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大饥荒

篇一：“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作者：张大军

来源：新世纪

来源日期：2005-7-29

本站发布时间：2005-7-29 9: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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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1947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乌龙集（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在50年代初改为淮滨县固城乡）老庄大队蔡庄村。在她童年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她的花季人生投下沉重的阴影，虽然她最终得以死里逃生，但却失去了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虽然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相关历史事件却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记录、总结和反思，以至于我们作为大饥荒辛存者的后代对那段历史都已经有点模糊了。对于一个以历史记录见胜于世界文明史的国家，无论是从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以古为鉴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这种对历史的遗忘和轻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个人非常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发掘并记录那一段让人揪心的历史。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今年夏天，我断断续续与我的母亲就其在大饥荒时期的亲身经历作了几次对话，下面就是这些对话的简要记录。

[我要说明的是，在整理的时候，我修正了母亲的过于俚语化的表述，以便所有的中文读者都能完全明白对话的含义。而我保留了那些比较容易理解的口语化表述，以便体现该记录的对话特色。另外，文中的日期一般是指阴历，因为这是她们的纪年习惯。]

儿子：大跃进前我们家[指我母亲的家]里有几口人？

母亲：58年的时候家里有6个人：你的姥爷、姥姥、2个姨，1个舅，家里四个孩子中我最大，你舅舅最小。当时你太姥（指我母亲的奶奶）是一个人单过。

儿子：大跃进前家里的生活状况如何？

母亲：58年以前，自己家耕种分给自己的地，各家的地基本都差不多。主要是因为家里的人比较勤快，所以咱家里的生活水平在当地算中上等。那时候吃的大部分是细粮，有时侯吃粗粮，但温饱没问题， 58年以后吃的主要就是粗粮了。

儿子：当时为什么要搞大集体？人们不是还过得去吗？

母亲：都是动员的结果。当时说加入集体就象投资一样，58年的时候还有宣传游行。刚开始，一般人都不想交，大部分人都藏着粮食。村干部就开会动员，说大队大集体多么美好，一般人就都把粮食交出来。

儿子：加入大集体后有什么变化？

母亲：大跃进后社员都集体干活，也开始吃食堂。伙食是论劳力发饭票，各个家里不用做饭，也没法做反，因为家里所有的粮食都要交出去。58年的时候村里还有粮食，有饭吃，可以吃饱，但没有自己家吃得好，吃得大部分都是粗粮。

儿子：生活水平下降后，社员有没有意见？村干部没有反映情况？

母亲：有意见，但没人敢提，主要是因为大鸣大放后的反右效果。当时有一个人，叫简金发，编了一个顺口溜，表示对当时形势的不满，顺口溜前面的两句是：吃的是猪糠，使的是牛力。后面的我记不起来了。后来，简金发遭到村里的大批斗。有了这事以后，社员就不太敢提意见。还有，当时的社员还能吃饱，所以他们都忍着，没有人提意见。

村干部也知道情况没有以前好，但是强调这是政策，必须要执行，所以也没有干部向上提意见。

儿子：59年发生什么了？怎么情况一下子就变得那么差？

母亲：59年虚夸更厉害，上级检查粮仓的时候，下边的干部都做了手脚，粮仓里面堆放着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只在上面放一层粮食。社员大部分人都知道浮夸，但没有人敢于举报，同时觉悟也比较低。

59 年下半年天旱少雨，减产一半，稻干死一部分，但仍有一定的收成。红薯和豆子受到一定的影响，基本没受太大的影响。小麦是上半年收的，没有天灾的影响。59 年上半年还能吃饱。59年下半年的时候，食堂没了粮食，吃的基本上全是野菜，只在野菜汤里放很少的豆面（注：指大豆磨成的面）。有时吃红薯和红薯片汤，但再也没有吃过细粮。

59年底60年初，中间有两三个月，公共食堂几天（三、四天或者七、八天）才开一次火，因为能吃的东西非常少了，吃的东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肿、脸色蜡黄。

当时去食堂打饭是按家的，一般家里负责打饭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饭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将盆里的稠的东西吃光了，等到到家里的时侯，盆里只剩下汤了。家里其他人只好不吃。饿得人只知道各顾各了。

还有的人家，在家里有人饿死的时候也瞒着不报，因为如果瞒着的话，那个死去的人在打饭的时候还占着一个名额，可以多打点饭。你小姨饿死的时候就隐瞒了好几天，她就躺在家里。

儿子：当时姥爷、姥姥、姨和舅都是怎么死的？

母亲：年纪最小的一个姨（六岁）和舅舅（三岁）是在1959年秋天先后死的，他们是直接饿死的。你二姨60年被送到信阳你二姥爷（制我母亲的二叔，当时在信阳市的一个干校任主任）家，因为饿得有病，身体又弱，过了两三个月也死在了信阳。

