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读后感

篇一：《政治学》读后感

《政治学》读后感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作为一个生活在城邦时代的著名学者，更是作为一个在城邦中生活的公民，受其实际生活和生存的环境的影响，书主要是在一个城邦的范围内表达作者的思想和以此作为作者考虑各种问题的基础，还有受其当时的观念的影响所有的问题的讨论都是在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讨论，换句话说就是作者的问题处理是排除了努力和外邦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者首先通过分析法和追溯法描述的是城邦的本质、城邦目的和形成。亚里士多德的在论证城邦的本质的时候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城邦的构成因素并在“公民”这个要素上广泛的论述，在公民构成的城邦里，作者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凡得参加司法事物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和今天以年龄分界不同，而这部分的人民参加和决定是城邦的最高权利和最重要的事情，这种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人组成的就是城邦，所以城邦的本质就是一个民主的制度下的公民组成的共同体。关于城邦的目的和形成作者是在把人类社会要达到三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这中间良好的道德即灵魂的善事本质性的，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与动物的关键，而这三

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 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 少数人统治 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 贵族政体 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 平民政体 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凡是属于最大多数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关注的事物”。人类从那时到现在历经两千多年，历史的年轮也深深打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了，但是这样一个思想的现象在当代我们的生活中依然广泛存在的，人类的一个观念的转变的真实渐进是转变，但一定不是到最后完全的没有以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想象一下一

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篇二：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读书笔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有一部在古希腊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学论著——《政治学》。读《政治学》，便不得不介绍其作者——亚里士多德。首先，我简单叙述下亚里士多德生平。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有人说：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人类国家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一扇窗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国家政治体制撑起了一片天。在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对后世欧洲的影响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师承柏拉图，又有独创性的发展。那么在这里我与大家简单分享下我读著作《政治学》的总结和感想。《政治学》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全书在对 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全书共 8卷103章，按内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类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按其宗旨及最高统治权执行者的人数，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 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③第 4、5、6卷, 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政治学》主要强调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和谐发展教育观和教育年龄分期。

在书中，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把教育视为奴隶主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教育的政治意义，要求由国家创办并管理学校教育。他还把心理学引进教育学的讨论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须依靠并适应自然、发展儿童天性中的潜在能力的思想，开启了后代资产阶级"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据儿童发展顺序作了划分教育年龄阶段的尝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论证了教育要适应儿童自然天性发展的思想，并以之确定了教育的年龄分期，对各年龄阶段教育的要求、组织、内容和方法等具体措施提出具体意见，要求成人应根据儿童年龄特征对其进行教育。他认为人不同于其他动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种特性。因而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个人从出生到21岁期间受教育的年龄按每7年为一自然阶段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初生到7岁为第一个时期；从7岁到14岁(青春期)为第二个时期；从14岁到21岁为第三个时期。他把课程分为有用和文雅两类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欧美中等和高等教育达两千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学》，既影响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学校教育的发展，又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及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启示作用。他对幼儿教育的专门论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对今天的教育实践仍有借鉴作用。须指出的是，他的整个教育体系，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其

中充满了阶级的偏见和反动思想，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这也正是说明了在该书中也存在许多不足取之处。不过这大部分体现在他对政治体制方面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出了“人从本性上说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四种：寡头制、民主制、混合政体、僭主政体。例如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纵使承 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 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於财产的 规定。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过多而不是由於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 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在我看来，他的诸多观点也是矛盾的！比如： 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 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 会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 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於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是这种东西。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 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裏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 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 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他告诉我们说， 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 一切的伤害”。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上，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的问题，他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认为人按照其本醒必须结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国家也由此产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的。哲学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复杂的世间万物抽象成具体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体制并非完美无暇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他在国家的必备条件里说过，一个国家只有广阔的土地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广阔的土(转 载于:wWw.zW2.cn 爱作文 网)地又是必要的条件，他眼中国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够在一起召开并便于管理会议。这不仅让人有点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尽限于雅典这么一个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进行推广的。具体后人有没有借鉴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付出实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败的，因为这一些的理论看似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质的差别，那就是两种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亚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类与政治的内在相联性 ,并精确地预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题——公正 ,精辟地指出了社会中法律、正义、智德的作用。但是 ,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 ,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时迁势易 ,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复杂性的充分显示 ,人类的政治认知水平大大提高。现代政治学以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为借助 ,已能较为清晰地给我们展现人类政治生活画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为现代化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在《政治学》中我们也受益匪浅，从教育到政治。不过对我而言，我们从中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怀有他一样的执着，我们也定当有所成。

