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报国是哪个企业最先提出来的?

产业报国是哪个企业最先提出来的?
产业报国是哪个企业最先提出来的?

产业报国是哪个企业最先提出来的?
企业文化的战略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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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既没有西方式博爱的基础,又没有日本式这种文化的整合.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一张网,日本是一整块花岗岩,中国则是彻底的一盘散沙.中国人可能不认同这一点,或者是听到这一点很难受,但是这是入木三分的东西.做大一个企业,西方怎么做呢?大家同心协力把友谊宾馆做起来,你在迎宾楼,我在贵宾楼.而中国人是同床异梦,各做各的.建一大堆草棚而不建一座宫殿.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例子九头鸟.九头鸟完全可以做成很大的餐饮集团,但是父女之间吵起来,父亲出去做九头鹰,妹妹也出去弄了一个九头凤.这就是中国人,不止不信任外人,连自己的亲戚都不信任.因为缺少信任基础,信任是创造繁荣的基础.我去浙江做调查发现,企业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找别人来跟你一起合作的时候,总是感觉困难很大,因为没有办法相信外人.公司找到的合作的总经理,有可能是有本事的,有可能是没有本事的.真正有没有本事要看业绩,那是三年或者更久之后的事；他可能有本事,但是他的本事太大了,大到把企业骗了卖了都不知道.所以,企业考虑来考虑去,不敢雇佣外人.
信任一个人要有很高的成本,假如说自己企业跟别的企业在其它方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信任成本特别高,就会导致建立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成本比别人高,在市场上就做不大.华人富豪在全球榜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华人企业名列前茅的很少,这里面就有文化的原因.
第四个认识,我对文化影响经济或者对于企业文化意义的一个经济学分析.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就是说人是理性的,或者说人是自利的,而且经济学家曾经说理性的人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会导致社会的最优,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话就是相信这一点.换句话说,每个人又厚又黑,社会反而达能到福利最优.这个一半是表述有问题,另外一半是中国人理解的错误.
亚当斯密有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外一本是《道德情操论》.他是先写的后者,后写的前者.但是,非常遗憾,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几个人读过两本书,没有几个人先读《道德情操论》,再读《国富论》.这跟当年的日本一样,日本把西方科学书都引进去,但没有把《圣经》引进去.我们是只把《国富论》引过来,就以为每个人又厚又黑没有关系.其实我们都是错的.亚当斯密的理论是针对当时平均道德水准而言的,平均道德水准是读了《道德情操论》甚至就是清教徒的人的水准.先有一个基本的道德伦理基础,然后才在这个基础上谈经济.而且,他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那些清教徒一心一意干工作、一心一意搞事业,传统贵族曾对他们有攻击,说这帮人怎么这样,实际上他们认认真真、辛辛苦苦做,对社会有好处.
知识很重要,现在鼓励人们学习,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你的信息.制度重要,制度会影响人的选择,所以要改变制度.但是,很少有人想人同时还受偏好的影响.偏好就是你的精神,就是你的信仰,就是你的理念.你完全可以说人是凭理性最大化来做,但是也可以变一点,如果说人不是凭理性做事,而是凭理念来做事,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的理念会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它的偏好.比如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船上的绅士们几乎都选择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存的机会留给妇女儿童,这是基于基督徒的信念.如果有一个妇女儿童没有出去,而我出去了,这是我一生的耻辱.在新疆克拉玛依,六一儿童节着火的时候,大人让小孩别动,让爷爷、叔叔们先走,爷爷、叔叔们都是领导干部,最后小孩子们都死在那里面,领导干部逃之夭夭.面对同样的选择,由于人的理念不同,做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选择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企业文化是动力.企业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取决于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会决定企业的动力.一开始用钱刺激人是可以的,因为他很需要钱.但是经济学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叫边际效用递减,当他挣到一万块钱的时候,他觉得效用很高,很乐意为你卖命,当他年收入达到一百万的时候,给他加到一百五十万是不行的,靠有形的东西刺激人是低能的,边际效用递减非常快.所以要用无形的东西激励他,比如文化,文化才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文化在什么地步上,决定了将来企业发展在什么地位上.“以产业报国为己任”,这是长虹最先提出来的,现在所有企业都这样说,这在中国企业说可以,但是你一旦走出去,到印度或者是美国办公司就不行了,你凭什么让印度人或者是美国人为你中华民族崛起而卖命?宝洁文化是“让世界变得更干净”,不是让美国变得更干净,不是让广州变得更干净,每个员工愿意投身到这个运动里面就到他们那里去,生产全世界最好的洗涤用品,让全世界变得更干净.宝洁绝对不会做房地产,房地产再有钱也不会做,因为这不符合它的动力.
