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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被尊为“文圣”,其军事才能被其辉煌的文名所掩盖,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以至“孔丘知礼而无勇”(《左传·定公十年》)的偏见至今未泯.其实,孔子本是文武全才 ,他不仅膂力过人、武艺超群,而且对于军旅之学也颇为精通. 论孔子的军事才能,当从其父亲谈起.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材魁梧,骁勇善战,以军功升为陬邑大夫.《左传·襄公十年》记载：晋国组织鲁、曹等诸侯联军攻偪阳,偪阳守军开城门而暗置悬门,诱其部分入城放下悬门,企图围而歼之.关键时刻,叔梁纥挺身举起沉重的悬门,直到入城联军全部撤出,才撒手而退.主帅孟献子引《诗》称赞他“有力如虎”.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先秦1尺,约合今0.66尺,若按此折算则孔子身高约2.112米.《吕氏春秋·慎大》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可见孔子虽无意以勇力成名,却也像其父亲一样身材魁梧、膂力过人. 周代已形成相当完备的六艺教育体系.《周礼·保氏》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凡贵族子弟,都要受此六艺教育.作为陬邑大夫之子,孔子在青少年时代,无论是通过乡校还是主要靠自学,习得六艺是毫无疑问的.其于礼、乐、书、数造诣之深,已无需多言；其于射、御二艺,也是十分娴熟的.《礼记·射义》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在今山东曲阜孔庙西侧),盖观者如堵墙”,可见其射艺之精；至于“御”,可能更优于射.《论语·子罕》记载了一则事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与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射乎?执御乎?吾执御矣.”孔子听别人说他博学而缺乏足以成名的强项,便与弟子商议选一艺来展示专长.在射、御之中,孔子经权衡而选定“执御”,可见其驾驭战车的本领比射箭更强. 现代学者多将“执御”与一般赶车相混淆,认为孔子“执御”是选低贱职业,表现出圣人之谦逊.这是一个误会.春秋仍以车战为主,驷马战车在崎岖的道路和地形复杂的原野上奔驰、战斗,御者技艺高低,直接关乎将士生死和战争胜负.即使是平日演练,也有“五御”之十分繁难的技术要求,不可混同于一般的赶车.先秦一般赶车称“仆”,如《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驾驭战车才称“御”,如《诗经·车攻》“徒御不惊”；《庄子·达生》有“桓公田于泽,管仲御”之言.从齐桓公田猎而宰相管仲执御,可知御者地位并不低贱.特别是当射、御并举,御绝不可能混同于仆,只能是指驾驭战车这项十分专业化的军事技艺. 除膂力过人、武艺超群外,孔子对军事也颇为精通.在诸侯攻伐不已、战争不断的春秋之季,要实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政治理想,不重视军旅之学是不行的.《史记·孔子世家》记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72位高徒对于射、御也是精通的；又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性之乎?学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可见孔子不仅自己精通军旅之学,也向弟子传授武艺等军旅之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与《儒林列传》记吴起在鲁“尝学于曾子”,至魏又拜子夏为师.孔门再传弟子中,出现这样一位与“武圣”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也并非出于偶然.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奉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其军事知识与礼乐文献知识是融会贯通的.孔子精通军事,却并不好战：“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他对于战争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反对鲁莽行事、打无准备之仗,更反对欺负小弱的不义战争.《论语·卫灵公》记卫灵公问阵,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郭老《十批判书》据此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其实是误解.卫灵公穷兵黩武、内政不修,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孔子不愿与其谈论军事,是因为反对不义战争.从孔子支持和赞扬冉有指挥抗齐,又坚决反对季氏伐颛臾(《论语·季氏》),则可进一步看出他对于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鲜明态度. 孔子曾说：“暴虎冯河(徒手搏虎、徒步涉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临事而惧”强调面对战事要小心谨慎,“好谋而成”指积极谋划、争取胜利.这种不轻易言战,为正义而战、战则必胜的态度,可谓深得战争之道.他还说：“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礼记·礼器》)孔子奉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向来反对说大话. 他讲“我战则克”,绝非盲目自诩,既有他自身综合素质的依据,也有“夹谷之会”和“堕三都”等史实为证.据《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齐、鲁之君在夹谷会盟,孔子主持“相礼”.他要求事先做好军事准备,当“莱人”持兵器“鼓噪而至”时临危不惧,一面号令“士兵之”(将士们拿起兵器打击他们),一面登坛不失礼节而又义正辞严地责其“非礼”,迫使景公挥退“莱人”,挫败了齐国君臣暗中指使“莱人”劫持鲁君的图谋,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也使齐人从此改变了“孔丘知礼而无勇”的看法.定公十二年,在“堕三都”过程中,孔子又指挥平定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叛乱.这些足以证明,孔子“我战则克”所言非虚. 孔子军事上的深谋远虑还有一个例子,当齐国“陈成子弑简公”时,孔子于古稀之年“沐浴请讨”.今之论者大都只说他是为了卫护“君君、臣臣”之道.其实细读《左传》可知：在孔子自卫返鲁前后,齐、鲁战事频繁,鲁国屡被强邻所欺.陈恒弑君、齐国内乱,是鲁国改变受欺负被动局面的难得机遇.孔子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郑重其事地再三请讨.当被问及“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时,他精辟地分析道：“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左传·哀公十四年》)陈恒弑君(很快转为“窃国”纂位),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遭道义谴责的同时,遭诸侯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极大.只要鲁国坚决伐齐,通过外交努力,获得诸侯响应当不是难事,胜算很大.可惜鲁君目光短浅而坐失良机,而齐国陈恒却抓紧扭转危局,渡过危险期,遂使后来鲁为齐灭成为无可改变的定局.

是的，孔子能文能武，只是文太强了，所以后世对于他的军事，武术等方面讲述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