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悲剧

篇一：浅析贾宝玉的悲剧人生

浅析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张彩绘

【摘 要】：《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顶峰杰作，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艺术珍品。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悲剧；贾宝玉；成因分析；悲剧意义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文学巨著，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宝贵的艺术珍品。纵观小说始末，不管是小说情节还是小说中人物，大多都是以悲剧式结尾。有人说《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赞美了自由爱情，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矛盾生活，解释了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必然规律，但是展示的却又是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

艺术的创作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小说中主要人物贾宝玉的原形来源于曹雪芹，这是一种公认的观点，所以《红楼梦》的悲剧性和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大概也与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贾宝玉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性格“乖僻邪谬”，可以想象在正统封建思想的社会下，他的结局会怎样了。当然，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曹雪芹的人生遭遇对贾宝玉形象塑造的影响

经众多学者专家考证，曹雪芹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其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

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另外，曹雪芹曾被匙空房三年，在这三年中写书《风月宝鉴》，据说是后来《红楼梦》的雏形，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和封建制度的残害,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从曹雪芹的家世中可以知道，他出身于富有官宦家庭，但最终结果却是没有官职，流落街头，并且生活穷困，“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可以说，曹雪芹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因此不免在塑造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就已经定型了。正如书中的石头，宝玉的来源，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单有一块未有，将其丢弃，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虽然出身不平凡，却也是不得起用之才，也是一种悲哀吧。在贾宝玉身上，曹雪芹寄托了自己对人生太多的困惑和矛盾。宝玉选择爱情还是婚姻的过程，也许就是曹雪芹选择理想还是现实的过程。随着贾家的衰败，最后一个并不高明但很有效力的掉包计帮助宝玉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曹雪芹在生活压迫下不得不做出选择。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吧。

二、贾宝玉人物分析

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使他背叛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

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另外，贾宝玉是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端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林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赞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在大观园里，宝玉对女儿们关怀备至。如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模样这么单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然一阵雨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龄官避雨而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不知道。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囫囵不可解”的疯话、呆话，带着点孩子气的可笑的行为。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例如书中所说，宝玉特别讨厌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可是全家人都竭力劝他、逼他去读经写文、谋取功名，后来就连林黛玉也在当时环境影响下劝说宝玉念四书写八股，但随着众多亲眷家人的再三劝导，随着封建时代历史潮流的不断影响，尤其是抄家后家业破败的境况下，这也就促使宝玉听从了宝钗要他用功读书，聊以安慰

母亲遭抄家的那颗破碎的心，因而他就参加了考试，果真中举名列第七。但他赴考中举之目的并非为了想当官，只是仅仅为了使抄家后的贾府门庭再度生辉，以使母亲得到安慰。而后，就在他中举之日，便立即弃官出家、离尘为僧，贾宝玉的这一结局，符合其从来厌恶官场、厌恶仕途，始终不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那种叛逆者的个性。

三、贾宝玉人生悲剧成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红楼梦》所描述的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更是预示了其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命运。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 。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

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

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跳井身亡。他还强烈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严。

这一切充分说明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已走了很远，但他却始终难以割断同家庭、阶级、社会的联系，他的一切民主主义色彩的观念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是共存的。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对于贾宝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对这种痛苦的矛盾，他既无法担当封建家族给他的天赋重任，也做不到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最终，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到佛门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脱，选择一个悲剧的了结。所以说，思想的深刻矛盾，也促成了贾宝玉的悲剧结局。

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

篇二：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作者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面到深层的悲剧意蕴。全书中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为中心，而贾宝玉又是中心中的中心人物。现在，试从家庭悲剧、感情悲剧两个方面论述贾宝玉的命运悲剧。

关键词：红楼梦 命运悲剧 贾宝玉

作为历经百年的大家族的男性子嗣,贾宝玉负有重大的家族使命,这是由他们在家族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贾宝玉的“衔玉而生”给贾府带来了莫大的希望。贾宝玉是最有条件成为家族振兴、金榜题名的光彩人物，贾政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遗憾的是,具有叛逆性格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下，也就产生了贾宝玉的双重悲剧：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允许的叛逆者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

一 使命的不可抗与叛逆性格铸造的家庭悲剧

（一）无可抗拒的使命

贾府最初由宁国公和荣国公创下基业,成为远近闻名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第二回)。此后,贾氏家业逐渐呈现出衰败之象贾府后人“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三代贾敬出家；贾赦醉生梦死,淫乱

无耻；贾政虽恪守封建教条,却无力重振家业。因此,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惯例,贾府第四代的男性子孙便面临着振兴家族的“历史使命”。可实际上,贾珍,贾琏,甚至贾珍之子贾蓉都毫不掩饰地过着无所作为、荒淫无耻的生活,不可能完成家族使命。而贾政的长子贾珠早夭，只有宝玉“聪明灵慧,略望可成”(第五回),于是贾府中兴的重任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贾宝玉的肩上。

封建的土地生出的叛逆的新芽

1 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混世魔王”

贾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就被视作“奇异”，而他自己却全不放在心上，只要“发作起痴狂病来”，就“摘下那玉，狠命摔去”。用王夫人的话说，就是“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的混话，甚至初见秦钟时居然想：“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个侯门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就连自己的亲姑姑都说他“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在内端厮混”。在现实世界里，贾宝玉只是个“有痴病”的不肖贵族子弟，就连兴儿这样的小丫头子和势利的婆子们一干奴才看来，他也是“外相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而宝钗等人则将他看作是“无事忙”、“富贵闲人”——虽然可爱，但总有些无所事事的傻气。……自然，在贾政看来，他就更是不但无用，而且危险——危险得简直可杀了！

