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李大钊的事迹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4 18:28:16 体裁作文
篇一：李大钊的故事
李大钊与昌黎五峰山
位于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的五峰山，是李大钊同志生前最喜爱的名山胜境，也是他从事重要革命活动，并借以躲避反动军阀缉捕的地方。将李大钊当年在五峰山留下的旅迹游踪一一查寻清楚，对研究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的生平及革命实践活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是个沿海村庄，其地一马平川，但村北偏东70华里开外的昌黎县城北，却有着古今有名的观海胜地碣石山。碣石山为燕山主峰伸向东南海边的突起余脉，由近百座峰峦组成，方圆达数十里，跨越与乐亭县比邻的昌黎和抚宁、卢龙三县境界；其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海拔695米，山势险峻奇特，为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相传为历史上的秦皇、汉武、魏武等帝王巡行观海、刻石纪功之地。晴天朗日，立足大黑坨村头北望，能把碣石山那如屏似障横列排开的群峰看个清清晰晰，而且显得既悠远又神奇。因此，从小生活在海边平原上的李大钊，对朝夕可见的碣石山非常神往，并不为怪。那么，他第一次游览碣石山，为何不去登主峰仙台顶，却与友人“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呢？这是因为，西五峰韩昌黎祠当时为游览碣石山的第一去处。五峰山，为碣石山群峰的一支，它位于仙台顶迤东，由两组颠连交错的10座山峰组成，按方位分称为东、西两个五峰，由于山势都很奇丽险要，均被列为古碣石十大名胜，一名“东峰耸翠”，一名“西嶂排青”。由于五峰山临海较近，景色异常宜人，再加上西五峰半山腰平台上筑有为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而建的韩昌黎祠（亦名“韩文公
祠”），在京东一带久负盛名。古人曾留由下“北平山水古称奇，五峰兀然当昌黎”(清·龚应霖《游五峰山》)、“北平山水称五峰，五峰屹立摩苍穹”(清·彭延禨《登五峰山望海》)等诗句，赞美其地的山光水色。五峰山，数百年来一直被列为古北平郡的名山胜境，为临碣石必游之地。李大钊等人首次到昌黎，欲进山游览，当地人引导他们先去五峰山韩文公祠“一憩”，并不偶然。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上山这天正赶上“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⑴这样的天气是登不得碣石绝顶的，即使登上去也只见云雾，无任何胜景可览。正因此种种因素，使自幼“神往”碣石的李大钊得以同五峰山结下不解之缘。 李大钊第一次登临五峰山的时间，他自己在后来写的游记中并没有具体记述，仅说“曩者”（从前）。据分析，极可能是在1907年夏天，他“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⑵归来，在昌黎下火车之时。他们是由卢龙永平府中学出发，经滦州上火车去天津的。李大钊考取的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该校招生考试于8月13、15日进行。也就是说，李大钊一行人由天津归来，当在是年8月16日或17日。倘若此说属实，那与李大钊同游五峰的“二三友辈”，即与他同赴天津投考学校的“二三同学”。另一种可能是1908年夏天，即李大钊到天津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到来之际。从李大钊追述的口气看，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再者，云“时适溽夏”，也似在8月中旬。 李大钊在文中提及，和他同与碣石山结下初度之缘的一共三人，分称“子蘅”、“守恒”、“际青”；到李大钊几年后再上五峰时，旧游已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
⑶。经笔者近些年多方查访，仅从乐亭县档案馆查得“守恒”。据未刊印的《乐亭县志》重修本记载，“守恒”系张永德之字。张永德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籍学友，毕业后历任热河高等法院院长、京师地方审判厅检查官等职。
篇二：李大钊事迹
今天，我们党支部的党员同志来到唐山乐亭县，参观了李大钊纪念馆。这次活动感触良多，“李大钊纪念馆观后感”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这里就谈一些自己的真实感受吧。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李大钊少年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接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李大钊，必然也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国势之危迫”，当即立志要“挽救民族”于危难！这个远大抱负当然是出自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同时也包含青春年少的一腔热血。他明白欲达理想仅靠胸怀大志是远远不够的，非深研法治政理不可。1907至1916共9年时间，李大钊分别在天津和日本潜心学习、探求能够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为他之后在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7岁那年，青年李大钊以文章为载体，将自己的思想传播给更多的爱国青年，抨击军阀统治和封建思想，号召青年为创造理想中华而奋斗。