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鲍庄

篇一：从《小鲍庄》读解王安忆

1 《小鲍庄》的文化反思主题

以文化反思为主题的作品王安忆迄今只写过《小鲍庄》这一部，但无论相对于其个人的创作成绩或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小鲍庄》都是较有力度、不容忽视的成功作品之一。在《小鲍庄》里，人们熟识的带有鲜明的王安忆印迹的眼光和心态彻底褪隐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小鲍庄世态生相的不动声色的描摹。作者牵引着读者，走进这个小小的村子，走进生于斯长于斯还将终于斯的五六个家庭，结识这十好几口人。这男女老少都是一批芸芸众生，所有的欲望、感受、情绪、心理看来都那么平凡而卑微。然而却潜藏和迸涌着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在小鲍庄这幅世态生相图里，愚昧与人情相交，凄婉与温暖并杂，卑微与崇高消长，沉重与欢欣互缠，彼此间难解难分地纽结、糅杂在一起，满溢着深厚浓重的人情味。在《小鲍庄》里，作者已不再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笔下的生活与人物之中了；也不再听凭自己的情感去重新拼合和创作生活；对生活的某一面，某一个故事或人物，她也不再怀着确信去加以解释，无论她是多么理解和同情这一切。她站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从容而冷静地来俯瞰小鲍庄，在对小鲍庄生活的综合感受和宏观观照中浓缩生活，并将宽阔的想象与思索的空间留给了读者。《小鲍庄》在不偏不倚的、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主义描述中以及在忠实地记载那些通过日常生活的缓慢流速而体现出来的文化潜意识方面，都取得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效果。这一效果源于它的客观主义立场，时松时紧的并置型结构，知人知世的达观态度，藏而不露的深厚的人道精神。《小鲍庄》虽然以城市人的局外立场来讲说农民的命运，却一点没有悲天悯人的自高姿态。它平实、质朴，无意间体现了很高的悟性，它有感于农民的悲欢以及对悲欢的健忘，有感于农民的宿命感以及对宿命的认可，有感于农民的愚昧以及对愚昧的不自知，有感于农民的亲善和睦以及对亲善和睦的不自觉。这一系列感悟都灌注着人道精神和平民精神。这部融寓言、象征、写实、民间歌谣等多种表现手法一炉的中篇小说，不仅在发表之日引起过强烈反响，被誉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而且在此后仍不断有研究者对其进行重新阐释与批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部作品的魅力与价值，今天的读者仍能从《小鲍庄》中感到发人深省的震撼，在各领风骚仅几日的当代文学中，它何以成为少数颇具生命力的作品之一？我以为，除了艺术表现上的娴熟外，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文化反思的主题在当下仍然具有生命力，即对中国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始

终掩盖的吃人本质，即扼杀生命力和扭曲正常人性的负面价值的揭露与批判。在小鲍庄里，全村人无一不遵照仁义的规范行事，尊敬赡养老人，长幼有序，人人都为村子的仁义名声而自豪。然而劳渣幼小的生命一降生就遭到忽视；小翠子活泼开朗的天性很快被压抑；拾来与二婶“伤风败俗”的结合，加上外性人的身份更遭到全村人甚至孩子们的仇视与欺侮；鲍秉德家里的因不孕而常招丈夫毒打，直至被流言蜚语逼疯，自以为守着千百年仁义遗风的人们做了刽子手而不自知。同时更为深刻的是作者又对随着劳渣舍己救人事迹而涌进小鲍庄的“现代文明”保持了警惕与批判的态度，在传媒所制造的语言洪流下，事实真相被掩盖，个人无力保持本色而裹挟其中随波逐流，新一轮的人性扭曲又开始了。可以说《小鲍庄》的主题与五四时期激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人的发现”、“人的解放”、“救救孩子”等主题有着相通之处，有趣的是，同后者一样，这也是王安忆在经历过一次中西文化碰撞后的思想结晶。《小鲍庄》写于1984年她与母亲茹志娟赴美访问之后，正如作者所说：“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幅新的眼光：美国的一切都与中国人不一样，再回头看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 “一幅新的眼光”这一表述很值得注意，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文化撞击后，崇尚自由生命力、肯定欲望、尊敬个人价值、以人为本的西方文化精神，给王安忆提供了一个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存状况的价值立足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既独立于传统文化又独立于生存现状的立足点，才使《小鲍庄》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只要作品中所提供的问题仍存在于人们的现实感受中，那它就不会被淡忘。 2 《小鲍庄》展现的女性笔触

