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德国反思相比

篇一：与日本相比为什么德国能彻底的反省二战罪行

说起来原因很多.

首先,一个人会反省与不反省的关键,往往在於吃的苦头够不够.

相较於日本,德国因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惨痛: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战败国,等於两代的德国男人大量死在战场上,很多家庭父子两代都是战死.而德国在战争後期本土被外国军队入侵,光被蘇军强暴的德国妇女就有两百万以上.到战後国家分裂,东德沦为蘇俄的傀儡国,这个代价太大.

相较之下,日本就没呢么严重了。

其次,就是民族性的问题.人都有欺善怕恶的倾向,但日本这个民族则是特别明显.日本在唐朝被中国彻底打败,就派遣唐使全面唐化;被美国彻底打败,就全面西化.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始终认为他们是被美国打败的,而非中国.因此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其实很排斥对他们心目中比较低等与落後的亚洲国家认错道歉.对中国如此,对韩国,对东南亚各国,都一样.

相较之下,德国愿意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犯的错,进而反省.

第一， 日本没有被当时的战胜国分区占领；日本投降后，本应由美国、中国、

苏联、英国等国分区占领，但中国国民党忙着打内战，没有多余的军队派遣，而苏联，英国也借口推脱了，实际上日本战败后由美国独占。第二，日本没有支付应赔偿的战争赔款；德国战败后无力支付赔款，美国拿德国的科学家和最新科技抵债；而其他国家例如苏联拆卸德国大量的工业设备抵债。而日本只由美国实际占领，日本仅仅支付了少量赔款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停止了向日本索赔，还为日本提供大量经济援助，把日本打造为进攻朝鲜的桥头堡。第三，战争元凶日本天皇并没有进行战争审判，东京大审判只判处日本东条英机内阁犯战争罪，这就给日本民众一个错觉，认为天皇发动的战争并没有错。第四，日本对中国的持久战缺乏正确认识，越南战争使美国深陷泥潭，阿富汗战争拖垮苏联，中国军队本是抗击日军的主力，然而美国真正参战仅两年，就将击败日军的功劳全归为己有，让日本高度崇拜美国，而心理变态般的鄙视其他国家

从德国的角度来说，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败国，战争对德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不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其实是德国损失了大量的男性人口，而在男权社会中，少了能担起重任的男人，德国又有什么勇气可以不彻底认错呢，实力决定一切，这是其一；其二，德国战败之后被美国和苏联彻底瓜分，成为美苏争霸的傀儡国，代价太大，而早已支离破碎的德国已经无法承担这样惨痛的后果了；其三，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伤害是惨重的，同时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深受战争危害的德国人民知道要想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向世界承认自身的罪行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勇于承认错误，表露和平的决心，其他国家才能够容许德国的生存，否则谁知道什么时候德国又会发动战争了呢？

从日本的角度来说，第一，日本并没有太多的担忧，日本战败之后收到美国的

庇护，成为了美国在亚洲的代言国，借由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的威慑，日本对于认错一事便显得无所谓了些；第二，日本本身是一个崇尚强者的国家， 唐朝时被我们中国打败，日本便派使者来中国学习实行全面唐化，而在二战中，美国的两颗原子弹让得日本元气大伤，也由此激发了日本的崇尚强者的心，日本从来就没有觉得他们是被中国打败的，在骨子里，日本还是看不起中国的，即便是在今天；第三，日本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日本不会彻底反省二战，二战后，日本算是一党独大，自民党对想要反省的左翼势力不遗余力的加以迫害也是使得日本无法彻底反省二战的原因。

日本为什么不像德国一样反思自己的罪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例如有人归咎为日本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我认为这扯得有些远，且说不清，如果一定要说到历史，我倒认为这与战后日本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与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脱不了干系。

美国人占领日本后不久，冷战就爆发了，日本很快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依赖的盟友，而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对战败的日本几无发言权。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迅猛，很快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一时风头无二，反观被他侵略过的那些“战胜国”，一个一个都被它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这种情况下，要日本真心反思它的侵略罪行，它还真不太服气。上面提到的“大嘴巴”麻生太郎就曾经说过：台湾现在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因为当初日本占领时实行的日式教育的结果。这话是不是隐藏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当初亚洲不抵抗，都让日本占领，是不是现在发展会快一些？

