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

篇一：海外华人对中国房奴的看法

房奴，卡奴，孩奴，婚奴??“杯具”的是，现在又多了个“菜奴”。仔细对比，你会发现，总有一款适合你。说到底，之所以出现这个全民皆“奴”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如蜗牛般爬行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飙升的速度。现在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制订了一个个人所得税近期方案。然而工资就好比是老爷车，物价是顶级跑车，降税只不过就是在十字路口增加了几个红绿灯，速度跟得上吗？

在荷兰飞利浦工作的表姐，即将迎来圣诞宝宝，因为她的预产期是12月25日。表姐告诉我，在荷兰除了生孩子全免费，看护不用钱，4个月产假外，还有保险公司给的卫生用品和婴儿用品，政府的补贴，不过不用羡慕，这些都是应该交了重税所得来的。对于中国房奴的现状，在国外打拼多年表姐以下是她自己的见解。

非要买房吗？

社会在进步。以前很多人都在同一个地方过一辈子，住的是祖屋，和父母一起住；现在的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到别处发展，结婚后也不和父母一起住了，但传统观念似乎总在告诉他们，要有个房子才算真正的成家立业。而且，现在非常功利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也让那些即使不认同这种传统观念的人们屈服，因为很多人的女儿都想嫁个有房有车的，好门面给婚姻带来了隐患。说句讽刺的，有些做父母的逼自己的小孩读完书还要逼（别人的）孩子买房，什么道理？一帮势利的父母逼着孩子一起势利，别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的幸福着想，家不是用砖瓦盖出来的，是用感情经营起来的；没有自己的房产也不代表没有房子住。

还是在锵锵三人行里听到的加藤嘉一分享日本人的观点：年轻人买房等于抹杀未来。没有想到日本人原来是这么个想法。我本人也是非常赞同的。我是属于两年就换一次职位的人，从去法国开始，我几乎隔两年就换一个国家，在荷兰呆四年算是破记录了，但也是前两年住一个城市，后两年又住另一个城市，应该说是隔两年就搬一次家吧；现在呆够了，也准备走人了，哪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往哪里走，哪里需要买个房子碍手碍脚的，若为自由故，我什么都不需要。中国各地现在也是很多发展机会，那些对事业有雄心壮志的朋友为什么非要在一个地方困着呢？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象我一样喜欢四处走动，我也有朋友就喜欢宅于一处，也没什么不好。可惜我们不是大同社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经济能力去买的，眼红别人申讨房价高是没有用的，中国的政策跟外国的不一样，例如在荷兰，买比租划算，因为有政府的一些补贴和银行不同的贷款门槛等等。所以在中国现阶段，用任志强的话说，‘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或者，‘买不起就别住在北京（或其他一线城市）’，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租房到底有什么让国人觉得丢脸或不妥呢？租赁市场应该是挺有前景的才对啊。用钱买了房，生活质量却降低了，压力增加了，相对的事业发展的机会少了，那可是双输的局面啊，你到底赢了什么？一个想嫁给你的房子的女人（男人）吗？

现在都说人们很现实，其实，是扭曲的现实。在我的定义里，现实是看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而做出相应的决定。当然，有些

人确实清楚的想要嫁个有房有车的那无可厚非，但也有些人是被误导的。我和我先生都可以买房买车，只不过我们都不需要，简单快乐，

篇二：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

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

际关系

过去十多年来，关注中国崛起及其在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的著作越来越多，同时，鉴于中国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建设性对话的缺乏，许多学者主张，中国外交研究应成为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讨论话题，并建立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

笔者认为，中国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人口环境等因素进行实证考察和理论建构。人数多达4500万海外华人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因素，在过去的数世纪里，他们同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国际移民在当前有关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学和国际关系对话过程中有何作用？海外华人是否像其他的国际移民群体（如犹太人、印度人和亚美尼亚人）那样，在居住国和祖籍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如果不是，原因何在？

本文以海外华人在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及其在近二十年来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为个案，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

笔者认为，国际移民领域的“散居者选择”——

居住在海外的侨民可以为祖籍国带来知识上和技术上的贡献，进而参与祖籍国的社会和政治过程，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在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上所发挥的作用则有限。

作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相对重要的但又是被动的因素，海外华人在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作用并不显著。我们需要从历史性、国家、机构性以及社会性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以及同其他移民群体的差异。

本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两者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结点并重点阐述两者间的互动，尤其是以认同为基础的利益机制。

第二部分考察1950～1965年间中国对外交关系中华侨的角色以及国家利益在外交领域的制度化。

第三部分分析近十年来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群体的产生及其对国际关系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一、国际移民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联与断裂

（一）国际移民与国际关系的理论联系

本文将国际移民定义为联系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社会进程，它为双方带来社会、经济等一系列改变，

而散居者是直接产生于国际移民的“国境外的民族群体。”

现有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于移民发生的原因（如出生地、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等）、调适模式（如文化差异、移入国后续社会文化变化等）、移民内部构成（如移民间的代沟、技术水平、合法性、性别以及移民持续性等）、对移出国和移入国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以及网络对海外散居者所起作用等。

国际移民政策和相关国家政府的政策管制被认为是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然而，学术界对国际移民/海外侨民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则鲜有直接的关注。正如约瑟夫·拉皮德所称，“国际关系热衷于对主权国家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族群问题以及其他群体的关注”。