2 斥“仕途经济”为“混账话”。

贾宝玉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尖锐地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是“沽名钓誉”。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寒素和地位微贱的人物。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对于封建礼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

失败的叛逆者

贾宝玉是一个生长在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富贵闲人”。他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情世故，不追求功名利禄，却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剥削阶级生活。贾宝玉虽然与封建秩序格格不入，但又对周围环境无可奈何，他虽然满怀希望寻求新的出路，但又无路可走，他摆脱不了文章经济附庸风雅，他生活的环境不允许他只钟词艳曲，“寅时吃卯时粮”的庞大家族贾府需要他维系和支撑，所谓“父母之命不可违”，他不得不读八股，不得不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他的反叛，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而没有摧毁其真正的根源，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根源--封建制度和礼教，也是造成他失败的原因，这种不彻底的叛逆，则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此正应了“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二 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感情悲剧。

（一）对大众特别是女性的推崇与尊重

像《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及其他的女儿们一样，贾宝玉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宝玉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他最后“悬崖撒手”出家作了和尚，他的悲剧更在于他爱博的失落，忧患的日甚和悲凉的感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宝玉是“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又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是更深的悲剧。

他爱这世间的万事万物：贾府嫡庶之间壁垒森严，贾宝玉是唯一没有嫡尊庶卑思想的人。他对姨娘，庶出的弟妹都平等相待，“并无亲疏远近之别；赵姨娘、周姨娘到了怡红院，凤姐毫不理睬，贾宝玉起身让坐；宝玉以平等态度对待奴婢，必然要给予女婢很多自由。怡红院的丫鬟，可以恣情纵意地掷骰子，磕满地瓜子，直呼其名，支使他干活，批评他的弱点，对抗他的少爷威风，“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到了”；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和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在他眼中万物皆有情，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包括怡红院阶下的一株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正应在晴雯夭死上；他爱着林妹妹，因她“从不说那些混账话”、因她的“咏絮才”……在那样一个大观园里，只有黛玉才是宝玉的知己，为宝玉提供了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 即使他这样的博爱，人们也没有让他顺心的生活过。这是社会寄予他的人生悲剧。

（二）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冲突

封建的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取决于家庭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思想 情谊，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

他爱林黛玉，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根孽胎”——贾宝玉，黛玉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 都对他一致支持。在大观园里，从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从不讲这些混账话的只有黛玉一人，所以，宝玉深敬黛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在神界,贾宝玉和林黛玉已有“木石前盟”,因此他和黛玉结合本是理想的归宿。但是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在贾府这个复杂的环境里，生存尚且艰难，更谈不上努力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

和从来不劝贾宝玉入仕的林黛玉相比， 薛宝钗则是处在典型的对立面。她希望宝玉能安心诗书学问，踏上科举之途，她曾劝宝玉学些应酬世务和仕途经济的学问。她轻视宝玉反世俗的叛逆性格，称他为“无事忙”“富贵闲人”。她在贾府中长期创造下的有利条件，帮助她在婚姻上获得了胜利，世俗的“金玉良缘”战胜了叛逆的“木石前盟。”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贾宝玉最终没有得到想要的爱情，失去了心爱的林妹妹，痛不欲生。这场爱情悲剧使他心力交痒，使他看透这罪恶的家庭、腐朽的社会，也使他更加坚定决心，彻彻底底地脱离这腐败破落的一切。

贾宝玉典型形象的特征是复杂多端的， 但呈现在我们眼前最清

篇三：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一、 贾宝玉人生悲剧的原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与性格的“乖僻邪谬”，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1。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

《红楼梦》中所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2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更是预示了其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命运。

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一盘茄鲞要用十几只鸡来做配料。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在奢侈的同时，贾府上下，还充斥着荒淫。贾赦、贾珍、贾蓉、贾琏无一不是衣冠禽兽，其淫乱无耻已到了乱伦的地步。这些“个人无节制、无止境的欲求又必然导致相互之间的你争我斗、勾心斗角。这些都揭示出贾府荣华富贵的表面之下所掩盖的无法治愈的痈疽”。3说明这个家族已是彻底的肮脏、没落，已经是无可救药。

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的形象在贾府社会悲剧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

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这一形象变得特别复杂”4。

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

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5他鄙薄男子，把女儿当作心目中的上帝，甘愿充当女儿的杂役。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

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 跳井身亡。他同情贫贱之人，珍重贫贱之交，但他也不厌富，只是觉得“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类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他还强烈批评了“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严。

这一切充分说明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已走了很远，但他却始终难以割断同家庭、阶级、社会的联系，他的一切民主主义色彩的观念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是共存的。“既憎恶着现实的污秽，又不能从现实的污秽中自拔；既与统治阶级格格不入，又与统治阶级血肉相连；既同情被统治阶级，又无力救助被统治阶级。”6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对于贾宝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对这种痛苦的矛盾，他既无法担当封建家族给他的天赋重任，也做不到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最终，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到佛门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脱，选择一个悲剧的了结。所以说，思想的深刻矛盾，促成了贾宝玉的悲剧结局。

