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哲理故事

篇一：道家哲学中的人生智慧

道家哲学中的人生智慧

2008年4月13日

李 霞

所谓人生，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的生命、生存、生活和生死。一个人是否拥有人生智慧，决定了他将怎样度过一生。从前有一个人，胡里胡涂地度过了一生，死后到阎王爷那里报到。阎王爷查了好几遍，发现他一生几乎没做过什么值得称道的好事，坏事倒是做了不少，便说：“既然你的一生是这么度过的，我只好把你打发到痛苦的境界里去了。”这人不服，说“这很不公平！我活着的时候，没人告诉我应该怎样生活呀！”阎王爷说：“不对，我曾经三次派人给你传信，叫你珍惜生命，多做好事。”那个人说：“我没看见呀！”阎王爷说：“不会的！你应该看见一个人由年轻变成衰老的模样，这是我派往人间的第一个使者，他告诉你人会变老；第二个使者想必你也见过，他为病痛所折磨，痛苦不已，这个使者告诉你人会生病；第三个使者你也见过，他两眼紧闭，面如灰土，这个使者告诉你人会死去。”那人听后默然无语。是的，衰老、疾病、死亡就是阎王爷派往人间告诉我们生命普遍规律的使者。这个无情的事实时刻提醒着我们：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又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事实上，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普通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思考这个问题，只是人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广度、深度和高度不同而已。那么，作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道家是如何思考人生的呢？在道家主要典籍《老子》、《庄子》、《淮南子》等著作中，又为我们提供了那些人生智慧呢？这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问题。

一、立足天道、参透人生的思想智慧

道家的人生智慧首先表现在其观察问题的深度、高度和广度远远超出常人，拥有一种立足天道、参透人生的思想智慧。

茫茫宇宙，芸芸众生，我们的生命从何而来？我们应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古代先哲进行了苦苦的探索。儒家认为，人的生死存亡以及富贵贫贱都是由命运决定的，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与此不同，道家对人类生命以及宇宙万物的根源有着执着的追求，并以极其广博的视野将人的生命放在无限的时空中来思考。思考的结果是，道家认为人的生命是道生、德成、气化的结果。就是说，生命产生的终极根源是“道”，生命存在的现实根据是“德”，生命形成的内在机制是“气”。 道家所说的“道”是宇宙间终极性的存在，他们认为宇宙万物包括生命现象均根源于此；道家所说的“德”不同于儒家所说的道德、品德之德，而是指人类从宇宙总根源“道”那里所获得的构成自身本质属性的内在特质；“气”被古代思想家看作是构成人和万物的基本元素，古人认为人的生命是阴阳二气变化的结果。对于生命的形成过程，《老子》的观点是：“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是将生命的形成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道”这一生命总根源发挥其生命力从而形成生命的潜能；第二阶段是“道”的生命力开始转化为具体生命体的内在特质即“德”；

第三阶段是生命内在特质“德”与物质因素相结合，形成形体；最后，生命体通过其所处的环境“势”来完成其生命的形成，成就具有社会内涵的现实生命。庄子同样将生命看作是道生、德成、气化的结果。《庄子·至乐》篇讲了一个“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的妻子死了，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前去吊唁。谁知当惠施见到庄子时，庄子却正在盘着腿、敲着盆、唱着歌。惠施十分生气，说“你妻子陪伴你几十年，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还敲着盆，唱着歌，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妻子刚死的时候，我也很伤心。但考察人的由来，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宇宙万物都是由根源性的力量“道”产生的。当大道从无气息转化而为有气息、又从有气息转化为有形体、再从有形体转化为有生命的时候，人就出生了；而当大道从生命的形态转化为无生命、无形体、无气息的时候，人也就消亡了。人的生命从生到死的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更替一样，都是大道循环往复的表现，有什么可悲伤的呢！为死而悲，那是不懂自然规律的表现，所以妻子死了，我不哭泣。”在这里，庄子将生命的形成放在宇宙万物产生的宏阔视野和全过程来考察，表现出了一种极其理性的态度。