28岁的李大钊经过艰难探索，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之下，更加坚信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到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他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并且积极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他知道救国救民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需要唤醒更多的人，需要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共同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付出生命的代价。29岁的李大钊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兼任北京五所大学的教授，一个青年成为了青年人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曾在李大钊手下工作过，很快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31岁时，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与陈独秀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和所有党员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33-35岁间，李大钊与孙中山共同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十分关注军事策化的研究和军事力量的培养，对于北伐战争给以了有力的策应。北洋军阀十分畏惧这股革命力量，竭力迫害李大钊。38岁那年，奉系军阀张作霖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并于4月28日实行了绞刑。他无愧于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虽然共产党人不允许搞个人崇拜，但是纵览李大钊同志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对他崇敬而仰视的心情油然而生。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积极实践，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将党组织发展壮大起来，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这么巨大的能量，与他9年的刻苦钻研十分不开的，更是源自他的拳拳爱国之心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李大钊同志是我们的榜样，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向他学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刻苦钻研，最终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篇三：李大钊生平演讲词
中近纲演讲
我们小组今天要讲的历史人物是李大钊先生。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做“身边的福尔摩斯”？在电影中的福尔摩斯总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来分析一个人的性格，那么今天我们也来试一下，这里有2幅李大钊先生的照片，我想请同学们花3秒观察一下李大钊先生的特点。321，不知道各位观察到了什么，我所观察到的有三点，胡子、眼镜和西装。借助百度，我们组对之一一进行了分析。
1.胡子
李大钊先生的八字胡处了给他带来了帅气之外，还带来了厄运。有资料称，1927年的4月6日李大钊先生被捕当天，京师的警察和宪兵们冲进苏联使馆后，并不是马上就认出李大钊，正是这傲然不驯的大胡子暴露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李大钊先生致死都不剃去胡子呢？
清末民初，男子蓄胡还是有身份的人的一种时尚。从北方的大总统袁世凯，到南方的革命党首领孙中山、黄兴等人，无不留着一把威风凛凛的大胡子。胡子成了民国初年中国特有的时尚，而李大钊先生对于胡子颇为在意，可以推测李大钊先生是个极富民族情怀的爱国者。
2.眼镜
如果说胡子是当时中国的时尚，那么眼镜就是学者的象征了。 李大钊先生在天津求学时大量研读新学书籍，孜孜不倦，因而伤
了目力。而清末民初的天津正快速向北方经济中心城市发展，中外商店林立，这其中也包括多家掌握西式先进配镜技术的时尚眼镜店，由此看来李大钊先生是在那时候戴上了眼镜。
相传李大钊先生过世之后，所留遗产不过1个大洋，而这副眼镜确是水晶片、白铜梁、超细金丝边的，简单来说就是当时颇为时髦的物件。可见李大钊先生时刻记着自己是个读书人。
3.西装
李大钊先生的这幅照片是在日本留学时所拍摄的，在那个中国男子还在留长辫的年代，李大钊先生已经穿上了新式西服，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考证这件西服的材料或做工，但我们不难看出李大钊先生是个善于接受新兴思想的人。而这复古的胡须与西装的矛盾搭配更体现了李大钊先生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人。
总结以上几点，我们可以推断李大钊是一个爱国的个性书生。那么我们的猜测究竟对不对呢，就让我们从李大钊先生的生平事迹中寻找证据吧。
1.热血少年
