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顾则徐朱德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5 17:16:26 初中作文
篇一：顾则徐朱德明确国军是抗战的真正主力
顾则徐朱德明确国军是抗战的真正主力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西安事变之后，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在进行抗战的大前提下，中共领袖层的意见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相应的意见分歧和微妙的差异主要是围绕着抗战和统一战线两个主题展开。就抗战来说，分成了积极抗战与消极抗战的差别。就统一战线来说，大致分成了服从国民政府、与国民政府合作、不与国民政府真心合作，情况相对比较复杂。实际上，持消极抗战态度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洛甫，其他人基本持的都是积极抗战态度。中共领袖层普遍的积极抗战态度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莫斯科要求中共坚决抗日指令的执行，这方面主要是国外帮特别是苏联帮，王明回国后代表人物是王明；一是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朱德。毛泽东并不是不抗日，而是依然把反蒋放在了主要的地位，从而把抗日放在次要地位，抗日主要只是作为发展、壮大中共及其武装的一种手段，因而具有消极抗日的特征。中共领袖层的抗日态度又与大家对统一战线的理解穿插起来，彼此形成了很复杂的交错关系，而所有的关系焦点则集中在了毛泽东身上。国外派特别是苏联派以回国后的王明为代表，属于服从国民政府的立场，朱德则属于与国民政府进行真诚合作的立场，毛泽东则属于不跟国民政府真心合作的立场。因此，总体来说，中共领袖层分成了王明派系，其中中共实力派三巨头之一周恩来属于这个派系，但立场相对中间；一个是朱德派系；再就是毛泽东。三个派系之间一开始由于毛泽东不得不遵照莫斯科意志办事，朱德又在前线，所以彼此之间的裂痕并不明显。细微的裂痕发生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毛泽东不相信蒋介石会积极抗战，周恩来则相信蒋介石会积极抗战。
还在西安事变发生的12、13日两天里，中共领袖层的态度实际已经有了微妙的差异。朱德直白主张杀蒋，毛泽东则是想躲在后台，让张、杨去与国民政府火并，周恩来则认为主要还是决定于张、杨的想法，很重要的是洛甫、博古明确提出要听莫斯科的意见。斯大林13日晚电报到了后，经过一夜思考，所有人包括朱德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思想转过来了的朱德相信张、杨会听从和平解决的主张，毛泽东则怀疑。国共明确再度合作后，洛甫、博古坚决服从莫斯科意志，周
恩来也很坚决。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利用抗战发展中共和红军。朱德也主张要保持一定独立性和在抗战中发展中共和红军，但更主张要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积极抗战，并与国军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互相支援，不做破坏性事情。
对比朱德的总体战思想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可以看出他们在进行抗日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朱、毛同样谈游击战，但朱德认为：“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抗日的作战方式分正规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基本形式，游击战处于辅助地位，其作用是“能够配合正规军作战”。“抗日的民族自卫战争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仅仅依靠游击队，谁也知道是不能够的；必须有政治坚定、指挥统一、装备优良的数百万正规的、现代化的国民革命军作为主力才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朱德明确国军是抗战的真正主力，而中共的游击战只是辅助，任务是配合好国军进行作战。仅仅这样还不行，朱德认为，当游击队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应该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化，乃至要向正规战转化，“抗日游击队的前途，是保卫中国抗御日寇的正规军队”。这正是朱德决策百团大战的思想根源。朱德强调，即使游击战也必须要以进攻为原则，“一个抗日游击队要怎样打仗呢？简单地说，就是要最热心地、积极地行动，争取主动地位，集中自己的全力，用一切方法向敌人进攻”，也即是要积极作战，而不是游而不击。朱德既承认中共的游击战处于国军正规战的附属地位，承认抗战的最后胜利仍然要依靠国军正规军队，又强调游击战要积极进攻，甚至向正规战发展，这种思想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很难找出，毛泽东不仅努力要提高游击战较之国军正规战的战略地位，而且更强调的是“持久”，慢慢来，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好在朱、毛这种差异由于两个人分别处于前方、后方，朱德觉得毛泽东的指示对就听，不对就不听，毛泽东也无可奈何，彼此不容易形成冲突。
毛泽东不希望朱德担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朱德予以了拒绝。毛泽东强硬地要朱德回师保卫延安，朱德也予以拒绝，反而率军东进太行山。太原被日军占领之后，薄一波提出要将自己的新军直接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严厉地拒绝了，警告薄一波不能在阎锡山失利时抛弃他。实际上，中共的抗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朱德在前线负责的1940年以前，是积极抗日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在1941年以后，是消极抗日阶段。中共官方党史把自己的抗日偷换成抗战的主体是十分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反过来把中共说成完全的消极抗日也是不公正的。此外一个问题是，中共积极抗战是朱德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在1940年前的抗战，1941年后的八路军是消极抗战，而不受朱德直接指挥的新四军则没有过积极抗战的历史，1941年1月后几乎是处于不抗战的状态，从1937年底建军到抗战结束，新四军跟日军基本没有打过象样的仗。可见，中共积极抗战的历史是由朱德创造的。
