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

篇一：《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

一部多灾多难书稿的坎坷传奇历程 ──《爱因斯坦文集》再版校订后记

一、不寻常的开端

1962年8月，我在老家浙江临海农村收到原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组长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兼）寄来《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我征求意见，并要我参加这项编译工作。我给这个拟目写了27页修改意见，并表示愿意承担编译爱因斯坦著作选集。他们也就同意了。

我大学时学物理，初中二年级就崇拜爱因斯坦，1938年考大学前认真读过他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使我开始思考人生道路问题。2年后决心投身革命，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馆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和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1952年调到中国科学院，负责全院出版物的“政治把关”和《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1956年调哲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斗争，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党籍和公职，回老家当年农民，用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母亲。

1962年哲学所所以要组织编译科学哲学著作，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步恶化，随后展开公开论战。毛泽东企图取代主张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赫鲁晓夫，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中心。为此，必须批判全世界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各国著名自然科学家的有关思想自然是重点批判对象。因此，必须把这些科学家的哲学著作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编译出来，供批判之用。鉴于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于是他就成为当局第一个关注的对象。让我编译爱因斯坦著作，对我是个喜出望外的大幸事，立即全力以赴。 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他们把我1956~57年译成留在北京的译稿《物理学的基础》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使我可以用稿费向生产队购买工分，换取口粮。随后我去北京住了4个月，查阅了所能找到的爱因斯坦全部论著，拟定了选题计划，并于1963年3月同商务印书馆签订了正式约稿合同。

1963年5月，我回家乡，带回由商务印书馆借出的十几种爱因斯坦著作和十来种有分量的爱因斯坦传记。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1960年刚出版的由爱因斯坦遗嘱执行人那坦（Otto Nathan）和诺尔登（H. Norden）编的文献集《爱因斯坦论和平》，它全面地搜集了爱因斯坦一生的社会政治言论。回家乡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批珍贵的文献。

我首先狼吞虎咽地读完了700多页的《爱因斯坦论和平》，对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发现他终生信奉社会主义，虽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向往计划经济，对马克思、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有好感。因此，在政治上，他应该是我们的团结对象，不应该当作敌人来批判。这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编译他的著作，介绍他的思想了。在浏览了所能找到的爱因斯坦著作后，我确定了准备选译的目录。我每天埋头于书稿之间，一天工作14小时以上，每夜点着油灯工作到12:30以后，没有休息日，连春节也顾不上。

在北京期间，偶尔获悉上海科委秘书李宝恒也曾计划编译爱因斯坦著作，于是写信约他合作，他欣然同意。但他工作忙，又未受过严格的基础科学训练，只分担了小部分翻译工作。

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努力，到1964年10月完成了原定计划，选译了200多篇文章，50多万字。书名《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实际上包括了他有代表性的科学论文和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气势越来越猛，出版进程受阻。利用这段空隙，我写了一篇9万字的《编译后记》，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17万字的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稿。

为了试探外界反应，我把《后记》和《世界观》两稿中论述哲学思想部分的要点，写成一篇25,000字的论文《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经李宝恒略加修改（在头尾加上当时流行的套话）后，联名寄给哲学所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个刊物是我1956年在哲学所创办的），发表于1965年11月出版的第4期上。因为我是“摘帽右派”，不准用真名，只好改用笔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对此文很赞赏，认为学术批判文章就应该这样写，要《红旗》杂志转载。于光远知道此文主要是我写的，党刊不能登右派文章，于是要李宝恒把它压缩改写，用他一人名义发表。

当李宝恒兴冲冲地写出准备送《红旗》发表的文稿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因此成了“阎王殿”在上海的第一个“黑帮分子”，受到冲击。顷刻间，好运变成了厄运！

