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犹太人离开上海

篇一：二战时上海的犹太人该感谢谁

二战时上海的犹太人该感谢谁

文/李清末

一个月前，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犹太难民与上海”图片展，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旧事再度出现在舆论视野中，国内相关报道多以“大屠杀亲历者泪谢中国”作为标题，在强调中国人善良、乐于助人的同时，有的还捎带了日本人的凶残、蛮横。

1933年—1941年，有3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国只接收了20万犹太人。犹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未来5年内只接受7.5万犹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后，上海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上海犹太难民留下的大量回忆文献中，不少人表现出对上海的眷恋，但很少看到他们对上海或上海人表达感恩之情的文字。这与中国的相关报道差异很大。

【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无意中成为了犹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前途悲观的犹太人纷纷逃离德国，严格来说他们是侨民而非难民。“水晶之夜”后，纳粹德国突然加速清除犹太人，那些在“事情不会那么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来观望的犹太人，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难民，并且全世界几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罗斯福牵头在法国埃维昂莱班组织讨论接收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但32个与会国中，除多米尼加外，其余国家皆不愿接收犹太人，牵头者美国也不例外。当时西方盛行反犹主义，即使是对犹太人最友好的美国，也有上百个反犹太团体。

反犹压力使得犹太人即使逃到美国也无法入境，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号邮轮悲剧。1939年5月，九百名犹太难民被纳粹德国用“圣路易斯”号邮轮送至古巴，结果被古巴拒绝，停靠迈阿密登陆又被美国拒绝，只好返回欧洲。他们当中有六百人后来死于集中营。1980年代中国曾引进的美国电影《苦海余生》即以该事件为原型。

电影《苦海余生》海报

虽然多米尼加表态接纳10万犹太人，但它无力筹措巨额安置费，而犹太人也不愿去生活环境贫穷且与欧洲相去甚远的国家。此时，万里之外的中国上海因为多重因素叠加，成为唯一选择。

首先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的独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渐形成英美等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独立于中国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国领事管辖的公共租界，属于由外国侨民自治的独特地方实体。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国初，外国人旅居上海无需任何手续，1932年，民国政府开始对吴淞口和上海登陆的外国人增设查验护照签证程序，由于传统习惯，上海实际上对任何人都实行落地签，是世界最著名的开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国民政府无法行使行政管辖，而日本还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进入上海的签证管辖权被虚置，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沪会战时，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这部分后被称为“日租界”)。

所以，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为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无需签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无需保证经济独立。

上海不仅有犹太人入境的便利，还有先期定居犹太人的财力。当时上海有两个犹太人集团，一个是英国的巴格达商人，他们中有沙逊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个是俄国犹太人，他们虽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颇有财力。

在外滩16铺码头登陆的犹太人并不很像难民，至少从欧洲到上海的逃难并不狼狈，甚至算得上奢侈。他们购买头等舱的船票，在船上开Party，吃高档西餐。在许多犹太人的回忆中，彩带、日本乐队、专用乘务员、蛋糕是他们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战争期间的背井离乡毕竟不同于旅行，上岸后，他们很快就典当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济。巴格达犹太富商第一个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们组建了第一个援助犹太人的COMA委员会，不但提供公寓，还向每位难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进入上海的犹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这时美国犹太人社团组织JDC联合慈善力量，成为救助难民的主要机构。

JDC颁布的援助上海犹太难民文件

无论如何，犹太难民过得远比上海当地人要好，亚洲式的贫困令他们印象深刻：“那些拉着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的中国车夫简直不是人，冬天他们没有暖气，很多中国人在街头被冻死，第二天垃圾车来的时候，尸体直接被抛到了车上。”

日本占领下中国人的不幸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日本人对待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很大，每当中国人过桥时，总会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们，或用烟头烧，但是中国人更厉害，他们回头对伤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打败日本人的标志。”

【兄弟、恩人与谋略】

日本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对犹太人最有好感的国家，他们对犹太人的好感源远流长，它是妄想、阴谋论和感恩的奇特混合。