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国际移民对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梅隆·维纳指出，“国际移民正在日渐成为影响移入国以及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因素”。他提出了三点看法：

第一，国家之间的关系受到政府就国际移民问题的作为和不作为的影响；

第二，通过制定移民出入境的法律法规，国家影

响了国际移民；

第三，国际移民已成为其移入并定居国家的政治力量。

他主张有必要“将注重国家移民政策的安全框架加入国际移民研究中，前者受到国家稳定和国际安全考量的影响。”

还有学者强调，由于国家对侨民的有意识利用和后者的积极反响，散居者理论有助于分析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关系和集体认同。

尤西·沙恩和阿哈隆。巴斯的论文是迄今为止针对散居者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性所作的最重要的研究。他们将散居者视为“影响移出国外交政策的独立行为者”，进而分析散居者和国际关系之间互动的动机、机会以及方式。

他们认为，散居者有着众多的利益关注点，从而可能促使他们参与祖籍国的外交政策：

第一，散居者可能会认为祖籍国外交政策将对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民”的利益产生影响；

第二，散居者利益可能与影响祖籍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有紧密联系；

第三，散居者可能认为祖籍国外交政策会影响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

第四，散居者可能认为祖籍国外交政策将“影响其机构中小部分人的官僚利益”。

沙恩和巴斯认为，不管是通过游说等直接方式，还是通过为机构管理者提供信息等间接方式，散居者都会寻求其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利益。

通过对海外犹太人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海外亚美尼亚人的研究，他们论证了影响散居者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四种因素：祖籍国的可渗透性、祖籍国和散居者之间的相互看法、祖籍国与散居者两者之间力量的平衡、散居者在祖籍国外交政策上意见的一致性。

这四个因素反过来催生了在国际舞台上的三类散居者：

一是被动的散居者，他们是身不由己地被牵涉入国际关系之中；

二是主动的散居者，他们影响着自己移居国的外交政策（如在美国，众多不同族裔的游说团体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碎片化）；

三是对祖籍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主动型散居者。

沙恩和巴斯总结，当祖籍国较式微时，散居者竭力对其产生影响，这就是对前者（散居者）有益的“力

篇三：中国巨变震撼海外华人 身份追寻经历失根寻根重根

中国巨变震撼海外华人 身份追寻经历失根寻根重根

据美国《世界周刊》报道，经营纽约市景点门票的袁鹏不久前回到北京给父母扫墓，刚刚归来的他表示，他对北京的巨大变化只有两个字描述：震撼！他说，他在北京已经“找不到北了(普通话摸不清东西南北的意思)，心里很失落，感到回不去了，因为童年的记忆全没有了”。上海籍移民吕玉新博士几年前回上海探亲时发现，上海的变化实在太大。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他表示，由于中美之间文化差异，他感到自己“两头不是人”。

不仅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变化巨大，一些中国的中小城市及乡镇也同样如此。纽约华策会小区拓展专员郑杨超十年前从福州马尾移民美国，“最近几年回国几次”。她说，出国时，家乡是旧房子，现在到处在拆迁，“都不认得了”。温州籍移民方银生是温州市七都镇人，1995年赴美谋生，2010年回到七都镇探亲时“找不到家，因为小路没有了”。

华人失落 心理受冲击

家乡巨变带来的不仅是兴奋，而且更有失落。有华人发表文章称，一名加拿大华裔青年回到中国“并未找到自己的根”。青年说，在这段带着祖辈记忆的特殊旅程中，爷爷姥姥唠嗑述说的家乡，早就在过去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他们根本不熟悉的老家，不只是建筑，不只是老家的宅子，整个环境和人们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沙斯曼(Nan Sussman)博士是纽约市立大学史泰登学院心理学教授，多年来一直研究世界各地移民的回归现象以及这一过程对移民心理及文化冲击。她接受采访时指出，导致失根有两个原因。一、中国变化太快，人的流动也太大。当移民回到他们家乡时，家乡变了，人也变了，许多东西移走了。二、移民本身也发生变化。他们已经适应在美国生活，其思想和行为已与过去不同。“他们突然感到对家乡不能适应”。纽约华裔心理医师金晓春博士指出，有些人有失根感，而有人则没有。产生“失根之感”是因为这些华人仍保留中国文化，而没有“失根之感”表示他们已经认同美国文化。

无法回头 适应美环境

今年48岁的温州移民叶新云2001年12月移民美国，2008年1月回到温州市探亲，感到温州市变化太大，“不知道怎么找路”。楼高了，路宽了，交通也方便，人也变得文明了。但他有点失根的感觉。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在美国，回到中国只是看看父母。过去，他“在中国做建筑，现在美国做生意”。他表示，虽然中国发展很好，他也没有后悔，因为“美国也不错”。

今年50多岁方银生表示，他现在是“出家容易回家难，这辈子回不去了”。他说，老家镇里的居民“80%在国外”，如意大利、法国和美国。他出来后，先在一家华人衣厂打杂，现在一家华人蔬果超市卖肉。他说，家乡人现在生活很好，有人还

