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村题材小说

篇一：农村题材小说

第三节 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力作——《创业史》

一、柳青的生平与创作（1916～1978）

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他从事革命活动较早，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1943年在民脂县一个乡政府任文书，历时3年。抗战胜利后，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并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长达14年。“文革”期间，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被迫停止工作。1978年6月13日因病逝世，终年62岁。

柳青历任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等职。

他的小说大都以新中国农村生活为题材，生活气息浓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历次重大变革，反映了农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其代表作品是《创业史》第一部。由于“四人帮”剥夺了他10多年最宝贵的创作时间，《创业史》的全部创作计划未能如愿完成，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他计划写四部：互助组阶段，农业合作化的巩固和发展阶段，合作化运动高潮，大跃进、人民公社、全民整风。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集《地雷》（光华书店1947年2月初版）

中篇小说《咬透铁锹》（载《延河》1958年4月号）

长篇小说《种谷记》（山东新华书店1950年3月初版）、

《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初版）、

《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第版，该小说最

早在《延河》1959年第4—11期上连

载）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第版）

《创业史·第二部下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6月第版）

二、《创业史》

《创业史》（第一部）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郭振山

主要人物：梁生宝——“蛤蟆滩三大能人”︱郭世富

︱姚世杰

梁家——梁三老汉、生宝妈、梁秀兰

贫苦农民——高增富、冯有万 、任欢喜、徐改霞 落后农民——高增荣、栓栓、白占魁

1、情节内容简介

1929年，是陕西饥饿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逃荒的人成群结

队，不少人就饿死在路上了，渭南下堡村蛤蟆滩的人每天早上都去掩埋死在路上的无名尸首。三岁的宝娃随寡母王氏逃难到了下堡村，被村民梁三捡回来。梁三娶妻收子，重新组建了家庭。宝娃改名为梁生宝。梁三带领全家艰苦奋斗，苦熬苦做（种地、打柴、缝补衣裳），想创立起一份家业，无奈时年不济，一次又一次以失败告终。梁三累弯了腰，也没有实现创立家业的愿望。

土改后，梁三分得了十来亩土地，他欣喜若狂，重新萌发创业想法，他一心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养子梁生宝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一心想办互助组，张罗集体创业的大事。于是，父与子的矛盾和冲突便时时在两代人中间发生。

1953年春天，一天清早，梁生宝动身去郭县买稻种，为的是实行稻麦两熟的计划，使互助组多打粮食。梁三对儿子的所做所为十分不满，但又无力劝阻，只好向生宝娘发火。

村中的富裕中农郭世富正给新房上大梁，梁三和村民都前去观看，心中非常羡慕，他觉得这样的发家致富才是正经庄稼人的榜样。

村民代表主任郭振山和富农姚士杰原是一时仇人，如今都成了郭世富的座上客，梁三心中不是滋味。

此时正当春荒时分，区政府号召“活跃借贷”（当时农村实行的互相救济的一种办法，发动有余粮的农户，把粮食低利借给困难户，春借秋还，防止高利贷剥削）。郭振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想凭借自己在村中的威望发动村中大户拿出余粮借给困难户，不料郭世富等人拒不吐口，郭振山十分尴尬。困难户们也非常失望。土改以后，郭振山一心想个人发家致富，很少关心群众利益和集体事业，在村民中的威信大大下降。

梁生宝一路上省吃俭用从郭县买回了稻种，分给众人后，自家的倒不够了，这又使梁三老汉大为不满。

村里有个俊俏女子叫徐改霞，她念过三年初小，土改时和生宝在一起开会学习，彼此产生了好感。郭振山常劝改霞到工厂去当工人，改霞心中很矛盾，想找机会与生宝好好谈谈，生宝也对改霞有心，只是苦于工作太忙，没机会接近。

