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理还乱出处

篇一：剪不断理还乱.doc

剪不断 理还乱

作者：汪朝光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02期

编者按:在《历史学家菜座》第19辑《剪不断 理还断——抗战中后期的蒋宋孔关系(一)》一文中,作者叙说了抗战中后期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以至某种程度的斗争。在本篇则要叙说抗战中后期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

蒋介石与孔祥熙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人中,以孔祥熙最为年长,不过,他之成为国民党阵营的要角,也是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1927年以后,孔祥熙和宋子文同为蒋所信赖的当家理财之重臣,各有贡献。但是,在蒋介石当政的22年间,孔祥熙当了近两年的行政院长(1938年1月至1939年11月)和九年半的副院长(1933年11月至1937年12月、1939年11月至1945年6月),总计11年有余,占了蒋主政时间之半,而且由于蒋在抗战期间的兼职太多,无暇管事,因此,孔在战时虽为副院长,实际却当着行政院的家。反观宋子文,在战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前后计四年(1929年5月至1931年12月、1932年1月至1933年11月,其间两度代理院长近一年,1930年9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再从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6月真除)到1947年3月免职,虽然当院长的时间较孔为长,但在行政院实际任职的时间只有孔的一半略多,而且实际权力和活动空间也没有孔那么大。解读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在于蒋、宋、孔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

孔祥熙与宋子文同样留学美国名校(孔先后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孔出身山西票号商人之家,与宋出身的传教士之家显然有别。在孔家,留学更多的是镀金,不似宋家那般因虔诚信教而对西方文化有出自内心的领悟,故中国传统文化对孔祥熙所保留的影响显较宋子文为大。与宋子文常常表现的居高临下、自信自傲相比较,孔祥熙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谦和敦厚、平易亲近,人际关系自较宋子文为优。兼以孔祥熙自幼浸染于晋商之家的氛围,深谙商人精明算计、注重利益之道,处理政治亦如经商,圆滑融通,不似宋子文那般固持理念、不知进退。孔祥熙曾对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经而已。彼自称,彼从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结果被文人气息甚浓的陈布雷斥为“怪哉此论也!”然孔以生意经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自然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派系和人际纷争中更易立足。尤其是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领袖之后,孔祥熙认定其主政之道即惟蒋是从,对蒋依顺,更不会在钱财用度方面与蒋难堪,自然得蒋欢心。孔能长期坐稳行政院的头把和二把交椅,成为国民政府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院高官,自有其为官之道,而处理与蒋的关系当为首要因素。正因为孔对蒋的唯命是从,蒋对孔亦颇为放手,在蒋介石日日记载的详尽日记中,对宋子文的记叙明显多于对孔祥熙的记叙,而且对宋的负面评论也因此而远多于孔。

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之后,孔即对蒋尽心尽力,被蒋认为在“中央散漫无主”之时,“幸庸之不避劳怨,在京主持”。故当孔祥熙“急思尝试”院长时,一向看重独断权力的蒋介

石却并无责怪,反认为“此亦一道也”。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卸任行政院长,让孔祥熙过了把院长瘾。然孔接任后,有几件事为蒋所不满,一是孔办事庸碌,只知“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二是孔注重谋取私利,不断为舆论所批,“对外失信”,“舆情太恶”;三是孔祥熙一度主持与日本谋和,被坚主抵抗的蒋认为是“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更令蒋感到“可痛”的是,他本来对孔颇为放手,“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唯恐我知道,我亦乐得不知,一任彼之所为,而彼今以你是领袖之言相加,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甚而有如宋子文之“违忤不从,至为痛苦,因之心情躁急,时用愤怒也”。因对孔有所不满,1939年11月,蒋介石复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又改任副院长,但即便如此,蒋对孔较对宋的态度仍有明显差别。对宋,蒋是严词厉色,不稍缓和;对孔,蒋则用语温和,不无自责。孔由行政院长改任副院长,是为了“减轻庸兄责任,免受冤屈”;对孔不满时则提醒自己,“对孔何时现鄙嫌之意与严厉之声,应切戒之”;感觉“庸之言行态度皆令人不满”,当“劝其改正”;即便是对孔祥熙下属贩运鸦片谋利这样明显的违法之举,蒋的态度也不过是“庸之对鸦片运输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籍籍,贪小失大,更为忧闷,故终日郁郁不舒,乃休养不足之过也”。总之,在孔祥熙贪污案发前,蒋的日记中甚少记载对孔如同对宋那样过于严厉的批评与责难。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维护,更明显地表现在对1942年1月反孔学潮的处理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国民政府紧急派遣飞机去港,接运被困在港的若干知名人士。但当接运专机回渝时,传出只接回孔二小姐和几只洋狗的新闻,遂至引起后方多个城市的反孔学潮。蒋介石虽认识到此乃由于孔祥熙处事不当所致,起初有令孔“辞去”之想法,但又认为“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可胜浩叹哉”。随即又将此归结为“反动派鼓励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提出“对各大学共党赤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对教授应彻底整顿”。对此,不仅是在一线参与处理学潮的国民党人不服,提出“党内有若干足以资人口实之事件,应由党内迅谋适当之处置,以免敌党作为煽动之工具”,而且也为蒋的亲近左右所窃窃私语。蒋的侍从室秘书陈方认为,对学潮“直接压抑,不会有何效果,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认为:“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无异激励青年学生,增加委座之困难。也许孔故意为此,使委座不得不为之解脱,而彼得以一劳永逸也。然天下人无不叹息委座为之受过也。闻为此事,委座与夫人闹意气者多日。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他认为“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辞职”。蒋的首席秘书陈布雷愤然曰:“孔不但不辞职,而且要登报,表示病愈视事。旋即叹曰,孔氏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举。”

