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教授讲座

篇一：《好的教育并不快乐》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

好的教育并不快乐

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

-----------------不能一味让步

独生子女群体是自地球上有人类这个物种以来，所出现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亚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在那么短时间内，有计划地出现在一个国家。而我们所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都是针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今天，我们的教育者在拼命反思，但是别忘了，接受教育的主体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亚种”。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教育这些孩子。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可是，我们的童年快乐吗？至少我一点都不快乐。回忆一般都是虚幻的、快乐的，“好了伤疤忘了疼”。（时间的流逝，让我们很容易自动过滤遗忘掉——不快的回忆。）我们谁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也有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有时候还被老师揍两下。

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那么，惩戒呢？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我也不相信。前段时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内容是“赋予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要赋予？什么时候剥夺过？没有剥夺要重新赋予吗？现在的孩子骂不得、说不得、批评不得，一点挫折就接受不了。小时候，我的老师惩戒过我，但是，我们的感情到今天都很好。现在对孩子一味表扬，那惩戒呢？

我们讲跟国际接轨，接轨了吗？我是在欧洲留学的，我们常讲欧洲的教育怎么好。大家看看英国的好学校规矩严到什么地步。英国议院通过一条法规，大意是“允许教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内的必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纪律”。说白了，就是可以适当体罚。大家都说新加坡的教育好，新加坡的中小学教室后墙上不是经常悬着一把戒尺吗？据说，孩子表现不好，按规定打三下，只许打手心，不许打手背，必须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允许执行。

但是，我们教育的主体思路是对孩子不停地让步，给孩子更多的快乐，给孩子更多的游戏时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教育？如果说过去的教育都不对，那俞敏洪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觉得教育不能一味让步，我们对孩子要真的负责任。

赋予教育以责任

人类社会没有绝对公平，美国有不公平，中国也有不公平。现在，可以说一条重要的公平线就是高考。如果按照所谓的素质来招生，那么，中国的平民子弟有多能进北大、清华？一个孩子连公平竞争都竞争不过人家，还说素质很高，谁会相信？

高考制度不能改，因为我们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适合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适合的制度。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矛盾自己心里必须清楚。我自己也在教书，跟学生有接触，我想告诉大家，对于中国的教育，我们要有一种极度的忧患意识，而且应该是在接近绝望基础上考虑的，可能就是没治的。很多人问我：“钱老师，

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赞成对要孩子严格。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孩子还必须管教、必须惩戒，我们必须让他知道，教育不仅仅是快乐，学习不仅仅是快乐。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就很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大多数人是不会的。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

我们要告诉孩子，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如果在全社会形成家长对孩子让步的氛围，以后的孩子是很可怕的，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怕的，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接不住中国未来发展的重担。

中国30年的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社会发展的奇迹，是谁干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无意识造就的真正精英是“老三届”。这一批人在“文革”前完成初中、高中教育，“文革”前的初高中教育水平恐怕不比今天一般的本科教育低，这批人由于历史原因被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1978年，一切回到原点。这批人是中国人的精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正精英，懂知识、受得了委屈、懂担当。现在，这批人要退休了。而现在，孩子进一步，社会让一步；孩子进一步，老师让一步；孩子进一步，家长让一步。

我们传统教育在今天已经崩塌，我们正面临着根本的冲突。作为家长，我希望如果我儿子的老师看他不成器，揍他两下，罚站一会儿，这是应该的。教育部应该定出这样的规则，对学生要有惩戒。

我们现在都说鼓励孩子的自信心，赞扬他，鼓励他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自信不是靠单纯鼓励出来的，而是由积累的知识及技能激发出来的！）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将来到社会，他面临

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毁。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这个社会是残酷的，要准备受很多委屈。

如果我的孩子确实犯了错，老师揍他几下，我会感谢老师。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有大爱的。我希望老师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还得拿着大棒。

教育是最真实的事情，不应该去揣摩家长、孩子的心思，不停地对孩子让步。

我现在非常羡慕我的父母，他们敢骂孩子 、揍孩子，但是，我们依然爱他们。今天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哪怕是一个眼神，没准明天就能把长辈杀了。我讲《弟子规》讲到“守孝悌”时，叫我的助手搜索一年以内的“不孝、杀父”的反面例子，然后打印出来，以备我选用作反面例子。不一会儿，助手告诉我，打印纸没有了。我们对孩子没有一些控制、抑制、约束，一味以爱的名义对他们让步，这样的教育是不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是应该跟社会“对着唱的”。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我们这个民族原来给教育赋予那么高的地位和价值，在今天都已经被打乱。

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教育。我们不要轻易向社会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社会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我们的孩子让步，也不要轻易向家长让步。我们这个社会要赋予校长、老师更大的利、更高的荣誉、更好的待遇，也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责任。

篇二：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在“第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的演讲

精彩实录

各位尊敬的校长、尊敬的老师，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因为今天我是奉我的老学长俞敏洪学长之命前来报道。本来题目是俞敏洪校长规定的，但是我在底下聆听了四中校长和郑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的发言之后我临时想不讲国学，我想改改。以一个学生的身份以一个家长的身份，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我来谈一谈对教育的看法，对中国当下教育的看法只有四个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中国今天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中国教育今天所有的看法都起源于一种错误，我们没有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我们不断在让步，在为自己找理由，为孩子们开口目前。我想说教育不是这样，不应该是这样，我不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办法。我们这个民族现在有一个固定的心态不怕有问题，只要找到办法就能解决，我告诉大家有些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当你得了癌症，是早期发现的时候还可以，如果发现不去治疗或者用更坏的办法去对待，或者说纵容它发展，到了癌症晚期再去治疗还有用吗？没有用。我想教育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教育的现状，我们也给出了很多理由，也有很多理论，我们也在做很多努力。但是请问大家相信中国的教育真的还有救吗？我觉得恐怕很难说。我个人绝不相信。为什么？我们有太多的事实而非的想法在脑海里。我们对中国这30年的发展早就不再是发展，中国面临着很多人文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

比如我们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是人文历史上地球上有人这个物种以后所出现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亚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集中在那么短时间、被国家计划的集中出现。我们所有的教育理念、所有的教育方法、教育手段从来都是针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今天我们教育者拼命在反思，但是别忘了接受教育的对象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物种，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教育这些孩子。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我们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我们的童年快乐吗？各位老师。我一点不快乐，回忆都是快乐，你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也留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要被老师揍呢。

我有个同学最近写一本小说写他的初恋情人，描绘的爱情非常好，可我知道当年天天吵架。所以凭什么教育是快乐的，我实在想不通，教育怎么一定是快乐的？教育里面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凭什么对将来要接替我们的子孙让步，我想不明白。

我刚才看了徐小平的文章，讲的头头是道，儿子要学厨师，他鼓励说，凭什么说厨师好？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都是鼓励，惩戒呢？教育没有惩戒手段吗？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了？打死也不相信。家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看孩子的日记，凭什么不让看？我从小的日记我父母就看，也没把我看傻了。今天大家都说北大有很多教授、冯勇谈先生、张代民先生讲座滔滔不绝，扯什么呢，这三位教授都是结巴。为什么是结巴，从小打的。

