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李鸿章的作文

篇一：李鸿章论文 文档

千古变局中的李鸿章

“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立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鸿章的这句名言，表现了他对资本主义征服世界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希望在中国兴办洋务以求自强的决心，他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李鸿章。”这是近年社会上不知怎么流行起来的一句话。且不说此话是不是完全正确，也不说曾国藩的“做人”是否真值得人们学习，只说由此言便可知李鸿章的“做事”在今天似乎重新得到人们的认可，至少是部分认可。《清史稿》中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以“勇于任事”四个字最为精当。作为正史的《清史稿》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也是很有意味的。“任事”为何要“勇于” ？无非一是因为这事本身很难办﹔二是因为没人肯去办。但是再难办的事总得有人去办啊！李鸿章去了，办了。他的确有“任事”的勇气，但也因此二最终下了“地狱”，背上了千古骂名。但是，我们我们能仅仅因为李鸿章最终下了“地狱”，也连同着将他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也一同否定吗？显然不能。本文将重点从“办洋务，兴外交〝两方面重点剖析李鸿章，希望能起“以一斑窥全豹”之作用，着力展示李的“勇于任事”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

1861年至1894年，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是晚清正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试图借西法以自救的运动，而李鸿章是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他半生致力于这一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李鸿章实现其洋务理想的途径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将西方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在他办理洋务的过程中，其思想也是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其洋务思想由“自强”深化到“求富”就是一深刻体现。他所创办的洋务由军事工业推展到民用工业，如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航运局，第一家等。从惊羡外国的船坚炮利到学习和仿造外国军器发展我国自己的军事工业，他逐渐认识到“求强”就必须先“求富”，从而发展民用工业，但在发展军事、民用工业之时他又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把目光转移到培养洋务人才上。从李鸿章所兴办的具体洋务事业中，能够看得出他的洋务思想可谓与时俱进。当然，李鸿章在当时中国那个体制内推行洋务运动，其阻力是

显而易见的。其先，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以理学大家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讽刺李鸿章欲“以夷变夏”，与中国的传统天朝大国理论背道而驰，有失天朝大国尊严。其后，以黄体芳、张佩纶为代表的“请流派”对李鸿章大加攻讦。其实，李鸿章深知，这些阻力都是表层的，真正的阻力往往在暗处涌动，这就是当时已破败不堪的封建国家体制。1896年，他出游欧美，至德国，见到前宰相裨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忠，而满庭意见，与己不和，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裨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时不可为？”李鸿章曰：“璧有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何？”裨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唯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和裨斯麦的对话反映出李鸿章的无奈情绪。虽然他有至诚忧国的报负，然而朝廷不允许李鸿章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可谓寒心。但就是在这些环境下，李仍然不辞辛劳办洋务。李鸿章在兴办洋务事业的30年间，政绩卓著，对推动中国经济、军事、文化的各方面的近代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是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清政府官员之一，他的作为远远超过了当时与他同辈的任一人，从洋务运动的具体成就来看，李鸿章可归为勇于探索中国富强之路的先进中国人一类，他是统治阶级中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其开明程度接近于当时所能允许的最大程度。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表现了真挚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民族责任感，面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变法图强精神。就他的成就，梁启超说过，“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任务，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任务，无可疑也。”

李鸿章把对外政策规范在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因而国家利益为李鸿章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他的对外政策基本内容为“主和”即不轻言战争，“守定条约”， “坚守约章”，通过谈判解决中外争端。这些可以在李鸿章对待“中法战争”上得到充分体现。李这种外交思想与对外投降或妥协有本质区别。他认为盲目抗战，只能导致所付代价更大，不如在国际法内维护国家利益。从历史角度看，李的这种外交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个成功事实。说明弱国不仅有外交，而且还必须讲外交，不可一味“好勇斗狠”，即所谓“韬光养晦”。外交

