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胡

篇一：探寻东胡遗址

1. 分子人类学

根据发掘者的意见，七郎山墓地的族属为魏晋时期拓跋鲜卑，东大井墓地属于东汉时期的拓跋鲜卑。东大井居民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发现其与其他鲜卑人群有密切关系，都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通过对七郎山居民的mtDNA研究可以发现其与东大井居民具有很近的遗传学距离，二者可以在mtDNA层面代表拓跋鲜卑。同时这也体现出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研究三者结合，互相补充互相论证，可以更好的解决历史学、考古学问题。

井沟子遗址西区墓地代表着东胡文化遗存这一观点得到了考古学、体质人类第三章从分子考古学看鲜卑、契丹的源流问题学、分子考古学支持。七郎山居民和东大井居民所代表的拓跋鲜卑与井沟子居民的遗传距离证明了东胡与拓跋鲜卑有较近的亲缘关系。

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与以东大井东汉时期居民、七郎山魏晋时期居民为代表的拓跋鲜卑，在遗传学的构成上还是有一定距离;但相对饮牛沟居民而言，其与拓跋鲜卑有着更为密切的遗传学关系。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介于饮牛沟居民与拓跋鲜卑居民之间，而远离井沟子居民，这也暗示了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含有鲜卑成分的混合人群。

系统发育树中，可以看出锡伯人群和鄂伦春人群首先聚合为一支，然后与鲜卑人群聚在一起。说明相对于其他人群而言，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人群与同样起源于东北的锡伯族、鄂伦春族人群在母系遗传上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鲜卑与其他北亚人群也是有相对较近的亲缘关系，以及鲜卑的序列在已发表的北亚、东北亚人群中有较多的分布，也说明了鲜卑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汉化以及跟各民族融合。体质人类学调查发现，锡伯族的体质特征属于黄种人东亚人种，鄂伦春族的体质特征属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鲜卑各组都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最接近，所以，就体质人类学看来，鲜卑应该与鄂伦春族最接近。这可能是因为鄂伦春族从起源以来一直居住在大兴安岭、黑龙江流域，环境单纯，与外界通婚混血的情况不多;而锡伯族与满人关系很密切，并且在其迁徙途中以及在新疆定居以后与其他民族的血缘融合频繁发生，可能导致其在体质特征上北亚人种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弱化。

另外，关于锡伯族族源的与满族同源说，到目前为止未见纯满族人群mtDNA数据信息发表，因此对这一说法尚不能从分子考古学角度进行探讨。

体质人类学

完工组、喇嘛洞组、大同组这三组与其他低颅高面类型的汉、晋时期鲜卑族居民体质特征上有很大差异。根据朱及先生的研究，完工组的体质(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东胡)特征与其他鲜卑族头骨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具有高而偏长的颅型，配合以较阔的面形。这种高颅阔面类型的人类，在先秦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广有分布，被称为“古东北类型”〔47]，与其他鲜卑族头骨所代表的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人种明显有别。所以，陈靓提出:“我们有理由怀疑，完工遗址并非鲜卑人的遗存。”

喇嘛洞组的人类学特征也不同于其他鲜卑人，他们具有高颅、短颅和偏狭的中颅型，与颅型低阔的其他鲜卑族居民亦存在一定差异，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陈山对喇嘛洞墓地出土的三燕时期人骨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该批古代居民“在种族类型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为接近”，暗示出喇嘛洞三燕时期居民在种系构成方面，与大多数鲜卑族居民差别较大。

韩巍则认为，大同北魏组居民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支系在颅面部形态特征上，表现出

更多的相似性，在古代对比组中，与殷墟中小墓②组之间关系最为密切，属于

“古中原类型”居民。其主要种系成分与目前己知的鲜卑人群之间存在着显著

的遗传学距离，故韩巍推测，其族属来源应以汉族为主，但在其体质特征的形成 过程中，或许也受到过鲜卑人的影响仁52]。本文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喇嘛洞组和 大同组在东亚人种类群中较近的遗传距离，也支持喇嘛洞居民和大同居民在种

系构成方面与大多数鲜卑族居民差别较大，其可能为不是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多

民族混杂人群。

朝阳组颅骨出自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和朝阳县十二台乡等处的魏晋时期

葬，据发掘者意见，墓主人的族属当为魏晋时期的慕容鲜卑〔53j。这提示我们，朝阳组所代表的慕容鲜卑与其他组所代表的拓跋鲜卑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能将二者截然分开的遗传学距离。

井沟子遗存的族属是东胡

系较近的刻度10一15范围内聚合成一类，井沟子组就位于其中的古蒙古高原类 型聚类群;另外，属于古华北类型的夏家店上层合并组位于与现代东亚人种更

接近的大聚类群，远离于鲜卑各组。本文认为，把井沟子遗存的族属推定为“东 胡”，且鲜卑起源于东胡的观点，在体质人类学方面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们也应该考察匈奴和鲜卑在人种学上是否存在种系的渊源。陈靓在其博士论文

中对国内外发现的匈奴各古代组进行分析，得出匈奴是一个人种混杂的族群，

至少包括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两大类型。匈奴的主体应该是游牧于蒙古高原

的西伯利亚类型人群;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是一种古西伯利亚类型人群，中

亚地区的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的混血类型。我国出自新疆的材料

属于古欧洲人类型与蒙古人种的混血人群，出自青海和陕北的材料与蒙古匈奴

拓跋鲜卑

一、拓跋鲜卑线粒体DNA遗传多态性位于中亚和北亚人群多态性范围内，并更接近北亚类型的特征，同时和东亚类型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其单倍型组以D型和C型为主，序列类型在北亚人群中有更多的分布。这说明，拓跋鲜卑在人种归属上属于北亚类型并和东亚人群有一定的基因交流。这样的结论和拓跋鲜卑人骨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

二、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古代人群中，

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这说明，拓跋鲜卑在其两次南迁过程

中和匈奴之间的确有很大程度的基因交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上，也可以得到

这方面的证明。

三、在现代人群中，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的结果表明拓

跋鲜卑和锡伯族、鄂伦春族、蒙古族以及鄂温克族之间都表现了很近的亲缘关

系。关于这几个现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族源问题都有源于室韦的观点。从拓跋鲜

卑和室韦都起源于东胡的角度看，拓跋鲜卑和现代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较近的亲

缘关系是有历史根据的。

-6

四、单就拓跋鲜卑与锡伯族之间的亲缘关系而言，无论在古代人群中，

是在现代人群中，锡伯族与拓跋鲜卑表现的亲缘关系最近。负的遗传距离、

似的突变热点、系统发育树上最短的进化枝以及多维度分析图中的最近的聚

分布，所有这些都一致支持拓跋鲜卑和现代锡伯族之间有最近的亲缘关系的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于长春

论。因此，本研究认为拓跋鲜卑是现代锡伯族的直接祖先。这样的结论和多

历史学家以及锡伯族人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

探寻东胡遗址

根据《三国志》、《新唐书》等文献史料的记载,鲜卑、契丹等古代游牧民族均属战国时期活动于燕北地区的“东胡”族的后裔。通过对出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三道湾、东大井、七郎山等10批汉晋时期鲜卑墓葬人骨以及豪欠营、山嘴子辽墓和耶律羽之、萧氏后族墓地的辽代契丹族人骨的研究,目前可以确定鲜卑与契丹的人种类型应该属低颅型的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分析研究表明,井沟子古代人群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很相似,与从邻接树上获得的信息可以相互印证。