道家这种立足天道、参透人生的思想智慧给我们一种启示：我们要学会站在高处看问题，学会跳出问题之外看问题。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历史上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道家重天道、轻人道，重自然、轻人生。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道家既重天道，也重人道，既重自然，也重人生；只是他们没有像儒家那样就人道论人道、就人生论人生，而是将人道、人生问题的研究引向了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将大自然作为参照系，从自然与人生、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观照中去看待和思考社会人生问题。正因为道家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是站在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他们才能提出一套深遂的人生智慧，生存智慧、生活智慧、生死智慧和生命智慧，以下逐一介绍。

二、珍重生命、淡泊名利的生存智慧

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每个人来到人间以后都会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要解决如何对待生命这样一个实践问题，首先就必须解决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只有珍重生命的价值，才能善待生命的存在，进而才能在遇到任何困难和挫折时都能好好地生存下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都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但两者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儒家着重用道德尺度，从人与动物乃至自然万物的区别中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道家则着重从人与自然的联系中来确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来衡量生命本身所固有的价值。道家从两个层次上高度肯定了人的生命价值：

第一，道家从抽象的意义上肯定了人类生命的价值。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类，在宇宙万物中居于什么地位？其生命有什么价值？老子的回答是：“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是说，宇宙中有四种伟大的存在：道、天、地、人。就是说，“人”是万物中最伟大的存在之一，因此他的存在非常有价值。老子的“四大”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高扬了人类生命的价值。此后，庄子提出了“天人并生”的思想，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都根源于“道”，来源于“道”

的每一种存在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第二，道家从具体的意义上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道家思想有一种强烈的“重身” 、“贵生”倾向。《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在他看来，只有对“身”构成威胁的才是大患，对其它方面如功名利禄等构成威胁的均不足以称为大患，因为这些均是身外之物，得失与否，与生命本身无关。这反映出老子是以“身”即生命作为衡量得失的唯一尺度。庄子同样十分看重人的个体生命，当时普遍存在着重物轻身的人生追求，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天下尽殉也”：“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以身殉物、为追求身外之物而不惜牺牲性命的价值取向是极不可取的，人若连生命都没有了，身外之物又有何用？《淮南子》继承了老庄重身贵生的思想，提出了“大己而小天下”的观点，认为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最值得珍贵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其得者”，即得到他最应该得到的东西。而所谓最应该得到的东西，不是指富贵权势，不是指生活享受，而是指守住生命之本，拥有和谐的生命状态。在“我身”（即我的生命）与天下万物的比较中，作者认为“我身”是第一位的，天下万物与我的关系取决于我能否拥有“我身”，只有拥有了“我身”，天下万物对“我”才有意义。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看重的往往是名利二字，人人都想追求功名利禄，但正如文人们所感叹的那样：“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人们纵然拥有了功名利禄，至多也不过数十年而已，何况人们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过程中，需费尽心机、用尽心力，乃至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得与所失之间，表面上看可能是前者大于后者，但实际上所得者为“末”，所失者为“本”，是本末倒置。道家对这个问题看得很透。《庄子?列御寇》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去拜见宋王，宋王赐给他十辆车子。他用这十辆车子向庄子炫耀。庄子说：“河边有户人家很穷，这家人的儿子潜入深渊，摸到一颗价值千金的珠子。父亲知道后，让儿子拿石头把它砸了。因为像这样珍贵的珠子，一定是长在九重深渊中黑龙的下巴底下。儿子能得到这颗珠子，肯定是碰上黑龙正在打瞌睡。倘若黑龙醒着，这个儿子还能剩下一根头发吗？”庄子借此发挥说：“政治的深不可测决非只是九重深渊，宋王的凶狠也不仅仅是一条黑龙。你能得到十辆车子，一定是碰上他正在打瞌睡；倘若宋王是醒着的，你早就粉身碎骨了！”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身外之物再珍贵，也不能与生命本身的价值相比。《淮南子》作者则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高贵的地位和丰厚的利禄是一般人所贪求的，但假如让某人左手拿着代表最高权位的天下版图，而用右手刎颈自杀，会有人愿意吗？恐怕即使是最愚蠢的人也不肯这么做。由此可见，生命比权位更重要。

