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金瓶梅

篇一：世间两部金瓶梅

世间两部金瓶梅

作者：未知 时间：2007/11/23 16:12:00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这种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欧美汉学界对《金瓶梅》两个版本的评价：自从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韩南在一九六○年代发表的力作《金瓶梅版本考》中推断《金瓶梅》绣像本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从词话本简化的版本以来，时至今日，很多美国学者仍然认为词话本在艺术价值上较绣像本为优。普林斯顿大学的蒲安迪教授(Andrew Plaks)曾经在其专著《明朝四大奇书》中总结道：“研究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无论在研究还是翻译方面，词话本都是最优秀的对象。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崇祯本被当作为了商业目的而简化的版本加以摒弃，被视为《金瓶梅》从原始形态发展到张竹坡评点本之间的某种脚注而已”。（第66页）正在进行《金瓶梅词话》全本重译工作的芝加哥大学芮效卫(David Roy)教授，也在词话本译本第一卷的前言中，对于绣像本进行抨击：“不幸的是，B系统版本（按即绣像本）是小说版本中的次品，在作者去世几十年之后出于一个改写者之手。他不仅完全重写了第一回较好的一部分，来适应他自己对于小说应该如何开头的个人见解，而且对全书所有其他的章节都做出了改变，每一页上都有他所做的增删。很明显，这位改写者不了解原作者叙事技巧中某些重要特点，特别是在引用的材料方面，因为原版中包含的许多诗词都或是被删去，或是换成了新的诗词，这些新诗词往往和上下文不甚相干。但是，原作者含蓄地使用诗歌、曲子、戏文对话以及其他类型的借用材料以构成对书中人物和情节的反讽型评论，正是这一点使得这部小说如此独特。对于应用材料进行改动，其无可避免的结果自然是严重地扭曲了作者的意图，并使得对他的作品进行阐释变得更加困难”。（英译《金瓶梅词话》第一卷译者前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XX-XXI页）

当然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与郑、施、韩、芮等人的意见相反，《金瓶梅》的当代研究者之一刘辉在《金瓶梅版本考》一文中说：“（在绣像本中）浓厚的词话说唱气息大大的减弱了，冲淡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也略去了；不必要的枝蔓亦砍掉了。使故事情节发展更为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同时，对词话本的明显破绽做了修补，结构上也做了变动，特别是开头部分，变词话本依傍《水浒传》而为独立成篇”。（见《金瓶梅论集》，第237-238页）另一位当代研究者黄霖在《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里面提出：“崇祯本的改定者并非是等闲之辈，今就其修改的回目、诗词、楔子的情况看来，当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并举第四回西门庆、潘金莲被王婆倒扣在屋里一段描写为例，认为“崇祯本则改变了叙述的角度……使故事更加曲折生动，并大大丰富了对潘金莲的心理描绘”。（《金瓶梅研究》第一辑，第80页）

两个截然不同的意见，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观点，但是第一，它们都建立在两种版本有先有后的基本假定上（一般认为词话本在先、绣像本在后）；而我认为，既然在这两大版本系统中，无论词话本还是绣像本的初刻本都已不存在了（更不用提最原始的手抄本），词话本系统版本和绣像本系统版本以及原始手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还不是可以截然下定论的。第二，虽然在两大版本的差异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精彩的见解，但是，无论美国、欧洲

还是中国本土的《金瓶梅》研究者，往往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作者的追寻、对写作年代的推算以及对两个版本孰为先后的考证方面，而极少对两大版本做出详细具体的文本分析、比较和评判。正如近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金瓶梅会校会评本》整理者秦修容在前言中所说：“人们往往把目光散落在浩繁的明代史料之中，去探幽寻秘，却常常对《金瓶梅》的本身关注不够，研究不足。”

在我对《金瓶梅》两大版本的阅读过程中，我觉得我们惟一可以明确无疑做出判断的，就是这两个版本在其思想背景上，在其人物形象塑造上，在其叙事风格上，都具有微妙然而显著的差别。介入纷繁的版本产生年代及其相互关系之争不是我的目的；我的愿望是通过我们能够确实把握的东西——文本自身——来分析这部中国小说史上的奇书。其实，到底两个版本的先后次序如何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体现了一个事实，也即它们不同的写定者具有极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美学原则，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不是有一部《金瓶梅》，而是有两部《金瓶梅》。我认为，绣像本绝非简单的“商业删节本”，而是一部非常富有艺术自觉的、思考周密的构造物，是一部各种意义上的文人小说。

我以为，比较绣像本和词话本，可以说它们之间最突出的差别是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在这一思想框架中，《金瓶梅》的故事被当作一个典型的道德寓言，警告世人贪淫与贪财的恶果；而绣像本所强调的，则是尘世万物之痛苦与空虚，并在这种富有佛教精神的思想背景之下，唤醒读者对生命——生与死本身的反省，从而对自己、对自己的同类，产生同情与慈悲。假如我们对比一下词话本和绣像本开头第一回中的卷首诗词，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倾向：词话本的卷首词，“单说这情色二字”如何能够消磨英雄志气，折损豪杰精神：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随即引用刘邦、项羽故事，为英雄屈志于妇人说法。下面则进一步宣称，无论男子妇人，倘为情色所迷，同样会招致杀身之祸：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敷粉。静而思之，著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