请保姆。村里人早晨去餐馆吃早点，午餐买熟菜吃，都不做饭了。他不后悔来美国，因为“儿子和女儿在这里发展很好”。

纽约市健康医疗总局市场代表蔡韦仪说，她是客家人，上世纪80年代从广东惠州移民美国，1998年回国时感触很大。“我借辆自行车，在惠州城到处转，但是找不到过去那种感觉”。她感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她说，许多华人经常回中国，主要是做生意。

金晓春认为，失根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由于中国变化太快，许多华人移民回乡后对一切感到陌生。变化包括路找不到，四周冒出许多高楼大厦。“如果有人感到没有变化，才会奇怪”。他说，有人回到中国后，父母不在了，亲戚也不热情，吃的东西也没有过去的味道，导致失根感。有人在中国没有近亲，就在美国扎根了，也属正常现象。“移民的过程就是文化的适应”。

环境差异 无共同语言

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副馆长邱辛晔过去几年曾经两次回到家乡上海，发现“过去住过的房子都没有了”。他回国主要是参加同学会，“参加同学会有寻根的感觉”。但是，与那些国内的同学对话，他发现双方存在很大的距离，大家关心的内容不同，“想法不在一条轨道上”。他说，中国人喜欢寻根。目前，中国大陆掀起寻根热。许多人回到自己的老家寻亲，编撰家谱。他们生活好了，也有空闲时间。美国华人组织的寻根夏令营一个接着一个。他认为，如果从基因角度讲，纯种的中国人很少，大家都是“杂果拼盘”。

吕玉新博士在1970年就从上海下放到北大荒，1978年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日语系。他在日本从事过学术研究，后在纽约圣若望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获得世界史博士学位，现在几所大学担任教授。2009年，他回到上海，并到北大荒访问。出国多年后，他回到中国感到很不适应，“对中国不习惯了”。他说，这种不适应是由人际关系和体制不同带来的。他觉得自己既有中国文化，也有美国文化，“把中美文化混在一起了”。他举例说，曼哈顿的高级厨师做的菜肴不同在调料的不同，厨师用不同的原料配制调料，关键就在这调料上。“我就像这个调料”。

同时，有些海外华人在设法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位作者在文中描述加拿大一华裔青年回到中国的观感。“在中国，我好像到了外国；回到加拿大，我似乎回到中国”。“炎黄子孙在海外努力守住祖先留下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但是中国却大踏步地走向西化”。

四种情况 认同美文化

金晓春说，华人移民在认同美国文化上大致分为四种情况：认同中国文化、认同美国文化、既认同中国文化也认同美国文化以及既不认同中国文化也不认同美国文化。他指出：“最后一类人被边缘化，生存比较困难”。

前两类华人属于单项认同。他们接受一种文化，或者坚持中国文化而抗拒美国

文化，或接受美国文化而放弃中国文化。许多华人来到美国就住在唐人街，一句英文不会，完全是中国思维，拒绝美国文化。“这些移民比大陆的中国人还中国，但他们回到中国大陆也看不惯”。他说，一部分高学历的华人很快融入主流，子女不讲中文，有的家长骄傲地称“我的孩子只讲英语，将来要找美国对象”。他们的代价是牺牲中国文化。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从中获得满足，也可以”。

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是第三类人，即双向认同。他们既接受美国文化，鼓励子女交美国朋友，也不放弃中国文化中的好东西。他们对两种文化都认同，在学习和工作中容易如鱼得水，既有美国朋友，也有中国朋友。“他们参加中国人的新年庆祝活动，也去美国人的教会祷告”。

香港学者蔡昌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移民。他在《新移民论：社会学的见解》一文中说，学者们提出六大类海外华人移民。一、落叶归根，即旅居者心态；二、斩草除根，即完全受移居地同化；三、落地生根，即适应移居地社会，定居过日子；

四、寻根问祖，即追寻及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五、失根离祖，即处于流放状态，如漂泊的知识分子与祖国的根断了联系；六、再生重根，指跨越国家疆界，不愿安居和生根在任何一个国家。

边缘化者 处境最糟糕

金晓春说，有的华人在美国被边缘化，其特征是既不认同美国主流文化，也不认同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他指出，这些华人离开中国是因为对中国某些地方不满，如有人与工作单位领导关系紧张，负气离开。但是，他们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也不尽如人意，成为边缘人。

边缘化的人“最糟糕”。他们没有中国朋友，也没有美国朋友，喜欢抱怨，也不参加华人社团。他们不投入小区活动，也不做义工。因为天天不开心，结果患上忧郁症。“我有的病人是这类边缘人，抱怨中国不好，美国也不好”。一些人回到中国后又回美国，有人甚至来回好几趟，感情最痛苦。他说，完全美国化的人回到中国也不习惯，但不会太难受。而认同中国文化的人能否回国发展得很好，也很难说。目前，在美国华人移民中，这几部分人的比例各占多少尚不知晓，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生根寻根 观念大不同

近年来，美国华人掀起回中国寻根热潮。每到夏季，华裔青少年寻根团陆续飞往中国大陆，让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孩子回到父母的祖国寻根。与此同时，一些移民美国多年的华人也开始回乡探亲，满足多年来的思乡之情。