有关汉晋时期鲜卑墓葬中出土人骨的人种学研究报告已多有刊布，

其基本体质类型是具有短而阔的颅型、宽阔的面形以及显著的低颅高面

性质，属于西伯利亚（北亚）蒙古人种当无太多疑问[16]。由于受古代样

本量的限制，本文选择的距今2000年的古代匈奴样本，其遗传学性状很

复杂。朱泓先生对我国境内和俄罗斯、蒙古境内出土的匈奴人骨材料进

行研究后已经提出，匈奴是一个人种混杂的人群[17]。张全超博士在其《内

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人骨研究》博士论文中将新店子墓地古代居民

的种族类型概括为“圆颅型、偏低的正颅型结合阔颅型的居民在颅骨形

态特征上与现代蒙古人种北亚类型颅骨形态特征相似”而定义为“古蒙

古高原类型”[18]。

6

从系统发育分析到单倍型类群归属，在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揭示了从

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到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直至战国后期饮牛沟墓地古代居民之间在母系遗传上基因序列的延续性，换言之即表现出母

系遗传结构的相对稳定性。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认为：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古代居民的代表应是“古

华北类型”的庙子沟人。从早期青铜时代的朱开沟居民到东周时期的毛

庆沟、饮牛沟居民，“古华北类型”的种系特征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一

脉相承地延续下来，成为当地种系基因流的主干[31]。在饮牛沟古代居民

中检测到B亚型，B亚型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以及土著美洲人中，在

大多数西伯利亚人群中缺乏，一般认为是南方起源的。可能说明在东周

时期有中原地区居民向北的迁徙。分子生物学的结论印证并补充了人种

学研究的结论。

综土所述吓见孤l甲子以来自穿化阴山一带迁到西北地区的鲜卑族种类繁多分布很广

势力强大。他们先后征服了河陇等地的氏、羌、胡、汉等族，逐渐形成了乞伏部、秃发部、 吐谷浑部三大势力集团，分别建立西秦、南凉、吐谷浑三个政权，在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历史 上各占有光辉的一页。f百平)

鲜卑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但其可能在先秦时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

北部。关于鲜卑早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并无统一说法，历来众说纷纭。

东胡说。此乃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东汉司徒胡广云:“鲜卑，东胡

别种”;晋代王沈《魏书》云:“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司马彪《后汉书》云:

“鲜卑，亦东胡之支也”。马长寿认为以上说法在措辞上有问题，正确的说法应

如《三国志·魏志》所云:“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9]但也有学者认为 鲜卑即东胡。先秦以前称东胡，汉代居住在大兴安岭、嫩江平原称拓跋鲜卑;居

住在西辽河上游一带的称乌桓，后来的契丹族即源于乌桓〔‘0〕。

对于鲜卑的研究，目前学术界通常将其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也称“北

部鲜卑”)两部分，也有将其划分为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和西部鲜卑三部分研究

的。但划分后的定义并不统一。

但是，到目前为止，种族群体之间进化关系的研究主要依靠线粒体ONA

(mitoehondriaDNA，mtDNA)和Y染色体DNA，这主要由于这两者独特

的遗传方式:1)单系遗传:mDtNA为母系遗传，而丫染色体为父系遗传;2)除

丫染色体逆常染色体区外，两者在传递过程中均不发生重组，因而直观地保留

了其祖先历史上发生的突变事件。同时，这两者之间又存在以下不同:

1)MtONA基因组小，只有16，569个碱基对，而且全部序列和基因结构早在

1981年就已全部破译。其多态类型只有点突变和缺失，而且主要集中于非编

码区O一OIop的两个高变区域。而丫染色体是一个大的线性分子(约6OMb)，

为mtONA的4000倍，其序列仍有很大一部分是未知的。其上的多态位点目

前发现的较少，以串联重复序列为主。

2)线粒体ONA为多拷贝，一个细胞含数百到数千个线粒体ONA分子;而丫

染色体每个细胞只有一条。因此，在古代标本中，mtONA保存下来的可能性

大大高于丫染色体ONA。

我国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指活动在大漠南北(今内外蒙古的草原

地带)的各族，他们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目前我国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大体上

把他们划分为三个系统(族系:)一是匈奴系统;二是突厥系统;三是东胡系

统。契丹即是东胡系统的一支。

东胡族系，源远流长。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最晚在战国末期(公元

前三世纪)，东胡即兴起于我国东北地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东胡族系先后出现了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蒙古等民族。对东胡各族的

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历史文化、各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汉族的关系的研究，

一直是我国历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东胡各族的历史虽经不少的研究，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未能解决或未能完

全解决的问题尚多。其中的一个重要争论方面是各族的族源问题，也就是东胡

各族是否具有血统上的承继关系。现在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东胡一鲜卑一契丹是

一个连续的系统，而蒙古族的族源是否来自东胡，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论。

契丹后裔问题也是东胡史研究的一部分，我们的结果表明，契丹与达斡尔具有

较近的亲缘关系，达斡尔族很可能就是契丹的后裔。

契丹的族源问题一契丹与鲜卑、东胡的关系，是本课题的延续部分。近几

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鲜卑和契丹墓群，其中含

有鲜卑和契丹人的遗骨。对这些遗骨进行ONA分析，是解决契丹与鲜卑亲缘关

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东胡的墓葬目前发现较少，但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

不断进行，东胡人的遗骨也会越来越多的出现。

东胡部落联盟大约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其中主要的两支分别逃到乌桓山和鲜卑山。逃往乌桓山(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的一支称为乌恒族，逃往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南麓、内蒙古哲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的一支称为鲜卑族。需要指出的是，很可能是山因国而名，并不是国因山而名。从此东胡便被乌桓族和鲜卑族取代而出现于史册。公元前119年，东汉大败匈奴，匈奴逃到漠北，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人随之向西南迁至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公元48年，匈奴分化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公元85年，东汉联合鲜卑与南匈奴、乌孙、丁零和乌桓等部族共同向北匈奴发起进攻，北匈奴被迫西迁。公元87年，鲜卑尽据匈奴故地。留在漠北的十余万落匈奴余众皆归顺鲜卑，融入了鲜卑部族。拓跋部后来建立了代、北魏、东魏和西魏。秃发鲜卑语拓跋部同源，建立南凉，南凉亡后，原秃发氏部人大部分为西秦所统治，后西秦为夏所灭，夏又亡于吐谷浑，西秦领域大部分入于吐谷浑，后又为北魏所占有。在陇西、河湟的乞伏、秃发鲜卑最终与北魏拓跋鲜卑同被汉化。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从人类学上也不能作出区分，血缘很近，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和西燕。