道家对生命的看重，并不仅仅是对肉体生命的看重，更包括对精神生命的看重，这就是强调要维护人性尊严和人格独立，当外在名利与人的尊严发生突出时，应舍弃前者而保全后者。《庄子》一书中讲了 很多讽刺性的故事，用来讽刺那些为求荣华富贵而丧失人格的人，其中有一个故事是用来讽刺他的老同学曹商的。庄子有个同学叫曹商，这个人非常贪婪、势利，为了追求名利而不择手段，经常用自己通过卑下的手段而得到的东西去嘲讽庄子，结果却被庄子讽刺得无地自容。曹商很善于巴结秦王，一次，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作报酬，派他出使秦国。到了秦国后，他又千方百计地讨得秦王的喜心，秦王赐给了他一百辆车子。曹商非常得意，跑到庄子那里挖苦说；“住在偏僻的小巷里，靠打

草鞋维持生存，饿得面黄肌瘦，这是我做不到的事；与万乘大国的君主见上一面，就能得到一百辆车子，这才是我的本事。”庄子说；“我听说秦王有病请医生，替他破脓穿疖的可以得到一辆车，替他舔干痔疮的可以得到五辆车。治的病越是肮脏卑下的地方，得到的车子就越多。你难得是帮他治疗好了痔疮吗？不然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车子呢？”说得曹商面红耳赤。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人作为一种有人格、有尊严的生命，应该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荣华富贵固然好，但人格、尊严更重要；物质享乐固然好，但精神高洁更重要。人对荣华富贵的贪图如果到了不择手段、不讲人格、不顾尊严的程度，那他同行尸走肉也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三、顺应自然、恬淡无累的生活智慧

（一）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

道家力图从宇宙的根源处来寻找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老子提出了“法自然”的生活态度。所谓法自然，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顺应自然。道家所谓“顺应自然”并非指随心所欲、按照人的本能生活，而是主张在日常行事中保持一颗本然率真之心、从容平常之心和遇事随缘之心。

所谓“本然率真之心”，就是指没有矫揉与做作、亦无伪装与欺诈的自然真心，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童心”。人来到人世，原本都有一颗童心，言行举止都表现出天真之情和率直之性。但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一点一滴地接受着社会环境和成人意识的熏陶，其孩童之心被漫漫裹上一层层外衣，渐渐变得隐蔽、曲折、虚伪和世故。其实，天真比世故更可爱，儿童的可爱首先就在于其天真烂漫、心灵透明。同样，率直较虚伪更难得，人间的真诚与率直密不可分，与虚伪则是两相对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一个人要变得成熟世故并非难事，而要保持一颗率真之心则非易事。惟其不易，老子才万分留恋人类的“赤子之心”，庄子才提倡“率性自然”。

所谓“从容平常之心”，就是在遇到任何情况和境遇时都能保持一种从容平常的心态。人生在世，不管是达官权贵还是平民百姓，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许多的人和事，都或多或少地要经历一些人生变故。人总是有喜怒哀乐之情，喜得而恶失、喜宠而恶辱、喜誉而恶毁，乃是人之常情；得意便忘形、失意便沮丧，遇宠则骄、遇辱则怒，亦是心之常态。但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生总是祸福相依、得失相伴、苦乐相随，纯粹的“得”与纯粹的“失”、永恒的“福”与永恒的“祸”、绝对的“乐”与绝对的“苦”都是不存在的。明白了这一道理之后，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人和事、不管遇到何种的境遇，都应保持一种从容平常的心态。保持从容平常之心，就是要像道家所提倡的那样，做到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做到宠辱不惊、毁誉置外。一个人只有时时保持一颗从容平常之心，方能以不变应万变，做自己的主人而非世事的奴隶。

所谓“遇事随缘之心”，这里的“缘”是指因缘、机缘，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缘”则是三者俱含，既代表天时（时机、机遇），亦代表地利和人和（环境、境遇）。遇事随缘并非指随波逐流或消极应世，而是指理性地对待外在境遇，根据客观机缘采取相应的态度，能行则行，该止则止；可进则进，需退则退；该担当时则能两肩挑重任，该放下时亦可无事一