至少对于日本来说，“占领”不是坏事——日本的崛起就是在美国的占领之下才完成的。很难想象日本这种没有民主思想渊源，也缺乏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在学习西方严重学偏了的情况下，没有美国人的强力占领与强迫，会成为什么样的祸害。但虽然占领了日本，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战败国。美国根本没有经历、也很难体会到遭受日本侵略和占领的亚洲国家的感受，这种感受犹如犹太人对希特勒纳粹的一样。

相当部分的日本人至今还坚持认为，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于希特勒纳粹，因为希特勒与纳粹头子们并不仅仅是犯了战争罪，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屠杀犹太人，犯下了反人类的屠杀平民、种族灭绝罪。他们辩解说，日本在亚洲没有犯下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罪，日本同亚洲其他国家只不过是交战双方，一些“暴行”是在双方交战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

我想，这话日本人对美国说，可能符合事实，日本偷袭珍珠港，仍然属于战争范畴。美日太平洋大战，更是飞机对大炮、兵对兵，赢了输了，也就是一场战争，正义与非正义，是由胜利者来定的，并无多大意义。更何况，当初日本人不是打着防止西方入侵、殖民亚洲的金字招牌？

所以，美国人占领日本后，是相当宽容的，根本没有像盟军对待纳粹德国一样，不但从制度与组织结构上，还从社会与思想领域，彻底清除纳粹思想。美国不但保持了日本的天皇制度，还放过了不少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犯下罪行的战犯与屠杀者。对美国来讲，这可能已经够严格了。

可是，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绝对不仅仅是战争这么简单。日本人在中国屠杀的平民不计其数，强奸的妇女（甚至强奸后还杀死的）根本和军人作战没有任何关系。我父亲就亲口告诉我，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村子里一位妇女没有跑掉，大家从山上（避难的山）下来后发现那位妇女被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捅死。

这种屠杀并不是孤立的，更不用说南京大屠杀与731部队等。日本人对中国人所做的，决不是战场上的你死我活，而是包含了极深的种族仇视与仇杀的。有些罪行例如种族清洗与仇杀，同类（同族）之间是很难做出来的，集体失去理智进行屠杀的也并不多。这一点，正如自认为优秀的德国纳粹对犹太人一样，有些暴行很难让你相信是人类对同类可以做出来的。日本人对异族的屠杀正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清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认为“大和民族”是亚洲最优秀的，同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如出一辙。

二战中最终打败日本的是美国，占领日本的也是美国，而美国不但没有遭受到日本的种族仇杀，甚至由于冷战的原因，美国与日本很快握手言和，两国联合起来对付曾经被日本占领过的民族包括中国人。在这种环境与氛围下，战后的日本哪里会去深思自己的罪行？

这是美国与日本的责任，亚洲国家包括中国也不是没有责任。清算比战争罪更邪恶的屠杀平民与种族清洗，往往要复杂很多。二战后，犹太民族坚韧不拔、坚持不懈，一个一个把屠杀者绳之以法、送上绞架或者送进监狱，且利用自己的财力与影响力，把“纳粹屠杀受难者纪念馆”建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

加上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左右美国的政治决策，这就促使战后美国对德国的惩戒要严得多。我们也知道，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西方人声称“犹太人大屠杀”是犹太民族虚构的，是根本不存在的。可见，定战争罪容易，定反人类的屠杀平民与种族清洗就不那么容易了。

想一下亚洲那些一盘散沙的弱小民族，想一下大而无当的中华民族，二战还没有结束，我们就自己开打了，随后一折腾就是几十年，关起门来内斗，什么时候想到要对日本屠杀者进行清算？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才想起来重修“南京大屠杀受难者纪念馆”？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数量超过犹太人数十倍，甚至连经济实力也不差于犹太人，但有几个组织与个人在世界各地揭露日本暴行，游说各国政府重视对日本的制裁？

于是我们看到，前几年，犹太人还从南美抓回了80多岁的纳粹战犯，而日本的战犯和他们的后代呢，一直活跃在日本的政坛上，在同我们搞“日中友好”。日本不反省是他们的事，但有些事，我们也该反省一下。