听说前一段教育部发过一个文件叫赋予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这么荒唐的文件都发出来了，这种文件教育部发得出来！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要赋予？何况什么时候剥夺过？没有剥夺收回什么，逻辑不通的现在的孩子骂不得，说不得、批评不得、一点挫折感受不了。我小时候我的老师打过我，我们的感情很好。所以我们的教育这样下去什么都不行，现在孩子都表扬，惩戒呢。我们讲跟国际接轨，接轨了吗？倒是“接了个鬼”。我们讲英国的教育，我是在欧洲留学的，我们讲欧洲的教育怎么怎么样，大家看看英国的好学校规矩严到什么地步。英国一个议院通过一条法规，叫“允许教师在历次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包括身体在内的必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据纪律”说白了就是可以揍。大家多说新加坡教育好，新加坡中小学教师哪个后面没有一把戒尺。孩子不行规定打三下，只许打手心，不许打手背，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允许执行。

我非常感动，特别希望我的儿子有机会碰大北京四中和郑州外国语学校的两位这样的校长，但是我们的教育

主题思路是给孩子不停的让步，给他更多的快乐，给他更多的游戏时间，天底下有这样的教育？如果说过去的教育多么多么不对俞敏洪校长是哪儿培养出来的。王强、徐小平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们不是过去的教育出来的？我们的教育是随地吐痰了还是耍流氓了，我们什么都没干，挺好。我觉得教育不能再让步，我们对孩子要真的负责任。不要迎合社会深事实而非的一种说法，什么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是最基本的，社会都是不公平的，美国也不公平，中国也不公平。现在这个社会唯一一条公平先就是高考了。我在复旦管过自主招生的，如果说素质教育，中国的品民子弟别想进北大、清华。所以一个孩子连公平竞争都竞争不过人家，如果你说我素质很过，素质个鬼了，公平竞争就要竞争过人家。这是最基本的。现在讲素质，素质有什么用？我们对孩子负不负责任，所以不要迎合社会上所谓的有些专家的话。我现在提倡恢复全国高考，王强是那届内蒙古高考的第二名，我是那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名，我们都是这么考到北大的。如果高考制度不能改我们的教育就不能改，都是高考的指挥棒，而且高考制度不能改，因为我们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不坏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好制度，但是它是最不坏的制度。

第二，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他们怎么怎么样，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矛盾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句话敏洪学长我是第一次公布，他们问我说钱老师你这几年讲国学、讲三字经、弟子规，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在哪里？推广三字经、弟子规的难处在哪里？我一般的说法是希望教育部推广进入学校对外是这么说的。今天对诸位老师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按照四中的标准，按照郑州外国语学校的标准培养出来的孩子这些孩子到社会上90%吃亏。你把孩子按照弟子规那样忠诚、守信、守规矩的孩子到社会上混混看马上被人摆平，这是大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在教书跟学生有接触，我告诉大家中国的教育真的我们要有一种极度忧患意识，这个应该是接近绝望基础上考虑可能就是有志的。很多人问我钱老师你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回答是听真话、假话？如果是真话我就把他送出去，没有办法，没有选择。我儿子在华东师大附中，去看看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再一样了。所以我想，我倒是赞成对孩子真的要严格。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孩子还必须管教、必须惩戒，必须让他知道教育绝不仅仅是快乐。学习绝不仅仅是快乐，当你意识到学习是快乐的时候这位学生将来就成为俞校长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都是大师级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归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事情去学。我们要告诉孩子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我们现在社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氛围以后孩子很可怕的。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怕的，未来出来的这群孩子是接不住中国未来发展重担的，中国30年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奇迹、社会发展的奇迹，是谁干出来的？我们有邓小平老人家，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都是了不起的领袖，但是中国历史上无意识造成的真正精英是老三届。这一批人文革前完成了初中、高中教育，文革前的初中高中教育恐怕跟今天的本科教育一样，这批人由于历原因撒到了社会各个角落，78年回到原点这批人是中国人的起义，是成千万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正的精英，懂知识，受得了委屈、懂担当，接下来这批人要退休了。接下来这群人这些孩子孩子进一步老师让步、孩子进一步 老师让步，这样的教育怎么行。现在不能按照一般的教育学理论思考。

我教育我儿童很简单，他学习不错。我父亲受过很好的教育，我父亲看不得儿子教育孙子，我儿子说爸爸你为什么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说你错了，他说错了也不能这样口气跟我说话。我说三字经没学过，他说你不就是要说养不教父之过，我们传统教育已经是在今天全然崩塌，因为面临着根本的冲突，这个冲突无解。到今天我倒是希望我作为家长如果我的儿子，他的班主任看他不成气揍他两下，当然不能暴打如果罚站一会儿，这是应该的教育部就应该出这样的规则对学生有要有惩戒。我们现在都说鼓励孩子的自信心、赞扬他，鼓励他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这样教育孩子将来到社会面临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毁。我们应该告诉他这个社会是残酷的，要受到很多委屈，要告诉他。

如果我的孩子比如在四中、在郑州外国语学校如果校长惩戒他，甚至揍他一顿我会感谢老师。新东方本来就

了不起教育界的奇迹，我倒是觉得这个论坛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要告诉这个社会教育不是这样。不要这么说了，快乐教育、快乐学习、成功教育。都成功还来得。这个社会大家都成功了，我们干嘛去。所以我觉得教育则真实不是说去揣摩家长、孩子的心思不停的对孩子让步。所以到今天我对中国教育还是四个字“我不相信”。为什么接下来的话不能说了，因为有一个最大的前提。现在讨论问题只能讨论到比如一个楼有九层，讨论到第七层就不要讨论了。所以咱们从底下开始讨论比较好，底下就是这么回事。

我跟俞敏洪校长说实话过两天我把儿子送到新东方的班上去，准备让他出去了。虽然我们是读书世家，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孩子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现在不是提全球化吗。我现在只希望孩子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就够了。我和我太太都是北大的，我祖父、祖母、父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将来孩子还要考这个，我连想法都没有，考不考大学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他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好好过完成这样一辈子，更何况人类到底多少年谁都不知道。有人说还有200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会跟我的孙子谈不要生孩子了。咱们现在应该要理解中国人真的不能再那么狭隘了。爱国、爱民主也不能再有这种狭隘的心了。我们不能说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就不爱国。我们现在是要让孩子尽量保存一份比较好的心理健康，一种生理的健康。然后我们把所有选择权开放给他。因为我们负不起我们对孩子负不起责任。不像我们小时候生活很困难、社会不发达、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的父母能对我们负责任。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羡慕我的父母，他们敢骂孩子、揍孩子，但是我们依然爱他们。今天的孩子骂不得、打不得，哪怕一个眼神没准明天把你杀了。