你姥爷是在59年冬天去世的，那时是因为受不了折磨，他出去到你二姥爷那里避难时在路上死的。当时村里的干部要洋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要洋钱。几乎所有家庭情况好一点的人，都会逼着交出洋钱。如果说没有，就会遭到村干部的拳打脚踢。姥爷挨打以后，交了一部分，村里干部说还有，所以就继续用鞭打，甚至被吊起打。当时，你姥爷挨打受不了，他就去信阳找你二姥爷，想去躲一躲，连带着去找点吃的东西。由于身体虚弱，到罗山（信阳的一个县）的时候就病倒，随即死去，并被埋在那里。

你姥姥了解到我姥爷去世的消息后，就一直哭，心情悲伤再加上没有东西吃，身体很差，两、

三个月后也跟着去世。

儿子：当时二姥爷和三姥爷作为干部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吗？也没有什么反应吗？

母亲：当时你三姥爷（指我母亲的三叔）是大队（现在叫村）的一个小官，大队队部一直都起伙，我当时偷偷去吃，还很害怕被人发现。偶尔去吃一下，回来后也不敢给别人讲。所以当时大队干部没有饿死的，他们的家属也很少有饿死的。

你二姥爷有时会寄钱回来，59年秋天的时候还可以买到东西。到59年底以后，就买不到了，不知道是没有粮食了，还是不让卖了。那时有钱也没用了。有人把衣服、洋钱和其他家什都拿出来换东西吃。59年过后，拿这些东西再也换不到任何吃的了。

儿子：我们临近的安徽情况如何？你们没有去安徽找亲戚帮忙（注：我们老家与安徽省阜阳地区的阜南县接界，我们家有一些亲戚就是安徽人。包括我的姥姥也是安徽阜南县王营村人）

母亲：安徽比河南稍微好一点，59年我去俺二姨那里拾豆子，后来那里也不行了。当时的亲戚也都顾不了别人。我当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时河里没有摆船，我就一个人摆船，有一次船一下子被冲到河的中间，给我吓得够戗。

儿子：当时整个村饿死人的情况如何？

母亲：那时，有人几天不吃饭，直接就饿死了。还有的人吃野菜和野草，身体极度虚弱，也自然就慢慢死去。当时整个村死了100多人，占全部村里的人数的1/3到 1/2。

儿子：你见过或听过人吃人的事吗？还有整个地方饿死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母亲：咱们那里有人吃人的事。咱那有一个邻居，是蔡加轩的娘。有一天早晨，我碰到她的时候，她正跨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死人肉，篮子下还在不停地滴血水。你们村（我父亲所在的村-固城村）的人，包括你的一个本家大娘以及你干爸的母亲，也都吃过死人肉。吃过死人肉的人的眼睛都不一样，看人的时候都直直地盯着。

当时固城街上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因为那时根本没人去赶集，整个街上全是空荡荡的。人也走不动路，有时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显着比较胖（因为浮肿的缘故），在路上可能会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饿极了的人给吃了。

儿子：到这种时候了，还没有人提意见吗？村民没有其他的救助措施吗？

59年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人提意见，如果有人提意见，村干部就会打他们。即使饿成这样，就是没有人提意见，还是因为害怕。

只有一个人能说，他叫简疯子，也有人说他是神仙，因为他有时预测的事很准确。他就经常说：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但因为他被人看作疯子，当时在固城街上公开说，也没人管。

另外，59年的政策很严，如果有人不把粮食和吃的东西交给公家的话，就挖地三尺，59 年不让单个社员家里冒烟和烧锅，野菜也不让吃。有人偷偷的挖野菜吃，但如果村干部发现家里有野菜，就会打藏野菜的人。如果发现谁家冒烟了，村干部就会把那家人的锅给砸了。村干部曾去人到咱家里找粮食与野菜，用大铁棍在院子里到处撅地。有的人家藏在土灶中的粮食都被发现了，然后就被拿走没收了。少数人家因为饿，自己家里起火熬菜汤，结果锅被砸，熬的菜汤当然就吃不成了。

儿子：当时的干部也没人向上反映吗？

母亲：当时的人都不准提意见、不准乱讲、也不准人员乱走动。你太姥去信阳市看你二姥爷，你二姥爷就不让你太姥讲饿死人的事。因为他也害怕。你三姥爷在59年时是大队干部，他也知道，也不能讲。

篇二：我看三年饥荒

我看“三年饥荒”