对弱国的最大意义在于追求一种和平的外部环境，以期为国内“徐图渐进”的改革提供有力支持。李鸿章在这一点上所受诽谤最多。既然追求和平，必须是“避战求和”，必然是“丧权辱国”。然而，除非李鸿章能实现全民族整合，也就是动员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否则，与列强的一味拼杀，可能回导致全面崩溃和全面殖民化的结果。所以，李鸿章的外交实际上在“丧权辱国”和“全面崩溃”之间避免了一个更坏的结果。他本人在列强和中国更大可能的冲突中，扮演了缓冲的角色。实际上，李鸿章的确深得洋人欣赏。李鸿章1896年访问欧洲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包括所谓“东方裨斯麦”的赞誉，并非仅仅是李鸿章对列强的妥协态度，甚至并非仅仅是因为李鸿章给列强让渡了大量特权，而更可能的是，由于李鸿章代表了中国“愿意”开放“愿意”交往的诚意，使列强看到李某种希望。李鸿章外交思想是清帝国全面收缩的必然。他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改变了传统外交的天下观念，改变了以德化天下的对外政策取向。他的命运，从外在的角度而言，是晚清外交两难处境的必然。从内在角度来看，却是由他的个性所决定的。李鸿章虽然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他所有对外政策也代表了传统文化首次做出适应性调整的努力。然而，一个平常的道理最终使李鸿章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一般认为，一国外交的影响力最终是同它的现实或潜在的实力成正比。对李鸿章个人努力寄予过高的期望和对他的失误给予过重的批评，都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实际上，李鸿章的整体思想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中国现代化的难题。从对外关系上而言，李鸿章是在传统体制尚未崩溃的时候寻求它可能的变动性，当他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寻求中国的现实地位，就必须放弃天下观念，要整合民族的力量，就必须要放弃皇权观念。因此，顺着这个思想走下去，李鸿章面临的是他自身的革命，而这就超越了李鸿章的可能性了。从现在来看，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也是相当痛苦。甲午战败后，面对后来居上而又咄咄逼人的日本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非议。李鸿章痛不欲生，恰在此时，时任两广总督的大哥李翰章写信给李鸿章，劝其和他一起放弃官位，告老回乡。而李鸿章此时却勇于挑起大梁，回信说：“越到这种时候，我越不能走，我若走，国家必将面临更大灾难。”赴日本谈判期间，为国家利益，低声下气，屈辱求和。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感人至深。

李鸿章只是一个勇于任事而最终为事所败的人。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他为事所败就否定他的勇于任事。大概正是因为基于此，今天才会有“做事要学李鸿章”的话并流行一时。处于千古变局中的李鸿章，虽未建千古未有之奇业，但观其一生，它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篇二：李鸿章读后感

《李鸿章》读后感

1405120617-宁飞

本来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作业，可既然要写，就得写一个我感兴趣的。之所以不选曾国藩、梁启超等人，是因为我想了解更为复杂的人物。而我认为李鸿章是一个兼具正派与反派的人，所以我选择了这本书。

其实刚借到这本书时我是拒绝的,因为梁启超写的不是白话文。幸好我对文言文还有点儿兴趣，而且文中有许多注解。所以读起来还蛮轻松的。

读此书前，我觉得李鸿章是一个懦弱卖国的人，因为他签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然而读完此书后，我的态度大有改观，我觉得李鸿章对晚清做到了仁至义尽。若换作他人，未必能达此效果。

《李鸿章》一书共十一章，另含序例、附录和评注参考文献。

在第一章绪论中，梁启超显然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但他也尖锐地指出了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

梁启超于中间十章分别介绍了李鸿章的社会位置、李鸿章未达之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未路。并于结论中将李鸿章与古今中外人物进行了对比，更加深刻的分析了李鸿章。

在此，我不妨对李鸿章作个简单介绍吧！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李鸿章怀着一颗报国的心，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再加上各种机遇，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成为了大权在握的权臣。他推进洋务运动，训练新军，组建北洋舰队，周旋于西方各国列强之间，成为中国外交第一人。但是他始终超越不了自己的思想局限，他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他注定是一位封建制度的守护者。尽管他内心深处想帮助国家富强，但是他始终意识不到，中国的落后是由落后的封建制

度所决定的。他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更不知道民主政治为何物。他只能在封建统治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封建保守派的阻挠，使他更加难以施展拳脚，最终失败！

其实，做为政治家，李鸿章是晚清统治阶层里为数不多的杰出人物之一。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鸿章的见识超出同侪，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 同时，李鸿章也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近代的机械制造、纺织等工业，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特别是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可否认，这些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正是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而且李鸿章思想的开放，还吸引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法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李鸿章还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被梁先生认为是有苏秦张仪之辩才的外交家，但是作为不幸时代之中国大臣，中国缺乏强大的国家综合力量，其外交行事便不得不以妥协来求得中国安宁。 李鸿章先后代表清政府与各国

