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民国旱灾

篇一：1936年河南旱灾述评

1936~1937年河南旱灾述评

曹风雷

（商丘师范学院，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发生在1936~1937年间的大旱灾给河南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由此酿成的大饥荒导致食品奇缺、灾民遍地并大批饿死逃亡、伦理道德丧失。究其原因，除自然界气候变异的客观因素外，社会原因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统治者、侵略者的压榨与掠夺，致使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政府的防灾无能、救灾无力使灾情不断加重；水利长期失修、植被遭严重破坏使灾害难以抗御、亦加剧了旱灾。

关键词：河南，旱灾，农业，民生

Comment on Drought in Henan between 1936 and 1937

Cao fenglei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Hennan Province, Shangqiu 476000)

Abstract：Great losses were brought about in agriculture of Henan by reason of severe drought which took place between the year of 1936 and 1937, resulting in serious famine which caused large amount of shortage of food, victims every where, bodies of the starved and fugitives, and loss of morality. In addition to climatic aberrance in the Nature and other objective factors alike, social causations played a big role in it, such as the under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oppression and robbery of rulers and invaders, which led to poverty of people, inability of preventing disasters; The incapability of resisting calamity and having no strength to relieve suffering of government aggravated the condition; Water conservancy without repairing for a long time, vegetation was destroyed gravely making disaster irresistible, and deepened the drought.

Key words: Henan; drought; agriculture; the people’s livelihood.

前言

旱灾是河南历史上发生频率最高的气候灾害，民国时期河南旱灾更加频仍，给河南社会、经济、人口带来了惨重损失。史学界对河南1942~1943年的大旱灾关注较多，而对1936~1937年大旱灾关注较少，本文拟根据相关资料作以探讨。

1 旱灾与农业生产

河南自1929年以来，水旱迭起，饥荒连年，“统计此数年中无岁不灾，无灾不重。农村经济枯竭，人民困苦颠连，即小康之家亦复户鲜盖藏，家徒四壁，贫苦之民更可想见，是地方穷迫情形已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1]。1936年全国灾情总的来说，“与前两年相较，灾害损失，尚见减轻，其被灾之区，亦范围较小”[2]，被国民政府誉为农业丰收之年。可是在河南，该年非但没成为丰收之年，反而发生了民国时期罕见的大旱灾。此次大旱“亘古未有，麦既歉收，间有水田，入秋后复遭虫雹各灾，收成亦复大减，迄今凡九月间，仍未得沛甘霖，现届夏冬，二麦多未下种，赤地千里”，“计达九十余县，田禾损失之巨，灾民

[3]待赈之多，实开空前未有之记录”。如加上水灾、虫灾等灾害，全省被灾之区，“竟达百有十县，待赈饥

民近千万人”[2]，可谓无县不灾。

严重的旱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受灾各县农作物收成剧减，多数县份收成仅及常年的十分之一至十分之四，个别县份灾区收成全无（表1）。在大片旱区中豫西尤为严重，据1936年11月20日《大公报》报道，“豫西山脉纵横，田地多在高原，今年天时亢旱，致被灾田地达一千万余亩”。到了1937年，豫西地区旱情继续发展，灾情更为严重。如郑县郭店，1936年秋至1937年春末“迄未落雨，秋即歉收，麦亦绝望，麦苗又已枯死，麦田之可收获者，每亩至多不能得十斤，仅仅可收回种子”[4]。密县境内，值麦将登场之际，其高尚不盈尺，如针如线，苗而不秀，秀而不实[4]。

表1 1936年大旱期间河南部分县市受灾面积及作物收成数

1

本表据《河南民报》1936年10月1日、3日、20日第6版，10月2日、17日第7版制成。

2 旱灾下的民生

2. 1 灾民众多、大批流移或死亡

干旱所造成的灾害具有累积性、缓释性，它逐渐吞噬着灾区的生灵，往往会使灾区遭到毁灭性的浩劫，形成“到处被毁，有如兵剿”的惨景。在持续不断的旱灾和饥馑的打击下，灾民生存环境极度恶化，当株守家园失去最后一线生机时，他们或被饿死或踏上逃荒之路，但即使逃离家园也是一条充满艰辛甚至是死亡之路。在这次持续一年多的严重干旱的打击和政府救济的迟缓无力双重因素下，灾民总数达九百余万，仅豫西地区灾民即达300余万人，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六七，其中非赈不活者约占半数。大批灾民不是被饿死就是流移他乡。如渑池县自被灾以来，“迄无收容之所，亦无义赈之施”，灾民多就食于洛阳粥厂，闻即将施赈多持条而归，然杯水车薪，其何能济。未能受赈之户，谋生无术，“尤复相率逃徙，转食他方”。外逃者“日必千百人，然无相当目的地，东奔西跑，均非乐土，往返徒劳，迄无归宿”。有乘车外逃者，因每次登车，“路警干涉，上下徘徊，危险万分，俄顷车开，或失足毙命，或遗下老弱，弃子失女号泣时闻，悲惨情形，不堪目睹”，其投崖断命、悬梁投井、临轨服毒自杀者，单就该县第二区所能指出姓名者即达13名之多[5]。

据省赈会调查，密县灾民达201 817人，逃亡他县62 477口，饿死105人；登封县，灾民饿死有姓名地址者约300余人，逃亡者32 000余人，尚有待赈不活者23 373户，大口76 995人，小口32 975人；洛阳饿死者260余人，赤贫非赈不活者30余万人；伊川县灾民23万余人，临汝县灾民24万余口，逃往外县者已近10万，死亡者300余人；新安县灾民约15万口，男约6万口，女约8万余口，赤贫约4万余口，灾民逃亡47 800余口，死亡者700余口；渑池县灾民12万，逃亡者万余人，饿死者200余人，城南有一家男女老幼18口在一天之内饿死。陕县，灾民非赈不活者173 680余人，逃亡15 150余人，饿毙者3 478人，灾民抢粮杀牲之事时有所闻；灵宝，灾民16万余人，饿死及自杀者523人，逃亡陕西省者26 000余口，少壮者远逃他乡，老弱者一息奄奄，待死于沟壑[4]。其他如卢氏县灾民饿毙688人[6]。

2. 2 食品匮乏、道德失范

粮食收成的大减致使食物严重匮乏，广大农民面临着灾荒压迫和死亡威胁。由于食物严重短缺，最初灾民将每日三顿改为两顿，继而改为每日一顿，不吃蔬菜、油盐。当一日一顿饭也无法维持时，他们只有以野菜、麸皮、谷糠等平时喂养牲畜家禽的东西为食。吃尽了这些，便开始吃树皮、树叶、草根、水藻等。 2

