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王瑶和学生

篇一：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人生的路可能很长，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就那几步，改变或确定了你的生活轨道。1978－1981年，是我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三年，就是我一生最要紧、最值得回味的三年。

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我突然意识到可以选择人生的机会来了，很兴奋，决定试一试。当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毕业已7年，在广东韶关地委机关当秘书，下过工厂、农村，按说也会有升迁的机会，但总还是感到官场不太适合自己。我希望多读点书，能做比较自由的研究工作。我妻子是北京人，当然也极力主张回北京。1978年3月，着手准备考研究生。我的兴趣本在古典文学，但找不到复习材料，刚好从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打算考现代文学了。临考只有两个多月，又经常下乡，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复习，心里完全没有谱。好在平时读书留下一些心得笔记，顺势就写成了3篇论文，一篇是谈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一篇是讨论鲁迅《伤逝》的，还有一篇是对当时正在热火的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分别给社科院唐弢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王瑶先生寄去。这有点“投石问路”的意思。想不到很快接到北大严家炎老师的回信，说看了文章，“觉得写得是好的”，他和王瑶先生欢迎我报考。这让我吃了颗“定心丸”，信心倍增。

多少年后我还非常感谢严老师，他是我进入北大的第一个引路人。考后托人打听，才知道光是现代文学就有800多人报考，最高的平均分也才70左右（据说是凌宇和钱理群得到最高分），我考得不算好，排在第15名。原计划招6人，后来增加到8人（其中2人指定学当代文学），让11人参加复试。我想自己肯定“没戏”了，不料又接到了复试通知。大概因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还有些潜力吧，加上考虑我的工作是完全脱离了专业的（其他同学多数都是中学教师，多少接触专业），能考到这个名次也不容易，王瑶先生特别提出破格让我参加复试。这就是北大，考试重要，但不唯考分，教授的意见能受到尊重。破格一事我后来才知道，这真是碰到好老师了，是难得的机遇，让我终生难忘。我自己当老师之后，便也常效法此道，考察学生除了看考分，更看重实际能力。

有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我复试的成绩明显上去了。先是笔试，在图书馆，有4道题，3道都是大题，每个考生都不会感到偏的，主要考察理解力和分析力。比如要求谈对现代文学的分期的看法，没有固定答案，但可以尽量发挥。还有面试，在文史楼，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主考，问了8个问题，我老老实实，不懂的就说不懂，熟悉的就尽量展开。如问到对于鲁迅研究状况的看法，我恰好有备而来，“文革”期间当“逍遥派”，反而有空东冲西撞地“杂览”群书，自然读遍了鲁迅，对神化鲁迅的倾向很反感，于是就说了一通如何“拨乱反正”和实事求是等等。大学我只上了两年就“停课闹革命”了，不过还是有“逍遥派”的缝

隙，反而读了许多书，积蓄了一些思考，此时不妨翻箱倒柜，大胆陈述。现在想当时回答是幼稚的，两位主考不过是放了我一马。我终于被录取了。

1978年10月9日，我到北大中文系报到，住进了29楼203室。新粉刷的宿舍油漆味很浓，十多平米，4人一间，挤得很，但心里是那样敞亮。带上红底白字的北京大学校徽（老师也是这种校徽），走到哪里，仿佛都有人在特别看你。那种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感觉，是很难重复的。