德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化很彻底的国家，它没有所谓君权的崇拜，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政策都会受到支持，错误的则会受到排斥，而希特勒不得不说是个很成功的演说家，宣扬所谓的民族主义，鼓吹民族的优劣之分，德国政府与人民受到蛊惑，因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民与政府意识到纳粹党给德国与世界带来沉重的灾难，德国纳粹党受到了肃清。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德国政府承担了其战争责任，反省历史，对受害国家与人民进行道歉与赔偿。 而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效忠天皇是这个国家荣耀，武士道精神大行其道。无论对与错，效忠天皇就是正确的，所以即使二战是错误的，日本政府与人民也不情愿承认错误，因为二战是以效忠天皇的名义发起的，承认二战的错误就是否定了天皇，玷污了天皇的神圣性。另外也由于日本战败后只受美国的占领，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日本的军国政府的很多人员都未进行肃清，右翼势力依旧根深蒂固，在历届日本政府的更替中，右翼势力逐渐在政府官员中占有很大比列，其认罪与进行道歉的态度始终不明朗，甚至想否认历史，篡改历史。

篇二：与日本相比,为什么德国能彻底反省二战罪行

与日本相比，为什么德国能彻底反省二战罪行 从1945到2015，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整整七十年，战火的硝烟正在散去，人们不断在反思着那段历史，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七十年来，身为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同样在反思，却并未站在同一高度上。

战后70年来，德国对待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深刻反省，从德国上下对待纳粹的态度到德国两任总理的下跪道歉，这种诚恳的态度为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走出了耻辱，走进了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反观日本，首相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试图篡改历史，否认大屠杀以掩盖侵略事实，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轻描淡写，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弱国，不承认中国战场是主战场，心理上认为被美国打败还说得过去。日本在战后销毁了大量战争档案，利用档案的不完整打造一种悲情。

同为战败国，为什么却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从历史发展来看，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民众死伤无数,巨额的对外赔偿使国力一落千丈。生活的困苦,使相当长时间内,战争所带来的阴影一直在德国人民的心中挥之不去,“再也不要战争”的呼声响彻整个国家，曾经的绝大部分军事领袖也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为世人所警示。战争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打击使德国上下形成了强烈的反战心理。对于日本则不一样，历史上的日本侵略战争大多以日本的胜利获得巨大利益而收场。战争的胜利、利益的刺激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战争步伐。二战中，日本虽然是战败国，除广岛和长崎

外,日本本土遭受的损失并不大，战后的赔偿也只是轻描淡写，作为头号战犯裕仁天皇更是毫发无损，各级没有被判处死刑的战犯在之后陆续出狱甚至担任要职，至今影响着日本年青一代的思想。从战争的破坏程度来说,这次失败并没有打到日本人的痛处。在他们看来，自己是败给了欧美等国家，对于亚洲各国带来的伤害始终不肯承认。

从领导人的态度来看。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那场浩劫的见证人也越来越少，各国政要对待历史的态度更是深刻地影响到民众和年轻一代人的思想。二战刚刚结束时，德国社会对于战争的失败是“成王败寇”的态度，对于战争的反省仅仅限于学术讨论中。到了60年代，德国政府开始了对战争的深刻反思，民众间也掀起了关于战争的热烈讨论。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此后，德国社会开始逐渐真正认识到了在二战中的罪责。对战争的反省不仅仅限于认罪，德国在战争赔偿上先后向受害国和犹太人进行了巨额赔偿，在各地修建纪念碑和纪念馆揭露纳粹的暴行，悼念在战争中逝世的英雄们。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教科书的出版必须经过公共教育部门的教材委员会审查，只有不违背历史和体现正确价值观的图书才能获准出版，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有可能被指定为教科书。对比日本，不顾亚洲各个受害国的强烈反对篡改历史教科书，把自己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愚弄国民,推卸责任,把“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的战争,把“亚洲殖民化”说成“大东亚共荣”。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直到1989年寿终正寝,也没有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有丝毫悔意，日本的政府

要员更是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频繁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争罪犯灵位的靖国神社,缅怀那段历史。