河南很多地方“自（1936年）入春以来，罗掘俱穷，草根树皮均将食尽，即小康之家亦以借贷无门，相续断炊。”[7]到了1937年春，旱情继续发展，食物更形匮乏，各县灾民多以水草、雁粪、棉籽面、麦秸面、榆叶面、鸭头根、刺梅果饼、榆皮面饼、红薯面饼、甘薯穰面、高粱糠饼、石头末馍、石头掺棉籽、萝卜叶掺糠[8]等充饥。如登封县灾民以槐叶、石粉、榆树皮、杂草、麦秸、秫秆充饥[4]。陕县灾民以糠秕、槐叶、棉花壳、油渣、树根、草根、卤土、石粉等物充饥，因食此物品而胀死或仰药自杀者日有所闻[9]。密县灾民吃荞麦花，花尽而吃树叶，吃麦秆兼吃肝子石。肝子石为一种质地较松的石头，可以充饥，灾民发现后竞取若鹜，“当初系自由采取，嗣以供求需要，进而地主者把持，要求代价，论斤称两出售，居然岩穴之下，咸为交易闹市矣”[4]。

当灾民将可果腹之物罗掘殆尽之际，求生的欲望使他们失去理智，以致做出种种极端的事情来，父子、母女、夫妻之情，亲属关系、同情心、道德和习俗等荡然无存。他们将亲生骨肉或卖与他人或抛弃于道旁沟壑，争食人肉、杀食子女等人间惨剧也屡有发生。豫西各县，蒙灾最重区域，“灾民以食尽粮绝相率出售妻女，得价苟延残生，售时公然分等议价，姿色姣好年在十七八至二十余者十数元，至多二十元即可买得，讲妥之后，哭声与斥骂声齐作，小儿牵衣索母，老者怀抱呼儿，为夫为父者饮泣吞声，一任买主缚之而去” [9]。陕县苏村庙镇居然成了公开的人口交易市场，该县卖儿鬻女售妻者达12 000余人[4]。卢氏县鬻妻者150名，卖子数428名[6]；渑池县鬻妻卖女情势实不计其数[5]。登封县灾民四处逃亡时，有一对少年夫妇，领一四岁小孩出走。夫妇二人因饥饿过甚，扶持业已无力，于是男子坚持弃小孩而去，而妇人犹一时不忍，相持半日不决，几于无可奈何之际，妇人终被男子强夺孩子抛至沟中，洒泪而去。“未停若干时间，又有一批灾民随后由此地经过，见此弃置小孩，??即取小孩腿上之肉及腹中之肉大啖生啃不已”。正吃食间，后面又有一批灾民赶来，“乃相争享此美味”。事有凑巧，“小孩头部之肉较少，一时尚未食尽，面貌清晰可辨，灾民群中即有此孩之叔父，亦参加其中，骨肉之情，见面大悲，然犹不能止众人之剥夺，狼吞虎咽”??[4]更为惨者，临汝县“灾民无以为生，城南数家有杀其女孩而食者”[4]。

3 灾荒成因

气候异常是这次大旱灾产生的自然原因，但是之所以形成如此严重的灾荒，民国时期经济发展停滞、战乱不已、国困民穷、政府救济不力、水利失修、森林破坏严重等社会因素则均为重要致因。

3. 1 经济发展停滞、内忧外患交织使国困民穷无力抗灾

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不能完全控制，但是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可以大大减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下，广大内陆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生产力低下，经济发展停滞。农业生产基本上还处于中世纪时期的水平，作物单产很低。就河南来说，20世纪30年代，全省平均粮食亩产量仅为80多公斤，比晚清时期还要低[10]。加上帝国主义掠夺、历届政府和地主、高利贷者敲骨吸髓的盘剥，广大劳动人民终岁勤劳，难得一饱，以致抗灾能力极其低下。民国时期政府财政年年入不敷出，赤字巨大。从1927~1936年看，平均每年亏损30.88％[11]；从这几年赤字的绝对数看，1935年最高，达8亿多元。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赤字的办法就是对内加紧搜刮，对外大举借债。税收普遍成倍增加，各级政府层层加码。政府财政支出则主要用于军费和还债，1927~1936年，军费年均占财政支出的45.8％，最高年份达87％，还债年均29％[11]。如此庞大的军费和债务开支，造成国困民穷，根本无法进行经济建设，更无力防灾、救灾。

3. 2 政府救灾不力

旱灾发生后，河南省政府在查灾、救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设立粥厂，施放赈款、赈衣，发放农贷，办理平粜、工赈，豁免公粮等。但这些不是进展迟缓、效果甚微，就是纸上谈兵、未能切实执行。从施放赈款来看，严重的饥荒发生后，救急款项仅动用了本省10万元的救灾准备金 [3]，且仅分配灾情最重的27县，其他多未赈济。以豫西为例，据表2可计算出，豫西12县灾民总数1 710 537人，两年共发放急赈335 000元，人均不足0.2元。按1937年6月的粮食价格，每石小麦10元、豌豆8元、谷子6元、 3

本表据常志箴《视察密县等十二县灾振报告》，《河南政治》第7卷第8期制成。

小米10元、玉米6.7元、高粱6.4元[12]，可分别购买小麦2.4斤、豌豆3斤、谷子4、小米2.4斤、玉米约4.5斤、高粱4.4斤。若按大口赈款1元、小口5角计，人均可买到的粮食亦不过5~25斤之间，况且这样势必有半数以上的灾民领不到赈款。因此，所领赈款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宜阳县“今日领赈明日无食者，何只数十余家，若谓领到赈能支持十日者，万无一二”[13]。渑池县灾民12万，1937年施赈22 000元，所活不及1万口，连去冬所放8 000元，受赈者亦不及4万口，而每人所领按大口1元、小口5角计，至多不过维持一月生命[5]。该县既无住宿之所又无粥厂之设，办赈者只有一人，请赈、领款、放赈都是一人奔跑。至于农贷，因合作社交待而停止活动，故始终未领[4]。事实证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的赈济工作未尽全力，成效甚微。再加上一些官员玩忽职守，办事不力和贪污腐化，不能有效控制灾情发展。

3. 3 水利失修、植被破坏

水利设施的兴建是抗御水旱灾害的重要手段。民国以来，河南境内大多数河流和原有渠道淤塞严重，失去了灌溉功能。据1934年，河南省整水改土委员会对豫东地区原有101条河、渠、沟概况进行的调查[14]显示，全部、大部淤为平地或严重淤塞者及平时无水者有94条，占总数的93%以上。另外，地方官府对于水利建设的漠视，建设不足、破坏有余也是普遍的现象，有些地方水利事业往往丝毫不举办。因为经费困难，对于水利工程固然谈不上积极建设；但消极破坏倒是常有的事。如西北军在河南因为要就地征饷，“往往任意斩伐种在河边巩固堤防的树木，民众起来请求，愿分担军饷而永得树木的保留，但第二或第三次终被他们斩伐”。因此，“日言治水，而水灾不可防；日言水利，而旱灾不可免；弄或水来则成水灾，水去则成旱灾”；“十年九旱，一年不旱便是水灾”[15]。结果很多地方水田变为旱田，旱田变为荒田。