篇二：顾则徐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
顾则徐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1929年1月4日，在宁冈柏露村，毛泽东召集了朱、彭两部及地方党主要人物六十多人开会。这个会议在中共官方党史著作中基本被淡化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非常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会议，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这个会议在当时条件下连续开了四天来说，可见在这个会议上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而难以一时形成结果的大事。与中共后来养成会议癖不同的是，中共早期虽然会议不少，但会议基本都很简短，连续四天的漫长会议是不多见的。
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两件大事：毛泽东兼并彭德怀和朱德宣布离开井冈山。
彭德怀1928年12月11日到井冈山，柏露会议1929年1月4日召开，期间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时间，显然，毛泽东是在对彭德怀做好了充分的工作后才召开的会议。因此，在兼并彭德怀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受到太大障碍。毛泽东将彭德怀红五军按照实际兵力情况改编为了红四军第三十三团，但作为回报让彭德怀做了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长，让藤代远做了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这样的安排对彭德怀来说，实际上是足够满意的，虽然他原来是红五军军长，但这不过是个名义，实际兵力也就一个团，暴动前本就是个团长，现在能成为红四军副军长毫不吃亏。特别要注意到的是，从军人的角度说，朱德实际上等于是红四军中的一个等级标杆，他在滇军中时就已经是中将军衔，从苏联回国在杨森那里策反被任命为党代表时，军衔也是中将，即使在湘南暴动时，朱德也没有轻易在自己部队里设置师部军职，仅仅只是安排了一个参谋长职位，到井冈山后仍然如此，其他农军师长改编进来时不过就安排一个团长职务，这是朱德坚持在自己的部队严格遵守正规军规矩，在王尔琢死后，在红四军里从团长到他这个军长之间的军事职务全部空白，即使任命林彪为第二十八团团长职务，朱德都由于林彪资历比较浅犹豫了不少时间，因此，彭德怀能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就等于已经被确认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将军。彭德怀原来那个红五军军长由于不存在朱德这样的标杆，从军人角度说，不过是个虚的职位，跟很多原来前一夜什么都不是，过了一夜进行暴动做了农军师长或什么司令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真正实在的还是他原来那个团长职务。
从表面看，毛泽东当时似乎大有收获，实现了立即兼并彭德怀的目的，并可以用这个猛张飞老乡分解和约束朱德的权力了，但是，毛泽东恰恰是走了一步大败着。从红四军出身的人后来基本没有人提彭德怀曾是红四军副军长的情况看，红四军的人显然对此很不买帐，不愿意承认彭德怀曾经是自己的副军长。朱德一直不轻易提拔人、封官许爵是造成林彪对他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现在则得到了好处，使得红四军的人把副军长这个职位看得非常重，不愿意接受这个暴动前的团长领导和指挥。对彭德怀的不服，另一面就等于是对毛泽东不满，从而构成了朱、毛冲突中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全面败北的重要因素。
龚楚认为毛泽东是利用彭德怀对付朱德，这应该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认识。如果毛泽东只是兼并彭德怀，红四军的人只会支持。兼并可以有多种方法，比如让彭德怀接受前委的领导，承认红五军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的部队；比如可以把彭德怀改编为一个独立团乃至给予一个独立师的名号；比如可以把彭德怀部并入红四军，但只给他一个比较低而彭德怀也能接受的参谋长之类的职务。把彭德怀拉进红四军而给副军长职务，自然会被红四军的人看成是为了用他对付自己所敬爱的军长，红四军的人产生反感情绪是很自然的。
不过，毛泽东也不是毫无收获。由于这样“器重”彭德怀，彭德怀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自然也感觉得到红四军的人对自己不买帐，这样，彭德怀与毛泽东也就成了“同盟”，这就为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诚奠定了基础，并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产生重要作用。相应的一个后果是，由此奠基了一个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的三角关系，并在后来成为了中共武装力量方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三角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共政治。毛用彭削弱朱，毛又用朱压制彭，但朱则联合彭抗拒毛，毛最后又用打击彭来威胁朱，而朱、毛也联手排挤彭。
就兼并和拉拢彭德怀来说，毛泽东在柏露会议上是有得有失，而失大于得。彭德怀则无所谓失，完全是个赢家，得到了红四军副军长的职位。但这个职位的意义不过是承认了他作为一名军人，在朱德这根标杆比照下，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将军，至于以后真的成为了朱德的副手，则主要靠的是他自己发展了的军团实力，因此，彭德怀在柏露会议上的赢只是小赢，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大，他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在乎而放弃。