“活跃借贷”失败以后，村里的困难户就把希望寄托在生宝身上，因为生宝的互助组准备进山割竹子挣钱，这无疑是一种用生产自救的可行之路。他们提出扩大互助组，也跟生宝一起干。出于党员的责任心，生宝应允下来，重新制订了进山计划，并让高增福组织人运扫帚。进山之前，生宝又拿出与供销社订购合同的预支款，分给众人做安家费用。一时大家都很兴奋，感到了有组织的优越性。

梁三老汉认为儿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挑起这么大的担子，心中很是不安。他找卢支书诉说心事，卢支书细细给他做了一番思想工作，老汉心中才踏实了一些。

生宝进山后，村里有了一些变化。先是郭世富仗着财大气粗从郭县买回的

稻种要比生宝买的多一倍。他故意让人敲锣吆喝：“唔——喜愿分百日黄稻种的，都来分啊！不限互助组，??”他要把梁生宝比下去，在大家心中建立起威信。

富农姚士杰的女人坐月子，他雇来栓栓媳妇素芳来家做月工，并借机诱奸了她，然后挑唆她勾(来自:www.Zw2.cn 爱 作文 网)引生宝，破坏生宝的名誉。

互助组的任欢喜留下来照看田里的庄稼，上级派来韩技术员指导密植水稻，两个人耐心地向群众宣传推广科学育秧，渐渐使恪守旧制的农民信服。

生宝带人进山以后，先扎好茅棚安家，然后做出具体分工，劳动进行得很顺利，只有栓栓不小心割伤了脚板。生宝尽心照料他，并代替栓栓干活。他以这种公道、能干的品格博得了众人的拥戴。

栓栓受伤的事被他爹知道以后，他爹到生宝家大闹一场，并宣布坚决退组，与富农姚士杰搭伙种地，梁大老汉家也接着退了组。

生宝一行人刚从山里回来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栓栓、梁大两家一退组，任老四等人也开始动摇，八户之中只剩下梁生宝、冯有万、任欢喜三户。梁生宝毫不动摇，耐心细致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终于使动摇的人稳住了阵脚；同时他又吸收了两户新组员，经过一番调整，互助组的力量大大增强。

经过一番苦干，到秋天，生宝互助组的密植水稻获得了大丰收，产量比单干户要高出一倍。这一成功，使得总路线的意义在蛤蟆滩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他们主动向国家出售余粮50石，合1.2万斤。这一下大大促进了蛤蟆滩的统购、统销工作。

郭世富在这场和平竞争中成了输家，彻底收敛起了春天的那股神气。他病了，虽能下炕，但不出街面。

姚士杰则公开反抗统购、统销工作，最后受到了群众的斗争，他不得不低下了头。

经过党的教育，郭振山的自发思想有了改变，重新开始为集体的事情奔波，显示出卓越的魄力和组织才能。他积极热心地组织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送粮队，欢天喜地去交售余粮。

梁生宝、冯有万和任欢喜到县上的“互助合作训练班”学习去了，培训回村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始筹建“灯塔农业合作社”，梁生宝被推举为社长。

梁三老汉在事实面前认识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开始理解儿子的事业，儿子的创业，才是真正的创业，创社会主义大业。他决心全力支持儿子的工作。他穿着生宝妈为他缝制的新袄裤，终于流露出生活主人的神气。

生宝和改霞的爱情，最终却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梁生宝一心扑在互助组的工作上，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他与改霞之间缺少沟通，对她考工厂的事产生了误会。改霞细细地考虑了生宝与自己的个性，觉得两个强性子人扭在一起有些勉强，再者，她也不安心做个农家媳妇。最终理智战胜了感情，她带着几分惆怅离开了下堡村，去参加祖国的工业建设。

2、《创业史》的主题P.22

重大主题：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真实、形象地再现了新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

（1）小说描写了农村复杂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揭示了走集体致富道路的必然性，即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

（2）展示了农村最初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人的胜利。即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农村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农民命运的深沉关切。

