊明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转向文学创作，期望在文学中求得他的一席之地，并作出一番事业。陶渊明在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代条件下，说自己就像鸟儿那样掉转方向。从“远之八表，近憩云岑”的从政追求转向“翻翮求心”，寻求自己遂心所愿之处，用自己的诗文抒发抱负、展示胸怀、针砭时弊，实现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4“草庵”里充满着对自然、幽雅的向往

与陶渊明形成对比的是同样生逢乱世的西行法师。西行法师（1118年-1190年），是日本平安末镰仓初有名的武士、僧侣、歌人，俗名佐藤义清。西行法师23岁出家，游历全国，深爱自然。出家前是日本退位天皇“鸟羽院”的御前侍卫。据传记记载，西行出身于历代武士之家，“家富，年轻，心无忧”。对于西行的隐遁原因，众说纷纭，常见的有无常说、恋爱说等。自然、宗教、孤独等彻底的交融也许使他产生了出家的动机，于是他听从心灵的召唤，在日本各地漂泊游历，结庐而居，并在此期间留下了大量的和歌作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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