北大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一共招收了19名，分属七个专业，现代文学专业有6位，包括钱理群、吴福辉、凌宇、赵园、陈山和我，另外还有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华侨女生张枚珊（后来成了评论家黄子平夫人）。导师是王瑶先生和严家炎老师，还有乐黛云老师是副导师，负责更具体的联络与指导。当时研究生指导是充分发挥了集体作用的，孙玉石、唐沅、黄修己、孙庆升、袁良骏，以及谢冕、张钟、李思孝，等等老师，都参与了具体的指导。校外的陈涌、樊骏、叶子铭、黄曼君、陆耀东等名家也请来给我们讲过课。这和现在的状况很不同。现在的研究生读了三年书，可能只认识导师和几位上过课的教员，学生也因导师而分出不同“门派”，彼此缺少交流。而当年的师生关系很融洽，我们和本教专业以及其他专业的许多老师都“混得”很熟。孙玉石、袁良骏老师给1977级本科生上现代文学基础课，在老二教阶梯教室，200多人的大课，抢不到座位就坐在水泥台阶上，我们一节不拉都跟着听。吴组缃教授的古代小说史，金开诚老师的文艺心理学，也都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语言学家朱德熙、芩麒祥、文字学家裘锡圭等，三天两头来研究生宿舍辅导，有时我们也向他们请教语言学等方面的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想的大学学习是“从游”，如同大鱼带小鱼，有那么一些有学问的教授带领一群群小鱼，在学海中自由地游来游去，长成本事。当年就有这种味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瑶先生。我们上研究生时王先生才65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但感觉他是“老先生”了，特别敬畏。对不太熟悉的人，先生是不爱主动搭话的。我第一次见王先生，由孙玉石老师引见，那天晚上，他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北大西门进来，经过未名湖，绕来绕去到了镜春园76号。书房里弥漫着淡淡的烟丝香味，挺好闻的，满头银发的王先生就坐在沙发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场。王先生也只顾抽烟喝水，过了好久才三言两语问了问情况，说我3篇文章有两篇还可以，就那篇论《伤逝》的不好，专业知识不足，可能和多年不接触专业有关。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客套，但很真实。有学生后来回顾说见到王先生害怕，屁股只坐半个椅子。这可能是真的。我虽不致于如此，但也有被先生批评得下不来台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向先生请教关于三十年左翼文学的问题，我正在侃侃陈述自己的观点，他突然离开话题，“节外生枝”地问我《子夜》是写于哪一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是三十年代初。先生非常严厉地说，象这样的基本史实是不可模糊的，因为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内容的理解。这很难堪，但如同得了禅悟，懂得了文学史是史学的分支之一，材料的掌握和历史感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有些细节为何记忆那么深？可能因为

从中获益了。

王先生其实不那么严厉，和他接触多了，就很放松，话题也活跃起来。那时几乎每十天半个月总到镜春园聆教，先生常常都是一个话题开始，接连转向其他多个话题，引经据典，天马行空，越说越投入，也越兴奋。他拿着烟斗不停地抽，连喘带咳，说话就是停不下来。先生不迂阔，有历经磨难的练达，谈学论道潇洒通脱，诙谐幽默，透露人生的智慧，有时却也能感到一丝寂寞。我总看到先生在读报，大概也是保持生活的敏感吧，辅导学生时也喜欢联系现实，议论时政，品藻人物。先生是有些魏晋风度的，把学问做活了，可以知人论世，连类许多社会现象，可贵的是那种犀利的批判眼光。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其意是知识分子总要有独特的功能。这种入世的和批判的精神，对我们做人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先生的指导表面上很随性自由，其实是讲究因材施教的。他很赞赏赵园的感悟力，却又有意提醒她训练思维与文章的组织；钱理群比较成型了，先生很放手，鼓励他做周作人、胡风等在当时还有些敏感的题目。我上研究生第一年想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注意到郁达夫。那时这些领域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要从头摸起，我查阅大量资料，把郁达夫所有作品都找来看，居然编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郁达夫年谱。我的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论文《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也发表于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二辑）。研究郁达夫这个作家，连带也就熟悉了许多现代文学的史实。王先生对我这种注重第一手材料、注重文学史现象，以及以点带面的治学方式，是肯定的。当《郁达夫年谱》打算在香港出版时，王先生还亲自写了序言。

硕士论文写作那时很看重选题，因为这是一种综合训练，可能预示着学生今后的发展。我对郁达夫比较熟悉了，打算就写郁达夫，可是王先生不同意。他看了我的一些读书笔记，认为我应当选鲁迅为题目。我说鲁迅研究多了，很难进入。王先生就说，鲁迅研究比较重要，而且难的课题只要有一点推进，也就是成绩，总比老是做熟悉又容易的题目要锻炼人。后来我就选择了《鲁迅的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做毕业论文。这个选题的确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开启的作用。研究生几年，我还先后发表过过《试评<怀旧>》、《外国文学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等多篇论文，在当时也算是前沿性的探讨，都和王先生的指导有关。

1981年我留校任教，1984至1987年又继续从王瑶师读博士生。那是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全系只有我与陈平原两人。我先后当了王瑶先生两届入室弟子，被先生的烟丝香味熏了7年，真是人生的福气。1989年5月先生七十五岁寿辰，师友镜春园聚会祝寿，我曾写诗一首致贺：“吾师七五秩，著书百千章，俊迈有卓识，文史周万象，陶诗味多酌，鲁风更称扬，