二、逆境中的抗争

为了清查李宝恒同我这个老右派的关系，1966年7月中旬，上海科委派徐永德到我们村里。他在村里住了4天。他要我交代《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一文中哪些部分是李宝恒写的，哪些是我写的？我告诉他，这篇论文全部是我写的，李宝恒只是在首尾加上几句当时流行的表态性空话，因此，文章如有问题，全部责任应该由我承担。他说自己学过物理，已经发现该文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如无视列宁对时空观的贡献，吹捧“苏联人”明可夫斯基。我一一予以澄清，他都表示信服。最后，他对我表示信任和同情，要同我交朋友。他出身造船工人世家，他本人也是造船工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他回上海后，李宝恒也获得了自由。想不到不久他自己却因为一个工人朋友抱不平而身陷囹圄。 “文革”一开始，我恢复了全天劳动。随后又经历了长期的审查、监禁、批斗，以至死亡的折磨。在生死风暴过去2个月后，又意外地感受到另一种风暴，这就是北京和上海掀起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

1969年11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陈庆振带着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来到我的家乡，要向我借爱因斯坦著作的全部译稿，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已被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定为理论批判的重点，批判文章就要在明年元旦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我告诉他，爱因斯坦著作的译稿全部在上海李宝恒处。他说上海也在组织批判爱因斯坦，两地的资料互相封锁。于是他把我留下的初稿和资料卡片全部借走。他为人正直，说自己原是学化学的，不懂相对论，要在批判中学习相对论。我坦率地告诉他：爱因斯坦无论在政治上、哲学上、科学上都是打不倒的；如果要公开地批判他，会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1971年10月从报上获悉商务印书馆改名为“东方红出版社”，并已恢复业务，我即去信询问《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的出版问题。答复是：立即寄去成稿，以便决定。于是我向李宝恒索要。他告诉我，《爱选》和《世界观》两部书稿都于1969年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强行“借用”（留有沈贤铭具名的借条），他们不愿归还原稿，只允许由他抄一份还给我。我不同意，写信给沈贤铭和“写作组”，要求归还原稿，他们置之不理。以后打听到“写作组”的头头叫朱永嘉，1972年2月28日给他写了一封挂号信，告知我将于3月下旬去北京（当时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答应为解决我的甄别和归队问题出力，主动要我去北

京），要求他必须在我路过上海前归还我两部书稿，否则将诉诸法律。3月23日，他果然把《爱选》书稿交还李宝恒；但《世界观》稿却推说“下落不明”，显然是因为这部书稿对他们正在进行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十分有用。

1972年3月29日，我把《爱选》稿带到北京交给商务编辑部，一个星期后就得到答复：此稿重要，决定尽速出版；并表示愿意出版未见下落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稿。在北京2个月，甄别、归队全都落空 ，但发现了不少9年来国外新出版的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献资料。于是继续同李宝恒合作，分头补译新资料，复核原译稿。所以要复核，是因为原稿被上海涂改得不成样子，必须一一核对原文才可定稿。我们预定10月交稿，商务也早已把它列入1973年出书计划。

可是，来了一个晴天霹雳，9月18日获悉，上海《科技书征订目录》上赫然有《爱因斯坦言论集》征订广告，所介绍的内容和字数同我们的《爱选》稿完全一样，但编译者却是“复旦大学《爱因斯坦言论集》编译组”。为了揭露和抗议这种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我写了一篇7,000字题为《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件怪事》的文章，寄给上海市革委会头头徐景贤。10月12日我带了全部《爱选》译稿到上海找朱永嘉交涉。4天后朱永嘉派代表找我谈判。那个代表先向我传达了朱永嘉的四点“指示”：（1）承认《言论集》是以我们的译稿为基础的，可加上我的署名；（2）可立即付给我稿费；（3）商务那边的出书问题不要我过问，由他们联系解决；（4）可考虑安排我的工作问题。这分明是企图用名利来引诱我就范，我不为所动，坚持由商务按原计划出书，你们只能出个节本，并要由我负责看改校样。我看他们毫无知错之意，批评他们的行为是强盗行为。谈判不欢而散。第二天他通过李宝恒通知我，朱永嘉认为他们出书与我无关，不要我看校样。

为抗议上海写作组的强盗行径，我写信向周恩来总理申诉。申诉信请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和秦力生副秘书长转。他们征求吴有训副院长（物理学家）意见后，转给国务院。这封由科学院出面转交的申诉信，使上海方面慌了神。1973年3月，他们派上海人民出版社两位负责人到北京找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丁树奇、陈原协商，达成协议，并上报国家出版局。协议规定：上海的书改为内部发行，商务按原计划公开出版，不受上海影响。

