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读后感

篇一：中国的第8次危机

中国的第8次危机——08年金融危机以及发展机遇

梅矩

摘要：通过阅读《八次危机》，了解2008年中国产生危机的原因分析，了解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对应对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具体分析中国政府颁布的三农政策对危机所带来的影响，进而由国内的政策分析扩大到对目前国际贸易格局分布情况的认识，展望中国未来可行的战略发展方向。

关键词：八次危机，2008年，三农政策，国际贸易，战略发展

一、背景

1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由最开始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变为了外部需求为主的推力；金融体系上，中国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循环。

2国内经济结构矛盾——三大过剩与三大马车失衡的加剧。劳动力、金融资本、产能过剩进一步导致投资、消费、出口比例的失衡；内需不足，资本过剩投向股市异化与实体经济；外贸依存度2006年高达66%。

3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发展模式形成。地方政府的财政金融权利上交，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地方政府唯有土地资源可以支配，”以地套现”

4三农政策：修复农村调节功能，支持三农，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医疗体系。

二、事件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演变：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带来外资大举进入；2002年中国完成金融市场化改革：2003年新政府换届各地开始进入“第三轮圈地运动”，投资过热和对外依存度上升，使中国经济以平均11%的增长率增长；在中国的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导致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致使中国出口严重下降，沿海企业破产，工人失业。

1国际外部环境：资本市场上的热钱大量转向原材料期货，造成其价格的严重波动，美国已经难以发展实体经济，只能通过创造国债和货币等金融资本来推动货币流向原材料市场，来向发展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

2 危机引发原因：资本在国内的扩张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初步调整，使得中国经济受外部经济波动和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70%），持续依靠外需拉动，中国的开发需求转向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赖。

3 解决：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新增投资4万亿元主要用于民生项目和涉农投资；稳定利率同时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并且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冲击

三、分析

属于中国九十年代中期转向外向型经济为主之后由外部因素诱发的输入性危机，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内生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对城市乃至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发展得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城市多大程度上能将危机成本向农村和农民转移，向农村转嫁危机——城市“软着陆”，不能向农村转嫁危机——城市“硬着陆”——国家财税制度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外资控制高附加值值产业及出口，对中国经济占有主导地

位。

1危机成因：在发生危机前，国内经济都在比较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拉动，出口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下降

2 应对措施：政府直接介入（追加国债投资，增发货币）化解市场失灵。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拉动内需，具体在投资中大力增加对于三农政策的投入——生产要素中的资金和劳动力回流到农村——修复农村对于危机转嫁的功能。e.g. 2003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2005年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名的增加农村基本建设投入的战略

3在农村地区颁布具体惠农政策：

税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

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费

农村金融试点改革（互助银行、村镇银行、小额信贷）

农业综合补贴（种植，家电），推进农村低保

农村社保，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

4惠农政策机制分析：

”三农”领域吸纳了国民经济中的部分过剩资本和产能（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惠农投入也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升内需）提供应对危机的社会基础，既生产因素向农村回流，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缓和（带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但是缺陷是征地现象严重，不仅如此，还将扩大占有农村稀缺资源并使资源资本化的“亲资本”政策。 5 结论

可见，中国面临的经济输入型危机是不能依靠国内的政策来化解的，中国需要加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定制权，尽力摆脱其在

四、目前资本全球化的难题

理解这些难题有助于中国探索出可能的贸易体系制度美国近期货币增发和债务增发两手并用，意味着这种法西斯化的国家既然延续政府凭借强权无度扩张信用的“路径依赖”，就不可能回调到以制造业为主的获利方式，也不能改变其向全球转嫁危机代价的基本趋势——相反，这一趋势由于没有被遏制而正在势所必然地恶化中。

读书笔记

1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主义、制度或者机制性措施，能够有效地遏制美国这种政府两手扩张信用，向全球直接转嫁金融危机代价的趋势？（P227）

