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蔡元培

篇一：北大之父蔡元培的成长故事

北大之父蔡元培的成长故事

人物名片：

蔡元培(1868一1940)，浙江绍兴人，字鹤卿，号孑民，在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第四。著名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时期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从容安详，异于常童

蔡元培并非出身书香世家，他的前辈们大多是经商的。蔡元培在回忆中写到：“余家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正因为如此，身为钱庄经理的父亲蔡光普十分注意培养元培等三个儿子读书。

蔡元培4岁开始在私塾读书，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然后读“四书”“、五经”。虽然先生并不讲解，但小元培不管懂不懂，总是认真背诵，从不东张西望、玩耍嬉戏。小小的年纪，硬是展露出一股从容安详、异乎常童的性格与气质。一次，小元培独自在自家楼上读书，忽然楼下房宅着火，家人都尖叫着去扑火，幸亏火势不大，火很快就被大家扑灭了。这时唯独不见小元培。大家四处寻找，终于在楼上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在静

静地看书，口中还念念有词呢，他居然都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又一次，奶妈叫正在玩耍的小元培和他的小表叔下楼，小表叔

年纪比元培大不了几岁。奶妈要小元培在楼梯口坐着等，她先抱小表叔下楼后再来接他。谁知奶妈下楼后一忙，忘了这件事。几个小时后，奶妈忽然想起了小元培，连忙掌灯去接。只见他镇定地坐在楼梯口，连位置也未移动，既未哭也未叫，其举止之安详，完全不像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蔡光普对元培这种超乎常人的气质倍加器重，而父亲清廉、宽厚的风范，则成为蔡元培立身处世的准则。 言传身教，自立仁厚

可惜，蔡光普因病早逝，当时元培仅11岁，长兄13岁，小弟仅9岁。曾受蔡光普资助的乡邻，一度想集资资助蔡妻周氏及小元培三兄弟，但周氏不愿接受。为了满足孩子们成长的需要，周氏自己省吃俭用，辛勤操劳，一家人的衣服和鞋袜都是靠她一针一线缝衲起来的。

蔡元培入塾后，母亲常陪着他一起做先生指定的家庭作业。有一次，他在灯下苦苦思索而不得解，母亲觉得夜太深了，心疼儿子太疲倦，叫他干脆睡觉去，明儿

一早再起来做。黎明即起的蔡元培，很快就解决了昨晚苦思冥想而做不出的题目。于是，从那时起，一直到老，他终生觉得“熬夜不如早起”，这种好习惯就是由母亲培养的。周氏没上过几天学，但深明大义，性格倔强，具有中国母亲的传统美德。她每每以“自立”、“不倚赖”来勉励元培三兄弟。她提醒他们说：“每有事与人谈话，一定要预想对方将会作何言语，我宜以何言语应之。谈话完毕后，又当追省对方刚才说了些什么，而我又应了些什么，有没有差错的地方，如此才能减少愤懑的事。”周氏这种不苟取、不妄言的教诲及其善良、勤劳和坚韧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蔡元培，使他养成了好学上进和正直无私的人格品质。 学贯中西，孜孜不倦

蔡元培对于中国旧学曾下过苦功，所以他能连试皆捷，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补翰林院庶吉士，28岁补翰林院编修。由此可见蔡元培旧学根基之深厚。此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订，蔡元培深受震动，开始广泛涉猎译本书报，留心时事，学习日文，努力学习西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一方面感到要推动中国变革，应广泛培养革新人才，仅靠少数人奔走呼吁，是成不了气候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于是，他做出了超乎常人的抉择，毅然辞去翰林院编修之职，于1898年秋南下从事教育活动。蔡元培的一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蔡元培在40岁以前，曾广泛阅读西方的译本及日文书；40岁以后曾赴德、法等国留学，他对西方学术的兴趣甚为广泛，学问相当广博。