“虎中美女”这个狂暴娇媚的意象，是词话本一书的关键：它向读者暗示，书中所有的情色描写，不过是噬人之虎狼的变相而已。而上面这一段话，从男子之丧志，写到妇人之丧身，最终又从丧身的妇人，回到断送了性命家业的男子，已经隐括全书情节，无怪乎“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里面赞美道：“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

绣像本第一回的卷首诗，则采录了唐朝一位女诗人程长文的乐府诗《铜雀台》（按：这首诗收录于北宋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第三十一卷）。铜雀台是曹操在公元二一○年建

筑于邺城的高台，曹操临终时，曾遗命他的伎妾住在台上，每逢初一十五，便面向他的灵帐歌舞奏乐。这从六世纪开始，成为一个常见的乐府题材，南朝诗人江淹、谢ｔｉǎｏ＠①、何逊等人都有同题诗作，程长文的作品便可清晰地见到江淹的影响。它描绘了一幅今昔对比的兴亡盛衰图，照绣像本无名评点者的说法，可谓“一部炎凉景况，尽此数语中”：豪华（原作“君王”）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

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

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年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

这里重要的是注意到曹操的遗命与西门庆的遗命有相似之处（希望姬妾不要分散），但是无论这样的临终遗言是否得到实现，它只是一个空虚的愿望而已，因为最终就连那些姬妾，也难免化为过眼云烟。绣像本作者，虽然紧接着在下面引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一诗以儆色，但是在综述人生几样大的诱惑尤其是财与色之后，作者的笔锋一转，进入一个新的方向，鲜明地揭示红尘世界的虚空本质：

说便如此说，这财色两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污粪土。高堂广厦，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

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只有《金刚经》上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繇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肩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

虽然这一段话的前半，表面看来不过是“粪土富贵”的劝戒老套，但是随着对《金刚经》的引用，作者很快便把议论转到人生短暂、无奈死亡何的万古深悲，而作者为读者建议的出路——“削去六根清净、参透空色世界”——也因为它的极端性而显得相当惊人。因为这样的出路，远非词话本之“持盈慎满”为可比：“持盈慎满”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针对社会中人发出的劝告，剃度修行却已是超越了社会与社会关系的方外之言。换句话说，如果“持盈慎满”是嵌在儒家思想框架之中的概念，那么“参透空色世界”则是佛教的精义；如果“持盈慎满”的教训只适用于深深沉溺于这个红尘世界的读者，那么，绣像本则从小说一开始，就对读者进行当头棒喝，向读者展示人生有尽，死亡无情。紧接着上面引述的那一段话，作者感叹道：正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一日无常万事休，这是绣像本作者最深切的隐痛。词话本谆谆告诫读者如何应付生命中的“万事”，而绣像本却意在唤醒读者对生命本体的自觉，给读者看到包围了、环绕着人生万

事的“无常”。绣像本不同的开头，就这样为全书奠定了一种十分不同于词话本的基调。在这一基调下，《金瓶梅》中常常出现的尼僧所念诵的经书、宝卷，以及道士做法事时宣讲的符诰，无不被赋予了多重丰富的意义：一方面，它们与尼僧贪婪荒淫的行为构成讽刺性对比；一方面，它们衬托出书中人物的沉迷不悟、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为作者借以点醒读者的契机。

等到我们通读全书，我们更会意识到：作者在此处对佛经的引用和他看似激切的意见，无不有助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当我们对比绣像本的第一回和最后一回，我们会发现，第一百回中普静和尚对冤魂的超度以及西门庆遗腹子孝哥的出家，不仅早已在第一回中“伏脉”，体现出结构上首尾照应的对称和谐之美，而且在小说的主题思想上成为一个严肃的、精心安排的结局。普静和尚“幻度”孝哥，不仅仅化他出家而已，而且竟至“化阵清风不见了”，这样的收场，实在达到了空而又空的极致。于是，《金瓶梅》贯穿全书的豪华闹热，“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的衣食住行，被放在一个首尾皆“空”（“一件也用不着”）的框架之中，仿佛现代的京戏舞台上，在空白背景的映衬下，演出的一幕色彩浓艳华丽的人生悲剧。就这样，小说开始处作者重笔点出的“空色世界”，在小说的结构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换句话说，绣像本《金瓶梅》的叙事结构本身，就是它的主题思想的完美实现。

两大版本在题旨命意方面的差别，当然不仅仅表现于第一回的不同和首尾结构之相异。从小的方面来说，词话本的卷首诗词与绣像本的卷首诗词也体现出了这种思想倾向的区别。简而言之，词话本的卷首诗词往往是直白的劝戒警世之言，而绣像本的卷首诗词则往往从曲处落笔，或者对本回内容的某一方面做出正面的评价感叹，或者对本回内容进行反讽，因此在卷首诗词与回目正文之间形成复杂的张力。但无论何种取向，鲜有如词话本那样发出“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第四回卷首诗）这种道德说教之陈腐旧套者（而且，这样的诗句只是陈规老套的“世俗智慧”，与故事文本并不契合，因为西门庆固非“忠良”，而西门庆与王婆联手勾引金莲，最终导致金莲死于武松刀下，则“美色”实为“忠良”所丧耳）。就是在故事正文中，词话本的叙述者也往往喜欢采取“看官听说”的插话方式，向读者谆谆讲述某段叙事之中的道德寓意，似乎惟恐读者粗心错过。