2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本质上是中国对凭借军事强权支撑泡沫化货币体系和掌握全球资源体系的美国不得不“再依附”，而且这种关系愈益加深。未来10年中国有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再依附关系的可能？（P227）

3过去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家阶级与劳工阶级的对立矛盾和社会冲突，随着西方产业大规模对外转移，现在已经外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矛盾。处于打工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日益弱化。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中国的工人阶级或者说劳工群体是否还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并对其有动员作用的话语体系和活动空间？（P227）

五、目前资本全球化的难题分析

中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货币体系产生依赖的原因：

1目前中国本身不具备形成金融资本全球竞争力的政治强权，还得依靠占有政治强权和国际金融资本创设地位的美国的赋权；

2产业资本集团利益对国家主权的“绑架”，中国目前在全球范围获取资源来发展；

3产业资本依旧离不开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4中美两国都通过货币化来增加利益，具有利益的一致性。

六、中国未来可以走的对外发展战略：

1 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在境外也有一定的流通度，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并且还可以作为资本实现信贷、投资职能的国际化，事实上，国际货币体系在经历了金本位、英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时期后到现在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的以美元为主的时期，为了减少对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的依赖，各国都会进行货币地位的博弈和变化，而人民币的国际化能以我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和巨大的出口贸易量以及贸易顺差为基础，作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美国第二大债权国，我国积累了巨大的国际储备，并且随着我们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改革，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目前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业务自2009年7月试点启动以来已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包括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累计金额已经突破了10万亿元，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达到9577．3亿元，深圳市前海试点、上海、广东自贸区的开放、天津生态城等试点，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的进一步活跃。在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发展的基础上，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也在逐步形成，以香港为主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包括英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卢森堡和德国等，离岸市场建立以后，各项人民币产品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增长。

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展望中，从国际贸易层面讲，国内活跃的资本市场向外扩散，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的提供能够增强产业和核心竞争力，有助于降低对美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依赖性。并且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加重，能够缓解对于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贸易体系的依附性。

2 亚投行

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本地区发展中国家而言，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就本地区整体而言可加快互联互通，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则能够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同时，也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促进世界经济复苏。亚投行将与世行、亚行等其他多边及双边开发机构密切合作，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

亚投行的设立，打破了世界银行统治世界，亚洲开发银行影响亚洲分别长达70年和50年的传统格局。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四个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已经决定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的创始会员总数达到31个，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已经有六个成为亚投行意向成员。

篇二：温铁军：八次危机

八 次 危 机

温铁军：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

2012年12月3日，温铁军在北大做题为《八次危机》的演讲，凤凰网《大学问》栏目获得温铁军老师授权，分上下两期刊发。在上篇中，温铁军指出，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把农民的地剥夺，用激进政策让进城打工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先后任职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著有《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认识与实践的对话》等。

精彩摘要：

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

危机硬着陆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现在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危险已经开始。把乡土社会毁掉，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

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用激进政策断掉回去的根，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我们以为是历史进步，有谁想过，他原来是小资，把小资变无产，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上篇

Talk 1：很少有人认识到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一上来就把最重要资产土地分了

Talk 2：去意识形态化分析，60年代调整和80年代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差别

Talk 3：历次危机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

Talk 4：生把农民土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退步

把分析建立在经验过程而非意识形态

温铁军：谢谢学生社团的邀请，安排讲座，感谢你们对于另类观点有如此的兴趣。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和教科书上的观点恐怕差别比较大。我是认真的试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把长期以来人们所分析的“中国特殊论”上升到“中国一般论”，也就是说使“个别”上升为“一般”，使一般的分析框架能够具有真正意义的国际化与建构权，如果我们永远只会说中国特殊，那我们就很难做国际话语的讨论。我现在这套说法好像在国际上的反应似乎还大于在国内的反应。

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做这样一种理性分析，将逻辑建构的起点建立在经验过程之上，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听明白了。