——兼论“三年饥荒”原因

1959到1961年，一场规模空前的饥荒席卷新中国，尤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饿殍遍野；饿死人的惨剧也有发生。但是，由于统计资料的缺乏和各种现实限制（如政治上的考虑），学者们对于饥荒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饥荒的文献也缺乏。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从粮食的视角对饥荒的发生机制进行分析是主要的研究路径，饥荒总是和粮食的供给与消费相关；但也有学者从政治的角度对饥荒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集中于论述自然灾害对饥荒的影响，认为“天灾”是饥荒爆发的主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逐渐披露，更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的视角由强调自然灾害转向强调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而认为饥荒的主因是“人祸”。然而，更多的研究是从自然灾害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对饥荒的发生机制给予可能的阐释，并试图在二者之间找出主因。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要对已有的研究按着需求-供给-分配-消费的思路进行归纳和概括①，再利用重庆东南部一个小生产队在1959—1961年之间的经历作为样本对上述的归纳概括进行验证，并尽可能的找出其他可能的原因，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在天灾与人祸的区分上，对于天灾，已有的研究者明显的分为两派。一派坚持政府关于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论述，利用民政部、气象局、统计局的资料，认为三年之间大量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了粮食的生产，以至于导致了饥荒，成为引发饥荒的主因（陈东林，2004）；另一派则从各种气象数据和区域经验出发，认为三年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是不可能的，即使灾害存在，也不是如政府宣称的那样严重，因此他们认为自然灾害并不是引发饥荒的主要因素（金辉，1993）。

人祸是既有研究中普遍认可的导致饥荒的原因之一，研究者习惯于引用刘少奇同志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大饥荒起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叙述表达这种观点。当然，至于是什么样的人祸导致了大范围、长时间的饥荒，① 虽然有研究对这种由粮食生产和消费的思路出发的提出了批评：认为从全国的层次来看饥荒忽略掉了各省市之间存在的差别（饥荒在四川、安徽、河南特别严重），而这种差异性恰恰是能够反映饥荒产生机制的关键；另外，在具体的年份上，由官方的统计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58年，虽然粮食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但饥荒便在部分地区出现，这就需要其他的解释因素（详见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但是，就饥荒的本质而言，需求-供给-分配-消费的分析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可行的，至于解释的层次问题也不必担心，可大可小。

研究者们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有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认为是中央政策路线的错误导致饥荒，有人从地方政府（省级）的角度分析饥荒上瞒下难救的原因，也有人从个人因素（比如个人崇拜）方面展开因果分析，更有人从制度的角度进行阐释。

除开天灾人祸的二元分析，饥荒的发生必然地也能够按着需求-供给-分配-消费的逻辑顺序来解释，一种带有经济学色彩的视角；虽然在1959—1961年，市场已经完全被计划所取代，但是需求、供给、分配、消费仍然存在，并对饥荒的发生产生影响。

首先，在粮食需求方面。粮食的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消费（指粮食作为食物被利用）与再生产（指粮食被用作工业原料以及种子），而从粮食消费来看，由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从1952年到1959年，我国人口逐年增长，59年已经达到67210万的峰值①；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大跃进”的政策，城市职工和居民人口数也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城市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不断扩大。因此仅仅从人口对粮食消费的需求来看，粮食的需求便已经扩大。另外，58年之后，大跃进运动以及建国以来的重工业导向的工业战略，客观要求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材料和各种支持，因此在大跃进的背景下，粮食需求的扩大是必然的。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1958年之后粮食需求相对扩大的结论。

其次，在粮食供给方面。有数据②显示，在52年土改完成之后，新中国的农业产出和粮食产出连续6年增长，但是在1958年之后的3年农业生产和粮食产出都急剧下降；而同时期我国的人口在前六年也增长迅速。三年农业生产和粮食产出的急剧下降使得粮食的供给出现危机，面临短缺。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从52年开始的增长势头被遏止，而陷入较长时间的下降呢？林毅夫的研究③结合1958年前后我国合作化运动开展的背景，利用博弈论的理论认为，58年之后的集体公社剥夺了农民的退社权，使得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博弈变成了一次性博弈，而监督和激励的缺乏使得农业生产下降。但是林毅夫的观点在提出之后就引起了极大①

②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 数据来源：农业部(1989) p147—149

③ 林毅夫：“集体化与1959—1961的农业危机”，Lin , J . Y. 1990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 - 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 No. 6.