再从较大的方面来看，西门庆的九个酒肉朋友，在词话本中不过只是酒肉朋友而已，但是在绣像本金瓶梅中，朋友更进一步，成了结义兄弟：绣像本的第一回，便正是以“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为开始的。结义兄弟之热络，与武大武二亲兄弟之“冷遇”固然形成对照，而结义兄弟之假热真冷却又直照最后一回中十兄弟之一云理守对西门庆的背叛，以及书中另一对亲兄弟（韩大、韩二——武大武二之镜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我们记得《金瓶梅》的诞生，乃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我们会注意到西门庆等人的兄弟结义，实在是对《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全力歌颂的男子之间金兰情谊的讽刺摹拟。这种男子之间的情谊，可以称之为“社会性的?同性恋爱?关系”，它既是一个父权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朋友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关系一起构成了儒教之“五伦”），而当朋友演化为“兄弟”，其社会关系的层面又被这种伪家庭关系所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因此，当一个男人被他的结义兄弟所出卖和背叛，其悲剧性和讽刺意味要远远大于被一个朋友所出卖和背叛。在这个意义上，绣像本《金瓶梅》开宗明义对西门庆热结十兄弟的强调，等于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古典

白话长篇小说的传统中，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男性之间相互关系上的历史与英雄传奇做出的有力反讽，也是对作为基本儒家概念的“五伦”进行的更为全面的颠覆。而在儒家思想赖以生存的几乎所有主要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如西门庆拜太师蔡京为义父、王三官又拜西门庆为义父）、兄弟、朋友、夫妻——都被一一揭破之后，这个物欲横流的红尘色界也就变得更加破败和空虚了。与充满欺诈背叛的结义兄弟关系形成讽刺性对照的，则是潘金莲与庞春梅主仆之间宛如姐妹一般的亲密相知：这种发生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之间的“知与报”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战国时代业经形成的养士风俗中看到原型。与战国时的豫让相似，春梅也曾历经二主：先服侍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后服侍潘金莲。然而“彼以众人待我，我以众人报之；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于是豫让之报答智伯，事其死一如事其生；而春梅之报答金莲也如是。纵观《金瓶梅》全书，几乎没有任何一对男子之间的关系，其感情强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只有武松待武大差似之。然而一来武松于武大是亲兄弟，不比春梅于金莲毫无血缘关系；二来武松后来的报仇已经搀杂了很多个人的成分，不再是纯粹的兄弟感情起作用；何况弃武大惟一的遗孤于不顾，于情于理都有所未安。因此，金莲春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更加特殊。这种关系虽然在两大版本中都得到同等的表现，但是，正因为绣像本把朋友写成结义兄弟，一再调侃、讽刺这些义结金兰的弟兄间彼此的虚伪冷酷，则女人之间无论是争风吃醋、相互陷害，还是对彼此表现出来的同情与体谅（金莲与春梅、瓶儿与西门大姐、金莲与玉楼、小玉与春梅），也就或者正面烘托，或者反面映衬，从而更加强有力地成为书中男性世界的反照。

在人物刻画方面，绣像本的风格也十分一贯，较词话本更为含蓄和复杂。潘金莲的形象塑造即是一例。又如第九十四回中，做了守备夫人的春梅，在软屏后面看到周守备拷打她的旧情人、西门庆原来的女婿陈敬济，本待要假称姑表姐弟和陈敬济相认，忽然沉吟想了一想，吩咐权把陈敬济放走，以后慢慢再叫他相见不迟。词话本行文至此，随即向读者解释春梅的动机：西门庆的第四个妾孙雪娥流落在周府中做厨娘，倘若收留了陈敬济，雪娥势必把他们的真实关系道破，传入周守备耳中。所以只有想法子先撵走孙雪娥，才能把陈敬济招进守备府。在绣像本里，这段心事直到第九十七回，春梅与敬济终于会面时，才由春梅自己亲口向敬济道出。叙述者不费一字一句向读者解释而读者自然明白了春梅的用心。这样的地方，虽然只是细节，却很有代表性，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词话本喜欢解释与说教的特点。

但是也确实有很多华美的物质细节为词话本所有而绣像本所无。此外，书中凡有唱曲之处，词话本多存唱词，而绣像本仅仅点出曲牌和歌词的第一句而已。这自然是对

明末说唱文学极感兴趣的学者最觉得不满的地方，而且，很多金瓶梅的研究者都觉得这是绣像本写定者不了解这些词曲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纯粹为了节省篇幅而妄加删削的表现。我则以为，我们应该想到，虽然对于现代的读者和研究者来说，书中保留全部曲辞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对明末的读者来说，这些曲子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通俗歌曲”，一个浸润于其中的读者只消看到曲牌和第一句曲辞，就完全可能提头知尾，那么，如果把全部曲辞都存录下来，倒未免有蛇足之嫌了。而绣像本之不录曲辞，从另一方面说，也和它一贯省净含蓄的风格相一致。