大赢家是朱德。他及时抓住了毛泽东的败着，突然提出，让彭德怀守井冈山，而口口声声“罗霄山脉中段”的毛泽东跟彭德怀一起留在井冈山，他自己则离开井冈山，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实际上，朱德这就是宣布了他与毛泽东正式分手。朱德这一杀手一出，当即让毛泽东说不话来了。龚楚回忆说：“会议时，先由毛泽东报告敌情，继由朱德提出一个方案，他说：井冈山是我们建设了一年的革命根据地，防御工事又做得很好，且有不能移动的重伤兵五百余人，我们是不能放弃的。但是若全部红军守住这个山头，则粮食不能维持长久，有被困毙的危险，因此，我主张将红军分为两部，以红四军之三十一团及红五军全部，由毛泽东、彭德怀两位同志指挥，固守井冈山，我率红四军廿八、廿九两团突围东征，转移到闽、粤、赣三省边区游击，创造新根据地，如此便可分散围攻的敌人，并可东西呼应作战……。
当时与会人都同意朱德这一建议。毛泽东登时目瞪口呆。”朱德这一想法是蓄谋已久的，只不过他要找一个使毛泽东没有还手之力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对毛泽东来说，朱德这一杀手很显然地是宣布了要跟他分手。朱德所要带下山去的部队，实际上也就是他当初带上山的部队，他重新带下山去，是把井冈山还给毛泽东，不在乎毛泽东所念叨的“罗霄山脉中段”。朱德一当离开井冈山，按照当时中共的规矩，是红军到哪里就归哪里的地方党领导，这样，自然也就是跟毛泽东绝了交。换句话说，所谓的红四军，实际上的主力也就是朱德要带下山去的部队，这样，朱德离开井冈山也就等于带走了红四军，毛泽东这个党代表就只能成为彭德怀红五军的党代表了。因此，毛泽东首先就要考虑的是跟彭德怀合作，还是跟朱德合作。就全面的素养来说，彭德怀显然与朱德差了一大截，在当时远不是在一个水平等级上的人才。朱德这样的人才在整个中国都难寻，而彭德怀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可以抓一大把，甚至可以说，就是在井冈山的团、营干部里都不乏更优秀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以彭德怀的狂妄和暴躁，同样狂妄和暴躁的毛泽东如果跟他作为军长、党代表直接进行合作，还没有在中共确立权威地位的毛泽东很可能是凶多吉少，而朱德则不同，毛泽东深知，朱德实际上并不真正排斥自己，只不过是不满意自己的权力欲而已，他只是要党、军分明。但是，如果跟朱德一起下井冈山，则等于是承认了在与朱德的冲突中已经全面失败，所谓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也随之宣告了破产。彭，还是朱，这是毛泽东决定自己命运的艰难选择。
但是，毛泽东终究是个枭雄，不会在乎一时得失。跟着彭德怀是前途莫测，跟着朱德则至少会有前景，这才是根本的，其它都可以抛弃掉，包括所谓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毛泽东“稍事休息，略加思索后”，提出他也跟朱德下山。既然选择了跟朱德走，毛泽东也就不顾彭德怀了，他还要把三十一团也拉走，但却留下袁文才、王佐团，名义上是协助彭德怀，实际上却是监视彭德怀。已经接受红四军副军长职务了的彭德怀刚得到的一点点好处一下子荡然无存，既成了朱、毛冲突的牺牲品，又等于被朱、毛联手狠狠挤兑了一下。
龚楚对彭德怀的评价是很有野心的人，这应该是大致不错的。对彭德怀来说，他上井冈山不过是暂时栖身，并不想长久呆在这里，更不是为了来帮朱、毛看守这穷山。从军事上说，如果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支小部队在井冈山得到生存并没有太大问题，但要象毛泽东吹嘘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那样有比较大的发展，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帮朱、毛守住这山，则彭德怀等于是条胸无大志的看门狗；如果放弃井冈山，则等于是把朱、毛“送”给自己的井冈山丢了，于情于理都难以交待；反正，是个冤大头。当朱、毛下山，还只到山脚时，答应守山的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通知朱、毛，自己改变了想法，想带着自己部队从什么地方来，再回什么地方去。朱、毛只能再回到山上，要彭德怀谈条件，两个人这时配合特别默契，软硬兼施，终于，无论是在党内还是作为军人资历都还太浅的彭德怀，只能重新答应两位老前辈，帮他们守井冈山。当然，彭德怀不可能一直在井冈山守下去，只守了半年多，就于1929年8月下山了，至于红四军的番号，彭德怀也基本没有使用。
下了井冈山的毛泽东自然是极其郁闷的。他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熬到有了中央正式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取得了最高领袖的资格，却反而在与朱德的冲突中惨遭滑铁卢，不仅权力在实质上已经失去，而且，借以全面提高自己身价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也
朱德这次下山，在中共军史上是个历史性的战略大转折，它正式抛弃了毛泽东毫无前途的“罗霄山脉中段”理论，采取了朱德到更广阔的地区进行积极割据的战略。由于毛泽东职责本身的需要和善于进行总结、发挥的天才，朱德这一战略成为了毛泽东思想最核心的要点，即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就中共进行割据本身的历史来说，是中共根据地发展进到了一个规模化的阶段，相应地，红军——特别是朱毛红军——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此，中共武装道路不再是畏缩在山沟里的保守主义，而是在广大地区里的进取主义。这一历史性的大转折，是中共官方党史以及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家们至今所没有注意到的，是朱德在南昌暴动保存队伍之后，对中共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大贡献。
篇三：顾则徐朱德长达六年的革命军阀生涯
顾则徐朱德长达六年的革命军阀生涯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军阀战争。中国近代军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曾国藩起兵讨伐太平天国，而袁世凯小站练兵则是北洋军阀开始形成的契机。由于辛亥革命是以地方独立为特征的，而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做大总统并没有真正解决南北冲突的局面，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军阀社会格局的形成是奠定于辛亥革命。在护国运动中，由于各省特别是南方各省仍然纷纷采用了独立的方式，虽然北京拥有法定的首都和中央地位，但实际上中国的军阀社会已经完全形成。但是，军阀社会的形成并不等于达到了军阀战争的高潮，军阀战争的高潮出现在孙中山“护法”之后。由于拥有了“护法”的革命性和正义性，除了北洋系军阀自身的战争外，南方各省的大小军阀特别获得了进行战争的道义支持，从此，在革命的名义下，军阀们开始了不亦乐乎的战争运动，南方几乎所有的军阀都成为了“革命者”。在这种背景下，朱德也成了“革命”的军阀之一。关于所进行的混战是“革命”，朱德始终是坚持的，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后，朱德每当谈到过去，都是强调“革命”。因为是革命，所以建国后朱德尽量保护和帮助了当初云南的滇军将领和他们的家属，证明那些将领曾经是对革命有功的，中共政权能用的则用，能养的则养，必须要惩罚的也将功补过、把惩罚程度降到最低，使云南成为了中共政权下对军阀及其家属最宽容的地区。