身轻。每个人来到人间，都会拥有一些东西，或是财富、或是职位、或是荣誉、或是情感，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东西都或多或少地同时拥有。但我们要清楚，自己之所以能拥有这些东西，是因为自己遇到了特定的“缘”。然而，世间的因缘并非一成不变，人世间的法则并非象自然界的规律那样客观永恒。当我们于此时此地遇到某种因缘时，我们就能成就某些事、就能拥有某些东西；而当我们于彼时彼地失去这些因缘时，就会失去这些东西。所以，对于已经拥有者，我们应倍加珍惜；对于已经失去者，我们则应轻松放开。人的一生，遇事上千，行程过万，既要学会“拿得起”，更要学会“放得下”； 人生百年，若只“拿”不“放”，岂不要被活活累死？参透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患得患失，就能减少生活的沉重，增加人生的乐趣。道家这种生活态度对我们确有诸多启发。

（二）恬淡无累的生活方式

很多年以来，一直听到人们说着同一句话：“我活得很累”。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与“累”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年轻人累于爱情、累于事业；中年人累于家庭、累于责任；即使是孩童，也都无法幸免于累，他们累于沉甸甸的书包，累于家长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所谓“业余爱好”；而年过花甲、本该安度晚年的老人也并不轻松，他们在放下自己的种种负累之后，仍要累于儿孙之事。更何况，人们还要累于人际间的纷争、累于职场中的竞争、累于种种烦恼的困扰。人生在世，几乎一切内容都与“累”字相关联，一个“累”字道出了人生的多少酸甜苦辣！庄子对此体悟得很深，他无比感叹地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这是说，人的形体、生命一旦形成，就只有毫不躲避、顺其自然地等到终结。人们整天与外物相互摩擦斗争，像快马一样飞奔而无法停止，这不是很可悲的吗？人们一辈子忙忙碌碌而而不见得有所成功，终日疲劳困顿却不知道最后的归宿，这不是太可怜了吗？这种人即使说他没有死，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形体天天在发生着变化，慢慢走向衰老，他的精神也跟着发生变化，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人的一生都该这样糊里糊涂地度过吗？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糊涂，另外还有不糊涂的人吗？我想，庄子在说这段话时，他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沉重的。

那么在道家看来，这种状况是不是就是人类生活的宿命呢？并非如此。在道家看来，人生的许多负累都是自己造成的，很多包袱都是自己背上的。只要我们能正确地对待内在的欲望，能理智地看待外在的得失，我们就可以免除很多人生负累。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道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列方法，在此仅说两点：

首先，要想活得不累，就要恬静少思。老子说“静为躁君”，意即虚静是躁动的主宰，主张人的生命应经常保持虚静状态。庄子进一步发挥说，人生的虚静并非指形体，而是指精神，万物不足以扰乱内心才是真正的虚静。当然，人是一种有意识的高级动物，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有思想意识，有心念活动。但若心念太多，整天挖空心思，不是谋划自己，就是算计他人，人便会活得很累。心念太多的人容易以己度人，对他人缺乏信任，整天陷于猜忌之中，会使人精神疲惫。心念太多的人往往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所谓小事聪明，就是凡事斤斤计较，总想便宜占尽；所谓大事糊涂，就

篇二：道家趣闻典故

道家趣闻典故

1.田齐尊黄重老

战国时田齐尊黄重老的行为，是黄老道家形成的根源。稷下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黄是指黄帝，老是指老子。它的基本体系是由稷下学者首先建立的，是老子之后影响最大的道家学派，以致现在人说道家一般指的就是黄老道家。稷下黄老之学与老子无为的道治差别很大，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道家是其哲学基础，法家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兼采百家则是其政治主张的辅翼。稷下黄老之学产生后曾两度“显学”，战国中后期曾是田齐政权的官学，西汉初年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曾一度成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田齐政治和西汉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稷下黄老之学之所以产生于齐，兴盛于齐，是因为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的结果。为什么田齐统治者一上台之后就不遗余力、大张旗鼓的尊崇黄帝、宣扬黄帝的学说呢？除了尊祖之外，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代姜齐的政治借口。田氏代姜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民心、巩固政权，他们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黄帝，想借黄帝战胜炎帝的历史，为自己正名（田齐的祖先是黄帝、大舜、陈国国君、陈完；姜齐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为什么田齐统治者又尊崇老子，褒扬他的道家思想呢？因为田齐统治者与老子是同乡。据《史记》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而苦县本属陈国，只是到了春秋时期陈国被楚国所灭，才属楚国。老子的故乡是陈国，田齐统治者的故乡也是陈国；老子的学说是“道”，而齐国从姜太公立国起就有重“道”、“道统”、“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