谈到绣像本的省净，我们当然可以怀疑书商为了减低出版费用而删削简省，但问题是在

篇二：关于《金瓶梅》的版本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

2010-04-02 13:33:35来自: 冷杉

被誉为“第一奇书”的《金瓶梅》曾先后有过三种稍不同的版本系列：一是几个早期的抄本。可惜的是除了在明代一些学者的通信或笔记中有所记戴外，这些早期的抄本并没有流传下来；二是词话本，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金瓶梅词话》。目前，存世的已发现了三部，除一部辗转美国而今藏于台湾外，另外两部均流落到日本；三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多达七-八种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及《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等说散本。金瓶梅的词话本保留有明代说唱文学的一些特色，是一种最为接近金瓶梅原著并相当有研究价值的一类版本，但是，词话本未经整理和校勘，尚不大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另外，更因书中夹杂有大量的性描写，也不大适合于公开发行。金瓶梅的说散本由于经过佚名文人的改写和增删，把原书中的繁冗和枝蔓加以删简，又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和情节，因而就更适合于一般读者阅读。不过，足本的说散本仍保留了原书中的绝大部分性描写，因此，同样是不宜公开发行的。说散本的另一个特色是，书中含有大量的眉批、旁批以及夹批，有的还有张竹坡的评语等；而有的版本更配有由几位明代木刻家专门刊刻的多达200幅的木刻插图。

以下便对近年来我国出版的金瓶梅的删节本、全本、评注本和整理本等作些介绍。

一、洁本

1985年，在社长兼总编韦君宜女士的果敢主持下，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了《金瓶梅词话》删节本。这可是建国以来，在公开出版禁书方面的一个突破和创举。稍后，其他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洁本以及供内部发行的全本。目前，几乎所有的金瓶梅版本皆已在国内出版，而且，还首次一字未删的出版了崇祯年间刊刻的《绣像金瓶梅》排印本。据笔者所知，近年来先后出版的金瓶梅洁本有以下几种：

1、《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戴鸿森校点，平装三册，首次印1万套，定价12元。有木刻插图36幅，共删19174字。之后，此一版本曾多次印刷，并由凭证供应改为公开发行。1989年7月还曾出过两卷一套的精装本，附插图35幅，定价55元。

2、《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山东齐鲁书社1987年10月出版。王汝梅、李照煦、于凤树校点。精装两册，附陈全胜绘彩图若干幅。全书共删10398字，首次印刷1万套，定价28元，后曾多次印刷。甚至有过盗版。

3、《金瓶梅会校会评本》，中华书局1998年3月出版，内部发行。秦修容校订，系以中华书局所藏清代刊刻的第一奇书为底本。有删节。书后的校勘记中汇总了词话本、崇祯本和张竹坡第一奇书的文字。精装二册，定价268元。

4、《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系该社出版的《李渔全集》的第十二、十三和十四卷，张兵、顾越点校，黄霖审定。删节本，系以现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金瓶梅词话为底本。全套《李渔全集》共20册，定价400元。

5、《词话金瓶梅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8月出版,白维国、卜键校注，系以日本1963年的大安株式会社影印的版本为底本，有删节。全书4册一函，首次印刷3000套。

6、《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温京华、田军校点，附插图30幅。系该社出版的《竺翁选集》的第五、六、七卷，全书书共删13812字。全套《竺翁选集》共7册，精装本，印1000部，定价590元。

7、《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陶慕宁校注，精装二册，另配以插图若干幅。全书共删4300字，首次印刷8000套，售价96元。此版本装帧设计相当美观，校对甚为认真，用纸、印刷均比较考究，删简也比其他洁本为少，乃是几种洁本金瓶梅中，相当值得阅读和收藏的一个版本。

二、足本

早在1931年，有人在山西介休发现了木刻本《金瓶梅词话》，当时就引起学者和专家的注意。1933年，北京孔德图书馆的马廉先生更集资影印过120部。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等皆曾重金订购。建国初期，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的指示，有关部门曾以1933年版为底本影印了2000套（也有印1000套一说）编号登记发行，供省、军级干部及少数文学家购买。因此书供应范围极小，知道的人不多，影响甚小。据了解，国内先后出版过的金瓶梅全本有以下几种：

1、《新刻金瓶梅词话》，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10月出版，线装二函21册，文字20册，图一册，每回两幅，共200幅图，系以1933年影印本为底本，定价40元。这套书曾于1991年4月重印，仍内部发行，每套定价1200元。不过，原书所缺第52回的两页已另行改用日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影印本配补而不再借用崇祯本52回的7、8两页。

2、《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8月出版，系据1957年版缩尺影印，但将200幅插图分别移到每回之前各两幅。至2000年底，此版本已先后印刷16次，除6册的平装本外，还出过两册一套的精装本。目前，书市上此版本的盗版比较多，几十元便可买到一套。

3、《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影印，4函36册，印数1000套，每回有插图2幅，内部发行，供副教授以上的文科教员购买，定价700元。

4、《金瓶梅词话》，香港梦梅馆1988年10月初版，现已出第三版。有线装和平装两种。线装本：梅节校勘，陈少卿钞录。此版本系以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的版本为底本，另以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朱墨二色套印原北京图书馆藏金瓶梅词话为副本，另参考北京大学本和日本内阁文库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兹堂本和崇祯本之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等众多版本，同时，吸收国内、外众专家的研究成果。经梅节先生自1988年来三次精心校点，纠正原书中讹错七千余处，是词话本中相当接近原著和可读性比较高因而颇有参考价值的一种版本。目前，书市上偶有再版铅字印刷本的盗版出售，售价几十元一套。

5、《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89年6月出版，齐烟、王汝梅会校。这部崇祯本的会校本配有插图200幅，印8000套，定价175元。

6、《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王汝梅校注。全书2册，印3000套。

7、《会校会评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刘辉、吴敢辑校，平装5册一函。系以北京首都图书馆藏《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为底本，另据其他7种有代表性的说散本会校；而评语则收录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等7种说散本的评语，包括文龙的评语和张竹坡后人家藏本的墨评。附北京大学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刻印精美插图200幅。这套会校会评本是说散本中相当有参考价值的一种版本。原书定价480港币。书市上偶见影印盗版，有的朱墨套色，有的单色，但前者的纸质较差，售价都不大贵。