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可谓维护备至,但孔在国民党内外的形象却在持续下跌,国民党内不少人也期待“总裁能将孔罢免以大快人心否”?事实上,此时再由孔祥熙主政,非但不能为蒋分忧,反而成为蒋的拖累。1944年6月,孔祥熙受命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会议,蒋介石已有意借此让孔逐步淡出国内政治舞台。孔亦知蒋的用意,一面主动作态请辞,一面又与陈布雷“谈其不能不请辞之苦衷”,希望通过陈得蒋之“书面慰留”。引来陈大发感慨:“其实何必!”陈告孔,“退回辞呈较批答慰留更为亲切之意”。据唐纵记载,蒋介石在退回孔之辞呈前,曾询问陈布雷:究外间对孔之舆论如何?布云,普遍的批评,孔做生意。……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委座云,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接替。……布公云,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其后,国民党军队在

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中又一次大规模败退,引致国内民怨沸腾,蒋为缓和外界批评,借此机会改组政府,于11月任命俞鸿钧代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2月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仍保留了孔祥熙的行政院副院长职,可见对孔仍留有余地,而孔在事前特电蒋,“意以为如在美任委座专使,则副院长名义须保留云云”。恋栈之态真是跃然纸上。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认为“此甚不妥。予于午饭后面告蒋先生”。但王的意见并未被蒋接纳,孔仍照旧留任,招致“舆论仍有所不满耳”。直至其后孔之重大贪污案发,引起各方严重关切,蒋亦再无理由任孔自为,继续败坏国民党的形象,方才不得不下决心最终撤孔。

1942年,国民政府曾以美元借款为担保,发行一亿美元公债,但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其后由于通货膨胀,法币币值急跌,美元公债的票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距越来越大,未发行的债券遂有厚利可图,引来发行方中央银行的贪官谋利,而作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对此不仅不闻不问,而且收取好处,成为共谋。自1945年初起,即有知情人举报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公债贪污案,其案值之大,情节之劣,使蒋不能不重视。5月间,蒋电召在美国的孔祥熙“速回”,以图查明事实,再作处理。正值此时,孔祥熙在国民党六大中执委选举中以最低票勉强当选,原规划之中常委则落选,使蒋惊讶于“其信望堕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至此,蒋已无法再为孔“维持”,引致外界集中攻击国民党的“贪腐”,遂于6月1日决定自己不再兼行政院长,免去孔祥熙的副院长,推出宋子文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副院长。为此,蒋“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认为孔“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故撤孔是为正当。

但令蒋“烦恼”的还在其后。孔回重庆后,蒋介石在7月中旬连续约见孔祥熙,谈央行贪污案。蒋先“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嘱其好自为之。彼犹不肯全部承认也”;继“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研究处置办法,必须将其全数追缴,全归国库,然后再由余负责解决”。12日晚,蒋约孔谈时,“直将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嘱其设法自全,乃辞去”。但次日上午,孔在见蒋时,仍“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直到14日上午,蒋再约孔谈话时,“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惟虽如此,孔祥熙仍不愿痛快承认此事,21日又派其女孔令仪携其函见蒋,“图赖如前”,并通过陈布雷告蒋,“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令蒋感觉“此人无可理喻”,“贪劣不可救药”,“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又“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