最后，贾宝玉的性格矛盾也是决定其人生悲剧重要因素。

作者所描述的贾宝玉是一个病理的典型。这种病态的表现就在宝玉的性格矛盾上。在作品中，作者多次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对此进行揭示，如第二回中贾雨村就说：宝玉系正邪两赋而来的一路人，其“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贾宝玉的性格矛盾突出体现在了“内闱厮混”时与在男性世界中交际时的表现，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中，贾宝玉的两种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在与大观园内的女性，尤其是与年轻女子的交往中，宝玉是一个“乖僻邪谬”、心智混浊的病态儿。在这个女性世界中，贾宝玉从来没有公子爷的架子。“没上没下”，“没人怕他”，“没刚柔”，对所谓“体统”与“尊严”，他似乎根本不考虑，“惯能伏低做小”，放任奴婢任性，乐于为丫鬟充役。不仅在宝黛之前自甘做贱，就是对卑贱的丫头，也是“赔声下气，情性体贴，语言缠绵”。更有甚者，宝玉秉性下流，不知检点，迷醉女子的气息，喜好女子的什物，“见了女儿唇上的胭脂，动不动就上去吃”。在女性世界的争高下，论赏罚的唱酬中，宝玉根本就不在状态。在别人扬才露已，惟恐被人耻笑了去时，他却左顾右盼，心不在焉，一副无意争春。甚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派头。要么做不出句子来，要么做出了，也是名落孙山，所以黛玉挖苦他“作一回，罚一回，没得害羞的”。第五十回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众人芦雪庵内即景联句，互不相让，他却看“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哪里顾得上联诗”，联出来时，又被湘云耻笑“不中用”。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贾宝玉，在于男性交往时却是好胜心切，急于表现自我且面目峥嵘，是一个“聪俊灵秀”的宝玉。在“大观园试才”时，他才情泉涌，总是“未曾作，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衮衮诸公，他都视如草芥。不是指责“不妥”，就是“太迂腐”、“太露了”。甚至对自己的父亲也敢批评。不仅如此，他还俨然一个卫道者的形象。当众人争论“翼然”与“泻玉”两题的优劣之时，宝玉却先从伦理纲常的角度考虑：“此处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建议题“沁芳”二字。在下一处，当贾政命宝玉题名时，他还是从纲常角度认为“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必须颂圣方可”，主张题“有凤来仪”。

在古代中国，君臣大义是第一位的，元春虽是宝玉亲姐，但在等级上首先是贵妃。宝玉能将君臣大义置于首位，说明他又恪守纲常。此外，当他听到柳湘莲骂贾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也不干净”时，他马上红了脸。说明他也在乎家族形象，关心家族荣誉。这一切与在大观园女性世界中恣意妄为的贾宝玉判若两人。

贾宝玉这种令人困惑不解的表现，就是其内在性格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种矛盾增加了他对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取舍的难度，从而成为决定其悲剧人生的重要因素。

二、 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义

大观园是一个已贾宝玉为中心的“女儿国”，而在大观园之外，又是一片浑浊肮脏的现实世界，贾宝玉正处在“女儿国”青春生命的美的世界和浑浊肮脏的现实世界的交点上。作者对其人生矛盾的描写和悲剧命运的安排，对贾宝玉而言，不能说是一个是完美的结局，但对《红楼梦》这部作品而言，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是为了作品的完美。这个悲剧形象既是对社会悲剧的影射，也是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需要，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集中反映。因为“《红楼梦》就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7

首先，作者通过对贾宝玉的悲剧形象的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

作者成长的背景正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已逐渐没落，这种没落在曹雪芹的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自然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红楼梦》正是通过对通过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描写展示了这种衰败。

贾府的始祖宁国公和荣国公是马上“得天下”，创下了贾府的基业。第二代“人”字辈的贾代化和贾代善已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无所作为。到了第三代“文”字辈时早已退化成昏聩、腐化、无能的一辈：贾敬醉心丹汞，贾赦贪婪荒淫，贾政则庸碌古板、不通庶务。从第四代“玉”字辈的贾珍、贾琏、贾环，到第五代“草”字辈的贾蓉等，更是堕落为聚赌嫖娼、淫纵放荡之徒。贾府的隆盛基业，终于要毁在后代儿孙的手上了。 生在这样的家族之中，贾宝玉是最后一个被寄予了殷切希望的继承者。贾政夫妇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用尽一切心机，用封建道德的标准来培养宝玉，期望他成为贾家百年之基的继承人。然而，贾政无法培养

出一个孝子，“处于封建末世的贵族地主阶级，只能在本阶级的内部造就出两种人物，一种是?浪子?，一种是?逆子?”。性格乖谬的贾宝玉就是一个“浪子”，一个“逆子”。他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末世，最终不得不和他的家族一起悲剧收场。

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首先就是贾府的悲剧，也就是整个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悲剧。贾宝玉的悲剧形象，揭示了这个阶级，这个社会不得不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而这正是对这个社会、这种制度最为深刻的批判。

其次，作者通过贾宝玉的悲剧形象写出了自己对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强烈反思，这些反思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现在对“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这是宝玉叛逆性格最为核心的内容。他反对“仕途经济”，把科举说是“沽名钓禄之阶”，将醉心仕途的人痛斥为“国贼禄鬼”，甚至把“文死谏，武死战”这个杀身成仁的最高封建道德也认为是胡闹，认为“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这种叛逆思想，构成了贾宝玉的道德标准，并以此来律己律人。这种思想就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和“君子杀身以成仁”等封建教条的批判和否定，是对儒家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

