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的危害

篇一：贫富差距危害

收入差距过大的危害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业

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

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在一定时期出现收入差

距的扩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收入差距

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影响社会公平，带来严

重危害。

(一)贫富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j

了更好更陕地实现共同富裕。但事实上已经j

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的现象。如果听任利益分化

不断扩大，就会造成两极分化，这与社会主义本质

是相违背的。贫富差距扩大，并在富豪之中混杂

部分侵吞改革成果的富者，恶化了分配关系，削弱

了政府的凝聚力，加剧了人们各自对社会贡献与

所得不相符的矛盾心态。尤其是我国历史上有具

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分配体制，广大群众对收

入不公的承受能力是非常脆弱的。过度的贫富悬

殊，对于公民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冲击，造成人们的

心理失衡，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

行为，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动摇人们 的社会主义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二)贫富差距过大阻碍经济的发展

贫富差距过大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

的持续增长。我们知道，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和消费合称内需，出口 称为外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不断 提高，目前已达到60％以上，经济呈现明显的外需 拉动特征；同时，投资热潮不断涌动，全社会投资 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2005年初已逼近 55％。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居民消费在GDP 中所占比重却连创新低，2005年前三个季度分别 为48％、43％、42％。可以说，消费已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三驾马车当中的一匹“跛马”。消费是拉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做引 导的话。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不足。因此，消费率 的持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隐患。 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利益差距的过度分化。 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购买力水 平就下降。因为少数人掌握、占有大量的社会财 富，而他们边际消费倾向减少，该买的都买了，基 本需求已经满足，消费水平在提高到一定程度之

后便趋于稳定，消费支出剩余的那部分收入就转 化为储蓄。丽更多的中低收入群体由于占有社会 财富较少，可自由支配收入少，他们虽有较高的消 费倾向，但由于手中无钱，也形不成现实的购买 力。据测算，近年来，由于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缓 慢，加上居民对收入预期的影响，我国居民边际消 费倾向是逐年下降的，从1996年到2002年间居民 每增加1元收入，消费的支出从O．57元下降到 0．21元。消费倾向的下降将最终导致有效消费需 求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

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悬殊，增 加了广大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影响人们的劳动积 极性，阻碍了公众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 从而影响经济效率。另外，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 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扩 大，穷人不得不把有限的钱都用来维持自己的基 本生活，从而影响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 能力，最终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并使弱势群体及 其子女的弱势地位固定化、复制化，贫穷被世袭， 这将会使这部分人的素质不断下降，进而降低整 个社会的总体素质，也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发 展的竞争力。

(三)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的稳定

收入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关系到一个社会的

和谐和稳定，关系到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公 平的缺乏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收人差距急剧增大，就会使得社会失去平衡，失去 效率。社会中低收人群体为了生存，为了公平地 得到自己的收入，就会找政府，有的甚至采取过激 行动。一些素质低下者，就会采取犯罪行为，有的 甚至报复社会，引起社会不安定。古今中外历史 表明，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 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 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 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 了制度的保障。因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为了避 免社会动荡，寻求社会安定，都应设法解决社会的 分配不公问题。

四基尼系数过大，贫富差距悬殊甚至会引

起政权的更迭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 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 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

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本身。基尼系数本身只是一种反映，但它说

明了深刻的社会背景，O．45是个很值得警惕的数 据，这是必须要控制的。如果不加控制，发展到极 端就会发生革命，甚至会引起政权的更迭。在中 国历史上，因为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动荡和 政权更替的例子比比皆是。北大的一位历史学教 授，曾经做过大概的估算：明朝末年，李白成揭竿 而起时，基尼系数是O。62；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 是0．58；20世纪初，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时是0。53。 在国外，因基尼系数过大，贫富差距悬殊，执 政党丧失政权的例证也很多。如单独连续执政长 达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任期间整个国家 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长，1999年人均GDP超过

5000美元。但是，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地区之问发 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困人口占全国人 口的45％，结果该党丧失了民心，在2000年的大 选中惨遭失败。同样，印度人民党执政8年中， GDP年均增长达6％，可是贫富差距过大，80％的 民众没有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3．5亿入口仍然生 活在贫困线下，最终该党也难逃下台的命运，败给 了高举社会公平旗号的印度国大党。而苏联东欧 共产党在执政期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与西方的 差距越拉越大，结果导致政权的更迭，共产党下