从普通民众的态度来看，世界大战使得绝大多数的德国人是把自己放在了迫害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对受害国的补偿工作和打击极右翼势力的活动。然而日本国内的大多数人是把自己放到了受害人的角度上。战后日本建立的纪念馆1300和和平公园,所宣传的大多是日本人民和国家在战争中的各种灾难,尤其是两颗原子弹给他们带来的打击和破坏，很少有人去反省日本政府和国民对战争的责任。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德国位于中部，周围有许多欧洲强国制裁，时刻警惕着德国的强大；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北部，是相对独立的岛国，周边亚洲国家相对威胁较小，再加上有美国的扶持，在某种程度上难以真正遏制住日本。

历史是客观的，不会因为某一些人的主观意志而有所改变，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只有尊重历史，以史为鉴，才能赢得尊重与信任，才会走向强大。一味地违背良心，自欺欺人，终有尝到恶果的一天。

篇三：德国日本对二战的不同反省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对二战的不同的认识和反省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60年了，但它并没有成为被遗忘的“历史”，人们不断追问，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对历史的反思拷问着人类的道德和良知。60年来， 身为当时轴心国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也在反思着那段历史，但是，在对历史总结与反省的态度上，三国却并未站在同一高度上。

一、德国

战后60年来，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全面和深刻的反省。通过反思历史和战争赔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走出了耻辱，走进了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德国的反思是一个逐渐深入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的过程。

1、反思层层深入

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德国社会普遍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心态，对二战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１９５１年９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发表 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１９４９年９月和１９５４年６ 月，联邦德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大赦法案，连一些直接参与过大屠杀的纳粹头目也被释放，社会舆论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６０年代，联邦德国开始了对战争的深入反思。１９６３年，在法兰克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二战胜利２０周年之际，当时 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日发表讲话，联邦德国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年轻人开始问他们 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１９７０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 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

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转折性的标志是，在１９８５年纪念二战结束４０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明确表 态：“５月８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飞跃。

2、行动表明诚意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 进行了巨额赔偿。联邦德国成立后即开始退还纳粹没收的财产，赔偿受损失者。１９５６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纳粹受害者赔偿法，４００万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获得赔偿。２００１年６月，德国议会批准成立资金为

４５亿美元的基金，用来赔偿纳粹时期被迫为德国企业卖苦力的劳工。６３０

０多家企业为这项基金提供了捐 助。到２００２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１０４０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１０万受害者赔偿６ .２４亿美元的养老金。 随着岁月的流逝，二战浩劫的见证人越来越少。因此，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的墓 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和忽视纳粹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教育青少年。德国教育法明确规 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根据这项法规，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 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在联邦教育部的监督下编写、审定及出版历史教科书。

１９９５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专门揭露纳粹的种种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在德国境内的主要二 战战场遗址，都有苏联红军、西方盟军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领导人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在与德军作战中牺牲的英雄们。而希特勒及 其助手们在德国成为骂名，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也没有他们的任何纪念物。

3、心诚自有回报

德国政府一直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打击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它极右势力。１９９４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制了纳 粹的死灰复燃。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它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 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的真诚反思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为德国赢得了朋友。此间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不是德 国对二战的认罪比较彻底，如果德国仍被认为构成军事威胁，美国、原苏联和德国的邻国当年也不会答应德国统一，统一至少要比现在艰难得多。德国为什么能够对 二战进行彻底的反省？史学家们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的元凶希特勒在战争结束之际自取灭亡，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 等体系，德国完全“从零开始”，这是它能够彻底否定纳粹、完全认罪的基础。同时，战后盟军起诉德国战犯７万人，定罪３.６万人，对大批所谓胁从者则予以解 职，对纳粹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算。

4、德国历届总统的态度

（1）、早在1949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就公开表态：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2）、二十一年后，有一个人把这耻辱独自抗了起来：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双膝跪在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为德国曾经犯下的罪行谢罪。媒体评论道：勃兰特跪下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了起

来。

（3）、1995年6月，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4）、“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2005年4月1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低沉的话语在布痕瓦尔德纳粹集中营遗址上空回荡着。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