在1985年之前，王安忆的创作应该说虽有她自己的特点，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没有特别创新的地方。这一阶段是她练笔的时期。到了1985年《小鲍庄》发表之后，王安忆开始进入写作的成熟期。从整体创作上看，这篇文章是很独特、很孤立的，具有“民族寓言”的形式，无论此前还是之后，她再也没有写过类似的小说。很多学者认为《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风格转变的真正开始，而我则认为她的变化始于《小鲍庄》，然而她在创作《小鲍庄》时，还没有认定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方向，只是有意识地要突破以前的创作。因此，尽管她再也没有写过类似的小说，但此篇在她整个创作中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篇小说

写的虽然是“小”鲍庄，却正是她创作野心“大”起来的一个证明。这篇小说以小见大，是她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

在《小鲍庄》里，“雯雯”不再出现了，到了“三恋”中，“雯雯”这个带有非常强烈的作家自我色彩的主角变成了指标宽泛的“他”与“她”，连名姓也没有，最多只是“金老谷的女孩”、“母亲”、“女人”这样一些同样是指代模糊而又宽泛的代名词；到了《叔叔的故事》里，“叔叔”也是没有名姓的一个代表与象征，而小说中的“我”已经不是“雯雯”，而是包括作家这个我在内的年轻一代作家的集合体；《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虽然有名有姓，但她的个性色彩几乎没有，因为作者是把她当作“上海小姐”的代表来塑造的。同样，《纪实与虚构》中的“我”，是既包含作家自己，又超越了自己的“我”，从作家的叙事手法上可以看出她的这个用心。

其它作品如《富萍》、《妹头》、《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也可以显现出作家的这种手法与企图。而这种企图最开始就出现在《小鲍庄》中，尽管王安忆是在九十年代初才明确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第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第二、不要材料太多；第三、要语言的风格化；第四、不要独特性。但《小鲍庄》是她这种还不太明确的小说理想的最初实验。因此，我认为这篇小说对她此后的创作影响巨大，是她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作品，是她创作力求变化的开始。 王安忆擅长细腻的写实，这在她早期以至直到现在为止的创作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她非常明白自己的特长，所以她推崇写实主义的托尔斯泰，而非现代主义的其他作家。但是，写实小说最难的一点就是塑造“特殊人物”，也就是“典型人物”。像阿Q样的典型人物，王安忆知道自己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她不要“特殊人物”，也因此，她作品中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比较模糊，究竟是不要还是不能，这就很难说了，最起码至今为止她都没有提供给我们这一类的人物形象；至于“特殊环境”，更有悖于她所擅长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写实描绘，她所擅长的没有了可以发挥的地方，她想寻找的意义也就无处寄托了。

其实，这一点与张爱玲是非常相似的。张爱玲即使写“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如《秧歌》中也还是描写日常生活，甚至在她晚年的长篇小说《怨女》中，她还刻意地减少了故事的线索，而增加了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她喜欢反高潮而不是传奇，就是不喜欢营造特别的环境，表现非常态的生活，编造戏剧性太

强的故事。她们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才是最真实、最可亲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女性特有的情结，我们不妨称之为“女性笔触”。

3 《小鲍庄》中的寻根意识

1985年前后，正是中国文坛兴起“寻根文学”的一段时期。但此后不久，其他作家大都改弦易辙，或先锋去了，或新写实去了，或新体验去了。而寻根意识却深深地扎进了王安忆的意识深处，直到《纪实与虚构》也还是寻根的主题，只是所寻的根已经不同。她自己也说过“我的创作一直和那个‘文学寻根’运动有关系，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就是我的文化的根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思潮对后来的《长恨歌》的创作也是有影响的。上海生活是我惟一的协作资源，我虽然插过队，但时间很短，不可能很深入。”

“寻根文学”的出现有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因素，其中对王安忆影响最大的要数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名著《百年孤独》在1982年为其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上刮起了一阵“拉美文学风暴”，王安忆显然也不例外。这种影响既有思想方面的，也有写作技巧方面的。

以《小鲍庄》为例，可以看到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3.1描写相对闭塞的农村

《百年孤独》描写了马贡多这个小村庄的兴衰，历史跨度很长。《小鲍庄》同样写一个小村庄的兴衰，只是历史跨度要小很多。但他显然力图弥补这种“小”，于是在开篇加了两个“引子”，在结尾加了两个“尾声”。这一头一尾的润色，无疑使“小”鲍庄变得大起来。与闭塞的马贡多一样，小鲍庄也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伦理观念，村民也与马贡多的人们一样顽固不化。他们的一整套生活秩序、价值观念、道德体系，都建立在祖先失败的基础上，因此，他们的命运也就早已被定格，正如马贡多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在性格秉性和命运上都一脉相承。《小鲍庄》的两个引子颇有用意。“引子”交待的是小鲍庄地理位置上的不利? ?洪水天灾不时会给小鲍庄以毁灭性的打击；“还是引子”交待的是小鲍庄祖先的冥顽不化，明知筑坝挡不住洪水却不肯服输，寻找其它防洪措施的想法被认为是“违背祖先”，因此一辈一辈地固守着先人留下的家园跟堤坝，宁肯承受洪水带来的威胁。从这两个引子可以看出，王安忆写作此篇的目的并不像一些评论家所说“要挖掘闭塞地方固守仁义的文化根源”，似乎闭塞的地方，一些所谓“仁义”