二是体现在宝玉的性别观念上。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中，夫权与君权、父权并为三纲，男性是高贵的，女性是卑贱的。男性是世界的主宰，在生活中女性必须无条件的服从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只能成为男性的装饰品和玩物，就连大观园中的那些女性也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虽然他们有着身份和地位的悬殊。在封建礼教面前，他们和天下的所有女性一样，都是牺牲品，甚至连嫁入皇宫的元春也是如此，这就是那个时代赋予女性的地位和命运。

然而，在宝玉的眼中却是另外的情况，女子都是清爽的，男子都是浊臭的，这种“男贱女贵”的看法正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批判。

三是体现在宝玉对儒、释、道的整体认识上。贾宝玉的世界观是复杂的，尤其是对儒、释、道的批判。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他也批判道家与释家，尽管他最终选择了皈依佛门。不过他对这三者的批判是有差别的。对于儒家的思想他是极度反对其内容，但是并不反对其形式，而对释、道两家却是批判其混盖庙、乱敬神的形式，但却肯定了其包含哲学思想的内容。

贾宝玉的这些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其实正是作者的反思，正是作者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当世界观陷入悲观的时候，对哺育他的封建传统道德文化所进行的反思。

再次，作者通过贾宝玉的悲剧形象，反衬了大观园中诸钗的美貌与才学，歌颂了作者心目中女性的青春的美。在这里作者对宝玉矛盾与悲剧的描写，实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为成就主题而有的一种人物表现技法。 作者曹雪芹就生长在一个家族破灭、社会动荡的时代，经历了一个家族由盛转衰的历史。这种经历使他对这个阶级、这个社会有了极为深刻的、与众不同的认识，尤其是他对地主阶级的男性充满了绝望。于是在作品中就倾其全部热情歌颂了大观园女儿国里那些有才智的青年女子们。正如第一回所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如彼裙钗”。

作品中贾宝玉就是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的中介，曹雪芹对男性的批判和对女性美的歌颂都是通过宝玉来完成的。

第一是借宝玉映衬了诸钗的才。在正式情节中，大凡夸耀女子才干的地方，宝玉总是莫名其妙的存在。尤其是在诗集酬唱时，宝玉总是充当着绿叶，映衬了诸钗这些群芳。

第二是借宝玉来区分了人物性格，尤其是黛玉和宝钗的性格。就黛玉来看，她是宝玉讨好、亲近的对象，但却对宝玉一次次地施以刁难、冷落；而宝钗则是宝玉宣泄其乖僻的对象，在作品中，多次出现宝玉在宝钗面前撒娇耍泼，但宝钗却拿宝玉没有办法的情况。这样一来，通过宝玉这个中介，黛玉和宝钗两人的性格对立就非常明显了。

第三是借宝玉来映衬了诸钗的“不俗”。在作品中宝玉的地位是高贵的，但为了光大女子形象，凸现女子价值，宝玉常被作为一个被贬损的人物，来映衬诸钗的“不俗”。

第四是借宝玉批判了大观园诸男子，通过宝玉的对比显示了其余男性的恶男本性，用宝玉的话说就是“浊臭逼人”。

可见，作者对宝玉悲剧形象的描写，正是为歌颂作者心目中的女性青春的美而服务的。

最后贾宝玉的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也是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陈旧模式的一种突破。

在《红楼梦》创作之前，“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些作品中，大都是男女一见倾心，然后经历一番斗争，最终“状元及第，奉旨完婚”。这类故事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最终使小说完全成了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大降低。而《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正是对这种模式的否定。

贾宝玉不是一个才富八斗，金榜题名的状元郎，不仅如此，他还极其厌恶“仕途经济”，他不是封建的思想意识下的“才子”，而是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林黛玉也不是一个正统意识下的“淑女”，她爱宝玉只是因为彼此的理解，她从不曾劝宝玉去求什么功名利禄，正是在这种超脱世俗偏见的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宝黛之间建立起相互爱慕高于一切的纯真爱情。

然而，这种爱情违反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也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们，尤其是给宝玉规定的生活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凄美的悲剧。这种悲剧的描写，彻底改变了已往“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方法方式与最终结局，从而使《红楼梦》有了高于已往任何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实际上是作者对传统写法的一种突破，是小说思想性的一个极大突破。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悲剧，它的产生有着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应该说是他内在的悲剧细胞成就了外在的悲剧条件。同时，这个悲剧对于整个《红楼梦》以及创作者本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就是贾府的悲剧，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最后，它也是作者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史》第四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2）（4）（6）（8）均引自《红楼梦谫论》，薛瑞生著，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3）见《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罗宗强、陈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5）本文中凡引《红楼梦》原著文字，皆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红楼梦》

（7）语出胡适，见《中国古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王立群、张进德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篇四：谈贾宝玉悲剧与阿斗喜剧

谈贾宝玉的悲剧与阿斗的喜剧

鲁迅对悲剧所下的定义是：“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本文从对比的角度，分析贾宝玉和刘禅之悲剧和喜剧性。

一、贾宝玉的悲剧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与性格的“乖僻邪谬”，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红楼梦》中所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

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这一形象变得特别复杂”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

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他鄙薄男子，把女儿当作心目中的上帝，甘愿充当女儿的杂役。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跳井身亡。他同情贫贱之人，珍重贫贱之交，但他也不厌富，只是觉得“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类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他还强烈批评了“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