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国请求得到战争受害者的宽恕。

2005年4月10日，在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德国

总理施罗德为集中营遇难者纪念碑献花

对比德国和日本在两个问题上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一，德国把纳粹德国政府的投降日定名为民族解放日，表明德国政府把纳粹德国的投降，视为德意志民族 的节日。其二，德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在谈到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巨大伤亡时，总是强调这是纳粹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因此，要防止灾难再次发 生，就必须杜绝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复活的一切可能。这就与过去的侵略史彻底划清了界限。反观日本。一方面，日本政要总是回避“投降”一词，而喜欢用“终战” 一词，把日本的战败、投降视为一种耻辱。另一方面，日本的主流政要在谈及日本人民在二战中的生命财产损失时，往往强调日本人民也受到了原子弹攻击，仿佛日 本的受害与被日本侵略国家的受害是一样的。这就模糊了侵略和被侵略的区别，就无法与过去的军国主义划清界限。

二、意大利

几年前《安妮日记》的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自德国和意大利。战后几年中，意大利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罪 恶本质，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然而，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动了。当根据安妮的日记改编的剧本《安妮·弗兰克》在意大利众多城市上演后，意大利陷入了深 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安妮被埋葬在贝尔森集中营的万人坑。这里每天都有人前来举行悼念活动。一位17岁的意大利中学生的话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安

妮如此可怜地结束她的生命时，年龄比我们

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为有人决定灭绝她的种族。决不能让我们的人民中再出现这种非人道的仇恨。”现在，《安妮 日记》是意大利中学生的必读书之一。意大利在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意大利人希望这一幕永远不再重演。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历史教科 书也是政府预防这一悲剧重演的重要手段。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必须经过公共教育部门的教材委员会审查，只有不违背历史和体现正确价值观的图书才能获准出版，只 有符合这些条件才有可能被指定为教科书。教科书可以毫无忌讳地描述历史。在一本教科书中这样描写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亚，“经过长时间蓄谋策划，墨索 里尼法西斯政权制造事端，寻找借口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并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此举曾受到国际联盟的制裁。”

今年4月25日是意大利“全国解放日”60周年。那一天，意大利全国各地，从政府到民间，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年近85岁高龄的总统钱皮专程飞赴米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纪念集会，他在会上特别强调，意大利的所有公民都要坚定不移地捍卫1947年通过的和平宪法。

战后，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这一页，同为战争罪魁祸首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态度，这不得不令人深思。正视战争的历史是为了维护今 天的和平，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必须正确对待历史，只有面对历史，汲取教训，才能真正面向未来，珍视和平，只有真正以史为鉴，才能找到连接历史、今天 和未来的正确道路！

三、日本

在日本，有相当多的人不能正视历史本身，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轻描淡写。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即一个岛国的自卑与自大。他们把中国看 成是一个弱国，不承认中国战场是主战场，心理上认为被美国打败还说得过去。日本在战后销毁了大量战争档案，利用档案的不完整打造一种悲情。

东亚邻国与日本间的纷争，从修改教科书开端，扩展到日本海的独岛主权争议、韩国的反日示威，延烧到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东海油田的纷争以及北京、上海、广 州、香港等地的反日示威。不仅韩国总统严词批判，中国方面亦是立场强硬，认为反日风潮的责任系在日本，不仅不需道歉，温家宝总理更是拒绝接见来访的日本外 相町村信孝。新加坡亦提出对日窜改教科书等的批判，同时参加亚非高峰会的东南亚各国外相，几乎一致地表示难以认同日本的作法。 日本对二战的认知，从战后至今，面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态度，已可明了“从欧美帝国手中，解放身陷殖民地的东亚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领导阶层教化并 驱使人民，远赴战场的主要思维，亦是其对东亚国家与人民的贡献。此一目标虽因战败而无法达成，不等于其等没有相对的付出。的确，即使在二战之后，在许多东 亚国家排除外来势力的过程里，仍有日本军事顾问团的踪迹，如越南驱逐法国势力，乃至于以“白团”为名，协助国民党对抗共产党保护台湾等。这些过程与成果， 更强化了日本领导阶层对二战行为合理化的认知；是以，收回琉球、以该认知教育国民以及将外人眼中的A级战犯(其等眼