的争议，退出权和博弈论本身遭到了重大的质疑①。也有学者认为合作化必然会导致效率的下降，合作化早期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实行才使农业保持连续6年的增长；但当田间管理责任制被取消、严格的公社制度建立之后，农业生产下降就成为一种必然。

总结起来，对于农业生产和粮食产出下降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从1958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的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

正常生产，最后导致农业产出下降；

2) “大跃进”运动将很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生

产投入不足，产出自然下降；

3) 由于地方政府的“放卫星”和“浮夸风”，中央对于全国粮食生产的局势估

计过于乐观，在计划体制下缩减了全国的耕地种植面积，这也是粮食产出下降的原因之一；

伴随着供给的短缺，我们面临的是需求的扩大，供需矛盾逐步凸现，饥荒呼之欲出。但是，供给的短缺、需求的扩大并不完全会导致大范围、长时间的饥荒，例如城市地区虽然也面临着供给短缺、需求扩大的相似情况，但并没有出现如农村地区的饥荒。因此，另外一个对于饥荒发生机制的原因解释出现了。

分配，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当供给与需求难以平衡时，如何合理分配成为解决二者矛盾的关键因素；饥荒出现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分配是否合理到位有关。但是，从历史结果来看，我们不容否认，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分配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合理，饥荒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被引发、激化，并产生长时间、大范围的影响。在计划体制下，我国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参与粮食分配的有农民、集体、国家，国家将征购的粮食按计划分给非农部门以及非农人口，并适当返销。

1) 首先粮食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不均：高征购，由于地方政府的“放卫星”、

“浮夸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粮食生产估计乐观，也制定了相对较高的征购率。因此即使在1959年粮食产出下降的情况下，国家也按一个较高的征购率从农村征购粮食；

2) 其次粮食在城乡之间分配的不公：税负沉重，国家从农村拿走的太多而返还① 详见Kung James和Putterman L关于集体合作化和大饥荒的研究。

给农村的很少，整个国家的资源很大部分都被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中；

3) 最后粮食在省际调拨中的不公：周飞舟从省级政府在饥荒时期对饥荒的反应

出发所做的研究表明饥荒时期，虽然省级政府在省内对饥荒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如返销，但是在省际之间的调拨却没有因为饥荒的出现而发生较大变化①。也就是说，余粮省与缺粮省在饥荒时期并没有就粮食调拨展开一致的行动，以解决面临的短缺问题。

4) 另外的一种分配不公存在于集体公社之中，在公社干部和社员之间，渎职徇

私的现象常有；以权谋私，为个人家庭争取更多粮食而枉顾其它社员状况的情况时也有之，这就如火上加油，使得原本紧张的供需矛盾深化②。

在供给下降、需求扩大与分配不公之外，也有学者对于大饥荒出现的原因提出了另外的解释路径——集体公共食堂。这或许也是一种分配问题，是在时间角度上对于农村的农业产出（粮食）的分配进行分析；但更容易将之划入消费范畴。研究认为，公共食堂建成之后，在集体公社中存在着大范围的“敞开肚子吃”的现象，过度浪费和不合理的消费导致寅吃卯粮的情况，以至于后来连春耕的种子也吃掉了。但是，对于这种观点，我是持保留态度的，至多只是饥荒的一种引发因素，而非基本原因。

归结起来，在1959—1961，我国的粮食供给下降、需求的缺口扩大，供需矛盾紧张，而粮食的分配不公平、不到位以及粮食消费的不合理，使得饥荒在大范围内长时间发生。从需求-供给到分配-消费之间存在着前后的逻辑顺序，对于饥荒的发生能够给以较全面的解释。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四川③盆地东边那个小村的“大饥荒”经历④。1958年的他们是XX公社下的一个生产队，我的爷爷是队长。首先，灾害是肯定存在的，在1959—1961年期间，村里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甚至村里的沙地一年四季连落花生都不能种植，树木枯死；其次，即使是在公社里，但由于地域和地块的限制，仍然是生产队的劳动力参与本生产队的生产，而不要求整个公社成员一起生产，①

② 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这一个论断首先来于上“中国经济专题”时姚洋老师论述公共食堂对大饥荒影响时的解释，而又与我从村里老人间听来的故事有吻合之处。

③ 四川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荒最为严重的三个省份（河南、安徽、四川）之一，文传甲在“西南地区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分析”一文中，对四川盆地东部、黔东北（铜仁地区）的灾害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而那个小村庄就处于那个地区，因此在自然灾害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文传甲的描述。

④ 全部信息来自我打小从长者听来的故事记忆以及我打电话向我大伯和奶奶询问的结果。

因此在某种层面上说，林毅夫所讲的博弈论在这个生产队并不存在；再次，由于大跃进，队里的劳动力被大量的征调到社里兴修水利①，导致生产队的生产投入不足，大炼钢铁也使得农业生产退步（生产资料成为废铁、生产者被征调到没有实际意义的运动中去）；另外，高征购的现象的确存在，国家集体征走了大量的粮食，以至于在饥荒最紧的时候，我们那里老鼠都不敢出来啦（吃老鼠的现象很普遍）；最后，对于公共食堂的问题，学者们“鼓起肚皮吃”的设想或许在部分地区是真实存在的，我不怀疑，但是在这个生产队，却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专门的人员在食堂里工作，饭菜的量多量少是固定的。尤其是对于公社干部徇私贪赃的描述，至少在我们那里是没有的，反而是将自家自留地的产出分给挣扎边缘的村民。虽然算是幸运，在三年期间没有饿死人的惨剧，但是婴儿延迟出生却是真实的②。