事已至此,蒋介石认为“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在7月25日下令免去孔祥熙的最后一个实权官职——中央银行总裁,由俞鸿钧接任。蒋在日记中自记,“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然此“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不过,格于一损俱损之关系,蒋介石最终对孔祥熙的处理也就是撤职了事,而对如此贪污大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没有人为如此贪腐大案下狱坐牢。作为孔的顶头上司,信用孔、放任孔当政长达十余年的蒋,似乎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甚而在他那本骂人无数的日记中,仍然是过在别人,功在自己。也难怪跟蒋多年、谙熟蒋之心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的张治中,“对于蒋先生之作风,曾面致批评,大意以为自负过重,不肯轻易让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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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不断 理还乱

作者：汪朝光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03期

编者按:在《历史学家茶座》第19、20辑中,汪朝光先生在查阅近几年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等公开的日记和档案等资料后,在《剪不断 理还乱——抗战中后期的宋孔关系(一)(二)》中重新解读了蒋介石与宋子文、蒋介石与孔祥熙在抗战中后期的关系。本文则要叙说此时期宋子文与孔祥熙的关系。

宋子文与孔祥熙

宋子文与孔祥熙同为蒋介石治国所倚重的左膀右臂,在理财、治政方面各有其路数,也各有其功绩,然宋孔关系却始终不冷不热。据云,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蔼龄极力促成,而宋子文坚决反对,兄妹几乎决裂,因此蒋对宋子文“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更关键的是,宋、孔之长同在理财与外交,蒋介石亦因此而注重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使宋、孔在客观上形成竞争关系;兼以两人的个性差异与处事有别,宋、孔关系不仅远谈不上和谐,反存在不少矛盾,甚而一度发展到颇为严重的地步。据吴国桢的观察,宋孔关系“从来不密切”,宋“对孔祥熙的智力评价很低”。而宋孔之间的矛盾关系又影响到他们各自对蒋的报告与观感,也因此而影响到蒋对宋、孔的观察与不同态度,从而最终影响到国民党的施政成效。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宋孔关系,即可略知一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军事战线基本稳定,主政的国民党得以稍加喘息,但政治班底如何改组、经济形势如何稳定、如何争取外援等等一系列问题,亦因此而浮出水面。身在美国的宋子文,与上述问题的解决均有或多或少之关系,故颇为关注国内政局的发展变化,尤其关注人事变动问题,亟思以更具实际权力的名义“复出”政坛。但在宋看来,孔祥熙利用蒋之信任,把持政务,垄断资源,而自己远离国内政治,并无有效的破解之方,心中难免郁闷。据与宋关系颇为密切的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在重庆向其报告,孔祥熙及接近孔的陈光甫、张嘉璈等,“对先生在外接洽随意批评”,“谓先生气量狭小,又谓在外接洽碎屑零星。光甫谓上两次桐锡借款成功,全靠彼与摩根索私人关系。此次先生在外接洽,希望极小云”。张嘉璈“谓先生出国,乃以时局严重,有意逃避”。1940年10月,宋子文在美谈成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钱昌照又告宋,“孔因先生借款成功而恐慌,中央政局颇露不安之象”。宋则叮嘱其在中国银行的老下属、中行副总稽核霍宝树,“此后孔及渝各方对借款等事如有意见,请即密告”。

在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前后,传出将进行人事调整的消息,宋子文即为其是否回国参会,与关系人有密集的讨论。宋认为:“介公仍被孔等愚弄,回国亦无意义,即平衡委员会弟亦不拟参加一切,听委座及孔等决定,弟或仍在美努力。”钱昌照同意宋的观察,认为:“最近国际政治中心在华盛顿,有暂时留美之必要。……国内政局尚未到明朗化,除非介公电催速回,届时加以考虑外,似不必遽作归计。”但当其后蒋介石有电促宋回国参会时,宋子文又认为:“在外稍能效力,回国恐于事无补”,“再三考虑,痛快办法为目前政治环境所不许”,担心蒋“对恶劣环境仍不觉悟,