早在明治时期，苏格兰传教士麦克劳德为了方便日本传教，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假说：日本人是犹太“失散的10个部落”的后裔，这成为后来“日犹同祖论”的起源。

麦克劳德的学说曾在日本颇受欢迎，当时日本处于“一种被视为远东孤岛和异教国家的不光彩地位”，“日犹同祖论”可让日本人从西欧世界中“并无过错却遭排斥”的犹太人那里找到共情基础。 日本神学家也加入到这个“伟大理论”的构建：中田重治在《圣经中的日本》里论证日本人与犹太人同是“神的子民”；佐伯好郎则提出，日本古代望族秦氏到日本后，定居京都郊外的“太秦”，而“太秦”日语读法为“uzu massa”，那么“太(uzu)”即是希伯来语中的“i-shu(耶稣)”，“秦(masa)”则指“弥赛亚”。

和犹太人拉上关系，至少为日本近代受西方歧视与欺辱提供了一个自我神话的完美回答：犹太人因为在宗教起源上有先于基督教的“宗教史上的长子权”而受欺负，日本在宗教上也是一个藐视欧美各国的“神州帝国”，所以我们同自己的“兄弟”一样，不断受到欧美各国的欺辱。

历史证明，日本人没有白认这个“犹太人兄弟”。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任日本帝国银行副总裁的高桥是清赴伦敦筹款，他的游说毫无成效，直到偶遇美国犹太富商雅各布?亨利?希夫。后者对沙皇俄国的排犹主义恨之入骨，当即答应借给日本500万英镑，在雅各布的帮助下，日本最终筹到共4.5亿美元。雅各布由此获得了由明治天皇颁发的旭日章。

日俄战争中被日军俘获的俄军有不少犹太人，他们得到了日本人的特殊优待，这些在俄国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由此对日本深怀感激，其中一些人最后定居日本。

1903年，沙俄曾出版过一本反犹著作《犹太贤士议定书》，它是犹太人操控世界阴谋的集大成。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它又成为犹太阴谋的新证据(布尔什维克早期领袖有很多犹太人)，白军大量印刷了这本反犹著作。当时日本参与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受此书影响，日军从上到下都深信犹太“兄弟”兼恩人暗中操控着世界。

沙俄1905年版《犹太贤士议定书》

德国开始反犹后，当年将《犹太贤士议定书》译为日文的“犹太专家”很快有了利用德国犹太人的资本和技术开发满洲的设想，这个1934年提出的想法即“河豚计划”——犹太人犹如河豚，如果有好的厨师，河豚便是美味，否则就可能是毒药。

并非只有日本有利用德国犹太人的想法，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也曾有过吸引10万德国犹太人定居西南的提案，它比日本吸引5万德国犹太人的想法更宏大，只是当时中国根本没有机会付诸行动。

“河豚计划”提出后，日本迅速终止了侵夺满洲俄裔犹太人财富——九一八事变后俄裔犹太人受此影响纷纷南下，导致他们成为上海犹太人的主体。

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开始越来越“亲犹”，他们派代表团公关美国的犹太教拉比(类似神父)——介绍犹太教与神道教的类似之处。日本人还希望吸引美国新闻业和好莱坞的好感，他们认为犹太人即使没有完全控制，起码也强烈地影响着这两个行业。

《犹太贤士议定书》的日文译者和河豚计划的主要制定者安江仙弘

日本的努力得到中国俄裔犹太人社团的积极响应，他们先后召开三次远东犹太人大会，肯定日本治下的种族平等，积极表示参与满洲国的建设，俄裔犹太社团还主动向世界各地犹太人组织传递日本的亲善。

亲日哈尔滨犹太领袖亚伯拉罕﹒考夫曼

1938年12月8日，日本“五大臣会议”制定了最高对犹政策，它希望在不得罪德国的前提下，积极利用犹太人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建设满洲，同时希望利用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改变美国对日本不友好的态度。

