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玩中国的小姑娘

篇一：看看日本人自己说的怎么糟蹋中国妇女的

日军侵华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像无辜地戮杀中国百姓这样的事，当时的日本军方和政府有相当严格的纪律，也就是说，不经军方和官方审查，绝对不能将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指杀人放火的事随便讲给家人和亲友听，更不能写文章。在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后，日方对所有回国的将士都有最为严格的审查措施，在战场上的“日记”、“笔记”等见诸文字的东西一律禁止带回，一旦发现是要受严惩的。因此现在想从日方获取这方面的第一手史料非常不易。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还是获得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日本老兵们当时留下的“日记”等。战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包括现在，一些对战争有反省意识的日本老兵们，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加之越来越悔恨战争，陆续有人开始写回忆文章，这使得当年日军在中国包括南京大屠杀时的罪行有了更加真切的反映。另有一些爱好和平的反战人士，如松冈环女士等更是自己行动起来，亲自找日本老兵调查核实其在华时的罪行，故而笔者有机会获取一部分日本老兵自己写的反映他们在华时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的材料。

一个男人强奸或参与轮奸女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受到严惩的，但几乎没有一个强奸和轮奸过女人的男人会主动把这样的事说出来。战争中强奸和轮奸女人应该说不是只发生在日本军队里，但日本军队在中国特别是在占领南京时期对妇女的伤害，是特别残忍和可憎的。日本官兵自己也承认：几乎没有人干净过。强奸和轮奸女人就像“吃饭”一样，是他们“必须”和“随手可得”的事。 有事没事，“找花姑娘”；“征粮”、“征发”的主要目的也是“找花姑娘”；白天黑夜“找花姑娘”……当兵的“找花姑娘”、当官的“找花姑娘”，在南京沦陷的日子里，日本兵所做的最“来劲”的事基本就是这一桩。

“这场战争最糟糕的不是被烧掉的建筑和被摧毁的家园，虽然那也很糟糕，而是男人永远不会再回来，而妇女终生都要伴随强奸带给她们的身心痛苦和伤害。我几乎不知道男人被带走杀害和妇女在恐怖中幸存下来变成惊弓之鸟，哪件事更令人悲伤。”美国人米尔斯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这样形容他所看到的日军给南京百姓留下的最悲惨的情形。

“搞女人的事，是不会随便写在日记里的。”一位日本老兵的后裔这样对笔者说。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在极其有限的日本老兵的“日记”里找到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如原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33联队第1大队的田中士兵写过的《田中日记》中就这样记述过：

1月20日

分队的人终于带女人来了。她哭着说：“家里有婴儿，让我回去吧。”我们虽然没有父母的慈爱心，但觉得她很可怜。某某、某某家伙做了“好事”。 1月22日

又有姑娘被拉进来了。吵闹了一个晚上睡不着觉。

下面是日本老兵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接受调查访问时所自述的在南京强奸、轮奸中国妇女的原始材料——

秋山源治：

想要饭吃，就用性来换

我们在难民区也发现了姑娘。姑娘的征发，刚开始是闯进房子里搜查，一旦发现女的就干了。

攻陷后过了10到15天，我去了难民区。到了那里，我就说“剩饭跟×交换”。当时我是连锅端着去的，所以就说跟这个交换。跟女人，你就说“饭、饭、性交”

或者“×，交换”。这么一来，女人就说把那剩饭给她。(很多人逃走了)房子哪里都空着，所以我说一声“走吧”，就干了。那时候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很多了。 鬼头久二：

发现女的便就地强奸

扫荡的时候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如发现女孩子，当场就给强奸了。女孩子们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帘后边。被发现的时候，不知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没有反抗。因为没有受到宪兵队的阻止，所以可以随便干，没有限制。女人们脸上都涂着墨水之类。想不起来自己强奸了多少女人，只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俩时，母亲说女儿还小，所以求我们只对自己来，我说了句“笨蛋”，把母亲推开了。干的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干。干的时候当然觉得不好，也想过，如果日本被占领，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女人被强奸该怎么办。但是，当时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所以趁还活着的时候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跟天皇的命令什么的没有关系。这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在南京当然有过强奸的经历，并且是不分场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里的床上干。平时也拿着米去向母亲要女儿。还有，有的女人是自己从难民区走出来，用自己的身子换大米。米是我们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给装满一只袜子的量［相当于5合(日本的计量单位，1合约0.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宪兵队抓住的话比较麻烦，所以就杀死了女人。我是只在扫荡时进城的，也杀过人。

从这些事情来看，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过的，我认为是干了坏事。 井户直次郎：

扫荡时的主要兴趣是强奸

(强奸)是所到之处都有。这是少不了的事情。在所到之处都目睹过扛着女人和强奸妇女的场面，连老太太也抓。强奸后就给杀死了。残酷极了。

陷落后过了两天，到下关进行征发的时候，在民宅征发过米和食物，那时也征发女人。打开屋里的衣箱盖时，发现里边藏着年轻的媳妇。因为是缠足，所以逃不快，就抓住了，就地扒掉衣服强奸。因为只穿了一条裤子，里边没有穿内裤，所以马上就可以干了。干完后，对方虽然说了“不要”，但还是对准胸口开枪杀死了。这是一种默契。如果以后宪兵队来了，事情败露的话要算作罪行的，所以给杀掉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干完就杀掉了。