篇二：东胡论文

2011年度学年论文

试论古代东胡

院 系：历史文化学院

专 业：历史学

班 级：2008级历史蒙班

学 号：20082106014

姓 名：白苏雅拉图

指导老师姓名：索明杰老师

2011年4月10日

试论古代东胡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材料分析探讨历史上的东胡部落联盟。东胡是我国春秋时候的游牧部族，从分析结果看东胡联盟从商至战国时期就已存在而且主要活动在商周的北方和燕，赵的东北方。其经济主要以游牧为主、兼营游猎、山林采集和农耕。东胡部落在战国时期政权强盛至西汉初年被匈奴击败余部退聚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了后来的乌桓与鲜卑族从此东胡之名也从历史上消失。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胡早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存在，直至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政权瓦解，大约存在1300余年。这期间东胡部落长期活跃在长城以北地区与中原政权或进行战争,或和平贸易。在古代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东胡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部落联盟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研究民族史学者多注意到东胡的重要地位但综合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所以本文欲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材料,就他的经济状况，与中原的交往,以及生活习俗和对后世的影响作一些探讨同时也对某些以往不太明细或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方家，望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关键词】东胡 命名 经济

古代东胡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从商，周至春秋一直活跃在中原民族的东北。古代东胡无文字但其语言应属阿尔泰语系为后来活跃于大漠南北的少数民族所袭用。东胡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有狩猎和农业，工商业。这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辽河上游,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开发了我国北部的疆土发展了北方的畜牧业经济和草原文化在古代历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东胡命名以及起源问题研究

“东胡”一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逸周书》是汇集了西周至汉代资料的一部文献，其中的《王会篇》是战国时期的材料。东胡在战国时已为中原人所知。及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多地记述了东胡的情况，但现存唐代以前史书都没有提及“东胡”一名的来历。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服虔语说：“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

匈奴东，故曰东胡。”①即东胡一名是因其地望在匈奴(胡)东面而得。显然，东胡是族他称，应是战国时期的中原人对匈奴以东(今内蒙古东部和东北西部)族属、语言、习俗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的称谓。 “胡”原本是匈奴人自称，后为中原人沿用，指称非华夏族人。“东”的含义，有人认为是古代蒙语“统格”的音讹，意为“森林’②。这显然不符合“在匈奴东，故曰东胡”的记载和东胡一名是族他称的事实。这种说法，在比较语言学上也解释不通。按“统格”即蒙古语“t比g”，是科尔沁和昭乌达方言。《元朝秘史》第50、81、82诸节音写作“屯”(t)，汉意为“林”。tun是阴声字，与东(端东开一，‘to护属阳声不合。“胡”的含义，多认为是蒙古语“khun”(人)的意思。这种说法从本世纪30年代出现，直至近年新出版的相关著作仍加沿袭③。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khun”在13世纪蒙古语中写作kubun，有些方言作kumun，《元朝秘史》译为“古温”(gu’un)，八思巴字作kubun，其中kum加与畏吾体蒙文书写形式相同，也许是更古老的语音④。从文献方面看，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这句话并不是对“胡’字含义的解释，而是匈奴人崇拜上天心理的流露。它出自匈奴单于之口，也同中原皇帝每每说“承天广运”，并自称“天子”，突厥可汗称自己是上天所立可汗，蒙古汗崇拜“长生天”等是一样的，都是统治者“君权神授”观念的反映。所以，“胡”为蒙语“人”也没有文献根据。另外，西方史家兰穆塞、克拉普罗特、沙蜿、伊诺斯特兰采夫等认为东胡是通古斯的音译。

__________________

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酞中译本)上编第1、18页，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冯家升《匈奴民族

及其文化》，见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15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陶克涛《毡乡春秋》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白鸟库吉前引书上编第18页.方壮欲《匈奴语言考》，见林干编《匈奴史论文选集》第534页。

刘学姚编著《蒙古论丛》第1页，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59、8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参见伯希和《评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亦邻

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见《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对此，白鸟库吉、冯家升、凌纯声等人在《东胡民族考》、《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⑤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驳证。这一观点，现已无人支持。根据上述，我们知道东胡的“东”是汉语方位词，具体历史含义是指匈奴的东面。“胡”是匈奴语词的汉语译音用字，并无史可证是蒙古语。究属何意，因无明确记载，目前尚难知晓。“胡”字含义的解读，应寄希望于有明确释义的史料的发现，并同相关民族古文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

关于东胡的起源，文献记载简略而且混乱，因此长期以来研究者甚少。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东胡之先为屠何说：

唐人尹知章注《管子》称：“屠何，东胡之先也。”此说与《逸周书》《管子》等书记载：东胡与屠何并列的史料相矛盾。东胡与屠何应为并存的两族，屠何在今辽西，东胡则在今东蒙。屠何不能是东胡之先。

第二、东胡之先为山戎说：

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中说：“东胡春秋时为山戎，入战国后统称为东胡。”主此说者大都认为东胡之名始见于战国。然据《逸周书》东胡之称周初已经出现，《山海经》记载东胡出现于史的时间也不能晚至战国，《史记·匈奴列传》及《逸周书》更将东胡与山戎并列，因此，东胡与山戎应为并列的两族。山戎在今大凌河流域上游，东胡则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齐桓公破山戎后，东胡一度曾南下占山戎之地，秦开破东胡，东胡北却千里，复退至西拉木伦河流域，山戎可能有些入东胡者，但不足以说明山戎为东胡之先。

第三、东胡之先为土方说：

这个说法是近年才提出的。但土方的确切方位一时还难以定论，也没有更多足以证明土方是东胡之先的史料，只能作为一说法。

有的专家认为从考古上看，东胡部落分布在今西拉木伦河一带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对东胡的考古文化一般学者都认为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

①.⑤载《禹贡》第2卷第7期，北平，1934年版

分布范围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及其以南诸地，一度曾分布更西南些，这与东胡的活动范围是一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存在的时间是周初至战国，也与东胡活动的时间相当。有人认为东胡始见于战国是没有根据的，史料证明东胡于周初及春秋已见于史。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有殉犬的习俗，与文献所载乌桓以犬殉葬相符合。夏家店上层文化诸遗址发现的铜版上的人形皆秃顶不蓄发，与东胡各族“以髡头为轻便”相合。铜版的人物形象经过鉴定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与人们对东胡语言的研究为属蒙古语族相符。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前身是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富河文化的时间距今大约五千三百年。它的文化特征为：陶器器形简单，纹饰为之形纹，石器多大型打制的砍砸器，细石器较多，是一种游牧狩猎的文化。这一文化的存在及其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渊源关系，证明了东胡的先人在西拉木伦河一带的活动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只是不知道他们当时的名称而已。 据记载东胡强盛之时，“控弦之士十余万”，以每户五人出一控弦之士计算，东胡盛时的人口达到一百余万。这一百余万人的分布范围，大约东到辽河，南到赤峰附近，西到泺河，北到乌力吉木仁河。 这个本文的后面在一起会提到的，所以在这里不再重复了。

