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革命年代读书笔记

篇一：《革命年代》读后感

读《革命年代》有感

——浅谈近代历史

“革命年代，意味着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期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这是作者写于本书开头的一句话。这句话很恰当的概述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和国人的抗争。我本人是一名非史学类专业的大学生，不能像史学类专业的同学那样有更好的机会和精力去探索，进而更深入的了解整个近现代史。我所认识的近现代史大多来源于中学和大学的课本。这些客观条件造成我对历史只有非常片面的、粗浅的认识，读完高华先生的这本书后获益匪浅。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清政府的国门后，社会就开始了被迫并且缓慢的转型，这期间的经验教训书中都有很好的叙述。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不断奔走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有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试图挽救国家的危亡。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及戊戌变法等等。但这些都没能挽救内忧外患的国家。199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创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当时亚洲的第一个效仿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共和国。这可以算作近代中国社会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很大程度的进步，人们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由于确立的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得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但这些发展很快受到阻碍，这其中的原因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内部社会弊病造成的的。外部是列强并未放松对中国的欺压，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阻止中国的发展壮大；内部各种原因复杂交错，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土豪劣绅的剥夺，中心城市工人的大量失业，社会矛盾的激化等等。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革命成果却被袁世凯窃取，北伐战争后蒋介石又采取独裁统治，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广大民众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中。1928年国民党统治中国后，蒋介石试图以三民主义幌子，掩盖他的以军队为依托的独裁统治。建立“特工总部”、“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文化协会”等组织。一方面大肆宣扬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另一方面绑架、暗杀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派人士。1928——1937这十年间中古哦现代化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国民党统治的不稳定性又延缓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本书作者动用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太子”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子嗣，受父亲影响很早就才能加了革命。他给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政治立场多变。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科当时也参加了一大，但对联共的政策持反对态度，受到了其父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病逝后，“太子”孙科虽然不能再依赖其父亲的声望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缺少了其父的限制，可以肆无忌惮的反共。当时孙科和国民党的右派结合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共行动，这些使得孙科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大涨，并且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1927年孙科的政治态度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拥护国共合作，成了国民党内左派重要的领导人物。随着北伐的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加紧了投靠帝国主义，左右派开始分化。孙科从小受其父熏陶，思想中带有反帝反封建的的特点，对工人运动一直持积极的态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科对蒋介石的独裁越来越不满，想要联合一切力量跟蒋斗。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削弱了国民党内文职官员的地位，孙科感到只有联合所有力量才能同蒋介石抗衡。孙科当时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重要的关系。当时孙科各

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的军事独裁。

孙科再次“右转”是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由于孙科处处维护国民党的领导权，和共产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蒋的加速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一些左倾错误最终把“太子”推向了右倾。孙科又开始各处抨击共产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权利开始了新一轮重组，蒋凭军事力量很快占据权力中心，孙科开始同蒋等人争夺政治权利，创办《再造旬刊》呼吁再造国民党。孙科列举出国民党的种种弊病，指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已经断送了国民党的前途，背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直到1928年9月，孙科重返国民党权力中枢后，又开始了与蒋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几乎完全是以蒋为主导的，由于孙科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这种合作很脆弱。1931年初，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孙科开始反蒋，前往广东参加了反蒋阵营中。孙科此时发表了大量言论，抨蒋搞“党专政”，斥蒋独裁专政导致国家建设无望，责蒋使国民党失去了人民“信仰”。孙科主张“以党治国”，“用分权代替集权”，鼓吹地方自治，主张改善国民党与人民的关系等等。孙科虽反蒋，但在反共和维护国民党统治方面，这两人是相同的，孙科的反蒋行动只可以看做是党内的斗争，在维护国民党统治地位方面两人还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当1933年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后，二人又开始了合作。

受民主政治思潮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又提出实施宪政，放弃了以党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时抗日救国成了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孙科认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起来，一同抵抗外辱。孙科寄希望于宪政能使国民党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改掉一些积累已久的弊病，改善国民党的形象。孙科开始带领起草《五五宪章》，但由于各派别的相互施压妥协，1936年最终公布的《五五宪章》充满了专制色彩，使得孙科在民主追求方面发生了倒退，极大的向蒋妥协，这可以看做国民党内知识分子的软弱。