村里经历过三年饥荒的那一代人正逐渐离去，但是现时的研究却仍然有限。因此，无论是什么原因，历史我们总该鼓起勇气面对；我们不是要去谴责谁的是与非，我们只想去真真切切的弄明白那一段历史，以史为鉴，避免历史的重演。因此，多么希望那些有志的研究者能够冲破藩篱，去到最基层的农村，进入最真实的场景，去聆听那个时代的回音，做历史的记录者，做历史的书写者。社会学，尤其是孙立平老师提倡的口述史的研究，我认为就是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对于这段历史。当然至于我们选取哪一个样本，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阐释就只是个人研究取向的问题。对我来说，从粮食出发，由需求-供给到分配-消费，就是我偏好的研究路径选择。

怎么写也不觉得这是一篇文章，原先设想的很多概念很多理论没有用上，也许就像老师的要求，这些都是我上半学期课以来所了解的部分知识，所认识到的部分历史，所感悟到的部分感想，以此作结。

参考文献：

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龚启圣：“近年来之1958—1961年中国大灾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二十一世纪》，48期，① 至今我们镇使用的自来水渠仍是沿用那个时间兴修的引水渠，而在我家背后还依然保留着生产队的一个烂尾工程——高达四层楼用石头、石灰垒砌的粪灌池，那个工程量至今让我感叹。

② 我父亲排行老三，和我大伯相差接近二十岁，便是延迟出生的例子。

篇三：60年代大饥荒调查

60年代大饥荒调查

摘要：大饥荒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关键词：饥饿 人治 法治 改革开放 工业化

长大时，我有些埋怨母亲，我怎么与大多数同龄人要矮？基因不好？母亲总是笑笑说：“小时后受zheng了。”四川话，意思是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头。与她的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母亲的个子是矮的，完全一个四川人的标准。

母亲常常讲她自己小时候的事情。母亲生于1951年，她所受的zheng发生在1958年后的那几年。在她的印象里，有那么很长时间老是没东西吃，饿得头昏眼花，全身浮肿。外婆外爷当时在外面做活路（她当时不知道是干什么），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带些吃的东西，但往往吃了后还是很饿。 外婆外爷在外时，母亲为大，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就落在母亲身上，最小的弟弟（我的四舅）三岁了还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实在不行，母亲便去偷生产队的粮食。那时候，胡萝卜秧长得很茂盛，母亲便偷了几颗，连同叶子在锅里煮煮，稍微熟些，就和弟弟妹妹一起吃得干干净净！

母亲讲到这里总是叹气。幸亏去偷了点东西吃，家里才

没有饿死人。别的人家有不敢偷的，总有人饿死。而我很惊讶，这些猪食似的东西还要去偷？生长在天府之国，什么东西都有呀？而且快饿死了，还有很多人不敢偷？没东西吃，外婆外爷怎么不管？

前不久，对这个话题，我和我一个表妹的爷爷聊过。爷爷也姓田，当时他已经结婚生子了。在1958年7,8月时，农民把粮食都交给集体，办大食堂。大家在食堂大吃大喝，不要钱，浪费也很大。但没有维持多久，食堂粮食就没有了，大家也没吃的了。没关系嘛，可以再补点东西或向国家请求帮助嘛。当时的情况，我们要在钢铁上赶英超美，进入工业化。那就大炼钢铁，光靠工厂不行，那就让农村支援一下，这样大量的农村壮年劳动力去大炼钢了。田爷爷只能丢下老婆孩子，从新津与几万人一起到大邑炼钢。没有炼钢用的煤炭，便把各个村子的大树砍了，运到大邑去，平原上砍完了，就砍山上的，山也变得光秃秃的，青山绿水没有了。没有那么多铁矿石，有办法！把农村里破铜烂铁收起来，不够？把农民家中的锅也打了，充数！都吃集体了，自家的锅没有用！ 这样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炼成一堆废钢！这边吃力不讨好，抽了大量的壮年劳动力，农村只剩下老弱妇孺，收成自然不好。老天爷也来凑热闹，大干旱！当上交国家的粮食还得交，食堂化了，粮食由集体直接交给国家！当时还碰上“放卫星”，一亩田产万斤粮食。1959年很严重，连吃国家供应的壮年劳