不如留美”。钱昌照亦认为,“介公尚未彻底觉悟,诚为恨事”,“观察政治益无改善倾向,先生暂不回国亦好”。但又提醒宋,“万一太平洋有剧烈变化,先生回国或将发生困难,此点似应注意”,“政局近日无彻底改善希望,但先生留美似亦不宜太久”。宋则认为:“弟本身在恶劣环境中,无能为力。太平洋如战事发生,留美回国均无关系。”

1941年2月,宋子文在蒋介石侍从室的关系人、秘书古达程在其致宋电中透露:“委座近对钧座态度极佳,……大会时各方及委座均盼钧座回国出席,盖政治方面似非钧座回国无办法。”古达程复电所示之意,自为宋子文所盼者。其实,无论怎样自认潇洒,作为曾经掌握过权柄、领略过权力滋味的宋子文,内心还是很盼望回国任职的。故当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有电令驻英大使郭泰祺回国,“谓大会后各部将加调整,嘱其返国供职中枢”,宋子文立即注意到此举背后隐含的意义。他一方面致电钱昌照,请其了解“究竟政府是否将有彻底改组,请密探详示为感”,另一方面又不避嫌疑,直接致电郭泰祺称:“现弟密电渝方亲信探询底细,在弟未有复电前,请兄暂缓电复介公。”宋子文还致电正在欧洲从事国民外交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告以“政治上国共内争甚烈,经济上通货膨胀,将影响全盘抗战,弟在美与总统前派赴华代表居里等商量种种补救办法,惟非兄回国与介公及党政诸人洽商,内外一致,不能挽回危局”。并告如其回国,可在葡萄牙代订机位,真可谓煞费苦心。

不过,宋子文的活动并无成果,蒋介石请其回国的表示似亦为虚应故事。4月2日闭幕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进行了人事调整,由吴铁城接替叶楚伧任国民党秘书长,王宠惠接替张群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郭泰祺接替王宠惠任外交部长,仍然没有宋子文的份儿。不仅如此,据知情人告,孔祥熙夫妇还在活动,以胡适不胜任为由,提议由宋接胡任驻美大使,以堵塞其回国任职之路。此举令宋子文颇为恼怒,与孔祥熙的关系更加恶化。宋子文在致钱昌照电中,认为:“孔夫人又拟支配政治,甚为明显,委座对弟究竟如何,应否回国,以免被迫为大使。”钱昌照复电称:“就弟所知,孔无放弃财部意,各方对孔不满由来已久,但介公迄无决心根本改组政府耳。孔夫人建议任先生为美大使,显有作用,其目的当在巩固孔之地位也。”古达程亦告宋子文:“孔在参政员及全会各中委前竭力攻击钧座,幸各人咸知孔之为人,多不直其所为。八中全会钧座未回国,在美任务若未终了,此时似不宜回。”“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援我不能彻底云云。”其后,据钱昌照向宋子文传达的信息,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曾“向委座建议,目前各方对国内政治,特别对经济现状极表不满,应请先生回国主持一切。委座似在考虑”。但随后又告,“蒋商孔,孔不但反对,且中伤,弟早已料及。重庆乌烟瘴气,前途可虑”。因此,所谓蒋将起用宋的传闻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且似乎又都是孔在上下其手,居间阻挠。正因为有此过节,宋子文在致李石曾电中,严厉责难孔祥熙,称:“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为清一色之势。今春大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谓君等以某某贪婪,故有此举,然代之者,其为争夺政权,亦可想而知云云。意似指弟而言,领袖之不谅如此,益增悚愧。”“介公左右告弟,孔肆意攻讦,介公对弟感情未必能好。”随之意态消极,表示自己“素性激直,不能与俗俯仰,处兹环境,艰难阻挠,亦意料中事。此后惟有谨守时势许可之范围而已”。他还多次向亲信抱怨,“孔对弟嫉视有增无减”,“饱尝此味,今则道远,懵无闻见,较少刺激耳”。