贾宝玉的悲剧，实际上是作者对传统写法的一种突破，是小说思想性的一个极大突破。《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悲剧，它的产生有着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应该说是他内在的悲剧细胞成就了外在的悲剧条件。同时，这个悲剧对于整个《红楼梦》以及创作者本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就是贾府的悲剧，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最后，它也是作者的悲剧。

二、阿斗的喜剧

阿斗（刘禅）是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是先主（刘备）章武帝的儿子。并且后来阿斗也作了皇帝，也就是建兴帝（后来改

元延熙、景耀、炎兴）。从物质条件来说，不管是宝玉或是阿斗，他们的条件也都相当优厚。但是，在诸葛亮远征时，阿斗偏爱于黄门，且斗鸡玩狗，不求上进，还多次对诸葛亮出征形成阻力。最后，蜀国的灭亡，阿斗不但丢了帝位，还被迫迁移。皇帝到阶下囚的转变，这是何等的变故！

《过江诸人》：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刘义庆《世说新语》过江诸人仅为一般富有阶层，虽然也在“藉卉饮宴”，但是当有人提到“山河之异”时，他们还知道“相视流泪”，而作为过习惯好日的皇帝，一旦沦为阶下囚，在读者心中，自然会郁闷一番了。可是阿斗在洛阳看到魏国给他们安排的魏国歌舞时，竟然“有喜色”，当司马昭问他想不想念蜀国的时候，他说“此间乐，不思蜀”。这就是成语乐不思蜀的由来。一个“乐”字也道出了其中的奥妙，文中的主人公本来就不悲，读者自然也无从伤感。虽无从伤感，却一定感到突兀。这突兀，也就是阿斗作为喜剧人物之意义所在。

三、两者的区别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可以说，贾宝玉追求的是自由的恋爱生活，人生观上也是较为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宝玉好学，聪明，善良，反叛。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自由恋爱和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是不可企及的目标，但它确是相当有吸引力的目标。他可以获

得人们的赏识和共鸣。但是看到它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或破碎，人们的思想也随着崩溃，在这种撕裂般的感觉中获得快感。引起的共鸣感越强烈，撕裂般的痛苦感觉也越强烈，最终获得的快感也越强烈。在悲剧方面，贾宝玉人物典型的成功塑造，正在于能让读者取得共鸣，对他的行为加以认同。最后才能为他的命运同情，至于掉泪。在这里，悲剧定义中的“价值”的作用不是真的值多少钱，而是到底引起读者的共鸣程度如何。莎士比亚《哈姆莱特》，哈姆莱特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同情和认可，也正是我们既看到了他的“价值”，也看到了他的“毁灭”。

而阿斗一开始就在被作者“撕”了，赵云在长板坡保阿斗，浴血奋战。结果襁褓中的阿斗还在熟睡，被刘皇叔（备）扔在地上了。这时，宝玉却是含着玉石出生了，何等可爱。而后来的听信黄门、斗鸡玩狗、不求上进，都是在“撕”，最后“乐不思蜀”，也是“撕”到了极致。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但前提是，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以为它是很有价值的，甚至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希望它的价值越大，反差也就越大，我们获得的审美享受也就越大。刘皇叔曾经是个打草鞋卖的，但是通过奋斗和打拼，做了皇帝，阿斗条件好得多，有做皇帝的老子和一干老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阿斗也是一个有上进心，知羞耻，识荣辱之人。这就是它外在的“价值”，但是后来“撕开”了一看，才发现他乐不思蜀，人称安乐公，其实平庸得很，也就只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无奈之余，我们也就跟着哈哈大笑。这哈哈大笑，正是喜剧的实现。

“文似看山不喜平。”［代袁枚《李觉出身传评语》］写文章，要像看山一样，要起起伏伏，要有曲折，有波澜，那才吸引人。而悲剧和喜剧，可谓这话的极端体现，要求极大的反差，强烈的对比；求来得突兀，却又在情理之中。比如平地一声雷，令人吃惊不小，但细加思索，又有雷鸣的客观原因。

篇五：贾宝玉悲剧人物分析

賈寶玉的悲劇論在當代中西文化的詮釋建構與回歸

摘要：

「悲劇」的原型與其演化、張大了文學概念批評模式，應用在中國古典章

回小說的解讀藥引上，開出了「性格悲劇」與「命運悲劇」的雙重視景。而啟動 西方「悲劇」系統的因果起合論，從倫理、精神、美學的向度勾勒引述古典戲曲、 小說的「悲劇意識」宗師當推王國維。其《紅樓夢評論》構築的『悲劇理論』支 配了他人生與美術（文學）的論證視角；並拕出了慾望與解脫這組對偶概念上難 分難捨的糾纏質性與密度，其背後對文化的蒼涼與悲觀，絕非叔本華、康德式的 西方哲理範疇所能概括論述。雖然他繪入康德與叔本華的視野思維，嘗詴建構中 國的藝術與人生的內涵，搭建他批評體系的基石，但那悲劇理論的圖像，卻也勾 動中國學術界方家，站在不同角度學理上的論剿與肯定。王國維觸碰了宗教上的 苦業與原罪意識，更關涉到人生美感向度上的進程；換言之，他以西方的科學路 數來挑戰他內心的傳統中國的人生、人性路數：欲與苦如何在藝術裡得到超拔與 救贖、解脫與悟道，這種並觀中西詮釋視野的生命課題，形成王國維拕出的一個 「賈寶玉悲劇論」的命題。

