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岗工人的呐喊

篇一：一个下岗工人的故事

一个下岗工人的故事

王万林，今年61岁，杭州人。这位处在生活底层的平民，这辈子执著地做着一件事：救助街头流浪儿。他从1979年救助第一个从煤矿里逃出来的童工起，至今已默默收留救助了391名流浪儿。现在还靠微薄的打工收入继续着这份爱心“事业”。

27年前，他把第一个流浪儿领回家时，母亲为他的善举高兴

王万林家住在杭州市区学院路一栋老式居民楼里。这套设施简陋的60多平方米宿舍，最显眼的家具是并排放的两张大床，现在家里还住着4个被他暂时收留的流浪儿。王万林说，这些床铺可同时收留4至5个流浪儿，如果再多些人就要打地铺了。

说起救助过的流浪儿，王万林从抽屉里拿了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他已对每个孩子的名字，每个孩子的遭遇都烂熟于心。

1979年冬天，王万林下班回家，在一个公交车站见到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穿得很单薄，看上去六神无主，不像在等车。王万林上前去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不回家？”

孩子呜呜地哭起来。这个孩子叫冯玉印，江西德兴人，被人骗到浙江长兴一家煤矿做工，好不容易扒着拉煤车逃出来，身无分文，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王万林把他领回了家，当时还健在的母亲听了小冯的经历直掉眼泪，帮他洗澡洗衣服，让他吃饭。几天后，王万林帮小冯买了回家火车票，送他上了火车。

这是王万林救助的第一个孩子。王万林至今清晰记得，当时母亲对他善良举动的赞许。母亲说：“你做的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妈妈为你高兴！我们家以前从外地逃难到杭州，就是因为得到过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才能生存下来。虽然家里不宽裕，但我们可以省吃俭用，尽量多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母亲的话成了朴实善良的王万林日后持之以恒救助流浪儿的精神支柱。

不愿放弃救助流浪儿，老婆与他离婚

至今孤身一人的王万林，曾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王万林说，他原是杭州一家街道办的包装材料厂的职工，从1979年开始救助流浪儿之后，他把挣得的钱几乎都花在流浪儿身上。但老婆不能接受他这样做，所以很快就分手了。

“以后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但条件是要我放弃救助流浪儿。”王万林对记者说：“我无法做到，因为我每次看到街上那些没人管的流浪儿，心里就感到特别难过。这些孩子正处在人生的岔路口，只要有人肯帮他们，有人相信他们，往好的方向推他们一把，他们就能走上正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如果这时没人管他们，或者有居心不良的人来引诱他们，他们就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在婚姻与流浪儿的选择中，王万林最终把救助街头流浪儿童当作自己惟一的生活重心。他说，政府现在有专门的机构收留流浪儿，但总有管不过来的时候。我能做的是，看到一个就帮一个，让他们也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让他们感受到人间有爱。

持之以恒，下岗后靠打工收入继续救济流浪儿

在王万林救助的流浪儿中，有离家出走的、被拐卖的、打工找不到工作又无钱回家的等各种情况。王万林说，每当看到街头的流浪儿，先是问清家庭地址、流落原因，然后打电话或是写信到当地或他们的家里去核实。能回家的，他就给他们买好车票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有些一时回不去的暂时住在自己家里，待他们能够回去了，再安排他们回家。还有些无人照顾等特殊情况的流浪儿就把他们收留下来，并送他们去学手艺，学成之后再帮他们找工作。这些年，在他收留的流浪儿中，短的两三天，长则七八年，他们的吃住全由王万林承担。

2000年，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他被裁员下岗，失去收入来源的王万林在家门口摆起了卖馄饨小摊，靠此微薄收入供养着被收留的儿童，但是没多久就被市城管部门没收取缔。然而，王万林的行为却感动了周边的好心人。杭州市的一家叫大荣荣美发店的老板娘主动请他到店里打工，还