玉树发清华，惠秀溢四方，耆年尚怀国，拳拳赤子肠，镜园不寂寞，及门长相望，寸草春晖愿，吾师寿且康”。当时先生身体不错，兴致盎然的，万万想不到半年之后就突然过世了。

读研期间给我帮助最大的还有严家炎老师。我上大学时就读过严老师许多著作，特别是关于《创业史》人物典型性的争论，严老师的见解很独特，也更能体现批评的眼光，我是非常敬佩的。他的文章问题意识很强，很扎实，有穿透力，为人也很严谨认真，人们都说他是“严加严”。有一回我有论文要投稿，请严老师指教，他花许多时间非常认真做了批改，教我如何突出问题，甚至连错别字也仔细改过。我把“醇酒”错写为“酗酒”了，他指出这一错意思也拧了。那情节过去快三十年了还还历历在目。那时他正和唐弢先生合编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任务非常重，经常进城，但仍然花许多精力给研究生上课、改文章。毕业前安排教学实习，每位研究生都要给本科生讲几节课。老钱、老吴、赵园、凌宇和陈山都是中学或者中专教师出身，自然有经验，只有我是头一回上讲台，无从下手。我负责讲授曹禺话剧一课，2个学时，写了2万字的讲稿，想把所有掌握的研究信息都搬运给学生。这肯定讲不完，而且效果不会好。严老师就认真为我删节批改讲稿，让我懂得基础课应当怎样上。后来我当讲师了，还常常去听严老师的课，逐步提高教学水平。

乐黛云老师是王瑶先生的助手，我们研究生班的许多事情都是她在具体操持，我们和乐老师也最亲近。入学不久，乐老师就带着我们搜寻旧书刊，由她主编了一本《茅盾论现代作家作品》，是北大出版社恢复建制后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乐老师五十多岁才开始学英文，居然达到能读能写的程度。她的治学思路非常活跃，当时研究尼采与现代文学关系，以及茅盾小说的原型批评，等等，原先都是给我们做过讲座的，真让我们大开眼界，领悟到研究的视野何等重要。后来乐老师又到美国访学，转向研究比较文学，但根据地还是现代文学，和我们的联系几十年没有断。我非常佩服乐老师，甚至一度还跟着她涉足过比较文学领域。记得北大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大概是1980年吧，在西校门外文楼一层会议室，有20多人参加，季羡林、杨周翰等老先生都是第一批会员，乐老师是发起人，她把张隆溪、张文定和我等一些年轻人也拉进去了。我还在乐黛云老师指导下，与张隆溪合作，编选出版过《比较文学论集》和《中西比较文学论集》，还尝试翻译过一些论文。我的部分研究成果和比较文学有关，跟乐老师的影响分不开。不过我觉得自己的英语会话水平太臭，难于适应这门“交通之学”，后来也就“洗手不干”了。之后也有过赴美留学的机会，我也放弃了，还是主要搞现代文学研究。

那时还没有学分制，不像现在，研究生指定了许多必修课。这在管理上可能不规范，但更有自由度，适合个性化学习。除了政治课，我们只有历史系的《中国现代史专题》是必须上的，其他都是任选。老师要求我们主要就是读书，先熟悉基本材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和重要的文学现象有大致的了解。也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大部分作家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寻找历史感。钱理群比我们有经验，他把王瑶文学史的注释中所列举的许多作品和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好，如法炮制。

我被推为研究生班的班长，主要任务就是到图书馆借书。那时研究生很受优待，可以直接进入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有时库本也可以拿出来，大家轮着看。研究生阶段我们的读书量非常大，我采取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并非杂家那种“漫羡而无所归心”，主轴就是感受文学史氛围。看来所谓打基础，读书没有足够的量是不行的。

读书报告制度那时就有了，不过我们更多的是“小班讲习”，有点类似西方大学的Seminar，每位同学隔一段时间就要准备一次专题读书报告，拿到班上“开讲”。大家围绕所讲内容展开讨论，然后王瑶、严家炎等老师评讲总结。老师看重的是有没有问题意识，以及材料是否足于支持论点，等等。如果是比较有见地的论点，就可能得到老师的鼓励与指引，形成论文。这种“集体会诊”办法，教会我们如何寻找课题，写好文章，并逐步发现自己，确定治学的理路。记得当时钱理群讲过周作人、胡风和路翎，吴福辉讲过张天翼与沙汀，凌宇讲过沈从文和抒情小说，赵园讲过俄罗斯文学与中国，陈山讲过新月派，我讲过郁达夫与老舍，等等。后来每位报告者都根据讲习写出论文发表，各人的学术发展，可以从当初的“小班讲习”中找到源头。