3、《创业史》的艺术特色

（1）宏大的结构与精细的描写、心理刻画、哲理性的议论相结合，是《创业史》最显著的特色。

①全书结构严谨细密、匠心独具

外部结构：由题叙、正文、结局三大板块组成。开篇用“题叙”提供生活源头，最后有“结尾”承上启下，显示生活的去向，并与下一部相衔接，力图使这部小说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产生史诗效果。

内部结构：一条主线贯穿五组矛盾。一条主线：公有制战胜私有制。五组矛盾：梁生宝——梁三老汉、徐改霞、姚世杰、郭世富、郭振山。几条线索相互交错、主次分明、时隐时现，展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②小说注重分析人物心理，描写人物心理活动

小说刻画了各种人物（共产党员、进步农民、富农、富裕中农、个人发家者、落后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

这部小说描写关中地区一个农村互助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其中既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只讲述了一些平凡的“生活的故事”，但却表现了各种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体现了它的真实再现性。

在艺术效果上，这部小说既有细节渲染和细致入微心理刻画，又俯视全局，视野开阔、气概雄浑。

③哲理性的议论

得失参半。

（2）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

梁生宝：小说的主人公，是作家着墨最多、倾注最大热情塑造出来的一代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形象。

①作为共产党员，他把党的事业放在首位，甘心情愿去吃苦、去节省每一分钱，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创社会主义大业。

例如，“梁生宝买稻种一章”，他冒着雨在泥泞中行走，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拖着一个行李卷，并不觉得辛苦，反而高兴得满面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拿出他妈带给他的馍，要了一碗五分钱的面汤，吃得津

津有味。吃完后，掏出一个小红布包，打开，里面是秀兰写过大字的纸，再打开，才露出钱来。他挑出一张最破的五分钱，付了帐。堂倌用嘲笑的眼神看他，他毫不局促，相反，时刻提醒自己，出了门，要拿稳，甭慌，免得差错和丢失东西，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

②作为基层干部，他具有公道、能干的可贵品质，和为集体事业贡献一切的自我牺牲精神。如分稻种，进山割竹子。

③作为农民的儿子，他勤劳纯朴、老实厚道、甚至有些善感、多情。

这些不同的品格侧面显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庄稼人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特有气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梁生宝形象创造不成功之处：过于高大、成熟、理想。他一切从原则出发，由理念指导一切，这样就如恩格斯所说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了。为了突出他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忽视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写他爱动脑筋、勤于思考、成熟稳重可以，但太过了，高瞻远瞩，敏锐过人，脱离了农民性格特征。他常常能从小事情上看出重大意义，如农民争着买稻种，他想到“党就是根据这一点，提出互助合作道路来的吧？”从进山割竹子，他看出：“积蓄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产制度。”从山中农民的团结一致，他体会到“这贫雇农恐怕就是乡下的领导阶级吧？要不然你在乡下哪里去找工人阶级呢？”从哥俩吵架中，他悟出了“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根源。”

如处理爱情不当。

梁三老汉是小说塑造得最精彩的形象。他是一个老一辈农民，善良、勤劳、倔强、保守。他由衷地感谢共产党，给他带来土地、带来创业希望，但又不理解、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思想和性格上充满了矛盾。最后，在事实面前，他心悦诚服并愉快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大道。这一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农民在告别封建私有制时在思想和心灵上逐步转变的艰难历程，其中饱合作者对农民的理解和挚爱之情。