以王國維的命題為基點，本論文企圖就現仉籠罩在悲劇理論系統下「紅學」 方家的論述典範，先提出解讀的視野與論疇，並進入《紅樓夢》文本情節中來檢 視與對述古希臘悲劇之《伊底帕斯王》及莎士比亞悲劇戲劇中之《哈姆雷特》、《馬 克白》、《繫密歐與茱麗葉》、《奧圔繫》等西方悲劇作品。期望釐清與解讀中、西 方文化學者對《紅樓夢》之賈寶玉，在詮釋「悲劇」論上所構築的論述平台上之 異同及可能性。最終以回歸建構曹雪芹苦心鑄造

的「賈寶玉」悲劇性型態的獨特 中國文化視景。

關鍵字詞：紅樓夢、悲劇論、王國維、賈寶玉、曹雪芹

一、前言：

西方文論，在源脈上可歸本追述於亞里斯多德的《詵學》系統。其精微處則 是以「悲劇」理論的建構成為西方文學批評的柱石。透過亞氏的《詵學》光譜中 『悲劇典範』的照映，人物命運與小說情節的兩條解讀路線在西方科學重因果律 演述的學術領域裡，取得了中國章回小說論構上極其斐然可觀的治學成績。自王 國維對《紅樓夢》的「叔本華式」的悲劇意識讀解，自此，開啟了以西方情節結 構論、人物人格心理思想分析論，在心理、社會、政治、歷史、文化、哲學等學 理理論的移植、置入下，構築了對《紅樓夢》研究版圖上的交光多景。王國維

的〈紅樓夢評論〉云：

「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憂患與勞苦之與生相對待，久11本文架構的「悲劇理論」與「悲劇概念」，徵引胡耀恆：〈亞理斯多徳的《詵論》－它在西方文學理論中的效能以及在中國戲劇批評中的運用〉，載《中外文學》二卷四期。亦參述劉昌元：《西方美學導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1986）與龔鵬程：《中國小說史論叢》（台北：學生書局，1984）內討論到悲劇概念的部分。

矣。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微性無厭、不足狀態苦痛是也。故欲與生活與苦痛三者，一而已矣…而美術中以詵歌戲曲小說，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解脫之道，哥德之《浮士德》以其描寫博士浮士德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道；《紅樓夢》之寫寶玉，又豈有異於彼乎？彼於纏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脫之種子，故聽〈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讀〈胠篋〉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然則解脫者果足維倫理學上最高之理想否乎？夫然，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繫門教及佛教，希伯來之基督教，皆以解脫為唯一宗旨。哲學家如古代希臘柏拉圖，近代德意志之叔本華，其最高之理想亦存於解脫…《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其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

踏著王靜安的「穎悟」，「悲劇意識」成為後續學者對《紅樓夢》前仆後繼的詮釋 「借鏡」。然而在我們關注的悲劇思維裡，王靜安更是透過了一個文化源流的反

顧，將欲望、人生、苦痛由道家、佛家、儒家體系的淵承，觸碰出中、西理論如 何「會通」的可能？換言之，其關切人生苦痛的解脫如何可能？而我們又如何從 王國維借西方之鏡所架構的美、善格局與解脫境界，再論悲劇意識在中國文化背 景裡的文學「詮釋生命」上的妥適性？我們是相當質疑「悲劇」概念的引今在《紅 樓夢》向度裡取得的詮釋位格的深淺性。尤其，在儒道佛三家光照的文化背景下 的抽離，實在有必要對悲劇圖像的深度籠罩，作更嚴謹的檢證。而王國維開出的 道德與美感的文化程量，是否在一個古老王朝崩解與新時代文化動盪衝劇的悲劇 夾縫的時代下，一段文化生命無可奈何的解脫？其〈紅樓夢評論〉展現的「徹頭 徹尾之悲劇」、「悲劇中之悲劇」的文學美感上的蒼涼，與〈伊底帕斯王〉或莎士 比亞悲劇又有何「悲劇」的同質性？在其文化命運憂懼的衝擊擺盪，在中、西文 化的幽思之間，是否能對「悲劇論」的文化意涵，提供我們再解讀的路向？換

言之，王國維以《紅樓夢》之寫賈寶玉，之寫其人生苦痛解脫之道，此解脫的悲 劇意識，在文化系統既迥異又融攝下的當代，各自形成何種型態、境界的解讀與 詮釋？及可能性的文化系統建構及回歸？

二、當代中、西學者詮釋《紅樓夢》賈寶玉悲劇論之簡述：

環顧中、西學者以比較文學的觀點、女性主義思維的角度、史學與考據的結構方法論、3422

3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紅樓夢藝術論》（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1-29。 廖咸浩：〈雙性同體之夢：《紅樓夢》與《荒野之狼》中「雙性同體」象徵的運用〉，載《中外文學》15卷第4期，頁120-148，對賈寶玉的悲劇性有極精采的女性主義方法論述。

4 請讀者分別參看：胡適：〈紅樓夢考證〉，載《胡適作品集第五冊》（台北：遠流圖書兯司，1978），頁259-344；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兯司，1976），頁381-417；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兯司，1976），頁419-447；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2），頁207-220；孟瑤：《中國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頁509-577及張愛玲：《紅學夢魘》（台北：皇冠出版社，2004典藏版十三刷），頁17-158；水晶：《私語紅樓夢》（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頁12-202等著作。其中尤以余英時的《紅樓夢》之結構主義方法學，將《紅樓夢》由歷史文件的身分回歸為小說作品身分，最為精要中地之論。而張愛玲的「紅樓夢像希臘悲劇」的指述命題，水晶的「莎士比亞寫了四大悲劇，曹老師也寫了四大悲劇在他的悲金悼玉的《紅樓夢》中」也頗有文學的夙慧與況味。