上海的抄稿经过改装，拖了一年才于1973年10月出版，书名改为《爱因斯坦论著选编》，原来的“编译组”不见了，但在《编译说明》中列了复旦大学12位教师（大多是老教授）的名字，说是他们“集体编译”的，并说“在编译过程中，曾参考过许良英、李宝恒于1962年至1965年间的旧译稿。”可是，全

书有94%的内容是从我们的译稿中抄去的，而原稿尚未发表，竟被称为“旧稿”；强取豪夺被冠以“参考”之名，还要盗用十来位无辜教授的声誉，来压倒我这个没有公职的“摘帽右派”，用心何其良苦。

三、胜利后的波折

在与上海的斗争取得部分胜利后，我决定扩大译稿的内容，从一卷扩大为三卷，书名改为《爱因斯坦选集》。由于李宝恒身在上海，无法继续合作，我约请范岱年、赵中立合作。他们两人1957年都受我的牵连而成为“右派”。1973年11月，商务让我来工作，给我每月50元生活费（1977年出书后，从我的稿费中扣除），并帮助我解决住宿问题。开头半年我住在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以后住到商务在珠市口新开办的仅有两个客房的小招待所。

我到北京后，商务把我拟的选题计划打印出来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国家科委一个干部对书名《爱因斯坦选集》大加指责，认为“选集”只能用于革命领袖，现在要给“资产阶级科学家”出“选集”，用意何在？因此，按于光远的建议改名为《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46万字）终于在1974年9月交了稿，一个星期后就送去排印。它能及时发排，在当时是一个奇迹。因为1973年秋冬全国刮起了所谓“反右倾回潮风”，1974年春又掀起了更加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一切被贴上“封、资、修”标签的东西谁都不敢出版。连早已编辑加工好了的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样的译稿，商务也不敢发排，唯独《爱因斯坦文集》发排了。这要归功于一年前商务与上海订的协议。

这个时期，上海写作组正在通过他们控制的《复旦学报》、《自然辩证法》等刊物公开抛出一系列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付排，正是对这种张牙舞爪的权势的蔑视。

1974年夏秋，“批林批孔”的烈火在商务越烧越旺，原来的领导人丁树奇、陈原靠边站，换了两个不学无术的打手金沙和都仍。他们敌视我这个右派，于11月下驱逐令，但当面骗我，说让我回老家继续搞《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保证按月寄生活费。可是我回故乡后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停发了我的生活费。正当我的生活陷入绝境时，恩师王淦昌先生得到这一信息，主动来信，说我以后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每月用代名“王京”从四川寄给我30元。王先生从

篇二：爱因斯坦文集

读《爱因斯坦文集》有感

《词源》中说：“思维就是思索、思考的意思。” 思维科学认为，思维是人接受信息、存贮信息、加工信息以及输出信息的活动过程，从思维的本质来说，思维是具有意识的人脑对客观现实的本质属性、内部规律的自觉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而爱因斯坦，便是有着这样杰出思维力的巨人。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似乎是上帝宠儿的能力，爱因斯坦不仅仅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伟大科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爱因斯坦文集》收录了这位伟人零散的书信、文章、讲稿等，让后人得以从中窥得其思想一二，在瞻仰爱因斯坦的同时，能通过思考学到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人世间最值得开心的事莫过于有几个头脑睿智、心地正直的朋友。如果能够有一两个渊博而睿智的朋友能够时时交谈，不管是否志向相同，那都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那思想的光芒总是在撞击的瞬间被激发——虽然能够享受思考的乐趣已经很幸福。然而这样的幸福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朋友；就算有这样的朋友，他所知晓的也可能只是大千宇宙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书籍——它记录了人们的思想。正如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所说：“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最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有类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们已经达到的真知灼见，都是我不可失去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虽然并不能总被生活在浮躁中的我们所时刻想起，但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会在那里，在氤氲着墨香与超越时空的思想的微光里，安静等待着你的拜访。