篇二：上海犹太人研究

一、 研究上海犹太人资料综述

对于上海犹太人的研究在图书、期刊、报纸等多种媒体

均有较为丰富的记载。在资料的收集中，共整理到相关书籍631篇，期刊885篇，报纸75篇，学位论文88篇，会议论文8篇，纪录片1部。

二、上海犹太人研究涉及问题以及研究方式

研究问题主要涉及到：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包括行踪、

宗教、社团活动、政治、经济、建筑等各个方面），活跃在上海各个领域的具有影响力的犹太精英，对于犹太人在上海避难所---提篮桥的考察，对现代犹太区的现状调查，现代犹太人的回访、域外犹太记者对在沪犹太墓碑的收集，对犹太文化的文化符号的解读、海外华侨和在华犹太人的一个对比。

可找寻到的资料大多集中在1）对犹太在沪历史的纪录，

纪录途径包括犹太人的回忆录、当时的报纸刊载、当事人的书信来往，遗留下的建筑、收集相关历史图片、对中国人抗战的影响。2）突出纪录了爱因斯坦的访华，主要围绕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以及当时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响，爱因斯坦访华对中国影响。3）犹太人在沪遗址的现状，包括走访、政府出台的保护政策、对建筑的修缮、并开发新经济。4）将上海犹太人与上海

的城市发展相联系，包括犹太人为上海创造的犹太教堂、学校、犹太人的独特生活方式，在生育、饮食上的独特观念。并提到现在上海成了中国与犹太人之间联系的一个特殊纽带。

三、新闻媒体的关注程度

现代的新闻对于上海犹太人的报道的刊载比较少，涉及到的内容也比较零散，综合来看，新闻媒体们较为关注对于上海犹太人的一些纪念活动、如相关音乐剧的演出和电影的拍摄；也关注了上海对犹太人的影响。还报道了在上海犹太纪念馆举行的第一场中犹婚礼。

综上所述，

篇三：回忆黄浦江畔的犹太隔离区

旁白：

二战之前的上海，黄浦江畔灯红酒绿。这个燥动不安的港口都市，是流氓、歹徒及投机走私者的天堂，数百万华人在这块地方忍饥挨饿，而统治他们的却是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上海是鸦片、黄金和丝绸买卖的神秘集散地。在这座亚洲独一无二的的城市里有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它们甚至比欧洲某些大城市的建筑更欧化。可就在马路对面却是肮脏的弄堂、摇摇欲坠的板房，里面栖身着筋疲力尽的苦力，他们的劳动寿命只有五年。

六万个洋人住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豪华地段，实行自治，享有治外法权。几百名英国和美国士兵奉命保护这些白种人，以免遭华人骚扰。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虹口华人区，企图由此征服整个中国。为准备登陆，他们实施空袭。不仅炸毁船坞、工厂和粮仓，还炸毁了许多华人的简陋民房，数千华人惨遭杀害。日本轰炸机一见到白人居住的豪华街道便扭头飞走。在偷袭珍珠港的五年之前，日本人还不想同美英伤和气。

到了1938年，贫富悬殊的上海成了中欧犹太难民尚可选择的最后的一个避难场所。

四十年后，来自洛杉矶的一个旅游团抵达上海。他们都是当年逃难到上海来的，在这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共产党在中国掌权，他们便迁居到美国。而今他们成了美国公民，都已年逾五十，其中最大的有七十八岁了。他们是来重温旧梦的，都想再看看那个称做“外滩”的豪华的河滨大街，看看昔日的十里洋场，当然也想再看看当年的苦力和工人区虹口。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这里的瓦砾堆上、在炸毁的厂房和学校里、在难民收容所内，最终在狭窄的出租私房里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地的。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的两万难民在虹口劫后余生。

旅游团遇到当地居民，居民们都很友好，很开放。许多居民只是听说当年有一批欧洲白人到这里逃难过。

大逃亡是从1938年11月的那个“水晶之夜”后开始的。数千万犹太人试图挣脱希特勒冲锋队和盖世太保的魔掌。很多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大部分国家已将它们的国门关了起来，如美国当时就大大限制了入境人数。只有位于黄浦江畔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至少在两年之内还敞开着大门。从欧洲可以坐船，也可以坐火