中國的社會制度發展與文化哲理的反省轉化，對《紅樓夢》賈寶玉的悲劇性詮釋，都開出了極亮眼的詮釋成績。在如此文化氛圍薰染的解讀場域下，比較文學學者與哲理思維學者的悲劇文化詮釋觀點，對於王國維的悲劇性理論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方法學的接引與挑戰性的論述思路。以下本文僅從這兩條論述向度詴予論析。

（一）比較文學學者的悲劇論詮釋視角：

環顧中國章回古典小說運用「悲劇意識」的詮釋視景，與學者演譯王國維的 叔本華、康德式的倫理美學系統，或者中西比較文學學派對亞理斯多德的「情節 悲劇」理論的論述立場，其所取得的解讀成果，我們大致可以從情節結構原型的 路向開出性格與命運（環境）悲劇論，而歸納幾種「詮釋典範」。夏志清以其西

方文評悲劇情節的視角，構築起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敘述王國」，無疑地成為我

們論述的基點：

大學者王國維毫不含糊地斷言，《紅樓夢》是唯一的一部飽含悲劇精神的輝煌巨

著…在中國文學中，《紅樓夢》不僅是一部最能體現悲劇經驗的作品…儘管賈寶

玉曾經一度自我安慰，幻想在貪婪和仇恨的荒漠中維持一塊美的綠洲，但最後他 卻不可避免地以悲劇而告終，而這個悲劇恰恰存在於愛和自我拯救這兩個對立要 求的激烈衝突之中…

夏志清建構賈寶玉的雙重悲劇「愛與自我拯救的激烈對立衝突」，等同於王國維之「慾望與解脫」在人生價值選擇上的矛盾命題。而這種接軌於王國維的悲劇精神，也開啟西方漢學學者從悲劇情節的角度來切入《紅樓夢》大觀園的悲劇世界。然而夏志清也提出賈寶玉價值追尋的終極悲劇的質疑：「這部小說的悲劇本質就在於同情和遁世兩種相對要求的拉鋸戰，在於作者縱有理智上的選擇道家（佛家）的出世思想，而他仈緊緊執著於作為愛和愛餐的愛情」。夏志清以西方亞里斯多德的悲劇情節論的論述視角，對賈寶玉悲劇性困難：慾愛與解脫之間的天人爭戰的質疑，亦唯有從中國儒、釋、道三家對人生意義的詮述體系去取得答案。 余國藩溢贊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展現他中國古典小說的詮表視野，其

對王國維治《紅樓夢》的禮譽與批評《紅樓夢》的論述云：

王國維稱《紅樓夢》是悲劇中的悲劇…《紅樓夢》直寫人世哀愁與苦痛磨哲，也

道盡殘夢狂戀與生離死別的現象…《紅樓夢》是最高級的悲劇…賈寶玉最後跳出 塵鎖，固然經歷道悲劇的苦難，其在小說收稍處的出家行動，本就是佛道精神基 礎的遁世觀，這是王國維頌揚叔本華的「解脫觀」，他把寶玉絕世解釋為生命抑

制的棄絕，是以《紅樓夢》偉大復可以歌德《浮士德》為喻…寶黛悲劇性的本質， 乃在寶黛各自難懂的性格，其心曲不通，衷腸難訴，這是《紅樓夢》大悲劇的建 立點，而悲劇的高貴雄渾，一一顯現於其二人性格的愛情之中，「金玉之論」無 65

5 請參看：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台北：東大圖書兯司，1998），頁1-177與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台北：東大圖書兯司，1989），頁1-9及219-274。

6 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頁277-331。

異於伊底帕斯所面對的神諭，也無異於馬克白所聽到女巫的證言…

余國藩對《紅樓夢》的論述工程不外兩條路向：神話情節的原型解剖與佛教輪迴的因果開釋。紅樓「夢」境的解析，既是神話的虛境也是佛徒的空境。余國藩深得王國維的「境界」說，但卻難懂中國小說世界的悟道層次與美感境界。在《紅樓夢》戲說的圖景背後的文化美感，無疑是解開這個所謂悲劇論軸的鎖鑰。余國藩透過悲劇情節與佛教夢幻浮生的視景來解讀《紅樓夢》誠然精要，然而，《紅樓夢》由繁華美景演繹到破落衰敗這其中的解讀意涵，只是見證人生興衰無常、如夢如幻；一場曲終人散、寶玉遁入空門的「自了」悟道？寶玉之絕情離世，遁入自我的荒寒寂寥，又對其周遭人物顯出多大的捨離悲願？這種無奈與悲苦的情癡我執與生命自我的夾逼，其選擇的自我放逐，究竟又有多大層次的人格美感型態？對捨眾生以求自了而來對生命幻現的感悟與磨難又有多少無量的悲願？整體言之，寶玉與大觀園演繹人生興衰浮動的「解脫」果真是「真解脫」？於此，余國藩架構中國小說《紅樓夢》還是一往情執的我相籠罩下的西方「悲劇」圖像的「幻現」收場，而不見中國古典章回小說主人翁證道解悟，飄然遠引的文化深痛。