人们一般会说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或者说某某领导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很少有人去认真做一点资料的整理，去看看1978年哪一份文件上明确写了“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如果你们认真做文件梳理，就会发现，1978年的文件中没有这四个字。也有人说1978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不断创造增量，因此中国改革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很少有人认识到中国农村改革恰恰不是渐进的，它一上来就把农村中的最重要的资产土地分了，根本不是创造增量。

为什么改革？是因为1978年到1979年中国遭遇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而危机的爆发使得政府无暇顾及已经不能产生剩余的农业资源，于是乎我们把农村改革解释为政府退出，有的解释说农民退出。我的解释是农民无权退出，在原有的体制内，有退出权的唯一主体是政府。

所以，在这些解释上，我试图建立理性分析的基本原则，一定要把构建理论的逻辑起点放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分析才具有理性的可能，而不能随意割断历史，随便找一个意识形态确定的所谓起点，然后建立经验分析，这很容易被套进意识形态体系。

我把60年的基本经验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归纳，四次大规模外资引发八次危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特别是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间会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理论创新，我只不过搬用了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我的理论创新是危机转嫁。任何危机都会出现代价，代价转到哪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历次危机所造成的代价只要能够顺畅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产业资本危机就能软着陆，只要不能向乡土社会转嫁，就砸在城里硬着陆。

砸出的结果要么被叫做调整，要么被叫做改革，没有本质差别，只是危机应对的政策体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包装，取决于政治家。我不是政治家，因此我要做的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告诉你们60年代的调整和80年代的改革，其实并没有太本质的差别。

理论创新集中在软着陆上。其实很多次危机没有软着陆，而是硬着陆，更何况现在大家都在高呼着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1%，中国将会达到70%的城市化率，城市与农村一半对一半的时候，危险就已经开始了。当把乡土社会毁掉的时候，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为什么？因为乡土社会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把外部性内部化处理。

我现在研究的是中国或者东方的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不一样。世界上几乎找不到能够从危机所造成的发展陷井中跳出来的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深深跌入发展陷井跳不出来。这十几年的国际化，一般高校追的是美国，连欧洲都不追，是比较单一、狭窄的国际化，其实是美国化，而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他非主导性的国家。

1950年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危机而是民国的延续

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开始做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梳理。中国在1949年到1950年，是一个高通胀、大规模失业、危机爆发的时期，但我在分析、归纳时，不把1949-1950年这次危机当成“八次危机”，如果当成了，那就是九次。为什么排除这

次危机？是因为我觉得这场危机是民国年间，自20、30年代发生危机以来的延续，不是新中国进入工业化以来内生性的危机。我把逻辑建构在经验过程的起点之上，放在新中国开始要进入工业化的经验起点之上，而不是放在时间上。

为什么说这次危机是民国危机的延续？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概念，民国20年代到30年代被历史认为是“黄金十年”，黄金增长时期，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高增长，这一时期出现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重要因素。20年代到30年代西方爆发了生产过剩危机，危机不可能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因为生产过剩乃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于是演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外生性的危机跟今天一样，现在西方世界再次发生大危机，金融过剩，当年是生产过剩。今天也不可能靠西方金融资本自身解决矛盾，于是金融资本走向法西斯化，出现所谓必然战略的一系列安排，恐怕也是当代的趋势。当年产业资本遭遇过剩危机，走向法西斯化，世界大战以大量人口的死亡为代价，才使危机平缓下来。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这场大危机导致贵金属价格上涨，中国当时是以白银作为货币的国家，北方有“袁大头”，南方有“孙大头”，海外白银价格上升，与中国原来签有白银稳定协议的四个产银国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导致中国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到30年代，中国白银外流发生白银危机，白银危机导致通货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这是我们说的外生变量。