动力也吃不消！更何况农村的老弱妇孺！田爷爷坚持要回家，上面不放。但最终田爷爷调了回去，大小也是个官。否则，田爷爷的家也会饿死人的。

集体没粮食，自己也能在田边角角种点东西嘛？田爷爷说，政策不允许，那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有粮食吃了，平时给猪吃的谷皮，麦麸都成了奢侈的美味。但吃多了，屙屎都屙不出来，用棍子挑。那总要有人向上实事求是反应嘛？当官的不敢，当时反右很厉害！牛头鬼神都被打倒在地了！老百姓们思想很质朴，很听国家的话。这样，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刚开始领导层就不知道了！

领导层怎么了？他们相信了亩产一万斤，人民一经公社化，便进入了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人民的生活赶英超美，幸福无比！怎么相信亩产一万斤？据说那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权威科学家，发表了论文，从理论上证明，通过庄稼的吸收，一亩田上方的空气，阳光，水分可以产出一万斤的粮食。权威的科学家都说了，那小老百姓也就清白了。干吧，再加上“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领导层权威的执行力，亩产一万斤便出来了。田爷爷说，秋收时，上面派人来检查无产阶级的战斗成果时，生产队就从别处稻田割了好几十亩的稻谷，塞在一亩田里，严严实实的，像毯子一样，人在上面跑啊，跳啊，都行！检查组自然再修饰一下，上报自己的检查成果。

一级一级的上报，领导层自然陶醉在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巨大喜悦中。还是按原计划征粮，产粮大省安徽，四川自然是大头。征的粮食还苏帝的债，余下的换外汇，买设备，为建工业强国不遗余力。几个月已过，农村断粮了，还在征，那农民连一点家底都没有了。城镇居民还好，有供应，到后面供应少了，也会挨饿，但不至于饿死人。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个机会改正，但连彭德怀都被打倒了，谁还敢说真话。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领导层才知道。一部关于领袖的影片有一个情节，人民公社化很久了，领袖收到报告，全国各地有饿死人的情况，领袖很悲痛，开始治理整顿，情况才好转。在七千人大会上，领导层做检讨，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是指干旱，七分人祸大概是苏帝逼我们还债。其实，如邓公后面评价，那完全是人祸。

小时候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这段时期。现在的学生估计很少听说过那段痛苦的岁月。不过，也有些有良知的学者开始披露那段历史。但也有人在浑水摸鱼，发表他们一些不可告人的言论。这场灾难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领导层的决策错误是很大的主观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货币战争》告诉我们，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初步完成工业化的积累。当时的中国有两种选择，但最终选择向苏联学习，走工业化

的道路。但工业化必须向农业索取，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农业必须付出代价，特别是大跃进，工业的步子在骤然加快，农业付出的代价更严重了，到了后面，便崩塌了。那个时期，确实饿死了人。饿死的人有多少，有人说有三千多万。（注）但有个事实，饿死的人几乎是中国农民。真是”兴，农民苦；亡，农民苦。”中国的苦难史从来都是中国农民的血泪史！

因此，现在的中国人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建立在前人惨重的摸索中。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富民强；感谢习大大，打破几千年来“人治”极权，向法治建国迈进关键的一步！

参考文献：《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注释：中国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出版）、曹树基（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王维志（见《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的计算结果，认定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

篇四：不堪回首的八年抗战和三年大饥荒

不堪回首的八年抗战和三年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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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华民族遭遇了两次深重的劫难。一次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另一次是1958年至1962年的中国大饥荒。这两次灾难都是人为的灾难，都给中国带来了数千万的人口损失。而到底有多少人直接死于这两次旷世灾难，仍是困扰中国人的迷，更少有人对两次灾难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一、八年抗战

日本侵略中国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造成中国大批军民死亡则是在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

1，死亡人数

建国几十年间，中国对自己在抗日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估量逐年升高。建国初期，中国将1937-1945年日军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1000万人牺牲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中国在8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有2000万人"。1991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认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1994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记载，"在抗日战争中,

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 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

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累计估计数为2062万人，军民伤亡累计最低限为3480万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在4100万以上。

以上这些数字并非严格调查和统计的结果，只是根据各种情况进行的估计。其中的主要数字还使用了"伤亡统计"，而不是"死亡统计"，不符合国际上进行战争统计的惯例。让人颇感吃惊的是，中国大幅调增了在抗战中死亡的人数，增幅竟达一倍。建国初期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1000万，1987年出现了胡绳2000

万的说法，1991年国务院仍确认为1000余万，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以后官方采纳了2000万的说法。八年抗战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亡，由于当时缺乏可靠的人口统计技术，现在已经无法对人口死亡情况做精确地估量。

根据人口学的研究，可以估计中国人口损失的大致限度。侯杨方估算，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年初中国人口已经达到5.3亿，1911至1936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0.27‰。如果不发生抗战，人口就这样增长下去，到1946年全国人口应该达到5.87亿。根据已有研究成果，1946年年初中国人口在5.20-5.35亿之间，也就是说，八年抗战给中国带来总的人口损失在6000万左右。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数字，仅用来对八年抗战中的人口损失做大致估算。