中国需要理性务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因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讲得十分明确。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应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经验及体制架构，在中国实行普选制和多党制，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另一种主张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只需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即可，无需吸收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对于前一种主张，赞成的人不多。据前述环球网的调查，仅有1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体制。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担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可能会发生“水土不服”的情况；二是激烈的变革容易使现行社会秩序和运作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对于后一种主张，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满足中国向现代强国和公民社会转型的民主与正义需求。

种种迹象表明，围绕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有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蔓延下去，势必会延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增加未来改革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主张，遵循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务实地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现实国情，要求我们采取一种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体制迈进的改革策略。我们认为，在未来3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应实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相搭配的发展模式。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模式。我们的考虑是：第一，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的保证。第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和力的制度条件。第三，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第四，政治体制的构建，要融于基本国情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之中。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在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顺应社会期待，破解改革难题，我们可以设想，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以下方

面不断取得突破。

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适应建立一个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在此前提下，党要着力推进自身改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在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要确保党的活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党的政策和主张通过合法途径上升为国家意志。理顺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努力实现科学执政。其次，要推进党管干部的科学化。要从对干部个体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多地转向通过政策导向来保证干部队伍的质量。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的领导。尊重新闻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和保障新闻媒体健康有序发展，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第四，要发展党内民主。重点是完善党内差额选举制度。

加强人大、政协的地位。从实际运作看，全国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权力，充分体现其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题。包括：精简代表名额、逐步推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政府和检察院、法院代表逐步减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会议辩论制度、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代表等。人民政协制度是体现协商民主的先进制度。遵循协商政治的一般规律，提升政协组织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胆探索：逐步引入竞争选举机制，增强政协委员的民意代表性；调整政协的组织构成，容纳地区、民族的代表，发挥政协解决区域纷争、促进地区和谐稳定的作用；赋予政协一定的立法权，硬化政协的地位。

实现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离立法的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实现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对现行立法原则和程序加以调整和完善。如扩大提出议案的主体范围；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公开、透明、民主；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强化立法的法律监督。

推进政府的改革。其重点是：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共预算以及向人民公开透明的阳光预算。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又发挥地方的活力，调动其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积极性。

推进司法独立。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来，是司法的等级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业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增强司法的独立性，需要建构符合司法内在规律的法官和检察官管理制度，实现法官和检察官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机制；实现法院、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社会组织，是落实公民结社自由权利的具体体现。从政治角度看，执政党发展社会组织的导向已经十分明确。推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在体制政策、发展环境、结构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体来说，一是要突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各类工商技术协会、社区自治组织、慈善组织、中介服务组织。二是要创新发展环境。包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从一些社会领域退出；放宽准入条件，加强监管；增强社会组织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会组织立法，保证社会组织的法定地位。

政治体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势所趋。清醒地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坚持务实渐进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国平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对此，我们坚信不疑。

篇三：政治学读后感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三卷四读后感学术 2007-11-10 22:13:54 阅读3164 评论3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一、政体、城邦、公民的概念：

1、三者的概念看其三者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是建立在国家理论基础上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国家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城邦。政体则是“关于城邦居民的某种制度或安排。”“而城邦的含义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公民形成的，简言之，是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的组合体”