森林植被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和防治水旱风沙等灾害的巨大作用。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毁坏森林，到民国时期河南森林已经非常稀少。据凌大燮估计，1937年河南森林覆盖率仅为0.6％[16]，且主要残存于豫西陡峭的深山区，基本上起不到防灾作用。民国时期，城乡居民所用燃料几乎完全依赖农作物秸秆、木柴，毁林现象十分突出。有人在谈到救灾问题时指出：“造林可以防止水旱天灾，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河南造林，是特殊的困难，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是在河南虽百年，亦见不到树木之成绩在那里，你今天植了树，人民明天就要把它摇死，等它枯了，好把它打柴烧??，所以年年植树，年年不见树，以致提倡植树，虽然经过了若干年，至今依然遍地童山，不见植树的成绩在那里。”[17]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1936~1937年间发生的旱灾对河南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农作物收成的剧减造成了民食匮乏，导致大批灾民饥饿而死、流离失所，或者被迫卖妻鬻女、抛弃老弱，甚至同类相食。这与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帝国主义的掠夺、政府、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连年高额的军费开支，政府的防灾无能、救灾无力，水利长期失修、植被遭严重破坏等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政府,河南省赈务会. 河南省二十五年旱灾报告[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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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南社讯.省府对上半年灾赈编印报告书[N]. 河南民报, 1937-02-14,15(6)

[4] 刘效先.豫西灾况视察记[N]. 河南民报, 1937-05-20, 23, 29, 30, 31(6), 1937-06-02(6)

4

[5] 和平社讯.渑池县旱灾惨况[N]. 河南民报, 1937-07-18(6)

[6] 和平社讯.卢氏灾况惨重,饿毙六百余人, 鬻妻卖子者比比皆是[N]. 河南民报,1937-06-29(6)

[7] 转引自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P476

[8] 河南社讯.豫灾惨重, 灾民待赈情殷[N]. 河南民报, 1937-04-21(6)

[9] 和平社讯.豫西各县灾重, 灾黎鬻妻卖女[N]. 河南民报, 1937-05-15(6)

[10] 王天奖.从单产看近代河南的农业生产[J]. 史学月刊, 1991,(1):60-99

[11]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P43, P50

[12] 作者不详.商情[N]. 河南民报, 1937-06-28(7)

[13] 河南社讯.豫灾日趋严重, 饿毙者日有所闻[N]. 河南民报, 1937-06-03(6)

[14] 周锡桢.河南盐碱地利用之研究[M]. 台北：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7:24 996-25 006

[15]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中国水利建设底检讨[J]. 中国农村, 1934,1(2):14-18

[16] 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J]. 中国农史, 1983,(2):26-36

[17] 方其道在党政军纪念周讲.救灾问题[N]. 河南民报, 1937-02-18(6)

作者简介：曹风雷（1973—），男，河南永城人，硕士研究生毕业，商丘师范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联系方式：13781680731，fengleicao669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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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民国时期的河南社会与生态环境

民国时期的河南社会与生态环境

作者：周楠

来源：《知识文库》2015年第03期

民国时期，河南的旱、涝、风、雹、蝗等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其发生的频率之高、危害之重，均为史所罕见，标志着河南生态环境全面恶化。河南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除自然原因外，还与当时的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战争不断、饥荒频发等社会条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民国以来，“刀兵水火，人祸天灾，荡析流离，迄无宁岁”，全国农业崩溃已达极点，“而河南尤甚。”[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河南成为各派军阀征战的重要场所，战火所及，烽烟四起、村落为墟、农田荒芜，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战火所及，人民成万、成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死亡或外逃，数千个村庄变成阒无人迹的“死村”，上万顷良田沃野变成狐兔出没的荒野。在此期间，直军、皖军、陕军、奉军、国民军前后入驻河南，总数达20万，甚至30-40万，除耗费全省财政收入的80-90%外，日常又分驻各地，“吃地面”，有些地方每亩土地摊派总数等于甚至超过当年的产值。尽管连遭水、旱、兵、蝗灾害，但钱粮和各种赋税不仅极少减免，反而提前预征（从1930年预征至1936年）。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但这个政权“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经济上的解放。”[2]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依然为争权力、抢地盘而相互混战。如1929年10月，冯玉祥起兵反蒋，河南的氾、巩、登、密、偃、孟、洛、宜、新、渑、嵩、伊、临汝、自由、平等二十余县，周围千余里，“各军驰骤，遍地烽烟，饥疲灾民，拉充夫役，续命谷粮，搜作军需，牲畜驱供运输，栋梁拆作爨薪，炮火所及，尸骸纵横，间有逃出火线，战后归来，庐舍荡然，衣食住尽付灰烬……”[3]这次战役，以密县“供应浩繁，损失尤巨”。据《河南民报》报道，该县财物损失约值287400余元，军队派款45000余元，搜索粮食396800余斤，摊派草料值洋63800余元;全县牲畜，甚至均为军需之品，壮年男丁，全系应役之人，倒毙道途，死于炮火者800余人。[4]1930年5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中原大战。这场大战，历时7个月，壮丁死30万，伤无数。河南因处于战争的主战场位置，罹祸最深。如豫东扶沟，本是“蕞尔小县，地瘠民贫，连年水旱，又遭蝗虫，早已十室九空”，该年春孙殿英以五六万军队驻此月余，继以刘桂堂军万余人到县驻扎，达半年之久，加以该县地处战争要冲，“大军络绎过境者又不知凡几，以上所需给养款项，尽皆取之地方，此外明派暗掠，更难数计。”据统计，各军在该县征派的数目为：派款55万余元，“无形讹索约三十余万元”;派小麦15000石，“无形者倍之”;派面馍300万斤，麸料260万斤，“无形者两倍以上”;柴草800万斤，“无形者亦在千万之数”;派车5 000余辆，“无形拉去者约三千辆”;征兵2000名，“拉夫达万名以上”;其次房屋被毁，多为断瓦颓垣，“战区田禾，颗粒寸薪全无，门桌等木器亦被折（拆）去，”共计损失值银洋达400万元。“三等小县，出此巨款，遭此奇灾，竟酿成灾黎遍地，饿殍载道，啼饥之声，待哺之状，实令人目不忍睹”。[5]本来“豫省历年灾歉，重罹灾镝，民濒绝境，已无生机”，[6]又加上这连年的战祸，河南广大农村经济更加破败，政府、民间财力枯竭，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根本谈不上发展生产，更遑论去改善生态环境了。