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来得那样新鲜，那样让人没法准备。当《今天》的朦胧诗在澡塘门口读报栏贴出时，我们除了惊讶，更受到冲击，议论纷纷开始探讨文学多元共生的可能性；当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后，引起的争论就不止是文学的，更是道德的，政治的。什么真理标准讨论呀，校园选举呀，民主墙呀，行为艺术呀，萨特呀，佛罗依德呀，“东方女性美”呀，??各种思潮蜂拥而起，极大地活跃着校园精神生活。我们得到了可以充分思考、选择的机会，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来说，这种自由便是最肥沃的成长土壤。我们都受惠于那个年代。

难忘的还有研究生同学和当时的学习生活。我们读研时都已过“而立”之年，有些快到“不惑”，而且都是拖家带小有家庭的，重来学校过集体生活，困难很大。但大家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都很刻苦。每天一大早到食堂吃完馒头、咸菜和玉米粥，就到图书馆看书，下午、晚上没有课也是到图书馆，一天读书十二三个小时，是常有的。最难的是过外语关。我们大都是三十以上的中年了，学外语肯定要加倍付出。常看到晚上熄灯后还有人在走廊灯下背字典的。和我同住一室的任瑚琏，是现代汉语研究生，原来学俄语，现在却要过英语关，他采取的“魔鬼训练法”，宿舍各个角落都贴满他的英语生词字条，和女友见面也禁止汉语交谈，据说有一回边走路边背英语还碰到电线杆，幸亏他那厚度近视眼镜没有打碎。果然不到一年他就读写全能。

我们那时大都还是拿工资，钱很少，又两地分居，除了吃饭穿衣，不敢有别的什么消费。

篇二：北大中文校漂族：在梦想和现实间寄居

北大中文校漂族：在梦想和现实间寄居

校漂族，原本指的是指大学毕业后因各种原因仍然滞留在学校周围，生活在他们曾经熟悉的环境中，不愿踏入社会就业的漂流在原来就读的校园以期达到自己理想目标的人群。 这里，仅指为了考上自己理想中的院校，而租住在那所院校周围复习备考的学生。对于他们而言，虽然理想院校近在眼前，但是要堂堂正正的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却尚待时日。为了理想而校漂的人们，生活天天在矛盾中继续。

典型校漂生活

生活在别处

虽然成为北大的学生，可以让我更容易达到成功；可是，我还是以一个普通师大的毕业生身份去面对生活，我想我依旧可以成功，不过是路程坎坷些吧。

为追求而来，却居无定所

如果说最初是因为一份懵懂的爱情开始了我对北大的狂热，那么经历一场一年多的考研历练以后，我是彻底地被北大和北大中文系征服了。对于北大的由来、未名湖的由来、红楼的故事、赵家楼的故事，也许很多北大学生也不见得比我清楚；对于孔庆东47楼、钱理群的鲁迅、张中行的北大往事、王瑶的治学严谨、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湖畔小驻，我都如数家珍的藏在心中。也听同学们说过，孔庆东的金庸文学课堂如何火爆，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如何生动，戴锦华的口吐莲花，还有陈平原的渊博与机智。我开始更深刻的知道何为大学。因而，铁了心一定要去北大，一定要考上北大。我在日记里说，上天可知我对北大的虔诚。

机缘巧合，钱理群于我毕业前夕来母校作报告。他讲鲁迅孩子气的一面让在场的千名学会生与老师都会心一笑；他讲鲁迅怎样掮住黑夜的闸门方青年们一条生路，大家都紧锁眉头深思；他讲到海婴和鲁迅最后一词话别，口中嚷嚷，“明朝会，明朝会”，鲁迅因为病重无法大声回应海婴，海婴便远远地喊，“爸爸是个聋子，爸爸是个聋子！”我忍不住开始哭，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忍不住哭起来。我对鲁迅的作品也是分外熟悉，有幽默机智的，有年少童真的，也有锋芒毕露的，可是却从不曾像那一天一样为鲁迅空出一块温柔之地痛哭一场。

2006年6月，未及毕业典礼，我便整理行装北上了。之前有许多的恐惧与不安，就因

为钱老的那几场讲座给抹平。这一次，我是为了追求而来，我想要做一个和钱老一样有学术魅力兼人格魅力的人，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文学研究者。

然而，北大并没有温柔地拥抱我。我的住处一直得不到解决。北大本身宿舍就很紧张，所以在学校内居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北大周围的房价都很高，一般南门的六平米单间都要炒到八九百一个月，这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而言，真有点望而生畏。

于是，最开始我一直寄居在北师大的地下室里。每天早上出门来北大附近找房子，中午便在风入松或者书店休息，下午继续找，晚上八九点回来。那时候天气很热，每天都要看四五处房以上，到晚上回北师基本上脚都抬不动，趴哪都能睡。打电话回家，也不敢说找不到房子，还要强装开心地说过得很好之类的安慰父母。我心里委屈极了，甚至后悔自己一冲动竟然就离开温暖的家跑到外面来追求我所谓的文学。