《爱因斯坦文集》无疑是一部值得慢慢品味的书籍、一位可以让你思索万千而受益匪浅的良友。爱因斯坦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为人和蔼友善，同时谦虚却又特立独行，从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有时会讲讲笑话，并爱好航行和拉小提琴。他还是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经常丢三落四，专心于思考物理问题而忽视周围的世界。但他的思维不仅仅在物理的严谨世界中熠熠生辉，而是翱翔在更广阔的世界里。

那么，现在就随我翻开这在尘世间闪耀着淡淡光芒的书籍，一起去探索爱因斯坦广博的思维世界。

这部文集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思索：科学的、一般认识论的、数学哲学的、科学哲学的、伦理学的、哲学观的、社会学的、政治的，等等。尽管其中有极少数我是不太赞同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大部分观点的精辟，更无法否定这部文集的巨大价值。

在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的讲话中，爱因斯坦提到在科学庙堂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其中有两类人占绝大多数：一类人“所以爱好科学??”；另一类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然而除了这两种，还有少数的一部分人，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很不一样”——而实际上，这少数的人才是天使所宠爱的。那么这群人是为了什么而来到科学庙堂呢？首先，是如叔本华所说，“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而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同时也更为重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而因为对这种“先定的和谐”的渴望，才生出了“无穷的毅力和耐心”。这些话语让我联想到医学。医学是神圣的殿堂，这点毋庸置疑。然而前来“朝圣”的人却并非总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就像住在科学庙堂里的人，他们或者是为了治愈病

人的快感、医者的荣耀而来，或者是为了优渥的生活而来。然而这座神圣殿堂真正需要的，是虔诚的信徒——大医精诚。真正的医者，为的是人类的健康与宝贵的生命，为的是医学的长足发展。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前两种医生，却不能缺了最后一种。因为，医乃仁术，少了这仁，不能成其一体。

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中《科学定律和伦理定律》这一节，爱因斯坦承认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自然，他认为这就是“求真”或者说“追问是”。除了客观性以外，他还认为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科学本身没有感情愿望，没有善恶观念。“只要我们逗留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我们就决不会碰到象?你不可说谎?这样一类的句子。”那么，科学与伦理是毫不相关的么？爱因斯坦认为并非如此。他首先承认“关于事实和关系的科学陈述，固然不能产生伦理的准则”，但伦理准则要表达清楚和贯彻贯一致，就离不开科学理性，特别是逻辑理性。在他看来，伦理准则不是直观的，也不是任意想象的，而是从一些隐含的前提中推论出来的。要推出有效，自然要讲逻辑。这些隐含的前提是“伦理公理”，它在某些方面像形式公理一样可以没有意义，但事实上却是人们经验的升华，是“经得住经验的考验的”。“伦理公理”的来源是“从我们天生的避免痛苦和灭亡的倾向，也是从个人所积累起来的对于他人行为的感情反应推导出来的”。

在其关于相对论的阐述中，爱因斯坦反复强调“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地必然的，或者是先验地正确的，唯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的‘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是否有清晰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这种对客观的尊重与信仰，构成了他在探索世界时评判理论正确与否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实践这种原则的基本方法，便是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在针对牛顿经典力学的批判中，前者显示了较多的作用。作为一个后辈，当面对着前辈权威构建起的宏伟圣殿，发现其已经显示出裂痕的时候，应该持有怎样一种态度？对于普通人，往往选择的是盲目的信从，能做到怀疑的人很少。但是要怎样避免盲目的怀疑呢？首先我们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一切理论的正确与否，都应遵守上述对 “客观事实”的尊重与信仰。其次，我们需要具备批判的智慧与承担风险的勇气。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盲目的批判容易将人导向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的偏执。因此理性的批判便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中必须采取的方法。这一点在爱因斯坦对玻恩量子力学方面的批判展示得尤为明显。正是这种对客观的尊重以及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使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闪烁着思辨的迷人光芒，至今仍在科学的星空里熠熠生辉。

《爱因斯坦文集》是一部非比寻常的科学文集，它所包含的不是平凡的枯燥的科学，而是伟大的思维。这只是我第一次浅读的一些感想心得，但是《文集》值得的是更多次的啃读，每一次，都必定会有更多思维碰撞出的火花——那是爱因斯坦这位世纪巨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篇三：爱因斯坦文集