蔡元培在学问和事业上都有大成就，一方面固然靠他的天资，而另一方面则靠他的勤勉。蔡元培一生随时随地都在学习，41岁赴德国学习德语；1年后，进入莱比锡大学，3年之内选读了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科目；之后，又进入实验心理学研究所和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读，并在课余另请讲师到他寓所，为他讲授德国文学。蔡元培在不惑之年依然选择远涉重洋，学习如此多的科目，其苦学精神令人钦佩。

篇二：《大师》蔡元培

蔡 元 培

他来自于封建王朝，却是民主革命的开拓者；他出身于科举制度，却成为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在四十多年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而继承他理想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走向现代书写了开篇。

蔡元培（上集）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制，作为革命元老，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但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蔡元培抱负难伸，于是他辞了官，又一次去欧洲游学。

当袁世凯死后，新任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这时，蔡元培在欧洲学习考察已四年，是个50岁的老留学生了，在接到邀请电报一个月后，他就回到了祖国。

（京师大学堂旧址）

蔡元培将要出长的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这座有最高学府地位的大学，从创立之日起就被时代和政局激荡颠簸，民国的建立也没能改变它多少。

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问不大，架子不小，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上课了，听差们忙不迭去请：老爷，上课了！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

学生中还流行“结十兄弟”，就是几个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做科长、做秘书，捞个一官半职。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梁柱——

当时的北大，很多学生都喜欢读法律，而法律系呢？教员有很多都是官僚来兼任的，来兼任教授，没有学问，但是却受到学生的欢迎。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愿意上法科呢？就是为了以后便于有靠山，便于升官。

那时的北大，其实就是一个官僚养成所，这是一座苦闷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太学”，这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就是以这样的状态等待蔡元培的到来。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到任命的当天，没有直接去北京大学，而是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梁柱——

蔡先生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他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有过共事。

【采访】蔡元培之女 蔡睟盎——

当时建立光复会，做炸药，陈独秀也去参加做炸药，蔡先生也是经常去，因为有这些关系，他又看了《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人，提供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这时，他从上海来北京为杂志筹款。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梁柱——

《新青年》当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传播新思想的，他（蔡元培）看了《新青年》以后，就认定这个人（陈独秀）可以成为青年的导师。

蔡元培希望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但陈独秀放不下他在上海办的《新青年》，于是蔡元培三顾茅庐，一连几天早早来到旅社，遇陈独秀晚睡迟起，他就搬个凳子坐在房门口静候。陈独秀被蔡元培感动了，他们共同决定，把《新青年》搬到北大来办，这无疑也是把新文化运动请进了北大。

（北京大学红楼）

就任校长后，蔡元培做的头一件事不是举行仪式，不是发表治校主张，而是贴出这样的一张布告，宣布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说，看到这张布告，我们学生全明白了。

事实上，这是蔡元培带给北大的礼物，给暮气沉沉的北大带来了震撼。

连续五年，蔡元培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都要强调一点：本校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他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

大学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么他是怎么定位的呢？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他认为要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话，还是要通过知识分子，通过学术，从根本上来启发老百姓的觉悟，来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觉得这是要解决根本问题的一个途径。

（北京大学二院旧址）

陈独秀到北大后，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启动了北大文科的改革。

同时，《新青年》在北大建立了新的编辑部，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刘半农、沈尹默等先后加入。北大领集聚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蔡元培自己也成为一个热心的撰稿人。

大学离不开学术，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的是蔡元培。他的主张精练为16个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著名的北大精神。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陈平原——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专制，使得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来衡量、要求还有限制别人的思想行为，所以他觉得应该用兼容并包这一概念来取代。

在蔡元培看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世界各国办大学的普遍原则，而在封建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倡这个原则，正是为新思潮和新文化张目。

蔡元培是《新青年》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但他也拨款给北大的《国故》杂志；当学生创办了《新潮》杂志，蔡元培亲自题写刊名，还在经济上予以支持。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陈平原——

当年上海的报纸发文章说，刘师培办《国故》月刊，起来挑战《新青年》，刘师培马上起来反对，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国故》月刊也是校长支持的，也是校长给钱的。换一句话来说，蔡元培既支持《新青年》《新潮》这样的激进的刊物，也支持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国故》这样的刊物，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蔡先生的兼容并包。