1917年6月，满清遗留下来的怪胎张勋在黎元洪总统的支持下，率领辫子军从徐州突然北上进入北京，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逼走黎元洪，推出溥仪复辟帝制。很快，这场闹剧就结束了，张勋的辫子军不堪一击，段祺瑞作为国务总理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但是，段祺瑞掌握权力后没有恢复《临时约法》，7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于是，南方各省军阀纷纷参与进了护法运动当中，开始了“护法战争”。7月20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全国，宣布成立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原护国军第六师改为第一军，顾品珍任军长。原护国军第七师改编为靖国军第二军，赵又新任军长。在南溪的第七师十三旅二十五团团长朱德被任命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率部进驻泸州。滇军主要作战对象为川军刘存厚部。此外，北洋政府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率领了两旅人马从湖北进入四川，占领了重庆。
由于云南经济比较落后，而四川是个富饶的地区，所以，唐继尧一直有意于四川的财富。护国战争时蔡锷率领入川的兵力才不到三千人，战争期间也不过增兵至六千，但战后唐继尧反而在四川增兵到了两万多人。蔡锷死后，罗佩金担任四川督军，来自贵州的戴戡任省长，刘存厚任川军军长，但罗佩金与戴戡排挤刘存厚，导致刘存厚强烈不满，1917年春夏之际与罗佩金、戴戡进行了混战，滇、黔军越来越失去了当地民心。护法战争发动后，唐继尧以四川为主要作战方向并不能得到四川人的积极呼应，甚至在滇军中也很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刘存厚获得了战场主动，将靖国军赶出了泸州，压迫到了纳溪、永宁一线。
战场上的不利激发了一些滇军将领的不满，他们产生了回滇倒唐的想法。朱德曾致电唐继尧，希望他眼睛不要只看着四川和西南，而应该积极北伐，现在，朱德急忙赶到永宁县军部见军长赵又新，希望他暂时不要回滇倒唐，而应该先收复泸州。12月10日，朱德又致电唐继尧，希望他下决心收复泸州：“本旅二十五团现编制就绪，各级官长均愿奋不顾身，复仇雪耻，请公密饬赵司令毓衡速行转攻叙府，本旅及金旅杨团克期分道进攻泸城。”唐继尧接受了朱德的建议，电令靖国军反攻。反攻前，已经染上鸦片烟的朱德把烟灯、烟枪全部砸烂，于13日率部进攻泸州城外制高点五峰顶，与金汉鼎等部迅速攻占泸州，并乘胜占领隆昌、富顺、自流井、内江、资中等地。12月15日，在重庆的熊克武通电就任川军靖国军总司令。1918年1月，滇、川、黔军合围进攻成都。3月，刘存厚败退陕南。朱德驻防泸州，兼任泸州城防司令。几个月后，朱德部扩编为混成旅，朱德任混成旅旅长，继续驻扎泸州。
2004年在云南凤庆县落党镇立款村发现一块石碑。1922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杨廷材回凤庆县老家为老母祝寿，作为顶头上司的朱德为此写了副对联送他。上联是：片瓦传千古；下联是：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朱德的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请人把对联刻成了一块大石碑。这个证据证明了朱德的中将军衔，但这军衔不会是在警察厅厅长任上授的，最可能是当混成旅长时授的，或至少是1920年回昆明后当宪兵司令时授的。朱德当旅长的军衔是少将，混成旅与一般步兵旅不同，军衔升一级很自然。
1918年9月，唐继尧移驻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称为“联帅”。在五省联军会议上，唐继尧要熊克武把四川的兵工厂和厘税交给联军总部作为联军的军械粮饷，实际上就是要四川交出兵工企业并承担负担联军粮饷的主要责任。唐继尧试图压迫熊克武在会议上当场签字同意，熊克武予以了拒绝。10月1日，五省联军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唐继尧到泸州召集滇军将领，决定准备倒熊。
1920年5月，唐继尧发动全面的倒熊战争。但是，熊克武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获得了四川人民和川军各部的倾力支持，而滇军则倒唐之心日增，早就没有斗志，节节败退。9月，川军和滇军在成都激战九昼夜，滇军溃败。川军乘胜追击，进攻泸州。滇军第二军赵又新部参谋长杨森带领一个团突然叛变，10月8日泸州失陷，赵又新在突围时
被叛变的杨森部击毙。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立即召集第一、第二两军高级将领开会，朱德提出滇军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返滇倒唐。与会将领一致赞同朱德的主张，顾品珍当即下达返滇倒唐动员令，滇军余部一万多人兵分两路撤离四川，集结到云南、四川交界元谋一带，侍机进击昆明。
1921年2月6日，以顾品珍为首的包括朱德在内的回滇滇军将领，以及留守云南省的滇军将领叶荃、杨蓁、邓泰中等，联名通电倒唐。顾品珍率部直逼昆明，朱德用炮轰开城门，唐继尧的嫡系部队远水救不了近火，唐继尧仓皇逃离昆明，朱德带领一个团一直追赶他到边境，唐继尧迫不得已从安南（越南）避居香港。2月8日，顾品珍进入昆明，自任集云南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滇军总司令。朱德提出出国学习的想法，经大家再三挽留，于3月5日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1922年1月，朱德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并兼昆明警察厅厅长，正式结束了自己长达六年的军阀生涯。
篇四：顾则徐遵义会议前朱德铁腕定鼎