1932年国民政府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在对苏联的外交方面，孙科一直处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在中日矛盾急剧激化时，孙科提出了“联美”“联俄”的外交策略。1935年蒋介石迫于形势开始与苏联接触。孙科为了去的苏联的支持，开始反对内战，主张同共产党合作。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转载于:www.smhaida.com 海 达 范 文网:高华革命年代读书笔记)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了苏联为中国提供的大量军事援助，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孙科成功争取苏联的军援后，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孙科发表了大量亲苏言论，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孙科开始反共“联苏”。到1944年，为了进一步争取苏联的支持，又开始主张有好的和共产党解决关系。在国内问题是又开始公开批蒋，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45年蒋开始起用亲美的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孙科彻底退出了对苏外交舞台。后来孙科与蒋又有合作和对立，知道国民党兵败退居台湾，孙科因失意退隐。晚年又回到了台湾从事一些政治活动。

孙科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民主主义特色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革命中一直运用灵活巧妙的策略手段，迎合了时代的潮流，孙科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孙科的各种政治活动多借助其父孙中山的名声进行的，其本人在国民党内并不属于实权派，所以只能迫于形势和蒋的压力经常转变政治立场来实现他的追求。

高华先生在书中提到了关于红军长征的一些叙述，简要的介绍了《红军长征记》的总编辑徐秋梦。徐秋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是红色历史学家，但他确是一个悲剧的人物。他在红军长征过雪山时冻坏了双腿，1942年被特务抓捕后却投降了国民党。导致建国后被长期关押。《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思想上未收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因而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红军长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了一政治争论。毛泽东和洛浦政治结合，反对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开始带领党和红军走正确的路线，后来毛泽东又和刘少奇政治上相结合，从此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在政治上是十分睿智的，对形势有很清醒的认识，对党内的错误有很敏锐的洞

察力，善于用政治有段解决问题。他本人的伟大抱负同中国的民主革命深深的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高华先生的这本《革命年代》我只是大概理解了表层的意思，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我慢慢研究，所以这篇读后感中很多观点可能都不恰当合理，所以不敢苛求别人认同。

篇二：革命年代读后感

读《革命年代》有感

———尊重真实的历史

读了高华的《革命年代》，对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忽然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历史，有人认为它厚重，记录了一个乃至几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也有人认为它趣味十足，可以当做故事把玩。而我则对历史报以敬仰的态度，就像唐太宗李世民说的一样，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过与普通的镜子不一样的是，我们既可以通过它看见过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对照现在的点点滴滴。因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敬仰它，尊重它。

《革命年代》的作者高华老师，生在历史氛围厚重的城市南京，从小在革命年代的风雨里激荡。“文革”“反派”“黑五类”等政治的历史名词，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高华老师，自幼喜爱读书，尤其是历史文学方面的图书。他在“文革”期间做过工人，后来考入南京大学，学习历史，因此他对历史既有现实的认识，也有专业的认识。所以他的作品是值得好好读一读的。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最初由学生发动，后来工人成为主力军。在这次运动中，中华民族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国的革命的性质开始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面貌也开始新鲜起来，虽然革命的道路依然很长，但是革命的前景却比以前更加明朗。

“五四”时期，也是思想的大变革时期。青年学子们开始高举“德

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同时也学习道德思想。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激进主义的催促下，全面否定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论良莠，一律批判。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文化的缺失，民族自豪的缺乏，进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丢失和民族传统道德的缺少。这样来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的负面影响。然而借古看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也日愈强烈。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文化充斥了我们身边的角角落落，更有甚者少年儿童对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知之甚少，却对西方的文化异常熟悉。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缺失民族文化的民族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稳脚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必须以五四激进主义为鉴，在引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必须加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采取措施让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人们主动去吸取的精神食粮，只有这样，我们的精神世界才不会空虚，我们的才能拥有健全的心智。

革命，是破旧立新，是向前发展之意。革命时代，是历史演化，是文明进步的时代。它就像一台冲锋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飞速向前进，无人能挡。他充满力量，也充满了希望。在革命年代，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国民党创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宣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本初是好的，但是在北伐革命的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野心家发动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也残害无辜民众，这就与他们的“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了。从清朝灭亡到北伐运动，历史一次次的验证了，只有以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为老百姓做事，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相反如果

搞独裁反动统治，则势必被历史的巨浪所拍倒。而国民党的种种作为则显然表示他们没有认清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越来越腐败，虽然依然掌控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但是他的民心渐渐丧失殆尽。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被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国民党也就结束了他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历史的大势之趋。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随时面临被侵略的危险，人民不可能会信任一个只考虑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二是国民党搬用西方国家的表面的民主政治体制，而实际上仍是独裁和封建，对广大的人民依然是压迫。尽管换了不同的形式，但对人民的压迫依然没有减少，这就导致最终民心的丧失。通过如此，也恰恰说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