过了好长时间，治安有所好转，宪兵队让部队所有的士兵排成一排，把受到强奸的妇女带过来，让她们指出是谁干的。跟平时不一样，这次不算有罪，只是被骂了一句“不要再干了”。不算有罪，也不算别的什么，只是挨骂而已。我们随心所欲地作恶，10个人里竟然有9个人干过强奸，还自吹自擂引以为豪呢。 大部分的部队都带着称为慰安妇的30多名妇女一起行动。几乎都是朝鲜的妇女。我们的部队也设置过慰安所。不是设在中队，而是设在野田部队的联队里。在南京(驻屯地)的光华门附近也设置了慰安所。

对城里女人藏身的地方也是了如指掌。年轻的、年纪大一点的都干过。干完后如被发现的话会惹来麻烦，所以就给杀掉了。不管是进南京之前，还是进南京之后，强奸妇女可以说是任你随便干，干多少都无所谓。还有的人自吹“干了70岁的老太婆，腰都变轻了”。在城里也有很多妇女被留下来了，几乎都藏在洞里边。即使设立了慰安所，也没有减少强奸事件。慰安所的妇女都是朝鲜人，分为军官用和一般用。费用大概是1日元或2日元。一般士兵的工资是8日元左右，我因为是伍长，所以有15日元左右。我们的分队还算好的，别的部队更是乱来。分队的士兵们几乎都经历过(强奸)。如果去城里干的话可以“白干”的。

还去过只收容女人的难民区(估计是金陵女子大学吧)。在屋里指手画脚地任意挑选，并且当场就干了。跟我同一个部队的，忘了是谁，在强奸的时候，被中国的败兵打了头部。从那以后强奸时，都会有人给你放哨的。是不分昼夜地干的。一般是以一个分队为单位行动。可能去过十几次。几乎所有的分队都是这样。同伙相互说“给我盯这边”、“给我盯那边”，干的时候也不顾虑旁边有没有人。说什么“结束了吗？这回该我了……”就是这样的情

士兵是一边说“死了，死了”，一边把女人带出来。女的也害怕被杀，所以立刻答应了。脸上虽然涂着锅底的灰，但是马上可以看出来的。每天净抓女人，虽然也害怕，但有意思的事情更多。

东征雄：

即使饿着肚子，看到女人就来精神了

……当时我25岁。从神户港出航，叫“利根川丸”的船上装载着1000人左右的士兵到达了南京。从那儿开始，参加了大别山和汉口战役。在我前面的士兵都参加过南京进攻战。听说过9师团的杀人，是让支那人往栈桥上跑，他们从后面开枪打死的。

在支那，根据队长的命令，为了给国内来的人壮胆，用刺刀刺死过捆绑着的支那俘虏。支那人“呀”地发出了叫声。第一次是在安陆战役时干的，在讨伐中也放火、征发，干尽了坏事，都是跟先来的士兵学的。闯入老百姓的家里，只要见到好一点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全部都偷回来。在支那是就地征发，所以任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偷什么都可以。

大家都把领章(所属的部队不同，领章的颜色也不同)摘掉后去抢东西。肚子虽然饿得受不了，但只要看见女的就立刻来了精神，一把就把女人给抓起来了。……部队里的所有人都干，就算默认吧。把女人打得半死不活的，因为反抗嘛。女孩子往往是不会让放过去的。反抗的就打，乖乖让干的就可能不杀，不让干的人就要杀掉……

有战友战死就产生了复仇心，想对中国人干残酷的事。不知杀死了多少人，记得有一回用手枪杀死了女的。冲进民宅让父母交出女儿，不交出来，就开枪打死了。受惊吓的女儿蹦出来看究竟，把她抓起来，大家一起干了，是6个人干的，最后女孩子好像死了。我没觉得可怜，认为“要恨就恨蒋介石”。在征发和强奸的时候也是认为“坏的是蒋介石”。我一直认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干什么都可以。当时我还一直想“干人们都干不了的事”。

大东亚战争的时候，在苏门答腊也跟荷兰的妇女睡过觉。不是在慰安所，是在俘虏收养所。跟那里的(被收容的)女的干的，干了与支那时一样的坏事。因为女人都饿着肚子，所以就用吃的引诱她们。日本战败准备回国的时候，受到了收容所二三十名妇女的“验明脑袋”，就是说要揪出干坏事的家伙。我因为剃了胡子，所以漏网了。可怕极了。