之类的传统美德也就保存的比较完好。相反，她采用了一种荒诞的手法，分明是在揭示那种传统的非理性特征，其用意恐怕是要消解“仁义”，或者说是她对传统文化继承上的一种反思，这是她与马尔克斯在深层次理念上的统一。

3.2描写外来文化对闭塞文化的冲突

对马贡多构成冲击的是流动的吉卜赛人，对小鲍庄构成冲击的是邻村的小冯庄，尤其是那个身份不明的“拾来”。严格来说，小冯庄与小鲍庄的道德观念、生活秩序与文化传承的差别不是很大。但从小说中不少的暗示来看，大姑是这种文化的背叛者，而她又无力承担这种无意背叛的结果。于是，她把自己的私生子谎说成是捡来的，并给他取了“拾来”这个名字。这就意味着“拾来”成了一个断了文化根源的人。他与周围的人是那么地格格不入，他是小冯庄的“异类”，更是小鲍庄的异己者。这个找不到根的人是如此苦恼，他急于融入一个群体、一种文化。然而，他最终因此离开了小鲍庄，离开了一度深爱的二婶。

外来文化没有改变马贡多村，也没能改变小鲍庄。但小鲍庄却在随后动摇了根基。当新闻记者、作家纷纷涌入小鲍庄，采访、宣传“捞渣”的英雄事迹之后，小鲍庄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变化。“捞渣”的仁义被无限度地捧为英雄壮举，为他重修的墓碑成了小鲍庄的一个制高点，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传统的仁义观念已经被现代的“英雄”观念取代，不带功利色彩的仁义变成了处处有好处的“英雄”行为，“捞渣”一家因为他的英雄身份而脱贫，老实巴交的大哥再也不愁找不到媳妇??

瓦解传统最有力的武器是现代意识，而现代意识的得力传播工具之一便是媒体。也就是现代意识、观念的注入，使传统的小鲍庄的文化根基动摇了，从此，仁义不再是小鲍庄人处世的原则，而成了一种获得现实利益的手段。传统的仁义就这样被王安忆从两方面消解了：一方面，他暗示了小鲍庄人仁义的盲目性、狭隘性；另一方面，她暗示了小鲍庄的这种仁义必然消亡。至于小鲍庄未来的走向，小说似乎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从略显荒诞的结尾来看，作者又似乎有所倾向。闭塞的村庄自有其盲目与狭隘的传统，而开放的现代文明却也扭曲着真实的生活。

3.3荒诞色彩

篇二：小鲍庄

王安忆《小鲍庄》 《小鲍庄》是“寻根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它通过对一个小小村落几个家庭和十多个人物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立体描绘，剖析了中华民族世代相袭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刻地指出，“仁义”意识已经等同于某种“原罪”意识(作品开头所写的那个“祖先赎罪”的故事即是证明)，同时作品也揭示了“仁义”文化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作家一方面发掘和表现了民族精神中善良、厚道、团结、抗争等美好意识，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愚昧迷信、知天顺命的民族劣根性和落后的宗族意识。小说中捞渣这一形象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小鲍庄》以他的出生为开端，以他的死亡为结束，他是仁义的代言人，他是故事发展的关键。 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的美德、传统，自然也包含着“仁义”这一道得准则，而他的死亡正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仁义"观念走向消亡的象征，正如王安忆所指出的，《小鲍庄》”恰恰是写了最后一个仁义之子的死，基调是反讽的。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许多人从捞渣之死获得了好处，这本身就是非仁义的。"

《小鲍庄》中，作者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以冷静的眼光看待小鲍庄发生的事。深刻地揭露与批判了中国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掩盖的吃人本质，即扼杀生命力和扭曲正常人性的负面价值，在?小鲍庄?里，全村人都一一遵照?仁义?的规范行事。人人都为村子里的?仁义?而骄傲。然而捞渣生命的降生就被忽视等事例却生生地将他们的?仁义?面孔撕扯下来。他们做着残忍的刽子手却有不自知，这是可悲而又可恨的。然而，我们也许会觉得在那样封闭的小村庄中，做到如此地步的?仁义?实属不易，是不是不该如此坚决的批判呢？无论是否?仁义?，都是通过?捞渣?这个人物而体现出来的。他是书中的灵魂人物。他是一个传奇般的具有强烈神秘色彩的人物。他的仁义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5岁时，他就懂得村里的五保老人鲍五爷。宽厚地对待自己的对手，宁愿自己不上学也要哥哥上学，最后甚至为了救鲍五爷而牺牲。他的死也给一切事情带来了转机。小鲍庄这里的一切都带有黑色幽默的荒诞和悲凉。