为了阻止宋子文的复出,在宋驻美期间,孔祥熙还曾命中国银行将“账目及盈余数、外汇存数等开列细账寄阅,并称委座极注意此事,中央已先办”。其时宋子文正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而据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告宋,蒋介石“对政府平价无效深致不满,因此彻查经济部所属平价处、农本局等账目,并将重要职员拘询,不免引起物议。现闻平价事已由孔负责主办”。在此背景下,孔祥熙调阅中国银行的账目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尤其注意中国银行在沪处理伪钞及买卖外汇情形,以图利用其间之漏洞发难。孔“对中国银行态度不佳”的底蕴,宋子文亦深知其然,故令贝祖诒:可根据孔以前致委座报告酌报,惟可稍缓送阅。在宋的太极功夫之下,孔亦不能做事太过,最后仍不了了之。宋子文知晓其中三昧,故告宋汉章(中国银行总经理)和贝祖诒:“孔对行及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人虎头蛇尾,两兄不必过虑。”反之亦然,宋当政时对孔也没有什么好脸色。据吴国桢回忆,宋担任外交部长后,从不参加孔主持的行政院会,对外交涉也不让孔与闻。 到了抗战后期,因为种种因素的作用,宋的地位渐升,而孔则渐失势,已不成为宋的对手,两人关系的交集度下降,互相攻讦也少了许多。不过,宋孔心结仍存,两人都以自己的施政为正当,而视对方之施政为“误国”。直到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孔祥熙仍有函致蒋,认为战后“政府措施错误甚巨,因一误而再误,以致士无斗志,民有二心,功败垂成”。至于“政府措施错误”何在,孔列举的三点——滥用国库外汇、恢复生产不力、签订中苏条约,条条与宋有关。故孔在函中虽未点名,然其“群小干政,蒙蔽元首,结党营私,嫉贤妒能,争权夺利,失德丧良”的指责矛头所向已是呼之欲出了。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间这种矛盾关系与彼此心结,几乎贯穿了他们为国民党政权服务之一生,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国民党的施政效率,惟后人论此,也只能叹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篇三：剪不断,理还乱

剪不断，理还乱

——兼与张冬梅老师商榷《平均数》的教学片断

缘起：

学校数学教研组开展了一次特级教师展示课观摩活动，我们有幸通过光盘聆听了张冬梅老师在千课万人中作的《平均数》。在比较各个小组的成绩是男生准还是女生准这个问题时，我们往往采用比较总成绩或是平均成绩这两个量数。但是这个班的学生却旁逸斜出地想到了采用相同人数的总成绩这个量数，并且在这一堂课中三次纠结于采用平均成绩比较还是采用相同人数的总成绩比较。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借此机会与张冬梅老师商榷。

第一次纠结（交流比较第一组的成绩）

师：如果今天我就让你们当裁判，你们觉得，是男生套得准一些还是女生套得准一些呢？

生异口同声：男生准！

师：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生：因为男生3个人，每个人都套中了6个，而女生4个人，每个人都只套中了5个。虽然她们的总数要比男生多，但是如果男生也是有同样的第4个人的话，男生的数量就比女生多了。

师：我注意到这个同学有一个词说“男生每个人”（师板书每人），每个人什么，你再说一遍？

生：男生每个人套中6个，女生每个人套中5个。

师：孩子们，你们都是这个意思吗？

生：是。

第二次纠结（交流用移多补少的方法来比较第二组的成绩）

生：男生的第一个??

师：一号男生

生：一号男生套了6个，二号男生套了8个，3号男生套了7个，他们的总和是21个。

师：你怎么移的？

生：把2号男生的一个移到了一号男生那儿，那么每人平均都是7个。

师：这是在男生上面动了手脚，然后这儿呢？（师指着女生）你来说说。

生：一号女生套了9个，二号女生套了3个，三号女生套了5个，四号女生套了7个，她们总和是24个。 师：你是怎么移的，说说。

生：把一号女生的3个移到二号，那么她们两个都是套了6个。把四号女生的1个移到三号女生，那她们两个也是6个，那每人都是6个。

师：讲完了吗？还没做裁判呢？

生：男生7大于6，因为女生人数比他们多，所以1个人的要不算，那么三六十八，三七二十一，男生多。 师：你问问大家听明白你们的方法了吗？你问问人家有问题没有？

生：还有谁有问题？

生1：女生应该是四六二十四，24个，男生是三七十一，21个，你弄来弄去我搞不清。

师：对呀！他这个问题很有价值的。你来看，刚才我耳朵里也听到了，你们也听到了吧。听到他说女生一共有24个，男生一共有21个，但是说着说着，他又说男生准。

生：因为女生有4个人，男生只有3个人，4个比3个当然??

师：你觉得能不能用他们的总数比？

生：不能。

师：为啥？

生：女生比男生多一个人，也就是多一个成绩。她们的成绩要多加一次。

师：觉得就这样比总数的话??