高华老师在著作中还突出强调了“长征”。其实，长征是一种文化，更是当时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代名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长征保持着高度的追忆和崇敬之情，而长征精神也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甚为重要的一部分了。长征不是只有在中国出现过，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过，但惟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胜利了。这在国际上是一种威望的代表，也是代表中国革命年代的一个重要代表。

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消灭红军”计划，而且也为人民军队锻炼出一批中坚力量。经过长征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能够更加英勇，更加顽强。

长征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召开过知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党，确定了毛泽东军事理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基本确定了从此以后的党内的领导人。因此，这次会议让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成熟，也进一步地走向强大。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当时中国的国情，认清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所以说， “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包括遵义会议在内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代表的艰苦奋斗，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则是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场“有名的”的“大跃进”运动。总的说来就是党和人民希望迅速的实现生产的现代化，发动了一场“生产的革命”。“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是这一运动的代名词。这一运动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有独特的时代背景。

在成立新中国不久，党和人民借着胜利的喜悦，本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的思想要大干一场，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赶美超英”不仅是对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肯定，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蔑视。但是由于党没有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盲目地在全国上下搭起缸炉，大炼钢铁。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只能以失败来告终。不仅浪费了资源，也耽误了农村的农业生产，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这一历史时期犯下的历史错误。在当代，我们则要以批判的，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待它，来评判他，来借鉴它。在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的今天，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日

趋复杂。我们必须以冷静的态度来分析经济形势，把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客观情况，保持充足的民族和国家自信，为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而不懈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以史为鉴，立足当下，才能真正的在实现幸福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地在向前滚动，我们的今天也终将成为后人阅读的历史。其实，革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们也必定处在历史革命的时代。只有认真阅读历史，尊重真实的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革命年代，也才能适应新的革命年代。

篇三：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高华《革命年代》)

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导读]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它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1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干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2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

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 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幺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3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4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1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

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

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一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一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倔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兴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

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大约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干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王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家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5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

篇四：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推荐资料

推荐资料

费正清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钱穆：《人生十论》，《国史大纲》

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

梁启超：《李鸿章传》

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曾国藩日记等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

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密》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革命与反革命》

高华：《革命年代》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张鸣：《历史的坏脾气》、《直截了当的独白》、《关于两脚羊的故事》等

记录片：《大国崛起》，《凤凰大视野》，《百年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老子道德说》等

篇五：革命年代的重访与超越

革命年代的重访与超越

作者：唐小兵

来源：《读书》2013年第05期

革命有两种，一种以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架构为基本目标，而在价值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依其自然秩序演化，比如美国革命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另一种则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价值等领域全方位地颠覆固有的模式，而建构一种全新的、总体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世界模式，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都大体上属于这一类。二十世纪初最早的宪政实践失败以后，中国社会就开始抛弃第一种模式，而迅速地拥抱总体性革命，这与林毓生所谓以思想文化模式寻求根本解决的思维模式形成共振，希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传统社会崩溃后的政治、文化与心灵秩序的危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语）这种暴力维度，以及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精神维度，在在都说明共产主义革命属于后者。

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已经渐行渐远，而革命者曾经标举的理想主义气质与批判精神越来越稀薄的今天，重访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华教授的新著《革命年代》直接地给我们这些“后革命产儿”提供了一种进入革命历史与革命记忆的途径。以笔者之见，这本论文结集对一般读者最有意义的是第三辑《革命词语》和第四辑《时代湍流》以及第一辑讨论近代中国转型的教训、第五辑的讨论战后国民党失败的文章，这些内容紧扣了第二种类型的“革命”。高华教授青年时代也曾经参与了一些所谓的集体性科研项目，后来毅然退出，一头扎入日渐边缘化的“革命史学”的潜流，从学术界的“合作社”转型成独守书斋的“个体户”。在此书之前，他已经有《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身份和差异：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五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等著作在港台出版，这些著作在史学界、知识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革命年代》是高华教授在长长短短的艰难岁月里写下的论著，它让笔者的内心世界掀起无限的波澜。“革命”不再仅仅是一个被抛弃或者崇拜的意识形态符号，它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实践、话语操作与历史记忆。不管你是反对或者肯定，革命都是切实的带着体温的具体的政治、生活与回忆。《“新人”的诞生》一文，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制度设计、思想改造与政治运作等层面展开，展现了“革命新人”是如何通过“和风细雨”和“疾风暴雨”两种交替性上演的改造模式锻炼出来的。通过写“反省笔记”，填“小广播调查表”，“审干、反奸”，“脱裤子、割尾巴”等接二连三的政治操弄与思想改造，延安实现了高度的政治统一和思想统一，一个“大公无私”的高度一元化的共同体在政治压力与灵魂清洗的双重努力下逐渐浮出水面，私谊、故交、温情、反思性和批判性都在被压制之列。对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清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个人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反复筛查等，混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中国革命特有的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不可否认其形成战斗集体的有效性，但这种党文化形成的历史惯性，却在建国后继续生效，并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高华教授精准地拿捏了延安模式