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1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身处日本的李大钊不顾危险，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并毅然起草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正是此文让他成为了著名爱国志士。虽然少年李大钊奋不顾身希望警示全国，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依旧还是被签下了。此时，李大钊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已是危在旦夕，于是他放弃学业毅然回国，踏上救国之路。
2.独特救国路
1916年，李大钊回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并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百家争鸣，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更是广受推崇。这些学说犹如黑暗中国之中的点点星光，无不为中国带来新生的力量，然而在李大钊的心里却依旧是一片混沌，无论是哪种学说在他的眼里都不适合当时的中国。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老邻居俄国一声枪响，十月革命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第一次看到马克思主义时兴奋得击股大叫：“就是它!”也许有人会怀疑这是李大钊一时的荷尔蒙喷发，那么看了下面这句话，也许就会改变他们的看法。由此可见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也正是这股信念让他第一个在中国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3.事业巅峰
而这个时候，一个李大钊生命中重要的人物出现了，当然不是他
的妻子。是陈独秀，大家觉得两位赫赫有名的学者第一次相识该是什么样子？“陈兄，久仰久仰”“李兄，失敬失敬”？
自然不是，两人第一次相识就是一场隔空骂战，陈独秀态度悲观认为这样的中国还不如亡了好，李大钊则指责其厌世心多，自觉义少。这一架吵得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一架也吵出了一对伯牙子期，后来两人成了至交好友，之后李大钊至北京活动，陈独秀则到上海。两人相约共同建党，于是就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李大钊在北京更是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支持，携手共同反帝反封建，可以说当时李大钊的事业达到了人生巅峰。若是个故事到这里
李大钊先生是个传奇人物，每个传奇人物的去世也都有其传奇性。诸葛亮去世时，天空中一颗大星陨然而下，马克吐温去世时哈雷彗星第二次经过地球。李大钊先生的去世并没有那么的传奇，甚至是十分痛苦，李大钊先生被先后绞刑3次才最终离世，身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死亡的恐惧，而李大钊先生却经历了三次，当他第二次下绞刑架时，他笑着对狱友说“咱们革命人没什么特点，就是脖子硬！”李大钊先生面对死亡的那份淡然和洒脱是我们当铭记于心的。
今天我们给李大钊先生下了许多定义，个性书生，热血青年。可
请大家不要忘记李大钊先生的另一个定义，伟人。李大钊先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追梦人，他的梦和我们的不同，我们追的是一夜暴富的梦，而李大钊先生追的是民族兴旺、国家富强的梦。为此他忧国忧民，无私奉献，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而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证明这李大钊先生当时选择的正确。他的忧国忧民，他的无私奉献汇聚成两个字——伟人。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篇四：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
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情景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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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走上绞刑台，用壮烈的牺牲谱写了自己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关于李大钊英勇就义的情景，当时的报纸留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报道，多年来介绍、研究李大钊的著述及文章亦有一些相应的追述与描写；然而，由于种种缘故，当时的报道并非不够详尽，而后来的追述与描写在力求再现当时的真实情景时，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加进了某些主观臆测和想像的内容。如今，李大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洒血捐躯已经整整80个春秋了，理应厘清当时真实、客观的情景。
《世界日报》、《北洋画报》、《民国日报》等报的记述
李大钊壮烈牺牲以后，最先对李大钊的罹难经过作出比较详细报道的是北京的《世界日报》；随后，天津的《北洋画报》和汉口的《民国日报》也发表了角度不同的记述。