这是不是说日本在中日战争期间杀害了中国6000万同胞呢?应该说，这个数字既包括了战争直接造成的军民死亡，也包括了因战乱造成的人口出生的减少、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以及内乱导致的犯罪和自杀行为的增加带来的人口损失。此外，战争还会导致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下降，引发流行性疾病的增加和蔓延，导致人口大量减损。历史资料显示，战争会导致结婚率和婴儿出生率急剧下降。一战期间，匈牙利的结婚人数减少了68%，意大利减少了63%，德国减少了46%;与此同时，参战国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匈牙利婴儿出生率仅为战前的60%，意大利为43%，德国为49%。战争期间，由于国家职能被严重削弱，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国家往往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地救灾和赈济。1942年夏，一次特大的旱灾降临已饱受战争、灾害摧残的中原地区。其中灾害最严重的河南省灾情一直持续到了次年的5月，随后又遭受了蝗灾、水灾的袭击，全省饥民3000万，死亡达200万至300万人。与此同时，远在华南的广东也遭受了大旱灾，并伴随传染病的流行，全省人口死亡50万。

其实，直接死于抗日战争的人口数量有相对可靠的数字。抗战胜利后，为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国民政府进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1947年5月20日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公布了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抗战期间全国军人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7065人。国民政府在报告中说明，上列统计均未包括东北、台湾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各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1946年7月，中共在《群众》第11卷第11期载，"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等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鲸寡孤独及

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另据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死亡160603人，负伤290467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根据以上国共双方的正式统计数字，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死亡1911583人，平民死亡7673727人，军民死亡合计约960万人。

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因战争直接死亡960万是一个有充分统计依据的数字。一般来说，正规的统计数字可能偏低，它可能会遗漏某些调查对象，如中共的19个解放区只统计了7个主要解放区。不过，它仍然要比任何单纯估计的数字都要可信。近年来，中国抗战人口损失数字翻番主要是统计标准发生了变化，把战争间接导致的人口死亡也统计了进来，如饥荒、疾病、传染病导致的人口死亡。另外也加上了对先前遗漏的补充。这样，八年抗战中的死亡人口就达到了2000余万。

2，战争赔偿问题

战败国负有对战胜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国际义务。1972年7月，毛泽东大方地拒绝了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的建议。在此情况下，1979年至2008年3月，日本对中国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经济援助行动，以经济技术合作、低息贷款、无偿援助(白给，无需偿还)等各种形式，对中国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农村开发、环境保护、医疗等各个领域提供援助，援助项目遍布中国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总额达2248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外汇储备极为有限，急需外汇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大型设备，日本的援助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行。日本是第一个无偿援助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国家，其资金主要来自日本国民交纳的税金。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

二、1958-1962年大饥荒

1959-1961年.通常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实，中国人口大规模死亡发生在1958年至1962年的五个年头里面，持续约四年时间，其中以1959年至1961年最为惨烈。全国性大饥荒结束后，中国人并没有摆脱饥饿，全国仍处在普遍的饥饿之中，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初期"包产到户"以后才得到改观。饥饿是很多中国人幼时的记忆。

1，大饥荒死亡人数

大饥荒的死难人数，从1000万到6000万有不同的说法。主要出处和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口学的计算，二是根据地方史志和年鉴进行统计，三是国家解密档案。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尔根据中国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1983年公布的千分之一抽样生育率进行研究和计算后认为，1958-1962年大饥荒造成2481万人非正常死亡、3081万人口减少出生，人口损失总计达5549万人。1986年，国家人口研究课题负责人蒋正华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其它相关资料编制出1981年中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并建立数学模型得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2005年，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显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2008年，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结合中外学者的看法，提出"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2011年，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研究指出，大饥荒共导致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6%-8%死于酷刑。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2005年11月，香港《争鸣》杂志对档案解封情况进行了报道。该杂志称，中共中央已于当年九月对1959年至1962年档案解封，但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被编辑整理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这些档案显示：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以上数据，1959-1962年全国因饥荒非正常死亡3755.8万人(其中城市687.3万人，只占18.3%)。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遗漏了1958年的数据，1959年的数据也少统计了12个省区。如果加上这些数据，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可能超过4000

万。即使以曹树基比较保守的325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计，此次大饥荒仍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饥荒。

人口学的简单计算就可以揭示大饥荒时期人口损失的程度。1957年年底中国有人口64653万，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3.23‰，如果按这个增长速度正常增长下去，到1962年年底全国应该有人口万72519万。实际上，1962年年底全国人口只有67295万，这意味着大饥荒造成了5225万人的人口损失。如果考虑50-70年代是中国人口加速增长期，自然增长率一度到30‰以上，则大饥荒的人口损失可能更多，有学者估计在7000万以上。以上两个数字包含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的人口。