2.曹参无为之贤相

曹参为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丰沛故旧，在三年的反秦战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中立下不世之功，当时汉廷诸臣论功名，曹参位次仅次于萧何。话说刘邦称帝，开国第二号功臣曹参，被封为齐国的丞相，肩负重任，辅佐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曹参本是武将，对安邦治国并不在行。曹参是个善于集思广益的人，他上任伊始，就邀请齐国“长老诸生”，讨论治理齐国，“安集百姓”之方。但诸人“言人人殊”，使曹参一时难以定夺。有人向曹参推荐了胶西的盖公，说他谙熟黄老之学，是治国的大贤。曹参礼贤下士，请回盖公。《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曹参相齐九年间，推行黄老学说，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混乱的社会秩序逐渐得以安定，使凋敝的经济慢慢得以恢复，农业人口也得到快速增长，齐国大治，曹参也被称为齐国自管仲以来贤相。

曹参不仅是齐国的贤相，也是大汉国的贤相，成语“萧规曹随”讲的就是这段经历。说惠帝二年萧何宰相去世，曹参接位。有趣的是，曹参接任后，万事无所变

更，完全依照萧何时代的规划。人事上选用有治理地方实际行政经验，且木讷又拙于文辞、处事待人厚重的人。那些有野心或企图大干一番的绝不任用。曹参每天花在处理相国府的公事上时间非常少，并且大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细微的小过错，曹参都帮助大家掩饰过去，因此每天几乎都没有什么事情。曹参自己则日夜饮酒，以拒绝处理太多的事情。很多公卿大夫、将领们到相国府商议公事，曹参便招待他们喝酒，直到喝醉了，什么建议也来不及讲，便又回去了。曹参接替萧何，在宰相位只干了三年就去世了。曹参在任相国的短短三年中，全面推行黄老政治，它既不象法家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它的原则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从而为文景盛世打下了基础。

曹参死后，老百姓怀念，唱歌称颂说：“萧何制法，明白整齐。曹参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无为清静之治，百姓安宁，乐业安居。”司马迁在《史记?曹相国世家》的结尾处评述说：曹参作汉朝相国，主张清静之法，合乎道家学说。天下百姓在摆脱了秦朝的苛政之后，享受到了由曹参带来的休养生息的无为之治，于是天下人交口称赞。苏东坡赞曰：“夫曹参为汉宗臣，而盖公为之师，可谓国盛矣。”

此外，“匆扰集市”也是曹参无为而治的佳话。讲的是曹参接任萧何任汉朝丞相，临走前叮嘱齐国接班的丞相说，拜托你啦，不要去干扰集市。接班齐相大不理解，问曹参齐国这么大，就没有比集市更重要的事吗。这其也是道家重视市场调节作用的一事例，齐国晒盐矿铁等工商业发达，曹参把勿扰市场作为治国的重中之重，是有道理的。

3.汉文帝以鬼神巧应贾谊

汉文帝是文景盛事的开创者，好黄老之学，大力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宽刑薄赋、自由工商，政治上也利用黄老道家思想，以静制动，对付那些不安份诸侯蕃王。贾生名贾谊，洛阳人氏。贾谊著的《治安策》和《过秦论》是西汉名著，对后来历史影响也很大。贾谊十八岁时就因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闻名当地。经吴廷尉推荐，汉文帝征召贾谊，并让他担任了博士之职。汉文帝也十分喜欢他，后又破格提拔，一年之内就升任了太中大夫。

贾谊才能杰出，思想激进，位居高官自然想大有一番作为，汉文帝也采纳了他的一些主张如修改各项规章，改变秦朝旧法，分割诸侯封地等。但贾谊仍不满足，变法建议仍很多，特别是屡提急进的削蕃建议。此后，汉文帝慢慢的就烦了贾谊那一套建议，就渐渐疏远了贾谊，不再听取他的意见，还把他调到长沙，出任长沙王太傅。一年多以后，贾谊被召回京城拜见皇帝。当时汉文帝正坐在宣室，接受神的降福保佑。因文帝有感于鬼神，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本原，贾谊乘机讲述了鬼神之事的种种情形，直到半夜时分，文帝已听得很入神。于是，就有了诗人李商隐名诗《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注：上学时学习这首诗时，老师说封建皇帝不关群众疾苦而关心鬼神。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糟踏国粹，误人子弟。其实是汉文帝推行无为黄老政治，不想听贾谊