我讲弟子规讲守孝敬的时候叫我的弟子找反面教材。一会儿我的弟子告诉我打印纸没有了，94字五号字从百度上搜索，打印纸不够。所以我们对孩子没有一些控制、约束一味以爱的名义对他们让步的话我们的教育不是对的。

今天我选择把我的真实想法跟各位校长、老师汇报“我不相信”，如果我们再不把一些虚幻的东西弄清楚，还顺着社会走的话我们是要完了的。因为教育从来不应该跟着社会发展而发展，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教育是应该跟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我讲的是基础教育，我们讲宪法所规定的教育实际上不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跟社会“对着唱的”。是社会在教育社会，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应该是教育教育社会。我们这个民主原来给教育赋予那么高的地位和价值，在今天都已经乱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教育。我们不要轻易向社会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我们的孩子让步，也不要轻易向家长让步。我们这个社会要赋予校长、老师更大的权利、更高的荣誉、更好的待遇，但是也赋予他们更好的责任。

只有这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大概在那的时候还能考虑把我的孙子在国内受教育。这是我的真心话，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校长第一把我当成一个学生，第二把我当成一个有资格的家长，第三也把我当一个大学老师。我刚才讲的没有一句假话，全是真话当然纪先生教过我“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各位校长听过我的演讲之后想想有没有一点点道理。今天这个论坛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再顺着走，应该换一条思路。谢谢大家！

钱文忠简介：

钱文忠，祖籍江苏无锡，是无锡钱家的后人，那个家族曾经哺育出钱穆、钱钟书等大师级人物。1966年生。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史、学术史、宗教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著作有文集《瓦釜集》、《末那皈依》等。

钱文忠教授除了英/法/德/日语之外，还精通梵文巴利文等数种“邪门”语言，如果再加上他能“唠叨”几句，能“晃”上几眼的各种“怪”语言（古伊朗语/和田语/吐火罗文/qu卢文等等），算起来这家伙应该会十多种语言，而这些语言应该是研究佛教的第一手资料的来源 。

篇三：葛维钧谈钱文忠讲座中梵文错误

葛维钧谈钱文忠讲座中梵文错误

作者：葛维钧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8-04-02

日前读《中华读书报》，偶见2007年10月31日第18版“热读”栏目有一篇文章《钱文忠：再现玄奘的真实形象》，对“百家讲坛”《玄奘西游记》所成同名图书进行了评价。读后发现无论正文，还是简介，第一段都有问题，这就引发了我谈谈个人看法，并对若干问题就我所知提供情况的愿望，而引据所及，亦有“讲坛”本身和其他报刊。我想先从正文说起。

一、关于梵文错误

1. 是“名称”，不是“匀称”

正文开始，作者即以赞许的口吻指出钱文忠教授所著《玄奘西游记》里“有许多有趣的‘知识点’”，然后“随便举一例”，就举出了唐代诗人王维和“维摩诘”二者名号因缘这件事。其实，王维名、字的来源，读过一些古诗文的人都知道，基本上是常识。问题出在了后面的解释上。这个解释前文是转述的。原文是：“王维取这个名字，说明他很喜欢维摩诘这个人物，就把‘维摩诘’三个字拆开，作为自己的名和字。但是很不巧，‘维摩诘’在梵文里的意思，就是玄奘翻译的《说无垢称经》里边的‘无垢称’。‘无垢’意思是很干净，非常洁净，‘称’就是相称、匀称。所以‘维摩诘’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干净而匀称。而王维这么一弄就乱了，他叫王维，那么就变成了王没有，‘无’就是‘没有’嘛，字摩诘就变成了又脏又匀称，很匀称的脏，遍布的全是脏。”

这里的解释有误，而错误的解释给人带来的，则是不雅的想象。

“维摩诘”，梵文为VimalakIrti，其中vi译作“无”，mala译作“垢”，都是可以的。问题出在kIrti上。这个字古人译“称”，没有错，但是是“名称”的“称”。见到“称”，就认为它是“匀称”中的“称”，便错了。kIrti的意思是“称号”、“令名”等，来自动词字根√kIrt，意为“说到”、“夸赞”。其实，“维摩诘”的意思，历来十分清楚，古代佛教经典曾经将它意译为“净名”，颇为准确。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一有解说称：“什（即鸠摩罗什）曰，维摩诘，秦言净名。??其晦迹五欲，超然无染，清名遐布，故致斯号。”玄奘本人对于“毗摩罗诘”（即VimalakIrti）这个字也有解释，见其《大唐西域记》卷七：“唐言无垢称，旧曰净名。然净则无垢，名则是称，义虽取同，名乃有异。旧曰维摩诘，讹略也。”所有这些，都已说明了“称”的确切意义。如谓还不清楚，那么玄应《音义》 还有“??此译云无垢称，称者名称也”，所说无论如何是直接得再无可疑了。然而，令人遗憾，讲者还是错了。错了也就罢了，再进一步，以非为是，乃至信手起王维幽魂于千年古梦，幽他一默，以为得意之笔，似乎就不妥了。

央视“百家讲坛”我看得不多。那一天打开电视机，看到钱文忠教授正在讲《玄奘西游记》，但已经到了第十九讲，后来又看了两讲，便没再看。不过在这几讲中，除去前一个例子外，我又发现了几个与梵文有关的问题，一并简析如下。

2. “提婆”（Deva）的意义不是“天地”中的“天”

在第十九讲里，钱教授说到一场佛僧与外道的辩论。他说：“还有，比如著名的提婆菩萨。提婆就是梵文的Deva。Deva的意思本身就是天的意思。天就叫Deva。”说梵文Deva的意思是“天”，本无问题。但是，为了说明其义，他举起手臂，向上指天，这就错了。原来，deva这个字的意义是“神”，或说“神明”，而不是我们头顶上的天。它由另外一个梵字div派生而来，而div这个字倒确实有“天空”的意思。但div经派生后，意义就变了。两者不同，不能混为一谈。那么为什么我又有上面“本无问题”的话呢？因为用“天”字译“神（Deva）”，原是佛经古译惯例，如“天女”、“天众”等；说某是神，即称某为天，如

“大梵天”、“帝释天”等，甚为习见。《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提到佛甫出生便“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这里的“天”与“人”并列，倘若把它解释成“天地”中的“天”，就不(转载于:www.smhaida.com 海 达 范 文网:钱文忠教授讲座)通了。在《玄奘西游记》的故事中，与“天”对举的是“狗”。显然，只有释“天”为“神”，对举才能成立。

3. “提婆”的意义也不是“天生”意义上的“天”

第二十讲对于佛陀的敌人提婆达多梵文名字的解释，也是一样。钱教授说：“玄奘在这里注意到提婆达多这个人，‘提婆’是 ‘天’的意思，‘达多’是‘授’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天生的意思，??”说此人名字的意思前半是“天”，后半是“授”，没有错。因为玄奘的书里已经明载：“提婆达多，唐言天授。”（卷六）现成二字，拆开就行了。但是进一步作解，说这个人的名字合起来“就是天生的意思”，便不对了。提婆达多，梵文Devadatta。deva之意已如前述。datta来自动词“给”，意为“给的”。所以这人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给的”，或者说得文一点：“天神所赐”。至于“天生”，汉语的意思很明白，那意思与“神给的”全然不同。应该说，前后这两个例子都说明钱教授对于deva一词的意义没有弄懂。