黄侃是一位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他大谈魏晋文学；而钱玄同则倡导白话文，用新方法整理国故。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梁柱——

五十分钟的一切课啊，大概有半年钟头在骂亲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是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在北大，辜鸿铭被称为怪人。有学生对聘请他在北大任教不理解，蔡元培开导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

辜鸿铭上讲台演讲，穿戴的是马褂和瓜皮小帽，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这身奇怪装束引来哄堂大笑，然而辜鸿铭不紧不慢地说，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的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并不容易。

更称奇的是，蔡元培把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也请进了北大。当时梁漱溟只有24岁，他潜心佛学，酷爱儒学，又主张学习西方，蔡元培请他讲授哲学，后来成为一代大家的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等，都听过他的课，都得益于北大浓郁的哲学气氛。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陈平原——

有的人，可能他常识所限，他只能欣赏某一种、某一个学科、某一个学派的优长，他能欣赏，他能理解，但对于其它学科，其它学派，他不能理解，不是故意的，而是他没有这个眼光，没有这个趣味。蔡先生有这个魄力，更重要的是有这个趣味。他对于北京大学里面的人文学者的支持，使得他们得以革新，最后影响社会，对于日后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

兼容并包，一方面是包括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并包，同时也包括了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都应该得到自己的地位，他确实有一个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

校长总是学校里的最高权威，但蔡元培一到北大就建立教授治校的评议会制度，蔡元培推行的这种教授治校制度，究其实质就是民主办校，这在一个封建根基很深的国家里实属难得，他前无古人，似乎也无来者。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 蔡建国——

评议会是一个民主的精神的体现，自由精神的体现，也就是说，大学里头的大政方针，是由教授来决定的，不是我一个校长来决定的，少数人决定的，是要发动大家的智慧，来决定一件大事的，所以这样就把教授的地位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从此，北大脱胎换骨，从一所太学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是划时代的。

蔡元培，1868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父亲是钱庄的掌柜，去世很早，于是家道中落，变得贫穷起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蔡元培接受了严格而完整的旧式教育。26岁考中进士，两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这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的最高学历，他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荣耀。

然而，他在翰林院并没有多少事可做，但却目睹了中国发生的两件大事。一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而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二是1898年维新派提出变法自强，发展成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但以失败告终。

这两件事对于年青而充满抱负的蔡元培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他的一生就此发生转变。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维铮——

中国到底应该怎么走？有一条，他不赞成康有为他们，他认为康有为他们没有训练人才，结果就匆匆忙忙地改革，所以他就感觉到这个是，他在那个时代啦，在戊戌政变以前他就感觉到要失败，不会搞好的。

甲午战争使中国的读书人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亡国的危险，随后的变法维新的失败又是对读书人的重重一击。蔡元培从中酝酿了这样的思想：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从事改革是不可能的。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维铮——

戊戌维新以后，有一些人（因为）戊戌维新失败了，我赶快回到那个原点去，他倒没有，他是作为翰林院编修，他要继续地要想搞新的东西。

戊戌变法失败不到一个月，蔡元培离开了满清王朝的翰林院，回到绍兴。他以一介布衣来实践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理想。

四年里，他在绍兴、上海等地创办和主持了七所新式学校。办学期间，蔡元培发起创立光复会，反对腐朽的满清王朝。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维铮——

光复会的主要的领袖是蔡元培和章太炎，在光复会的实干家里面，就是陶成章。那么应该说在辛亥革命以前，光复会在江南这一带，它发动群众，搞起义，是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的。

以后的十几年间，革命和教育成了蔡元培奋斗的双重轨迹。同时，他游注欧洲，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广泛涉猎，深入研究，这样的视野和积累，使他对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症结有了清醒的认识。

蔡元培走进北大时，已不是把改造北大看成仅仅是治理一所学校，而是为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奠基。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天纲——

在北京办学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保守势力太足。举办一个新的学校，有一点新措施，就会受到传统势力的包围以及阻挠。蔡元培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能力把他在上海办学、在欧洲游学所形成的一整套的办学理念在北大推广。