战争不仅使广大农村经济凋敝，还造成土匪活动猖獗。民国前、中期，河南土匪之多、匪祸之列，居全国之首，几乎无一年、无一县能够幸免，以致被外省报刊称为“土匪世界”。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破坏性很大。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败，从而使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农村经济破败又为土匪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以致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正如当时河南民国日报所评：“自民国后，内争未息，战乱迭兴，（河南）无一次能幸免。始因募民而充兵，继因散兵而成匪，终因剿匪而又增兵，展转往复，愈积愈多。兵匪循环，民无噍类。奸淫烧杀，村舍为墟，如豫西、豫南各县，常至数十百里尽成野无人烟之灾区，农村日见衰落，经济亦即陷于绝境”。[7]豫西南地区的邓县就因土匪猖獗导致该县农田荒芜面积达11 000顷，占全县面积的一半。[8]该县“民国十五六年，地方军互相水火，死者甚众，民国十八年（1929年）匪焰愈张，良善民众非被残害，即相率逃亡，强悍者随匪流窜，亦多不得其死所。民国二十年（1931年）复遭瘟疫，仅留住民，几死伤殆尽，直至二十六年（1937年），匪氛始见平息，经此十年之天灾人祸，更迭相袭，以故田园尽无，墟无人烟矣。”对此种惨景，河南民国日报的记者描述道：“荒区太大了……到了中间，极目四望，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周围三四十里之内几乎看不到村庄，遍地都生着很高的茅草，其荒凉的程度与塞北的沙漠相差无几”，[9]“沿途所见即村庄零落，鸡犬不闻”，“人烟尤稀，即断垣残壁亦甚少，里尽废墟，荆棘满地，一望无际，从树木围成弧形圈及不烂磙石横竖处，依稀尤可寻旧人居。区内雉兔成群，豺狼野猪，闻亦常见不鲜。”[10]

战争、匪祸、天灾往往相互交织，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造成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在豫西诸县，军阀肆虐，战争迭起，“乃兵灾未已，继以匪祸，嵩、洛、汝、郏之间，变为巢窟，千百啸聚，掳人勒赎，财物横被掠夺，妇孺痛遭荼毒，任意抢劫，惨无人道”，“去岁旱魃为虐，播种维艰，炎天烈日，禾苗焦枯，讵入秋后，豫西、豫北又复飞蝗蔽天，所过之处，如风卷残云，顷刻立尽，……值此四散流离之时，忽又山洪暴发，黄沁漫溢，洪波巨浸，一望无际，沿河一带，尽成泽国，牲畜庐舍，漂没无算”。[11]豫西南唐河县，民国十年（1921年）以来，也是灾祲连年，匪荒迭乘，兵灾交加，“自著匪万林、安于江等蹂躏全县，民已十室九空”，接着“又有鲁窜大杆李XX等破城陷镇，人民的财产损失更不可以数目计，加以马文德、李鸿翥、徐寿春、樊钟秀、岳维峻等匪军之搜刮，人民更是困苦颠连，莫可告谢”。1928年，该县又复旱魃肆虐，赤地千里，以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期间，所有车队，均开往前方，鲁山、宝丰的朱邪子、崔二旦等乘虚率匪四五千人于三月间，将该县市镇源潭攻破，掳去肉票1000余名，烧毁房屋3 000余间，“从前繁华之市场，竟变为可怜之焦土……”。自入秋以来，自县西北的桐河镇，至西南的苍台镇，“到处均为所蹂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庐舍为墟，寸物不留，更可惨者，迄今二麦未种，积谷一空，死者未能安葬，骨肉遍野，生者痛哭流涕，揭借无门，野餐露宿，疾疫繁生……”[12]

说到战争对河南社会经济乃至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我们不能不提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自1938年起，河南省旱灾、蝗灾、匪灾、黄泛等接踵而至，且全省110县中几无一县未受日寇的蹂躏。据统计：在八年的抗战期间，河南人口减少了641万，人民房屋损失6930930间，农具损失24995172件，牲畜损失5791405头，衣服损失68 889 669件;粮食，战前正常收获量为320210163担，战时正常收获量下降为248 631 770担，1945年收获量仅81778607担;土地，战前河南可耕面积为162 665 000亩，到1946年降至126 580 000

亩，农田荒芜面积达37085000亩。[13]其中，豫西及宛西23县除人口损失外，损失粮食8 668 384市石，拆毁房屋205375间，牲畜损失315394头，农具及家具78611943件，“凡敌寇所到之处，铁器约被搜括95%以上”。豫北27县仅在抗战后期因各种灾祸死亡者即达180万人，房屋损失478，954间，牲畜损失679500头。[14]如新乡县，据不完全统计，1938-1945年间，伤亡27142人，终身残废、流离失所者74010人，两项合计占全县人口的40%以上;损毁民房98641间、抢掠粮食18420吨、牲畜7709头。[15]又如，豫西南泌阳县“距城五六里之富有村庄”，在抗战爆发后的一两年内，即“大多沦为废墟，未耕之荒地，更满目皆是，其灾情之重，较之邓县荒区或有过之”。[16]

另外，像花园口决堤事件虽然是是国民党当局人为造成的，但这笔帐也应当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头上。试想，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国民党会制造花园口决堤事件吗？同样，在1941-1942年大旱期间，日本侵略军为了消灭中国抗日军民，在河南境内发动大扫荡19次，小扫荡500余次[17]，并实行了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不仅给河南人民造成了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破坏了河南本已十分脆弱的经济，而且严重削弱了当时河南省政府的抗灾、救灾能力。所以应当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天灾共同酿成了河南乃至全国这次罕见大饥荒。稍后的1944年春，日寇曾以重兵20余万进攻豫西，豫西23县相继失陷，以淅川、内乡战祸最重，两县民众非死即逃，交通要道各地多属十室九空，致使两县农田荒芜达20万亩。[18]夏明方指出：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对大量资源的掠夺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匮乏、财税锐减以及战时的消耗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乃至大后方的人民生活也就不至于那样迅速陷入普遍贫困的境地。[19]同样，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河南生态环境也不会那么急速恶化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南广大农村已是千疮百孔，破败不堪了。然而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悍然发动了反共内战。为此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如1946年，河南的麦收并不好，各地又发生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但国民党政府在河南的征实征购粮食数目仍达380万石，虽有河南人士向政府呼吁，但减少的数目却寥寥无几（后减为340万石）。而且事实上经过各级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还远不止于此数。据当时的田赋科长回忆，农民用（人力或畜力）车送交粮，常遭到挑剔和留难，或说粮食不干净，或说不合规格，致使农民几天交不上粮食而大受损失。还有的征收人员以大斗收小斗出，以达到勒索中饱的目的。当时收粮人对老百姓的刁难花样百出，常常把农民逼得卖车辆、卖牲口，最后只剩单人。[20]更严重的是，“老百姓每把所有的粮食全部缴官，仍然不敷，因之有弃家逃亡者，有服毒自杀者”。据国民党的报纸报道，安阳县韩陵乡艾亭村的村民李金声，今年（1946年）收了70石麦，而乡长却派了他90石，他把收的麦子全部缴上，还欠20石，全家害怕催逼，12口都服毒自杀了！同村还有一个张金然，他只收3斗麦子，而保长却派了他6斗，他多方拼凑缴齐，一家3口也跳井自杀了！这种情形并非个案，“类此的事情，在河南恐怕到处难免。”[21]。此外，到了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在河南省其他地区都已解放，政令所及范围仅平汉、陇海铁路距郑州、开封较近的十余县的情况下，仍然下令征实征购军粮70万石。这种不顾人民死活的横征暴敛给国统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尽管国民党各级政府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但由于军队数量多，加上已拨付的军费大量的被军阀官僚所侵吞，所以仍然不敷使用。于是往往放任军队勒索百姓，以补充军费不足。豫北地区受国民党军勒索军需而负担沉重的状况。