2、关于公民的讨论：

我们还要清楚公民的概念：从词源学上看，“公民”一词源于希腊文“波里德”(civis)，原指属于城邦的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于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首先强调的是要有参与城邦权力机构的权利。那么，哪些人可以享有这一权利从而能够成为城邦公民呢？在他看来，侨民和奴隶显然不得称为公民，儿童与老人也不能算做“全称公民”，因为这些人“只有诉讼法权或不完全的诉讼法权”。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定义，对于一切称为公民的人们，最广涵而切当地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地位，??那些人们如果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的确是公民了”。这里，“享有政治权利”第一次成为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公民资格所受的严格限制，因为，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并不必然会同时丧失公民身份。然而在古希腊，就连职业的优劣差异也可以使得一个人不能成为公民。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优良的城邦型式应当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因为工匠不大可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这一良好的公民品德。同样，“忙于田畴”的农民和“从事贱业”的商贩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闲暇来培育善德以从事政治活动”。这样看来，在一个亚氏理想城邦中，要成为公民须要具备有权参加城邦职司、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善德、有闲暇以培育此善德等条件。总的说来，从事政治活动、享有政治权利无疑在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定义中占有较大的意义份额。

善良之人的德行与良好公民的德行相同还是不同？

例子，水手的的功能不同，但是都有一个目标，即航行的安全。同样，公民尽管不尽一致，但整个共同体的安全则是所有公民合理谋求的目标。他们的共同体就是他们的政体，因而，公民的德行于他们的政体有关。所以，政体如果有多种形式，作为一个好公民，不必人人具备一个善人所应有的品德，公民的德行不必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但是善人统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当然善人与公民的德行也有重合的地方。也就是在某些城邦中善人与好公民的德行是相同的，在同一城邦中，只有政治家、和有能力领导公共事务的人才既是好公民又是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很显然，在他看来，公民必定是属于某一个城邦的，这一点可以类同于现代定义中的“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的国籍”。亚氏反复强调的“既能被统治又能统治”的公民品德，也可以相应地被诠释为“既能忠实地履行义务又能充分地行使权利”。如此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的界定已经暗合于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定义了，或者说为现代公民的定义提供了原初的范式。这样，我们不妨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称做“原初公民”或“前现代公民”，对应于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的“现代公民”。

二、政体的划分：

1、根据城邦所追求的目的对政体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政权的载体，城邦的建立有其特定的终极目的，即追求公利，充分发扬人的天性，促进善德，满足人们过优良生活愿望。统治者对国家终极目的的不同态度，形成不同的统治宗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划分政体类型的第一个标淮:“以绝对公正的原则来判断，凡照顾到公利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或叫正确的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一标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性标准，是从根本性质上对政体进行的分类.

2、根据政权形态对政体的划分

将政体进行了最基本的划分后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提出了第一个政体划分称准.即根据“政权形态”，在正当政体和变态政体中又分别划分出三种不同政体:在正确政体中，也就是为共同利益着想的政体中，最高治权由一人掌握的是君主政体，由少数人掌握的是贵族政体，由多数人掌握的是共和政体;在变态政体中，依照同样的人数标准，可划分为僣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其中僣主制是君主制的变态，寡头制是贵族制的变态，平民制是共和制的变态。但亚里士多德同时指出，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并非绝对的划分标准，“人数标准”还有两点补充原则:首先，人数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原则。人数并非划分贵族制与共和制/寡头制与平民制的准确依据，而要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共同构成一个严密的划分标准:在正当政体中人数因素要与才德因素相结合，少数人联系于才德之士，而多数人则与贫穷结合因此，‘平民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相似地，‘寡头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富有而出身(门望)教高—同时又为少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 其次，人数为