4. “一切义成”的原文及其错解

说到释迦牟尼的原名，钱教授告诉我们是悉达多·乔答摩，并读出原文SiddhArtha Gautama。他进一步解释说，“‘悉达多’的意思是一切义成”。诚然，“一切义成”确为“世尊（即释迦牟尼）之幼名”，但它不是“悉达多”的准确意义。“悉达多”的确切意译之一是“成利”。该名见于多种佛经，《大智度论》卷二即称：“父母名字悉达陀（秦言成利），得道时知一切诸法故，是名为佛。”“一切义成”的梵文应该是SarvArthasiddha。玄奘在《西域记》卷七中对于“萨婆曷剌他悉陁”曾有解释，说：“唐言一切义成，旧曰悉达多，讹略也。”这里的“萨婆曷剌他悉陁”就是SarvArthasiddha的音译。古今将“悉达多”解作“一切义成”的并不希见。然而，玄奘在他的书中毕竟明确表达了“一切义成”与“悉达多”不能等同视之的看法，何况两者原文区别不小。既然是梵文学者讲解玄奘，理应对此十分注意。

另外，钱教授把“一切义成”解释为“成就了一切正义，成就了一切最高尚的东西”，也是未谙梵字的结果。“一切义成”原文是“实现了所有愿望”，或“达到了一切目的”的意思，用为名称，是佛诞不久的事。梵文artha只有“目标”、“财物”、“意义”等义，近世汉译经常作“利”，与“正义”、“最高尚的东西”等并不相干。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一切义成”是“世尊之幼名”（《翻译名义集》卷一也说“此乃世尊小字耳”）。此时他还远未成道布道，如欲冠以“成就了一切正义”这种名号，时间也嫌太早。

看钱教授的演讲，是因为所讲的题目同我的工作有点关系。同时，知道课是梵文专家讲的，便也对他演讲中的梵文问题多加了几分注意，道理不外是希望得到一些新的启发。不意结果如此，看了三讲，也就没有再看下去。为什么会出错误呢？原因我们不去猜测。但结果却是要考虑的，且多少令人担忧。我们总不能忘记，千百万荧屏前聚集着那么多观众，他们是仰望名家，信而不疑的。

二、关于“关门弟子”之说

简介的内容是：“钱文忠：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央视‘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中国最年轻的印度学、佛学、梵学专家。1966年6月出生，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前面说过，这个简介的第一段是有问题的。我主要指第一句，尽管其他部分也有问题。该句称钱教授为“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这是一个缺乏根据的说法，让人很觉奇怪，不知道来自哪里。其实，门人弟子这类说法，在季羡林先生的学生当中是很少有人用的，所以从不流行。可以说，他的学生，包括数十年中他亲自教过的本科生和他的研究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主动谈论自己和季先生关系的习惯。他们极为敬重自己的老师，私心亦不

免因得亲炙而感觉幸运，但也仅此而已。这些学者，据我观察，即使在梵学（按照《中华读书报》“简介”的意思，该词在本文中仅指与梵文和巴利文有关的研究工作）研究中工作了几十年后，也还没有一位以季先生的衣钵传人自诩。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定要谈继承衣钵的话，那也绝不是一句空谈，而只意味着默默地工作。一天努力，能得千把或数百字已是不俗的成果。面对梵典，冥思苦想，反复推敲，不得要领，忽有所得，旋又推翻，以至踌躇半日，一无所获，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事。不过，他们似乎也并不因此而心生怨尤。工作依然愉快。 然而，梵学研究毕竟是“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从无跻身显学，借以张扬的可能。浮名不说，即使是一般的名气也未可指望。例如蒋忠新先生，虽然作为《妙法莲华经》贝叶梵本释读和研究的权威而在欧美和日本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他发掘编定的该经贝叶复制本曾由中国政府隆重赠与尼泊尔王室，但是在国内除印度学界以外，他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再如黄宝生先生，虽然曾就梵语诗学做过深入探讨，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到了今天，即使在主持团队，历十余年而完成梵文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之后，知道他的人，依然有限。这当然与他们低调处事有关。低调处事也是梵学界研究者的共同特点。他们与影音媒体大多两不相涉。

中国系统培养梵文巴利文人才的单位，只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曾招收本科学生三批，即：1960年班，由季羡林、金克木任教；1984年班，由蒋忠新、郭良鋆任教；2006年班，由段晴、王邦维、高鸿、萨尔吉任教。季羡林先生本人招收的研究生，是必须修习梵文的。他招收的研究生计有：1978年的任远、段晴，1979年的王邦维、葛维钧，四人同于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王邦维复于1987年在季先生的指导下获博士学位。那以后招收的研究生共有五人，即：钱文忠、辛岛静志（日籍），于1991年毕业；李南，于1996年毕业；高鸿，于1998年毕业；刘波，于2000年毕业。其中，钱文忠获硕士学位，后四者获博士学位。这样看来，钱文忠教授与季羡林先生的师生关系，仅仅发生在研究生阶段，无论从时序角度，还是从学历水准看，都与“关门弟子”一说不符。所以《中华读书报》出现这样的说法甚为奇怪。更有甚者，11月6日《南方日报》“南方文化”版居然有“钱文忠18岁就跟随季羡林学习梵文，是季先生的关门弟子，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名懂梵文的70岁以下的学者”这类以无根游谈为据，三重讹传并出的荒唐推介。对于钱文忠这样年轻的学者，用这样的方法制造光环，恐怕不一定真能起到爱护的作用；对于鼓励他努力学习，把功底打好，把事情做好，也无益处。显然，某些媒体说来还是同学界有些隔膜，不知道在这里“收名定价”，终究还得靠学术成就。

三、关于1984年梵巴文班

关于1984年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本科班的开设缘由，媒体间有一种普遍流传的说法，大意为：1983年左右，钱文忠所在中学的郝陵生老师偶然提起季羡林先生，并说梵文现在没什么人研究了，也没有年轻人去学了，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于是钱文忠便对梵文发生了兴趣，并与季先生通信，表示愿意学习梵文。后来，“这封信影响了季先生，因为他觉得那时候没有年轻人来学梵文，他突然发现还有愿意学的，所以又招了一个班，8个人”。（《齐鲁周刊·文化人物》第44期，2007年11月9日）该刊在其黑体字介绍中特别强调：“1984年，季羡林老先生以73岁高龄，在北大重开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专业，就是为了招收钱文忠为徒。”

这又与事实不符。

1984年以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季羡林先生一向认为印度古代语言是研究印度学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所以他在1978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后，马上开设梵文课，并请蒋忠新先生（1960届学生）代他讲授。1979年招收的第二批研究生在入学前更须保证愿修梵文，否则不予录取。197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南亚研究所成立。在季先