特别关照王万林，店里食堂只要有剩下的饭菜他都可以带回家，替他节省了不少钱。还有菜场卖菜的大妈，听说他要养这么多人，每次总给他便宜点。

“其实，我是穷帮穷。”王万林说，这些孩子只要拉一把，或许就可以改变他的一生。 900多封“家信”是他最大的安慰

王万林对记者说，自己虽然无亲生儿女，但他却是“子孙满堂”。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编织袋，里面都是他的“孩子”们给他的来信，足足有900多封。有向他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的，有请他去主持婚礼的，有考上大学向他报喜的......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读读这些信是我最大的安慰。”

这些年，王万林给自己收留的孩子们定下了规矩：不许抽烟，不许赌博，不许上网，不许夜不归宿，不许结交不良朋友。王万林像个操心的父亲一样，鼓励着他们上进。

让王万林欣慰的是，在他收留救助过的流浪儿中，后来有考上大学的，有开公司的，绝大部分都能自立自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王爸爸帮助别人从不图回报。”曾经得到过王万林救助的胡高平说：“当年流落杭州，遇到王万林收留一住就是两年多。他经常教育我们要规规矩矩做人，要自强自立，这对我影响很大。现在我不仅结婚生子，还开了一家网络公司，照理他可以图得回报，但他从没有向我提过任何要求。”

记者采访时，胡高平劝起老王：“我现在有能力了，你就住到我家去，120多平方米带空调的大房子，舒舒服服的，抱抱孙子，多好！你好事也做得够多了，到此为止吧。”

可老王不愿意。他背后告诉记者：“不光高平，还有好多曾经我救助收留过的流浪儿都说过，等我老了，他们养着我，有这话，我知足了。”

这就是王万林，好人王万林！

篇二：解决数千万下岗失业老工人的问题是最大的群众路线!【2014-05-13】

解决数千万下岗失业老工人的问题是最大的群众路线

作者：转载发布时间：2014-05-13

下岗买断失业老职工这代人是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的歌声熏陶下，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一代人。因此党叫干啥就干啥，一生交给共产党，可以“自豪”的说，这代人半百以前的人生，都在为党为国作奉献。

这个群体，却成了当今中国社会最弱势、最艰难、最无奈、最底层的“弃儿”部落。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中没有他们的影子，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熟视无睹。经过十多年的痛苦磨难，如今更被基本生存、社保、医保等生活现实逼得焦头烂额、饥寒交迫、走头无路。

这个群体，年过半百，有的下过乡、扛过枪，一身交给党，到老没人养。半百以前的人生都为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奉献，到老却被无情的一脚踢向社会，最后的所谓一次性经济补偿的金额，还不足现在同年龄公务员干部一个月的薪水，国企老总一天的工资。就这杯水之薪，还要自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不要说他们还要养老养小，就是自己糊口都无法做到。

在社会底层，下岗失业职工，保守地说就是三千万人陷入赤贫。这三千万人大致涉及到三千万个家庭，影响了多少人啊？这些人的温饱存在问题，老百姓谁不知道？国企私有化改制，野蛮地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还有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医疗的开支等等一大堆需要花钱的项目，加以物价不断上涨，这一大批人该怎样活下去？

高官们曾经通过个别下岗人员创业成功的例子，忽悠年近花甲的下岗工人可以擦皮鞋、摆地摊、登三轮去全民创业，说什么你们可以从头再来，快60岁从头再来是人话吗？他们自己拿百万千万年薪却说成是高薪养廉，占人口仅百分之五却拥有财富超过总量的百分之九

十。请问百分之九十五的百姓享受的改革成果在那里?

这些下岗职工人生历程的共同特点是：生在解放后，长在红旗下，

爱学习、讲道德、乐于助人、有信仰、讲奉献、以单位为家、遵章守纪，能吃苦耐劳，当然普遍能忍声吞气，逆来顺受。——多么讲道理而一直最爱国的一代人！

下岗职工是私有化改革最大牺牲品！工厂企业被少数个人用很少的钱（有的还不花什么钱）掠夺到了手中！他们一个个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本家剥削阶级！下岗职工却成了社会上的弃儿！一群没人管没人问的弱势群体！为什么国企私有化改制导致的这批下岗失业人员的情况，完完全全被屏蔽，被忽视？