辅的原则: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明确提出第二个标准，只是因为人数是一种方便的概括的直接的标志，但实际上，“人数这个因素应该为次要的属性??寡头和平民政体的主要分别不在人数的为多为少，两者在原则上的分别应该为贫富的分别。与此相对应，“贵族政体的主要特征是以才德为受任公职(名位)的依据:才德为贵族政体的特征，正如财富为寡头政体的特征，自由人身份为平民政体的特征。” 第二个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标准(阶级性标准)

3、根据法制性对政体更具体的划分

在具体分析各种政体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又对之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划分，在这些特殊的小标准中，隐含着亚里士多德的第三个政体划分标准—法制性标准。所谓“法制性标准”，是指以人的意志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将政体划分为法制政体与人治政体这是在对政权的动态运作状况进行现实考察后提炼出来的。在城邦中，根据不同的劳动分工，划分出不同社会群体，如农民、工匠、商人、武士、行政、司法、议事机构等等，各群体在政权运作过程中影响力大小和行为为一式的不同又造成同类政体之间的差异，各自分化出若干变异品种，法制性原则就是划分这些变异政体的标准之一。在平民政体中，按“人的意志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程度’又可以划分出五种政体，其中第三、第四种政体属于“其治理完全以法律为依归的”法治政体。而最末一种极端的平民政体“其政事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属于人治政体

同样，寡头政体中也包括人治政体(“权门政治”)和法治政体。

另外.在探讨君主制的具体形态时，亚里士多德也提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

法制性标准在价值性标准和政治性标准的基础上，解决了统?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谰莸奈侍狻?/p>

三、六种政体的评价

1、六种政体的特征

（1）君主政体：亚里士多德指出,主要特征有3个:王室的始祖由优异的才德和卓绝的功勋起家,建制的目的在于同平民群众相抗衡;一人掌握最高权力,全权统治着所有人民,管理一切政事,具有专制的性质;王位的继承采取世袭制。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政体适合于古代。王权经历代削弱,在现代已不多见了。

（2）僭主政体的特征也有3个:僭主的权力的僭窃得来;对人民实行暴力统治,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压迫贫民,消灭异己,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的权力;王位也采取世袭制。这是所有世间自由人全都不能忍受的制度,因此僭主制是短促的。

（3）贵族政体的特征在于:其统治者是少数贤良,以才德为受任官职的依据;从法制意义上说,已具备较好的法律,而且由于贤良为政,不会乱法。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政体在大多数城邦中难于建立。

（4）寡头政体的主要特征在于:以财富为权力的实际基础,最高治权往往由少数豪门贵族掌握;他们因财富的优裕则要求一切方面都优先,追求着不平等;在他们执掌政权时,权力可以超越法律,既取盛名,又贪厚利,恃强凌弱,掠夺贫民;少数执政者往往是终身制,甚至是世袭继承。寡头政体难于保全,或由平民推翻或由于自相倾轧的内讧而发生变革。

（5）平民政体的主要特征在于以自由为宗旨。自由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人人轮流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表现在司法行政方面,有从全体人民当中选举陪审员、职官的任用制度,废除了职务终身制。在议事方面,有抽签参加议事会的制度。平民政体的又一特征是实行公职的津贴制度,使贫穷的公民可以担任公职,鼓励参政。平民政体较接近于共和政体。

（6）共和政体则指贫富两要素混合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由中产阶级掌握了职权。这是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它能遵循理性生活,很少有野心。也就是第四卷中提到的最优的政体，所以亚里士多德把中产阶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化身,并认为“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共和政体兼顾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不趋向任何一端。因此这种政体消除了党派之争,避免了内讧,由内在均势而保持其稳定, 更为主要者，他认为共和政体崇尚法制，主张以法治国。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当然是法制好。因为不论把治权寄托于任何人(或一组人)，而个人则难免感情用

事，办事不公。他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他说:“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只有按照法律办事，才能做到正义即公平。亚里士多德把共和政体看作是理想的政体,期望在各城邦中普遍建立起来。亚里士多德推崇共和政体，从方法论上看，既有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又有浓厚的折衷主义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