生：不公平。

师：是这个意思了吗？

生：是。

第三次纠结（交流用算式的方法来比较第二组的成绩）

生：我是用算式来解决的。

师：你一边说我一边帮你写好不好？

师记录算式：9+3+5+7=24（个）24÷4=6（个）6+8+7=21（个）21÷3=7（个）

师：这样，我帮你拿着纸，你指着前面，给大家一步一步地解释是什么意思？（生示意还没说完。） 师：哦，还有，你还没讲完是吗？还要老师帮你写吗？

师继续记录：（4-1）×6=18（个）3×7=21（个）18﹤21

师：然后你就认为??

生：男生更好。

师：这样吧，给大家解释解释。算式太多，张老师已经不明白了。孩子们也来听听看，好不好？

生：这个就是算出女生总共有多少个。师板书：女生。

生：这个就是算男生的总共。师板书：男生。

生：这个是算出平均每个女生，这个是算出平均每个男生的。然后这个是因为女生比男生多一个人，所以要减掉一个才乘以六，这个是男生的。

（老师引导学生解释了许久并用电脑再现她的方法。）

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你说，我下边不去比她们三个人的成绩，到这儿为止，求到了男生的平均成绩和女生的平均成绩。你能看出是男生准还是女生准了吗？

生：能！

师：你喊得那么高，说说你怎么就能看出的。

生：它是每个人的平均成绩，那么男生和女生比较个人就行了，因为他已经是每个人平均了，都一样了。 师：已经平均了，也就是这时候代表了男生套圈的一般水平了，就是??7。而代表女生套圈一般水平的就是??

6。好的，那同学们觉得比四个人的总数和三个人总数不公平，（师指着下面两行算式）这样可行吗？可行是可行，你觉得这样的两步是不是稍微嫌多余了点？接受我这样的建议吗？生接受。

师：你同意张老师把你的这两步擦去吗？

生：同意。

思考：

平均数作为反映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的量数，是统计学中应用最普遍的概念，它既可以描述一组数据本身的总体情况，也可以作为不同组数据比较的一个指标。当两组人数不一样的情况下比总数明显不合理，此时引入平均数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了。而这个班上的学生却采用了第三种指标——比较相同人数的总数，而且一直纠结着。

学生的第一次纠结应该来自于他们的知识经验，是他们对本节课认知起点的最真实反应。可能这个班在之前的学习中，很少有学生掌握了平均数，更多的学生对平均数只有一个大概的、模糊的影响，甚至有的学生根本就不知道。因此，他们在比较两组数据时，首先想到的是总数，当人数不一样的情况下，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将人数转化为一样再比较总数，于是就有了这旁逸斜出的想法了。这节课是学生学习选择统计量描述数据特征知识的开始，而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朦胧的纠结意识没有被老师发现，因而有了第二次的纠结。第二次学生在移出平均数的基础上，还采用算出相同人数的总数来比较这两组数据时，老师认为“他这个问题很有价值的”。但在展开讨论的过程中却撇开学生的纠结，简单地引导出因为女生有4个人，男生只有3个人，所以不能用他们的总数比，这样不公平。学生继续纠结着，直至第三次的出现。此时老师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引导学生解释，组织学生看电脑演示并展开讨论，但在小结时却很和气地允许学生运用这种方法，只是建议她将“稍微嫌多余了点”的后两步掉擦。如果还有第四次机会的话，我感觉部分学生还是会在算出平均数后不太放心，继续算出相同人数的总数再进行比较才会安心。

学生的三次纠结应当是受思维定势的影响。思维定势是由先前的活动而造成的一种对活动的特殊的心理准备状态，或活动的倾向性。在环境不变的条件下，定势使人能够应用已掌握的方法迅速解决问题。而在情境发生变化时，它则会妨碍人采用新的方法。大量事例表明，思维定势确实对问题解决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小学生的思维正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其思维的片断性、具体性更容易使其产生思维定势。思维定势使旧思路畅通，保留在大脑皮层中的旧痕迹十分深刻，如若没有强烈的持续的新刺激来加以切断，新思路难以形成和发展，使必须用新思路加以解决的问题无法顺利解决。

商榷：

在思考这个问题期间，我听了两节《烙饼问题》，发现两节课的学生在4张饼的烙法上都纠结于采用2张2张分组烙还是采用4张交替烙这两种方法之间，两位老师的不同处理使得教学效果截然不同。现将两位老师的做法整理如下：