篇二：浅谈收入差距过大危害

浅谈收入差距过大的危害性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是收人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这种贫富差距过大主要表现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个人差距等四个方面。表现在基尼系数上，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是世界上40个收人分配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之一。收人差距的扩大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在一定时期出现收人差距的扩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收人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影响社会公平，带来严重危害。

（一）收入差距拉大动摇了诚实劳动的思想。当人们的收入过大，人民目睹了太多的非法致富、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当权者很难从现实中用诚实劳动的高尚思想教育人民并要求他们效仿。而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开始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藐视和不相信诚实劳动，会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 （二）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分化。改革三十多年来，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不一样，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因此，社会差距的拉大，加剧社会结构的分化，引起各种社会矛盾。

(三)收入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但事实上已经存在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的现象。如果听任利益分化不断扩大，就会造成两极分化，这与社会主义本质是相违背的。贫富差距扩大，并在富豪之中混杂部分侵吞改革成果的富者，恶化了分配关系，削弱了政府的凝聚力，加剧了人们各自对社会贡献与所得不相符的矛盾心态。尤其是我国历史上有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分配体制，广大群众对收人不公的承受能力是非常脆弱的。过度的贫富悬殊，对于公民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冲击，造成人们的心理失衡，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四)收入差距过大阻碍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过大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

济的持续增长。我们知道，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和消费合称内需，出口称为外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目前已达到60％以上，经济呈现明显的外需拉动特征；同时，投资热潮不断涌动，全社会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可以说，消费已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经济发展三驾马车当中的一匹“跛马”。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做引导的话，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不足。因此，消费率的持续走低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大隐患。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利益差距的过度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购买力水平就下降。因为少数人掌握、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他们边际消费倾向减少，该买的都买了，基本需求已经满足，消费水平在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趋于稳定，消费支出剩余的那部分收人就转化为储蓄。而更多的中低收人群体由于占有社会财富较少，可自由支配收人少，他们虽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由于手中无钱，也形不成现实的购买力。据测算，近年来，由于大多数居民收人增长缓慢，加上居民对收人预期的影响，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逐年下降的，从1996年到2002年间居民每增加1元收人，消费的支出从0．57元下降到0．21元。消费倾向的下降将最终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分配不公，收人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悬殊，增加了广大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阻碍了公众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从而影响经济效率。另外，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穷人不得不把有限的钱都用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从而影响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最终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并使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弱势地位固定化、复制化，贫穷被世袭，这将会使这部分人的素质不断下降，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总体素质，也必然会影响到国

家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五）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的稳定，收人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到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公平的缺乏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收人差距急剧增大，就会使得社会失去平衡，失去效率。社会中低收人群体为了生存，为了公平地得到自己的收人，就会找政府，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动。一些素质低下者，就会采取犯罪行为，有的甚至报复社会，引起社会不安定。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因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寻求社会安定，都应设法解决社会的分配不公问题。

（六）基尼系数过大，收入差距悬殊甚至会引起政权的更迭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人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人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本身只是一种反映，但它说明了深刻的社会背景，0．45是个很值得警惕的数据，这是必须要控制的。如果不加控制，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革命，甚至会引起政权的更迭。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的例子比比皆是。北大的一位历史学教授，曾经做过大概的估算：明朝末年，李自成揭竿而起时，基尼系数是0．62；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是0．58；20世纪初，国民党政权被推翻时是0．53。在国外，因基尼系数过大，贫富差距悬殊，执政党丧失政权的例证也很多。如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任期间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显著增长，1999年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是，社会分配严

篇三：收入差距过大的危害及对策

一

收入差距过大的危害及对策

11100923 申定科

收人差距的扩大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国，在一定时期出现收人差距的扩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收人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影响社会公平，带来严重危害。

一、收入差距过大的危害： （一）收入差距拉大动摇了诚实劳动的思想。

当人们的收入过大，人民目睹了太多的非法致富、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当权者很难从现实中用诚实劳动的高尚思想教育人民并要求他们效仿。而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开始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藐视和不相信诚实劳动，会引发不可估量的后果。