顾则徐遵义会议前朱德铁腕定鼎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就红军战略而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已经完成了转折，黎平会议明确中央红军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开得十分匆忙，中共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详细计划，因此，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要在遵义开一个充分的会议已经是中共高层人尽皆知的事了。也就是说，这个会议本来是一个关于以政治策略和重建根据地的会议，但当会议开始之后，在早已预谋的毛泽东策动下，方向完全转变了，开成了一个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的会议，而军事路线问题的实质，则是军事决策权从而也是在当时的中共实权的调整。
红军“突破”后，毛泽东虽然没有权力，但名义上的地位很高，既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又是最高“政府”首脑，因而有能够比较自如活动的空间，从一开始踏上突破之路时，他就开始了被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半个世纪后写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称作的“担架上的‘阴谋’”。毛泽东之所以在担架上进行活动，是为了与王稼祥进行联盟，当时王稼祥因伤躺在担架上随军委纵队行动。王稼祥本来已经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但仅仅支持并不够，毛泽东还需要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成为一个积极的共同主张者。毛泽东做到了这点。有了王稼祥的同盟，毛泽东与王稼祥又争取到了洛甫的支持。这样，他们三人就形成为了一个小集团，在遵义也是住在一起。
试图调整军事路线和权力的问题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分歧，毛泽东仅仅得到王稼祥的同盟和洛甫的支持，并不能够达到目的。王稼祥和洛甫虽然是中共政治核心人物，但相对权力较小，也没有什么实力。毛泽东的成功与否关键是在两个目前的实权人物周恩来和朱德手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的关系实在太微妙，他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活动，也不敢轻易进行。虽然周恩来在军事立场上已经倾向毛泽东，但这种倾向也可以认为是对朱德的倾向，在政治阵营和派系上周恩来仍然属于博古一帮。朱、毛之间在军事上的想法彼此十分清楚，根本不需要进行沟通，但毛泽东同样心底很明白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不满。对这样两个决定性的人物进行活动，弄不巧反而后果会很难堪。这方面毛泽东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反正，即使达不到目的也没有关系，能够在政治局里形成自己的小集团就已经足够满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博古、周恩来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即使知道，至少在反应上是很迟钝的，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说到他们有过相应的准备行动。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毛泽东太当回事，因为，在政治局里，即使已
经有王稼祥、洛甫的合作，毛泽东的势力仍然是比较小的。还在进行“突破”前，在安排人选的时候，博古、周恩来愚蠢地将老练的项英留在了中央苏区做最高领导，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项英一直反对他们的大屠杀，但项英并没有在意，还特地提醒博古，叫他们千万别带毛泽东走，但博古拒绝了项英的建议，可见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后果，或者明知道毛泽东将会捣乱也并没有在乎。
博古、周恩来之所以会犯轻视毛泽东的历史性致命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忽视了朱德这一关键性因素。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的一开始，周恩来就忽视了朱德在党内斗争中的重要性。博古到中央苏区后，同样也是继续犯了这一错误。朱德不参与政治权争和老实人的态度，以及他作为职业军人的服从命令特点，蒙蔽了专门的政治家们，朱德几乎没有任何抗拒就让李德取代了自己更是强化了他们的错误印象。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朱德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实质上已经是中共最重要的核心领袖之一，而作为政治局成员之一也事实上成为了一名政治家，他不只是一名完全的职业军人了，不可能不关注党内最高权力的权争和其它政治问题，他不卷入终究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一当朱德卷入政治权争将会如何？一当朱德站在毛泽东一边将会如何？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前，只有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点，并有过切身的深刻体会，所以，他始终非常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朱德之间的关系。
朱德是个反对党的权力漫无边际地管理、指挥一切的人，也是个反对枪指挥党的人，他与毛泽东的冲突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的。朱、毛冲突的起点，是枪指挥党的问题，是井冈山时毛泽东作为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去指挥地方党。在党指挥枪的前提下，朱德希望寻找比较好的党的领导进行合作，因此，中共中央到中央苏区他很高兴，同时也不去参与和干涉党的权争，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已经涉及到中共中央和自己的军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他不参与和干涉政治已经不可能。对朱德来说，现在是必须要进行决断的时候了。就他的军事经验来说，他不会认为所谓的川黔边根据地计划将是可行的，遵义地区是个鸦片多于粮食的赤贫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有规模的根据地本就缺少基础，而且，强大的国军也会很快追击、围拢过来，如果不解决军事决策权问题，就将是毁灭的前途，而军事决策权问题最终就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