篇三：金瓶梅的艺术

金瓶梅的艺术

孙述宇教授简历

香港新亚书院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曾任美国 IOWA University 远东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英文及翻译系教授；台湾成功大学英文系教授。在中国小说方面著有《金瓶梅的艺术》及《水浒传的来历与艺术》两书。

前言：国人忽略了的小说

《金瓶梅》是一本质和量都惊人的巨构（一），篇长凡八十万字，对中国小说的影响非常深远，因为后出的两本名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转载于:www.Zw2.cN 爱 作 文 网)》，都学效本书的写法，而这两本名著后来，又各有不少模拟之作。

这样的一本小说，照理应当有很多人仔细研究过，写下很多文字才是，但事实上却没有。这小说的艺术成就，在晚明袁石公写了几句诗话式的评语之后，直到几年前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出版，一直没有详细的讨论。大家讳言“淫书”，是个主要原因。当年胡适研究旧小说，研究到《醒世姻缘》而不及这本。后来发行的旧小说，把《红楼》和《水浒》都校订了出版，《金瓶》的版本问题虽然更需解决，却受不到这种优礼（二）。

《金瓶梅》是很需要好好校订过，也很需要好好评介一番的，不然这本小说马上就要湮没了。尽管小说还很易买到和借到，仔细看的读者今天已是少之又少；一般人都是慕“淫书”之名而来只翻寻那些讲述房事的章节。我们也不能全怪读者，因为这书的确是很难看的。字数惊人之外，书中生动的对话多是明末山东的方言，今日的读者往往读也读不来，更遑论欣赏那特别的味道。版本又糟，几个版之间大有出入，而每个都有讹漏。小说又有不少当今读者不喜欢的“缺点”，使我们从开首就对它生出偏见。而书又写得深沉，比别的中国小说都深沉得多。一般人若是带着看淫书或看消闲书的心情来读，看见只有些家庭琐事，没有《水浒》中的天上星宿降生来播乱尘世与讨平辽国，没有《红楼》中的补天遗石降生为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公子与最漂亮高才的多情小姐恋一场最漂亮的爱，怎么肯看下去？

各种真假缺点

我们且先把《金瓶梅》的缺点提出来，说清楚了，作一些心理上的准备。

书的文字不很匀一，并不是每章都好。开头和结尾比中间差得多。小说是从《水浒》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私通的故事衍生出来的，开始时整段整段的袭用《水浒》，写起来并不比《水浒》高明。（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潘金莲的故事是《水浒》中了不起的艺术成就。）西门庆娶孟玉楼比较有趣，领一群帮闲闝客上李桂姐的院子也有趣，但是潘金莲私通仆僮，以及西门庆勾上李瓶儿，都缺乏写实的力量。小说要到第二十回前后才好起来，从这里直到八十回前后，是小说的精华所在（三）。但是到西门庆死了，作者便好象泄了气；到潘金莲再死了，下面虽还有许多字数，但更没有劲了。以后的章回，由一些《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之类的故事改写成，究竟是作者胡乱凑成一百回，还是他人续貂，我们都无法知道。无论如何，要评《金瓶》的艺术，最好还是以中间那六十多回为主要根据。

小说另一个缺点，来自作者劝善的作风。作者讲故事中间，常要对“看官”讲些道理，

进些忠言。当今的读者会不高兴作者这样闯进故事里来，又会疑心这些忠言是作者写淫书时的伪善姿态。其实“作者闯进故事中”是旧日文学的惯事，中外皆然，我们也不必太生气；淫书作者虚伪地劝善惩淫固然是常见，但我们细读完《金瓶梅》，都会相信这作者倒是一点儿也不虚伪，他若不诚恳，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金瓶梅》中劝善说理之为缺点，只是由于这使作者心中存了先入的成见，因而窒碍了他的艺术。作者的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是一流的，有时我们发觉他的才能没有充分发挥，十九都是由于他要劝善，要说理，据着抽象的概念来创作，犯了作家的大忌。潘金莲可能是个好例子：这个女人占了书中很多篇幅，也着实花了作者不少精神，然而她的真实感来得很晚，读者看了半本书，仍然感觉好象只是听见人家说这女人怎样怎样，不象看见她的真身；原因也许就是作者心中早存成见，要写一个害人的淫妇。