特色：《小鲍庄》的艺术特色主要在于它所采用的块状的神话结构与多头交叉的叙述视角。它是由多种状态的共存形式出现的——它更贴近生活的原貌。有人认为《小鲍庄》的叙述把完整的事态打得更碎；但事态本身从来是不完整的，恰恰是以往那种力求清晰的小说表述顺序把无秩序的生活现象根据一个意图而胶合起来。事实是，《小鲍庄》在这里的结构方式正符合生活本来的构成方式。

耐人寻味的是，《小鲍庄》并不因此而变作一堆散沙。使那些“片断”凝结起来的是贯穿于小说中的纪实风格和时间观念。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那种纪实风格，实际上正是客观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让人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纪实，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读者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

在《小鲍庄》里，人们熟识的带有鲜明的王安忆印迹的眼光和心态彻底褪隐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小鲍庄世态生相的不动声色的描摹。作者牵引着读者，走进这个小小的村子，走进生于斯长于斯还将终于斯的五六个家庭，结识这十好几口人。这男女老少都是一批芸芸众生，所有的欲望、感受、情绪、心理看来都那么平凡而卑微。然而却潜藏和迸涌着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在小鲍庄这幅世态生相图里，愚昧与人情相交，凄婉与温暖并杂，卑微与崇高消长，沉重与欢欣互缠，彼此间难解难分地纽结、糅杂在一起，满溢着深厚浓重的人情味。

《小鲍庄》第一次显现了作者在人生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复杂化趋向，从而显示出一种全面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这种趋向既体现为作者对生活的审美感受有了综合性的趋势，又体现为作者对生活的探究有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眼光。她已不再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笔下的生活与人物之中了；也不再听凭自己的情感去重新拼合和创作生活；对生活的某一面，某一个故事或人物，她也不再怀着确信去加以解释，无论她是多么理解和同情这一切。她站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从容而冷静地来俯瞰小鲍庄，在对小鲍庄生活的综合感受和宏观观照中浓缩生活，并将宽阔的想象与思索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小鲍庄》在不偏不倚的、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主义描述中以及在忠实地记载那些通过日常生活的缓慢流速而体现出来的文化潜意识方面，都取得了还其本来面自的效果。这一效果源于它的客观主义立场，时松时紧的并置型结构，知人知世的达观态度，藏而不露的深厚的人道精神。《小鲍庄》虽然以城市人的局外立场来讲说农民的命运，却一点没有悲天悯人的自高姿态。它平实、质朴，无意间体现了很高的悟性，它有感于农民的悲欢以及对悲欢的健忘，有感于农民的宿命感以及对宿命的认可，有感于农民的愚昧以及对愚昧的不自知，有感于农民的亲善和睦以及对亲善和睦的不自觉。这一系列感悟都灌注着人道精神和平民精神。作品涉及人物众多，事件纷杂，但却有三个贯穿始终的代表性人物：捞渣、拾来、鲍仁文。 这三个人物构成了小说的三条主线索，三条主线索在作品中交织进行，向读者注入许多矛盾的信息，令人深思回味。作者将捞渣作为小鲍庄的代表来刻画，然而却又无意把他作为英雄主人公。尽管许多事例可以表现捞渣的仁义、孝顺和谦让，但是作为仁义的鲍氏家族中的一员，他只是很好地奉行了仁义的伦理规范。小鲍庄的特定环境伦理道德风尚沉积于全庄每个人的心底，形成一种群体意识，这自然成了小鲍庄人法定的行为规范。拾来作为另一条线索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与捞渣对立的角色。拾来生活在鲍山那边的小冯庄，他是大姑的私生子，母子间那种畸型关系使拾来从小形成了孤寂、沉默的性格。压抑的情绪使拾来的生活环境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这对拾来过早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关系很大。与二婶的偷偷结合，是拾来追求个性的表现。拾来的这种行为在以仁义着称的小鲍庄的人们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招致一顿毒打也在情理之中，尽管后来拾来合法入赘，却仍受到歧视。

最后，拾来的个性还是湮没在小鲍庄的群体意识中，他与小鲍庄中的其他人几乎没有区别了。鲍仁文这条线索介于捞渣和拾来之间，他身上具有捞渣和拾来的双重性格因素。从课文上学来的造作、虚假的写作风范，使他把自己限制在被小鲍庄以外的文化背景所能承认和接受的格式中进行创作。对此他既倾心追求，又感到是一种失落。鲍仁文本人既和小鲍庄格格不入又不愿与小鲍庄完全脱离。在小鲍庄人眼里，他是个读书无用的典型，因此他与小鲍庄的隔膜既是无知和知识的隔膜，又是诚实与虚伪之间的隔膜。《小鲍庄》 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新矛盾在它体内奔突涌动。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使读者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描述方式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读者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小说40个段落的安排变化多姿，