有一个因素强化了朱德的决定性分量。博古、周恩来的权力合法性实质上是来源于莫斯科，但现在这个来源已经中断。1934年8月，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央红军“突破”问题的含糊的答复指示之后，中共上海局突然被国民政府特工机构破获，这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络就中断了。这意味着博古、周恩来已经不能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争的胜负表面上就完全取决于了投票，但实质上则是已经取决于了以朱德为代表的军方实力派的取舍。博古、周恩来显然对政治局内的投票还充满信心，却没有注意到命运现在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实力派手上，而所谓的实力派，现在也就是军方，具体说来，就是朱德之手。
当朱德准备干涉政治，选票问题对于韬略深厚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这是个轻易就可以解决的“难题”，而且，一解决就解决到了彻底。朱德的第一个动作是用铁腕轻易制服了一直在自己面前装老大样子的周恩来，同时也救了这位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新
修的私人官邸，朱德与周恩来的房间同在主楼三楼，因此是邻居，彼此谈话很方便。在访问过周恩来本人和不少中共要人的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里介绍道：“据说，他（本书作者注：指周恩来）的老朋友朱德大概事先跟周打了招呼，表示自己准备推举毛。朱的这一举动在两派竞争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是至关重要的。周很明白大家肯定会对他投不信任票，为了使这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至于太糟，周同意了朱德的做法。”迪克·威尔逊在这里似乎还是没有充分认识到朱德的决定性分量，朱德要“推举”毛泽东并不需要周恩来“同意”。朱德跟周恩来谈了一夜话，据说周恩来在这神秘的一夜里甚至痛哭了起来。朱德向周恩来说明自己的决定，对周恩来来说就等于军队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否定了周恩来过去的作为，而且，朱德实际就是逼迫周恩来必须立即决定自己立场，不然就将彻底抛弃他。虽然周恩来掌握着特工和政治保卫局，也是很强大的实力，但这种实力在“和平”状态下才是非常恐怖的威慑，当军人们真的动手起来，特工和政治保卫局的人就只是乌合之众而已。对周恩来来说，向朱德表明自己转变立场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朱德会保护周恩来，但周恩来从此将意味着失去窥视中共最高领袖地位的任何可能，不仅以后莫斯科不会再进一步信任他，而且在中共党内也不会再有这方面的竞争力，而不转变立场的话，则更将可能失去所有，如果按照周恩来自己轻易杀戮季振同的思维来说，应该不得不想到如果朱德把红军大失败的罪责公开载到周恩来一个人头上，已经失去人心的周恩来甚至可能连脑袋都会保不住。对朱德来说，他事先制服周恩来，也是要救周恩来，他对毛泽东太了解和不满了，虽然对周恩来也不满，但周恩来是眼前的中共政治领袖唯一可以对毛泽东形成牵制力的实力人物，就象朱德曾跟龚楚私下表达过的想法，他的“民主”本性决定了他不愿意在中共出现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
在制服了周恩来后，或者说不管周恩来是真服假服，朱德采取了第二个强硬的动作，就是让政治局会议成为扩大会议，让军队主要将领们一起参加会议。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毛泽东“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这些人形成了多数，他们违背党章的规定和党内生活的一切准则，不仅参加讨论而且还参加表决”。李德的这一回忆是错的，但说明了政治局以外人员参加会议对会议结果的重要性，不仅是“讨论”，而且还涉及到了“表决”，也就是票数问题。遵义会议参加者一共是二十个人，其中政治局委员六人：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扩大了的人员有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扩大了的正式代表总共十七人。此外有作为军事顾问列席的代表一名李德，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临时代替邓颖超中央秘书长职务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记录人员。十七个代表当中，并没有李德所说的较低职务人员，增加的非政治局人员全部是红军最主要的军队首脑。同样，所增加参加会议的七名军队首脑，也不可能是由毛泽东“邀请”来的，当时毛泽东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力，如果毛泽东胆敢这样做，会议不等召开，毛泽东就将因违反纪律而一败涂地了。促使做到这点的，只能是朱德。当朱德个别向周恩来摊牌时，周恩来已经无法拒绝朱德邀请军队首脑参加会议的要求，即使周恩来予以拒绝，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也同样有权力以讨论军事问题的名义下达指令，当朱德下达指令，七个军队首脑站到了会场门口，政治局拒绝他们进入参加会议，后果就
将不堪设想，因此，周恩来除了在这个问题上予以同意外，别无它法。而当周恩来、朱德一致要求会议扩大进行，博古也就根本无法予以拒绝了。