在蔡元培实际担任校长的5年多时间里，他把太多的理想付诸了实践，付诸了这所学校。 这是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时，李大钊和会员们的合影。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是最早的。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 蔡建国——

我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访过当时北大学生罗章龙先生。他就回忆，他说：我们要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们就去找蔡校长，蔡校长他就批准我们成立，给了我们两间办公室。而且在成立的会上，他还参加我们的成立大会。

蔡元培认为：在学术上，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要使各种学派、各种观点并存，让老师有自由研究的空间，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种思想自由、学术平等的方针，造成了从未有过的百家争鸣的气象，激发了学生们崇尚和研究学问的兴趣，这是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蔡元培在北大还有一个发明，将学生的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就是今天的学分制。蔡元培的出发点是崇尚自然、发展个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点自由选课，接触到不同的的学术观点、主张，通过比较对照，思考贯通。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 蔡建国——

在那封建的社会里头，就是盲从的、盲目的，而不会强调个人的独立思考，他是被束缚住的。所以现在他强调的是需要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这也是观念的一个革新。

在这样的北大成长起来的学生，是一批栋梁之才。

这是蔡尚思撰写的蔡元培思想专著，保存了许多他与蔡元培访谈的第一手资料。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蔡尚思——

蔡元培，我记得，蔡元培……

今年已102岁的蔡尚思，是北大国学研究所的学生，他在浓郁的学术气氛中求学，又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推荐下做了一辈子教师，做了一辈子学问。他敬佩和仰慕老师，尽管很多事现在已不记得了，但他还常常念叨恩师蔡元培的名字

蔡元培和鲁迅是同城老乡，关系很不一般，沿用至今的北大校徽，就是他请鲁迅设计的。但蔡元培请没有大学文凭的鲁迅到北大任教，是看中了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真知灼见。

鲁迅讲课数年，只是兼职，并没有正式入北大，但他认同北大，他后来的论敌曾攻击他是“某籍某系”，鲁迅回击道：自己是北大的新派，因为北大常与黑暗势力抗战。

那时，《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后，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轮流担任编辑。它批判传统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希望通过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改革，来推动中国的进步。由此，新派和旧派，旧道德、旧文化同科学、民主思想展开了激战。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梁柱——

胡适和陈独秀的一些极力的主张，在北大就招来了旧派的一些嫉恨，有些人就提出，是不是把陈独秀和胡适辞退，免得招来这么大的反对的声音。“不能辞退，我不赞成，北大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来负责，和他们两个人没有关系。”这样的话，坚决地保护了他们。

这时，旧派代表林纾登场了。他把新文化运动比作洪水猛兽，对蔡元培提出诘难，并且用小说影射陈独秀、胡适等人。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梁柱——

林纾先生，因为当时的一个军阀徐树铮是他的学生，他要依靠这样一个势力来对北京大学进行恐吓。徐树铮要在景山架大炮，对着北大，有这种意图，要对北京大学新派人物动手。

一向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对于这种恶劣的作风痛恨至极，认为林纾这样做，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学术品格，他撰文逐条批驳，保护了《新青年》，保护了北大，也保护了新文化运动。

林纾读后似有悔悟，后来不得不在文章中对蔡先生认错。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天纲——

《新青年》在北京办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社会的焦点。在上海办无所谓，新就新了，大家都是新的。所以新文化的中心在上海，新旧文化冲突的中心在北京。

新旧两派的矛盾摆在蔡元培面前，他受到的压力既来自北洋政府，也来自分成两个阵营的教师和学生。他的兼容并包受到保守派的抵制，保守派游说国会，要求政府免除他的校长职务，虽然这一要求没有通过，但不久陈独秀却被迫辞职了。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

他受到左右各方面的掣肘，各方面的这种压力，实际上内心是非常痛苦、非常寂寞的。他曾经说过：大家都说我蔡元培好，大家都对我好，但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我蔡元培呢？