篇四：日本为何无法彻底反思二战罪行

日本为何无法彻底反思二战罪行

同为戕害千万世界人民的二战轴心国，德国和日本对待自身二战罪行的忏悔言行，天壤之别。一边是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惊世一跪的德国总理勃兰特、一边是执迷不悟屡屡参拜靖国神社向甲级战犯鞠躬请愿的日本各类政客；一边是连年主动向受害人赔偿的德国政府、一边是连自己所犯慰安妇大屠杀罪行等都拒绝承认的日本极右翼势力。为何日本与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差异如此之大？

巨大差异的具体现象，相信在身为中华儿女的我们之间，无需赘言（修改教科书、甲级战犯当首相、不承认强征慰安妇、不承认大屠杀、妄言发展核武等等）。本文要说的，是原因。国内的一些学者，将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失败，归为日本无法彻底清算二战罪行的最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而非他们对问题实质的看法。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自身的问题，是内因在决定；外因虽会有影响，但并不能起根本作用。本文先述外因，再论内因，以期大家可以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理解日本人对二战的心理。 外因一：日本本土在二战末期并没有被盟军陆军直接进攻和占领。二战末期的日本，与一战后的德国很是相似：都是在本土没有受到盟军地面部队占领的情况下投降的。这一事实的优点是，反法西斯正义力量得以更多的保存、征战中的士兵可以减少数十万的牺牲、战争可以尽快结束。但缺点却是，本土没有被彻底扫荡的国家，国内还保存着大量的拥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他们并没有在本该发生的、本土被盟军进攻的战争中战死，而是苟延残喘到战后重建，他们的躯体活着，他们的军国主义的思想也同时在灌输于自己的后代，成为未来极右翼势力兴起的火种。可以看看，目前活跃在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中，有多少的父辈祖辈拥有着军国主义色彩，他们本该在二战末期、战死于或剖腹于盟军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的战争中，但是盟军陆军没有进攻日本本土，故他们自己以及后代得以死灰复燃。二战后的德国不同于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德国本土被彻底占领，拥有纳粹思想的人，几乎全部战死，因此，二战后的德国，比一战后的德国，更容易反思自己的错误，因为犯错的人基本都战死了！现在的日本，就非常像一战后的德国。因此本土没有被盟军在战争中直接占领，大批军国主义思想的人得以活命，这为日本极右翼的抬头，提供了火种。

外因二：美国战后对日本改造的纵容。二战过后，美国先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又数十年对苏冷战和对华包围。日本作为美国抑制亚洲大陆国家的桥头堡，让美国人更关心的，是如何更好的利用日本，而非让日本反省战争罪行。或者可以说，美国连“善用日本”都唯恐不及，又何来精力让日本深刻反思二战侵略罪行呢？因而，当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时，美国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右翼的残渣泛起开了绿灯。不过文武需要指出的是，右翼泛起的根本原因，是右翼在日本有大批支持的民众，美国虽然对此开了绿灯，但是美国并没有大力的支持右翼的兴起。当然不管怎么说，美国对右翼的姑息，都是其死灰复燃的一个重要外因。

外因三：冷战期间亚太冷战格局使亚太国家没有深究日本的罪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苏联开始对外展示出扩张及霸权主义，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为了对抗苏联，因而需要与日本建交。其实，建交时是一个非常好的、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时候，但是限于当时苏联的压力，建交事宜不可贻误太久。因此，中国可以

说是匆匆忙忙的与日本建交，并且在这匆忙之间，自然没有精力彻底清算其二战罪行。韩国这种主权都不完整的国家，就更别期望他会在与日本建交时，让日本清算罪行了。可以说，当时冷战格局的亚太大战略环境，逼迫中国必须快速与日本建交，而这就造成了匆忙建交之前，本来该说的一清二楚的二战历史，没有时间说清楚。因此，目前日本右翼的抬头和对战争罪行的否认，也或多或少与亚洲国家当年与日本建交时，对日本的“怜悯”有关。