那老一套激进的建议，就正好谈论神鬼一类的事。

4.窦太后猪圈儒生

窦太后是西汉黄老政治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文景盛世的关键人物。《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窦太后作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在这四十五年之中，她极力推崇黄老之言。窦太后因好黄老之术，文帝为人性格温和，也受其影响。景帝时也尊太后之命用黄老。汉武帝即位后，第一次独尊儒术就是因窦太后反对而失败。

在景帝的时期，窦太后召见了一个儒家的人辕固。辕固在《诗经》的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景帝时的《诗经》博士，是齐国人。当时齐国凡在《诗经》方面有成就的人，都是他的学生。他大名鼎鼎，也很受景帝的赏识。一次，窦太后请他去，自然窦太后知道他是个《诗经》博士。然而，窦太后并没有向他请教《诗经》，而问他有关黄老之学的问题。辕固觉得奇怪，但他知道窦太后的居心。然而，辕固并不慑于窦太后。他的回答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他不悄一顾地说：“黄老算什么学问，不过是妇女和小孩子说的话。”

窦太后听后非常气愤。认为辕固是在故意顶撞她。窦太后便罚辕固到野猪圈中去斗猪。景帝当时也在场，但景帝为人温和，当窦太后罚辕固斗猪时，他将身上带的宝剑借给辕固，救了辕固的命。

据说汉武帝即位后，要废黩百家、独尊儒术。窦太后大怒，虽说刘彻是自己的孙子，但毕竟九五至尊，也不好把他怎么样，于是就杀鸡给猴看，将他的几个儒门臣子如太傅卫绾、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给狠狠治了一通，把他们关进野猪笼。

5.汉武帝颁诏谢罪

道家人都对汉武帝没好印象，是汉武独尊儒术，让黄老道家走下圣坛。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正如《汉书》上说的，“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到处都是人吃人。汉武帝为此后悔了，向人国人民颁诏谢罪，经济上重回黄老政治那一套。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向百姓谢罪的帝王，也是唯一谢罪的帝，可见当时情况之险恶。

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不甘寂寞的君主。他重用窦太皇太后之侄魏其侯窦婴和王太后同母异父弟武安侯田鼢，下诏要各郡国举荐贤良方正之士。有大儒董仲舒等入选，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深为赞赏。不料他的祖母窦太皇太后素好道家黄老无为之术，厌恶儒生，赶走了董仲舒，训斥了年轻的武帝。所以第一次独尊儒术失败。5年后窦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大权在手，真正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策，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汉武帝胡作非为，把文景之治多年积累的国力，短短几十年就耗干了，西汉王朝由盛转衰。

重税剥夺、官营掠民、穷兵黩武等，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搞得百姓四处流亡，天下大乱，暴动接连发生。《汉书》上记载：“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武帝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对各地的暴乱进行镇压，但仍然是“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资治通鉴》记裁，由于连年征战，海内虚耗，社会动乱，人复相食。面对普遍到处都人吃人，饥民流民群起闹事，汉武帝晚年也开始悔过了，下了一道向全国人民谢罪的沼书，他在《轮台罪己诏》中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是说，当今的任务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准再随便征税，全力从事农业生产，回到与民休息的政策中来。这是说，退回到“文景之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中来。

汉武帝死后，以夏侯胜和黄霸为代表的一帮大臣公然抗旨，反对给武帝修庙，要对汉武帝全盘否定。夏胜侯说，武帝虽然有驱逐四夷开疆拓土的功绩，但造成大批士兵和民众死士，弄得民穷财尽，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以至国家财力耗尽，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半数人口死亡。到处发生蝗灾，赤地数千里，到处都是人吃人，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武帝对百姓没有什么功德恩泽，不应该给他制定庙乐。好在丞相蔡义忠于武帝，顶住了非议，将夏侯胜等按“大逆不道”罪处死并“夷三族”，但并未执行。两年后，汉宣帝将夏侯胜与黄霸放出，分别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和扬州刺史。这就透露出了汉宣帝的微妙态度，也说明了武帝庙乐之议的背景并不是那么简单。武帝是宣帝的曾祖父，但宣帝的祖父母、父母都死于武帝之手，宣帝自己也差一点被杀于襁褓之中。