（二）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分化。

改革三十多年来，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不一样，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因此，社会差距的拉大，加剧社会结构的分化，引起各种社会矛盾。

（三)收入差距过大阻碍经济的发展

收入差距过大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近年来，全社会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却连创新低，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如果没有消费需求做引导的话，经济增长的后劲就会不足。消费率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利益差距的过度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购买力水平就下降。因为少数人掌握、占有大的社会财富，而他们边际消费倾向减少，该买的都买了，基本需求已经满足，消费水平在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便趋于稳定，消费支出剩余的那部分收人就转化为储蓄。而更多的中低收人群体由于占有社会财富较少，可自由支配收人少，他们虽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由于手中无钱，也形不成现实的购买力。消费倾向的下降将最终导致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分配不公，收人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悬殊，增加了广大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阻碍了公众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从而影响经济效率。另外，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穷人不得不把有限的钱都用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从而影响了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最终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并使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弱势地位固定化、复制化，贫穷被世袭，这将会使这部分人的素质不断下降，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总体素质，也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四)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的稳定

收入差距拉大使得民众不满情绪的日益积累。收入差距过大会使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威胁社会稳定及社会安全。而收人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关系到一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到政权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公平的缺乏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收人差距急剧增大，就会使得社会失去平衡，失去效率。社会中低收人群体为了生存，为了公平地得到自己的收人，就会找政府，有的甚至采取过激行动。一些素质低下者，就会采取犯罪行为，有的甚至报复社会，引起社会不安定。改革开放后，由于利益的分化，个人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在社会出现新暴富阶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贫困阶层，底层社会由长期以来的贫困层，如中国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和近年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贫困层， 1

如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等。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组成的贫困层是从中层、中上层跌落到底层来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失落感。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社会，也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近年来的社会紧张程度可以从犯罪率的不断上升、重大刑事案件的经常发生之中略见一斑。

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予以疏导，那么在一定的气候下，就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威胁社会稳定及社会安全。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级之间剧烈的利益矛盾，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因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寻求社会安定，都应设法解决社会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问题。

(五)收入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收入差距过大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但事实上已经存在富的越富，贫的越贫的现象。如果听任利益分化不断扩大，就会造成两极分化，这与社会主义本质是相违背的。贫富差距扩大，并在富豪之中混杂部分侵吞改革成果的富者，恶化了分配关系，削弱了政府的凝聚力，加剧了人们各自对社会贡献与所得不相符的矛盾心态。尤其是我国历史上有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传统分配体制，广大群众对收人不公的承受能力是非常脆弱的。过度的贫富悬殊，对于公民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冲击，造成人们的心理失衡，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削弱党的执政基础。

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贫富差距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努力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把蛋糕分好，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更有能力解决贫富差距过大问题。

（二）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社会保障税。

（2）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是长久之计，有其必要性。

（3）有必要借鉴西方“负所得税”征收方式。

（三）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极其不完善，严重供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家财政对收入的再分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

（四）铲除腐败，健全制度体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仇富心理，这种仇富心里主要是针对那些通过非法途径富起来的人，那些通过不法途径牟取高额利润的行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是一大破坏，同时有严重髓海了社会公平正义。

（五）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把“输血型扶”贫转变为“造血型”扶贫。注重经济扶贫的效果是加快扶贫的进度和提高扶贫的质量的关键。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

（六）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正确引导民众大规模的、有秩序的社会慈善事业，在帮助低收入者和无劳动能力者，进而影响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七）工会在制约贫富差距方面作用日益增强。在劳动者能够自由流动，工会地位合法化的条件下，工会往往能使其会员工资增长高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水平。工会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中国借鉴。

总之，收入差距过大危害大，应用各种措施予以缩小收入差距。

2

篇四：贫富差距将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

贫富差距将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

2014年01月20日07:59 来源：经济日报 手机看新闻

【相关视频】英国BBC网站：美国去年贫富差距创纪录

贫富差距将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网络配图）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称，长期的贫富差距是未来10年最有可能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的风险。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詹妮弗·布兰克表示，各利益攸关方应携手合作，共同探讨与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风险。