邱辛晔表示，他的感觉与寻根的人恰恰相反。他说，许多华人感到“失根”，是他们太讲究“落叶归根”，对家乡的感情太强烈。华人的根究竟在哪里？人的根实际上“是文化，是传统”。他的想法是“落地生根”。他还写下诗句，表达自己的心境。该诗的最后两句是：“故国长辞去，美洲开我宗”。他说，别人是祖宗在哪，根就在哪。他的观点是，子孙在哪，根就在哪。他说：“根不要跟着祖宗走，

而是要跟着儿孙走。我们的儿子、孙子将来都是美国人”。

许多华人存有过客心态，对当地小区不关心。他说，这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华人小区的人数明显减少，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认为，很多华人实际上已有身份，但是不想登记。他们“人在这里，心在中国”，就像关羽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

子女婚姻 成文化指标

对子女婚姻的态度是检测华人父母接受美国文化程度的一个指标。黄琼华说，过去华人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地位低下。由于排华方案的限制，华人不能购置房产，不能做联邦雇员，也不能与白人通婚。许多华人只好回到中国结婚，也有的华人与非洲裔通婚。

美国白人实行一滴血政策。“如果白人祖先与黑人通婚，那么后代就是黑人”。华人也是一样。这些华人与黑人混血的子女也很难找到华人配偶，只有和黑人通婚。最后，他们就融入黑人小区中。她曾经见过带有中文姓氏的黑人，感到很奇怪。这名黑人表示，他在华埠出生长大，但是父母让他在杂货店后面工作，“不让外边人看到”。黄琼华说，许多华人父母希望子女和华人结婚。但是，住在美国中西部的华人就很困难，同学和邻居都是白人，子女交的朋友也都是白人，于是家长很紧张。有的父母甚至把子女送回中国大陆，希望交个中国朋友。

福州籍移民郑杨超说，她的乡下同学基本上都来美国了，福州城里的青年人都留在当地。她现在很少与同学联系，因为没有共同语言。她透露，在美国读大学时，也有白人同学喜欢她，但是遭到父母的反对。她说，比较理想的男友应该和她的情况差不多。

金晓春说，有的华人父母只接受中国文化。如果女儿找个白人，会受到家长排斥。“如果女儿找个西语裔或者非洲裔的对象，那就要父母命了”。他曾经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十几岁的华人女孩找了一个西语裔的男友，父母知道后，把女孩押送回中国。“有的父母甚至因子女找外族裔的朋友而与子女断绝关系”。他说，一些西化的家庭在家只讲英语，交的朋友也都是美国人。因此，他们的子女将来会和白人结婚，不会找中国男友。有份调查报告显示，2006年，美国出生的华裔女性和外族裔结婚的比率占到59.5%。

中国崛起 华人渐自信

黄琼华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华人子女为了融入白人社会，不讲中文，只讲英语。有的华人家长给孩子带米饭便当，但是孩子不要，因为吃米饭会被同学耻笑。但是，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掀起民权运动。受其影响，亚裔开始觉醒。他们开始相信，“黄皮肤就是美，吃米饭是正常的”。

华人的意识随着民权运动逐渐觉醒，也认识到，“语言也是人权”。纽约华埠曾经出现“义和拳”组织，反抗英语的强权。中国崛起后，美国华人开始恢复自信，

拥抱中国文化。过去20、30年，中国大陆新移民涌入纽约华埠，主流社会出现一波又一波的中文热，加上中国经济起飞的大背景，中文成为主流语言。“但是，大多数研究华人的学者不会中文”。

她说，华人子女都有个自我认识的过程。她的女儿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同学都是白人，女儿也认为自己是白人。“她的学校请我去演讲，女儿装作不认识我”。后来，女儿参加学校演出，扮演一个角色，被同学认为“有外国口音”。实际上，她女儿的英文很地道，但因为肤色的原因，被认为具有戏中角色的口音。这件事让她的女儿出现华人意识，承认自己是华裔，要求参加华裔俱乐部。“女儿后来想通了，世界不是白人的世界，世界的规则也不是白人订的”。她认为，华人子女的族裔觉醒很重要，人人都要过这一关。

梁志英(Russell Leong)是美国出生的第三代华裔，家族来自广东新会。他目前是洛杉矶加大(UCLA)英语系副教授，教授小说和诗歌写作，出版过多部小说和诗歌，并担任该校的亚美学报季刊编辑长达33年。他认为，“人的根实际上是心理上的想法，不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在旧金山华埠长大的他在1984年第一次回到中国，参加中山大学召开的海外华人文学会议。“看到那么多人讲中文，觉得讲中文并非低人一等”。他认为，美国华人小区与中国密不可分。中国强盛后，美国华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逐步提高。“回到中国后，我觉得自己是个华人，也是个美国人”。

抗拒同化 “我的唐人街”

梁志英在15岁时出版《我的唐人街》画册，描写旧金山唐人街的情况。他说自己具有“小村意识”，把唐人街视为自己的故乡。“每次到外地出差，我都要打听当地有无唐人街”。然后，他就去当地唐人街买酱油、醋、面条和茶叶等。“吃过一碗面条，感到很满足”。

香港学者蔡昌认为，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是华人对抗同化的一种方式。他把移民融入新社会粗略分为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两种模式。前者指少数团体采取多数团体或主流社会的价值和行为标准，最后被多数团体所吸纳；后者则是各族群彼此适应，共同生存。