① 朴实、善良、正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创立家业。

② 保守、自私、狭隘，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

蛤蟆滩上的“三大能人”的形象也描写得非常生动。这三个人虽都因精明强干被称为“能人”，但由于各人的身份性格不一，“能”的特点就各有千秋。

郭振山：阳奉阴违、装腔作势。

郭世富：外善内奸、贪婪狡黠。

姚士杰：阴险狠毒、诡计多端。

其他人物，如高增福、冯有万、任老四、任欢喜、王二直杆、梁大老汉、高增荣、改霞、素芳、生宝妈等都个性鲜明，有血有肉。

众多人物几乎包括当时农村社会各个阶段，阶层的典型，组成一个矛盾统一的形象世界，展示出宽广的社会生活画面。

篇二：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1950年代长篇小说的创作

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这一时期的小说的创作，题材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等方面。这既指作品的数量，也指达到的艺术水平。这种分布状况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是受到提倡的类别。另一方面与作家的经验和文学“传统”有关。新文学已提供了描述农村生活的许多经验；当代作家的许多人与农村有密切的联系；一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战争结束后，热衷于写出他们的有关“革命”的“记忆”；??有的题材领域，文学界的决策者虽也很重视并极力提倡，如所谓“工业题材”，却并未产生预期的成果。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

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苦斗》（1962），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

一、农村小说

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

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

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

1.赵树理和山西作家

对于赵树理等山西作家的创作，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小说流派，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他们的创作仍形成了某些有迹可寻的共同性。这包括：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小说的艺术自足性受到怀疑；“不作旁观者”的文学主张，不仅是叙事意义上，而且更是小说社会功能上的。赵树理的“问题小说”的观念，他们关于写小说是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的预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但又认为，“本来面貌”须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角度来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以便能让认字不多的乡村读者接受。关于这个“流派”，评论界使用的称谓有“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等。这个“流派”的作家，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等。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县人。1940年代，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左翼文学界获得很高声誉。50年代以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长篇《三里湾》等。另外，还创作有鼓词、小调、秧歌、上党梆子等民间文学作品。赵树理的这些小说，大多取材于晋东南他的家乡。他与这个地区人事保持着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故事和人物也依然具有来自“生活底层”的那种淳朴、诚实的特色。他继续着打通“新文学”与“农村读者”的隔阂的试验。在小说观念上，也坚持小说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同一的理解。不过，后来他似乎不再特别坚持把小说当作农村工作指南的那种看法，而更突出了从传统戏曲等相承的“教诲”的功能观。“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写小说便是要动摇那些习以为常、但不合理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因而，在《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等作品中，虽说农村开展的“运动”仍构成它们的骨架，但他在日常生活中所展开的关于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理、家庭关系、公私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部分。

1950年代，不仅文学写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赵树理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他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黑结婚》、《传家宝》、《登记》、

《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导致“故事行进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

2.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陕西吴堡县人，1938年到延安后开始小说创作。在写作《创业史》之前，出版有长篇《种谷记》（1947）和《铜墙铁壁》（1951）。50年代，柳青较长时间生活在陕西长安县某乡村，参与了当地农业合作化的过程。这期间，除了不多的散文特写和中篇以外，都在为拟议中的宏篇巨构《创业史》作准备。《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1960年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次年出版单行本。“文革”发生，使写作计划中断。“文革”结束后，改定了第二部上卷和下卷的前四章，但整个计划终于未能完成。

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作者作过这样的说明：“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思想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作家对农民的历史境遇和心理情感的熟悉，弥补了这种观念“论证式”的构思和展开方式可能出现的弊端，但反过来，这种写作方式还是极大限制了作者生活体验敞开的程度。小说第一部出版后，在文学界获得极高的评价。《创业史》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方式。在人物语言方面，采用经过提炼的口语，而叙述语言则是充分书面化的。这构成了一种对比。叙述语调与人物语言的距离，有助于实现叙述者对故事的介入，显示叙述者“全知”的“权威姿态”：直接揭示人物的情感、心理、动机，“观察”、“监视”人物的思想、心理、行为与“历史规律”的切合、悖逆的程度，对人物、事件作出解说和评论；虽然这种评论常用诙谐和幽默的方式进行。在小说的艺术形态上，柳青似乎并不追求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也不追求故事性和行动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获得批评界的赏识。