由于李德把政治局会议向军队首脑扩大弄成了是毛泽东的“邀请”，因此，他就由此理解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表现，他说：毛泽东之所以敢在遵义会议上攻击中央，是因为“突破封锁线以后，整个政治生活和党的工作实际上只是在军队中进行；而这支军队，正如我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几乎完全是由农民组成并受职业军人的指挥。毛在部队指挥员中和部分政治工作者中，由于多年共同战斗，有许多追随者。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这是他有机会煽动起来的。”实际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并没有对军队首脑进行什么冒险性活动，更没有找过朱德。但李德这理解说明了军人参加会议对会议后果的决定性影响，也说明了当时所谓党的工作实际已经就是军队的工作。李德说：“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有一些比较年青的干部，如王明、博古、洛甫和周恩来，他们中只有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可见，李德事后认识到了博古他们缺乏实力基础的严重性。其实当决定会议要扩大召开时，博古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事态不妙。本来，按照他们的估算，毛泽东在政治局里面无法占到多数，军队首脑一参加会议，情况就大变了，但他们仍然对政委们比较相信，于是马上就展开了活动，博古最亲信的凯丰专门找聂荣臻谈话，试图寻求支持，结果被聂荣臻回绝。这样，不等会议开，博古他们就已经气短了，而毛泽东则有了意外惊喜，信心倍增起来。一般研究者跟李德一样，都认为周恩来“在军队中有支持者”，其实是不加分析的习惯性思维，实际上这时候周恩来已经失去了他在军队中主要的亲信，刘伯承、聂荣臻已经完全成为了朱德的亲信。
篇五：顾则徐第四次反围剿朱德成就的副作用
第四次反围剿朱德成就的副作用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1933年1月5日，率军突然北进的朱德在黄狮渡歼灭国军周士达旅并生擒周士达。没有想到朱德会敢于北进的陈诚立即向红军合围，1月7日朱德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在浒湾主动攻击，击溃陈诚三个师。朱德这次反围剿的开头，与前三次反围剿风格迥然不同，没有采取收缩寻找战机的办法。实际上，第三次反围剿已经证明，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策略已经难以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时由于国军兵力大增，朱德采取拖垮敌人的办法，但数次陷入了困境。这次国军的围剿兵力更加强大，而且进一步采取了稳步推进的方法，进行围剿的经验更加丰富、老到了，如果继续诱敌深入，红军很可能最后被逼到一个狭窄地带，上次朱德带领三万红军从缝隙中穿插出来，实在是非常惊险，再试图来这么一次，由于红军已经有五万，难度将非常高。另一个因素跟季节有密切关系，第三次反围剿正是夏天，容易拖垮敌军，而且植被茂盛，红军也比较容易隐蔽运动，现在则是冬天，情况已经全然不同。朱德采取的办法，是趁北面陈诚的战线还没有巩固，寻找其薄弱点进行进攻，“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黄狮渡、浒湾两个战役，不仅证明红军可以冲垮陈诚的战线，而且也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
本来，朱德准备在完成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后，继续北进，向赣东北追击进攻，与那里兵力有四千多人的方志敏、周建屏、邵式平红十军呼应，或者会合,通过威慑蒋介石最大的软肋江、浙地区，迫使国军回访江、浙。实际上，这一战略正是朱德已经使用过多次的发挥红军轻装特长，跳到合围外线进行大范围运动，然后再寻找攻击机会进行作战的方式。但这时候，朱德良好的战略计划被破坏了。朱德的计划特点是不在乎根据地被国军侵入，以打破敌战线和消灭敌部为目标，但中共中央则要求巩固稳定的根据地，把目前的军事目标定在国军重点防守的南丰，这样就要求红军必须进行城市攻坚战。李德回忆说：“江西东北的战役，又根据上海党领导的建议和我的意见，于1933年1月停止了。”
1月16日，博古中央明确要求周恩来、朱德进攻南丰地区。朱德的战略行动就此彻底终止。这时候，周恩来尽了自己最大的力，反复向博古中央说明不同意见，希望向抚河东岸展开运动战。在周恩来不敢下决心先宰后奏的情况下，朱德只能在战况日益紧迫中干等，苏区与上海互相扯皮竟然扯了二十多天，国军战线布置已经完全不同，向赣东北方向出击运动
的战机彻底失去。2月12日，朱德只能按照中央的决定攻击南丰。但朱德显然是在应付，调整了战略，只向战场投入少部兵力以减少损失。陈诚见朱德主力在南丰地区，便会合主力进行合围，以聚歼朱德。朱德自然不会与陈诚决战，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实力与精锐的陈诚决战，他趁陈诚还没有完成合围时，派新组建的周建屏、萧劲光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赣东北黎川地区急进，红军主力则转移到宁都北部地区隐蔽待机。既然已经进攻过了南丰，掌握情报的周恩来也深知红军已经处于绝境，支持了朱德的这一决策。这实际上已经是唯一的求生之道了。
隐蔽寻机进行决战，是朱德惯用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策略。从坪石之战用一个团歼灭许克祥六个团，到前三次反围剿，这种方法朱德已经使用了很多次。当朱德、周恩来率红军主力于2月24日秘密转移，在东韶、洛口地区隐蔽下来后，刘伯承向朱德报告国军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处于孤立推进中，朱德当即决定以歼灭这两个师作为决战，刘伯承请朱德下令，朱德还是老规矩叫来周恩来，通报自己的决定，周恩来无异议。
2月26，红军分林彪红一军团、彭德怀红三军团左、右两翼在黄陂预设战场埋伏，等待李明第五十二师。董振堂第五军团（原总指挥季振同被周恩来作为反革命关押）及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在黄陂作另一路埋伏，等待陈时骥第五十九师。2月27下午，毫无防备的李明第五十二师进入林彪、彭德怀的伏击圈，朱德命令全线攻击。第二天，该师全部被歼，师长李明重伤被俘后死亡。李明第五十二师被歼时，陈时骥第五十九师也进入了董振堂的伏击圈，朱德命令攻击，林彪、彭德怀完成战斗后转来协助，战斗两天也全歼了该师，陈时骥被俘后投降，到红军大学讲授地形学。
这次歼灭两个整师的战役，史称“黄陂战役”。黄陂战役歼灭一万多人，是红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战绩，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所歼灭的国军两个整师是蒋介石精锐的嫡系部队，这不仅是红军的第一次，也是蒋介石北伐以来从未遭到过的重大损失。就军史来说，朱德为中共创造了大规模阵地伏击战的经典，这一模式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特点是在运动战中突然进行阵地伏击战，对运动中的敌军进行野战围歼。
“黄陂战役”打乱了陈诚的阵脚。一方面，陈诚仍然不顾两个师被歼，继续进攻寻找朱德决战；另一方面，他实际又不得不顾两个师被歼的事实，心虚了起来。陈诚的心虚体现在他策略的调整上。本来，他是将所部十二个精锐师分为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按战线方式推进，发现朱德主力就进行合围决战，现在罗卓英部两个师被歼后，他不敢再这样，决定依靠部队的精锐进行中间突破，将部队合并为两个纵队，用六个师向广昌前后梯次前进，以避免再遭朱德个别歼灭。朱德马上看出了漏洞，他说：陈诚“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也就是说，陈诚前后排列的阵型看上去虽然兵力集中，但如果不想拥挤在一起的话，就形成了头尾拉开过长的特点，成为了难以掉头的长蛇阵。朱德破袭长蛇阵曾经创造过一个经典战例，那就是坪石之战，