在日常生活中如购物、娱乐和语言沟通等，“华人移民主要在自身族群圈子里，造成华人一直独立于主流社会”。不过，近代社会逐渐舍去上述两种融入模式，改而提倡多元文化。“多元文化赞成社会应具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应予保护”。他指出，多元文化社会加上文化融入和身份认同因素，都会衍生华人的“失根、寻根和重根”的身份追寻过程。不管是经过同化、顺应或多元文化移民，还是变成落地生根的居民和落叶归根的旅人，大多会经历过被主流社会排斥的痛苦。他认为，“未来的地球村将更会是一个移民的世代”。事实上，推动多元文化和共融文化会是走向文明世界的愿景。(韩杰)

篇四：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读书笔记

学 院：国际关系学院

专 业：政治学类

学生姓名：杨涛

学 号：30220132200802

指导教师：王付兵

完成日期：2014年4月22日

《中国与海外华人》一书是国际著名的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奠基开拓者王赓武先生的一部代表作品。这本书是一部研究和探讨海外华人的出色著作。原书辑录了作者王赓武教授自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间发表的短论、演讲词和论文，共十六篇，按时序排列，首次集合成书出版。由于文章各有出处，体力不一，体例不一，部分附有标题，部分附有小目，部分则一气呵成。

王庚武教授是研究现代中国史、国族主义、海外华人、华人移民的权威历史学家及教育家。作为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奠基开拓者，王赓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影响力。曾获得英国政府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简称CBE）。

王赓武教授祖籍河北正定，其祖父为官而南迁江苏泰州，后迁上海，其父则到南洋教中文。1930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旋即随双亲迁居马来西亚。1955年获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曾任澳洲人文科学院院长、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主席、澳中理事会主席、香港演艺发展局主席等职。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南洋学报》主编多年。王赓武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其前任者为黄丽松教授，继任者为郑耀宗教授。1994年荣获日本国福冈亚洲文化奖。

目前为中华民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于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史以来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

王赓武先生研究领域集中在：唐代至明代中国政治与外交，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外交以及海外华人历史研究。代表作有：《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南洋华人简史》；《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南洋贸易与南洋华人》；《历史的功能》；《中国文化的特点》；《社团与国家：中国，东南亚与澳大利亚》；《中国与海外华人》；《中国之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集》；《王赓武自选集》；《1800年以来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交错：战争，贸易，科学与政务》；《移民及兴起的中国》等。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王赓武认为中国天下观念更有包容性，中国版图的问题、主权的问题非常复杂，为避免狭隘民族的概念及政策的问题，主张古代中国向来有的天下观，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矛盾的，但可以和理想的国家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支持秩序结合。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曾半开玩笑地说，王赓武可以当好中国总理。

《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本书是王赓武教授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的汇总。在这本书中，他站在自己就是一名华人的立场上论述了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与东南亚华人的关系，也论述了近代乃至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关系。王赓武先生毫无疑问是海外华裔史学界的大师级学者。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王先生的作品对于现代中国（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国）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杨联陞、何柄棣、黄仁宇、余英时等几位大家的作品，因为王先生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都更贴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如，从王先生的研究中我们能学到，当我们需要和我们近邻的国家，特别是与东南亚国家打交道时需注意和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本书中，王赓武教授涉及到：culture, identity, memory, loyalty, nationalism, ethnicity, nation, multiculturalism, globalization, self, China, being Chinese。因此，我说某种意义上，王先生的研究有些像人类学。而我认为王先生事实上不应该被视为仅仅是历史学家，而同样应该是人类学/社会学家。王先生讨论的问题更关系到我们的自我认知，和我们的近邻国家交往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历史的剖析

书中的第一部分名为“历史的剖析”，主要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国的东南亚商贸、移民情况，以及中国移民与古代中国的关系。

第一章介绍了中国华人移民的四种类型，包括华商型，华工型，华桥型和华裔或再移民型。华商型和华工型是中国长久以来对东南亚移民的最主要类型，前者由自发的进行出国贸易的商人和工匠组成，后者则由农村无土地的劳动者或城市贫民外出务工谋生形成。而华桥型（兴起于十九世纪末期）则富有了特殊的政治意味，更体现了民族主义的原则，所有中国人，不论他居于何处，都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华桥型最重要的特点在于意识形态方面，这与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第四种华裔型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在20世纪以来，华裔型又有了

新的内涵——再移民兴起。前述的华商、化工、华侨类型的移民中，其后裔从一个外国移居到另一个外国的移民活动。王赓武教授在《中国与海外华人》这本书中指明了研究华人移民史的新方向，并预测未来华人移民活动仍将以华商型为基础，辅以新的华裔型，以及某些残存的华侨型特征来表现其整个形势。另一个值得研讨的问题是研究各省对华侨型移民作何解释。

第二章中文历史著作中德东南亚华侨主要介绍了历史上关于东南亚华侨的书籍，王赓武教授把这些书以1945年为界分为两类。1945年以前的相关书籍大多在中国国内出版，1945年后则大多在东南亚地区出版。目前这许多历史著作正待学术界座椅全面性的综合研究，这将有助于揭示华人社会的历史。1945年以前的相关东南亚华人的记事和奏议开始同情地描绘许多华人为了谋生而在遭到敌视的环境中挣扎受苦的景象。甲午战争后，东南亚华人中关键性的发展是他们自愿参与中国政治的意愿显著加强了。关于当代的中文历史著作的研究则更加复杂，自1949年以来出现了北京和台北两个政府，而独立的中文出版中心也存在于香港和新加坡两地，因而不同的观点可能是受到中国人不同集团的支持迎合其主张。