二、古代东胡的活动区域

关于东胡族活动的区域问题学术界一般注意到它的大体方位但就具体范围讲有的根据文献有的根据考古有的认定东界,有的谈到西界尚未作出较全面的结论所以我们研究东胡首先要从它的地沿关系入手,由此才能从其自然地理条件，生活环境，民族环境等进一步考察其民族特征。有关东胡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逸周书·王会篇》曰:“东胡黄罴。”关于东胡族名称的来历和所处方位；《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东汉学者服虔的解释:“在匈奴东,故曰东胡。”《逸周书·王会篇》载:“正北??匈奴、楼烦、月氏??东胡。”从而说明周王朝时期东胡就居住在周朝的正北方或偏东北。此后《山海经·海内西经》也记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指辽东一带的东夷)。”郝懿行为此注疏曰:“伊尹四方会云天北东胡。”他这里所说的伊尹是商朝初期的一个大臣,受命于商为四方令，伊尹当时就称商朝的正北方有东胡。而今人孙进己先生的著作《东北民族源流》则认为“大泽”当指今达赖诺尔湖,其东正当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从以上材料记载中我们得

篇三：东胡林人

东胡林人

东胡林人，距今约1万年，遗址位于门头沟区军饷乡东胡林村西侧。该处文化遗址，是继北京人和山顶洞人旧石器文化遗址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又因为发现于东胡林村，故被命名为东胡林人。

东胡林人生活在距今大约1万年。遗址位于门头沟区军饷乡东胡林村西侧，遗址地处更新世马兰黄土台地间。该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文化遗址。在1966年发现的。文化遗址内出土物品人骨化石，经鉴定属两个成年男性和一个少年女性个体。在少女遗骸的颈部位置有用小螺壳串制的项链，腕部佩戴有牛胁骨制成的骨镯。

东胡林人，因1万年前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东胡林村而得名的古代人类，作为生活在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早期过 渡期间的古代人类，东胡林人甚至被有些专家看作是北京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和革命者，是北京地区创造新石器文化的鼻祖。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北京西郊的东胡林人遗址时发现1具古人类尸骨，后来被专家认定正是东胡林人遗骨。

锁定东胡林人身份

2003年9月24日，东胡林人考古发掘队开始对东胡林人遗址进行最新一次的科学发掘。 最初发掘出的是一些石器、陶器、骨器和几处用火遗迹，在东胡林人的“火塘”中还发现一些烧焦的兽骨和木炭。但在发掘工作进入尾声时的10月19日，在发掘区的东部偶然挖到一具完整的尸骨。后被专家认定是东胡林人尸骨。

为什么就认定这具尸骨属东胡林人？东胡林考古发掘队领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朝洪教授对此解释说，先前已有研究证实北京地区早期东胡林人活动的地质构层为紫褐色土层，此次出土尸骨的墓葬地层明显位于紫褐色土层以下，而且墓葬的开口在早期东胡林人的活动地层——紫褐色土层内，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出土的尸骨属于东胡林人。

东胡林人运回北京大学

10月30日，东胡林人尸骨被安全运抵北京大学。考古人员表示，对东胡林人更深入的研究将在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的实验室进行。东胡林人考古队副领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郁金城告诉记者，尸骨整体搬运，必须保证其完整性，所以要“套箱”搬运。所谓“套箱”就是将尸骨连同它身下附着的土层一起挖出来，然后整体打包装箱搬运。估计整个土块长约190厘米，宽约70厘米，厚约40厘米。

由于遗骸目前已经非常脆弱，为了确保安全，考古人员首先在尸骨上覆盖了一层宣纸，并在上面喷水，以防干裂，同时在尸骨的头部及骨盆等容易移位和断裂处用石膏进行了加固。 在尸骨套箱搬运之前，考古工作者对古人类尸骨做了最后的整理工作：拍照片、画草图，将考古挖掘过程中每一个细节如实记录下来。

发掘的遗迹有灰坑3个，灰堆8处，石器制作场1处。8处灰堆遗迹堆积状况大致相似，位于T3的东北部，范围约为80×60平方厘米。中心区域有大量的黑色灰烬，包含物中数量较多的是有烧烤痕迹的砾石块、有打制疤痕的石核和动物骨骼（可辨识的主要是鹿骨）等.该遗

迹自上至下都发现有石块，上部的石块堆积较乱，底部的石块则大致堆如环状，排列比较整齐。遗址的发现是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也让世人更加意识到北京地区的远古时代还有很多可探究的地方。1966年在清水河西岸的第二级黄土台地上出土人骨3具，未发现有墓圹。正中一具为16岁左右的少女，是一次葬，有颅骨、椎骨、股骨、髌骨、胫骨和耻骨，还有若干指（趾）骨。两侧各为男性成人骨骼1具，是二次葬，仅残存一些体骨和头骨碎片，其中比较完整的有左侧股骨、腔骨和骸骨。在少女骨骼颈部周围发现由50余枚小螺壳制成的项链，最大者长18毫米，宽16毫米，厚11毫米；最小者长11.5毫米，宽8毫米，厚6毫米。在少女骨骼的腕部周围发现由7枚骨管制成的骨镯，骨管是由牛肋截断磨制而成。骨管形状稍偏，最长的约39毫米，宽17毫米，厚9.5毫米；短的长29毫米，宽22毫米，厚10毫米。另外，在其胸部还发现蚌类的壳制品2件，一件扁平，另一件为扁平长棒，上端均有穿孔。在人骨附近发现灰色石英岩石片8件，其中6件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1995年春，在遗址断面发现人骨1具，并采集有螺壳项链和石制品等，但未发现有墓圹。2001年在T1东隔梁外发现比较集中的一堆人骨，但明显经过扰动，未发现有墓圹。2003年在T8第8层下发现1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墓圹清楚。墓向北偏西70°，墓口距地表150厘米，墓坑长220厘米，宽42-48厘米，深52-76厘米。墓内有保存完整的人骨1具，仰身直肢，人骨长约1.6米。随葬磨制而成棍状玉石制品（初步鉴定为方解石类）1件，该随葬品位于人骨鼻与口间。

考古队于2001年和2003年共挖掘5×5平方米探方7个（T1~T7），5×8平方米探方1个（T8），2×5平方米探沟2个（TG1~TG2）。实际发掘面积200平方米。以T3为例，依土质土色，自上而下可分7层。第1层：浅灰色土，土质松散，多植物根系，厚5~20厘米，为现代耕土层。第2层：灰黄色土，土质疏松，厚15-35厘米，此层是1960年前后挖白薯窖时堆积而成。第3层：灰褐色土，土质松散，厚0-35厘米，包含物有青花瓷片、石块、碳屑、红烧土颗粒等，年代约为明清时期。第4层：浅黄色沙质土，分布于探方西半部，厚0-75厘米，包含物有动物骨、螺壳、石片等。第5层：黄色细沙质土，较为致密，分布于探方西半部，厚15-50厘米，包含物有石块、蚌壳及动物骨骼等。第6层：灰黄色细沙质土，土质较第5层致密，夹杂白色斑点，厚10-30厘米，包含物有石片、石块、动物骨骼等。第7层：灰褐色土，土质坚硬，距地表95-105厘米，包含物有石片、石块、动物骨骼等；另在本层发现灰堆遗迹5处。第4、5、6层是冲积层。