农民除负担田赋征实、征购、征借和苛捐杂税外，还要负担许多军事性的临时差役。国民党军队常常征调大批民夫、车辆去运送军粮、行李和随军眷属。据《大公报》载文描述说：“两只牛拉一辆铁轮的大车，拉着军麦、木材、柴草、笨重的铁轨以及官老爷们的眷属小姐太太和他们的行李大笼小箱，不论春夏秋冬，不分黑夜白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拼命的拉、拉。一帮车就是几十辆甚至一百辆以上，半个月以至一个月都不能回家一次。在这长期的役中，人畜的粮草差不多还要自备，可怜劳苦的农民又哪有大宗的钱来供长期的出差费呢？因此，饥寒疾病，惨状百出，人畜死了，大车丢了……”，[22]河南南阳农民“用牛把军粮送到洛阳，往往去的时候是牛拖车，回来时是车拖牛，甚至连人也死掉。”[23]总之，国民党政府竭泽而渔的做法和驻军的肆意勒索，使河南人民生活在异常痛苦之中。广大农村经济衰败不堪。与人祸同时而来的天灾，即频频发生的水、旱、蝗、风、雹等灾害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加剧了河南农村经济的崩溃。如仅在1945年8月至1946年1月间，豫北三、四两区各县因灾害而荒芜土地就达384万亩、损毁房屋1569万多间、各种农具45.617万件。[24]所有这些使得广大乡村丧失了改造农业生态环境的能力，从而使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难以逆转。 连年的人祸和天灾相叠加引起的饥荒，导致了河南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1929年，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美国女记者写道：河南“是军阀混战、河水泛滥、饥馑连年的重灾区……饥饿所逼，森林砍光，树皮食尽，童山濯濯，土地荒芜。雨季一来，水土流失，河水暴涨;冬天来了，寒风刮起黄土，到处飞扬。有些城镇的沙丘高过城墙，很快沦为废墟”。[25]民国时期，河南饥荒不断，每当严重饥荒来临时，饥饿的灾民始则采摘树叶掺杂粗粮以为食，继则剥掘树皮草根和秕糠以为生。[26]当饥饿主宰人们一切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向大自然进行“恶性索取”而不顾一切后果，凡是能够填充肚子的东西都成了灾民的“美味佳肴”。为了延续生命，灾民根本无暇考虑生态后果。结果是“树皮被剥光了，雪白光滑的树干站立在路旁，像没穿裤子一样，害羞的瑟缩着。树叶被捋光了，树枝像过错了季节一样，从春天又回到了冬天”。[27]灾民们的万般无奈之举使灾荒后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诱发新的灾害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严重的饥荒对生态环境的打击是多方面的。当灾民连树皮树叶也得不到时，只有背井离乡，流浪四方。为了生存，他们往往流入深山老林地区毁林垦荒，从事粗放的农业经营活动，造成童山濯濯、水土流失严重。此外，因饥饿所迫，灾民们在田产卖完、耕牛卖掉之后，把仅有的农具如镰刀、锄头、铁锨、犁耙等都拿出来变卖。这样做的结果，即使勉强熬过了饥荒，由于丧失了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要进行生产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了。结果只能使农业生态条件更加恶化，土地荒芜更为严重。有人将这种土地荒芜的过程视为土地由农田生态系统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归过程。对此，苏全有指出：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土地已经失去了天然状态，而被打上了深深的人类活动的烙印，自然生态系统的丰富多彩性和生机活力很难再现，留下来的多是凄凉的人是物非、沧海桑田。[28]

生态环境的恶化固然与人口的压力、战争、饥荒等社会因素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以群体的方式进行的。而群体组织的形式与社会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生产关系范畴下，人类群体组织形式不同，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方式也会有很大不同。合理的生产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首先，可以合理的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各类资源，防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其次，能够使社会财富以较为合理的形式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分配，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可以满足一定人口的生存需求，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和开发中的破坏。在同样的自然生态环境资源条件下，资源承载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能力，也取决于社会成员之间资源占有和资源分配关系的优劣与否。夏明方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分配关系愈是不平等，不仅其实际人口容量距离按人均资源量计算的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容量愈来愈远，进而还会愈来愈严重的削弱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剧人类对资源、环境的不合理开发，进一步降低资源的承载力。因此在探讨人口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一味的着眼于抽象的人口压力而无视其社会关系的内核，必然会步入那些偏执于人口密度的机械人口压力论者的后尘，给自己设置一个无可自拔的理论陷阱。[29]

民国时期，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在河南广大农村地区封建地主制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土地分配极为不均，可谓“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据时人的调查，豫西、豫南大地主较多，内乡西北的蒲塘村，有罗姓的大地主四五家，拥有土地五六万亩，每年可收租麦一万多担。豫南信阳城内最大的地主有好地一万两千亩;罗山的地主吕华禄、刘楷堂都有农田几万亩，后虽因分家和出卖的关系虽逐渐减少，但刘楷堂所有的田地仍在一万两千亩以上。固始东乡与安徽霍邱县接壤的地方，有一大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出人意料，从他的家乡走进城里所经过的一百二十里的路程，可以不用踏入人家的土地一步。[30]豫北，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总统的徐世昌，在辉县有田产四五千亩，虽然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逐渐卖出，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仍有两千亩。袁世凯在彰德、汲县、辉县一带也曾经有地四万亩左右。 从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组织进行的河南省农村调查出的农户成分看，在豫北辉县、豫中许昌、豫西南镇平三县贫农成分都在总户数的55%以上，其中在商业和高利贷资本比较猖獗的许昌，贫农竟占全体村户的66.16%;地主、富农成分的户数在辉县和镇平分别占总户数的12.47%、13.16%，在许昌仅占6.11%。很显然，总体上看，地主、富农大体也就是占农村总户数的10%左右，中农以下村户约占90%。虽然这些数据仅是根据对三县中15个村庄1 248户调查得出的，但是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全省农村的阶级、阶层分布概况。