以上，从二战战事、美国、邻国三个角度，说明了日本无法彻底清算二战罪行的原因。当然，这些只是外因，更重要的是以下内因；

内因一：岛国的生存环境让其无限向外扩张的冲动深入骨髓。岛国人狭小的生存环境、多发的自然灾害以及匮乏的物质资源，让向外扩张成为他们的一种本能思想，这种思想可以说从日本人认识到自己仅仅生存在一个岛国之时就已根深蒂固。不论日本经济是萧条还是强大、不论周边国家对其是友好还是敌对、不论本国是否被其它国家占领、不论主权是否完整，只要日本人的生存空间还是仅限于日本群岛，扩张的本性就不会变。二战的本质既为日本的扩张与侵略，只要日本还生存于岛国的这一社会存在不变，“二战是为了拓展日本人的生存空间”这一思想就永远会有市场。清算二战罪行的根本，是让日本人彻底放弃千百年来固守的对外扩张的国策，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问题具体到大屠杀、慰安妇之时，日本连“侵略是错误的”这一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面对，又怎可能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道歉呢？

内因二：岛国的保守本性使其很难做出改变。岛国人世代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思想也相对固化、保守、排外。当国家在危急存亡之关头时，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被美国巨炮敲开国门之时，岛国人的危机意识会让他们立刻图变（不像中国这种大陆国家想改革难的要死）。但是当危机过去，存亡关头消失，岛国人性格的固执和封闭就会让他长期沉浸于现有思想中，难以改变。同为岛国，英国和日本，一个念念不忘“大英帝国”的辉煌，一个固守着“东亚共荣”的痴梦；一个为过时百年的女皇马首是瞻，一个为二战后早该彻底消失的天皇山呼万岁。可以说，岛国封闭的环境，让日本人格外保守，进而让其很难彻底改变自己原有的右翼及军国主义思想。

内因三：否认二战就相当于否认日本整个近代史。纳粹从1933年上台到1944年灭亡，仅仅在德国执政了约12年时间，反思纳粹罪行，对德国而言，狭义来讲，仅仅意味着反思那12年的纳粹历史。但是反观日本，其现代化是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从此，日本一方面走向了本国的现代化、工业化，但另一方面，也走向了对朝鲜、琉球、中国等的入侵。可以说，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走的一直是同一条路。彻底清算二战，就等价于彻底清算明治维新以来到二战结束，日本整个的对外政策，就等于彻底否认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70余年来，日本的整个现代化、工业化道路！日本人会这么干吗？在日本人眼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强国，是亚洲第一，是现代化国家，否认二战就是否认日本整个现代化过程，否认日本在二战前的五十余年中一直在亚洲处于的主导地位。虽然对世界而然，二战的日本是特殊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但日本人自己心里清楚，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根本没有变，军国主义也一直存在。因此从其内心而言，清算二战罪行，就要同时清算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的所有罪行，并否定其期间取得的现代化、工业化、亚洲第一等几乎一切的成就，日本人心里当然不愿意这么做。

内因四：日本没有德国那样的、主导本地区的国力。欧盟的轴心，是德国。对德

国人而言，虽然他们有二战犯下巨大错误的心理自卑和愧疚，但是同时也有身为欧盟主导国的巨大心理优势，二者一拼凑，德国人心里平衡了！但反观日本，一个仅有三十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一亿多人口的岛国，必然不可能成为地区的主导力量。而历史却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上世纪末，国力一直是本地区最强大的。现在让日本人一边背上负二战巨大战争之罪的同时，又将其从自己眼中的地区主导者位置上面拉下来，这么巨大的心里落差，让日本难以接受。德国人认罪的同时，自己还是地区老大，老大认罪，是大度！日本又要认罪，又不得不卸去老大的光环，以小弟的身份向新的地区老大认罪，这种认罪，是服输！人，自然喜欢被赞大度，不喜欢被批服输。换句话说，日本的国力，让他没有德国那样的、彻底清算战争罪行的魄力！

内因五：日本一直不认为自己是被亚洲国家打败。在日本人眼里，自己仅有两次战败，一次是明治维新之前被美国叩开国门，一次是二战失败。两次的对手，都是美国，两次打败日本的，也都只有美国。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是只要你打得过我，我就服，打不过，就不服，一切实力说话。同时他从来没有认为过，自己被中国等亚洲国家打败。不认为自己输于亚洲国家的倔强国度，又何谈向亚洲国家清算自己的战争罪行呢？