这些被改革一夜扫地出门的下岗、买断、失业老工人，幸幸苦苦几十年，现如今变为无收入、无保障，游离在生死边缘的城市最底层的无业游民。他们“真穷、真苦、真可怜”的糊口状态，却被完全忽视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与实情，被一层层严严实实地掩盖着。

鼓吹私有化改革的人，你们口口声声“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关注弱势群体，帮助困难职工”。今天更是信誓旦旦要重走群众路线。如今，你们的“父母”都下岗了，被弱势了，被边缘了，有的甚至落到饥寒交迫的境地，你们怎么不管不问？

凭什么劳动的工人要下岗？而且叫吃饭都成问题的下岗人员交年年上涨的医保社保呢？这是什么天地道理？!对下岗工人的悲惨生活不闻不问的顶层设计者们，简直是丧尽天良，我们应为他们呼吁，让全社会为他们呐喊，他们应得到公正的待遇。

对老百姓的困苦，对下岗失业老工人的生存艰难熟视无睹，不闻不问，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铁石心肠，死拖不决。牺牲大部分人换取少数人幸福，后患无穷必然是死路一条。不解决下岗失业工人生存艰难的问题，对贫富分化熟视无睹，那是一条不归路。

权贵精英们为了掠夺人民财富，通过私有化国企改制，砸烂了产业工人的铁饭碗。权贵精英们将吃社会主义大锅饭“懒汉”的帽子扣在了下岗失业老工人头上，使千百万产业工人被迫下岗失业，沦为无业贫民，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由此可见这一切都是改革政策人为造成的。国家如拿不出有效解决下岗、买断、失业人员的办法，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篇三：下岗工人的挣扎

社会的转变，下岗工人的挣扎

——《钢的琴》影评

《钢的琴》于2011年7月在国内正式上映，是导演张猛继《耳朵大有福》后的第二部讲述昔日工人阶级在国企改制下岗后沦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状况的影片。它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群没落工人阶级再聚废旧工厂造出一台钢的琴的故事。影片弥漫着黑色幽默式的氛围， 在荒诞的喜剧调侃和灰色悲剧现实之间留下对工人阶级命运、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时代方向的思考。 故事讲述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的事。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某重工业城市，原钢厂工人陈桂林（王千源 饰）因企业改制被迫下岗，之后他和朋友组成了一支婚丧乐队，勉强谋生。妻子小菊（张申英 饰）因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和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好上，要求离婚并争夺女儿小元的抚养权。小元热爱钢琴，提出谁买钢琴她就跟谁，陈桂林为了留住小元开始为拥有一台钢琴而奔波。陈桂林借钱买琴不成，又拉上女友淑娴（秦海璐 饰）及当年钢厂的好哥们夜入学校偷琴，结果被带到派出所。走投无路中陈桂林偶然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于是他叫上伙伴们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一波三折后他们造出了一部“钢”的琴，小菊带着小元来到铸造车间，陈桂林帮女儿把琴支好，小元坐在钢的琴前弹奏起来。

下岗工人的挣扎

影片以90年代市场改制、重工业萧条为背景，于东北重工业城市取景拍摄，片中充斥着工业文明的残痕。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往往一家两代人都在一个工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自认是“工厂的主人翁”，从来没有培育自主谋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马上成了流氓无产者。陈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计们正是这样一群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告知不再是工人阶级。

他们曾经作为一个集体阶层而存在。国企改制，他们被迫下岗自谋出路，生活失去集体提供的保障，在挣扎与困顿之中，逐渐被社会边缘化。陈桂林组个婚丧小乐队，奔波在婚丧、促销场地；大刘是专业杀猪户；王抗美是学校看门人；

胖头混迹于麻将场和歌舞厅；快手曾因偷窃入狱，出狱后以配钥匙谋生；季哥成为江湖大哥，靠着个人承包挖掘废铁发家致富，却有销赃嫌疑??当陈桂林借钱买钢琴时，昔日工友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无赖滑头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集体中的个人，而是分散的个体。