2，大饥荒实录

各省饥荒程度很不一样。根据曹树基的研究，死亡率最高的是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全省灾前人口18.37%，其后依次是四川省13.07%，贵州10.23%，湖南6.81%，甘肃6.45%，河南6.12%，广西4.63%，云南4.19%，山东3.38%，江苏2.88%，湖北2.20%，福建2.02%，辽宁1.71，广东1.71%，黑龙江1.21%，河北1.10%，江西1.06%，陕西1.02%，其余省份的死亡率在1%以下。以死亡人数统计，四川省死人最多，高达940万，其后依次是安徽633万，河南294万，湖南249万，山东181万，贵州175万，江苏153万，甘肃102万，广西93万，云南80万，湖北68万，广东66万，河北61万，其余省份死亡人数在50万以下。

大饥荒发生后，中央号召人民食用代食品。代食品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农作物代食品，包括农作物的根、秸秆、叶、果壳之类，如玉米根、稻草根、玉米秆、麦秆、油菜秆、高粱秆、薯茎、豆秆、高粱秆、玉米包皮、玉米芯、薯叶、麦壳、谷壳、稻壳、豆饼等。1960年春，《人民日报》在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第二类是野生植物代食品，包括野生植物的根、秆、叶、皮、果实之类，如草根、芭蕉根、蘑芋、石蒜、萝卜缨、洋槐叶、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鸭跖草、树叶、树皮、槐树花、橡子、沙枣等。第三类是野生动物类代食品，如老鼠、蚂蚱、蛇等等。此外，中央还号召人们食用原本用于猪饲料的小球藻。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用小球藻制作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遗憾的是，代食品也不足以解决饥饿。为了充饥，饥民们吃各种

篇五：50 后再议大饥荒

50 后再议大饥荒

进入1949年之后，内战和混乱局面基本已经结束，土改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在和平时期迅速普及，使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战乱结束也大大降低整体死亡率。因此不到10年时间，人口增加了1个多亿。但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和农业技术并没任何大的改变，粮食生产依然与2000年来的传统模式

一样，产量依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

低效的集体农业在管理者操纵下，集体大食堂停火断炊，失去基本的自救能力。在地方谎报粮食产量和瞒报农业损失的双重挤压下，家无隔宿之粮的农民被推入饥荒的苦难境地而难以自拔。

全国一盘棋的大一统计划模式使饥荒迅速在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次第爆发。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因饥饿而引发的新四病袭击了几乎所有的底层民众。(由于粮食短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出现了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的症状，被称为“新四病”。)难民潮引发了大面积的饥饿恐慌，部分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救。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以1960年为最烈。根据官方统计，当时每天人均吸收热量仅为1534.8大卡，城市家庭妇女不过1200。而在臭名昭着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苦役犯的每日热量还有1300到1700大卡。

大跃进早期，与钱学森吹亩产10万斤相反，彭德怀亲自种了一块试验田，以证明高产风的荒诞。饥荒发生后，他认为这场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持同样观点，并警告毛万岁说：“人相食，要上书的!” 。

这场历史上死亡最大的饥荒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无数在饥荒中因饥饿而死的人都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刻意回避了“饥荒”、“饥饿”、“饿死”等直接表达。这是国人惯用的“曲笔”。纪录片《地球公民》开头有一段话：人们接受真相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嘲笑、否认和接受。对于发生在50年前的这场大饥荒的真相，人们基本上也是三种态度：在丰裕中长大的新生代属于“何不食肉糜”的嘲笑者;红卫兵的余孽则坚决否认;只有经过历史启蒙的理性主义者才会接受这个残酷的真相。

将这场饥荒原因简单的归结为“一低(减产)一高(征购)”。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认为，从1958年起到1963年6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单是1960年有超过1000万人死于饥荒 50年前的大饥荒对中国影响巨大，水稻之父袁隆平就毫不讳言地说，他之所以一意孤行地寻求水稻高产之路，就是深受那场惨绝人寰的饥荒刺激。“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他认为粮食多了就不会饿死人，我们常常也认为房子多了，我们就有房子住了。

甘肃是这场饥荒的重灾区之一。饥民不顾层层阻拦，沿着陇海铁路逃难到关中。在饥荒压力下，很多有家室的女人只身逃过来，又与陕西男人结婚生子。饥荒过后，甘肃男人带着孩子找过来，请求女人回“老家”。这种人间悲剧成为那场饥荒留给陕甘两省持续多年的伤疤。胡耀邦主持陕西期间，被遣返甘肃的这种“甘省客”达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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