在土地占有方面，辉县、镇平、许昌分别占12.47%、13.16%、6.11%的地主、富农却占有48.10%、75.78%、21.78%的土地;许昌占总户数76.86%贫农以下的村户，占有田亩仅为总数的47.81%;辉县占总户数62.82%的贫农以下村户只拥有土地总数的17.96%。在镇平，占总户数72.27%的贫农以下村户，所占田亩更只占总面积的14.14%。这些数据能够非常清楚的反映出，占河南农村户数70%左右的广大贫下中农仅拥有少量的土地，土地分配极其不均。

根据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中农所拥有的田亩刚可勉强维持生活。以此为标准，许昌、镇平贫农每人所有田亩低于维持勉强生活标准的田亩数50%，辉县更少，要低到61%。而地主人均占有土地在辉县、镇平分别为中农的4.56倍和21.02倍。如果与贫农相比，其倍数还要翻

篇三：河南干旱

汝河枯成“砂石场

”

“卡脖旱

”

七月十五定旱涝

八月十五定收成

? 古希腊伟大文化的中心——位于雅典西南100公里，历经几世纪繁荣文明的迈锡尼（Mycenae）古，于耶稣诞生前1200年前后，因为旱灾及由旱灾引起的饥民暴动而变为废墟，迈锡尼文化也随之彻底毁灭。

? 唐天宝末年到乾元初，公元8世纪中期，连年大旱，以致瘟疫横行，出现过“人食人”，“死人七八成”的悲惨景象，全国人口由原来的5000多万降为1700万左右。

? 明崇祯年间，华北、西北从1627年到1640年发生了连续14

年的大范围干旱，以致呈现出“赤地千里无禾稼，饿殍遍野人相食”的凄惨景象。这次特大旱灾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 全世界上世纪发生的“十大灾害”中，洪灾榜上无名，地震有3次，台风和风暴潮各一次，而旱灾却高居首位，有5次，它们是：

? 1920年，中国北方大旱。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遭受了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灾，灾民2000万，死亡50万人。 ? 1928—1929年，中国陕西大旱。陕西全境共940万人受灾，死者达250万人，逃者40余万人，被卖妇女竟达30多万人。 ? 1943年，中国广东大旱。许多地方年初至谷雨没有下雨，造成严重粮荒，仅台山县饥民就死亡15万人。有些灾情严重的村子，人口损失过半。

? 1943年，印度、孟加拉等地大旱。无水浇灌庄稼，粮食歉收，造成严重饥荒，死亡350万人。

? 1968—1973年，非洲大旱。涉及36个国家，受灾人口2500万人，逃荒者逾1000万人，累计死亡人数达200万以上。仅撒哈拉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150万。

? 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发生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旱灾，并被纳入近50年来我国“十大灾害”之列。

? 第一次是1959—1961年，历史上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连续3年的大范围旱情，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人口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仅1960年统计，全国总人口就减少1000万人。

? 第二次是1978—1983年，全国连续6年大旱。累计受旱面积近20亿亩，成灾面积9．32亿亩。持续时间长，损失惨重，北方是主要受灾区。

篇四：民国时期河南的城市化发展

民国时期河南的城市化发展

民国时期的河南城市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受资本主义的影响，城市的工业化、人口数量、商业及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方式都有所改变，城市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整体上呈现不平衡的崎形特点，城市生产力水平不高，消费性特点突出。

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屏。中原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中原地区成为我国城市的最早诞生地。

民国时期河南的城市化进程是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同时进行的，城市发展格局基本上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开埠所形成市场格局所定的，内地商业和交通不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当时的开封和郑州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城市有所发展。本文以郑州、开封的发展为例，对民国时期的河南城市化发展作以论述。 1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促进城市化发展

工业化进程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是城市化进程的关键。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剧，铁路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侵吞中国财富的重要工具。1906年一1908年，京汉、陇海铁路建成通车，铁路沿线地区的煤矿、机械工厂开始兴起和发展。郑州处于京汉铁路沿线，郑州陆续兴建了机务修理厂、电务修理厂等几家铁路工厂。以铁路工人为主体的第一批产业工人开始在郑州地区诞生。产业工人的出现为郑州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1915年北洋政府在巩县兴建了一个完善的兵工厂，这是当时河南省首屈一指的大型工厂。1918年，北洋政府又兴建了郑县(现郑州)兵工厂。除官办工厂外，民族资本企业也有了较快发展，1914年，开封普临电灯公司资本家魏子青招股集资25万元办起了明远电灯股份两合公司!‘]。同时，1916年郑州开始开办德丰而粉厂。1917年兴建的郑县而粉厂资本有10万元，并购有新式机器加工而粉。在机铁业中，较有名的有华兴厚铁工厂和打动机器厂。开封南关的民生火柴厂民国6年开始营业，机器21架，销路除本省各县外，可至苏、鄂、陕等省，工人共420余名。民国时期河南的工业有一定的发展，普遍使用了机器，但由于工厂规模小、资本少，发展比较缓慢。

2城镇的发展促进城市化发展

1905年一1912年，京汉、陇海铁路相继通车后，位于交义口的开封和郑州及沿铁路线的城镇获得了新的活力。开封和郑州成为国内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通车后，豫东农产品如花生、小麦、高粱等经开封运往汉口、天津、青岛等地!2l河南原有花生是自给性生产，京汉、陇海铁路通车后，国际上对花生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带动花生种植业迅速发展。开封宋门外开始出现花生行，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开封农产品的商品化。随着省内商品性农业的发展，郑州的商业贸易发展加快。郑州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棉花行栈，多集中在饮马池、二马路一带，棉花行最多达30多家，年成交约30万包。大宗贸易除棉花以外，还有粮油、药材等。20世纪30年代，白米业得到较大发展，郑州东郊的凤凰台大米远近闻名，各地商客争相购买。这时期粮油市场也骤然兴旺，油行业主要由中牟、尉氏、新郑等地贩油经销!。从农产品的商业化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农村与城市开始紧密联系，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商品化速度的加快也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京汉、汁洛铁路通车后，开封作为当时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得以复苏，马道街成为中原第一商场，是全省最集中的农产品和皮货交易中心。1913年，马道街修筑了马路，安装了电灯，市内较大商户相继来此开业，外埠商号一上海正兴大布店也慕名而来。据记载，1926年前后，开封商业之繁荣，居河南第一。1927年(民国16年)冯玉祥主豫期间，相国寺市场比较繁荣。1922年，郑州被定为对外开放商埠，商埠规划10. Slant，为豫唯一大商埠。郑州车站很快成为商业中心区，以后商业区逐渐扩大至大同路、一马路、二马路、

操场街一带。从车站到旧城区的商业街陆续形成，大街小巷连成一片，每天从早到晚人流不断，可称为商业中心。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开封南关辟为商埠。以火车站为中心，逐渐发展起居民住宅区，老城之外还形成了新城区，郑州同样也是形成了老城和新城相结合的城市布局。 3城市人口的增加促进城市化发展