以一人之力提供兼容并包是难能可贵的，在历来有文人相轻、党同伐异传统的中国，标举兼容并包更属不易，但蔡元培做到了，这不仅要归结于他的道德境界、人格魅力和心中博大的理想同，还要归结于他兼融中西的学养。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蔡元培作为一个学问家，学养是最深厚的，作为一个大学校长，视界也是最广博的，这也正是他能做到兼容并包的原因所在。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陈平原——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精深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一个校长来说，博大更重要，理解各种学说的合理性，理解各个学者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后给予扶持，给予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校长的眼光和魄力才能体现出来。

【导游】

这里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雕像……

可以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的北大，没有新北大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蔡元培是继康有为、梁启超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变过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思想家、学问家，他奠定了中国现代哲学、伦理学和现代美学的基础和体系。

或许因为他对北大的贡献太突出、太为人所乐道，以至于他的学术贡献不为常人所知。 很可能就因为这样，历史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蔡元培。 （上集完）

蔡元培（下集）

（北京五四大街）

1907年，德国柏林迎接了一位41岁的中国留学生，就是蔡元培，他以编书和做家教谋生，同时进修德语。到第二年，就在著名的莱比锡大学入学了。而为这次留学，蔡元培几乎等了9年，准备了9年。

1895年甲午战败，刺激了蔡元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由忧患而图强。但戊戌变法也失败了，这让蔡元培认识到，靠几个人围绕一个皇帝是救不了中国的，他毅然投身于教育，培养能够改变中国的人。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 张汝伦——

人的素质，一个健全的人，一个关心整体和社会利益的人，甚至于一个关心后世利益的人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办教育，把一个人的完成，健全的公民的培养，看作是最主要的一个任务。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 陈平原——

现代中国史上很多人都信仰教育救国，有的人是一个实践家，有的人不止实践，还有理念总结。有的人有实践，有理论，还有制度的建设，那就是蔡先生。

但中国是封闭的，在封闭中办学没有出路。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蔡元培正担任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习。他劝导学生一定要学习外语，了解中国为什么败？了解中国需要什么？

（南洋公学旧址 今上海交通大学）

他在特班培养了日后卓有影响的人物，如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于左任等等。

【采访】同济大学教授 蔡建国——

南洋公学是交大的前身，他在那里呢就给学生讲：世界是在日益地进步，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我们学生也要注意吸收世界上的东西，学习世界的知识，要有世界的眼光。

蔡元培阅读了《天演论》等一批著作，但已满足不了他了解世界的迫切愿望，这位大清的翰林院编修，为此刻苦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七门语言，便于直接阅读原著。9年后，他走出国门，留学德国。

因为担心学校不收40岁以上的学生，蔡元培把注册年龄改写成35岁。在莱比锡大学将近三年，他师从冯特等世界一流学者，学习了37门课程，积聚了多领域、多学科的知识储备。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 张汝伦——

当时有一批人是被人叫做“老新党”，四五十岁了跑到法国去留学，跟着小青年一起去。所以这些“老新党”他们的心态是非常青春的。怎么来更新这个国家，在这些“老新党”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和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太容易看到的。

当年在南洋公学循循善诱、劝导学生学习外语的时候，蔡元培还只是提倡实学，但留学归来时，他的思想转变了，这从他选修的学科科目上就可以看出来。

【采访】复旦大学教授 朱维铮——

他所学的东西啊，在他看起来都是很重要的，他就连续三年去学心理学，他也学西方的语言，学西方的文化，学西方的理论，西方的哲学，还包括后来他自己说，我没有功夫能够很好去搞的民族学。当然，他最重视的还是西方的教育。

在著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了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人物。但很少有人知道，留法勤工俭学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就是蔡元培，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和一部留学史密不可分。

蔡元培曾5次出国，前后历时12年。他用自己严格而清苦的留学生活，把美学、人类学、实验心理学等最新的成果带回中国，他犹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千辛万苦，取回了真经。

他没有拿回文凭，却把他在欧洲所学，通过自己的解释和中国传统文化圆融结合，极具创造性地用于他的思想体系的创立。他的伦理学专著成为中国伦理学的开山之作，而他万熟的教育思想，和建立全新的现代大学的愿望，又在主持北大的实践中切实展开了。