生的倡导和推动下，1960年入学的1965年毕业生很快便在所内外投入了梵文巴利文研究工作。他们是：南亚研究所的张保胜、蒋忠新、郭良鋆（稍晚自哲学所调入）、席必庄、赵国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和该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韩霆杰、马鹏云。他们不久便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大的项目，如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等，也很快进入了酝酿试译阶段。季羡林先生的《罗摩衍那》译本八卷更是早在1980年便已开始陆续出版。到1984年，参加梵学研究工作的除前述数人外，又加入了季先生已毕业的四个研究生，以及金克木先生已毕业的研究生胡海燕（其中有的不久又赴国外深造）。而尤其重要的是季羡林、金克木、巫白慧诸前辈自己也还处在旺盛的工作期。徐梵澄先生自海外归来，更是大大加强了研究队伍。这样的研究队伍，即使在国外也是不多见的。如果说郝老师远在上海，不了解情况，也还情有可原。而硬说季先生深感梵学危机，极想开班授徒，以为救济，就离事实太远，完全说不过去了。但是，这样的故事不仅出现了，而且大有辗转流行，枝蔓茂盛之势，致使知情者慢慢感到需要出来说明真相，以正视听。大学开班授课，原是学校生活的常态。北大百年，了无奇事。如今非得从中编点秘闻出来，起承转合，故神其说，无论源出于媒体，还是源出于钱教授本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有人体其用心，加以指责，恐怕也理有固然，无法斥之为别有意图。应该承认，在某些媒体的强力推介里，实在看不出有对钱教授关心爱护的意思。倘有好事者借为培养钱文忠而开班的缘起之说，责之以离校后的梵文研究成果，以究其不负师望，有所还报之实，难免反会陷他于尴尬境地。检点一下他已经发表的文章，应该说，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提到1984年北京大学的梵巴文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该班的授课老师。

首先为这班学生启蒙的是蒋忠新老师。当时蒋老师的类风湿症已达中期，对他来说，每周数次从劲松小区乘公交车到北大上课，都是沉重的负担，包括需要忍受常有的低烧。然而，他的课却是第一流的。他梵文的深厚功底和做事的一丝不苟一向有口皆碑。但是，到第二年第一学期过后，他再也无力支撑，于是北大换聘郭良鋆老师。郭老师梵、巴俱娴，在梵文之外，又给学生们加开了巴利文课。她家居光华路，授课往返的辛苦，同样可想而知。1984年梵巴班的学生日后各有所就，留在国内的只有钱文忠在教育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蒋老师于2002年去世。他的名字在他去世前还有学生偶尔提及，而那以后很快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五年过去了，他的夫人始终没有听到过一声问候的电话，一句安慰的言辞。郭老师同样也被遗忘。钱文忠教授以梵学名家。作为一位因受惠于蒋、郭二师而得昂然行走于世的学生，今天，当他在“入门”、“关门”的神话中享受种种美誉，而他的老师却已悄然“出门”的时候，人们难免感觉凄凉。现在，在手把手的老师“消失”之后，陈寅恪先生出现了，作为“我的师祖”。这显然不是赘笔。

2005年，北京大学开设了第三个梵文巴利文本科班。此时上距前一个班已经20年。20年间，北京大学虽无本科教学，但研究生的梵文课却没有断，前后培养学生不少于15名。他们后来大多进入了研究领域，其中最年轻的不到30岁。目前中国的梵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从60余岁到20多岁不同年龄级别的基本不间断的工作梯队，在梵文语言和文字研究、梵语文学理论研究、古典文献翻译、印度古代哲学和医学研究、贝叶经释读和研究、梵文铭文释读和研究、梵汉佛典对勘等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不断有论文和书籍面世。北京大学由段晴教授主持的“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年轻人，研究工作充满活力。现在的梵学研究领域颇有生气，人才济济且后继有人。梵学的发展，从不惹人注目。然而这半年来，随着玄奘故事的热播，它从不显之学，变成了显眼之学，而显在眼前的，却是一派凋零景象，有时几乎荒无人烟。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解，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以讹传讹，是难辞其咎的。

前面所说，除去梵文一节，概括起来，无非“入门”、“关门”二事。此类谈资，放在客厅里点缀无聊，换取叹赏，快慰一时，未尝不可；倘若掷诸报端，流入传媒，就难免自

炫邀捧之讥。其实，说到头来，真正向学的人，对于名义并不看重，所谓师承，也不过是个起点。作为学生，要在记住老师的教诲，坚守做人做事的道理，不忘用老师教给的本领，踏踏实实地工作，以不负老师的爱护与期望。季羡林先生总是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寂寞。耐不住者，其学必流于肤浅，道理简单，本不待言。老师对于我们，有用的是他的学养，而不是他的名望。重其学养，便得安身立命之本；重其名望，就不免视之为博取名利之资，以至于渐习沽钓，本业荒疏。学界与传媒，领域不同，功能各异，试图嫁接，以服务受众，自然无可厚非。不过，须知媒体造星，多为流星。所谓拥趸，也是云聚星散，不足凭恃。至于薪传，宜秉真火。众人拾柴，无非秋蓬，蓦然冲天，息不旋踵。学界中人，理应守拙清醒，当知传媒所为，常在求一时之功，既无工夫，也无能力将任何人送至学术塔顶，成就其“领军人物”之梦。明白此点，便不会望蜀心动，急不择路了。

四、钱文忠教授在央视访谈中的梵文问题

前面那些内容，写在2007年11月。后来，今年1月20日，央视播出“小崔说事·钱文忠老师”，梵文问题再次出现。

节目开始，即有对于钱教授的介绍，称“他可以完整地背诵大部头的梵文书籍”。此语颇能发人倾慕，因为若等奇才，世不二出，且五百年之海内，绝无其匹。节目播到最后，钱教授确实背诵了，然而只背一句。不过，所背此句，并不完整。钱教授背的是：AsIdrAjA nalo nAma balI，他翻译为：“过去有这么一个国王，孔武有力，他的名字叫那罗。”该句出自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为其第三篇（“森林篇”），第五十章，第一首诗的前半阕。原文为：AsIdrAjA nalo nAma vIrasenasuto balI。稍加比较，即可看出，原文vIrasenasuto没有背出。它的意思是“他是雄军之子”。从量上看，只背半首诗，就三份丢了一份，无论如何是与“可以完整地背诵大部头的梵文书籍”对不上茬的。

节目中的梵文问题并不仅此一例。在主持人的邀请下，钱教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梵文，称“用天城体”。转写成拉丁体后，这句梵文为：yatradharmastatrajayaH。但是，该句梵文的正确写法是：yatra dharmastatra jayaH，即中间需要断开。这是梵文语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老师在最初几课就要讲的。这个句子是梵文开课后的入门例句，内容十分符合古代印度观念，语法上也整齐简单，很容易引起初学者的兴趣。