许克祥将六个团按两个团一组一路紧凑延伸，结果朱德采用了打蛇头的办法，然后一路破袭，使许克祥一路溃败下去。这次朱德根据陈诚蛇身太长的弱点，改变了方法。
3月，朱德用一部分兵力与陈诚前锋吴奇伟接触，然后边战边退，吴奇伟紧紧追赶，这样，蛇身就拉得更长并发生了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选择了攻击蛇尾的策略。3月21日，朱德用一部分兵力将陈诚落在最后的肖乾第十一师割断，然后用主力对已经成为孤军的肖乾第十一师进行围攻，从拂晓到下午三点，基本歼灭了肖乾第十一师，并将肖乾击伤。这一次，朱德是利用了敌军阵形的弱点，采用了分割围歼的方法。这又是为中共武装打了一个经典战役，这一打蛇尾特别是分割围歼的方法，在国共内战时期也在中共武装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由于这次战役地点发生在东陂，所以史称“东陂战役”。
东陂战役之后，陈诚再也无法坚持，只能撤军。这样，第四次反围剿就结束了。
在中共官方党史中，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常出现两个伪造：一是先伪造第一、
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为主指挥的，然后，再含混地伪造第四次反围剿是运用了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暗指第四次反围剿实际采用的是毛泽东的策略，以夸大毛泽东的军事成就。这基本属于不顾事实的编造。关于第一个伪造，本书前面已经详细叙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基本是以朱德为主决策和指挥的，在决策层面上，毛泽东也是共同决策人，军事指挥方面毛泽东则处于绝对的次要地位。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作为主要的战略决策人是要到遵义会议之后，作为主要的战略指挥人则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情，而具体的战役指挥毛泽东则是很偶然有过。这并不是贬低毛泽东，事实上，本书已经大概构勒了毛泽东军事成熟的过程，并强调了他的天才，毛泽东军事方面的最后成熟阶段，正是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但这并不等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就是他主要指挥的。关于第二个伪造，第四次反围剿当然有着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这在红军和国军双方都一样，所以，彼此都在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和战术，但是，如果不仔细分析、对比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差别，就会在军事艺术角度将它们混淆起来。实际上，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属于一种新的模式，在战略上不再是诱敌深入，而是直接面对敌方战线的运动战，当朱德不能达到跳到外线的战略后，就利用博古中央强行命令攻坚的计划，虚晃一枪，转而隐蔽主力进行大规模阵地伏击战，之后又通过分割敌人进行了大规模阵地围攻战，黄陂、东陂两次战役的模式在第一、
二、三次反围剿中并没有发生过。
就作战原则来说，第四次反围剿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连贯的，它就是朱德一贯强调的基本军事原则。5月28日，朱德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进行总结，他指出“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而迅速、秘密、坚决正是朱德战术艺术的核心，是他一贯的要求。他批评红军各部指挥官“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仍缺乏”，服从命令和机断专行是朱德一直对部下将领强调的指挥原则，他批评道：“此役的教训是：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是最近的进步，但各级指挥员未本上级之企图，发扬极
大的机断专行达到全部任务，是一缺陷。”也就是，下属将领执行命令更坚决了，但却对整个战役的精神缺乏理解，执行命令过于古板、僵硬，缺乏能动性和灵活性。
必须要注意的是，朱德的成就存在着巨大的副作用，他的战绩越辉煌，则越酝酿着了一种严重危机。朱德的胜利由于是在南丰虚晃一枪、调整策略获得的，而虚晃一枪的目的是蒙混博古中央，以表示遵守了他们的命令，但从博古中央来说，并不知道朱德是在蒙混他们，反是会认为命令朱德、周恩来放弃出击赣东北，进攻南丰是正确的，是阻止了朱德、周恩来犯“错误”，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要求朱德、周恩来坚决执行了李德的战略主张。事实上，李德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正是进攻南丰获得的胜利。他回忆自己后来到了苏区，在第一次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我表示欢迎，对1932——1933年冬季北线上的成功讲了几句赞许的话。他似乎知道，这次反攻是我建议的”，可见他认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他的功劳。不仅博古中央和李德本身是这样认为，而且其他人也必须这样认为，也就是即使那些知道内情或看出朱德是虚晃一枪的人，也不能把问题说穿，只能维护中央的正确性，包括朱德、周恩来自己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大大提高了博古中央的威信，特别是提高了苏联军事顾问的权威性，而朱德则什么都没有得到，甚至在博古中央看来，如果不是坚决听取李德的意见，朱德反而是犯重大战略错误的人，不对他进行批评已经算是很容忍了。也就是说，朱德的成就恰恰是抬高了他人，贬低了自己。
因此，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不是巩固了周恩来与朱德同盟的地位，而是确立了博古中央和李德的绝对英明和权威，形成了一种非常深刻的困境。
初中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