列强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因此，他被冠以卖国贼的称号。可是在当时的情形下，诸多条约的签订都是无法挽回的，无论哪位外交家去谈判，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李鸿章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列强从中国攫取的权利。中日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在日本与伊藤博文商议《马关条约》的过程就能说明这一切。当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多次商讨，一直难以达成一致，李鸿章在回旅馆的路上遭遇枪击，伤势严重，但依然坚持商讨完条约条款，日本方面出于歉意，在条约中做出一定让步，最终双方达成共识。弱国无外交，没有国家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实力必然软弱。如果当时换做他人，未必就强过李鸿章。

可悲可叹呀！为国家鞠躬尽瘁一生的李鸿章，把嘻笑怒骂的一切权利留给了后人，任人评说。所幸近年来，思想开放，文化交融，思想界、史学界空前活跃，让我们得以一窥李中堂的真实面目。

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褒扬和批评都揭露了一个事实，李鸿章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卖国者，也不是一个绝对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的进步有贡献，一个是消灭了违背中国传统伦常的太平天国，另一个是兴办洋务，但是晚清帝国官僚统治机构的腐败也使李鸿章不可能完全脱离官场的颓靡之风，所以，贪污之巨，仍然令人侧目。但是无论是他糟糕的贪污记录还是他惨淡的外交业绩，李鸿章等人的存在彻底改变了清代官僚机构重用满族贵族而少用汉官的政治结构，也由此使得安徽之地的官员顺利进入清中央政府机构，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皖系军阀的源头。梁先生的介绍也彻底改变了我先前对于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之人物，李鸿章的确是伟大的开拓者。其历史的悲哀一方面在于专制政权，一个方面在于中国国运的不幸。

其实，梁启超一开始并未直接给李鸿章盖棺定论，而是要读者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

有道理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并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好或者坏，而是应该站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处的位置去看待这个人。以前在我对李鸿章有粗略认识的时候觉得他实在是卖国贼一个，然而看了此书之后觉得李鸿章的内心是爱国的，其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没几个人可以超越。虽然也知道李鸿章也有过错，但是他确实是可称为一代豪杰人物。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他认为：中国历史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产生震动世界，激动人

心的大事件的原因——就是因为千年也找不出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对此，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对李鸿章实在是一种苛责。因为这在他的能力之外，在时代潮流允许的可能性之外，他做不到。他只能做他能够认识到，认识得上去的事情。那个时代，中国人能够认识到的，能够做的，或者说儒家学说的忠君报国，或者是反清复明，也就是说，或者做李鸿章，或者做洪秀全，没有别的可能。

在本书的第十二章结论中，梁启超提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但是，在腐败无能的清廷统治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所进行的一切未触及本质的改革，只能对贫困而苦难的国家进行缝缝补补，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

所以我们该庆幸生活在现在的中国。如今国力日盛，国人地位大增，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在快速、全面地发展，正朝着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和平盛世时代,而且个人发展空间也空前广阔，电子信息技术已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日子。我们生活在盛世时代的中国，又有何理由不好好工作，从高处讲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尽份心，出份力；往近处讲则是为自己负责，做好这份工，不求做英雄,最起码也不能做庸人。梁启超的“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值大家共勉。

篇三：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

给李鸿章的一封信

李爷爷：

您好！我是来自21世纪新中国的一名极其普通的大学生，爷爷您不必要感到过于惊讶，或许您感到更多的是好奇吧！您是不是好奇我现在所处的中国是否还是那个丧失主权，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那个中国？那么我可以自豪地在这里告诉爷爷您，我现在所处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了。早在66年前共产党便带领我们成立了新中国，带领我们走出了那令人屈辱的时代，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满清王朝在您逝世十年后便已经灭亡了）。经过六十多年快速的发展，我国早已从当初那个一穷二白，工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国家而逐步成为全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全国已经大体进入小康水平，人民的衣食住行不再是问题，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而且我国现在还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去维护世界和平，拒绝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为弱小的国家提供和平的环境，让世界的人民不再遭受像我国那段屈辱的历史。现在的中国，那是高楼林立，家家户户都有小车（当时你们所称的洋车）。爷爷，您是否对此感到惊讶呢？