第二,企业文化是润滑剂.企业员工的关系靠企业文化来做,就像夫妻关系要靠爱来调节,不是靠金钱或合同来调节.
第三,企业文化是放大器.企业文化可以放大企业的价值.企业文化有几种,一种称之为消费的文化,就是纯粹的个人消费；一类是影响到行为的文化,称为生产型文化,它可以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这一部分的行为和文化就可能变成润滑剂,影响到整个企业里面的行为,大家彼此彬彬有礼,彼此合作.还有一种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影响别人的消费文化,比如可口可乐、肯德基他们都做了很多广告,做了很多文化.可口可乐曾经有这么一个广告：在未来某一个时间地球已经毁灭了,只剩下几个人坐着一艘宇宙飞船匆匆逃出地球.在途中,他们突然发现地球上有人给他们拍电报,他们觉得地球上还有幸存的同胞.他们回到地球,顺着那个声音寻找,最后找到一家地下室,发现没有人,但是有一台老式的发报机在地下室里,有一个可口可乐的易拉罐被风吹着,正好落在电报机的键盘上,每吹一下就撞一下,就给他们发去了信号.这时候中间出现一行字——直到人类的末了,可口可乐依然与你同在.1989年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吃肯德基、麦当劳,因为那是美国文化,我要体验美国文化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企业品牌,同样的产品能卖出不同的价格,不是靠有形的东西,而是靠无形的东西,把无形的东西做到这种地步,勾起理性和文化反映,这样的企业才是成功的.
第四,企业文化是指南针.企业可以制定很多有形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终有它的边界,而且这些制度经常是僵化的、保守的,所以企业特别需要一个指南针,在没有路的情况下,员工知道怎么走,没有红头文件的时候员工知道怎么做事.那靠什么东西?靠企业文化.我在《南方周末》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制度是冰尖,文化是冰山》.能看到的企业文化那一块只是冰尖,整个制度是冰山,冰山是文化.制度是显性的文化,文化是隐性的制度.制度是一个硬的东西,文化是软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软硬兼施.制度是有形的,文化是无形的,制度是有限的,而文化是无所不在.制度本来是物理的,而文化是精神的,但是两者不一定对立.企业发展要有两根支柱,一个就是治理结构,或者是叫做企业制度,看得见,另外一个是企业文化,无形的东西.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引进市场交易制度,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万里长征走的第一步.第二步将会是中国宪政的变革,这个背后一定要有宪政做基础.宪政背后,还得有文化的变化和创新,或者叫做创造性的转换文化,文化的转型.所以,市场转型是第一步,宪政转型是第二步,文化转型是最重要的.只有转型,中国的市场经济才会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或者物质的繁荣才有永恒不断的动力,才有光辉的前景.如果仅仅像现在这样,仍然停留在洋务运动时的理念,做表面文章,市场经济将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中国历史上不乏经济增长高峰,例如康乾盛世,但是中国缺少持续的稳定的积累,这个要靠文化的变革.东方的复兴,或者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文化的变化和复兴,市场经济是最初所看到的东西,然后才能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
文化转型的主体是中国的企业,现在挣了钱的人都在谈问题,恰恰是搞文化的人都在谈挣钱.为什么?因为他们面对的问题不一样,搞文化的人还没有脱贫,所以别指望他搞出什么好的文化；而企业家却已经发现他再不搞文化,企业就做不动了.过去说你给我好好干,给你一万块钱,人家会真的替你卖命,现在不会了,现在得想办法用什么东西让人家坐在办公室里,想办法让人家不骗你,用什么办法让你的企业在外部形象很好,用什么东西让企业除了有这个制度之外还有很强的灵活性.企业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而现在真正的优秀企业家,除了做战略,就是做一件事——在企业里面布道.柳传志说在企业里面现在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布道；杰克·韦尔奇曾经用了五年时间动用了几万人,为什么?他就愿意把他们脑子里的热点东西变成每一个员工脑子里的东西——为此不惜一切代价；Cisco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每个礼拜兼并一家企业,但是在文化上是一票否决,如果兼并过来的企业文化不一样,没有办法改变,再好也不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