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及其地域的扩大带动了城市人口的增长，1913年郑州有31 850户，153 843人，1916年总人口达205 145人。1928年初设立郑州市后，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倡导“建设新郑州”运动，1930年郑州城市人口达到95 482人(在此之前，因为自然灾害导致人口减少)。从20世纪30年代起郑州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新式工厂和手工工厂需要大批工人，城市人口急剧增长，1934年，城市人口已发展到124 377人!31。作为当时省会的开封在民国初年，由于北洋军阀连年内战，城市深受其害，随着铁路、公路建成通车，经济发展，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开封市人口有所增加。1910年一1930年间开封人口由原来的16万增加到25万人。1927年(民国16年)冯玉祥二次主豫，开封社会稳定，人口逐年回升。1933年(民国22年)，根据《省会各区警察与市民人口数比较表》统计，开封总计261 023人，1936年为307 071人I 41。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4城市道路、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化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南历史上城市道路均为土路，京汉、汁洛铁路通车后，沿铁路沿线以郑州、开封为依托的商埠相继形成，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开封、郑州等城市出现铺装道路。1913年，郑州有街道92条。1927年，冯玉祥指示郑州市先后修筑了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德化街、敦睦路等12条道路，郑州市的而貌有了较大的改观。20世纪30年代前期，先后对城市内的主要街道进行扩建改造，对于临街房屋大多进行返修。市区街道的开拓适应了近代交通的需要，城市公共交通工具逐渐融入了居民的生活。进入20世纪20年代，开封修筑了公路，开设汽车运输。1929年，开封筹办长途汽车运输业务。近代交通工具涌入城市，加速了商品流

通，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交通运输的发展，带动了河南近代邮电通信业的发展。1914年，河南成立了邮务管理局，统管全省邮政。1912年，邮政业务量为1 021万件，1947年为3 875万件，36年间增 加2.8倍!s1。邮电通信业的发展，方便了城市居民，加强了城市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通讯系统电话进入城市成为一种补充，1913年交通部开始推广电话

业务，设郑州电话局于电报局内，装磁石式交换机100门，初装电话用户43户，自此郑州就开始使用电话了!“]。河南省长途电话局建于省会开封，以开封为中心向郑县、新乡、洛阳、许昌、商丘架设了电话线路，开通长途电话。通讯系统的运用使人们认识到近代社会发展的步伐。

5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提升城市化水平

民国时期，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城市居民生活日趋于西化，居民生活变化迅速。《河南新志》记载“在昔铁路未兴，交通不便，人民生活程度低下，日用饮食物品简单，取诸本省之固有而有余，近年文化日开，人民渐渍时风，生活程度日高，非复本省所能供给。于是舶来之洋货，各省之纺制品源源而入。”在饮食方而，中华饮食文明历史悠久，但自从西方食品进入中国市场后，西方饮食文化在城市中流行起来，各市洋酒、蛋奶制品成为市民馈赠宴请的佳品。饮食服务业发展迅速，从20世纪30年代起，郑州的饭店日趋增多。火车站一带集中了大小饭馆四五十家。人民对服饰的要求也在逐渐变化，据《1929年河南新志》记载“衣服，河南民风，本极俭朴，普通皆大布之衣，妇奴多勤于纺织，中产之家终岁衣服不待外求，

取请室中而足，各县大抵皆然。惟城市绅商及富家世族，其服物及有丝织品，近数十年，交通便利，习俗渐奢，绸缎呢绒流行市肆，然乡民犹未染其习也。”城市居民开始追求时尚服装。用的方而，日常生活用的多是来自国货。1934年在大同路还建起了中国国货公司。在文化娱乐方而，出现了电影院、戏院，如真民电影院、普乐戏院。同时城市还是知识信息的密集区，学堂、示范学校、图书馆、报社都在这个时期建立，1927年，冯玉祥创办了《革命军人朝报》。该报宣传三民主义，提倡放足剪发更新思想，使人耳口一新。这一时期，市民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受到猛烈冲击，城市的社会文明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6 小结

民国时期河南城市的发展基本上适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动了城市工业、手工业、商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微乎其微，不能为城市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城市发展具有不平衡的畸形特点，内陆河南在当时具有明显的消费胜特点，生产力水平不高。因此，城市化水平低下，城市发展缓慢。

篇五：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苏全有 曹风雷

（河南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迄今为止，以历史时期河南生态环境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但与河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水利开发工程、土地的利用及整治、森林植被的变迁、灾荒饥馑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已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入。 关键词： 河南 生态环境变迁史 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先后发表论文一百六十多篇，出版著作三十部，主要论著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问题研究》、《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三角联盟》、《黄兴与阳夏战役》、《徐世昌家族》等。

曹风雷（1973—），男，河南省永城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史学界也开始利用自身学科的优势对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展开了研究，并且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由于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涉主要涉及到历史自然地理学、古地理学、环境地学、生态学、古农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因而过去生态环境的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多年来，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涉及到河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水利工程、土地的利用及整治、森林植被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对与河南生态环境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成果予以综述。

一

迄今为止，直接反映历史时期河南生态环境的成果并不多。最引人注目的是程遂营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 》[1]，该书从气候、水文、地形、地貌与土壤、植被，城市建设与规划、城市的公共环境等方面论述了唐宋时期开封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认为开封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以12世纪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2世纪以前，开封的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状态；12世纪后生态环境出现了明显恶化的趋势，气候转寒、水系破坏、湖泽消减、土壤沙化、碱地增多、灾害加剧等。该书是从多层面、多角度综合研究河南开封市生态环境史的

[2]一部力作。薛铎主编的《河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是一部直接以河南生态环境为研

究对象的专著。该书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森林变迁、农业生产、环境污染、矿产开发等因素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回顾了河南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及教训，指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导致了北宋以后河南作为我国中心地位的丧失。其次，海外学者

[3]赵冈的《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一书中也涉及到河南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问题。

[4]论文方面：郭予庆的《河南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 一文根据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

阐述了自远古先秦时期以至明清时期的几千年间河南境内的地理环境变迁状况，指出河南地理环境的演变始终是在黄河流域宏观地理环境中发生的，与整个大区域的地理变迁密切相

[5]连、息息相关。李民的《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则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土质、

地貌、矿藏论述了安阳殷墟的生态环境及其对盘庚迁殷的影响，认为当时的人为因素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殷地。

[6]周炳中的《河南登封自然生态环境演变初探》一文主要从地质、气候、植被的演变方面重

点分析了河南登封地区地质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相关文章还有王星光的《黄河中下游

[7]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和嬗变探索》、王义民等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主