乍看似乎松散不羁，实则浑然一体。这使作品能在悠深广袤的历史内容和丰富多变的现实内容的大背景下，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一组组人物。

呈献给我们的是一部双重变奏曲，传统文化的惰性与活动在它身上得到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新矛盾在它体内奔突涌动。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使读者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描述方式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读者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小说40个段落的安排变化多姿，乍看似乎松散不羁，实则浑然一体。这使作品能在悠深广袤的历史内容和丰富多变的现实内容的大背景下，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一组组人物。

《风景》于《当代文学》1987年第五期发表后，在文艺界立刻引起轰动，并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评为?拉开‘新写实主义’的序幕?。

《风景》以武汉地区的一个平民区?河南棚子?为背景，以一名死者的口吻讲述了一家三代的生存状况，展示了生存在贫穷肮脏之中的粗俗人物的粗糙活法与粗鄙内心。小说正文前引用了波特莱尔的诗句：在浩瀚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的看见那些奇异世界。已一个被葬于窗下的夭折的小儿子的视点来观察一家人的生活，则使小说显得异常冷峻而残酷。超现实主义色彩下，所有的一切又是那么真实。

小说使用倒叙、插叙的写作手法，跨越短暂的时空界限，看似混乱一团，却又合情合理。 在这个家庭中，充斥着暴力与野蛮，祖父是一个?腰圆膀粗力大如牛?的人，然而他又是非不分，加入洪帮，整日打打杀杀，终在一场恶斗中负了重伤而至丧命。父亲同样继承了祖父的鲁莽与凶悍，也成为一名善打码头的好手，在亲眼目睹同伴被自己的老板派人于混乱之中打死后，起誓说他再不去打码头，却如抽了鸦片难以戒掉一样食了言。

饥饿、贫穷的生存引发了无人道的野蛮与残酷：父亲无故以毒打妻子儿女取乐，母亲则若无其事的坐在一旁翘着大腿剪脚皮；五哥六哥轮奸一个女孩；七哥外出捡菜险些丧命而晚归却被大骂。家庭成员疲于应付种种压力，麻木的去接受命运的安排，在他们的思想中，人生本不存在什么理想。

但是，也存在着两个例外：二哥因遇到少女杨朗而发现生活中另一种美好文明的生存方式，便努力追求那种文明和美丽的生活及爱情。然而，这种文明中也存在着残酷的一面，最后理想被完全粉碎，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他想：?死，是不是进入了生命的最高一个层次呢？?他的自杀实际象征了理想主义在真实生活中的粉碎与破灭。作为主题人物，七哥尽管也心怀改变命运的理想，但却是存在恶的萌芽。在他的心里，不存在善与美，文明与理性。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日里的飘落，殊路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呢？?七哥从小习惯于被父亲毒打，习惯于被小香姐姐捉弄，习惯于睡在阴暗潮湿的床底下，因此，他发誓要当着父亲的面强奸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他会在两个姐姐争吵着他该领养她们之中谁的儿子时洒脱的领养一个孤儿。而知道他因机缘巧合被推荐到北京上大学后，才开始认识到生存的意义。他可以因为一个人的地位与权力而与他无生育能力的女儿结婚，他能从中找到改变命运的终南捷径。七哥说：?号称清廉的人们大多为了自己的名声活着，且未害人却也未为社会及人类做出什么贡献。而遭人贬斥的靠不义之财发富的人却有可能事出一大笔钱修座医院抑或学校，让众多的人尽享其好处。这两种人你能说谁更好一些谁更坏一些么？?

死者即小八子说：?我宁静的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何在彼此间殴斗……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这个世界是无比艰辛而凄惨。

然而，方方始终没有露出明显的观念评判倾向，只是?冷静而恒久的去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小说揭示出生存本身的意义所在，不动声色的使民间价值取向实在的凸现出来，是我们多生存本身恢复应有的警醒与思考，而《风景》则成为方方写作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篇三：A《小鲍庄》论文