今天中文里“美育”这个词，是蔡元培从德语翻译过来的，美育就是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这是不可替代的一个教育方面，蔡元培把美育同德育、智育、体育、劳动并举，简称为“德智体美劳”，并在北大的改革中得到实践。

篇三：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 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已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元培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 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引进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在这种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定，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1919年5月4日。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

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篇四：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蔡元培的北大时代

黄艾禾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农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以便日后自已当官仕途方便。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邢天，校

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 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越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在这种精神下，

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五

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 1919年5月4日。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要求。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

1919年5月4日当晚，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

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 El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 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1．在蔡元培任校长前北大是什么样的现实?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造北大．从而“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的?(5分)

2．同是写蔡元培引进不同风格的杰出人才．写陈独秀与写胡适的表达方法有何不同?作者这样写有什么好处?(6分)

3．文中说：“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要求。”请结合全文，并联系《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有关内容．简要谈谈你对蔡元培先生对待学生游行请愿的态度的看法。(6分)

4．毛泽东曾赞誉蔡元培先生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依据本文内容．探究本文哪些方面体现了蔡元培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特征．请简要论述。(8分)

16．【答案】(1)由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的北大非常腐败，道德沦丧；不少教员是不学无术的政府的官僚；很多学生不以学业为重，而是把大学当成了升官发财的阶梯。(3分)(每点1分)

(2)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坚定教育救国”的信念，针对北大当时的实际，实施“兼容并

篇五：蔡元培的富贵

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蔡先生是真正的士。 文|余世存

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在这方面，张謇、章太炎等人旧而少新，胡适、鲁迅等人新而少旧，只有蔡元培先生在新旧、士仕、政道之间出入自如。

说蔡先生之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他亲历满清、北洋、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多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或说“国之重臣”，确实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那就是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蔡先生病逝，国民政府给蔡元培先生发布了褒扬令，称赞他，“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千金散尽

蔡元培的做官机会太多，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甚至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先生属于那种对钱没有概念，大手大脚之人。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蔡先生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他第一个妻子王昭为此非常不满，丈夫乱花钱，根本不是过日子的态度。两人经常吵架。蔡先生的儿子蔡怀新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

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学生。

一生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我们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这些人，还有众多的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甚至到晚年，仍然如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廖平子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蔡元培。蔡元培知道廖平子生活清贫，即赠廖法币拾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

可见蔡先生的豪情出于至诚。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他们习惯了当官做吏后，再难以回归平实，再难以自食其力。这方面，蔡元培先生的自信自足是包括官吏在内的中国人中少有的。1907年5月，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的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再次学习了4年之久。

因为公派留学机会搁浅，蔡元培没有放弃，决定自费。当时他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银子30两，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做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还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元（编译）和5元（著述）的标准，每月稿酬100

元（约合今人民币(6.2135, -0.0065, -0.10%)7000元左右），如此保证留学所需，并维持国内妻子儿女的生活。

辞职，辞职

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其实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辞职之烦扰于他几乎是家常便饭。 1890年，24岁的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他所定的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的赞同，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

1898年，32岁的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后，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参与写史的行列。但当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仍选择了辞职。 1900年，34岁的蔡元培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年多，学堂新旧势力争执不断，他支持新派，遭到出资人的干涉。蔡元培断然辞职，后勉强留任。次年，因办学经费的事再起矛盾，蔡元培就辞职离开。 1902年，36岁的蔡元培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一年多，学校发生学潮，蔡元培支持学生退学，他自己则是辞职。

1912年，46岁的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向袁当面坚辞教育总长。 1917年，51岁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部分学生被捕，蔡元培四处奔波救助被捕学生，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8日蔡

元培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当晚离京。后放弃辞职。

同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又复职。

1922年，56岁的蔡元培痛感对北大学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愤请辞职。后经多方挽留而复职。

1923年，57岁的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 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我们由蔡元培的生计及态度可以试图接近这样一位圣贤的心地。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先生的贡献可谓大哉。恩格斯曾称赞但丁，“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

志的。”我们看蔡元培先生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转折中的位置，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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