另一方面，内生变量是什么？因为中国是被殖民化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只能内向型发生。城市工业高速发展，地主就转变成在外居住，在外地主把原来的秋后收食物租改变成春前收货币租，货币化在农村开始推进，于是农民就开始遭到高利贷金融资本和工商业资本的双重剥夺，农村小农大量破产，社会开始不稳，乡土社会衰败，要么搞土匪、要么搞游击队，农民革命就起来了。内生性变量极大影响着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

民国不得不在1935年前后开始推行纸币制。但紧接着就遭遇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日本在日战区大规模抬价抢购白银，试图摧毁民国经济，摧毁刚刚实现的货币制度，于是进一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中国不得不用残留的一点贵金属去海外买军火，金融大规模通胀，从1937年开始一路通胀1950年。所以说1949年到1950年的危机不是新中国自身的危机，而是延续了民国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两个变量的同时作用。

应对危机：土改使农民回归传统割断与现代经济联系

新中国面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怎么办？土地改革。什么叫土地改革？让88%的农民回归传统。历朝历代新王朝建立都有四个字，均田免赋，新中国同样是均田，没免赋，这就是土改。土改使中国接近90%的人口回归了传统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城市经济割断了联系，用萨米尔·阿明（备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球化问题专家，提出依附理论）的理论就叫做“去依附”。

最大多数人口回归了农村，自给自足，作为政府不用再管他们到底会怎么活，只需要管那12%的城市人口，这是新中国重新得以恢复的一个重要条件。也就是说使民国时期遗留的危机软着陆的重要制度基础，恰恰是乡土中国，而不是我们想象的现代经济，那时城市现代经济一片凋敝，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不光一般的城市市民失业，知识分子也大规模失业。

现在很多意识形态化的解读都说因为建立了新政权，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然后斗志昂扬走向新胜利。其实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怎么能够应对大危机。第一个因素是农民回归传统的乡土中国；第二个因素，1950年6月份朝鲜战争爆发，战争需求使得原来凋敝的工业开始开足马力生产，于是城市经济火起来，再加上1950年10月份中国参战，苏联把中国作为战略盟友，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境内投入军事工业，导致中国工业复苏。

1950年代并非“极左”体制追求工业化亲资本

我所提出的逻辑关系是在进入工业化的目标之下，最大的挑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或者领导人，而是资本稀缺程度趋零。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确立的讨论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可以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最终达成最优，但它适不适用发展中国家呢？根本不适用。因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挑战是要素绝对稀缺，资本要素绝对稀缺，稀缺程度趋零。

以中国1950年要进入工业化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而且连国库黄金都已经被前政府带到台湾去。所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追求外部资本进入，每一次成规模的外部资本进入都会转化成外债，每一次大规模的外资转换的外债都会带动发生危机。由于中国是在90年代开始加快进入全球化，而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危机，很明显具有全球化代价向中国转嫁的特点，所以我

篇三：元典读书笔记

原典读书笔记

王寅晓 2011200052

书名：《八次危机》

副标题：中国的真实经验

作者：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等

简介：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

核心概念

1.制度路径依赖：一切的制度一经形成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断照着其模子因袭下去。因为改变或改革都会造成成本或一个受损的群体。

2.经济软着陆，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经过一段过度扩张之后，平稳地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基本指标是：经济增长率>7%，失业率：4.5—6%，通胀率：≤4.5。

3.经济硬着陆：经济增长不仅是短期向下波浪式的运动，而且在2-3年内，无法回到原来的高点。同时，向下调整往往是不能够计划的，是没有办法人为控制的。因此，向下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不是随机的简单波动，而是激烈的向下调整。用计量经济学的概念，硬着陆是经济增长长期向下移动的开始，因而出现明显的结构性断层。

4.成本转嫁论与发展陷阱：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造成的危机代价，主要是向殖民地与发展中国家转嫁。这个是西方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矛盾。而“解殖”成功的国家，因其普遍参照西方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却又不可能向外转嫁制度成本而大多数堕入“发展陷阱”。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多都归因于有条件向内转嫁成本。譬如中国，在改革以前的城市危机主要靠向集体化的农村转嫁从而实现在城市的软着陆。之后的危机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进而才引发了“改革”。