遗址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制品、骨制品、陶片、动物骨骼和果壳等。石制品包括有打制的石核、石片、砍砸器、石锤、刮削器、尖状器和细石叶、石片、石屑等，还有琢磨而成的石磨盘、石磨棒等。骨制品有尖状器、骨锥、骨笄等。陶器仅见少量残片，多为器物腹片及底片，偶有口沿残片。陶片多为红褐色，均为夹砂陶，质地疏松，火候不均，有的陶片外表红褐色，内壁则为黑色。除个别有附加堆纹外，均为素面陶。从断面观察，有的陶片内外成片脱落，似为泥片贴筑法制成。整体来看，多为罐类器物残片。动物骨骼数量较多。多为鹿类动物的肢骨及颚骨、牙齿等，也发现有猪的遗骸。另发现大量的蚌壳、螺壳和蜗牛等。其中极少蚌壳有钻孔和磨痕，应为装饰品。

猜想之一：“他”还是“她”？多大年龄？有无家人？死亡原因？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考古学家吕遵谔 称，通常而言，从尸骨骨盆的形状可以基本推断出性别、是否结过婚、生育过等个人基本信息。现在可以初步判定，尸骨属成年个体，年纪不算太大，但具体年龄和性别还需在实验室进行鉴定。既然年纪不大，那是什么原因导致死亡呢？赵朝洪教授表示，要揭开这些谜底还需要再进行人类体质学、病理学和遗传学等多学科研究。

猜想之二：他（她）从哪来？东胡林人是1万年前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代人类。对东胡林人的来源，专家们也有诸多猜想：是从北京的山顶洞人演变来的，还是从周边地区迁移过来？东胡林人与北京周口店人、山顶洞人究竟有何历史渊源？自山顶洞人（距今约3万年）以来北京地区人类发展史上的这段空白，正等待着对东胡林人的进一步研究来填补。

猜想之三：东胡林人为何定居在此？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周昆叔教授推测，北京的西部地区属太行山余脉，永定河、清水河等京城几大水系都从此流过，优越的地势造就了“环山聚水”的独特生态气候，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

猜想之四：东胡林人如何生活？从“火塘”里发现了烧焦的鹿骨，证明1万年前这里曾经生长着大片茂密的森林，还有鹿群出没。在发掘中发现的螺壳和蚌器，表明那时曾经有条大河流经这里。中国科学院黄慰文教授说，东胡林人所在的考古阶段正好处于地球上自然环境发生巨变的时期，人类如何适应这种巨变而得以存活，一直是国际上相关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东胡林人尸骨的出土，为他们研究北京地区特别是山区气候的变化、研究环境变化与人类早期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

猜想之五：东胡林人有没有发展农业？赵朝洪教授说，在墓葬发掘中找到了猪的肩胛骨和牙齿，表明东胡林人当时的“食谱”也包括猪在内，至于它到底是野生的还是驯养的，还有待考证。另外在对尸骨进行清理的过程中，考古专家还收集了600多袋土粒以备筛选，专家希望能从中找到1万年前的谷物。

在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村西的东胡林人遗址考古挖掘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早期完整人类骨架，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吕遵谔教授介绍，这么完整的墓葬在中国仅此一处。同时，还挖掘出一批新石器早期的陶器、石器、骨器、装饰品和烧火遗迹等重要文化遗存。此次发现找到了北京创造新石器文化的鼻祖，东胡林人是新石器文化的创造者、革命者，是新文化的迎接者。被挖掘出来的东胡林人，目测身高在1.60cm以上，由于骨架还没有完全从地里取出，具体身高还要等骨架完全取出之后才能确定。从表面看东胡林人骨架保存完好，鼻部有类似玉石的覆盖物，据专家考证可能是陪葬物。在考古学上被挖掘出来的骨架是男是女对考证人类社会制度及陪葬制度都有重要意义，因此，专家对此都持慎重态度，虽然对骨架的性别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但是男是女，骨架的性别要在实验室内进行详细研究及经过DNA检测后才能确定。东胡林人类骨架的发现对考古学、人类学、环境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考古学上说，东胡林 人骨架的发现对研究北京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地层，对研究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对发现东胡林人与北京周口店人、山顶洞人的历史渊源等有重要学术价值。中科院院士吴新智认为，东胡林人所处的考古阶段正是新旧石器交替时期，能发现这么早期的新石器人类骨架，而且保存的如此完整，填补了自山顶洞人（距今约3万年）以来至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发展链条中的空白。吕遵谔教授认为这个遗址很重要，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历史环节上缺乏必要的材料，东胡林人的发现是很关键的环节，将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的人类链条联接起来了。东胡林人所处的考古阶段正好是从冰期向冰后期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地球上自然环境发生巨变，

人类如何适应这种突变，一直是国际上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课题，此次考古发现对研究北京地区特别是山区气候的变化，研究环境变化与人类早期文化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为什么会改变狩猎、采集的生活习惯，为什么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的热点，一般认为早期农业产生在一万年左右，但国际、国内对这个时期缺乏必要的考古发现，遗址、遗物很少。地层没有东胡林这么完整，更没有人类骨架的发现。东胡林人遗址是十分难得的考古研究基地，对研究华北地区环境的变迁，中国早期农业、早期陶器的出现及其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1] 古人类化石网

篇四：关于匈奴、东胡、突厥三大人种的探索

关于匈奴 、东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 本文依据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的人种作一探索，并对国内外前人所提出的论点略抒己见。我认为匈奴、突厥均属突厥种，东胡属蒙古种。

近20年来，中国学者潘其风、韩康信先后发表了几篇专题论文，研究匈奴、鲜卑、突厥各族的种属，为学术界探索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的人种，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先导。种属与族属不同。区别各民族（或部族）要根据各族的语言，经济类型，生活地域，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等的不同要素；而区别各族的种属，则要根据人体特征，如头骨（颅盖骨）形态，眉弓，眉间突度，额倾斜度，鼻突高低，面宽大小，身材高矮，肤色，发色（头发颜色），眼色素深浅等。 本文不拟详论人种学上的各种问题，只探索北方各族——主要是 匈奴 、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究属蒙古种抑属突厥种，从而辅助把各族的族源族属弄清，因为这些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争论不休，不一其说。

一、匈奴的人种

潘其风、韩康信二位学者在《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①一文中，根据内蒙古伊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生产队所在地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及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头骨进行研究，认为：（1）桃红巴拉M[，1]墓及M[，2]墓的人骨显示出蒙古大人种的特征。（2）大通县出土的人骨三具都属于蒙古大人种。但潘、韩二氏又说：（1）桃红巴拉出土的人骨，M[，1]和M[，2]的骨骼均残破不全，很多部位都已残失，是经过修补后才进行鉴定和研究的，故不能做较多的测量和比较。（2）能够明确地定为属于匈奴族的颅骨材料，至今发现数量很少，漠北诺颜山及其周围墓葬出土的人骨更是寥寥无几。（3）桃红巴拉出土颅骨的面部特征与贝加尔湖出土的匈奴颅骨有些相似，但头盖骨的水平直径和横径所反映的头型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4）60年代中，匈牙利人类学家托恩，研究了在前蒙古人民共和国胡吉尔图地方发现的一具男性颅骨，因这具颅骨已经破损，使得头指数无法测知，但看起来好像与桃红巴拉的头型有些差异，而大通颅骨的头型也与贝加尔湖的颅骨不尽相同。