是如何消解党员对于“审干、反奸”等非正规方式（王实味等就是这种超常规方式的牺牲品）的正当性的疑虑的：“这时毛泽东的崇高理想层面就发挥出解释?正当性?的作用：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特务破坏活动，组织上对党员进行严格的审查是必须的，就是使用了?过火?的方法，其出发点也是好的，个人受些委屈不算什么，只要党纯洁了，党巩固了，个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规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给予解释，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方式来加以落实，这两种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终使毛泽东的革命政治运作中的两个层面实现了良性的对流和互补，促成了整风目标的完全实现。”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它建立在毛泽东所象征的党组织永不犯错的前提之上，问题是这个前提本身显然违背常识。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一文则更多的是从革命者如何通过历史叙述与话语操作的方式，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的。延安初期，有着三种历史话语，即瑞金时期的俄式话语、“五四”遗留的启蒙话语以及毛泽东正在创造的新话语。高华教授呈现了毛泽东新话语的生产机制与生产过程，且精彩地描述了毛是如何通过定义的方式，来重新界定“知识”、“理论”、“人性”等基本概念，并使这些基本概念与延安时期的中国革命实际对接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高华教授在《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一文里所指出的蒋介石在语词创造和历史叙述上的贫乏，他一生都在道学家与基督教的术语里无法自拔，这些话语对于蒋个人的道德自律或许不无意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却难以对接）。对于俄式话语，主要通过对党内的宗派教条主义的压制和清算以及各类机构名称的更改来完成，而对于“五四”话语的覆盖与转换，则主要通过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来完成。

毛的新话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遭受毁灭性打击，并形成知识分子原罪的集体无意识。工农不再是启蒙的对象，而成为应该虚心学习的对象。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角色发生了倒转。仔细想来，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在处理中共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棘手问题，即中共自身的阶级基础（工农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大众）与核心组成（核心成员大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冲突，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生活方式与政治意识等。从革命现实的有效运作而言，知识分子党员必须使自己认同于普罗大众，从个性气质和思维方式等抽象层面而言，知识分子党员似乎与普罗大众有着天然的疏离感乃至紧张感。毛的新话语的创造与实践，成功地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心理鸿沟，使革命实践与革命话语完美地对接了起来。这也是在儒教中国崩溃之后，语词与实际（即思想意识与社会现实越来越遥远，知识分子的言说与实践越来越背离等现象）越来越分离乃至对立的近代中国，第一次通过意识形态和革命暴力的双重努力，将二者成功地扭合聚结在一起。

这种扭合聚结并不是将革命理想主义降格为平庸的现实世界，反而是通过这一系列新语词的操作，在中国的西北角——延安建构出了一个充满民主主义色彩和道德感召力的革命乌托邦，正如高华教授所言，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在这种革命理想的召唤下，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一九三六年到达延安（见书中《能不说丁玲？》一文）。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否认当时一大批从沿海城市历尽艰难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革命真诚性。可这种真诚在被热烈地欢迎的同时，也

在被习惯性地顾忌乃至怀疑。作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丁玲，虽然在努力适应延安的新革命文化（以毛的新话语为中心），但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才会写下《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招致中央领导批评的杂文。说到底，这还是那个老问题的新形式，一个思想、政治和组织高度一元化的且主要依靠农民的政党，如何对待不得不依赖的知识分子（要从知识分子中培养党员干部）阶层？高华教授对于左翼文化人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左翼文化人的心灵世界的叙述，让我们可以从中管窥革命者逻辑与知识者逻辑的根本冲突：“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