爷爷您戎马一生，有过不少的功劳。后人曾写过一首过于您的诗，《诗评李公》-----一生荣华出曾门，三朝辅政至中堂。少时有志匡华夏，老来失策亲虎狼。 马关喋血卖身契，糊裱难堵漏风墙。辛丑叠恨终呕血，至死屈身背骂名。虽然这首诗对爷爷您的评价略带贬义，但是我觉得爷爷还是有不少功劳的。通过阅读史书，学习历史，我知道爷爷您当年为了结束内乱还苍生一个太平而挺身而出，整训军队痛击太平天国，使晚晴的寿命得以残存，您在这立下汗马功劳，是为功。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尚处于男耕女织的时代，军队的兵器大多数是冷兵器，而当时的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建起先进的机械工厂代替传统的手工作坊，军队也早已装备了威力强大的热兵器，并且有火力超强的舰队，可谓是船坚炮利，兵强马壮。经过几次的战争后，清政府皆因武器落后而战败，并因此而丧失大片土地的主权，然而，辛亏有您清楚的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创办江南织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的军事和民用企业，客观上抵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您还积极创见中国的海防，筹划北洋水师等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感谢您培养的这些人才，否则不会有近代中国那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我也不知道能否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但是，一个人有功必有过，希望爷爷您不要生气，我会用客观的思想对您的过失进行评价的。纵观历史，爷爷您还记得您当年攻打太平军的时候残忍的杀害那投降了的太平天国的将士么？此乃不仁不义之举。爷爷您对太平军那些乌合之众毫不留情，可是在面对洋人的时候怎么就害怕了呢？还记得当年黄海战役中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的事情吗？当时我们中国的北洋水师有镇远舰以及致远舰这两艘超级战舰，并且当时北洋水师的综合实力号称亚洲第一。然而，面对日本海军来袭，为了保存实力，您居然命令北洋水师避而不战，最后酿成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这一令全国上下震惊的惨剧，更是导致了接下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大片国土沦陷，大量白银流失，人民的生活越加困难。爷爷您不但对洋人害怕，而且总是主推议和路线，而不主张与洋人交战。虽然一时的议和可以换来片刻的安宁，但是您知道这片刻的安宁的背后是多大的代价吗？有多少老百姓因此而家破人亡，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爷爷您知道您签过多少的不平等条约吗？有多少不平等条约是您主导的吗？有多少

老百姓因此而生活在洋人的统治之下，被洋人侮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实在是奇耻大辱。《中日修好条规》、《中日台事条约》、《中秘通商条约》、《中英烟台条约》、《李福协定》、《中法会订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以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无数国土因此被拱手送人，白花花的白银就这样送给敌人，然后他们再用这些钱买装备来攻打我们。爷爷，您敢不敢承认您自己的这些过失呢？或者您是否认为你做的这些是对的呢？

上面所说皆出于晚辈的肺腑之言，若有冲撞，还请爷爷见谅。但我还是比较敬佩爷爷您的勇气，在当时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您顶住卖国贼的压力，毅然赴他国与敌人谈判，力争“一分有一分之益”。

最后我想引用后人评价爷爷的一句话来结束我这次写给爷爷您的信。“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愿老爷爷在地下得以长眠，得以安息。

来自21世纪的新中国：肇庆学院15网络工程的某位学生 2015年12月15日

篇四：近现代史论文 评价李鸿章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晚清风云人物李鸿章》

目录

摘要···················································3 关键字·················································3 正文···················································3

一、 生平与仕途········································3

二、 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4

三、 历史评价··········································5 参考文献···············································6

【摘要】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字】 李鸿章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正文】

一、生平与仕途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年－1873年），后来也都非富即贵。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 2

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 李鸿章夫人，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二、在洋务运动中的贡献

李鸿章军功显赫， 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3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三、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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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甚至那些史学家们给出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李鸿章不能算卖国贼，但的确是功过参半，从某个程度上看，可能过更大些。 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怀。

古今的历史人物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曾有大功于国家之举的功臣，一位那个时代的先驱，一位不齿于人的罪人”。 ---未明 “水浅而舟大也” ------ 毛泽东