6.汲黯无为而东海大治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汲黯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主管侯国事务），位列九卿。

汲黯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三大诤臣（汉代汲黯、宋代包拯、明代海瑞）之一。杜甫有诗云：“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曾国藩曾自嘲“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汲黯是黄老政治的实践者，这就与汉武帝独尊儒术、大作大为的思想完全相反。因治国理念不同，汲黯屡次直谏匡君。汉武帝要尊儒家效法尧舜（尧舜都是垂拱而治的样榜），汲黯则嘲笑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安能效法唐虞乎？”武帝怒而罢朝。

汉武帝烦了汲黯，就任他担任东海郡（郡治今山东郯县）太守。汲黯信奉黄老之学，为官处世，喜好清静，他把事情交付给下属处理，为政只督查下属按大原则办事，不苛求小节。他体弱多病，常闭门卧床。一年多时间，东海郡便一片清平，百姓拥戴。汉武帝知道后，召汲黯回京任主爵都尉。几年后，汉武帝又烦了汲黯，

派他到淮阳任太守，整个淮阳郡在他的治理下，政通人和，一片兴旺。汲黯在淮阳做了七年，最后病死在淮阳太守任上。

汲黯的故事还有不少，历史上与他相关的成语有2个。一是后来者居上。汉武独尊儒术时，满朝黄老大臣不用，用一帮新儒生，于是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居上。” 另一个是“门可罗雀”。这个典故是司马迁借用翟公之口来说汲黯，由于为官清廉，等到削职为民的时候，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自然是门可罗雀了。

7.淮南王刘安上千门客著《淮南子》

《淮南子》即《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是西汉初叶，淮南王刘安命手下宾客集体撰作的一部奇书，据说作书门客达一千多人。淮南王刘安应属黄老大鳄，《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淮南子》一书的问世，推动了黄老之学盛极一时的局面。黄老学派发展到《淮南子》的问世，已经完成了自己新的理论体系。在《淮南子》中，对于这个学派所主张的清静无为，主逸臣劳，恢宏礼义，务德化民，宽简刑政，除削繁苛以及总的顺乎民欲，应乎时变等要旨，一一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很明显，这时已根据政治社会的需要，对先秦的黄老之学作了重大的改造，主要使它不再是单纯道、法的结合，而成为儒、道、法三家为主的结合。这种情况在法律思想方面，同样具有值得特别重视的意义。它在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史上可以说发挥了划时代的作用。

近代胡适对《淮南子》研究很深，认为《淮南子》是道家哲学中的巅峰著作之一，从中提炼出了“虚君的共和主义原则”和“众智众力的民治主义原则”。他两次把他研究的《淮南王书》呈送给蒋介石，希望能对其专制思想有所约束。

《淮南子》这部书历来评说不一，长时期内被论定为杂家之言。历史上，著书人数最多的是吕不韦三千门客著《吕氏春秋》，虽然为《吕氏春秋》作序的高诱及司马迁都认为该书属道家，但现也被列入杂家。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胡适这一说法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根据的。他在论证中提到：司马谈认为“道家者流??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一百多年后，《汉书》这样下杂家的界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可见道家的特征与杂家的定义相似，因此，《汉书》分类时，把古代思想式里的老子、庄子、天骈、列子等等列为“道家”，把道家的范围缩小了，故《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都收不进去。

8.梁元帝兵临城下还讲老子

篇三：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

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

叶少婷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文综一班学号：20150001030

摘要

道家思想深邃悠远，中国古代文学中亦有大批文学作品或以道家思想为纲或吸收道家思想之局部。道家守内轻外思想与隐逸文学，自然妙道与山水文学相得益彰。道家相对论与矛盾对立统一思想亦在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中展现。本文笔者从三方面展开论述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与渊源。