综上，无论是日本无法彻底清算二战罪行，还是最近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泛起，都是发自日本国民内心最深处的选择。外因虽有影响，但是决定一个民族走向的，还是自身的地理环境、实力及民族历史。唯有当中国的国力远超日本且压制美国，真正成为亚太地区第一力量的时候，才是日本彻底放下昔日亚洲霸主的负担、坦诚与亚洲人民交往之日。改变日本，太难，中国需要做的，是发展自己，当国力完全将日本甩在身后之时，既是日本低下高傲头颅之日。

篇五：为什么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悔罪上差异这么大

为什么德国与日本在战后悔罪上差异这

么大？

2015年09月07日 来源：共识网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奉命前来签字投降的日本使者共11人，前排两人是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布鲁玛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的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

伊恩·布鲁玛(Ian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游记》或奈保尔的一些游历作品，可以称之为“政治游记”。梁启超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欧美进行考察，是带着中国问题去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从一开始目标就是很明确的。然而，布鲁玛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学习、工作，还是在德国游历，他起初并没有“研究战争”的想法，这个念头是后来才有的。《罪孽的报应》便是他的研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二战本身的书，它关注的是战后德国和日本在“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 1战争与国家罪孽

布鲁玛1951年出生在荷兰。对孩提时的布鲁玛来说，头号敌人是德国人。这种意识是他那个国家的成年人传递给他的。荷兰与德国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许正因为如此，战后的荷兰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与德国人划清界限。一直到40岁出头，布鲁玛才开始思考德国人如何记忆二战的问题。这时候，他作为学生和编辑已经在日本和周边国家待了许多年。所见所闻引起了他的思考，“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

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战前

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带着这个问题，他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这是一部由个人游历观察、对话、访谈，以及对文学、电影、大众文化作品和知识分子争论等相关话题的感想和思考所合成的“游记”。书可以一段段分开来阅读，随处都有亮点。但是，那些似乎独自成章的部分之间有着多重议题联系，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问题的思考。这不是一部专门的学术著作，却以其翔实的材料和敏锐的思考，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反响。

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布鲁玛认为，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政治，之所以发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不是一下子就有了不同的德国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原因时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断的具体代表。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对此布鲁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

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布鲁玛警告：

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编者注：该隐系亚当与夏娃之长子，杀其弟亚伯，受到上帝的诅咒，上帝给了他一个记号，以免他被人杀掉)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极权的不同。这四个方面都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2不同的政制与政治

成熟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有着极大的不同。

布鲁玛指出，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

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起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法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布鲁玛介绍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文学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贡献，以及发生在德国的相关争论，包括对纽伦堡审判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战后德国的思想活力，德国人是在不同意见的存在、交锋中成熟起来的。布鲁玛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德国人政治讨论的热情：“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回原来的教条。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德国人能从宪制和自由民主的立场反思过去，日本人就做不到。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承认，确实发生了罪恶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厌恶战争的人士，也缺乏合适的道德参照和政治哲学语言对过去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

美国人对日本人政治上的不成熟负有责任，布鲁玛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它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除此之外，这种安排还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与善于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在日本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

作为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现代国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尊敬和影响，但是，由于与曾经被它侵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宿怨无法肃清，日本难以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由于不能彻底地清算过去，所以日本总是困扰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认真对待的问题，处在道义和政治双重被动的窘境之中。

3浪漫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制共同体的认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必然后果。

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布鲁玛发觉，“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学到的东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理论便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布鲁玛在观察中发现，“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在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拿自己与日本人对比，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正如布鲁玛所看到的，“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布鲁玛提供了一个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布鲁玛写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与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德国人战后之所以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新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哈贝马斯说：“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宪制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只有运用新观念，才能更有效地终结旧观念，因此政治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成为关键。布鲁玛对比了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对下一代国族认同的不同影响。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材摘录了一段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933年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话。施密特说，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告诉军校学员说，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教材要求高中生们在读完语录后，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这便是学生们学习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布鲁玛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他在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文部省认为他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家永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79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其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家永感慨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像家永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编者注：家永三郎于2002年去世。)

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三名匈牙利犹太儿童和一名老妇人在去毒气室的路上。许多老人和小孩在运抵集中营后，没有登记就被马上处决了。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4“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

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着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20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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