“中堂从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 ----孙中山

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复杂多端。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尽力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改变中国现状，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的洋务、派留学生、组建北洋海军、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洋务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失败、作为北洋舰队的统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将”，说明晚年的李鸿章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而他没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说明他的软弱行和封建的本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不触动封建体系的一切运动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封建体制下的洋务、海军都只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终究是打不过狼的。作为北洋舰队统帅慈禧为其自己寿宴挪用巨额军费，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军费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劝谏、也没有阻止，这有说明什么，一个为军费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额财产，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也是历史的错误吗？也是帝国主义的强逼吗？他的一切都是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带中国走向富强的李鸿章终究还是个失败者。

参考文献

1. 赵焰《晚清有个李鸿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 《李文忠公全集》

4. 《近现代史资料》

5.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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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读《李鸿章传》有感

阅《李鸿章传》有感

——“我们不是在与中国打仗，我们是在与李鸿章一人对抗！”某西方报纸止评论。

我曾对李鸿章存在某种偏见，因其签过辱国条约而将其轻率地定义为“恶人”，然今阅毕《李鸿章传》，我顿觉耳目一新，心中豁然开朗，对他的一生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李鸿章传》是梁启超抱着“盖作史毕当以公平之心行之”的想法，于李鸿章往生仅两月后完成的。他可以批评地不留情面“不学无术，而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更挟小智小术”；也可以毫不吝啬地赞许“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作为一位“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的人来说，梁启超的公正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在某些方面，李鸿章亦是如此。

我认为，李鸿章是”成也洋务，败也洋务”，他因此被世俗唾骂，被功利之徒趋重。当俗儒拘泥于书本，满足于苟且偷生时，只有他发现了西方的崛起，兴起洋务，购船，造桥，修铁路，刺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失败后，舆论批评他，殊不知局内人办事之艰难与当时官僚政风的败坏。若问那些人：如何自强？可能他们都茫然不知，低头不语了。这也正是是国家的可悲之处。

洋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改革。改革家们处于很尴尬的境界。墨守成规的人不愿改革，投机取巧的人又避改革

而自保。尽管他们目光远大，深明“穷则变，变则通”，却又无法大展拳脚，反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王安石因变法遭贬官，被世人诟病；井尹直弼因维新被刺于樱田门外。这样看来，李鸿章一类的改革家们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比较成功的，他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这不几乎就是洋务的定义吗？邓小平看到了文革的后遗症，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完善和发展。正如李鸿章看到了西方的强大与本国的落后。此二人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自强。李鸿章尽力了，虽败犹荣，我认为，李鸿章作为改革者，绝不亚于邓小平。 但在外交方面，李鸿章却那么不尽人意，如梁卓如所言，“其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甲午之战前，他误劝中国的藩属，朝鲜与日本立约，默认其独立。之后却又反悔，出兵干涉，使日本有征战之借口。战争前夕却不抓住先机，用外交礼节应付，妄图让他国调停。这样看来，他的外交手段不过是两千年前纵横家的翻版，偏重技巧行事，借力使力。李鸿章知道学习外国的长处，却还在用老祖宗用了两千年的小伎俩，实在可悲可叹。他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如《中俄密约》，为列强开辟了”租借领土”，“替中国修铁路”等新的变相抢占手段，这些罪过，他是无法开脱的。

后世之人评价李鸿章，似乎两极分化了。说他是伟人的人没看到他欺骗担保人，私杀降将的小人行为；说他是恶人的人似乎也忘了他在签《马关条约》前遭刺杀后痛的快昏死过去时说的话“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此血所以报国也。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我认为，后世的那些轻易贬低或褒奖他评论家们根本就没有真正了解李鸿章，或者说，他们没有全免地看待他。

李鸿章在七十八年间建立了那么多丰功伟绩，经理了如此多风风雨雨，“我们不是在与中国打仗，我们是在与李鸿章一人对抗！”某西方报纸在甲午战争时如是评论。这样的人生，是绝无法用一个字，一个词轻易概括的。李鸿章早已辞世，我认为争论他的好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们能做到，大概也只有以公平之心看待他的过失与才干了。 “太息斯人去 萧条徐泗空 莽莽长淮 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 只有夕阳好 哀哀浩劫 归辽神鹤竟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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