读《爱因斯坦文集》有感

1938年10月在纽约预计于第二年春季开幕的世界博览会工地上，把一些纪念品装在一只坚固的金属盒里，埋在地下，准备等到5000年后(即6939年)让后代子孙把它掘出来打开。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写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一封信也被装进了该金属盒并埋在了地下。该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讯息。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词源》中说：“思维就是思索、思考的意思。” 思维科学认为，思维是人接受信息、存贮信息、加工信息以及输出信息的活动过程，从思维的本质来说，思维是具有意识的人脑对客观现实的本质属性、内部规律的自觉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而爱因斯坦，便是有着这样杰出思维力的巨人。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似乎是上帝宠儿的能力，爱因斯坦不仅仅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伟大科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爱因斯坦文集》收录了这位伟人零散的书信、文章、讲稿等，让后人得以从中窥得其思想一二，在瞻仰爱因斯坦的同时，能通过思考学到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

人世间最值得开心的事莫过于有几个头脑睿智、心地正直的朋友。如果能够有一两个渊博而睿智的朋友能够时时交谈，不管是否志向相同，那都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那思想的光芒总是在撞击的瞬间被激发——虽然能够享受思考的乐趣已经很幸福。然而这样的幸福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朋友；就算有这样的朋友，他所知晓的也可能只是大千宇宙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书籍——它记录了人们的思想。正如爱因斯坦在他的自述中所说：“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

，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最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有类似想法的古今人物，以及他们已经达到的真知灼见，都是我不可失去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虽然并不能总被生活在浮躁中的我们所时刻想起，但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会在那里，在氤氲着墨香与超越时空的思想的微光里，安静等待着你的拜访。

《爱因斯坦文集》无疑是一部值得慢慢品味的书籍、一位可以让你思索万千而受益匪浅的良友。爱因斯坦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为人和蔼友善，同时谦虚却又特立独行，从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有时会讲讲笑话，并爱好航行和拉小提琴。他还是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经常丢三落四，专心于思考物理问题而忽视周围的世界。但他的思维不仅仅在物理的严谨世界中熠熠生辉，而是翱翔在更广阔的世界里。

《爱因斯坦文集》是一部非比寻常的科学文集，它所包含的不是平凡的枯燥的科学，而是伟大的思维。这只是我第一次浅读的一些感想心得，但是《文集》值得的是更多次的啃读，每一次，都必定会有更多思维碰撞出的火花——那是爱因斯坦这位世纪巨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篇四：爱因斯坦文集

《爱因斯坦文集》有感

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巨人，又是一位纯朴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智慧如同他的科学成就一样，让我们充满无限的敬意。

爱因斯坦承认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自然（包括人本身的许多方面）。但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却不否认数学是科学，他说：“科学陈述的对象还可以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象在数学中就是那样。”尽管如此，科学陈述和科学定律的共性却是明显的，他认为这就是“求真”或者说“追问是”。除了客观性以外，他还认为科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科学本身没有感情愿望，没有善恶观念。“只要我们逗留在科学本身的领域里，我们就决不会碰到象‘你不可说谎’这样一类的句子。”

那么，科学与伦理毫不相关么？爱因斯坦认为并非如此。他首先承认“关于事实和关系的科学陈述，固然不能产生伦理的准则”，但伦理准则要表达清楚和贯彻贯一致，就离不开科学理性，特别是逻辑理性。在他看来，伦理准则不是直观的，也不是任意想象的，而是从一些隐含的提中推论出来的。要推出有效，自然要讲逻辑。这些隐含的前提是“伦理公理”，它在某些方面像形式公理一样可以没有意义，但事实上却是人们经验的升华，是“经得住经验的考验的”。“伦理公理”的来源是“从我们天生的避免痛苦和灭亡的倾向，也是从个人所积累起来的对于他人行为的感情反应推导出来的”。

《爱因斯坦文集》里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科学的、一般认识论的、数学哲学的、科学哲学的、伦理学的、哲学观的、社会学的、政治的，等等。尽管这本文集对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严密的论证，但这不足以泯灭这部文集的价值，毕竟这只是一部随笔，而随笔的作用主要在于启发人；另外，毕竟——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超人，是我们崇敬的“人化之神”，就像他说的人类不能没有宗教性的信仰一样。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写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一封信也被装进了该金属盒并埋在了地下。