《金瓶梅》在文字与情节上错误多得不得了，在未有完善的校本之前，读者要是不肯海量包涵，这小说就无法欣赏。但读者应该包涵，因为错误尽管多，作者的责任却未必很多。拿文字上的错误来说，那些在历次传抄、合法与不合法刻版翻印中各种“手民之误”，实不应算到作者帐上。当今欧美体面的出版机构，有完善的编校制度，即使作者写错了字也能校正，手民之误当然是少之又少；古人没有这种福气，从前的文学作品常常都是疮痍满目的。至于情节上的错误，又要分开故事各部不相符与故事和历史不相符两类来说。不符史实的情形，不外是拿了作者当代明朝的事实来叙述书中宋朝的故事。清人常常据此来嘲笑作者浅陋、又因而断定此书不会是博雅的王世贞的手笔。其实，与史实不符的文字，出于史家便是错误，出于文学家却未必是错误。莎士比亚剧中这种例子可说是车载斗量，而现代学者编注这些剧本之时，只把事实注出来就算了，并不觉得需要嘲笑莎翁一番。象“莎氏乐府”与《金瓶梅》这样以今日的事情来讲先朝故事，其实有一种特别的艺术作用，就是令当时的读者观众倍觉亲切与刺激。《金瓶梅》里面的太监和理刑官，当然是明代而不是宋代的作风，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金瓶》又不是史书，甚而不是严格的历史小说，而只是沿用《水浒》的时代来说人生，这样，说到官场，扛出当代的理刑和太监，内容更丰富了，艺术上的真实又不损，为什么不可以？作者肯定是思索过这些道理的；浅陋的是那些嘲笑他浅陋的人。故事本身的谬误就不免影响我们阅读的乐趣了。谬误的主要来源，是故事中大量夹进的曲子与其他描述性的韵文（四）。拿万历年间的“词话本”来说。曲子与韵文之中，许多都是可以删除而于故事无妨的（事实上崇祯年间的《金瓶梅》已经删除了很多），更有不少是由于具有谐谑嘲讥的本质而会破坏故事的写实风格的。比如裁缝、医生、稳婆等人的嘲谑性自述，戏子在官员宴会中大唱嘲骂贪官的戏，西门庆死后妻妾上坟唱的悼念曲子等等。韩南教授（PatrickHanan）把这些戏曲的来历找出了不少（五），但戏曲都是《金瓶梅》的作者抄进书中去的呢，抑或其中有些是书商附加以广招徕的呢，我们不得而知。晚明曲子盛行，书商可能想讨好读者，加以《金瓶梅》又是本受不到保护的书，那些令版本学者皱眉的“闽贾”及别的书商可以为所欲为。所有这些谬误，将来出一本好的校本（六），便可消除；但在未有这校本之前，读者只好忍耐一点。

但这书的错谬无论怎样多，终是瑕不掩瑜。我们即使拿着最差的版本，只要不存成见，有耐心地看下去，必定会看出这是天才之作。这书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相似的地方很不少，我们提到两者都爱以今说古，此外两者都爱说笑话，都不避忌情欲，而致让人诟为淫猥；但最要紧的是，两者都是很多瑕疵的、不以谨慎见长的天才之作。这样的作品，要吹毛求疵是容易不过的。但是，为什么不看它们的优点与成就呢？

写实艺术

《金瓶梅》的成就，是写实艺术的成就。

《金瓶梅》起源于《水浒传》，不但承受了那个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的故事，还承受了这故事的写实手法。《水浒》这小说有一部分是英雄故事，另一部分是写实文学。英雄故事的部分，很夸张地讲刀枪和武艺，讲拔树举鼎，讲好汉打倒坏蛋，讲大碗酒大块肉和大把银子，这些都是使人心大快的事，但是是真实日常生活里绝少见得到的，因此这一部分是逃避现实的浪漫艺术。在英雄故事的尽头，《水浒》就开始写实，写真实生活里经常发生的事。《水浒》中的英雄事迹多是在户外上演的——在大路上、山冈上、松林内、演武场和法场中，也在城堡、公堂和酒店里；但在住家里的场景则多半很真实。比方武大郎的家、阎婆惜的家，或是徐宁的家，其中的陈设与生活习惯，样样都很可信的。在这些段落中我们看见一些非英雄的人物，象那个小猴子郓哥，本是跟随着西门庆寻点衣食的，但因言语冲突，吃了王婆的亏，便教武大来捉奸；又如何九叔，一个很懂世情的小吏，他一方面很替西门庆遮掩谋杀武大的事，另一方面也检起几块骨来应付武松。这些段落里又有些女人，她们不同于别的小说戏曲里的女性，不象大小乔、孙夫人、莺莺、红拂、宝钗、黛玉、乃至本书中的一丈青和琼英那么尊贵脱俗和可羡可佩；她们未必不俏丽，但只能算是庸脂俗粉，出身低贱。潘金莲是个嫁予小贩的婢女，潘巧云是个再醮妇人，阎惜姣是个歌伎，都是在街上就能遇见的角色。她们还认识一些老太婆，很懂人情世故的，舌头很长，没有多少技能和生计，靠说媒扯线来维持。

《金瓶梅》的作者选择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的故事来入手，显然有部分是由于他看到这种写实文学的价值。他觉得这样的写实艺术，比《水浒》其余的浪漫英雄故事，更有意思，于是他拿来发扬光大，让这个故事里的角色，和很多别的同样真实的角色，演出一整套真实世界里的戏剧。他把这个故事修改了一下，不让武松一下子便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而是让武松杀了一个帮助西门庆的小官吏李外传，于是西门庆和潘金莲逃过了大难，武松却流放到别处去。这样修改后的故事比原来《水浒》中的要合理得多，因为有财有势勾结官府的坏蛋如西门庆者被人清清脆脆地复仇杀掉的事，是或然率很低很低的意外，不是真实世界中的常规。西门庆是要死的，但他是很自然、很合乎逻辑、蠢蠢的死在自己屋里。潘金莲也要死的，而且作者还依着《水浒》，让武松来杀她，但她之所以落入武松手里，一方面固然是命运的捉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她的情欲最后远胜过了她的机智。这样的结局比原来的深刻得太多了。