潘、韩二氏综合上述四组的颅具材料，即（1）桃红巴拉一组，其时间约属于公元前3世纪；（2）贝加尔湖一组；（3）胡吉尔图一组，这两组的时间较晚，均约为属于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后；（4）大通一组，其时间最晚，约为属于公元2世纪。并引用前苏联人类学家杰别茨的推断，认为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并非其前一阶段居民的直接后裔；而另一位人类学家高赫曼则更进一步认为外贝加尔湖的 匈奴 人是外来的。

此外，潘其风还在《毛庆沟墓葬人骨的研究》②一文中说，1979年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乌盟凉城县毛庆沟发掘了一批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共采集到26例个体的头骨和下颌骨，其中完整的有14例（男六、女八）。潘氏认为，毛庆沟墓葬头骨的体质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现代华北组接近，与北亚和北极区类型差别明显，只是面部扁平性上与北亚类型有些相似。毛庆沟的头骨绝大部分出自与匈奴文化有关的墓葬，在中国所采集到的与匈奴有关的人骨中，这是数量较多、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批材料，这对于研究匈奴的体质类型有重要的价值。

潘、韩二氏为国内着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对匈奴人种的研究用力颇勤，但因数据奇缺，且出土的地点和时间都不大集中，因而他们对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敢十分肯定（这是他们治学态度严谨的表现），而引用外国学者的说法，也各有分歧。看来匈奴人是否属于蒙古人种的问题，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这里需要考虑人种学材料应与文献数据的互相参证。中国史书记载，匈奴自公元前3世纪兴起之后，不断与西汉王朝“和亲”。汉朝每年都遣送公主至匈奴嫁给单于，而随从公主陪嫁的侍女也不在少数③。从汉初开始，中原就有不少汉人越过边塞逃往匈奴，或因战败留落在匈奴，此后还不断有人奔赴匈奴地区居住④。高帝刘邦时，燕王卢绾因涉嫌叛汉，亦曾率领家人及数千骑兵逃往匈奴⑤。武帝时，大将李陵因兵败，亦有2000余士卒随同他一起投降匈奴，单于把他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⑥。汉使臣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流放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为时长达19年之久，苏武娶当地匈奴女子为妻，生子名兴国⑦。至于匈奴人因经常南下入侵，从汉初至昭帝时止的六、七十年间，先后把中原汉人虏入匈奴做奴隶的人口，至少也在100万以上⑧。其中年轻貌美的女奴可能被奴隶主纳为姬妄（如汉末蔡文姬被虏后被匈奴左贤王纳为姬妄）⑨。可见匈奴人与属于蒙古大人种的汉人混杂的情况。

以上是指西汉时期的情况，东汉以后匈奴人与鲜卑人的混杂，数量也很可观。史载公元91年北匈奴因与汉朝的战争失败，主力西迁，但有10余万落（“落”即户）约数10万匈奴人仍留在漠北，加入了属于蒙古种的鲜卑人群中去，“皆自号鲜卑”[⑩]，也就是与鲜卑族人融合在一起，并互相通婚，所以后来出现了“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这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1)。

如此庞大的属于蒙古种的汉人和鲜卑人与匈奴人在血统上混杂，不能不在人种类型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匈奴的某些人骨中出现蒙古人种特征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

此外还有一个匈奴人是否也曾与羌族人混血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考大通县在青海省西宁市西北，向东北渡过大通河即可到达河西走廊的武威市。武威市在汉代称姑臧，其地羌、胡杂处，有不少匈奴人经常至姑臧与羌人市易货物。《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日市四合（每天开市交易四次）。”故青海大通墓葬出土人骨的种属，究为匈奴人骨，抑为羌族人骨，或为匈奴人与羌族人混种的人骨，似乎都很难遽作定论。

对于匈奴人种的研究，我们除了利用人种学资料外，还可以利用考古学数据。根据考古发掘，漠北的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葬出土了一幅匈奴人像刺绣画(12)。画中人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巨大，上唇有浓密的胡须，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认为这个绣像的画中人就是墓主，是个匈奴人。由于蒙古人没有胡须，故一般学者认为这个绣像的主人不会是属于蒙古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像的眼珠虽绣成黑色，但瞳孔却用蓝线绣成。这就对于解决匈奴人属于突厥种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因为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之一就是蓝眼多须，而这个匈奴墓中出土的匈奴人绣像，正是蓝眼珠和有浓密的胡须。还有，这个绣像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这与《汉书》卷六八《金日磾传》传说“日磾

（音觅低）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严肃、威严）”，完全一致。金日磾是匈奴人，《传》载“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55—1957年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发掘西周墓葬，发现一座特殊的墓（第140号墓）。据考古学家鉴定，认为截至1957年止，这是中国境内发掘出唯一的一座匈奴古墓，死者可能是匈奴使臣或使臣的随员；出土的大多是匈奴的物品。墓内随葬物有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

(13)特别值得注意。透雕的花纹是：两侧各有一颗树，枝叶茂密；树下各系一匹骡子，都有辔鞍；中间二人，高鼻，长发，穿绑腿裤；两人互相搂住对方的腰部和一腿，作摔跤状。高鼻是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之一。这两块铜透雕中的匈奴人既然也是高鼻，那末对于判别匈奴人属于突厥种，也增添了一种物证。 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葬是一座大型的贵族墓葬。从这个墓葬的规模宏大和随葬品之多，可见墓主并非匈奴的牧民百姓，而是一个身居要职的人物。诺颜山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北70英里处，当时属匈奴最高统领中心单于庭的辖境。该山周围有大群的匈奴墓葬，但很少发现墓主的人像画。足见这个墓主如不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单于，最低也是一个位列诸王的显赫贵族。故这个墓出土的人像刺绣画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加之与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透雕铜饰的人物形象及《汉书?金日磾传》互相印证，其证据力较之人种学材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14)。

以上是叙述出自匈奴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大漠南北所发现的人种学和考古学的材料。至于匈奴强盛时其势力所及的天山一带及公元91年西迁后在中亚地区停留期间的人种学材料，外国学者也有发现。但天山一带和中亚地区更多属于突厥种的各族人民。匈奴与他们接触或通婚，自然会发生混血。正如美国学者W.M.麦高文在论述西迁后匈奴人的种族成分时所说：

匈奴人因为曾经久居远东，且常和中国人及其它的蒙古利亚种人通婚，故极可能在他们的血管中渗有颇多的蒙古利亚种血液，因使哥德人及罗马人对他们的外貌感到惊异，可是他们决不是纯血的蒙古利亚人。即使匈奴人仍居于蒙古利亚境内时，已因与印度欧罗巴种的阿兰那人及各种芬乌格里安人民杂婚之故，而使其所含的蒙古利亚种因素趋于减少而不增多。这一主张，更因在匈牙利及欧洲其它各处匈奴古墓中发掘所得的人骨而获得证实。从这些骨骼加以判断，可知公元第4世纪及第5世纪时侵入欧洲的匈奴人，其种族带有高度的混合性，而其中的蒙古利亚血统不过是若干重要因素之一而已。(15)