5.资本与政府：这个是人类在西方特色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制造出来的两个最为“异己的产品”——代价高昂且反制于人类自身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上层建筑是政府。而上层建筑往往是派生于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

正文：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我深深地感觉到现今世界上发生的多种危机与灾难，多是由于人们对于“术”的痴迷追随而致的。人们可以不断地创造金融衍生产品，可以不断地革新赚钱机器。然而终究这一切的终点是什么，是美丽愿景的实现还是毁灭的到来。我相信，后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人们需要明确地知道“道”是什么，这个道，不单是道理，还是铺陈开来的道路。人们发明了走路的各种方式，然而去往的方向才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通晓道，唯有读史，而且还得遵循一套认识历史的办法——“冷酷实证”。此就是尽量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去观察中国，尽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价值判断，并在直达事物的本质之前不提出任何价值主张。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在对于世界的理解里大多都会掺杂自己的意识形态，甚至有先入为主的倾向。然而真正去明了一段历史，甚至可以说明了任何一件事情，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足够的“冷酷”，得以站在事情的外

面往里看，以期获得深刻的真知。

而这本书，就是一本对于历史的，不带意识形态的，纯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评论。

这本书，将农民的作用剖析得非常完善，更指出了中国避免“发展中陷阱”的“最佳”道路。可惜，他是一本“经世致用”的书，不是一般读者能够读懂、爱读的有用书。更何况，在许多读者眼中，“三农之学”于己的作用并不大。然而，果真如此吗？

农村和农业是中国经济危机最后的避风港，农民是稳压器。

经济发生波动乃至危机，在今天很普遍，不是认可不认可就能消失的。自1949年建国后，我国共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如果不承认这个词，您可以视为较剧烈的经济波动）。原因很简单，如下：

其一：1958-1960。建国后，由于照搬苏联，中苏关系变坏之后，经济波动自然出现。1957年前苏联中端经济援助，我们的对策是：下放权力给地方，地方政府开建集体企业。由于建国初倚重前苏联重视重工业的工业布局，地方政府仍然延续过去的经济思路，发动了“大炼钢铁”“大跃进”。与此同时，缺少货币的中央政府只能靠货币增发来宏观掌控经济。1958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仅为地方政府的四分之一，由此造成了货币通货膨胀。终至爆发了1960年的财政赤字。

然而，由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虽然，中国举全国之力，上至最高领导层下到普通百姓，全都急上阵、勒紧裤腰带。但1961年、1962年财政收入则越来越坏。这时天灾爆发，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危害显露（共有1亿成年劳动力参加）。

这时，是农村和农业帮助了国家。全国农民以主动或被动的要求支援军队、支援城市。农民在这一时期付出的不仅仅是收入，更有健康和生命（新生儿死亡率高达14%，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由于财政困难，城市就业出现较大问题。1960年城市就业人员有1.3亿人，两年后陡然降到4537万人。为此，开始较大规模的上山下乡。

面对危机，1961年政府在“三农”上做出重大改变。改以“乡”为单位转以“生产队”为集体经济核算单位。同时，允许家庭经济出现。在财政上，收回了一些还没有能力的地方财政控制权力，中央财政重回占比50%以上。由此，农业开始增长，粮食供给加强。城市与农村交换开始频繁，经济逐步恢复。

其二：1968-1970国内经济稳定之时，国际形势却对我极为不利。蒋介石“反攻大陆”军机骚扰东南沿海、中印战争、抗美援越、美苏对中国核讹诈、中苏边境冲突等等，前仆后继。由此，中国开始了“战备经济模式”，自1964年起平均每年120多亿元的资金投入到“三线建设”中（1962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才313亿元），时间长达十五六年。因为，着眼点是国防安全不在经济、着眼点是重工业和军工业等原因，这部分资金基本属于白投入。这就造成了财政赤字、城市就业困难。为此，我们的对策是：大规模上山下乡。