车穿越西伯利亚来到这里。

从德国向上海逃生。对库尔特〃波拉克来说，苦难漂泊的起点是柏林，终点是洛杉矶。而今他是个保险商人，和家人一起在洛杉矶生活。

库尔特〃波拉克：

人民不再贫困，不再像我们当年见到过的那么穷了。比如沿街乞讨、裹纸或裹席而睡、因病缺胳膊少腿等现象今天已经见不到了，可当年在犹太难民居住区却司空见惯。我以为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商店货架也显得很满，虽然商品质量同德国同别的国家比还有些差异。但总体上讲质量还是可以的，而且老百姓都买得起。这类事情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当年我们刚到这里，口袋里没有钱，臵不起新东西。日常用品大多是自己带来的。西装穿旧了反过来缝制，来回两三次。鞋子也不断改，如将两双旧鞋改制成一双。正在发育成长的姑娘都穿过妈妈的改短的旧衣服。当年大家就是这样苦过来的。我相信，今天这儿的居民不必再过我们当时的那种拮据日子了。他们上班，能挣回足够的钱，可以穿得体面整洁。

旁白：

结束旅行后，科尔特〃波拉克谈及自己的印象。听众还是那批自称“做过上海人”的旅游团成员。

柯尔特〃波拉克：

他们现在在前面挂了块牌子，大概是小孩玩的地方。

鞋匠也还在。

身后众人：

鞋匠。

坐着的一位金发妇女：

那时我阿姨刚到上海，不会说英语，那个男孩不会讲德语。男孩洗碗，我阿姨擦干。阿姨对他说：“You wash, I wish.”男孩便以为我阿姨会说英语。

旁白：

他们都出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从小背井离乡。

身后第二位男士：

我们离开虹口，走到外白渡桥，那儿有警察站岗。

身后第二位女士：

不错。

身后第二位男士：

我们从外白渡桥走下来。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旁白：

离开上海后他们都去了美国。马科斯〃克鲁伯斯泰因先生现在经营一家汽车修理铺，格蕾菲〃瓦克斯纳女士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旅行社，戈尔德〃莱曼先生是一位洛杉矶的律师。

手持相册的第二位男士：

这是在驶往上海的轮船上。一路上很有意思。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旁白：

他们在美国已经生活三十多年了。跟他们定居德国的父母一样，都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在生活习惯方面深受德国的影响。只要他们的思绪回到共同的过去，脱口而出的便是德语。

科尔特〃波拉克1939年初在热那亚和父母一起登上驶向上海的客轮，这家商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家产全部留在柏林。临行前他们再次受到盘剥：意大利轮船公司要求他们必须支付返程船票。对水晶之夜后被盖世太保拘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父亲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科尔特〃波拉克：

那时要是能向盖世太保出示一个多少能证明某某人会离开德国的出境签证，还有可能把这个人从集中营保出来。于是一场东奔西颠便开始了。不光指我妈和我，而是指想把丈夫从集中营捞出来的成千上万个带着孩子或不带孩子的犹太妇女。我们从一家领事馆跑到另一家领事馆，从教区的一个犹太救济组织跑到别的所有可能提供帮助的机构。一跑就是好几个月，这段时间我忘不了。你想想一个小孩被妈妈牵着手四处奔跑，从一辆电车到另一辆电车，从一辆地铁到另一辆地铁。排队一排就是几个小时，最后从别人那儿得到消息说上海的大门还开着。可是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上海。“上海”这个词听上去多少有点神秘。1937年中日开战，部分城区后来被日军占领。我们听说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入境签证就可以进上海，马上就赶到救助组织。上海成了犹太人出境的中心目标，大家都设法去上海。手中有点钱的立刻抢着订上海船票。我们后来搞到了出境签证，一个为期六周的意大利过境签证。凭这个签证，我父亲得以从盖世太保那儿获释，并拿