敏岑海尔芬也说：

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遗留下的材料太少，不能在匈奴游牧部落中确定各个种族的关系。此外，大多数的头盖骨都是从一般下层牧民的坟墓中挖出来的，匈奴贵族的户体很多都被毁坏了。有些“欧蒙型”（即欧洲型与蒙古型的混合型）的头盖骨可能是阿兰人的(16)。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玛利亚人中，有的是南西伯利亚型的。其余在Vienna Cimmering坟墓中发现的一具男尸虽被认为是匈奴人，其实也是混血人种。(17)

最后附论一下中国考古学者朱泓在黑龙江省文管委会主办的《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发表的题为《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一文。文中把匈奴人种归入蒙古大人种的类型，这一点与潘其风、韩康信二位的主张大体上相仿。只是认为：“据有关学者研究，桃红巴拉墓葬可能属于林胡的遗存，而崞县窑子、毛庆沟、饮牛沟的墓葬则可能与楼烦有关。林胡、楼烦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故上述各考古遗存又被称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18)。如果朱氏的这两个“可能”能够证实，那末桃红巴拉等地墓葬的人骨就不是匈奴人的人骨，

而是属于被赵国和被匈奴征服和吸引的附属部落（林胡、楼烦）的人骨。匈奴附属部落的人骨并不能代表、尤其不能等同于匈奴的人骨。

此外，朱氏文中还把北匈奴的人种与南匈奴的人种分开，认为二者在“种系构成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来源。??正是这一种族渊源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离心力，早已在貌似强大的匈奴共同体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背”。这就是说，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人种渊源的不同。

我个人认为，上述这个说法需要商榷，因为：

（1）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单于”这个位置的最高权力。其时匈奴北部（漠北）连年发生天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驻牧于匈奴南边管领八部之众的右奥鞬日逐王比（名“比”）乘机归附汉朝，自立为单于（南单于），建立南单于庭于汉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与漠北的蒲奴单于对立。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

（2）匈奴分裂的潜在政治因素由来已久。同上《传》载，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单于舆（名“舆”）死时，比因不得继位为单于，口出怨言，“内怀猜惧，庭会稀阔”（不常参加单于庭的最高会议）。蒲奴单于欲杀右奥鞬日逐王比，这就迫使比不得不背离蒲奴而独立。可见匈奴分裂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由于种族上的原因。

（3）匈奴是一个包括众多不同民族成分或种族成分的部落的部族，研究匈奴的人种，应以匈奴族的核心氏族——挛鞮氏（19）（历代单于所从出的氏族）的人骨为代表，才具有典型意义。其它与挛鞮氏血缘亲近并互相通婚的氏族如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的人骨也同样具有代表性。但与挛鞮氏等无血缘关系的附属部落或被役属部落的人骨则没有代表性。过去国内外学者对于这方面注意不够，似应重新审定哪些墓葬出土的人骨是属于匈奴核心氏族的人骨，而哪些非是，才能正确地解决匈奴的人种问题。南单于和北单于的氏族谱系证明，他们都是冒顿单于的子孙，都是属于挛鞮氏的族系。故他们的分裂仅为政治上的分裂，并非种族上的变异，故与种族来源无关。

二、东胡——鲜卑和契丹的人种

东胡的人种学材料，现时发现的很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曾于《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赤峰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研究》的文章，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遗存的人骨进行过研究。文中说，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头骨，是偏长的中颅型、颅高较高，为高颅型和正颅型，面宽较窄，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北人头骨比较接近。而在鼻型和面部扁平度上有些接近北亚蒙古人种。后一特征在女性头骨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头骨测量比较，这些头骨和现代通古斯头骨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潘其风、韩康信二扬学者曾根据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苏木（乡）和扎赉诺尔两地及巴林左旗南扬家营子的古墓出土的颅骨材料（20）进行测量，并作了一些比较研究，从人类体质特征方面探索鲜卑的人种类型。据参加发掘或清理、调查上述三处墓葬的学者说，这三处墓葬的时代大致都相当于东汉时期（但年代略有早、晚之分）。墓中出土的遗物都以游牧民族的遗迹为主，在文化内涵上也反映出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潘、韩经过详细研究之后说，完工、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三组颅骨的体质特征，在大人种方面都应归入蒙古人种范围，并且与现代亚洲蒙古人各分支中的西伯利亚（北亚）、北极和东亚蒙古人种分别有程度不同的接近关系。完工组显出与北极蒙古人种相似的成分居多，可能还含有一些西伯利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组主要是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某些个体上反映出较强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同时也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还杂有一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南杨家营子组的情况同扎赉诺尔组有些相似，但在该组所见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则更为明显。总的说来，完工组与扎赉诺尔组的面部形态特征比较接近，而两者的差异仅仅主要表现在头型和颅宽，即完工组独具长颅和狭颅，最大颧宽也较大。南杨家营子组与扎赉诺尔组相近的项目较多，只是南杨家营子组低颅型的出现率略高，头高的绝对值也更小，颧宽较狭，面部更为扁平。南杨家营子与完工组之间的差异比较大。

关于上述三批颅骨的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属于鲜卑（翦伯赞、马长寿、宿白三位老一辈的学者均主此说）；二是认为非属鲜卑，乃是属于匈奴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中主此说）；三是认为不论鲜卑说或匈奴说都论据不足（着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主此说）。

我个人认为，匈奴人不属于蒙古种，而是属于突厥种，上文业已论证。故完工等处三批人骨虽有若干接近或类似匈奴人种的性状，但也不能因此便认定为匈奴的人骨。因为原先活动在辽东、后来占领了漠北匈奴故地的东部鲜卑人，曾于东汉时期（公元91年以后）吸收了数十万匈奴人的加入，并与他们通婚，二族间发生较多的混血，后来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又长期混杂，因而在鲜卑（不论是东部鲜卑抑是拓跋鲜卑）的人骨中出现匈奴人骨的性状，是很自然的。正如学者朱泓在《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一文中所推测的那样：“完工组所体现的以北极蒙古人种为主要体质因素的特点，可能代表了拓跋鲜卑祖先类型的特征，而扎赉诺尔居民中种系成分的复杂性，表现了他们很可能是鲜卑、 匈奴 两族混血的产物，抑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本身就可能是‘自号鲜卑’的匈奴族成员。”此说值得参考。

其次，完工等处三批人骨都没有发现匈奴人所具备的显着的深目、高鼻、多须等人种特征，这就可以否定这三批人骨属于匈奴人骨的说法。反之，完工等处三批人骨的颅型、鼻型和面型等形状却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的人骨大体上相合（或接近），这就可以推断完工等处三批人骨的人种学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类型的人种学遗存基因是一脉相承的（“遗存基因”为区别人种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遗存基因一直影响到东胡族系的鲜卑后裔。故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在《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一文(21)中，断言原来属于辽东慕容鲜卑、后在西迁至青海的吐谷浑人亦为属于蒙古语系（语族）的人种。