但此时，一项“共同事业”——造钢琴，将他们再次凝聚起来。探其原因，一个是与陈桂林地域的上和旧日里形成的私人交情，但由于凭借私人感情借钱已经是失败的尝试，所以仅靠这个理由的解释是无力的。真正把他们动员起来的是小菊的仗势欺人和“卖假药的”无声的骄横贪婪。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发出最后的吼声，用制造“钢的琴”来进行反抗。此外，还有一个因残酷现实而不自觉产生的心理因素，即内心对集体温暖的渴望与对昔日生活的美好记忆。所以这是一个集体在失语的状态下被迫发出的吼声。

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刚刚面临这种转型的工人阶级并不适应，他们还进行着种种挣扎，于是，他们自己动手做一架钢琴，甚而还要用钢来做一架钢琴的想法，就成了一件看似异想天开却又合乎逻辑和顺理成章的事。那个时代所造就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就在这种内容与形式的融合中得到了较为艺术化的表达，它将一群刚刚失去工人阶级身份的人物形象定格在了银幕上：他们的内心既无奈又充满着抗争，既迷茫又不失勇气，他们是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的一群人，他们是历史的过客，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本身。

改制下社会的转变

《钢的琴》中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城市，一个经历了荣辱兴衰的现今破败沧桑的重工业城市。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前，国家都把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来建设，这大大加速了东北的工业化进程，工业基地曾一度是东北人的骄傲。但在90年代初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受到政策和自身原因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区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开始走向衰败，无数工厂破产，工人下岗失业。

充斥在电影影像中的工业元素所表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城市状态。影片中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伫立在厂区的烟囱冒着浓浓的白烟，铁路也因钢厂的衰落而不再繁荣，一群下岗的工人失去了属于他们的英雄时代。随处可见的大型工业企业留下的工业文明的痕迹，似乎在唱着一曲时代变迁的挽

歌，凭吊这陨落的工业时代和工人群体。如陈桂林一样的昔日钢厂普通工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手艺，放弃习惯的生活状态，甚至被迫放弃昔日的记忆，以一个尴尬的身份重新投入社会，找寻自我价值。短短20年的光景，工人阶级老大哥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工人阶级转眼从云端跌落在地上成为了所谓的弱势群体。

而此时时代是一副怎样的图景？贪污、毒品、感情投资、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自我。钢琴学校的老师只管收费上课，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陈桂林们轻视和嘲讽。占据社会主体的是以“卖假药”为代表的群体，有钱有权，能提供好的教育环境，能轻而易举将偷钢琴的陈桂林们从局子里保出来。

在这部电影中，工业元素不仅作为背景道具出现，更作为一种叙事情景承担了表意功能。影片中一开头就出现的两根大烟囱作为一个隐喻符号，不仅在影片开端交代了环境背景，也推动了影片的叙事。烟囱作为工业文明的一种象征，在工厂破败后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政府考虑把它们炸掉。作为当代人的陈桂林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同化已经认识到只有有价值的东西才能被承认被保留，如果想让烟囱不被炸就要让它发挥出价值。汪工认真设计了烟囱改造的构思图召集老工人开会，他的努力却没能留得住承载了工人们太多感情和记忆的烟囱，时代的发展进程要求它们离开，它们不得不离开，烟囱最终没能逃掉被炸的命运。而烟囱的命运是否也象征着工人阶级的命运呢，曾经作为新中国主人辉煌一时的他们，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如果找不到新的“有价值”的存在方式便会被社会所遗弃。两根烟囱定向爆破是新自由主义改革下的继续。新自由主义用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仅仅在道德层面谴责“新自由主义”是无力的。父辈们动情描绘的“亮丽的风景线”“美好的回忆”无济于事。保存烟囱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世界"市场和改革的逻辑和步伐坚不可挡。

结语

正如导演张猛说：“我们都经历着强烈的政治体制变革。虽然我们现在不承认，但是这种感觉不应被忽略。我们应该维持一下社会主义的感觉，我们不能走得太快了。我们别把每个人的内心，也就是深深烙在你心里红色的东西——那些追求忘掉，忘掉以后我们的就一点性格都没有了，一点个性都没有了。”导演正

是想通过这部影片，向社会发出呼声。《钢的琴》就像是一曲工业时代的挽歌，呈现出了处在困境中的工人阶级的内在精神。展现给了人们工人老大哥在现实境遇下的自我救赎，他们没有消极沉沦，而是用一种小人物特有的，甚至有些荒诞的方式来挣扎抗争。