在支那，进村子之前，如果是进行抵抗过的村子，就放火烧掉。这是报复。杀死的支那人有10人或20人，这以上就记不起来了。只有一个是开枪打死的，剩下的几乎都是用刺刀刺死的。几乎都是男的，也有两三个女的。因为没有交出女的，所以给杀了。用刺刀刺很不容易死，就是说一刀下去也死不了人的，有的刺两刀也不死，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去看还在“噗噗”地吐血沫。这时候，我就说“你要恨就恨蒋介石吧”。对于(杀人)没当回事。不是我一个人干，而是大家都在干。大家都很年轻，都想女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喝一口国内的水，抱一抱国内的女人。支那女人身上发出的味儿不一样。台湾有台湾的味儿，朝鲜有朝鲜的味儿。可能

是吃的东西不一样吧？(强奸过的中国女人)有10人以上，大概是30人左右吧。记不清楚了。……第一线部队就是这样的。第一线部队是无情的部队。说是去讨伐，其实是去抓女人。因为讨伐往往是突然袭击，所以女人来不及跑掉，抓起来比较容易。当时的目标就是这个。对老人和小孩子没有动过手，我只干年轻的女孩。

田所耕太：

把女人抓到驻屯地，由分队养起来再……

到12月15日为止是进攻战，从16日到(次年)1月11日是在南京附近当警卫。南京郊外开始出现了慰安所。是用玉米皮编的小草屋，窄得只能放一张床。女孩子有十五六个人，都是朝鲜女孩。士兵都站在外边排队等着。我因为是下级军官，所以等士兵们(从女人那里)走了以后才去的。价格是1日元50钱到2日元左右，是用军票支付的。日本的钱是一分钱也没有。在分队里训练的时候是把女人抓到驻屯地，分队养起来。待一星期或两星期就给放了，再去抓替补的过来。去寺庙里的话有很多，因为寺庙大，所以周围的女孩子都逃到寺庙里避难。去那里的话就有了。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也有，只要毁坏二楼，就会发现藏在那里的女孩。女孩藏在二楼稻草堆里，由父母每天给她们送饭。

分队是在民宅驻屯下来的。带来3个左右的女孩子，供住供吃，玩腻了就给换掉。刚开始姑娘们只是哭。但是，只要带到分队给她们饭吃就没事了。行军时(在去南京的路上)，只要发现(女人)就干，就是说把背囊放在旁边，就地给干了。有年轻的，也有50岁左右的，都是农家妇女。父母没给藏起来，放东西的阁楼里和寺庙里藏得最多了。进军的时候自己心情会变得粗暴……干了50个人以上。现在想起来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成了真正的畜生。上司们不会注意你的，因为自己也在干。也没有宪兵来，在中国的时候一次也没有见过宪兵。至于干完了给杀掉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干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情况。但是，在上海和南京经常可以看见女人的尸体。在北支也见过，是裸着身子的。进攻南京和徐州的时候，因为忙于战斗，所以没有时间去干。那时候，最要紧的是吃，每天只是拼命地去找鸡蛋和鸡。因为我忙于照顾队长，所以没怎么去偷。

三木本一平：

以抓阄儿的方式轮奸女孩子

在南京，因为闲着没事儿干，就强奸了女孩子。部队的士兵们随便出去征发女人的事情，其实军官是知道的，但什么也不说，等于是默认了。因为男人嘛，有一年半载没有跟女人睡觉，是憋不住的。如果是男人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人的话总想跟女人睡觉。闯进民宅的话，到处都有女人藏着。有藏在家里的，也有藏在稻田里的。几乎所有的女人脸上都用锅灰把脸涂得很黑。支那的女人因为不洗澡，所以很脏，但像住在南京那样的都市里的女孩，很多是弄得挺干净漂亮的。只要说一句“×看看(露出性器官的意思，士兵们使用的中国话)”，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老老实实地把衣服卷起来，露出来让我们看的。在挂着国际红十字旗的地方，南京的女孩子都逃进了那里。街上没有女孩子，所以搜查女孩是在到郊外进行扫荡的时候抓的，在稀稀拉拉地连接在一起的村落里干了坏事。 找姑娘是以分队为一个单位或几个人成伙一起去的。只要抓到了，分队的几个人就上前按倒，以抓阄儿的方式决定强奸的顺序。如果抓到第一的话，要把姑娘脸上涂的灰擦干净，然后才能干。五六个人轮流按着，姑娘已经吐白沫了。士兵们是如饥似渴。女孩子怕被杀死，所以全身直打哆嗦。在南京两三个人一伙去

找姑娘的时候，房子里躲着一个穿着漂亮的中国衣服、像是国民党高官的夫人似的女人。我们对她说“×看看”，她是害怕被杀死吧，丝毫没有抵抗，老老实实地把衣服下摆拉上去让我们干了。事情结束后，因为让我们干得舒服，我们还向那个夫人说了声“谢谢，谢谢”，握手道别了。士兵们都很年轻，想到明天可能死掉，就更加急切地想和女人睡觉。抱女人是谁都愿意干的事情。……