武松在《金瓶》中杀嫂，只比在《水浒》中晚了几年，《金瓶》的故事就是这几年间在西门庆家中发生的事，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西门庆前后得了几注钱财，开了几家店铺，盖造了新宅；由钱财得官禄，当上了地位有限然而深受畏惧的理刑官员，又由官场关系再赚了些卖盐之类的钱；娶了几个妾，都是些不三不四的妓女寡妇之类，其中李瓶儿替他生了一个儿子，可是没养大，瓶儿自己也随着死了；在这些事件的前前后后，他由应伯爵、谢希大这批帮闲“弟兄”陪着去嫖妓，由文嫂冯妈妈这些“马泊六”扯线去偷人，他家里的女人则在节令和各人的生日里饮宴作乐，听妓女、小优和瞎眼的女先生唱曲子，听尼姑讲佛经故事，制衣服，赌叶子，讲笑话，讲闲话，吵架。作者的特殊才能是写家常琐事，通过一般人乃至一般作家都瞧不在眼内的小事，他写下一大段人生，一大段在世界文学中都罕见的人生。他笔下有几十人是细细写出来的，不但各有面目，而且各有生活。后来的《红楼梦》也写出不少各有声音笑貌的人，但没有几个能有个别的生活、追求、与所关切的事。《金瓶梅》画面之广阔，要《战争与和平》与Middlemarch才比得上的。

日常的小事并不容易写，写了出来也不易讨好，因为人的心理都是只注意非常的大事。《金瓶梅》里充满了琐事，而竟然又能吸引读者，是有原因的。比较浅显的一点，是作者能够看到日常生活里的风趣，而且把这种风趣写出来。小说中笑料很多，又是笑话，又是惹笑

的人和事；有些人物和事件，表面上并不滑稽，但仔细看深一些，我们就要微笑起来。作者有很生动的幽默感，而且对于世事的表里不一特别感兴趣，这一点，我们在下面会一再提到。但作者能写家常事的一个更深原因，是他的异常的生命力，这生命力表现为对世界与人生的无限兴趣，使他觉得生活很值得写。

这异常的生命力，是作者的艺术资本。他觉得他周遭的当时当地的世界，五光十色，林林总总，处处都很动人，就已非常可以写，不需要再另外去想象些什么ArcadiaCamelot，荣国府里的大观园，或是梁山泊上的忠义堂了。所以他能够写实，拿着晚明时代山东一个县城里土财主的生活，一口气便结结实实地写上几十万字。他笔下的百十个大小人物，可说是没有一个肤浅单调，没有一个是福斯特（E.M.Forster）称之为“扁形”的概念化人物，原因是他对人性存着一股强烈的好奇，那不是一般世俗浅见满足得了的。他对人的心灵的各种各类反应都极感兴趣，因此书中不但包含了许多医卜星相三教九流的活动，还抄录了许多词曲、宝卷，乃至书札、公文和邸报。当然，我们不知道这其间有多少是后来书商雇佣的手笔，但是这大量的抄录往往都很有味道，不象是纯粹为了增加字数的填充，读者若读不出味来，在怀疑是否填充字数之时，也不妨怀疑一下是否自己的活力和好奇还不够应付这小说。

本书又常讲饮食男女这两种“人之大欲”。男女之欲的问题复杂，我们暂且不谈；以饮食来说，没有什么小说象这本讲得这么多。书中的饮食不但次数多，而且写得详细和生动；我们看见西门庆和他身边的人吃的几个菜是些什么，怎样煮的，又有些什么点心、面食、汤和酒；时新的水果来了，帮闲的人抢了吃，还偷回家去；新鲜炖的奶，应伯爵一口气喝了自己的一碗后，把西门庆的也喝了。《水浒》里的饮食唬吓我们，那些好汉子独个儿报销了几斤牛肉和半桶酒，确是英雄气概，《红楼》的饮食也吓唬我们，曹雪芹通常并不说吃的是什么，但他让我们那么震慑和充满了自卑感，开席之时，我们就剩下刘姥姥那么多的观察力了（偶然他透露一点点食物的内容：“茄鲞”，主要的材料是茄子，可是煮法就惊人了。贾太君吃的“红米粥”，那红米原来是皇帝下令试种不成而后来变成非常稀罕的，要不是赵冈研究出来，我们连赞叹就不会）。《金瓶梅》的饮食就只是享受。本来，口腹之欲有谁没有？满足与不满足的经验有谁没有？可是奇怪得很，在文学上很少反映出来。原因也许是由于这种欲望很急很浅，容易过去，容易遗忘，而且一般人也不觉得值得讲。就是大作家中，能够经常采用饮食作创作资料的，恐怕也只有本书作者和狄更斯等少数几个。饮食本不如男女之事能给人假想的代替性的满足，这些作家能写饮食，实在是由于心中对世界人生的兴趣与爱恋所推动。《金瓶梅》的作者觉得这世界是很可恋的。我们在下面会说到，他小说的主题是人生的悲苦；尽管如此，这悲苦人生的背景却是个美好的世界，而这就是这小说的艺术。

活力的表现：几个小妓女

小说家之有偏见，恐怕比常人好不到那里，但《金瓶梅》的作者由于有异常充沛的活力，偏见是少得出奇。

这事实，在全本小说各处，尤其是在十几二十回之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拿书中的妓女李桂姐为例说明一下。娼妓的形象在人的心中总要呼唤起这种或那种偏见的——大概是由于卖淫牵涉到淫欲与贪欲，两者都是最强烈、最无可奈何的欲望。