其三：1974-1976。经过十多年的经验，苏联式工业道路，愈发与中国国情相悖。为此，中国领导层把目光放到了欧美国家。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以43亿美元购入西方设备的宏大计划，史称“四三方案”。美国此时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产业资本再次流向世界，由此，中国准备迎接。

然而，由于中国内部缺少资金，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由此，货币增发成为必然，同时财政赤字也较大规模出现，1974年缺口达100亿元。为此，对策是：大规模上山下乡。

其四：1979-1981。三大伟人接连故去，“十年文革”也结束了，然而，苏联式工业化路径仍然没有摆脱。为此，1978年开始中国大规模引入美日设备，当年的合同金额就达到了78亿美元。当时的政府以希望扩大城市经济来解决经济问题，然而，由于我国缺乏扩大再生产资金、财政赤字、外债等因素，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

从1979年开始经济增长出现乏力，固定投资锐减。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福利方面欠账太多，

1979年到1981年在增大固定投资的同时也加大了城市福利制度建设，两者相叠加更使得财政赤字问题越来越突出。而此时，在继续延续上三次解决方式：上山下乡已经不可能。一方面城市青年不愿意，一方面农村已经千疮百孔无法再次承接众多城市青年。1979年城市待业青年高达2000万以上，其中包括近700多万回城知青。

而这时，农村的自发改革出现，使中央领导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由小岗村开始的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制，本质上是左右难以兼顾的中央政府与农民签署的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下，农民的一切归属农民自主，政府不再插手。甚至包括农民的各项福利等应该由政府解决的问题。而当时三农的危机，已经使农民乐于接受这种契约。

由此，自1982年开始，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在谈农业，农民改革的热情被大幅度调动起来。促进了粮食、农产品等多方面的增长，由此，反哺给了城市，促进了城市各方的发展（如农村商业、轻工业的发展，既加大了财政收入使政府用此加强了城市工业的原始资本积累，又扩大了城市农村的产品交流），中央财政日渐好转。

其五：1988-1990。由于当时中国农村人口高达80%，农村稳定就代表了国家稳定。因此，1983年开始城市经济发展开始复苏。然而，在高度发展过程中，资本的“一窝蜂”以及过度投资问题再次显现。直接造成1988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增速由1987年11.6%下降到1989年的4.1%。通货膨胀严重，CPI（物价指数）高达18.6%（月度最高25.6%），大量城市“三角债”发生。与此同时，大量外债到达偿付时期，那时，我国每赚1美元外汇就需要偿还至少0.75美元，直接造成我国外汇储备为负，外债率高达77.1%。

为此，对策是一是号召乡镇企业加大加工制造业力度，加大外贸，把国内原材料和市场让给城市经济和企业（由此，造成乡镇企业发展减缓）；二是再进一步压缩对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各项福利并增加税收以增加财政收入（另外，农村基层政权的收入也主要有农民支付），转而支持城市经济和企业。

在如上举措下，中国挺过了危机。然而，由此也造成了国内消费严重不足，严重依赖出口的问题。与此同时，自1989年起农民收入改变了十年的高于城市收入增长的速度，开始了负增长以及缓慢增长直到今天。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发展，由此“农民工”大批登上历史舞台。

其六：1993-1194。1991年中国经济刚刚企稳，股票、期货、房地产市场便以促进发展的名义相继开放，由此造成，非理性投资再次出现。与此同时，“政企分开”也于1992年开始。但是，问题在于刚刚“分开”的企业领导者经验不成熟，非理性投资较为普遍。为此，货币增发转变为了货币超发。