这就触及中国革命者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所谓组织纪律性问题，典型的如军队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具有强制性与普遍性，纪律要求服从与遵守，且不容置疑和挑战，但纪律所要求的服从，其目的却并不在于生产机械死板的消极接受者，它要求经受思想改造后的新人具有一种革命者的德性，将外在的组织纪律性完全内在化，升华成为一种共产主义人格的自觉意识，从而提升一种充满战斗意志和忠诚感的革命者的“主体性”。传统社会的德性，强调的是个体自身的道德努力，是在松散的儒家世界里借助于道德实践与道德言说来完成的，德性造就人格，但这人格追寻却容许存在自由度和个异性，所谓为仁由己，各有路径，它基本上是反对公开展示德性的，认为这会使德性沦落为作伪和表演。而在延安时期的锻造组织纪律性的过程里，德性必须成为政治空间里可供审查和展览的公开化品质，而审核的标准则掌握在党组织那里。批评与自我批评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提升德性的方式，但若误入歧途走火入魔，则可能极大地损害德性的完善，关键在于临界点和分寸感的掌握。王汎森就曾批评这种革命文化的变异：“自我道德审查逐渐转化成政治斗争的依据，由过去自发的，出于追求人格转化的道德焦虑，转而逐渐变成整人斗人的工具。同时能被容许的?私?的领域愈缩愈小，自我隐秘的空间不但要求全部公开，而且几乎全盘政治化。此外，共产党干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扮演着微妙而且决定性的角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否能够过关，在相当程度上要靠群众或干部的同意，尤其后者更有支配性的地位。”

中国革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既造就道德乌托邦，同时也在打造一个巨大的利维坦，它既有着超级迷人的道德浪漫主义（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格类型与解放全人类的大同理想等），同时也有着如霜雪般冰冷的现实逻辑与权力宰制。它沿袭着中国近代以来对新世界、新文化、新青年等一切所谓“新事物”的膜拜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迎合了在一个转型时代青年人反抗平庸创造新生的心理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敉平了这种延安模式所造就的革命文化之前的种种困惑与焦虑，它给大革命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恐怖的心理稳定感与想象新世界的方式。张灏曾在一次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思想道路的演讲中指出了革命文化的这种巨大感召力：“毛泽东的革命思想能够发挥宗教的两种功能：一方面使人相信他可以从现实的?苦海?中获救，同时这个信仰也可以使人从对生命的迷茫与困惑中化解出来。而中国现代社会的双重危机

在中国人的心中正引发着获救与化解的两种强烈需要。首先是中国自一八九五年以后所面对的日益深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使得中国人亟须从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沉沦中解救出来；再者，文化取向危机也使人亟须从思想与情感的迷惘、混乱与失落中化解出来。而马列主义的革命观与它后面的发展史观正诉诸这两种时代危机所产生的强烈需要，它的革命观的三段结构告诉人们如何从现实的苦难中获救，同时也使人从中找到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宿感，从而化解他们在文化危机中所感到的迷惘、混乱和失落。”

毛确实成了这种乌托邦与权力逻辑紧密结合的革命文化的化身，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也确实成功地应对了这双重危机以及大众心理需要。即使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他在南方六月的潇潇雨声中，仍旧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少奇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见书中《读〈七律·有所思〉》一文）。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惯性，这种惯性来源于过去历史上的成功以及理性上的致命自负，却给毛泽东的后半生投下了长长的阴影，这阴影来自延安时期的革命文化，来自革命者黑暗与光明、神性与魔性交织的内心。

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如何评价中国革命最核心的领导者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成败？这永远是一个富有争议和充满现实感的议题。简单的告别或者拥抱也许都不是明智的态度。在阅读高华教授的这本以革命命名的历史著作时，我时时感到他似乎行走在充满冒险性、暧昧性的历史河流之中。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延安模式甚至中国革命无疑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而延安的新人改造也确实有力有效地推动了革命的胜利，而从人道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中国革命确实是以牺牲人的主体尊严和人格自主性，乃至人的自由等为代价而达成的，它摧毁了传统的温情与社群的归属感，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人人心悦诚服并且持久有效的道德体系与价值世界，更没有建立起一个权力制衡的政治架构。高华教授的立场时常被这两种评价标准撕扯。他在书中对极左文化的批判反映了这一点，而对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前革命实践中所发挥作用的正面评价，也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客观平实的态度。历史学是人学，而革命历史中的人性又是如此复杂多变，他面对的的确是一种特别艰难的言说努力（且不说学术之外的体制性因素的限制），他在小心翼翼地寻找一种无限逼近历史真相的叙述的分寸感与价值判断的适切性（例如《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就反映了这种揭示真相的努力），所幸他毕竟算得上是革命文化的亲历者，对于这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有着同情之理解与内观之反省。高华教授后记里的这段话很清晰地述说了他与革命年代的关系以及对“学术”二字的理解：“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月、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九十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

代。”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后学重访和超越革命年代的最值得借鉴的态度与途径之一，而《革命年代》一书则更是直接给了我们一个重温与反省中国革命的极佳文本。

初中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