浅析《小鲍庄》

摘要：《小鲍庄》是王安忆小说写作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性作品，它表明其小说叙事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者用一个大的故事牵起了许多小的故事，这正好体现了作者新的创作风格。作品涉及人物众多，事件纷杂，但故事里的人物个个背后都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没一个故事都无不凸显着人物性格，没一个故事都在默默的想我们展现“仁义”，那些关于“仁义”的故事背后都有着让我们反省的东西。小说表现了农民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作品情调柔婉清晰，描写细腻真切，富有哲理性以及历史的厚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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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小鲍庄》是王安忆小说写作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性作品，它表明其小说叙事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小鲍庄》里，人们熟识的带有鲜明的王安忆印迹的眼光和心态彻底褪隐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小鲍庄世态生相的不动声色的描摹。作者牵引着读者，走进这个小小的村子，走进生于斯长于斯还将终于斯的五六个家庭，结识这十好几口人。这男女老少都是一批芸芸众生，所有的欲望、感受、情绪、心理看来都那么平凡而卑微。然而却潜藏和迸涌着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在小鲍庄这幅世态生相图里，愚昧与人情相交，凄婉与温暖并杂，卑微与崇高消长，沉重与欢欣互缠，彼此间难解难分地纽结、糅杂在一起，满溢着深厚浓重的人情味。

她已不再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笔下的生活与人物之中了；也不再听凭自己的情感去重新拼合和创作生活；对生活的某一面，某一个故事或人物，她也不再怀着确信去加以解释，无论她是多么理解和同情这一切。她站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从容而冷静地来俯瞰小鲍庄，在对小鲍庄生活的综合感受和宏观观照中浓缩生活，并将宽阔的想象与思索的空间留给了读者。

有学者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体现了一种客观主义。不得不说《小鲍庄》令人难以抵挡的影响似乎就是这么一种超然风格——那不篇不倚的、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主义描述，在记叙农村平淡无奇的生活面貌和偶尔因劫难而引起的心理微澜方面，在刻画农民的忍耐力、亲善感、寡欲、个性压抑、麻木和健忘方

面，以及在忠实地记载那些通过日常生活的缓慢流速而体现出来的文化潜意识方面，都取得了还其本来面目的效果。这一效果首先源于它的客观主义立场，源于它知人识世的达观态度，源于它藏而不露的深厚的人道精神。

客观主义作为一种从个人的情绪偏爱和想当然习惯中逃脱出来、“中性”地投身到现实状况中的艺术态度，它往往能提供一幅较为全面的图画，把我们从简单择取生活某一片断、满足于加固原有见解的偏向里拯救出来，并且换一副眼光重新认识生活的原貌和涵义。当然，客观主义在克服了一己的狭隘，体现了某种博识、睿智和超脱的同时，也因为对生活持不介入立场，就在无意之间心安理得、无所作为地静观着这一存在，并不想施加什么影响。也许，这是出于对个人力量和文学效用功能的怀疑。不过，只要它能成功地揭示出生活的全貌，那么个人的力量和文学可能拥有的功能也正实实在在地包含在里面了。

确实，《小鲍庄》也流露出一种城市人的眼光——尽管它隐匿得很深。惊讶被默默无语盖没，同情心被静观盖没。《小鲍庄》属于局外人。这个局外人虽然不介入“小鲍庄”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却把那种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原样呈现出来。显然，为追求客观就不应当卷入。这个局外人不淡漠、不骄矜。

在故事的叙事结构方面，作者更是用心良苦，故事中的人物之多，但每个人物都又有各自的故事，却有没有让读者们觉得纷繁复杂，而是井井有条，就像是一下雨水在窗玻璃上往下流淌的数十条蜿蜒的小溪流，虽然有些破碎，但线路却很是清楚。

《小鲍庄》的结构体现的是由多种状态的共存形式来展现故事——它更贴近生活的原貌。有人认为《小鲍庄》的叙述把完整的事态打得更碎；而我却以为，事态本身从来是不完整的，恰恰是以往那种力求清晰的小说表述顺序把无秩序的生活现象根据一个意图而胶合起来。事实是，《小鲍庄》在这里的结构方式正符合生活本来的构成方式。

耐人寻味的是，《小鲍庄》并不因此而变作一堆散沙。使那些“片断”凝结起来的是贯穿于小说中的纪实风格和时间观念。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那种纪实风格，实际上正是客观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让我

们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纪实，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我们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

有人认为，客观主义是会自然走向“达观”的，因为它不介入；可是“人道精神”却必然是介入的，但作者却完美地将“知人识世的达观态度”和“深厚的人道精神”协调了起来。

首先，知人识世的达观态度除了因生活经验的增长外，还产生于人的不断自省。客观并不意味着绝对摒弃人的判断，而是说，它开始把出发点从原先的纯粹自我尽量移向他人。一般地说，知人识世的达观态度是和东方哲学相通的，对克服个人的焦躁和自负而言，这种态度犹如一服镇静剂。但并不是说《小鲍庄》体现了一种消极的处世原则；正好相反，在《小鲍庄》表面的平静背后，不难发现渗透着人道精神。但由于它的整个陈述过于冷峻与宁和，以至这种人道精神是藏而不露的。虽然这两者的确有矛盾，但从更深层次来说，这个深刻的矛盾是可以共存于一部小说之中的。