即使如此，仍然不能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为此，各种条子、各种颜色的条子满天飞。最终造成由此，1993年中国出现了财政、金融、外汇三大赤字同时出现的局面，外界也开始爆炒“中国崩溃论”，年CPI指数高达24.1%。

中国经济出现了“四高”“四热”“四禁”“一乱”状况，整个经济在1994年呈现乱象。 政府的对策便是于1993年6月开始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1994年人民币在各种压力下狂降57%；大规模发行国债。强行补缴税款，即使企业倒闭也要把欠税补齐后再倒闭。对普通百姓影响较大的便是大规模下岗、买断工龄等。自1995年以每年平均800万的速度让国企和集体企业职工离开企业。

这次危机的结局，是唯一一次，城市付出比农村付出更惨烈的一次。要知道，自农村改革之后，农民的生计问题得到了相对较强的保障。而城市由于各种福利建设问题，丢失工作后的生计问题面临很大考验。

其七：1997-1998。随着铁腕宏观政策的施行，中国经济逐步发展。随着与世界交往的频繁，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乃至危机也开始由之前的内生性向外生性发展。我国于1997年基本躲过了了上一次经济波动，然而由于针对1988-1990年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措施，使我国开始逐渐

依赖出口倾向越来越明显。恰在此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第一次“输入型”经济危机爆发。 从对第六次经济危机的阐述可以得知，解决之道是城乡百姓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由此，内需一蹶不振（1998年大洪水又造成了较大损失的同时，使粮食安全问题又呈现在国人面前）。拉动经济只能主要靠出口，而亚洲经济危机又使得问题难度大幅度增加。更要命的是，为了体现大国风采，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进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则宣布不贬值，为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使得我国对付经济波动的难度大幅度增加。

政府应对措施主要是金融领域改革、大规模增发国债（10万亿以上）、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产业化改革。全民购买国债的同时，政府又以加大投资开始向广大农村要地，兴建各类基础设施，如交通。同时，住房、教育、医疗等相关领域价格提升开始加速。在就业方面，由于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打工者开始回流。三农的作用在此时被评价为“蓄水池”。

其八：2008-2009。自2003年起至2013年连续11年，中央一号文件皆是关于三农问题。由此，三农问题似乎被提高到了很重要的地位。然而，其本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为城市经济发展而注重三农问题。自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再次步入平稳发展时期。

然而，最引人瞩目的则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劳动力过剩、一般制造品过剩、金融资本过剩，与内需不振、依赖出口和投资如影相随的情形发展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出现了问题。但所幸之处在于，自2003年起自中央一号文件带动下，我国连续六年在三农问题上发力，使此次经济危机的危害降到了最低处。

2009年我国东部沿海外向型企业有数万家企业倒闭，共有大约2500多万农民工失业。虽然地方政府因为“三农”对GDP发展的贡献不大，视为“鸡肋”。因此，将目光放到了各种投资、金融上。但中央政府的各项惠农措施，仍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2500多万农民工陆续归乡从事“三农”，使中国经济平稳过渡。

然而，在众多利益集团的引领下，房地产领域继续吞噬着三农的基础——土地、户籍政策继续隔离着农民与农民工与市民拥有同样的人的尊严。在目前大规模发展“城镇化”的背景下，三农在下一个经济波动来临时将如何发挥“最后防火墙”的作用？以及三农之于国家的命运终将如何？这都是未来我们需要去关注，甚至需要去尽力的地方。

笔者待思考和解决的一些疑问：

1.西方发展中的制度成本是从何而来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2.危机转嫁论是在制度依赖的模式下存在的一种处理方式，危机通过转嫁得以“解决”只是治标的手法，危机中产生的矛盾还是具体地积累了下来，而历经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过度积累最终会演化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3.在新的无依附的世界结构下，西方国家依旧没有舍弃其转嫁危机的路径依赖，然而在当今的世界，这种转嫁的具体形式是什么？

4.我国在改革前对于农村的危机转嫁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在未来我国对于农村的补助是否应该形成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