到了出境许可。

采访者：

你父亲之前想没想到过会遭到囚禁？

科尔特〃波拉克

这事儿我后来同他谈起过。我父亲参加过一战，1934年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和希特勒名誉十字勋章。再说他属于在德国出生的第三代。1799年，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从但泽移居到德国。我父亲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会落到一个信犹太教的德国公民身上。其实在1938年之前，比如1934、1935年有许多离开德国的机会，他都没去抓。他以为自己为祖国打过仗，不至于会遭受这样的迫害。正因为如此，他一直等到最后的一刻。今天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德国犹太人都犯了大错。

旁白：

希特勒的军队1938年入侵奥地利时，在维也纳生活的马科斯〃克鲁伯斯泰因才17岁。他只身出逃。他父亲是1914年参战的老兵，也误以为纳粹会放过自己。后来父母双双死在集中营。妻子乌尔苏拉是他到上海后结识的。她的父母在柏林开一家男装铺。乌尔苏拉12岁离开故乡柏林。

马科斯〃克鲁伯斯泰因：

我十七岁时希特勒进军奥地利。犹太人在奥地利活不下去，我们都被捕了。我被分配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临上车时我逃脱了。我穿越边境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希特勒又进军匈牙利，于是我就躲到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希特勒又侵犯捷克，我只好再跑。就这样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一直

篇四：在沪犹太人 苦难与遗迹保护都重要

在沪犹太人: 苦难与遗迹保护都重要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观察的专栏作者阳歌作为一名在上海的犹太人，发来了他的观察和感想。

越来越多的人听闻过二战期间欧洲的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的故事，这要多亏媒体的高频报道以及其他宣传。但是很少人知道，这段超过两万犹太人在上海成功逃脱纳粹迫害的故事，差一点遭遇了悲惨的结局。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内浮雕）

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了上海，随后逼迫大部分刚刚在上海暂时安顿下来的犹太难民搬至虹口区，即当时的日占区。中国是当时唯一一个愿意接受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国家，正因如此，很多犹太人逃到了中国，并且最终躲在了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

这个犹太难民群体最后发展到了近24000人的规模，他们在二战的最后三年居住在日本人建立的犹太难民区，该地区的中心是如今长阳路上原犹太摩西会堂，该地现在是展示这段历史的博物馆。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在那段时间，德军盖世太保在日本的首席代表Josef Meisinger提议在上海复制纳粹在欧洲的做法，即杀光上海市内所有犹太人的系统行动。他提供了若干关于如何执行这一计划的建议，包括把所有犹太人集中到崇明岛上，让他们劳累而死，或者把他们都赶上船，让他们漂流在海上直至全部饿死。

万幸的是，这一计划未被付诸实施，从而使数万人得以幸免。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杨萍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志愿者，她带领我参观了该纪念馆。她告诉我关于此事背后的原因有几种说法，她给我讲了其中几个版本，然而哪种说法是真的尚不清楚。她说的其中一个故事是日本军方咨询了当地的一位牧师，牧师建议他们不要执行这个计划。那个故事说，那位牧师称犹太人是亚洲的祖先，因此杀了他们几乎等同于杀日本人自己。

在那段时间，德军盖世太保在日本的首席代表Josef Meisinger提议在上海复制纳粹在欧洲的做法，即杀光上海市内所有犹太人的系统行动。他提供了若干关于如何执行这一计划的建议，包括把所有犹太人集中到崇明岛上，让他们劳累而死，或者把他们都赶上船，让他们漂流在海上直至全部饿死。

万幸的是，这一计划未被付诸实施，从而使数万人得以幸免。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杨萍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志愿者，她带领我参观了该纪念馆。她告诉我关于此事背后的原因有几种说法，她给我讲了其中几个版本，然而哪种说法是真的尚不清楚。她说的其中一个故事是日本军方咨询了当地的一位牧师，牧师建议他们不要执行这个计划。那个故事说，那位牧师称犹太人是亚洲的祖先，因此杀了他们几乎等同于杀日本人自己。