听说过干完女孩子后，为了封口而杀掉的事情。还听说，有的部队让支那男女交媾，他们看着取乐。

拉来十九、二十岁的姑娘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跟过来，把头磕到地面上，做出求我们放过女儿的样子。但求也没有用，因为士兵们都是如饥似渴，没有一个人去听他们的。三五个人按住还没有跟男人睡过的女孩，那女孩当即就昏过去，嘴上直吐白沫。父母说“不要”，但我们还是非干不可。我也干过，但干这种事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全日本的士兵都干过这种事，只看你说不说出来罢了。因为是男人嘛，分队里如果有10个人，就有10个人干过。战争拖得越长就越想女人，别的部队也一样地干。人嘛，都一样。

大田俊夫：

抓来做豆腐的，让他找“美女”

一般的女孩子不得不都听从我们的话，只要反抗就收拾掉。如果碰到有力气反抗的，就认为是娘子军，也给杀掉。也有不就地杀死，而是让她们扛行李，带到别的地方强奸的。队长发现了，也只是轻描淡写说一句“不要干坏事啦”(嘿嘿嘿地笑)。队长也是男的，所以知道部下们在干什么，也不会去追究的。我们“是、是”地答应，一般是干完后几乎都放姑娘们回家。

做饭也使用中国人。我们一个分队抓的中国人是一男二女，让他们烧饭、洗衣服。倒是抓了能做事的中国人。男的是做豆腐的，刚抓住时他很害怕，全身直打哆嗦，拼命地求我们说“饶我一条命吧”，还在纸上写了“饶我一条命”，看上去有点儿学问。我们觉得这个男的可以用，就给他发了写着“公用”字样的臂章，留在分队里使唤了

做豆腐的带路带得很好，因此可以偷来好多肉和鸡、毛毯及短裤等东西。因为他是做买卖的，所以对街里是了如指掌，加上有日军的臂章，所以不停地偷来手表和肉什么的。别的分队都很羡慕我们的分队。他还带来做豆腐的锅给我们烧饭。 接着让他去了绸布店里把我们的短裤和被子都偷过来。那个人还叫来两三个同伙，从店里偷了东西后竟然倒卖起来了。大模大样地把支那人的好东西偷来，干得还挺起劲儿呢。虽然店里的人挺可怜的，但我们还是得了好处。

我们在纸上写了“美女”二字，交给做豆腐的，用手势命令他去带来。男的马上说“挺好，挺好”，就出去了。“挺好”就是好的意思，说女孩子“挺好”是漂亮的意思。他去了难民区，很快就带过来两个漂亮的女孩子，是穿裙子的女子学校的学生。给她们每人一间房子，白天让她们洗衣服，晚上当然不放她们回去，留在分队里供我们玩儿。我们都很年轻，所以免不了要“洒一高”(性交)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分队在南京是十来个，两个女孩子足够玩儿了。但只放在我们的部队里，关起来不让她们出去。外边到处都是日本兵，她们也知道如果逃跑的话会被抓回来杀死，所以不会逃。我也同做豆腐的一起去绸布店里扛来绸缎、闪闪发亮的衣服给女孩们穿，让女孩子高兴。别的部队都很羡慕我们，也抓来女孩关起来。在南京去征发姑娘的时候，女孩子们都在脸上涂锅灰，涂得很黑，扮成了老人。但我们还是能辨认出是年轻人，因为是敌人的女人，所以都有想强奸的念头。

篇二：史上最全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

史上最全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

1

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还有一个中国人走在大沙漠中,走着走着看到一个瓶子,打开瓶塞后飘出来一个人来,那个人说:'我是神仙,我能满足你们每个人三个愿望!'

美国人第一个抢着说:'我第一个愿望是要很多的钱.'神仙说:'这个简单,满足你!说说第二个愿望吧.'美国人说:我还要很多的钱!'神仙满足他的愿望后,美国人又说了他的第三个愿望:'把我弄回家.'神仙说:'没问题.'于是美国人带着很多的钱回了美国.

神仙又问日本人.日本人说:'我要美女!'神仙给了他美女.日本人又说:我还要美女!'神仙也满足了他,给了他美女..日本人最后说到:'把我送回日本.'

神仙把日本人送回国后问中国人要什么.

中国人说:'先来瓶二锅头吧.'神仙给了他.问他第二个愿望是什么.中国人说:再来一瓶二锅头!'神仙问他第三个愿望是什么.

中国人说:'我挺想日本人和美国人的,你把他们都弄回来吧

2

日本人和美国人气的不得了,但又无可奈何,三个人只好继续走。走着走着又看见一个瓶子,打开塞子后又冒出一个人来,那个人说:'我是刚才那个神仙的徒弟,法力没他高强,所以只能满足你们每个人两个愿望.'日本人和美国人合计合计认为先让中国人说为好,免得一会又被他弄回来.