再从非小说的意义来看，《小鲍庄》可以归入平民精神的行列。它虽然以城市人的局外立场来讲说农民的命运，却一点没有悲天悯人的自高姿态。它平实、质朴，无意间体现了很高的悟性。它有感于农民的悲欢以及对悲欢的健忘，有感于农民的宿命感以及对宿命的认可，有感于农民的愚昧以及对愚昧的不自知，有感于农民的亲善和睦以及对亲善和睦的不自觉。这一系列感悟，若无人道精神的灌注，便难以在小说中从容自如地表达出来。

作品涉及人物众多，事件纷杂，尽管交错的结构把情节线索部分地掩盖起来了，但却有三个贯穿始终的代表性人物：捞渣、拾来、鲍仁文。这三个人物构成了小说的三条主线索，三条主线索在作品中交织进行，向读者注入许多矛盾的信息，令人深思回味。

作者将捞渣作为小鲍庄的代表来刻画，然而却又无意把他作为英雄主人公。尽管许多事例可以表现捞渣的仁义、孝顺和谦让，但是作为仁义的鲍氏家族中的一员，他只是很好地奉行了仁义的伦理规范。小鲍庄的特定环境伦理道德风尚沉积于全庄每个人的心底，形成一种群体意识，这自然成了小鲍庄人法定的行为规范。

拾来作为另一条线索可以说是扮演了一个与捞渣对立的角色。拾来生活在鲍山那边的小冯庄，他是大姑的私生子，母子间那种畸(转载于:www.smhaida.com 海 达 范 文网:王安忆小鲍庄)型关系使拾来从小形成了孤寂、沉默的性格。压抑的情绪使拾来的生活环境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这对拾来过早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关系很大。与二婶的偷偷结合，是拾来追求个性的表现。拾来的这种行为在以仁义著称的小鲍庄的人们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的，招致一顿毒打也在情理之中，尽管后来拾来合法入赘，却仍受到歧视。最后，拾来的个性还是湮没在小鲍庄的群体意识中，他与小鲍庄中的其他人几乎没有区别了。

鲍仁文这条线索介于捞渣和拾来之间，他身上具有捞渣和拾来的双重性格因素。从课文上学来的造作、虚假的写作风范，使他把自己限制在被小鲍庄以外的文化背景所能承认和接受的格式中进行创作。对此他既倾心追求，又感到是一种失落。鲍仁文本人既和小鲍庄格格不入又不愿与小鲍庄完全脱离。在小鲍庄人眼里，他是个读书无用的典型，因此他与小鲍庄的隔膜既是无知和知识的隔膜，又是诚实与虚伪之间的隔膜。《小鲍庄》呈献给我们的是一部双重变奏曲，传统文化的惰性与活动在它身上得到交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新矛盾在它体内奔突涌动。

在《小鲍庄》中，时间如同机梭，往返于几个彼此独立的单元，进而把它们串成一体。它不但频频更换视角，把分散状的生活仍然按照分散状的原样依次描绘出来，而且也常不动声色地深入了生活和人性的实质，使读者极为冷静地审视那里发生的一切。这种描述方式免除了大悲大恸大喜大忧，它穿过了读者易于动情的感受表层，撼动了平日一贯沉睡着的灵魂。小说40个段落的安排变化多姿，乍看似乎松散不羁，实则浑然一体。这使作品能在悠深广袤的历史内容和丰富多变的现实内容的大背景下，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一组组人物。

参考文献：

【1】 王安忆 《小鲍庄》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年

【2】 王安忆 《王安忆短篇小说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3】 李志卿 《文学自由谈.王安忆与读者的对话》 1993

小说专题课程论文

浅析《小鲍庄》

院系：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 班级：汉语言文学2010级（2）班姓名：陶玉

学号：2010504045

篇四：《小鲍庄》与寻根问学

《小鲍庄》与寻根问学

摘要：王安忆的《小鲍庄》是“寻根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它通过对一个小村落中几个家庭和十多个人的生存、命运与心理状态的描写，剖析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时揭示了“仁义”文化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

关键字：《小鲍庄》 寻根问学 仁义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本文将从《小鲍庄》分析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寻根历程，透过此小说的创作，解开寻根小说的历史密码。

一、寻根问学的积极意义

寻根小说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是有着一定的积极的历史意义的，主要体现在对小说主题和文体的探索和创新。