第三章和第五章主要讲了宋元明三个时期与东南亚关系的介绍。第三章详尽的介绍了明代与东南亚关系。明代的对东南亚政策主要分为明初（朱元璋时期）和永乐帝的对外政策。明朝建立初期，明太祖极重视汲取元朝对外政策上的经验教训，元朝采取压迫性的政策和鼓励海上贸易的政策，不得洪武帝的喜爱。私人贸易未受控制，并与朝廷的朝贡贸易相混，并导致沿海地带的动荡不安。明太祖面临的处境与元朝相反，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他需要保证南部疆域及沿海地带的安全稳定，以便集中力量保卫从满洲西部到西藏东部的北方边防。洪武皇帝在位时立下《祖训錄》，列出十五个不征之国，不许子孙后代妄自出兵南征。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采取了和父亲截然相反的对外政策，在执行中他更为颐指气使、更具侵略性。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他干涉越南内政，发动征越战争，取消越南国，该为郡县，由南京的朝廷直接治理。同时，他还支持郑和的海外远征，宣扬国威，炫耀武功。这些政策的代价太大，并且对南方的新举动使得北方的防御受到危害。关于海外贸易，明朝与宋元时期截然不同，严禁私人的海外贸易活动。明朝前半期，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而后半期则以中国人和日本人与武装的西方商人

即携手合作又相互竞争。

第四章主要讲闽南侨居集团。这一章旨在通过闽南商人在海外的活动研究中国商人集团的性质。从他们的活动经验中，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些中国商人未能像十七世纪的欧洲商人那样发展成强大的网络和组织。中国的官僚统治认为国家的安定繁荣依靠的是温顺而多产的农民，怀疑利润和商业财富的作用。被排挤在政治权力之外，有受到鄙视的商人集团在这种情势下很难期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商业帝国。闽南商人在进行海外贸易时，一些人留在了海外长期居住（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长崎），形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华人社会，但当他们自己的华人混血儿社会能够经营中国贸易，这样华人社会的性质就改变了，分割成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完全不同的社会：一个是侨居华人社会，另一个是由华人的混血后代所组成的土著化了的社会。与马尼拉的华人社会不同，在长崎经营贸易的华人侨居者不需和一个不可靠而又推行扩张主义的西方强国打交道，反之，他们从中日贸易中获利。闽南商人在日本长崎的代表人物是郑芝龙，其所在的家族在闽南同乡的支持下，通过成功的贸易，也依仗军事上和外交上的灵活手腕，维持了庞大的海上势力。闽南人的成果和失败很容易被夸大，闽南商人的贸易活动深受欧洲人东来的刺激，而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勇气方面都不亚于欧洲人。但闽南人在促进中国社会制度发生必要的改革以与欧洲甚至日本等列强竞争方面毫无建树，他们从未成为明清统治者利用以建立商业帝国的工具，也无望能得到达官贵人或者朝野议论的支持而有所作为。华商社会是通过充当合伙人或者辅助代理商的方式间接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

第六章的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公营’与’私营’对外贸易”在开始讲解之前，王赓武教授首先做出了“必须清除中国不需要海上贸易的神话”和“中国从来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在东汉时期，对外贸易几乎都是使团贸易，这些都是公营的。唐朝时，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经成为“私营”为主，“公营”为辅的形式，从“市舶司”的重要地位和有关外国商旅的大量轶事来看，可以明确了解“私营”贸易使得口岸保持运转，并满足了地方上对于药品和调味品的需求。到了宋朝和元朝，私营贸易变得更加占据优势，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公营毛衣可言。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明太祖开国推行严格控制出海的决定，使他为了维护威信和宫廷的其他利益而鼓励公营贸易。作为开始，首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即“公

篇五：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 评杨凤岗《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 ‘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一个人的身份有数不清的重叠。在这个多元与一体共融共生的时代，如何处理身份认同或者说“我是谁”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移民多、杂居明显的一些欧美国家所特有的问题，还是正在迈向多元化并卷入全球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人民都面临的问题，当今中国亦是如此。无论是旅居海外的华人移民还是奔波在外的异乡客，也都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经历着民国家、文化、宗教等多重身份认同再建构的挑战。 族、汇，权” 杨凤岗博士的《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一书所描述和分析的北美华人基督徒身份认同建构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儒家文化的相关讨论，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素材和参考。在多元与跨国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认识身份叠合与认同变迁是富有重大意义的主题。叠合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不仅能够解决个人人生的困惑和迷茫，从国际政治层面来说，对于推动文化的融合与整合以及追求一个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身份的叠合，是人生常态；认同的变迁，是时代使然。