第三，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土的年代既在东汉时期，其时匈奴业已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早已入塞，北匈奴主力不久也西迁中亚。当时留在漠北的尚有数十万匈奴人无所统属，都全部跑到辽东加入了鲜卑，此后逐渐鲜卑化，成为鲜卑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鲜卑完全融合为一体了(22)。故说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自东汉时期的匈奴人，这就与史书记载匈奴人的事迹和活动地区不大符合。

第四，考陈巴尔虎旗在今伊敏河下游、海拉尔市北部，扎赉诺尔在陈巴尔虎旗之西。经考古资料证明，这些地区都是拓跋鲜卑的祖先从大鲜卑山向西南移徙时所经的路线(23)。巴林左旗在西拉木伦河西北、阿鲁科尔沁旗之西，其地正在

篇五：中国历史上16个少数民族的最后结局及去向(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突厥等等。。)

一匈奴

在秦汉时期称雄中原以北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前215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历经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中国古代的匈奴和欧洲的匈人（匈奴）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同一民族。近年来使用DNA等测试手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匈奴人是夏朝的遗民。《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著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

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真正与匈奴进行大规模战斗是在汉朝。汉初前201年，韩王刘信投降匈奴。次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冒顿单于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计逃脱，之后开始与匈奴和亲。其后的文、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前57年匈奴分裂，郅支单于获胜据漠北，呼韩邪单于前51年南下投靠汉朝。前33年呼韩邪单于娶王昭君与汉修好。

48年，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两部，呼韩邪单于之孙日逐王比率4万多人南下附汉称为南匈奴，被汉朝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89年到91年南匈奴与汉联合夹击北匈奴，先后败之于漠北和阿尔泰山，迫使其西迁，从此北匈奴就从中国古书中消失。

187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专权之际，南匈奴发生内讧。195年，南匈奴参与了中原混战，东汉蔡邕之女蔡文姬被掳掠去匈奴。202年，南匈奴首领归附汉丞相曹操，蔡文姬归汉。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

4世纪初，匈奴族的五部大都督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为将。乘西晋八王之乱之后的混乱时期，刘渊起兵占领了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自称汉王，311年刘渊子刘聪攻占洛阳，316年攻占长安，灭西晋。史称前赵或汉赵。

匈奴与鲜卑的混血后代称为铁弗人。铁弗人刘勃勃被鲜卑拓跋氏击败后投奔羌人的后秦。后自认为是末代的匈奴王，改姓赫连，在河套地区创立夏国，史称胡夏。425年赫连勃勃卒，子赫连昌继位。428年北魏俘赫连昌。赫连昌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称夏皇帝。431年北魏俘赫连定，夏亡。夏国的国都统万城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在东亚留下的唯一的遗迹。

匈奴融入靠近高丽的鲜卑的宇文氏部落，进入朝鲜半岛。后来宇文氏篡西魏建立的北周政权，后被汉族外戚杨坚所篡。杨坚创立隋朝，统一中原。

以上是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匈奴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之后匈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从中国历史中消失，和其他一些民族一起融入华夏族。匈奴后裔汉化后，所改汉姓有刘、贺、丛、呼延、万俟等，很多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山西和山东等地。

以下关于匈奴人和匈牙利的关系有必要提一下，引用高群等观点并不代表本人看法，仅是一家之言，就证据和可能性来看，个人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多谓“向西方跑了”，而欧洲学者则多有涉猎。匈奴史专家、内蒙古大学教授林干说：“公元

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内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至公元89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一个民族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是很快的。”

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一样

写有10余部匈奴研究著作的林干认为，欧洲史学家中最早记载匈奴人活动的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其后关于匈奴的事便在欧洲史中骤然多了起来。他说：“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隋唐史专家、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说，“虽然如昙花般的匈奴王国在欧洲消失了，但是许多匈奴人很可能留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

北京大学教授齐思和、原匈牙利驻华大使优山度也认同此观点。王世平认为，匈奴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陕北民歌如“信天游”产生远比蒙古人早，很可能与匈奴有关。

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后裔”

王世平指出，建立大夏国的赫连勃勃，父亲姓刘，其子孙也姓刘，只有赫连勃勃自号“赫连”。现在陕北姓刘的很多，或许是匈奴的后裔。匈奴的部族很多，进入中原后多以部落或氏族为姓。如姓呼延的、姓独孤的等，但不能说姓这几个姓的一定是匈奴后裔。

自号“长安匈奴”并以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蜚声文坛的作家高建群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二者在东西方同时向定居文明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在战败后匈奴人便融入到其他民族之中了。可以说，这个伟大的民族至今也没有消失，它的血液还在当代其他民族的身上澎湃着。”

高建群说：“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很多匈牙利学者都认为这个国家与匈奴后裔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东胡

东胡是一个古老的游牧为主的民族，自商代初年到西汉，东胡存在了大约1300年。东胡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东胡”一名最早见于成书年代是先秦的《逸周书》，《逸周书·王会篇》提到“东胡黄罴山戎戎菽”，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发掘的东胡人墓葬被认为是对上述说法的旁证。

春秋时期，东胡居住在燕国北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北有东胡、山戎”。战国时期，东胡居住在燕国和赵国北部，这个时期东胡最为强盛，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曾多次南下侵入中原。

秦汉之际，东胡逐渐衰落。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余部聚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形成后来的乌桓族与鲜卑族。从此东胡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

三乌桓

秦末汉初（前3世纪末）之际，匈奴王冒顿单于击败东胡。东胡人北迁至鲜卑山和乌桓山，各以山名为族号，分别形成鲜卑人和乌桓人。乌桓山即现大兴安岭中部的东西罕山。乌桓随水草放牧，以穹庐为室，常要向匈奴进贡，匈奴每岁向乌桓征收牲畜、皮革。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乌桓趁匈奴内乱之时进攻匈奴，把匈奴赶出大漠以南。东汉对乌桓优抚，允许乌桓人部分移居太原关内各地，驻牧于辽东属国，乌桓人大多归附于汉。乌桓南迁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留在塞外的部分乌桓人民，亦附鲜卑，常助鲜卑寇边。

东汉末年，辽东、辽西等地的乌桓大人趁乱称王。初平元年（190年），辽西乌桓大人蹋顿统一现辽宁一带的乌桓各部。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袁绍官渡之战之后败给曹操，其子袁熙、袁尚投奔乌桓蹋顿，形成残余势力。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战于柳城，斩蹋顿诸王，从此乌桓彻底衰落，地位为鲜卑取代。

五胡十六国时期，乌桓与各族杂居，形成“杂胡”。乌桓和匈奴的混血后代“铁弗”人赫连勃勃立国胡夏。

唐朝时嫩江以北有乌丸国，传说是乌桓后人所创。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派兵征伐，之后乌桓融入其他民族。

四鲜卑

汉朝时期，匈奴以东的游牧部落被匈奴的冒顿单于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成为乌桓和鲜卑二族，合称东胡民族。鲜卑起源于辽东塞外鲜卑山，后主要活动于内蒙古东部科尔沁旗哈古勒河附近。鲜卑起源自黄帝之孙曰始均, 《晋书》记载：曾在晋代受封为“鲜卑都督”

体裁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