报告展望了未来10年世界风险状况，评估了31项有可能给

所有国家和各个行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的全球性风险。报告将这些风险划分为经济风险、环境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技术风险等5大类，并且按照严重性、发生概率和潜在影响力对其加以评估。除收入差距外，其他重大风险还包括财政危机、气候变化和水危机、失业及就业不足问题，以及重大信息系统故障这一技术风险。布兰克表示，本报告分析的每一项单独风险都有可能造成全球性危害。但是，由于这些风险密切相连，它们在相互作用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将更为凸显。

报告还以专题形式重点探讨了3个具体案例：青年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网络世界发生“网络末日战”的风险；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

报告考察了青年人在未来10年将面临的双重挑战——就业机会不断减少和教育成本不断上升，探讨了这些挑战对政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深入阐明了如何通过技术和其他措施来降低风险。参与报告起草的瑞士再保险公司首席风险官大卫·科尔指出：“如今许多年轻人都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金融危机和全球化，成熟市场中的青年一代正在为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苦苦挣扎，同时还需承担赡养老龄人口的责任。新兴市场虽然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劳动力尚未掌握满足市场需求的必要且多样化职业技能。现在，我们必须同青年人面对面交流，着手规划对策，以构建实用型教育体系和运转有序的就业市场，开展

有效的职业技能交流，从而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报告认为，随着人们日益依赖互联网来开展一些必要的工作，以及联网设备的大规模扩张，2014年发生系统性失效风险、导致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瘫痪的概率大幅增加。参与报告起草的苏黎世保险集团首席风险官阿克塞尔·莱曼指出：“互联网碎片化本身就是个错误的方法，因为它可能损害网络给我们带来的诸多益处。”

在地缘政治方面，报告认为有四大风险：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因社会、政治或经济压力而存在不稳定因素；国家之间经贸和政治摩擦呈上升趋势，贸易和投资将日益成为谋求地缘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低烈度冲突将不断增多，在缺乏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很容易演变成全面战争；全球治理机构长期陷入僵局，无法有效应对真正全球性的环境和发展挑战。报告称，在当今的多极化世界，这些风险可能在未来5年至10年影响全球稳定。(陈建)

篇五：中国贫富悬殊的体制原因及改革思路

中国贫富悬殊的体制原因及改革思路

(转 载 于: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贫富悬殊的危害)

陈彦斌

【大学问 第76期】

10月27日，在“中国贫富悬殊的体制原因与改革思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彦斌发表演讲，他认为当前贫富差距已经呈现代际固化现象，如果说十年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主要是穷人太穷，那么，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已经变为富人太富。 陈彦斌指出，中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有多方面原因，其中，高投资发展模式导致居民在初次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二次分配没有遏制反而加剧贫富差距的恶化趋势；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推动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富豪不是来源于技术创新；高房价是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房地产畸形发展使得富人愈富。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理论模型和政策模拟研究》。

以下为全文：

自古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都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财富的逐渐积累、过度集中和均贫富再分配的历史循环，推动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与朝代更迭。当前，中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高企的严峻形势，2008年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大大高于国际警戒线0.4。也出现两种比较极端但比较常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确存在贫富差距，但贫富差距还不够大、不够危险，相比经济总量的增长而言还不是主要矛盾，仍然可以不作为地任由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另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必须暴力均贫富，“干掉1个富人，幸福99个穷人”是立竿见影的有效手段。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偏激的、错误的。只有搞清楚中国贫富差距的特点、危害和形成逻辑，才能对症下药，找到将贫富差距降低到合适水平的正确政策思路。

当前贫富差距新特点：呈现代际固化迹象

除了延续中国特有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之外，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呈现

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二是财富的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前几年还是穷人太穷，而现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贫富差距开始呈现代际固化的迹象。

1、贫富差距高企，形势比较严峻

中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远远高于OECD国家（2005年OECD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1）。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指出，201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61。

如果将“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虑在内，中国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63%。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那么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9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农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23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发布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报告也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与收入差距类似，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

2、以前主要是穷人太穷，现在则是富人太富、穷人也穷

十年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主要是穷人太穷。林毅夫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然而，当前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核心显然已经变为富人太富。2013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作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数量多达262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人）的比重高达18%。不仅如此，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形富豪”还多达750人左右。因此，中国实际富豪数量可能已经达到1012人，而全世界富豪总人数仅为3953人，中国富豪占比可能高达25.6%。