“华人”、“北美”和“基督徒”，这是杨凤岗博士《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一书标题中的3个关键词。也正是这些耳熟能详、却再次映入我们眼帘的词反映了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但远远超出我们驾驭能力的时代的来临，由此亦触动了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宗教与灵性、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寻根与拓展等问题的种种思绪。 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日趋复杂和多元。一方面，“全球化”大变革实际上已造成了许多民族国家传统意义上“国界”的“淡化”及“主的“弱化”，当今中国在不少领域同样也不可能避免这种变化；而另一方面，至少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人出国留学、探亲、经商、打工、移民和与“外国人”通婚之流变，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再次掀起高潮，其规模之大更是远远超过以往历史中的任何时代。这些中国人已走出国门、正融入世界，因此，其对自我“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就必须看到由此所经历的民族交融

(来自:www.sMHaiDa.com 海 达范文网: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社会生存处境的变动，但在其内心又必然会有更为复杂的心灵、精神“家园”之寻觅和安居。在著作中，杨凤岗博士对这些海外同胞的身份有3种划分：一为从“政治身份”上而言的“中国人”，其在政治立场上、意识形态上和社会利益上形成了“身份”认知和认同上的不同理解、侧重及倾向；二为从“文化身份”上来看的“华人”，这些“华人”即超越了各自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而有着文化寻根、精神求源的期盼和努力，尽管大家在海外可能走上了彼此迥异的生活道路，却共有着一种“中华”情结使之魂牵梦萦；三为从“血缘或种族身份”上相关联的“华裔”，体现出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和魂灵。从这3种身份认同中，杨凤岗博士突出了从“文化”身份及意义上认同的“华人”身份，此乃其撰写这本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当然，他所理解的“华人”已是具有开放、开拓、闯荡精神的行者，并已走入其世界之旅因此，杨凤岗博士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上所强调的是“具有世界性的华人文化身份认同”，而且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华人也就意味着是不断超越既定界限的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 精神求索对华人来说会有内涵式或外延式两种走向，前者指回归其传统文化、寻找其故乡孕 美国是一个年轻却非常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发展中正起着不可否认的某种“引领”在，育的灵性资源，而后者则是设法跳出其华人传统文化之圈、在新的处境中发现并把握新的精神源泉，以新的灵性境界来超越自我传统身份之限。 作用，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美国历史正是由移民来谱写的，尤其是自近代以来，美国已成为不少移民所向往、

追求的“乐园”和“天堂”，去美国“淘金”、“冒险”和“寻梦”乃是他们的一种“理想”或“时尚”。本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乡土及文化恋情，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文化“自恋”曾使不少中国人希望守住故乡的“热土”、“家园”而不“远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曾形成其相关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然而，近代、尤其是现代发展中，正如杨凤岗博士所言，“许多当代中国人，在战争、社会动荡、政治运动、自然灾害中经历了不只一次深重的灾难。许多中国人被迫加入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情愿的移民行列。”因此，在这种“脱离苦难”和“追求幸福”的矛盾心态中，这些中国人逐渐远离其“特殊的政治依恋”和强烈的乡土或“祖国”意识，以各种方式走向了大洋彼岸。从其“不情愿”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远行的华人之踌躇、犹豫、矛盾、迷惘、困惑、自责和“违心”。而他们在新大陆的成功、满足或挫败、失望，则既有“美国梦”中的惊喜和“醒后”的失落，亦有与故土的对比和思乡的眷恋。这就形成了他们作为“美国人”却仍有“中国心”的复杂交织，显示出其“与众不同”。其“创业”的艰难使这些他乡的“旅居者”往往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家可归之感”，因而会有对其往日的“暖巢”和亲情的回忆及思念。马思聪先生在海外谱写的《思乡曲》，正是生动地表达了这种凄婉、悲凉的心境，让人动容、催人泪下，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海外华人浪迹天涯，在寻找其新生活中与其“祖国”渐行渐远，“中国人”的身份亦慢慢淡化，但“中国心”仍然留存，“故乡梦”亦不能彻底忘怀。实际上，对许多华人而言其美国之旅也并不就是人们理想中真正寻得的那方“静土”、那块“乐园”。在美国的复杂经历显然会强化这些华人的“精神需求”，促使他们更多地寻找“精神慰藉”。

在很大程度上，精神之旅与文化之旅有着密切关联，这种灵性“苦旅”又往往会与“宗教”联系起来，从而使人能“苦”中求“乐”、达到解脱或超脱。一般而言，这种精神求索对华人来说会有内涵式或外延式两种走向，前者指回归其传统文化、寻找其故乡孕育的灵性资源，而后者则是设法跳出其华人传统文化之圈、在新的处境中发现并把握新的精神源泉，以新的灵性境界来超越自我传统身份之限。在美国华人的寻觅选择中，杨凤岗博士有着如下非常精辟、却令人震颤的分析：本来，“面对社会戏剧性变化带来的种种困难”，这些华人可以靠“保持其传统的宗教信仰以发现生活的意义、获取生存的力量”。然而，杨凤岗博士笔锋一转，写下了值得仍在寻找文化身份认同的当代中国人反思的评语：“在狂风暴雨式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受到无情的攻击、毁坏，直至被撕成碎片”！这样，“没有文化传统作为屏障，现在的中国人在选择意义系统方面既是自由的，也是必然的”。顺着这一思维逻辑，他进而指出，“作为选择之一，基督教充分满足了许多这些经历了太多的危及生命伤害的华人的精神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会“到基督教所允诺的天国世界中去寻求永恒或终极关怀”。不仅在美国的华人中如此，甚至在当代中国本土，基督教亦得到了迅猛发展。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就在于这种传统中国文化及其宗教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其造成的“荒地”或“真空”自然会有新的灵性生命来填补、滋蔓；而另一方面，则或许是以往身心受到深重创伤的中国人会在灵性渴求上有“另一种选择”，期待着“柳暗花明”！ 宗教乃是人类非常普遍和自然的精神及文化生活，它在以其独特的灵性方式来“神化”或“圣化”人之衣、食、住、行，宗教组织机构亦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构成和基层支撑。 从近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知来谈，一般中国人会视基督教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和“代表”，因而是“异质”文化或“洋教”，对中国文化及宗教形成一定张力或对峙。过去曾有“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之说，当基督教被视为“洋教”之际，“中国的皈信者”亦可能会被当作“叛国者”。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排外”、“斥洋”情绪已有了明显好转，中国人的心境显得更为开阔、有着更大的包容性，这为基督教与中国的重新对话提供了社会环此外，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大陆的指导思想，虽然给强调“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发现、体认中国文化身份认同上带来了惆怅和茫然，但这种意想不到的“西化”或某些“本本主义者”实质上主张的“全盘西化”