《世界日报》是著名报人、北京大学国文系肄业生成舍我（1898－1991）在1925年2月10日创办的民营报纸。《世界日报》有着较强的进步倾向，在“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爆发时均曾及时发表大量报道，向来以“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出名。1927年4月29日，在李大钊死难的第二天，连日追踪报道李大钊等人被捕、受审情况的《世界日报》，就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报道了李大钊等人被处以绞刑的经过：
当局办理党案，自特别法庭成立后，审判长何丰林及各个法官，曾在警厅屡次检阅证据及李大钊等供单。其关系较重者，并由何等亲提审问，核对前后供词，商量判决办法，至前晚上，大致即经商定，遂于昨日上午十时，在警厅正式开庭。出庭之法官为审判长何丰林、主席法官颜文海（安国军执法处长）、法官朱同善、傅祖舜（安国军执法官）、王振南（高等厅推事）、周启曾（卫戍部执法官）、检察官杨辉增等七人。开庭后，即将李等提讯，至下午一时许讯定，即判决。所有情节最重之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 、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二十人，一概绞决。当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桂五为监刑官，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木栏二马所拖之车）五辆将李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甚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警厅于事前已备就棺木二十具，闻每具价约在六十元上下。棺殓前，
先由警厅派人将尸体—一照相，再行入殓。于昨日下午八时俱抬送长椿寺。闻所有照片罪状等，均将于今日同时公布。其余被逮捕之党员，据闻有四人处无期徒刑，三人处三等有期徒刑，均押送第一第二监狱分别执行。其他罪名较轻者，当可一律释放。至所捕俄人十五名如何发落，亦为时人所注意，据关系方面所云，俄人为另一问题，日内亦有分晓云云。
同日，该报又以《张作霖决处绞刑》为题，报道了相关背景情况：“据复旦社云：关系方面传出消息，军法会审各委员，系未证据主义，凡无证据者，拟概予免究。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汇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张比画行云。”紧接，《世界日报》又在1927年4月30日追加报道：“又据复旦社云：某方确息，安国军司令部军法会审处，此次审讯党案，纯以证据为主。按照证据，平日工作最多者，应以张伯华、方伯务两人为首。张曾游历各处，并在天津开设机关，有时化装到外办事，所任职务，确为最高侦探。方伯务系调查党人工作，每星期必有一函报告党员工作上勤惰，及应该奖惩或联络方法。审核原书，文笔尚书通顺，书法亦清秀。闻前日安国军方面，决定将李等按律执行死刑，命令到后，即提出验身画供。李大钊首先签字，其余各人，亦均依次画押。当以汽车送入地方看守所时，表面上虽云是移送法庭，实际李等已明白矣。比因李毫不恐怖，即以相当礼貌送入汽车，其余则均有绳绊。到看守所之后，由地方厅每二人合照一相，照完之后，即送入刑台。刑事以隔离为原则，彼此不能看见。李就刑时，则呼天字。张挹兰则喊哎哟。其余亦有□微呼声，死后有伸舌者，有鼻中向外流血者。官方事前对李大钊特预嘱买一上等棺木盛殓。其余十九人则用中等。所用棺木，均由内右一区在西单同顺木厂所购。闻李之棺木，价洋七十元，其余则四十元上下。但同顺只存有十四具，临时由同顺代购六具。前晚五时，即抬至法部后身看守所旁门之外陈列。每殓一尸，即抬至下斜街长椿寺。尸上粘有布条，上写姓名，棺外亦然。昨晨四时半始竣事。李之灵枢系十六人抬之，其余则十二人。灵枢到寺，俱搁于最后院之三间南房内。李柩及某某两柩单列，其余则重列。如张挹兰柩底即搁李银连之柩。”同时，《世界日报》还全文转发了“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发布的关于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被判决及各处死刑的《安国军司令部布告》。
1927年4月29日，及时对李大钊等人死难作出报道的，还有前身为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8月在北京创办的《晨钟报》的《晨报》。《晨报》以《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发表快讯：“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据云此次军法会审因所有案情经警察厅司法处审问整理，早已明晰，无再行详细审讯之必要。且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朱同善、傅祖舜、王振南、周启曾等均在警厅提讯各重要党人，而各人口供皆与侦辑处所供毫无差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显然，此报道侧重的是“判决”的背景新闻。
当时，对李大钊等人牺牲的情景记述较详的，还有1926年7月7日在天津创刊的以图文并茂著称的《北洋画报》。1927年5月7日，《北洋画报》在第2版下方发表了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
共产党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廿八日午后二时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执行绞决。闻未经军法会审开庭以前，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均已在警厅提讯重要共产党人数次，李大钊直供由孙中山西山会议以后，北方一切共产党员，即已完全归其统辖。彼谓孙中山对于学说，向主若无背叛国民党行为，率许自由研究，以是吾得（李自指）养成今日之势。余除报告一切工作外，对于北方有若何阴谋，则始终似未陈说也。
??