于是中国人说:'那就先来瓶二锅头吧.'神仙满足了他的愿望.日本人和美国人催促中国人赶快把第二个愿望说出来.中国人喝完二锅头后不紧不慢地对神仙说:'行了,没事了,你丫走吧.'

3

美国人和日本人气呼呼的跟着中国人继续跋涉，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瓶子，打开瓶塞后又飘出一个人来，那个人说:'我是那个神仙的徒弟的徒弟,我只能满足你们每个人一个愿望!'美国人急忙抢着说:'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中国人了.'神仙说:'好的.'，然后转头问日本人：'你的呢？'日本人急忙说:'我也不想见到那个中国人了.'神仙说:'好的.'，然后转头问中国人： '你的呢？'中国人说：'他们说的都不算'

4

于是乎美国人和日本人咬牙切齿的跟着中国人，走着走着又看到一个瓶子，打开瓶塞后又飘出一个人来，那个人说:'我是那个神仙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我只能满足你们三人一个愿望!'美国人和日本人异口同声的喊道：'那个中国人说的什么都不算'。那个人说：'好的'，于是乎转头问中国人：'你想说什么？'那个中国人说：'让他们都回各自的国家吧，别跟着我受罪'。

5

三人继续走，他们看到了沙漠的边缘，就要成功了！

突然，一群土著人围了过来。

酋长说：我要看看你们谁最聪明，最聪明的可以走，剩下两个留下，我要打你们每人100棍，但打之前你们每人可以提一个要求。

美国人想了想：垫个垫子

酋长吩咐道：行

结果垫子打烂了，美国人被打了个半死

日本人说：给我垫10个垫子

结果垫子打烂了，日本人没事，他笑了，哈哈哈哈哈，还是日本人聪明吧？

酋长对中国人说：你说

中国人说：把日本人给垫上！

篇三：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程度让人吃惊

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程度让人吃惊

在前阵子的日本樱花之旅中，为加强中日交流，在东京大学阿古智子教授的安排下，我们参观访问了东京大学，并会见了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藤井省三先生，在交谈中，我们非常诧异于日本学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以及关注程度。

3月26日一早，阿古智子教授的学生李聪就到我们下榻的酒店接我们，带我们一行人体验了一把日本电车和地铁。做电车价格要贵些，跟坐国内高铁差不多，从新横滨坐到东京就要1320日元，坐地铁的价格也比广州的贵些。不过坐惯了汽车的我们，难得能够亲身体验日本交通，也是新奇事一桩。一行人非常守秩序地买票排队坐车，日本人也安安静静地坐在车厢里，看书玩手机的都有，互相都不说话。

兜兜转转，终于到了东京大学。一行人从红门（即“赤门”）进入东京大学，“赤门”为御守殿门的俗称，因此被漆为朱红色，东京大学的赤门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御守殿门，它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现在，“红门”已经成为东京大学的代名词和代表性象征之一。

听完李聪的介绍后，我们纷纷在红门前留影。随后，从红门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老友荣剑，真是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随后，阿古智子赶来，带我们参观游览了这所百年学府。

东京大学（日语：東京大学／とうきょうだいがく Tōkyō daigaku *），是日本一所国立大学，前身曾为大日本帝国首座旧制帝国大学。最早是幕府时期设置的“兰学”机构“天文方”、昌平坂学问府、种痘所历经演变而来。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学制令”，为向欧美学习打开门户，于 1877年根据文部省指示将原“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为东京大学，是日本第一所现代大学，也是全国最高学术殿堂及世界顶尖院校，校友包括8名诺贝尔奖得主、16名首相、21名（帝国）国会议长等，其余名商巨贾亦不乏其人。在2013年－2014年世界大学的学术排名第21，亚洲第1。日本没有大拆大建，所以大学里的建筑都非常古老，随处可见参天大树，处处感受到学术殿堂的威严和知识的厚重。目前，这所百年学府正在进行部分检查和维修。

参观完学校建筑后，我们拜会了日本最重要的鲁迅研究者、日本东京大学中文系“掌门”藤井省三教授。藤井先生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治学范畴，译介过莫言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包括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内，也是借由藤井的译介，才得以认识莫言，阅读莫言。

藤井先生中文非常流利，我们与藤井先生交流了很多看法。从鲁迅开始，到中日关系，藤井先生始终面带微笑一一解答我们的疑问。藤井先生首先自我介绍说，他主要研究中国当代和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与日本文学的交流，比如鲁迅、夏目漱石、莫言、村上春树等。他的办公室里，就都是这些“被研究者”的天下，原著、研究书籍和影像资料等，应有尽有。当然，在目前国内对抛弃鲁迅甚嚣尘上时，我们倒更关注日本研究者如何看待鲁迅？