影片做到了小人物和大时代的结合，社会的转变影响个体，下岗工人个体的挣扎反映社会的改制，将那些处于现实困境中的普通人的内在精神的呈现在银幕上，同时也获得了普通人的支持。这部小成本的电影正是通过和观众的呼应才能获得如潮的好评。

篇四：一个54岁下岗工人说的一句震惊中外的话

一个54岁下岗工人说的一句震惊中外的话

这个下岗工人说的一句震惊中外的话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对待工人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这句话本身是中性的，没有褒贬之分，但事实，所谓的精英治国导致的后果也正好印证了这位下岗工人的话，这句话在事实上已代表了中国3000万下岗工人的集体心声，也代表了农民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心声。对待知识分子要好，其待遇好一点无可厚非，但也不能高出工人农民千万倍，如果这样，那也不叫社会主义。

现在对待工人农民确实比前些年好多了，但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某些已经走到工人农民反面、不为工农说话甚至欺压工人农民的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还是过度的照顾、倾斜，使穷的极穷，富的极富，其后代也打上了贫穷或富裕的烙印。

篇五：下岗工人廖丹的“悲惨世界”

下岗工人廖丹的“悲惨世界”

据报道，北京下岗工人廖丹，妻子患尿毒症，半年花光所有

积蓄。为让妻子先不死，廖私刻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他在庭审时掩面而泣说：“被逼的没办法了，只为妻子能先不死，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廖称愿意卖房退赔。近日拿着珠海市政协委员陈利浩捐助的17.2万元，到北京东城法院偿还了所有的赃款。目前尚未判决。

在廖丹身上，仿佛看到法国伟大作家雨果《悲惨世界》，同

样有着有悲惨的遭遇，美好的爱情与来自民间的善行。

十九世纪的巴黎，冉?阿让为了挨饿的孩子去偷面包，结果被饱食终日的法官判处19年的苦役。出狱后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收留过夜，偷走了银器潜逃，被警察捉回。主教声称银器是送的，包庇了冉?阿让。冉?阿让受到感化，化名马德兰，洗心革面奋发向上，十年后成为成功商人并当上市长。在此期间，冉?阿让得知了妓女芳汀的悲惨遭遇，并承诺照顾她的私生女柯赛特。

可能是从小父母离异，亲友因病疏远，廖丹带着一层对人缺

乏信任感的盔甲。冉阿让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7个外甥而坐牢十九年的囚犯，原本只判五年徒刑，但由于他并不信任法律，屡屡越狱以致罪刑加重。

廖丹的故事告诉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是如何吞噬一个生命乃至

一个家庭的：干部病房占医疗投入的大头，而老百姓拿不到医疗救助甚至还要成为医院捞钱的肥羊。社会自发捐助，且不说是杯水车薪，都害怕红十字会大幅度消耗和“郭美美”们的分享。廖

丹案件给政府一个巨大的道义压力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穷人不至于走投无路，病有所医，难有所济，老有所养

紧急避险来抗辩

人心并不似铁，而官法如炉。审判廖丹的法官称，廖丹没有

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无法对其作出过轻的判决；廖丹退赃属于从轻处罚情节，可在基准的3到10年量刑区间内，最多减少30%以下刑期。，

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强大的禁区或禁忌，那就对国家

权威的膜拜，如国有资产神圣绝对不可侵犯，自然法在这里失效。十来年前，行政法泰斗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罗豪才教授到福州大学做讲座，我提问说，如果是政府或者部门违法，公民能否进行正当防卫，罗豪才教授回答说，行政权力效力既定，具有优先权，不能正当防卫。

有一个强大无比的豁免理由放在法官面前，审判廖丹的法官是看不见的。我国刑法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 险， 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 造成损害的， 应该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妻子的生命危机面前，廖丹退无可退，只得铤而走险，符合

“紧急时无法律”这句古老的刑法格言。其基本含义就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不能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