然而，真正严重的，却是下面一事。在写出上述例句之前，钱教授说：“这是现在印度国徽上的一句话。”写出之后，他再次强调：“像这样一个句子还在印度国徽上??”事实上，印度国徽上的文字是：satyameva jayate，取自古代《秃顶奥义书》第三章，第一节，第六首诗的上半阕，为该阕最初几个字。前面写在黑板上的一句，钱教授翻译为：“哪里有法，哪里就有胜利。”此处国徽上的这句，意思是：“只有真理能够得胜。”张冠在此李戴。怎么会弄成这样呢？仔细比较，发现两者有一共同元素：jaya。再多的道理，就想不出了。其实，凡对印度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的观念固为印度人所重视，但它的存在，毕竟不出印度哲学思想的影响范围，且不同教派，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它的理解也多不同；而“真理”才具有普世意义。懂得这些，慎重一点，避免这样的错误，仍有可能。 本档“小崔说事”节目中涉及梵文的仅有三处，而这三处却无一不出问题。

钱文忠教授以“精通梵文”而名满媒体，然而他在讲演、著述和访谈中却梵文错误频出，内容及于诵读、书写和释义等语言学习的基本方面，而水平则皆属基础性和常识性。这种对比，不能说不强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里不做探求。但这样事情的出现，至少使我们有两点思考。其一，学术名望的取得，离不开踏实认真的学习和严肃谨慎的思考，舍此而去水银灯前营求，人际链中搜讨，除能热闹一时之外，不徒无法成功，如有虚夸，也易暴露。其二，学术和娱乐，原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通常不会冒充后者，而后者假前者之名以行的，却日见其多。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对于学术风气，对于求知心切的人们，都会形

篇四：钱文忠演讲部分内容精彩实录

钱文忠演讲部分内容精彩实录

我们今天在讲快乐教育，我们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我们的童年快乐吗？各位老师？（下面回答：快--乐）快乐啊？你就骗自己吧，对不对？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从小时候的环境不会比在座99%的老师差，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快乐。

回忆都是快乐的，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我们不是一路考试考过来的？我们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不也留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呢，我们小时候还要被老师揍呢。我们快乐？

我有个同学，最近写了一本小说，讲他的初恋情人，描绘的爱情之美好啊，看得我都想流泪。这本小说还得奖了。可我知道当年天天吵架。所以凭什么教育是快乐的，我实在想不通，教育里边怎么一定是快乐的？教育里边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是百分之百的。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都是鼓励，惩戒呢？教育就没有惩戒手段啦？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啊？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天下有这种教育。

刚才郑州外国语学校的校长讲家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看孩子的日记，凭什么不让看啦？我就没想明白。我从小的日记我父母就看，怎么了？也没把我看傻了。我的堂祖父钱锺书先生，他在大学里与杨绛先生通信，钱基博先生还看呢，拆开来看，直接写信给杨绛。怎么了？

我不知道这里边可能还有教育部的领导，我说错了，千万放过我啊，我现在还在教育部的管辖范围啊。听说前一段教育部发过一个文件，叫赋予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啊。这么荒唐的文件都发出来了，这种文件教育部发得出来！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还要赋予的啊？何况什么时候剥夺过啊？没有剥夺，收回什么啊？逻辑都不通的，对不对？

现在的孩子骂不得，说不得、批评不得、一点挫折感都受不了。我小时候我的老师打过我，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的教育这样下去什么都不行，现在孩子都表扬，惩戒呢。 我们讲跟国际接轨，接轨了吗？我看要不“接了个鬼”倒是。

我们讲英国的教育，英国的教育是培养Gentlemen的。我是留德的，欧洲留学的，我们讲欧洲的教育怎么怎么样，大家去看哪，各位老师。英国的一些好学校规矩到底严到什么地步。英国一个议院通过一条法规，翻译成中文十分拗口，叫“允许教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内的必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纪律”，说白了就是可以揍啊。

大家都说新加坡教育好，新加坡中小学教师哪个后面没有一把戒尺啊。孩子不行，规定打三下，只许打手心，不许打手背，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允许执行，不能单独执行。

我觉得教育不能再让步，我们对孩子要真的负责任。不要迎合社会上似是而非的这种说法，什么素质教育，什么应试教育？什么话啊？应试是最基本的素质，怎么能分呢。

社会都是不公平的，美国也不公平，中国也不公平。我不说中国比美国更不公平，反正中国也不公平。现在这个社会唯一一条公平线就是高考了。我在复旦管过自主招生的，如果我们说素质教育，不讲分数，我告诉大家，各位老师，中国的平民子弟就别想进北大清华，信不信？

你如果一个孩子连公平竞争都竞争不过人家，你跟我说：我素质很高啊。见你的鬼去吧，这叫什么素质啊？你有素质，你就要公平竞争竞争过人家，这是最基本的素质啊。现在讲素质，素质有什么用？我们对孩子负不负责任啊？所以不要迎合社会上有些所谓的专家的话。 我现在提倡恢复全国高考统考，而且完全裸考，一分加分都不要，我们都是这么考过来的。我刚才非常欣喜的看到王强兄是那届内蒙古高考的第二名，我在我那届高考还是全国的第二名呢，我们都是这么考到北大的。

如果高考制度不能改，我们的教育就不能改，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都是跟着高考这个指挥棒。而且高考制度真的是不能改，因为我们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不坏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好制度，更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它是最不坏的制度。对不对？

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矛盾我们心里都清楚啊。我这句话，敏洪学长，我向你汇报，我今天第一次公开讲。我没有讲过，以前历经记者拷问，打死我也不说的。

什么话啊？他们问我，说钱老师你这几年讲国学、讲三字经、弟子规，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在哪里？推广三字经、推广弟子规最大的难处在哪里？我一般的说法是希望教育部的领导能够支持，能够进入咱们学校的正规教育，对外是这么说的。今天对诸位老师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按照四中的标准，按照郑州外国语学校的标准培养出来的孩子，这些孩子到社会上90%是吃亏的。你把孩子按照弟子规那样培养成忠诚、守信、孝悌、守规矩的孩子，你到社会上混混看，马上被人干掉，对不对？这是大问题啊。

我倒是赞成对孩子真的要严格，而且别再让步。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孩子还必须管教、必须惩戒，必须让他知道教育绝不仅仅是快乐，学习绝不仅仅是快乐。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当中感觉到快乐，那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了，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的，永远不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事情去学。我们得要告诉孩子，学习就是一种痛苦的事情，而且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现在都说鼓励孩子的自信心、赞扬他。要让他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份的啊。你这样教育孩子，将来孩子到了社会，他面临的反差，足以摧毁他，足以把他摧毁。我

们应该告诉孩子，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这社会是残酷的，这社会你将要受很多委屈的。要告诉他，这社会不会都是赞扬的。