好在后来和一个考光华的女生合租到南门一个六平米的单间。房间实在很小，放了一个双架床一张桌子，基本就没有空间转身了。我们的衣服，被子都堆在床底下。书都成摞的码在桌上和窗台上。

就这样，我已经很满足。好景不长，才住了一个月不到，二房东因为接近开学前夕，想涨房租就找各种借口赶我们出去。先是给我们停了一周的电，接着又是要收缴三百八十块的水电费，说我们超额用电。而事实上，我们唯一的电器就是台灯。后来又是不断的责难我们，指责我们用过她们的餐具，或者说我室友违反规定带男生回来住。

实在无法忍受，我们决定搬走，直接的后果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就被勒令收拾东西离开。后来这一个月的往事，是我最不愿回忆的。我经常开玩笑说，“那可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啊！”我有一周只睡了两天的纪录，其他时间都在二十四小时店过夜，白天还要上新东方的课程。放学就去找房子。后来，一星期搬了三次家。直到，遇到了现在住的这间小房子。

在刚刚住进来那段时间，一直贪睡，睡到有点神经脆弱，经常半夜梦见被赶出去，然后满大街找房子。梦醒了就不可遏制地哭。这样的日子一直一直持续，医生说我也许是轻度抑郁。九月，开始进入紧张的复习，暑假发生的那一切才慢慢淡去。

寄居彼处，却如履薄冰

雨果临终前有句遗言是：人生便是白天与黑夜的抗争！

用以形容在北大的这年校漂生活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是紧张而压抑的学习，晚上则是心理上的孤独与焦灼。我不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好的学生，一到考试总是要彻夜的失眠，可是我偏偏又是个骄傲和固执的人，对于自己认定的东西总是不舍不弃。虽然也懂“舍得”二字，不过永远是只知不悟。

第一次考研的失败，并没有给我什么挫折感，反而给了我许多自信。我是带着足够的自信来到北大的。之前，我已说过北大并没有温柔的拥抱我。反而是以别样的形式给我以致命的一击。第一次觉得房子的重要性。寄居生活本来就是忍气吞声，会给人以卑微感，但是即便是这样苟全，也不能妄想安稳。

那一夜被驱逐后，虽然有很多朋友半夜都现身帮忙，心里许多感动。行李被分开的寄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自己独自背着包，坐在计算机系的楼梯口不知何去何从，只能在黑暗里哭泣。归属的失落，好像“四分五裂”的行李，心是不完整的。

我又是非常幸运的。几个热心的研究生提供了北大第一手的课程表给我。北大开设的课程相当多，很多同学会一股脑全给上了，而以我的经验看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方锡德老师开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每星期三节课，针对的学生是低年级和留学生。一个学期都是在做鲁迅的普及工作。这样花时间听课的意义就不大了。又比如，孔庆东老师的课程很多学生都会去听，但是内容和考研基本没有搭不上边，作为生活调节倒可以考虑。毕竟来校漂，付出这么多，目的性与功利性也就非常明确，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

如若我当初还没毕业就跑来北大，虽然对图书馆仰慕已久，对博雅塔，未名湖欣羡已久，可是置若其间，我并不会如当初想象一般陶醉于其中。因为，他们都不属于我，我只能如游客般观瞻他们。那时我才开始怀念起自己在江西师范大学的幸福：持有一张师大的校园卡，一张师大的学生证，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师大宽广的校园里游荡，自由地进出图书馆，骄傲

地给外人领路，慵懒地汲着拖鞋去食堂买早餐，去外面参加活动办理证件，都可以落落大方地写下所在单位：江西师大。而如今，告别自己的校园，来到我的所谓的灵魂深处，却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去听自己喜欢的老师课时，能在角落里找到一个位置，就要感激上帝厚爱。若是被发现是旁听生，老师虽然并不介意，可是那几节课下来都会坐立不安。总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你，总担心有人说自己占用了他们的资源，走不得，坐不住。

以前在江师，我在寝室里总是看不进书，非得去自习室。而在北大，我被迫学会在寝室复习，因为教室也是不属于我的。其它的校漂们，每天都是早上背着书提着水壶出门，中午趴在教室休息，累了去附近的书店，或者混进哪个讲座。晚上上到熄灯还要再去城隍庙继续看。对于他们而言，宿舍真的就是晚上栖一身的寄居地。所谓的归属，家，根本就是无所未无的。每每和其它的研友们说起这些，我们就要有点自嘲的高唱周迅的《飘摇》——“飘啊飘，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师大也许很不优秀，可那是属于我的，北大纵使再优秀，也是别人的。渐渐的，我开始变得阿Q起来，总是说，“能这样的追求梦想，我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艰辛的追求进行到底。