紧急避险要具备以下条件：一、紧急情况。刑法的禁止性规

范是以一般人的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所设立的，但现象总有例外和

一般之分，在例外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便难以遵守针对一般情况下所设立的法律规范，所以在紧急例外情况下，人们的特殊行为就可以使其合法化来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利益。

二、迫不得已。即要求行为人实施该行为必须是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实施 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最大合法利益的唯一方法。三、所保护的合法利益大于损害的合法利益，不能是等于或小于。

生命权高于财产权

我想起了电影《疯狂的石头》的结尾，在地窖中饿了几天的

黑皮，手都在打颤，看到新鲜的面包，嘴唇又打颤了，但无奈黑皮没钱，只能露出自己的本行盗窃面包来。

还可以用生命权高于财产权民法原则为廖丹辩护。在西方法

律传统中，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这是一种自然法。黑格尔认为，反对把生命权牺牲给所有权，这意味着，反对一个更大的违法，反对权利更大的侵犯。

独立、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必须有一个物质上的前提条件，

就是个体生命的延续。没有这个的人，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这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没有人能够否认。黑格尔把民族国家当作一个城邦，因为在城邦中参与政治、获取政治自由的前政治条件，例如生活资料的取得，对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尤其是底层的个体，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最残酷的不平等，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就

认为没有承认贫困的人没有生命权，是黑格尔所反对的。黑格尔认为“不法”成为极端需要的权利，成为有饿死危险的人的权利，

他们不仅有权偷面包，以使自己活下去，他们还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所有权，违反“不能盗窃”的法律规范。

黑格尔所致力于维护的，并不是贵族阶层，或者中产阶级的

自由，而是共同体内所有人的自由。那么底层如何获得生活资料、实现自我保存、解决参与政治的物质性约束，成为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黑格尔以极大的力量为“非法”辩护，

捍卫底层民众的生命权。黑格尔的政治方案是在自我保存的前提之上，规定各种开放性的政治经济权利，供底层获得公民资格和上升空间。这就体现为英国式的市场经济和政治自由。

这并不是黑格尔一个人绝望的抗争，而是西方强大无比的传

统。托马斯.阿奎纳捍卫过这种自然法教义，即在极度贫穷时偷窃是允许的。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重新诠释了18世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极度贫困时所有财产权失去效力。康德在《永久和平》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美国著名宪法学者的斯蒂芬.霍尔姆斯的《反自由主义剖析》专门一节的标题就是“持久的饥饿问题(来自:www.sMHaiDa.com 海 达范文网:一个下岗工人的呐喊)”。

普遍现象

在黑格尔的很多著作中，庄严宣布“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权力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这种“不法”成为那些有饿死危险的人权利。他们不仅有权偷面包，以使自己活下去，他们还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所有权，违反盗窃的法律规范。这不算任意和暴行，而是对一个更高的权利的肯定。

雨果《悲惨世界》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二件事实：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大规模贫困是社会现实，而不是艺术描写。贫困是黑格尔时代的大规模存在，决不是偶然的特殊的例外，是刑法体系必须面对的漏洞之一。

市场经济本身带来各种无法自动恢复的失衡，例如经济大灾

难。整个经济服从失衡规律，而这种失衡悖论来源于最贫困人口所达到的贫困现象。

这是市场经济逻辑本身的必然后果，还不是因为非市场经济

因素造成的。用市场经济的理想美好并不能回避这些残酷的现实，只会造成一个收入不平等而导致消费不足的恶性循环，这是没有出路的。

而目前找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出路”的出路，例如福利措

施，又与市场经济的理想冲突。强制富人维持穷人的生活，例如英国的济贫法，穷人得到援助，就从社会中被排斥出去，重新回到过去的依附地位的可能性。

因为市场经济的理想是，只有依靠本人的独立劳动，劳动者

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不劳动者不得食。市场经济本身是从物质上造成穷人的贫困，从而排除出去，而补救措施则是从精神上造成穷人的贫困，也同样排除出去。这是双贫困。

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纠正市场的自然后果，不

是通过一种中央调节行动来平衡自发的经济干预。这些行动是把政治行动简化为经济干预，是一种下乘的做法。黑格尔真正关心的是，从政治上建立市场，在政治上审视公民社会，从而打开可

作文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