如果我的孩子比如在四中、在郑州外国语学校，如果校长惩戒他，甚至揍他一顿，我会感谢你们。新东方本来就了不起教育界的奇迹，我倒是觉得咱们这个论坛要发出一点真实的声音，要告诉这个社会教育不是这样。不要这么说了：快乐学习、快乐教育、成功教育。都成功还了得啊。这社会都成功了，我们干嘛去呀。所以我觉得教育是最真实的事情，不是说去揣摩家长的心思，去揣摩孩子的意思，不停的对孩子让步。

到今天我对中国教育还是四个字：“我不相信”。为什么？接下来的话都不能说了，因为有一个最大的前提不能碰。现在讨论问题只能讨论到这里，比如一个楼有九层，讨论到第七层就不要讨论了。所以咱们从底下开始讨论比较好，底下就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羡慕我的父母，他们敢教育孩子，敢骂孩子，急了还敢揍孩子，但是我们依然爱他们，这一代父母是成功的。今天的孩子，你骂不得、更打不得，哪怕一个眼神，没准明天把你杀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对孩子没有一些控制、没有一些抑制、没有一些约束，而一味以爱的名义对他们让步的话，我们的教育其实不是爱的教育。

我这里边没有一句假话，全是真话。当然真话没有全说。这是季先生教我的，叫做“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文章来源：http://tangqinghua.blog.edu.cn/2010/612171.html

国学

前日下午，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入室弟子、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来到成都温江，为地震灾区的大学生做了一场心灵抚慰的公益活动。面对灾区大学生，钱文忠打开话匣子连讲一个半小时，其间不乏抛出重量级观点：国学热需要警惕，央视《百家讲坛》非常不正常，我是抱着极其悲观的心态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钱文忠在讲话中表示：“最近10年，传统文化热来势汹涌，媒体上随处可见长篇累牍的国学文章，书店的书架上到处是打着国学旗号的书籍，社会上的各种讲座层出不穷。”钱文忠称，于丹不久前曾很无奈地告诉他，其活动已经排到明年4月：“国学应该是很冷僻的事，好多国学课堂外停满了奔驰、宝马，学费也超过了工商管理MBA，这股热潮需要警惕。”

钱文忠甚至将矛头指向了自己曾上过的央视名牌栏目《百家讲坛》。“《百家讲坛》本身非常不正常，这是奇怪的现象。”他问台下的500多名大学生，先后共有 300多人上过讲坛，有谁知道其中10个以上人的名字？台下无人回应。钱文忠说，《百家讲坛》播出的时间选在晚间11时、中午12时30分、清晨6时30 分这些“垃圾时间”，“非常奇怪” 。

钱文忠在第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演讲的部分内容

2010年10月31日 梦里江河根据视频整理

我们今天在讲快乐教育，我们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我们的童年快乐吗？各位老师？（下面回答：快--乐）快乐啊？你就骗自己吧，

对不对?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从小时候的环境不会比在座99%的老师差，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快乐。

回忆都是快乐的，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我们不是一路考试考过来的？我们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不也留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呢，我们小时候还要被老师揍呢。我们快乐？

我有个同学，最近写了一本小说，讲他的初恋情人，描绘的爱情之美好啊，看得我都想流泪。这本小说还得奖了。可我知道当年天天吵架。所以凭什么教育是快乐的，我实在想不通，教育里边怎么一定是快乐的？教育里边一定有痛苦的成分，这是百分之百的。我们凭什么对将来要接替我们的子孙让步，我想不明白。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都是鼓励，惩戒呢？教育就没有惩戒手段啦？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啊？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天下有这种教育。

家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看孩子的日记，凭什么不让看啦？我就没想明白。我从小的日记我父母就看，怎么了？也没把我看傻了。我的老祖父钱锺书先生，在大学里与杨绛先生通信，钱基博先生还看呢，拆开来看，直接写信给杨绛呢。怎么了？

今天看那些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北大同学的在写回忆录，我看一半是假的，要不疯子要不骗子。说，哎呀，北大有很多教授，像冯友兰先生、朱光潜先生、张岱年先生，讲课都滔滔不绝。扯什么呢，这三个教授都是结巴。为什么是结巴呀，打的从小，简单吗？钱玄同先生，那也是我家族的长辈，钱三强先生的父亲，严重的口吃，对不对，从小打呀。

我不知道这里边可能还有教育部的领导，我说错了，千万放过我啊，我现在还在教育部的管辖范围之内啊。听说前一段教育部发过一个文件，叫赋予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啊。这么荒唐的文件都发出来了，

篇五：钱文忠漫谈人生

《钱文忠漫谈人生》提高人生境界和智慧

◎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

我们时常会谈论“读书生活”，听起来，这种生活似乎已经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了。我们这个华丽、忙碌、喧嚣、现实、世俗的时代，似乎也确实为提出“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这样的问题，提供了足够堂而皇之的借口和似是而非的理由：我们都受过系统的教育，书已经为我们敲开了成为专业人士的大门，还有兴趣和动力去看专业以外的书籍吗？我们要购房、买车、旅游、应酬、娱乐，还有时间留给阅读吗？我们生活在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还有必要去看书籍吗？如此等等。

不必也不能否认，我们的读书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对此加以改善呢？我想，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去了解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看看他们是怎么读书的，看看他们是将读书放置在生活中的什么地位的，看看他们是怎么体认读书的价值的。我坚信，这能给处于迷茫中的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我以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的读书生活为例，对“我们真的还需要读书吗”这样的问题进行说明。毫无疑问，读书是两位先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关于两位老一代学者的人生经历，有大量的文字可以阅读。从中我们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到，倘若没有读书，他们的人生很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轨迹与形态。 ◎如何读书的真谛

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不尽相同。比如，季羡林先生就从来不在书上做任何标记，而王元化先生则丹黄遍纸；比如，季羡林先生的读书笔记都是记在随手拉来的纸张或者纸片上，大小不一，颜色不一，再分门别类归放到大信封里，而王元化先生则使用正式的笔记本，清晰整齐，每每会反复整理，基本上就成为一本书的样子了。然而，我觉得这些都是小节，有情趣，但未必重要。就上述这个问题而言，起码有三点，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首先，老一代学者的阅读面都非常广，绝对不会局限于自己从事的专业领域。这一点，今天的我们也不难做到。难的是，如何学习老一代学者对大经大典的阅读态度。季羡林先生就对一些重要的典籍，包括古代印度语的语法下过死工夫，反复阅读；王元化先生对《文心雕龙》、莎士比亚、黑格尔，也是韦编三绝。王元化先生经常引用熊十力先生的八个字：“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来倡导这样的读书态度。这对当今读书界普遍流行的“快餐心态”无疑是有力的针砭。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三思吗？

其次，老一代学者都有超长时间持续阅读的毅力。“超长时间”可不是以小时为单位的，老一代学者的单位是“年”，甚至“十年”。季羡林先生阅读和翻译《罗摩衍那》就耗费了将近十年时间，他研究并撰写《糖史》，仅花在阅读史料和相关书籍上的时间，也起码有十年。那个时候，季羡林先生已经年近八旬，却连续几年，风雪无阻，每天步行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部《四库全书》读完。而王元化先生花在黑格尔和《文心雕龙》上的时间，也以二三十年计。这是今天的我们敢于想象和尝试的吗？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问题”和“读书”的关系。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先有问题再读书”，或者“靠读书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