考前一个月是最令人恐慌的。因为复习时间实在太长，厌学的情绪肯定少不了。而临考试又非常近，不看书我心理不安，看书又越看越多，越看越烦。有时，晚上着急得睡不着，看着时钟嘀嗒，从十二点走到了一点，两点，三点，自己就急得抓头发，急得掉眼泪。这晚睡不好，明天看书又该没精神，就算是吞了整瓶子的风油精也没用。

这些不眠之夜一直在持续，考前、考后，到现在的尘埃落定。我身边考了两三年还没上，又或者考了五六年才实现读研梦的人比比皆是。而我自己也即将成为这样群人之一。因为知道，遗憾的痛苦多过失败的痛苦。

最后，把一句话送给所有如我一样寻梦的同行人：“live like you never lived before, love like you never get hurt.(要生活就要像从未经历过一样，要爱就要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加油！

篇三：北大中文校漂族：在梦想和现实间寄居

北大中文校漂族：在梦想和现实间寄居

校漂族，原本指的是指大学毕业后因各种原因仍然滞留在学校周围，生活在他们曾经熟悉的环境中，不愿踏入社会就业的漂流在原来就读的校园以期达到自己理想目标的人群。 这里，仅指为了考上自己理想中的院校，而租住在那所院校周围复习备考的学生。对于他们而言，虽然理想院校近在眼前，但是要堂堂正正的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却尚待时日。为了理想而校漂的人们，生活天天在矛盾中继续。

典型校漂生活

生活在别处

虽然成为北大的学生，可以让我更容易达到成功；可是，我还是以一个普通师大的毕业生身份去面对生活，我想我依旧可以成功，不过是路程坎坷些吧。

为追求而来，却居无定所

如果说最初是因为一份懵懂的爱情开始了我对北大的狂热，那么经历一场一年多的考研历练以后，我是彻底地被北大和北大中文系征服了。对于北大的由来、未名湖的由来、红楼的故事、赵家楼的故事，也许很多北大学生也不见得比我清楚；对于孔庆东47楼、钱理群的鲁迅、张中行的北大往事、王瑶的治学严谨、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湖畔小驻，我都如数家珍的藏在心中。也听同学们说过，孔庆东的金庸文学课堂如何火爆，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如何生动，戴锦华的口吐莲花，还有陈平原的渊博与机智。我开始更深刻的知道何为大学。因而，铁了心一定要去北大，一定要考上北大。我在日记里说，上天可知我对北大的虔诚。

机缘巧合，钱理群于我毕业前夕来母校作报告。他讲鲁迅孩子气的一面让在场的千名学会生与老师都会心一笑；他讲鲁迅怎样掮住黑夜的闸门方青年们一条生路，大家都紧锁眉头深思；他讲到海婴和鲁迅最后一词话别，口中嚷嚷，“明朝会，明朝会”，鲁迅因为病重无法大声回应海婴，海婴便远远地喊，“爸爸是个聋子，爸爸是个聋子！”我忍不住开始哭，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忍不住哭起来。我对鲁迅的作品也是分外熟悉，有幽默机智的，有年少童真的，也有锋芒毕露的，可是却从不曾像那一天一样为鲁迅空出一块温柔之地痛哭一场。

2006年6月，未及毕业典礼，我便整理行装北上了。之前有许多的恐惧与不安，就因

为钱老的那几场讲座给抹平。这一次，我是为了追求而来，我想要做一个和钱老一样有学术魅力兼人格魅力的人，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文学研究者。

然而，北大并没有温柔地拥抱我。我的住处一直得不到解决。北大本身宿舍就很紧张，所以在学校内居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北大周围的房价都很高，一般南门的六平米单间都要炒到八九百一个月，这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而言，真有点望而生畏。

于是，最开始我一直寄居在北师大的地下室里。每天早上出门来北大附近找房子，中午便在风入松或者书店休息，下午继续找，晚上八九点回来。那时候天气很热，每天都要看四五处房以上，到晚上回北师基本上脚都抬不动，趴哪都能睡。打电话回家，也不敢说找不到房子，还要强装开心地说过得很好之类的安慰父母。我心里委屈极了，甚至后悔自己一冲动竟然就离开温暖的家跑到外面来追求我所谓的文学。