富豪持有了中国很大比重的财富。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数据显示，上榜前1000

名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他们持有的财富占当年GDP的比重为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猛增至64亿，是2008年两倍还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为千万分之七而已。

3、贫富差距出现阶层固化和代际固化

中国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但是有一个重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加社会流动性，从而使得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差异。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于家族的免费学堂。通过科举考试，还是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恢复高考，改变了近十年以家庭出身为标准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大大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因此深得人心。

在教育制度不完善、社会制度不完善和遗产税制度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当前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现象。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即富人的后代更可能是富人，穷人的后代更可能是穷人。

麦可思教育数据公司对中国2009届50万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该研究显示，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子女较多的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而管理阶层子女则较多的就读于“211”院校。并且，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中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中未就业的毕业生只有15%。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以2008和2009届毕业生为例，毕业半年后他们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6倍（15.4%/2.6%），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2/3（46.2%/72.9%）。

贫富悬殊的根本成因

中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多重原因造成的，既有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与体制改革不彻底方面的原因。

1、非均衡发展战略拉大城乡与地区的收入差异

先解释一下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者在市场中所获得的要素报酬。二次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过慈善事业对穷人的特定财富转移，这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总的来说，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注重社会责任。

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三个视角足以解释收入差距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但是，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机制：“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经被强行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和土地获得高报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则获得低得多的报酬。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机制称为“零次分配”，以区别于收入的初次分配。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十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1980~1989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由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过去，经济快速发展显然是首要问题和根本性问题。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提供优惠、鼓励措施）和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财政、金融、教育、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政策）。例如，1978~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财政支出（1795.2元）是农村居民（85.6元）的21倍。再例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97%，而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更是只有35%。非均衡发展战略使经济活动呈现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因此而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户籍制度等体制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果使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很有必要，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过分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看到当前中国已经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GDP总量的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10位跃居至当前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80年的1.9%稳步升至2011年的10.5%。2012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中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国家发

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处在新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中国是不是还需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或者是进行一定的调整，现在是值得思考的时候了。

2、高投资发展模式导致居民在初次分配格局处于弱势地位

过去30多年，中国需要高速经济增长以保证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是居民消费需求无法支撑经济的高增长。即使是美国这样的高消费社会，也不过是1%~2%的增长速度，3%的GDP增速就是非常难得的高速增长了。更何况，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就是以节俭为美德、以坐吃山空为耻，重储蓄而轻消费。因此，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注定需要国家主导型的高投资发展方式，只有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等才能提高投资占GDP的比重和人均GDP的水平。

过去十年中国投资率不断攀升，已经从2000年的35.1%大幅提高到了2011年的48.5%。相比之下，全世界平均投资率仅为20%左右，即便放眼历史，各国投资率峰值也明显低于中国：OECD国家投资率最高仅为26%（1974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投资率的峰值分别为38.8%（1970年）、39.7%（1991年）和46.9%（1984年）；巴西、墨西哥和印度三个新兴经济体投资率峰值则分别为26.9%（1989年）、27.4%（1981年）和38%（2007年）。中国投资率较高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中国已然处于过度投资的状况。在投资率持续走高的同时，中国居民部门的消费率一路下滑，目前已经降至国际和历史低位。中国居民部门消费率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65%降到了目前的34%，大幅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60%以上）。

在高投资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是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93年的63.2%大幅下降至2007年的50.6%；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则分别从19.8%和20%提高到了24.6%和24.7%。通过国际对比能够更加明显的看出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之低。1996~2006年，绝大多数OECD国家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介于72%~80%的范围内，比中国高出20~30个百分点。

那么，国家主导型的高投资发展模式是怎样导致收入的初次分配偏向国家和企业而不是家庭部门呢？问题的核心机制在于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

第一，利率管制导致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普遍偏低，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扩大投资提供了廉价资金。中国金融体系长期由国有银行垄断，并且存款利率由于受到上限管理而被人为压低。尽管如此，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居民缺乏存款储蓄以外的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居民在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将绝大部分可支配收入存入银行，国有银行体系从而以低成本掌握了大量资金。发展主义政府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提供了政治激励以及隐性担保，促使国有银行以低利率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量放贷。根据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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