[8][9]导因素分析》、徐庭云的《隋唐五代时期的生态环境》等。

三

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产生着重大影响,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可以决定某些地区经济的兴旺或衰亡。气候变化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土地沙漠化及动植物的地区迁徙。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的波动每一次都引起了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它是河南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之一。人类用现代方法观测气候并留下完整的资料在国内外至多不超过二百年，而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的气候记录却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近千年来的记录则更加丰富，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令世界瞩目。盛福尧、周克前的《河南历史气候研究》[10]和王村、王廷梅的《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资料》[11]等著作对史籍中有关河南省旱暖的记载加以整理并建立了旱涝序列分级，分析了河南历史上的大旱大涝规律。前者还从地质构造和地质发展史、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森林变迁、黄河水灾等诸方面简述了几千年来河南生态环境的演变轨迹。其它相关著作有：刘昭民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12]、张丕远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13]等。论文主要是萧廷奎等合写的《河南历史时期干旱规律的初步探讨》[14] 一文。该文通过分析近五百年来史籍中有关河南旱灾的记载得出了几点结论：河南历史时期的小旱具有11年和45年周期、大旱具有90至100年周期且与太阳活动周期有关，季节性干旱中以春夏旱出现次数最多、危害最大，愈是大旱持续愈久、微旱年年有，干旱出现的地区以豫东、豫北最频繁等。其次，徐近之的《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15]、张先恭、张家诚的《近五百年来我国气候的几种震动及其相互关系》[16]、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7]、龚高法的《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18]、陈玉琼的《中国近五百年的干旱》[19]等论文都与河南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相关。

森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净化空气以及防治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的功能，因而森林植被的变迁是影响生态环境演变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对河南森林植被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当首推徐海亮的《历代中州森林变迁》[20]一文，该文探讨了历史时期河南天然森林的变迁规律及变化特征，认为战国至两汉、唐宋、清中后期是河南天然林消耗的三个高潮，天然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缩减，历史气候自温湿向干冷转化，与人为因素叠加，加剧了森林的消减乃至消亡，指出了森林破坏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此外，凌大燮的《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21]也述及河南森林变迁的过程。直接研究河南森林变迁的著作尚没有见到，相关著作则有陈嵘的《中国森林史料》[22]、熊大同的《中国近代林业史》[23]等。人们的筑堤、浚河、凿井、开渠等水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24]河南水利厅宣传中心编的《河南水利大事记》一书以编年体为主的形式记录了自公元前

2297年至1949年四千多年中河南人民与水旱灾害斗争中的一些较大事件,大体反映了历史时期河南水利事业的兴衰轨迹。其次,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编的

[25][26][27]《黄河水利史述要》、《河南黄河大事记》、《民国黄河大事记》等系列著作和水利

[28][29]部治淮委员会编的《淮河水利简史》 及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冀朝鼎的《中国历

[30]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域水利事业的发展》、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编

[31]写的《中国水利史稿》也涉及到历史上河南境内的水利建设。论文主要有：魏希思的《民

[32][33]国时期河南水利机构述略补正》、袁跃汉、王玉华的《南阳地区历代水利述要》、钮

[34]仲勋的《豫北沁河水利灌溉的历史研究》和《百泉水利的历史研究——兼论卫河的水源》

[35]等。

盲目的开垦林地、草地、山坡地是造成水土流失乃至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探讨土地的垦殖利用及整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对历史时期河南的土地利用和整治问题进行研究的论著颇为罕见。目前，所能见到者主要有：赵晋三的《河南土地整理问题》[36]和周锡桢《河南盐碱地利用之研究》[37] 马雪芹的《明清河南农业地理》[38]三部专著，

赵晋三对民国时期河南土地利用类型按区县作了详尽的数字统计,分析了土地利用中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土地整治措施；周锡桢对民国时期河南盐碱地的成因、分布、性状、利用现状和造成的危害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各种治理与改良措施；马雪芹则指出明清两代，是河南农业大发展和大变革时代，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土地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域外作物的传入，又使全省的作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后来的作物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主要是：朱显谟、何金海的《河南中牟泛区之土壤及其利用》

[39]，该文对河南中牟泛区的土壤变迁之原因经过、土壤的概性及其治理措施都作了详细阐述，指出黄泛携带泥沙到处沉积、气候干燥、乏高山林木之屏障、风蚀异常剧烈、水利失修、土地利用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了本区的土壤变迁，认为植林种草、大规模开建排水沟渠殊属必要。席连之与程伯容的《河南开封附近之土地利用与改良刍议》[40]、《黄泛区土壤与复耕》

[41]提出了与上文相似的观点。相关论文则有张履鹏的《黄淮海平原垦殖史略》[42]、钮仲勋

—的《黄淮海平原区域开发历史及其对环境的影响》[43] (p160166)等。

灾荒与生态环境恶化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生、互为因果，因此在有关灾荒史的研究中必然要或多或少的论及生态环境问题，以河南灾荒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主要是苏新留的《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44] 一书通过研究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概况、地区的变动和趋势，分析了灾荒造成的后果、灾荒时期的乡村民生及其打击下的乡村经济，考察了社会对灾荒的应对机制，书中论及了灾荒打击下的生态环境。此外与河南灾荒相关的著作还有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45]、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1927——1937）》[46] 、夏明方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47]、胡明思和骆承烈的《中国历史大洪水》[48]和李文海的《灾荒与饥馑》[49]、《中国近代十大灾荒》[5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51]（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论文方面主要是苏全有的《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52]一文。该文对近代河南的人口、灾荒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人类活动引发的生态环境退化使灾荒极易发生，而灾荒反过来又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圈。

三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不少的成果论及或间接涉及历史上时期河南的生态环境变迁过程，但多数成果侧重于研究河南的自然灾害与灾荒问题，没有系统的论述多种自然和人文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以为今后应加强的若干方面是：

1、研究内容：由于生态环境是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组成的，因此其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但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内涵与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概念内涵有一定的差异，就河南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当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植被变迁、人口变迁、垦殖活动、河流治理、农田水利、矿产开发及灾荒饥馑等诸种因素对河南生态环境影响及其生态环境后果。以上诸方面除河南气候变迁、黄淮的治理研究比较深入以外，其它或有待于深入或有待于拓荒。

2、研究方法的整合：生态环境史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文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从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实验方式人手，讨论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性及其天文、地理成因等自然因素。对于从事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历史工作者来讲，应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原理来进行本课题的研究，如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的观点、反馈原理、有序原理、整体原理、板桶效应原理、耗散结构论、突变论等。

3、客观评价人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环境的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人为因素只是诱发环境演变的多种诱因之一，不应该总是把人

类看作一切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无限夸大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作用，把人类描绘成环境的奴隶，在环境面前无所作为、任凭摆布是极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人类可以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可以为所欲为，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看成是对自然界的征服，而片面宣扬“人定胜天”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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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河南民国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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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胡明思、骆承烈.中国历史大洪水[M].北京:中国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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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苏全有.有关近代河南灾荒的几个问题[J].殷都学刊,2003(4).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enan

Su Quanyou Cao Fenglei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Development School, Xinxiang 453007, Henan,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few fruits abou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enan up till now. But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has a lot involving the changes of climate, the exploitation of irrigation works, the utilizing of lands, the variety of forests, the plagues and famines.

Keywords: Hena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view of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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