军法会审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厅南院总监大客厅上正式开庭，至一时十分始毕，宣告死刑判决。事先秘不可知，故由警厅抵看守所时，女党员张挹兰，所乘为第四辆汽车，张系剪发，下车时身段极活泼，首左右顾，发随之动，面色自然。盖犹未知死神已临其头上也。殆兵警拥入所内，始就缚。当时某犯大呼曰：“我们受审判来，需此何为者。”此地何地，似尚未知。时兵警都未答，惟嘱其勿声。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余人见此情形，尽失色，都知无望，乃顿足长嚎，为时计三钟许，始一一处刑完毕，随其首领，以“共”于黄泉中去矣。
此外，当时的国民革命中心——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1927年5月12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就义的经过。
从这些当时的新闻媒介报道看，李大钊是当日在20个共同赴难的烈士中，第一个登上绞刑台的；他是神色未变，从容就义的。在临刑时，李大钊曾索要纸笔，“俟书一遗嘱”；执刑者不允，他不再说话，神色自若地上了绞刑台。在受刑时，“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他“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堪称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当是李大钊英勇就义的真实场景。
李大钊上绞刑台时有无发表临终演说
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的《李大钊传》是一部全面记述李大钊生平事迹的著作。这部再现李大钊壮烈一生和光辉形象的人物传记，是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在1960年初建议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编写的。北京市委党校十分重视《李大钊传》的编写工作，校长赵征夫亲
自主持，在1960年夏天由袁谦、朱乔森、黄真、张仲豪、杨芹、李美瑞等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李大钊传》草稿。后来，朱乔森、黄真历时三载，执笔写出全书初稿。“文革”开始后，邓拓、赵征夫等相继被迫害致死，袁谦和朱乔森、黄真等《李大钊传》的编写者均受到打击，这部讴歌李大钊历史功勋的书稿也遭到无理挞伐，致使书稿的修改和定稿工作中断有十余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朱乔森、黄真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和补充，终于使之在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52周年之际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成为纪念李大钊诞辰90周年的献礼。
《李大钊传》在第九章《大节凛不辱浩气贯长虹》，专门辟出《绞死了我，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一节，追述了李大钊在1927年4月28日下午在北京壮烈牺牲的经过：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敌人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开庭判决：对大钊同志等立即处以绞刑。敌人不敢举行公开的审判，而由所谓的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所组成的“军法会审”，竟是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匆忙进行的。当下午大钊同志等被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杀害时，更是“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如临大敌。反动派害怕大钊同志及其一同殉难者在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害怕革命人民的力量，他们只敢在阴暗的角落里偷偷摸摸地进行这一罪恶的勾当。
绞刑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新式杀人刑具。野蛮无耻的封建统治者把绞架远道从国外运来，对付忠心耿耿的革命者。但是，当大钊同志拖着被酷刑折磨的沉重的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第一个从容地、昂然地走上绞刑台的时候，在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面前，那绞架和一群刽子手显得多么渺小啊！
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大钊同志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他对死亡和对反动派最大的蔑视，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他嘲笑那些杀害他的匪徒“好像热锅里的游鱼一样，还想昏头晕脑地来演丑戏”。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钊同志战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牺牲的时候，年仅三十八岁。
应当说，这段充满深情的记述是对李大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的由衷礼赞，也是异常生动的描写。只是，其中的记述却带有明显的“硬伤”。“硬伤”主要涉及李大钊在刑场上是否发表过“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有没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对此，《李大钊传》出版不久，一些研究李大钊的专家、学者就提出了质疑。很显然，查阅当年的报道，是没有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记述的，也无从查找有关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回忆文章，更遑论李大钊的演说内容了。没有确凿的史料表明，当时李大钊发表了临终演说。一是当时的刑