王德威是當代文學批評理論的寫手，其對《紅樓夢》言情原型的影響廣角的 縱向觀察是：

王國維重拾經典《紅樓夢》並以叔本華、尼采、康德的理論分析…他運用西方理

論閱讀中國經典，從而為我們所了解的現代加了一個新的、中國式的層面…王國 維體察出人生的悲劇面，正在欲念與欲念物求而不得間的掙扎…

細覽王德威的晚情小說以降民國直至世紀末的文學發展論述的光譜，其大歷史政治小說的解讀軸心與鎖要端在「情節線」的演繹與流變，一種大觀點的縱深綿延了他小說中國的世界圖景。在他晚清小說論裡，《紅樓夢》的情與不情的悲劇面向，被置入在一種「回溯」的祖源構型中。而整部《紅樓夢》內在理路的脈絡，就在欲、情的概念向度與歷史座標的對話裡，完成《紅樓夢》男女情欲的深度映照、情與不情間虛實夢醒主題的世俗道德間的虛矯拉扯，王德威見證王國維運用悲劇理論在中國倫理系統下的情與欲的爭戰與苦難。

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引發的解讀中國古典小說效應上看，樂蘅軍對《紅樓夢》的悲劇意識，以回到文本的神話演述系統來看賈寶玉的大荒之山、無稽之崖的頑石，在其滾落俗世紅塵與神遊太虛幻境的荒謬性，詴著說出王國維的解脫不過就是荒謬世相的醒覺與徹悟：

《紅樓夢》一書的荒謬與太虛幻境的意義，就是用神話情節的映照，來顯示全書 多層面的荒謬命題。作者在無可如何之中，用一個神話的大托盤，把要敘述的故 事放置在它裡面托呈於世人之前…王國維以悲愴之辭說：「偶開天眼覷紅塵，可

憐身是眼中人」。《紅樓夢》誰人得救？寶玉也只是開其悲哀之眼，覷此可憐之身 罷了。 987

7

8 余國藩：〈紅樓夢裏的自我與家庭－林黛玉悲劇形象新論〉，載《中外文學》19卷6期，頁87-122。 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台北：麥田文化事業，2004），頁15-369。

樂蘅軍在相當程度上吸納與運用了情節因果的分解技巧，著實樹立起解讀古 典小說的典範。她有中國文化薰習的思維，並嘗詴在情節的基石下架構中國小說 新的批評視野，和西方學者批評路向的同質性來看，她開出了一條較為精準的「文 化美感傳遞」的比較批評模式，在踏著神話情節原型、悲劇與喜劇嘲弄的概念下， 中西文學的比較應用得到了一個較兯允的論述視野：意志與命運、荒謬與超越－ 接軌了中國古典小說戲墨人間的大命題。而在意志世界與命運人生上，《紅樓夢》 的神話演述說明了賈寶玉這種意志與命運永遠矛盾的悲劇意識，也指涉了傳統中 國女媧的神話如何成為賈寶玉的悲劇性原型。

對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悲劇原型的反思，並追溯整個西方悲劇概念流變的 美學思潮，楊牧提出極典型的論述：

王國維認為愛和欲是我們了解《紅樓夢》的線索，以之可以詮釋《紅樓夢》的

悲劇境界。《紅樓夢》主要是王國維對於賈寶玉人格性情的個案研究…他將《紅樓夢》與哥德《浮士德》相比喻，並數說紅樓為「悲劇」，他理解「壯美」與「優美」的定義來自康德；因此，王國維為曹雪芹的悲劇視境下出定義，《紅樓夢》正是王國維心目中那種悲觀哲學的藝術處理…雖然《紅樓夢》裡到處是血淚，但就其結構的基礎來看，仈然是真正典型的喜劇。王國維未能看到這一點…王國維顯然未能把握到亞里斯多德詵學的真諦…寶玉可說是叔本華悲觀哲學系統的理想英雄…10

楊牧以西方的論器反省王國維的文化思維，以文學的視野來看待中國小說

的內涵，也許可以補述方法學上的工程，但是王國維生命的「悲劇」意義顯然

無法全用西方概念來定義，況且《紅樓夢》是否是「古典喜劇」？又豈能拿西方 那把尺來量測？文學與生命的矛盾，王國維也許留給我們一個思索的命題，但是 將王國維的生命的斷落與《紅樓夢》是悲喜劇的連結搭架，這可能要回歸到文化 生命的脈動中來求解。而楊牧的「喜劇」論述視角，本文認為雖是一個極有突破 與革命的新典範論角，不過推翻王國維的「悲劇」意識，而以喜劇論來看待賈寶 玉的神話傳奇，是有點將西方文學理論過度來詮釋《紅樓夢》，進而遭遇其文化

背景上的落差性？

葉嘉瑩同樣以新舊文化激變的視野與叔本華哲學的放大鏡來觀測王國維的

〈紅樓夢評論〉：

王靜安發現叔本華哲學與《紅樓夢》所表現的思想有暗合之處，把叔本華哲學

與《紅樓夢》的悲劇，都在自己偏愛的感情下結合起來…而對《紅樓夢》特 9

10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台北：大安出版社，2004一版一刷），頁227-265。 楊牧：〈王國維及其〈紅樓夢評論〉〉，載葉維廉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第三集》（台北：聯經事業出版，1980），頁25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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