爱因斯坦也是20世纪有很大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从他这封信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位大科学的家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观以及对世界和平和全人类前途的深情关怀。他是全人类命运的关注者。爱因斯坦热爱科学，也热爱人类。他对

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这句话充分表明他对五千年后世界的想象也是美好的。今天的世界已经跟爱因斯坦生活的年代大不一样，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发达的科技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方便条件。今天的世界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更为太平，并且世界大部分地方的人民生活变得更加富足。我也对今天的80后、90后和我们的学生以及自己的孩子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强。首先，他们物质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的条件比我们优越得多，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接受了正规而系统的教育;其次，他们当中独生子居多，他们比父辈更具备个性和独立性格;现在年轻人智商高，思考问题更加理性。

11072207 11物流2班 李亦飘

篇五：《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自述 读后感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自述-----读后感

《爱因斯坦文集》无疑是一部值得慢慢品味的书籍、一位可以让你思索万千而受益匪浅的良友。爱因斯坦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为人和蔼友善，同时谦虚却又特立独行，从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的思维不仅仅在物理的严谨世界中熠熠生辉，而是翱翔在更广阔的世界里。

《爱因斯坦文集》自述中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一生中主要的东西，正是在于他所想的是什么和他是怎么想的，而不在于他所做的或者所经受的是什么”。所以他在自述中主要讲述的是那些在他成长中重要的思想。他记录着的是他对物理的看法，而不是对他做出的贡献的歌颂，他没有局限于当时的思想，他勇于去批判，但又可以无限的接受他人提出的理论。他批判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一，从实验证实来看，把波动光学纳入机械的世界图像，必将引起严重的疑虑。质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超距作用和连续的场，为物理学的一种过渡状态，没有一个适合于全体的统一的基础。二，当基本概念和公理距离直接可观察的东西越来越远，以致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含义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和更费时日时，那么从内在的观点来作为物理学基础的力学的一些批判。他至始至终都在坚持着他的观念，不管结果如何，只在于是如何去想的以及想的是什么。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做的是要支持自己的想法，不要沉醉于结果的成功与否，要对事物勇于提出自己的批判，无需去告诉别人，你是如何想的，在想什么，你要在意的应该是你在想什么，怎么去想才

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虽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累，但我们只要没有丢了自己的本心，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怎么想。你想做什么是主观能决定的，能不能做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想要什么东西，只是你主观的愿望，能不能实现要看人家肯不肯给你，决定权不在你自己。在唯意志论者看来真实存在的只有意志。人能够做他所想做的，意思是说人的意志是真实存在的。人不能要他所想要的，意思是说意志的对象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存在的只有意志本身。当你自信的站在人生的讲台上，流利的把你所想的东西告诉人们时，一双双渴望而有敬佩的眼睛在盯着你时，谁说这不是人生精彩的一场个人秀，而主角就是你。不要在乎那些所谓的别人的经验，那是别人的，那个世界的主角不是你，你也成不了那个世界的主角，你的世界也许比他精彩，也许比他失望，但是你的世界都是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才是你真正的自己，无畏于失望，更不会把别人的经验一股脑的拿来，有的经验值得每个人去借鉴，但不是一味地模仿别人，要自己走出自己的想法。你不去表达自己的意识，不去创作自己的思维，不去坚持自己的想法，永远不会有人会考虑到你的想法，也不会看到你的努力，你的展望，现在社会的节奏太快，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去问你，也没有人愿意等着你展现你的世界，那么我们就要勇敢的表达自己，展示出自己的思想，如果想要让别人认可的话，就必须有自己的想法，你需要表达出来的是你的想法，而不是你在做什么，或是你在经历着什么，没有人关心这些，他们想知道的是你的想法，你对这个事物的看法。

如果做不到去批判，请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勇气，面对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做自己要无所谓于他人的左右，要保持一颗无比批判的、炽热的心，不要让自己迷茫于过去的经验和历史中，自己永远都是自己，只是不想去发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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