教师甲

师生交流整理出1，2，3张饼的烙法，并制成表格。

师：4张饼怎样烙最省时？

（生汇报4张交替烙和2张同时烙两种方法。）

师：有同学说交替烙，也有同学说同时烙，那就派代表进行PK吧。

（学生进行浅层的语言交流过后，师记录下来。）

师：如果烙5、6、7张饼，你想怎么烙，请记录下来。

于是任课老师花费很长时间说明多个交替烙的劣势，甚至重新拿出4个饼自己演示4饼交替烙，并告知学生这样很麻烦。该教师解释许久后，很牵强地总结出多个饼的最佳烙法：双数采用2个2个分组烙；单数先2个2个分组烙，最后3个交替烙。

教师乙

师生交流整理出2，3个饼的烙法，并形成板书。

2 4 （1，2）（1，2） 2 6 2个饼一起烙

3 6 （1，2）（2，3）（1，3） 3 9 3个饼的最佳方案

师：现在要烙4个饼，你想学哪种方法？

生异口同声：学3个饼的方法。

师：我请一个同学上来烙一烙。

（生上台用交替法烙4个饼有点乱，还是在同学的提醒下才没拿错。）

生2：我有不同方法，先烙1、2，再烙3、4。

（生2上台演示，过程一目了然。）

（教师引导学生比较这两种方法，明确在烙饼的时候不仅要节省时间，还要清楚明了。）

师板书并小结：看来我们要尽量用2个饼一起烙的方法，实在没办法，才用3个饼轮流烙的方法节省时间。 4 8 （1，2）（1，2）（3，4）（3，4） 4 12 2个2个分组烙

师：如果有5个饼，你想怎么烙？6个、7个呢？请同学们思考并记录下来。

通过课堂观察我们发现学生基本上不考虑多个交替烙的方案，很顺利地得出多个饼的最佳烙法：双数采用2个2个分组烙；单数先2个2个分组烙，最后3个交替烙。

比较以上做法我们可以发现，教师甲的做法是“剪不断，理还乱”，老师乙的做法则有3个亮点：

1． 让学生表达出最真实的想法

学生出现想学习3个饼的烙法来烙4个饼时，教师不急于发表任何意见，而是请学生上台操作。生拿着4个饼第一次烙1、2号饼的正面；第二次拿出未烙完的2号饼烙1号饼的反面和3号饼的正面；第三次拿出烙完的1号饼后手停留在2号饼上徘徊着，下面的同学看出了她的犹豫便小声地提醒着：4号，4号，该生在同学的提醒下烙4号饼的正面和3号饼的反面；第四次烙2号饼的反面和4号饼的反面。

在此过程中，老师无须多言，学生已经从真实想法的自然释放中感受到了4张交替烙的缺点。

2． 引学生比较出最合理的方法

原先众口一词的学生发现问题后马上调整，生2上台展示了2个2个分组烙的方法。教师引导学生从时间的长短到过程的明了逐一比较了这两种方法。学生在操作和比较的过程中明确了分组烙的优势，建立了最优策略的模型。

3． 为学生小结出最精炼的说法

学生的想法到位了，方法合理了，但说法还不够精炼。教师在此时通过小结，为学生觅得了最佳说法：看来我们要尽量用2个饼一起烙的方法，实在没办法，才用3个饼轮流烙的方法节省时间。这样的适时小结，不仅让学生的数学表达得以提升，同时也为后面多个饼烙法的探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平均数》这一节课的教学，老师在学生出现第一次纠结时引导学生交流想法，或是在第二次纠结时带领学生比较方法，亦或是在第三次纠结时帮助学生小结说法，学生对“平均数可以作为不同组数据比较的一个指标”这一点上是不是会理解得更加到位呢？

篇四：2016考研数学中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知识点

2016考研数学中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知识点

考研数学中有很多知识点需要掌握，在复习过程中，同学们会发现这些知识点有很多非常相似但结论可能截然不同，稍有不慎就会在这些混淆的知识点之间进退维谷，遇到题目容易掉入出题老师的“陷阱”，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本文在总结历年常考题型的基础上，将考研数学的三大部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容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盘点，意在帮助考生厘清这些考点，让考生在考场上无后顾之忧。

二元函数连续、可偏导、可微之间的关系

多元函数是一元函数的推广，但由于变元的增多，不能将一元函数中的结论完全推广到多元函数中去. 在考研数学中经常会有判断二元函数连续、可偏导和可微之间关系的题目，因此有必要加以总结，才不至于在考场失误.