场是封闭的，除了执刑者和戒备的宪兵、军警，未放进任何群众围观，也没有允许进入刑场采访的记者，李大钊无以向谁发表临终演说；一是李大钊果真发表演说的话，当时显然是寻访过执刑者，了解有关情况的报道不会只字不露。据笔者了解，能找到的惟一说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资料，是乐亭县档案馆收藏的1942年编纂的《乐亭县志》重修稿（未刊印），曾与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同学的主纂者韩作舟，新中国成立后补写李大钊传，在记述李大钊壮烈牺牲的情景时写道：“最后法院提审，令其脱除党籍，宽以死刑，笑曰：‘头颅不惜，个人主义，未便牺牲。’遂被绞杀，时同月二十八日事也。”“临刑慷慨步上刑台，请作简单演说，申明革命正义，与民生社会关系，洋洋娓娓，听者为之动容，并为后起革命者留一种深刻印象及认识。”这篇传稿用语充满崇仰之情，限于史料的掌握，一些地方却多有不确之处，特别是临刑演说一段，极可能是主观臆测与想像的。比较而言，《北洋画报》当时发表的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所云“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应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也就是说，李大钊就义时曾经准备和要求书写一份“遗嘱”，未得允许，遂“无言”地引颈走上了绞刑台；上绞刑架时，他的神色“未变”，被执刑者套进绞刑索时，“厥态殊从容”。从中可知，李大钊临刑时的表现，堪称是从容、镇定，毫无畏惧的。
另外，新中国建立之初，张次溪先生在编著比较系统地介绍李大钊生平事迹的《李大钊先生传》时，在《遇难前后》一章，曾经记录了当年一个狱卒提供的情况：“在临刑前，他要向群众发表最后的说话，但却被押解的士兵，一拳击倒在地上，”“送上绞台，先生拟留遗嘱，亦不得允许。”（所谓“群众”当是在场的狱卒等）这是一个李大钊临终未能发表演说的直接证言。
据笔者多年了解，《李大钊传》编写组主要成员、《李大钊传》主要执笔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朱乔森先生在《李大钊传》出版不久，就曾向研究李大钊的著名专家张静如等坦言，李大钊发表临终演说的情节是根据推测“编写”的，李大钊说的那段话也是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话语“编写”的，为的是显示李大钊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理想。据有关回忆文章介绍，在当时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情况下，李大钊的表姑曾经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吗？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李大钊当时的回答是：“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堵墙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起来，没有关系。”后面的这句话，当是“编写”李大钊临终遗言的主要“蓝本”。“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这极可能是李大钊在走上绞刑台时的最后的心音，但他却无以，也用不着对刽子手们说这样的话。这当是当时的真实情景。
此外，李大钊极可能既未发表临终演说，亦未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李大钊临终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情节，出自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的《遇难前后》一章，
篇五：(崇尚品德的故事)热爱祖国的故事_少年李大钊
每天早上起来，爷爷梳洗完毕，把红漆小桌擦得很亮，把小桌放在炕上，他知道学习的时候到了。他赶紧把书本、笔墨、砚台在炕桌上摆整齐，坐在桌前翻开书本开始学习。就在这一瞬间，全家气氛开始变得严肃。爷爷变成一个严厉的“司令官”，李大钊就百依百顺地听从爷爷的命令。可是，小孩子没有不贪玩的，要是整天让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屋里学习，总会有厌倦的时候。无论爷爷怎样严格，也挡不住孙子贪玩的天性。
爷爷发现孙子没有把心放在书本上，脸上流露出走神的样子，就知道孙子已经念得厌倦了，看看太阳，也该是孙子休息的时候了，就说“到外面玩玩去吧！”孙子答应了一声“是”，就跑掉了。一直玩到估摸着时间到了，这才转回房间来学习。他玩够了，回到房间学习的时候，经常是不早不晚，恰是时候。可是，有时来得稍晚一些，爷爷把大拇指和食指伸了出来，做出要去用手指夹孙子脸颊的样子，半开玩笑地说：“贪玩吗？要提防着这个呀！”听了爷爷的话，孙子就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书本上，念起来了。有一天，正逢胡家坨的集日，爷爷要赶集去。每?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怀雒牛土舾恍┕魏图父錾郑人雒呕乩吹氖焙颍囟ㄒ妓幌拢且乩吹氖焙颍姑挥醒Щ幔挥心钍欤蔷鸵欢ㄒ艽Ψ！Ｕ馓欤俾醭鑫菝趴彩保苟＿坦霉盟担骸澳愕煤煤玫卣湛此愣鹑盟贤嫜剑」霉昧λ担骸澳惴判陌桑乙欢ú唤兴谕饷媛遗埽 币獠欧判牡刈吡恕?/p>
爷爷走出家门以后，孙子就把爷爷留下的生字和课文都温习得滚瓜烂熟。他想，现在把爷爷留下的功课都学会了，到外面跑跑去多好呀！可是爷爷临走的时候，又叫姑姑照看我，我不能随便跑到外面去呀。等爷爷回来了，李大钊一字不落地把功课念了一遍。爷爷看孙子都能对答如流，很满意地说：“很好，玩去吧！要早点回来。还有其他功课要学呢！”
他答应了一声“是”就去了。他照旧到后园子里转了一阵。看看太阳有点偏西了，他便回到家来，坐在小红漆桌子前面，又专心致志地复习爷爷留下的功课和生字。李大钊说：这一天，他过得很充实，玩也玩得很痛快，留下的功课也都学会了。以后，他摸住了这个规律，每逢爷爷有事外出，他便先把功课温习得烂熟，然后放下书本痛痛快快玩一阵，最后再温一阵课，这样学习效果很好。长大之后，他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爷爷的严厉管教，再加上李大钊的勤奋努力，使他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勤奋，一个人不勤奋就没有什么收获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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