好在后来和一个考光华的女生合租到南门一个六平米的单间。房间实在很小，放了一个双架床一张桌子，基本就没有空间转身了。我们的衣服，被子都堆在床底下。书都成摞的码在桌上和窗台上。

就这样，我已经很满足。好景不长，才住了一个月不到，二房东因为接近开学前夕，想涨房租就找各种借口赶我们出去。先是给我们停了一周的电，接着又是要收缴三百八十块的水电费，说我们超额用电。而事实上，我们唯一的电器就是台灯。后来又是不断的责难我们，指责我们用过她们的餐具，或者说我室友违反规定带男生回来住。

实在无法忍受，我们决定搬走，直接的后果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就被勒令收拾东西离开。后来这一个月的往事，是我最不愿回忆的。我经常开玩笑说，“那可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啊！”我有一周只睡了两天的纪录，其他时间都在二十四小时店过夜，白天还要上新东方的课程。放学就去找房子。后来，一星期搬了三次家。直到，遇到了现在住的这间小房子。

在刚刚住进来那段时间，一直贪睡，睡到有点神经脆弱，经常半夜梦见被赶出去，然后满大街找房子。梦醒了就不可遏制地哭。这样的日子一直一直持续，医生说我也许是轻度抑郁。九月，开始进入紧张的复习，暑假发生的那一切才慢慢淡去。

寄居彼处，却如履薄冰

雨果临终前有句遗言是：人生便是白天与黑夜的抗争！

用以形容在北大的这年校漂生活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是紧张而压抑的学习，晚上则是心理上的孤独与焦灼。我不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好的学生，一到考试总是要彻夜的失眠，可是我偏偏又是个骄傲和固执的人，对于自己认定的东西总是不舍不弃。虽然也懂“舍得”二字，不过永远是只知不悟。

第一次考研的失败，并没有给我什么挫折感，反而给了我许多自信。我是带着足够的自信来到北大的。之前，我已说过北大并没有温柔的拥抱我。反而是以别样的形式给我以致命的一击。第一次觉得房子的重要性。寄居生活本来就是忍气吞声，会给人以卑微感，但是即便是这样苟全，也不能妄想安稳。

那一夜被驱逐后，虽然有很多朋友半夜都现身帮忙，心里许多感动。行李被分开的寄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自己独自背着包，坐在计算机系的楼梯口不知何去何从，只能在黑暗里哭泣。归属的失落，好像“四分五裂”的行李，心是不完整的。

我又是非常幸运的。几个热心的研究生提供了北大第一手的课程表给我。北大开设的课程相当多，很多同学会一股脑全给上了，而以我的经验看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方锡德老师开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每星期三节课，针对的学生是低年级和留学生。一个学期都是在做鲁迅的普及工作。这样花时间听课的意义就不大了。又比如，孔庆东老师的课程很多学生都会去听，但是内容和考研基本没有搭不上边，作为生活调节倒可以考虑。毕竟来校漂，付出这么多，目的性与功利性也就非常明确，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

如若我当初还没毕业就跑来北大，虽然对图书馆仰慕已久，对博雅塔，未名湖欣羡已久，可是置若其间，我并不会如当初想象一般陶醉于其中。因为，他们都不属于我，我只能如游客般观瞻他们。那时我才开始怀念起自己在江西师范大学的幸福：持有一张师大的校园卡，一张师大的学生证，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师大宽广的校园里游荡，自由地进出图书馆，骄傲

地给外人领路，慵懒地汲着拖鞋去食堂买早餐，去外面参加活动办理证件，都可以落落大方地写下所在单位：江西师大。而如今，告别自己的校园，来到我的所谓的灵魂深处，却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去听自己喜欢的老师课时，能在角落里找到一个位置，就要感激上帝厚爱。若是被发现是旁听生，老师虽然并不介意，可是那几节课下来都会坐立不安。总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你，总担心有人说自己占用了他们的资源，走不得，坐不住。

以前在江师，我在寝室里总是看不进书，非得去自习室。而在北大，我被迫学会在寝室复习，因为教室也是不属于我的。其它的校漂们，每天都是早上背着书提着水壶出门，中午趴在教室休息，累了去附近的书店，或者混进哪个讲座。晚上上到熄灯还要再去城隍庙继续看。对于他们而言，宿舍真的就是晚上栖一身的寄居地。所谓的归属，家，根本就是无所未无的。每每和其它的研友们说起这些，我们就要有点自嘲的高唱周迅的《飘摇》——“飘啊飘，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师大也许很不优秀，可那是属于我的，北大纵使再优秀，也是别人的。渐渐的，我开始变得阿Q起来，总是说，“能这样的追求梦想，我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艰辛的追求进行到底。