据藤井教授介绍，日本媒体最早介绍鲁迅，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最后一年——1909年的事，在明治中期的著名评论家三宅雪岭担任主笔的半月刊《日本和日本人》5月1日那一期上。鲁迅受过夏目漱石的《哥儿》、森鸥外的《舞姬》、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毛利先生》等日本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许多日本作家也受过鲁迅的影响。比如，太宰治（1909—1948）创作了以日本留学时代的鲁迅为原型的青春小说《惜别》。此外，还有当代作家村上春树（1949— ）。村上春树在高中时期就喜欢阅读鲁迅，从那以来就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渊源，特别是“阿Q形象”是村上从鲁迅那里继承而来的主要主题。

藤井认为，中国的普通话、白话文源自鲁迅他们在五四之后创造的文体，而日本的口语也有一百多年历史，日本二十世纪初夏目漱石、上个世纪50年代大江健三郎等人改变了日本问题，而1980年之后村上则创造了新的文体，越来越口语化，而且日渐受到外文译文的影响。他个人则认为是村上对于后现代社会这样的批评方法与意识都受到了鲁迅的很大影响。 而对于日本青年和学界对鲁迅有多少了解和愿意去研究的情况，藤井教授笑着说，日本的这个情况要比中国好一点。藤井教授介绍说，日本初中三年级有五种课本可以挑选，即五个不同的出版社印的教科书版本都不一样，但是五种课本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鲁迅的《故乡》一文，所以日本的学生基本上都会认识鲁迅，他们对鲁迅的作品印象很深刻，如《呐喊》、《朝花夕拾》、《彷徨》等，日本学生都比较喜欢，日本学界也研究很多。

说起莫言，藤井教授说他是在看了莫言的《红高粱》之后就开始研究莫言，至今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说他很有先见之明，研究的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潜力股”。现代文学除了鲁迅之外，藤井教授对胡适也有相当的研究，他认为胡适的文学作品虽不够好，但研究空间还是很大。还有茅盾、巴金、冰心、张爱玲、萧红等，他都有研究。但他同时觉得，茅盾、巴金等在1949年之后的作品就很差强人意了。而在1949年以后，赵树理、高行健也都不错，但高行健却已经不在中国。年轻一代的话，韩寒、安妮宝贝、郭敬明等也都很有力量。 在东京大学里，仅仅一个中国文学研究系的藏书就要比中国一所学校的藏书要多。随行翻译说，日本研究学术非常精细，不像中国喜欢搞宏观的研究，有一个中国学生来日本留学时带上在中国通过的硕士论文给导师看，导师说这样的论文在日本就是本科生也不会通过。他们对学术的研究，和他们的生活一样，非常精细，追求精确。我不禁想，日本人已经把中国的五脏六腑都看清楚了，而中国却还是镜花水月里看日本，真是极大的遗憾。

篇四：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方式(中国人无法比)

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方式(中国人无法比)

日本人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

日本人员相当敬业，工作态度十分认真;

日本人负责任、重质量、办事极其认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恐怕日本人就是最讲认真的人；纵观日本的发展史，之所以能在战败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究其原因，诸多因素中，不能说和这种认真没有关系；

日本人勤奋踏实，严谨仔细，团队合作十分高效，时时保持一种忧患意识；

在公司、在学校大家好像觉得时间不够似的，工作速度很快；

日本人很谦虚， 关于日本人的谦虚，我认为应该是自谦，自谦可以使对方容易对自己有一定的了解，可以使工作做得更好；

日本人信奉零缺陷理论，所以，即使一个很小的错误出现，他们也不能容忍，因为他们坚信的是连这种小的错误都不能避免，则更大的错误一定隐藏在这些小的错误背后；

中国人是看钟点下班的，日本人是看工作进度内容下班的，不完成计划不看钟的；

日本资源贫乏，只能靠始终保持技术的世界领先以及不断更新，这就是日本唯一的资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有优秀的头脑，他们只能比其他国家人加倍的努力来生存于世，这就造成了日本社会整体的紧张节奏；

战后的危机感，是日本人拼命想在经济上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具有中国人那样的逆境中奋发的精神和忍耐坚韧的民族特性，我觉得甚至比中国人更能够忍辱负重；

日本人生活的平均质量在世界各先进国应该是上乘的，但是他们的自由地可支配的休闲时间可能排在很后面；

日本是个有着浓厚的家庭作坊小生产传统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传统的家庭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地反映到了现代个人与企业的关系，虽然是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在日本几乎已经日益淡薄，代之以欧美方式的能力主义评价职员，但是不等于传统的意识完全被抛弃，因此日本人个人对公司的忠诚，可以看到他们称呼公司与称呼自己家都采用同一个俗语[うち]，因此日本人的爱公司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是无私的，很多加班没有工资也毫无怨言，日本人称之为人情加班；

日本的先进发达是有目共睹的，不是靠吹出来的，那么是靠什么的呢？常说100个日本人只有1个优秀者，99个是混蛋，日本就是靠1个优秀者的智慧和99个混蛋无私的傻蛋似的拼命干出来的，因此这与中国人对成绩的假大空的浮夸吹嘘成为鲜明的对比。