关键词：道家；守内轻外；隐逸；相对论；道法自然；山水文学

一、

道家“守内轻外”思想与隐逸文学

道家推崇“为腹不为目，守内轻外”思想，重视内在修养，而不盲目无度地向外求取。如（《道德经》第十二章所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求此。”俗人一味外求，沉迷于声乐醉心于名利，意志为物欲所左右，使得耳目口官能受到损害。惟有“挫其锐，解其纷”（第四章），避免心意一味流注于外物，避免外物反过来对心意产生作用，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才能认清自己的本性。隐逸最初只是脱离于群居的个体行为，这不能生成为文化现象或思想形态。当社会文明逐步发展为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隐逸成为士人出仕处隐的政治人生观的一维，隐逸文学则是士人的隐逸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积极进取的道家隐逸为士人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提供了力量。

“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鸾凤避尉罗，远托昆仑墟。庄周悼灵龟，越稷畏王舆”嵇康感慨于权智与名位的害生，更用《庄子》中“灵龟”与“王子搜”的典故表达了不为功名殒身的隐逸思想。此外两晋还写出了大量的赞颂和企慕隐逸生活的作品，六朝诸史也多为隐逸之士立传金仅《晋书·隐逸传》中为之立传的隐士可见其时隐逸之风的兴盛。道家是崇尚自然无为的出世哲学，隐本身就是目的和达道表现。道家善护内心的明净，不为物欲所缚的出世思想对中国文学中隐逸主题的基本风貌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二、

道家相对论思想与古代文学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周而复始，则运动不息；道用至柔至弱，则克刚克强。道家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相对论思想。道的运行规律，就表现为万事万物无休止的循环往复。“曲则全，枉则直，注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语哉！诚全而归之。”对立的两个属性不仅相反相成，而且总是处于相互转化过程之中，这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论亦有共通之处。古代文学中祸福相依，兴衰交替亦是对道家相对论的承袭。西汉刘安所作《塞翁失马》阐述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明清曹雪芹《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盛衰落，元末明初施耐庵《水浒传》中“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的感慨，都与道家祸福兴衰相互交替，周而复始的运行规律相呼应。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能之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既然求亦有失之患，圆亦有缺之患，如何避免好转向坏呢？《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大道。”知进退，晓得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才是大进、大得、大利之道。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大呼“是亦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前古战场。恨君不取气蛋首，金甲牙旗归故乡。”苏轼在各个时期的不少诗歌作品中反复不断地表达对边患的关切和对国家生存危机的忧虑。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常怀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因循天道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品格塑造与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道法自然与山水文学

道家的自然观和山水文学有着密切关联。道家所倡导的“自然”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和“人类”对立的自然界和自然现象意义上的自然。一是指与造作、雕饰相反，就真淳、质朴、清新而言的一种艺术风格。老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庄子进一步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知北游》）道家对天

地万物自然之美的崇敬可见一斑。“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独指此夜月，依迟慕神赏。”（王融《奉和月下》）不管是在位者的优游山林，还是隐逸者的栖游山林，都表现出对山水的亲和感。这种对山水美感的发现与道家主张的“与物为春”（《德元符》）“万物复情”（《天地》）相得益彰。

自然而然的内在机制在于真、外在形貌则是朴。老子把他的道称之为“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强调“道恒无名，朴”（第三十二章）庄子更明朗地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李白认为“自从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并化用了庄子的一系列故事，写了《古风第三十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煞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有，楚楚且华身。六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李白诗风如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山水文学无斧凿之痕，无丹铅之敷，无矫揉之态，质朴成为山水文学的审美标准。儒家主理性道家主意象，儒家重人工道家重自然，儒家重功利道家重娱情，山水文学兴起，系胎息于道家自然观，挣脱儒家经世致用的羁绊，以老庄哲学的纯净之资，散发出天然美。

四、

道家思想深邃悠远，其广博丰富的哲理，对天地自然运行规律，正反矛盾对立统一，轻物欲修内德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乃至近现代文学都产生了难以磨灭、深刻的影响。我们要对道家思想充分认识，予以肯定，同时也要看到道家思想中的消极面和局限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总结历史经验，发展新时代文学。

参考文献：

?王孺童《道德经讲义》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刘春华《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

?汪筱兰《论道家思想与后世文学审美观》

?于春媚《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