有关《创业史》的争议：1960年，邵荃麟在《文艺报》编辑部的一次会议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在此前后，严家炎撰写的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他不同意《创业史》的最大成就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青年农民英雄形象”的“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他的根据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形象的“丰满”、“厚实”，即美学的标准；另一则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处于观望、动摇的“中间状态”农民的表现，在揭示社会生活面貌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意义，即题材的价值问题。与此相关，严家炎指出，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塑造中，虽然是“水平线上”的，但其成功程度，并不像大家所推崇的那样。他提出这一形象在塑造上的“三多三不足”的缺陷：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在争论中，严家炎又进一步指出梁生宝形象的过分理想化的问题。这些观点，受到包括作家在内的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柳青在有关文章中激动地表示，报刊上的评论文章，

对于他所不能同意的看法，他根本不打算说话，但对严家炎的观点，“却无论如何不能沉默”，因为其中“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如果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也保持沉默，那就是对革命文学事业不严肃的表现。”论争双方在文学创作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深刻表现农村的斗争等要求上，并无分歧。分歧的是对艺术形象所作的美学评价，以及题材价值的不同认识。就后者而言，邵荃麟、严家炎等事实上是强调有着“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的人物形象与表现“历史真实”的联系。在美学评价上，严家炎等以“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规”（客观描绘，性格刻画，形象的丰满、完整）来质疑柳青的创作，而柳青在反驳中，却提出一种更具“直接性”的美学标准。他对《创业史》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矛盾冲突，冲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形式，人物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思想性格，有这样的气质、心理、行动等等，都根据现实政治理论和政策规定，给予确定的、条分缕析的说明。

3.其它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李准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表现了根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和实施的政策来选取题材和确立主题的写作策略。主要作品有《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等。周立波30年代参加左联，并开始著译。抗战期间到延安后，任鲁艺教员。1948年完成的表现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被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而享有很高声誉。1955年起，周立波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定居，创作转到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上来。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分别出版于1958和1960年，和当时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山乡巨变》的主旨也为了证明农村的个体小生产者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小说人物“设置”也与当时此类创作雷同：有苦干而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有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有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的落后农民，也有进行破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不过，小说也有它的某些独特处理。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作家有时更乐意于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农民身上的“道路”的分歧、冲突，似乎持理解而宽厚的态度。因而，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也能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性风俗、自然风光。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与他对南方口语的改造，使小说具有地域色彩和个人风格。

4.历史的和美学的价值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乡土题材的创作成果也许是最为丰富和发达的，它集中汇集了知识分子探索与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和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的两大创作流派。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塑造的比较成功的农民形象虽然也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印记，但从精神上说仍然摆脱不了闰土、阿Q、老通宝、翠翠等优秀典型的历史胎记，或者说，正是那一代人物沿着历史的轨迹走到了新的现实环境里。“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五四”一代的作家对这样一个“民间”世界抱着极为复杂的态度，并把这种真切关注和特殊感情传给了新的一代作家，我们从柳青对农民传统私有观念的鞭辟入里的痛切分析中(《创业史》)，似乎能联想到鲁迅是怎样以痛切的批判态度来呼唤劳苦大众在自我斗争中冲破几千年来的精神重负，追求新生和希望的；我们从周立波对湖南山乡自然景色和美好人性的由衷赞美中(《山乡巨变》)，似乎也联想到沈从文是如何以血肉相连的感情来歌颂、表达“民间”的原始性、朴素与健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怀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的民间情结。其次，民

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民间社会）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由于战争文化特征所决定的文学必须重视民族化和大众化，使本来处于自在状态的民间文化形态被当作民族化大众化的因素或被及时地吸收、或被批判地利用，慢慢地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中，并且化解、中和了其中过于强烈和僵硬的政治宣传的成分。许多作家的创作常常摇摆在政治政策宣传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而民间文化形态的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关键。小说《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柳青)、《三里湾》（赵树理）、《铁木前传》（孙犁）、《黑凤》（王汶石），《赖大嫂》（西戎）、《锻炼锻炼》（赵树理）、《山那边人家》（周立波），戏剧《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编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电影《李双双》（李准编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马烽编剧）、《五朵金花》（季康、公浦编剧）等，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名，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二、革命历史小说