中国人如果有对日本人一半的认真踏实努力，中国毫无疑问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绝对可以超过美国和日本，想不做世界一流恐怕也不行。

篇五：战后六十年日本人怎么看中国人

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人怎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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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日关系”系列(4)

近期钓鱼岛冲突，令中日关系再度紧张。日本经济新闻社驻华记者谈及日本民众如何看待钓鱼岛问题时说：“我认为中日两国之前存在巨大的误解。一些中国人认为，抗议会威慑到日本人，吓退他们。 ??很多日本人其实希望中国变得更暴力、更丧失理性，因为这样全世界就能看到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

显然，中日民众间的误解会令中日关系恶化，同时中国民众的抗议举措适得其反。因此了解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和思维，或许可以有助看清目前复杂的中日关系。

2012-9-22 第65期日记者：日本人希望中国更暴力些

战后日本的中国观

冷战前期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其对华政策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日本政府担心中国会向日本“输出革命”，此时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也很低；中日建交后步入蜜月期，约七成日本民众对华抱有好感，但从90年代开始，中日关系趋冷，围绕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经常摩擦，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不断刷新新低。

五六十年代冷战前期，日本政府视中国为威胁，担心中国向日本输出“革命”进行渗透

战后，日本被美国接管，其对华政策受到美国对华的冷战思维影响，日本政治家大多把中国视为威胁西方制度的“洪水猛兽”，担心中国向日本“输出革命”。譬如1957年岸信介首相说“日本的保守政党决不采取容共或者中立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与其说来自苏联还不如说来自中国的更为可怕，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

收复大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见1957年6月4日朝日新闻，转自《人民日报》1957年7月30日社评《评日本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 可以说，在冷战前期，美国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着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对华认识。正如日本学者浦野起央指出:“从意识形态上的思考方式和行动上看，一方面战后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关系；另一方，中国共产党将美国视为第一敌人，日中的相互认识转化为高度的敌对意识，并进一步强化。” 而日本民众在此一时期对中国好感度相当低，50年仅为0.5%

日本政府对华这种敌对意识影响着日本民众，在五十六年代，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是相当低的。1950年，喜欢中国的日本人仅为0.5%。其后，随着中日两国之间往来的逐渐增多，喜欢中国的日本人略有上升，1957年为2%，到60年代初基本上达到4%以上。中国在日本人所喜欢的国家中的位置也相当低的，相反，美国、英国、法国及瑞典等欧美国家是日本人所喜欢的对象。尤其是美国，始终是一直是日本人敬仰的对象，居日本人“最喜欢国家”的第一位，尽管美国是唯一向日本投掷原子并长期占领的国家。(《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黄大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1日，P231)

六十年代末文革让日本人恐惧：假如中国全国都是这样的话，日本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耳

日本人也并非特别地不喜欢中国，若与苏联相比，中国受日本人讨厌的程度还差得远。据日本舆论调查统计，1957年，讨厌中国的日本人为4%，而讨厌苏联的人则高达31%。但在60年代后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厌恶感一度超过苏联。(《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黄大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5月1日，P232)

在日本知识界，有相当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示不解和忧虑。一位京都大学研究者，他长期致力于向日本国民普及中国的“人民文艺”，当他看到了许多关于红卫兵“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革命行动”的报道，知道了像翦伯赞这样的老先生被殴打的消息。这位研究者说:“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卫兵要打倒资产阶级，为什么却要从肉体上消灭像翦伯赞这样一些对中国民族非常忠诚的学者呢?”他说:“我看到各地红卫兵乱纷纷，背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势力支持，我担心中国会象北洋军阀时代那样分裂吧?”（《20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严绍璗，《岱宗学刊》 1999年第2期 ）

文革的所展现的“革命形象”也让一些普通日本民众感到了“痛苦的恐惧”。一位曾经看见过在天安门接受检阅的红卫兵的日本人说:“当满载着红卫兵的卡车在广场上通过时，全场爆发出的能量简直让整个空气都在颤抖，那铺天盖地而来的红卫兵卡车，真是不可阻挡的，假如中国全国都是这样的话，日本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事耳。”（《20世纪日本人的中国观》，严绍璗，《岱宗学刊》 1999年第2期 ）

七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日媒体大幅介绍中国，约七成民众对华抱有亲近感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

1972年9

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是年中日正式建交，此后中日关系不断升温，日本民间和舆论也对日中友好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例如日本民间兴起“熊猫热”、“茅台热”、“京剧热”、“杂技热”，而“日中永世友好"、“日中不再战”逐渐成为日本对华舆情的主流。自1971年夏起，由《朝日新闻》首开先声，刊发了资深记者本多胜一轰动全国的长篇连载《中国之旅》，“重新认识中国”、“积极介绍中国”一时成为除《产经新闻》外其他各大报纸的努力方向。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1980年开始播放的长篇系列特集《丝绸之路》，引起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关心和向往，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崔世广，《日本学刊》(京)2011年6期）