首要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从何而来。是的，我们有不少问题来自于社会和生活经验，但是，我们据以判断它们是否成为问题的依据，却主要是来自于通过读书所获得的预设知识。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他们的问题意识和他们的读书生活基本上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一种链条式的关系，很难以先后来区分。他们可以长时间地保持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在读书过程中予以清晰化，反复综合考量，直至最后解决。季羡林先生对佛教语言，特别是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形式的关注，对佛与佛陀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都动态地保持了几十年。王元化先生对反传统和激进主义问题的关注，同样保持了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带着问题读书”、“读书带着问题”并不是文字游戏，其中包含着如何读书的真谛。

◎读书是生活的主要基调

我们虽然不能说读书就是老一代学者生活的全部，但是，却可以说读书是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和主要基调。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的主要时间都是花在读书上的。

季羡林先生几乎每天四点多就起床，几十年如一日，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已经读了几个小时的书了。王元化先生的作息习惯和季羡林先生不同，但是，他们保持大量阅读时间的习惯则是完全一样的。

读书在根本上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支柱。读书帮助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使他们坚守住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季羡林先生翻译《罗摩衍那》是中国翻译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项了不起的工作是在季羡林身处“在打倒和未被打倒之间”、“民族前途堪忧，个人前途茫然”的艰难岁月里完成的。至于王元化先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都随身带着《海上述林》。在20世纪50年代，王元化先生遭遇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一度丧失人身自由，他靠着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和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才使自己支撑了下来

今天的我们大概不太会再有类似的苦难遭遇了，可正因如此，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才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从读书中获得人生智慧

读书是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重要的修身方式。通过读书我们可以陶冶自己的高尚情操，培育自己的高尚人格，孕育自己的高尚品位；通过读书，我们可以看破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使自己达到一种与天地游、同古今心的人生境界。

如果说这样讲有点儿抽象，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了。季羡林和王元化两位老先生都是爱书如命的，他们都将书籍视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然而，最后他们却都把毕生收藏的书籍捐献给了社会。这是因为，他们超越了具体的形态，真正从读书中得到了人生的至高智慧。

另外，读书可以提高人们的审美观念。季羡林先生居然能够从在常人看来枯燥无比的《关于印度的语言研究》一书里读出荡人心魂的美感；王元化先生也从艰涩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里领略到回肠荡气的美感。这是读书境界还远远不够的我们很难理解的。然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仰慕，值得我们发奋，值得我们追求吗？

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审美情趣，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命寄托，一种人生境界。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读书，更能够告诉我们如何使读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钱文忠漫谈人生》“国学热”的呼吸与叹息

最近十年来，我国内地兴起了一股来势汹涌的“国学热”。这股“热”绝对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是切实可见的社会现象：电视上的“国学”节目掀起收视热潮，报刊上的“国学”文章连篇累牍，书架上的“国学”论著触目皆是，社会上的“国学”讲座此起彼伏。此外，更不必说大学了：各种各样的“国学”课程列入课表，各种各样的“国学班”广招生源；以培养未来“国学”大师的“大师班”早已不止在一所大学中出现；“国学”进入了中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很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能够将《三字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倍感骄傲……

首先，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珍惜和热爱是可喜的。其次，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担忧：我们对这股“国学热”的现象是否有足够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国学热”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无来由的狂妄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重新树立起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化自豪感。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漠视到重视，从批判到肯定，从贬斥到尊崇。“月亮是西方的圆”已成陈词滥调，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大市场的了。我们开始满怀热情地重拾、追寻、学习、珍爱、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将之一股脑地装到贴着“国学”这个标签的篮子里，丝毫不顾虑这个标签的模糊与可疑。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地去亲近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暂且就算是“国学”吧，却在身心两方面都无法拉近和它的距离。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似乎还不能抗拒和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足够的历史感。缺乏历史感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有个习而不察的“心魔”，我将它称之为无来由的狂妄。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对总数近万的人做过一些测试，请大家在自己身上找出一样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来，穿的用的都行，结果是毫无例外地失望。我还请数量不少的朋友，不要思索，在第一时间凭本能反应举出心目中认可的、没有争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心文化价值，结果还是毫无例外地失望。大家举出的无外乎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于是，问题更加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从我们的脑海和意识里竟然不能在第一时间涌现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词语呢？ 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改革开放并没有义务来保证“国学”篮子里的传统文化将毫发无损地得以复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我们想弄明白，何以出现上述令人茫然失措的情况，我们恐怕不能将我们的目光局限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而必须有更长程的考量。

◎“新”与“旧”的文化碰撞

纵观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奇特性。它的奇特就在于它一直纠结在传统与现代的牵扯对峙中，被迫让步的又往往是传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让步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优质部分。

无论学术界有多少不同意见，存在着多大分歧，这终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穿了大门，因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近代化”的。越是心不甘，越是情不愿，越是反衬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后来才被认识到的西方文化的强大。今天看来，所有这一切集中发生在清朝晚期并不太长的时段里。伴随着对西方从物质力量到精神价值的不断认识，中国人也逐渐快速地由外而内地改变了。这正是原本徘徊在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一进入中国就快速地社会化，形成几乎被全民族奉为圭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厚土壤。进步，特别是“新”取代“旧”，换句话说也就是“近代”战胜“传统”的进步，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自然也就是走向近代化以保全种类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在新旧判然对立的前提下艰难前行的，而几乎对外来的“新”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对固有的“旧”的价值是无须期待的。例外总是难免的，然而，就那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而言，主流的认知就是如此。外来的“新”等同于好、进步、健康、明智、高尚、文明，固有的“旧”等同于坏、落后、病态、愚昧、卑劣、野蛮。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当然是有失偏颇的。然而，在当时，就连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都难逃其罗网。

别人且不必说，就拿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做例子吧。鲁迅先生是如何敦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古书的，言犹在耳；钱玄同先生则干脆认为人没有理由活过四十岁，因为那就意味着太老了。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两位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在处理“新”与“旧”、传统与近现代的关系上，逻辑是清晰一致的。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的国学修养都堪称真正的大师，他们内心的彷徨是显而易见的。

和他们同时代的吴宓先生至死都不愿意批孔，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自然和前面两位先生不同。但是，他也无法否认“新”的力量。在日记中，吴宓先生这样写道：“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吴宓先生认为自己是“将受车裂之刑”的。鲁迅先生当然不像吴宓先生那样“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不过，“二马”之比喻恐怕未必就不适用于他。这里的逻辑不能不说是迷离的，没有呈现出平衡的状态。

在现代中国，终究是“西方”这匹马跑在了“中国”这匹马前面。中国就在贬低、批判、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尘埃里，由被动转向主动地走向现代化的竞技场。在这样的过程进行了一百年左右后，1949年的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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