首先，不难看出寻根小说对小说主题的探索和开拓，在寻根文学产生初期，就把寻找传统文化之精髓作为其主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文学创作领域进入了尴尬的瓶颈期，艺术创造日益千篇一律，文学观念封闭僵化，审美视野平庸窄仄。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作家将眼光投向民族传统文化，用小说关注并思考传统文化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学创作滞留不前无所作为的现状。从《小鲍庄》的文本主体构成的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不仅有着值得称道的“仁义”精神，但同时作家也在寻根中发现了“仁义”的衰退和传统文化中承袭下来的种种弊病沉疴。

其次，寻根小说在文体方面也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简单的归纳为，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开始虚化。意思是小说创作“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同样以《小鲍庄》为例，作品对小鲍庄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审视观照，不再是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而是直接表现在在对小鲍庄人的生存状况描写中，传达出作者对人生总体的抽象的不确定的理解。

二、文化之根的现实考量

众所周知，“仁义”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这一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一观念，在当代的中国却中断了几十年。就是在这一思想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王安忆却通过《小鲍庄》重新讲起了“仁义”的话题。阅读文本，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一主流思想的嘲讽。在作品中，作者塑造了捞渣、拾来、鲍秉德等一系列的正面形象，他们为了“仁义”践踏自己的尊严，牺牲自己的幸福，憋屈的活着，他们看似十分“仁义”，实则是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里。更为荒谬的事，在全村人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仁义”时，只有捞渣豁出生命去救鲍五爷。在他这一举动之后，拾来重新拾回了自己的尊严，鲍秉德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可见，在正面形象中，捞渣是唯一真“仁义”的。而作为小说中最主要的反面人物——小翠，她懂得报恩，拼命劳动，她使自己、建设子、文化子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虽然她表面上看上去自私刻薄，但那只因她明白，“仁义”之道并不是牺牲自己的幸福，去寻找一份不幸。作为反面形象的小翠实际上也和捞渣一样真“仁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在作品中对“仁义”的讽刺态度，严格来说，是对“假仁假义”的讽刺，实写小鲍庄人“品德”高洁，字里行间却一直暗示着“仁义”吃人的本质。这种反讽性证明了传统文化这个诱人的乌托邦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创作实践得意兑现，甚至在对民族文化“根”的寻找中作家们最终发现的是其创作动机和文本叙述结果的严重剥离。甚至在作家无力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紧张从而导致文学发展存在着先天的内在危机，文本也不可避免的出现自我拆解的裂痕，影响寻根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总体来看，寻根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时期小说(文学)发展而言，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转折点，它推进了中国文学向前发展。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寻根文学在经历了短暂的高潮之后就黯然谢幕，并没有从根本上完成理论家所标榜的“文化启蒙”的目标，而只停留在文化批判的表面。

篇五：王安忆作品解读

题目

学 校 梧州学院

系 部 中文系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班 级 09汉语言文学2班

组 长 郑丹妮

组 员 傅梦妮 罗妤 韦洁 任平

指导老师 邓玉莲

完成时间 关于王安忆的专题研究报告

目录

一、研究内容………………………………………………………….3 二、研究方法………………………………………………………….3 三、组员分工………………………………………………………….4 四、研究综述………………………………………………………….5 （一）王安忆简介…………………………………………………….5 （二）王安忆作品的叙事风格……………………………………….8 （三）王安忆作品的叙述空间……………………………………….11 （四）“三恋”及女性意识分析……………………………………...15 （五）女性意识的比较分析………………………………………….18 五、研究评述………………………………………………………….20 六、课题研究小结…………………………………………………….27 七、原献资料………………………………………………………….28

一、研究内容

王安忆作为当代一名比较杰出的作家，她的小说总是存在深刻的文化意蕴，在其近三十年的创作中，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人性意蕴、女性意识。本文立足王安忆小说的叙事风格、叙述空间、“三恋”及女性意识分析以及女性意识的比较这四个方面来剖析、透视其小说中的深刻文化气息。

二、研究方法

立足于王安忆小说的叙事风格以及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意识等创作方向，组员之间进行分工协作的形式，组员每人选取一个角度进行研究、整理、概括。从剖析王安忆的自身小说创作开始到将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与其他一些作家的小说创作的相同部分进行比较，从中挖掘素材，找寻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独特视角。

三、组员分工

1.资料搜集 郑丹妮 2.王安忆的简介 罗 妤 3.王安忆的叙事风格 4.王安忆作品中的叙述空间 5.“三恋”及女性意识 6.女性意识的比较 7.排版美化 8.审核校对 9.小结评述

郑丹妮 傅梦妮 韦 洁 罗 妤 郑丹妮、任平 任 平、傅梦妮 任 平

四、研究综述

（一）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女）（1954—）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在南京，是作家茹志鹃的次女。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1972年考人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调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任编辑。1980年曾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安忆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长恨歌》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并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1年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等。

主要作品：

1.长篇小说

《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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