日本媒体的新动向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日本民众的心理变化，1979-1988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根本变化，约七成民众对中国抱有一种亲近感，与美国几乎不分伯仲。特别是1980年，对华持亲近感的人数甚至达到78.6%的最高峰值；与之相比，对华持有厌恶感的人数仅占14.7%.进入两国复交十周年的1982年，对华持有亲近感的人数为72.7%，首次超越美国的71.4%，中国成为日本民众感情上最易接受的国家。

虽然两国在此期间曾有多次的摩擦和冲突，在出现历史教科书、光华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宝钢事件等问题时，由于当时中日官方都处理较为理性妥当，这些因素并未导致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发生大幅度的负面变化。

但日本对中国依然心存顾虑，希望通过经济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作为西方联盟一员 毕竟中日两国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对垒阵营，冷战后期意识形态之间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日本对中国依然心存顾虑。从80年代初开始，日本政府一方面实施对华经济援助(ODA)，希望以此换取自身安全环境。日本政界人士当时认为:中国在经济上不稳定容易导致政治动荡，引起路线变化，也可能“倒向苏联”;中国的实力如强一些，中苏关系便可“稳定”在“不战不和" ,‘长期对立”的状态，这样日本就可借中国钳制苏联，抵御苏联的威胁。大平首相谈到实施ODA的因由时也透露了这一点：“如果

中日处于敌对关系，日本的安全保障将成为极其困难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日中和平友好条

约以及经济合作，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来说，其价值不下于几千万亿日元。”（《日本对于ODA与中日关系》，王富永，青岛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希望将“自由”、“民主”理念逐步渗透中国，巩固西方阵营力量的制胜“筹码”。1981年5月，铃木善幸首相在美国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见到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温和与合作的态度，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向西方开放的国家”。日本有一部分战略家认为：日本支持中国实行革新开放，有利于于接受西方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促使走上西方的‘民主自由’道路。这样，可以使中国“从力图打破现状的势力，转变为维现状的的势力。”（《试论“他者”认识与日本中国认识形成的内在机理》，田庆立，《日本学刊》 ，2011年06期）

从1989年开始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日渐下降，“中国威胁论”再度流行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

从90年代开始中日关系趋冷，1989年中国政治爆发“风波”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一度降温；到90年代中期，中国核试验、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中日之间政治摩擦增多，同时新闻媒体对华报道基调有所转变，日本人的中国观中负面因素增加，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不断下降。

近代以来，中国在日本一直是“贫困”与“落后”的象征，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日本经济陷于停滞，潜存于日本人心中的两国“先进——落后”的图式遭遇到挑战。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随着日本经济困难的加深，日本的民粹沙文主义和对外仇视情绪与日俱增，而这种仇恨的主要目标便指向中国和中国人。”

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舆论界再度流行。《读卖新闻》论说委员荒井利明谈到日本国内“威胁论”泛滥的心理根源时说：“至少对一部分日本人而言，在心理上难以接受中国的经济大国化。日本很早就开始现代化和蔑视中国。当面对中国凌驾于日本之上时，

感到了中国的威胁。这里体现了日本人心理的扭曲，很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审视事物。不正

常的心理即潜存于对的厌恶感和威胁论之中。”《东京新闻》的社论也指出：“经济的发展，日本人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日本人对经济的自信产生动摇，认为中国通过经济发展，不仅能使中国成为政治大国，而其将会成为经济大国。看作‘威胁’使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变化，导致日中之间的对立更加严重。”（《试论“他者”认识与日本中国认识形成的内在机理》，田庆立，《日本学刊》 ，2011年06期）

而日本民众也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一位日本民众说：“日本对中国有一种担心，害怕中国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会导致军力增加。中国是有责任的大国还是霸权国家，现在还看不出来。”

日本对中国好感度易受到具体事件及现实利益的左右，近年来不断刷新新低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

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民众感情发生对立，相互印象急剧恶化。近年来，如2004年的亚洲杯足球事件、2005年涉日游行、2008年毒饺子事件、2010年钓鱼岛事件等，成为影响日本人对华印象的重要因素。可见，日本人的中国印象，容易受到具体事件以及现实利益考量的左右，也在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中反映出来。据日本言论NPO的舆论调查，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的理由中，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占据了前两位(“尖阁群岛冲突中中国政府的对应”为64.6％，“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对应”为61.8％)；而对“听到中国会联想起的事物”的设问，选择“尖阁群岛问题”的为25％，占据第三的位置。（《中日相互认识的现状、特征与课题》，崔世广，《日本学刊》(京)2011年6期）

另一方面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受到媒体的强烈影响。正如《读卖新闻》评论员滨本良一说：“日中关系这10年有很大的起伏，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2005年日中关系到了冰点，当时是因为日本首相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日本还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如北京、上海都发生了反日游行，对这些游行日本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直接影响就是日本去中国的游客大量减少。??其实游行都是在日本大使馆附近，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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