却使“外国性”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达成了当代中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开放和开明。这样，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督徒”亦可以是“中国人”，并不一定会是非此即彼的或“多”或“少”。至于对已移居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华人而言，则可以体会、体悟或体验到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的内在关联和精神凝聚，其“皈信”则是非常自然之事，故而并无灵性、情感和意志上的压力。成为“基督徒”使他们更容易融入美国或西方社会文化，更能适应其社会及社团生活。对其而言，信仰基督教乃是极为自然的社会文化生活，而基督教会亦是其不可或缺的社会细胞结构，所以其“皈信”在这种氛围中就显得平常、自然和普通。当然，除了社会团契之必需以外，仍有不少华人会有意无意、或多或少 境。

地触及到“基督徒”与“中国人”的关系问题。虽然这些海外华人基督徒在“国籍”上，即政治社会身份上已成为“美国人”，从而出现实际上的“多”与“少”之比，但在其文化上、血缘意义上，这些“华人”不可能丢掉或忘掉其“中国”或“中华”情结及情感。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华人基督徒”遂成为极有意义、颇值研究的“文化”、“宗教”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华人基督教会使这些在美国的华人虽然意识到其“美国人”和“基督徒”身份，

却仍在保持着、维护着其“华人”身份，延续着其与“中国”的“文化”或更多层面之关联。 从其“原初”和“当代”意义来看，基督教又不只是一种“西方”宗教，而更为强调自身乃“普世”宗教，有着鲜明的“世界性”。这样，对于基督教的“宣教”，则不能仅有“政治上”的“警惕”，而也必须有“文化上”的“分析”和客观认识及评价。尤其是在全球化发展的态势中，海外华人“皈信”基督教，表面上看似乎是“少”了“中国人”，但实际上也可从积极意义上发现有更多的中国人成为“世界主义者”或“世界公民”，有着“普世”意识和“世界性”参与。而这种“意识”和“参与”乃充满“现代性”、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此即当代时代发展的呼唤和要求，它可能会让“更多”的中国人投身于其中。而这也是使其“从地域化向普世性变化的过程”，当然，这些基督徒如何在世上“作盐作光”，会决定其“参与”的性质与意义。对此，我们也需要有“平常心”来看待和对待。

杨凤岗博士以其平实、质朴、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其对北美华人教会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华人基督徒由此而出现的“皈信、同化与叠合身份”。其丰富的文献资料，扎实的田野调查经验，缜密的实证研究及其宗教社会科学方法，使我们亦得以与他一道走入美国社会，走进其华人教会、接触到华人基督徒的灵性生命。这种经历让我们观察到人生百态，进而洞见人之社会处境与宗教心境的密切交织、复杂共构，而我们由此所获得的感悟和启迪同样也非常真实、充满意义。从其观察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乃是人类非常普遍和自然的精神及文化生活，它在以其独特的灵性方式来“神化”或“圣化”人之衣、食、住、行，宗教组织机构亦是人类社会的有机构成和基层支撑。可以说，宗教体现出普通百姓的生活情趣和灵性意义，它与人们的社会文化活动密切交织、不可分离。宗教中的喜怒哀乐乃是人们生活音符的起伏跳跃。这在美国如此，在中国亦在现实生活中，忙碌、奔波的人们往往需要一个让心灵不时能得以憩息的宁静港湾，希望能平静安然地跨越生与死的鸿沟，他们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从而只有将自己的期盼和信心托付给信仰，在宗教这一“神圣团契”中寻找和感受温馨，获得直面人生困难和超越死亡恐惧的勇气。因此，哪里有期盼，哪里就会有宗教；哪里有理想，哪里就会有信仰。所以，我们不必过于言重其政治上的“异化”或社会上的“卷入”，而应该平静地、客观地体会宗教在平常生活中的返璞归真，对其“神秘性”和“神圣性”有一种“生活”及“生命”性解读，对其“神性”之思多有些“人性”理解，这样也就可以使我们逐渐悟出并进而细细品味其作为“人类学常数”的本质蕴涵和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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