篇五：新闻与宣传 剪不断理还乱

新闻与宣传 剪不断理还乱

[摘 要]本文旨在探寻新闻与宣传最佳的切合点,发挥其在社会中的最大功效。

[关键词]新闻;宣传;新闻传播

有些人认为新闻就是宣传,宣传也可以是新闻;有些人认为新闻与宣传有一部分是重合的;而有的人则认为新闻就是新闻,宣传就是宣传,它们是不同的概念。这也正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即重叠、交叉和并列关系。到底哪种观点正确呢?我们先要区分新闻与宣传的不同之处。

第一,两者的传播内容重点不同。新闻是用事实信息本身作为观念,事实本身是有价值的。而宣传则是用事实信息为思想作注解、作工具。

第二,两者的社会功能不同。新闻传播的基本功能在于告知,在于让受众了解客观事物的状况。宣传的基本功能在于劝服,在于让受众接受传方的思想、观点或主张。新闻传播的效果表现为事实信息的分享,宣传传播的成效表现为是否实现了对受传者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第三,两者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新闻传播是根据受众的需求进行的,是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为宗旨的。宣传是按照传方的需要来进行的,主要是体现传方的意图的。革命宣传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具体进行时仍要执行传方(通常是革命政党)的目标、方针和策略。其他阶级的宣传则完全以本阶级的需要为出发点。

新闻传播必须具备真实性、新鲜性、时效性。虚假的不是新闻,而是谎言和谣传;陈旧的不是新闻,而是历史或资料。宣传虽然也要尽量新鲜、尽量结合时事,但是同样的观点可以反复讲,陈旧的资料也可以作为论据。宣传虽然也要以事实为材料,革命的宣传更要讲真话、讲真理;但是并非所有的宣传都遵循真实性原则,反动的宣传更是谎话连篇。所以,归根结底宣传的特性在于它的功利性。

新闻传播必须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客观性是它的基本原则。宣传则具有鲜明的主观倾向性,客观报道对它来说通常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而采取的策略和方法。新闻传播讲究新闻价值,选择和取舍新闻要看它是否为公众所关注,是否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和反响。宣传讲究的是宣传价值,并以此作为选择和安排内容的标准,诸如内容是否符合宣传需要、材料是否充分体现宣传意图、制作是否有助于实现宣传目的、时机是否对传方有利,等等。

其实在新闻与宣传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少很成功的例子。最著名是1982年的马岛战争,BBC的“World Service”及时地、客观地报道了英国海军遭受的重创,结果引来国内的批评,认为BBC已经丧失了立场,连爱国都做不了。但是,应该看

到,正是BBC的这种客观、及时的新闻报道使它赢得世界各国听众的信任。实际上,英国海军受到重创应该报道,就像阿根廷军队遭到英军重击一样,BBC不报道,其他媒介也会报道。BBC这样做,其实是为了维护它在听众中的地位,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样的做法,不仅保证了新闻的真实性,而且还在无形中对自身进行了极大的宣传,效果比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树名声可能好上数倍,真是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为何不可以学习一二呢?所以笔者认为,在利用新闻进行宣传时,不能不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充分认识新闻传播特有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必要性,绝不能因为宣传需要而干扰、阻滞、损害、扭曲新闻传播行为的正常运作。否则,就会遭致公众的不满,损害社会的正常运转。

第二,更加尊重新闻传播自身的规律,即上文所述的新闻的真实性、时新性原则,报道的客观性原则,受众需求律,新闻价值律等项。否则,公众就会舍此而逐彼,从其他来源寻求新闻。

第三,更加重视寻求宣传规律和新闻规律的最佳结合点。譬如,怎样在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过程中体现宣传意图,怎样针对受众的切身需要进行宣传活动等。否则,公众就可能漠然置之,不予理会。

凡?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参锒加懈觥岸取?最难把握的也是一个“度”。所谓“度”,哲学上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的界限。度的两端是事物的极限,超出了限度,事物将由量变发生质变。在新闻和宣传之间也有个度。我们只有认清两者的明晰度,努力平衡两者的比重度,科学调控两者的冷热度,才能真正实现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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