《金瓶梅》里的妓女有一大群，李桂姐是写得最多的两三个之一。她姑姑是西门庆的妾李娇儿。娇儿嫁前也是勾栏脚色，她听见西门庆梳笼她的侄女时，心里很高兴。今日的读者或许要诧异她怎么还会高兴，但原因其实是很明显的，她们是“乐户“，除了服侍官宦富家就别无生计。娇儿是长一辈的，幼一辈的有桂姐和姐姐桂卿，两姐妹都入了行，就象郑家的

爱香爱月、韩家的玉钏金钏等。桂姐的哥哥是李铭，也惯常在西门庆家出入，遇有喜庆饮宴就和同行的吴惠、郑寿、王柱一同侍候弹唱。李桂姐不但长得好，人也很聪明，嘴巴伶俐。那时她姑姑娇儿的丫头夏花儿偷金子被人捉到，要撵出去，娇儿也觉丢脸，却不知怎么好，还是她教训了娇儿一番道理，又到西门庆那里伺机得体地说了情，才把夏花儿留下了。桂姐在西门家出入得多，和那促狭鬼应伯爵正好是一对，两人见面就笑骂斗嘴，一边不停地叫‘不要脸小淫妇子”，一边不停地骂“汗邪你花子了”。

我们说过，《金瓶梅》的开头写得不算太好，初时的李桂姐也写得不算好。作者叙述她是个很厉害的娼妓，用美色和声艺把西门庆迷住之后，就挟持他去欺负别人。她和潘金莲争宠斗法，要西门庆强金莲剪下一缕头发交来，然后她把这缕发缝到鞋底下践踏。这样的一个形象，是带着良家百姓看娼家的偏见的，而且作者写得很朦胧与概念化，我们还不觉得是亲眼看见了这个人物。这些章节的趣味是靠那些笑话与帮闲败客的丑态来维持的。

到了十多廿回之后，小说写得好起来时，李桂姐也写得更真实起来。她给读者第一个清晰难忘的印象，是在卅二回，回目是“李桂姐拜娘认女”。那时西门庆刚刚加了官，李桂姐和母亲商量之后，就在西门庆请亲友吃酒庆祝的那天，借着来唱曲陪酒之便，拜了西门的大老婆吴月娘做干妈妈。那天她是一清早来到的，后来读者才知道她撇下了同伴吴银儿、郑爱香、和韩家的金钏儿、玉钏儿；月娘问她吴银儿来了没有，她撒谎，再后吴银儿埋怨她不依约相候，她又撒谎。当上了月娘的义女之后，自觉身分高了，年轻女孩浅浅的心胸藏不了那么大的得意，忍不住就卖弄起来。

（她）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箫（月娘婢）两个剥果仁儿，装果盒。吴银儿、郑香儿、韩钏儿在下边杌儿上一条边坐的。那桂姐一径抖擞精神，一回叫：“玉箫姐，累你，有茶倒一瓯子来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另一婢）姐，你有水盛些来我洗这手。”那小玉真个拿锡盆舀了水，与她洗了手。吴银儿众人都看她睁睁的，不敢言语。桂姐又道：“银姐，你三个拿乐器来，唱个曲儿与娘听。我先唱过了。”

后来她就坐在吴月娘房门里，不随同众妓出堂上唱曲递酒。由于她做得过了分，吴银儿满肚子不高兴，把她认义女的事向应伯爵说了，应伯爵便硬要西门庆叫她出来递酒，又说出很难入耳的话来（“丽春院粉头，供唱递酒，是她的职分”；“她如今不做婊子了，见大人做了官，情愿认做干女儿了”），弄得她脸红发怒为止。整件事其实都很滑稽：吴月娘也不过二十多，比桂姐大不了几岁，本来没有想过要干女儿的，但桂姐以黄袍加诸她身，她是个温和厚道而缺乏机智的人，觉得盛情难却，手足无措，就承受了。

这一段之所以生动，除了由于笑料风趣之外，更因为开始接触到妓女生活中的真实。娼妓的世界里有激烈的生存竞争——所以刚才李桂姐一得到了地位和安全就那么高兴，而其他的几个姐妹也那么敏感地觉察出来；吴银儿还妒忌到生恨，再后经过应伯爵指点便还以颜色，拜了得宠而手头宽裕的李瓶儿做干妈。客人是不易侍候的，一方面他们很易变心，会见异思迁而移情别恋；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独占妓女的绣房，不让别的客人染指。西门庆就有这种典型心理，他后来虽把心从李桂姐移到郑爱月身上去了，但起初恋桂姐时醋意很重，一次因为她接一个南客而打坏她的房间，另一次则因为她招呼王三官而生气。客人的醋意是娼家的难题，因为她们都想多些收入。她们贪财，而且大抵开支也不少，不是一二十两包月钱满足得了的。西门庆做了官之后，就有权召她们这些“乐户”到府里去侍候陪酒，一去有时是一两天，她们视这些为苦差，但官府的命令又不敢违抗。郑爱月有一回不应召，竟被西门庆捉了来。李桂姐有时会说母亲想念她诸如此类的话，应召之后快快跑回家。有一回提到过两天又有宴会要陪酒的事，她就说不巧那天是母亲生日，这借口大概用过不久，老实的吴月娘就问，怎么你们院子里的生日这么多的？李桂姐让人拆穿了谎话，只好嘻嘻地笑；遇到月娘这样缺乏机变的人，尴尬是免不了。但尴尬也罢了，有时真正的祸事也会临头。那时王三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