从题材的角度看，“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置。因而，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不仅指《红旗谱》、《青春之歌》这类作品，而且也包括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大波》（李劼人）等。不过，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风云初记》（孙犁，1951—1963）、《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红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等。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文学史上的和现实政治上的意义，当时的批评家曾指出：对于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 对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自然，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并不限于小说，散文、戏剧、诗等体裁，也加入了对于这一讲述既定“历史”的相当壮观的行列。

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艺术想像的差别，也由于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不同，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个别作家更愿凸显他的现实处境下

篇三：农村题材小说

把小说当通俗故事写，将情节描写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叙述中，保留口头性文体的特点，而又比一般传统小说明快、简约。从作品人物塑造的语言来看，他没有对这些人物作静止的描绘、分析、议论。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赵树理的小说较少大起大落的情节，激烈动荡的场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通过朴实、简炼但却细腻的描写去展现。小说主要以张家庄张木匠的老婆小飞蛾为主线，描写了她与婆婆和女儿艾艾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小飞娥婚前在娘家有自己的相好，这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农村被视作“名声不正”，在受过同样苦的婆婆教唆下，被丈夫张木匠用锯梁子暴打了一顿，便麻木地安于包办的婚姻生活。女儿艾艾与同村的小晚自由恋爱，也受到同样“名声不正”的非议，但是生长在新时代，在《 婚姻法》的保护下，这对年青人最终冲破重重束缚 ，终成眷属。

小说共分 4 节：一、罗汉钱，二、眼力，三、不准登记，四、谁该检讨。这里节选前 3 节的部分内容。登记》虽是赵树理为配合宣传刚颁布的“婚姻法”，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的，但由于赵树理十分熟悉山西的风俗民情，了解农民的思想和心理，同时注重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农民尤其是农村女性心灵演变的艰难轨迹，因而不同于一般的“应景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平静之中写出了波澜，平淡之中透出了深意。

比较而言，从结构上来看，《小二黑结婚》注重的是故事的动作性和完整性，采用的是单线推进情节发展，一个有头有尾的大故事中间套着小故事，封闭而连贯；《登记》注重的是人物的丰满与故事的跌宕，采用双线结构，主线实写艾艾、燕燕的自主恋爱，副线回忆小飞蛾的包办婚姻，双线交织演绎了老中青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给人以更内在和圆整的感觉。

从人物塑造来看，两位母亲三仙姑与小飞蛾相比，作者的描写一个疏于外在，一个趋于内在；一个更多刻薄与苛责，一个更多理解与宽容；同样是饱受封建婚姻之苦的农村妇女，一个畸形变态，一个委曲求全；两个受害者虽然怀有不同目的开始都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后来又都有所觉悟同意了孩子的婚事，但对这一痛苦转变，作者对三仙姑的解释却过于简单和漫画化，让三仙姑在众人面前丢丑、受辱而后被迫自新；相比之下，小飞蛾的转变更真切自然，有其内在的动力，由命运的屈从者转而成为女儿婚姻的推动者，其积极意义远远超过三仙姑；但是小飞蛾并没有被作者描述成“正面形象”，她身上仍有许多值得人们反思和批判的劣性，如其灵魂深处的惰性与被动等。显然两个人物一个是不符合农民道德规范和审美规范的落后农民形象，扁平而单一；一个是符合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而性格瑕瑜互现的中间人物形象，细腻而丰满。新人形象小二黑、小芹与艾艾、燕燕相比，亦是《登记》的塑造更富于立体可感性。同样是为了取得父母的支持，小二黑、小芹倔强、决断，非常富有斗争精神；艾艾、燕燕则和风细雨得多，既有抗争性又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