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真正的哲学家吗?

中国有真正的哲学家吗?
中国有真正的哲学家吗?

中国有真正的哲学家吗?
中国有哲学家,但没有真正的大哲学家.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哲学家?
　　回顾中国百年哲学进程时,必须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给世界贡献一位大哲学家?
　　在关于中西文化交融问题的讨论中,不少人都指出这样一种现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学者在近代以来就非常热衷于中西文化的交融,而西方人对此却不大关心,常常只是一些汉学家在作这方面的事情.许多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论”在作祟.当然,“西方中心论”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有没有我们自己方面的原因呢?这是应当认真检讨的.
　　就哲学来说,长期以来,都是西学东渐,而且常常是潮水般地涌进来.就哲学上的中西文化交融来说,这是主流.而中学西渐,则如涓涓细流,润不湿成片的土地.就中国人来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古代以后,我们在漫长的时期里没有出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的交流、交融,有两个层面,一为学术层面,一为世俗层面,前者是自觉的,后者则是自发的,因而在文化交流和交融中前者是起主要的、带动的、导向的作用的.然而,前者的交流和交融必须在对等的条件下才可能达到平衡.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世界级的大师,我们的哲学话语大大落后于西方,我们说的常常是人家早已不说的话语；我们研究的问题多是人家早已解决的问题,人家现在研究的问题常常是我们不懂的问题；于是,我们只有跟在人家后面学习的份儿.（至于把自己没研究过的甚至不懂的问题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自己手中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之批倒批臭,则充分显示出无知和浅薄）有的人说,西方文化（包括哲学）已经走投无路,所以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出路.姑且不说讲这种话的人是否统计过有多少西方学者转向东方和中国,就是承认他们转向东方和中国,也不是现代的东方和中国,而是古代的东方和中国.这不恰恰说明了我们许多年来没有对世界哲学作出什么贡献吗?（这些年有不少学者在作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他们的研究也是将西方哲学家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相比较）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贡献出世界级的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大师,这应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没有这样的大师而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平衡,这也应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更关切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长时期没能出现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这是个人人关心但又极为敏感的问题,多少年来,许多人回避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人睁眼说瞎话,楞说只有我们才是水平最高的文化!诺贝尔奖金算什么,中国人不希罕!对于这样的妙论,我们无言以对,无法与之辩论,只能进行自己的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找出许多的缘由,比如民族灾难之深重、战争之频繁、政治运动之干扰以及我国学者眼界之封闭,等等.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思想的不自由.当思想被禁锢在官方所允许的范围里时,难道还能发挥创造性吗?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大哲学家的出现,有赖于思想自由的空间.当然,这只是从思想和精神的层面上的分析.如果由此而更加深入地探究,便可以知道思想的不自由是缘于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尽管我们号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是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彻底地消灭封建主义,特别是没有真正地完全地实现政教分离.从社会的文化建设来说,这一点的危害是致命的.也许有的人会很不我们早已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在我们这里国家与宗教没有关系,信教与不信教完全是私人的事情,这不是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了吗?但是,这样理解政教分离还是远远不够的.
　　政教分离,这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并由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加以实现的、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纲领.从表层来看,它是要求国家政权与教会分离,把信仰由国家强制实行变成公民的自由权利.但是由于在中世纪时教会是精神和思想领域中的最高权威,它垄断着控制着人们的思想,统治着人们的灵魂,所以当时政教合一的实质就是国家控制所有人的精神和思想.因而政教分离的含义也就决不仅仅是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它还意味着国家与带有宗教信仰特点的意识形态的分离,即国家不再控制人民的思想,给人民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实现了这一点,才可能在思想领域真正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不仅打破了宗教对思想的垄断,而且打破了国家对思想的垄断,使人们的精神得到解放.正是由于实现了真正的政教分离,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了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才涌现出一批批的世界级的思想家,而这一切都源于人的心智和精神的解放.
　　而我们的状况呢?尽管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仍然与意识形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垄断着（后来是控制着）思想与文化,从而使思想自由成为一句空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视为反政府行为.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国的指导思想则被写进宪法之中.这种种做法都是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结合,也就是政教合一的表现,这种结合的后果有目共睹,这里不必一一列举.试想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能够出现大师级的哲学家吗?
　　在人类行将进入2000年的时候,我们能够预言在新的百年里为世界贡献有国际影响的哲学家吗?——这仍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我想,我们应当听听英国《普世研究杂志》主编L.斯威德勒的警告：“那些试图重新把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结合起来的社会,就必然永远处于三流社会的地位.”（《基督教可以在第三个千年里可以为亚洲（尤其中国）提供什么?》见《基督教文化评论》第8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这些话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应当是一副清凉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