现在，有一些试图加强当今的上海与过去这段不寻常的历史的计划，其中我最中意的一个是还原一些上海里弄在战时犹太人居住时的风貌。该计划聚焦重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对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气酒店。

这家酒店名叫白马旅馆，是二战期间犹太人生活的一个中心，但是该建筑在2009年因为道路拓宽工程被夷为平地。如今，上海正在该地重建一家新的咖啡店，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张。小杨同学介绍说，由于没有原酒店的细节照片或者其他记录资料，所以该还原计划的难度较高。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员工上个月远赴悉尼举行了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的展览，一位当地的参观者表示他的一个亲戚是白马旅馆的老板。他提供了一些该建筑的照片以及其他详细的材料，现在上海正利用这些材料试图忠实地还原酒店的原貌及氛围。

还原白马旅馆的工程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纪念馆出门一拐弯就可以看到一排历史悠久却相对保存完好的房子，在避难时期犹太人就居住于此。以前有位名叫M·布鲁门撒尔的犹太难民就住在其中的一栋房子里，他于1939年携家人一起从德国逃难到此，后来在1970年代成为了卡特担任总统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

上海有许多像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独特且不寻常的里弄街道，包括虹口区四川北路的另一块地区，那是中国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批作家的聚居地，其中最有名的作家是鲁迅。但遗憾的是这片地区还未列入保护，也少人宣传那些同样吸引人的故事。

中国一向为其悠久的历史而感到自豪，所以很多大城市都设有大型博物馆来展示历史。因此，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我一直为上海没有这样的城市博物馆而感到不解，因为上海的这段历史确实很独特，而且它明明拥有许多历史遗物和遗迹，要装满一栋大楼简直轻而易举。

在过去几年，我曾多次参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发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第一次参观是在八年前，那时它刚开设不久，馆内还空荡荡的，而且为数不多的参观者中大多是外国人。而到了现在，博物馆平均每日游客数达到了150至200人，在高峰时期甚至高达400人。同样令人欢欣鼓舞的是，中国本地群众对此的兴趣提升了，小杨同学说现在中国游客约占游客总数的一半。

在过去二十年里，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几乎完全专注于未来，为中国可以在将来崛起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国而打基础。这样生气勃勃的文化也应该稳稳地扎根于保存完好且公众可以获悉的历史中，这不仅对上海而且对中国的其他城市来说，都是艰巨的任务。

上海在保护许多历史建筑上做得非常好，但是在保护赋予这座城市内在精神的历史故事上还可以做得更好。在我们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牢记：英雄事迹、苦难遭遇和庆祝活动，与实体的建筑及历史遗物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为了进一步保护上海悠久且丰富的历史，我们应该努力延续这些故事的生命力。

篇五：上海犹太难民后代拍电影 纪念“中国辛德勒”

上海犹太难民后代拍电影 纪念“中国辛德勒”

反映二战期间驻维也纳中国总领事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的影片《逃亡上海》，目前正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北郊拍摄。

影片制片人、法国时尚电视台创办人兼总裁米歇尔·亚当18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影片根据上世纪30年代末一段真实历史改编拍摄。当年，他的母亲就持何凤山发放的签证从维也纳逃亡到上海。在二战结束70年之际，他决定拍摄这部电影，既是纪念亡母，也是表达犹太人对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感恩之情。

据介绍，纳粹德国1938年吞并奥地利后开始对那里的犹太人进行迫害，犹太人逃脱纳粹魔掌的唯一机会是获得一份移民他国的签证，但绝大多数外国领事馆当时都拒绝向犹太人发放签证。在1938年至1940年间，中国外交官何凤山顶住各方压力，给数千名犹太人提供前往中国的签证，为他们打开了“生命之门”。何凤山由此被后人称为“中国辛德勒”。 亚当此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影片的主要演员来自多个国家，拍摄工作将在5月份结束。这部电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放映具有特殊意义。如果影片《逃亡上海》取得成功，他将把摄制组带到上海，在当年的犹太人聚居区拍摄续集，反映犹太人来到上海后的生活。

（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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