考前一个月是最令人恐慌的。因为复习时间实在太长，厌学的情绪肯定少不了。而临考试又非常近，不看书我心理不安，看书又越看越多，越看越烦。有时，晚上着急得睡不着，看着时钟嘀嗒，从十二点走到了一点，两点，三点，自己就急得抓头发，急得掉眼泪。这晚睡不好，明天看书又该没精神，就算是吞了整瓶子的风油精也没用。

这些不眠之夜一直在持续，考前、考后，到现在的尘埃落定。我身边考了两三年还没上，又或者考了五六年才实现读研梦的人比比皆是。而我自己也即将成为这样群人之一。因为知道，遗憾的痛苦多过失败的痛苦。

最后，把一句话送给所有如我一样寻梦的同行人：“live like you never lived before, love like you never get hurt.(要生活就要像从未经历过一样，要爱就要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加油！

篇四：北大中文考研校漂族之尊严与生活

北大中文考研校漂族之尊严与生活

校漂族，原本指的是指大学毕业后因各种原因仍然滞留在学校周围，生活在他们曾经熟悉的环境中，不愿踏入社会就业的漂流在原来就读的校园以期达到自己理想目标的人群。

这里，仅指为了考上自己理想中的院校，而租住在那所院校周围复习备考的学生。对于他们而言，虽然理想院校近在眼前，但是要堂堂正正的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却尚待时日。为了理想而校漂的人们，生活天天在矛盾中继续。

典型校漂生活

生活在别处

虽然成为北大的学生，可以让我更容易达到成功；可是，我还是以一个普通师大的毕业生身份去面对生活，我想我依旧可以成功，不过是路程坎坷些吧。

为追求而来，却居无定所

如果说最初是因为一份懵懂的爱情开始了我对北大的狂热，那么经历一场一年多的考研历练以后，我是彻底地被北大和北大中文系征服了。对于北大的由来、未名湖的由来、红楼的故事、赵家楼的故事，也许很多北大学生也不见得比我清楚；对于孔庆东47楼、钱理群的鲁迅、张中行的北大往事、王瑶的治学严谨、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湖畔小驻，我都如数家珍的藏在心中。也听同学们说过，孔庆东的金庸文学课堂如何火爆，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如何生动，戴锦华的口吐莲花，还有陈平原的渊博与机智。我开始更深刻的知道何为大学。因而，铁了心一定要去北大，一定要考上北大。我在日记里说，上天可知我对北大的虔诚。

机缘巧合，钱理群于我毕业前夕来母校作报告。他讲鲁迅孩子气的一面让在场的千名学会生与老师都会心一笑；他讲鲁迅怎样掮住黑夜的闸门方青年们一条生路，大家都紧锁眉头深思；他讲到海婴和鲁迅最后一词话别，口中嚷嚷，“明朝会，明朝会”，鲁迅因为病重无法大声回应海婴，海婴便远远地喊，“爸爸是个聋子，爸爸是个聋子！”我忍不住开始哭，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忍不住哭起来。我对鲁迅的作品也是分外熟悉，有幽默机智的，有年少童真的，也有锋芒毕露的，可是却从不曾像那一天一样为鲁迅空出一块温柔之地痛哭一场。

未及毕业典礼，我便整理行装北上了。之前有许多的恐惧与不安，就因为钱老的那几场讲座给抹平。这一次，我是为了追求而来，我想要做一个和钱老一样有学术魅力兼人格魅力的人，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文学研究者。

然而，北大并没有温柔地拥抱我。我的住处一直得不到解决。北大本身宿舍就很紧张，所以在学校内居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北大周围的房价都很高，一般南门的六平米单间都要炒到八九百一个月，这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而言，真有点望而生畏。

于是，最开始我一直寄居在北师大的地下室里。每天早上出门来北大附近找房子，中午便在风入松或者书店休息，下午继续找，晚上八九点回来。那时候天气很热，每天都要看四五处房以上，到晚上回北师基本上脚都抬不动，趴哪都能睡。打电话回家，也不敢说找不到房子，还要强装开心地说过得很好之类的安慰父母。我心里委屈极了，甚至后悔自己一冲动竟然就离开温暖的家跑到外面来追求我所谓的文学。

好在后来和一个考光华的女生合租到南门一个六平米的单间。房间实在很小，放了一个双架床一张桌子，基本就没有空间转身了。我们的衣服，被子都堆在床底下。书都成摞的码在桌上和窗台上。

就这样，我已经很满足。好景不长，才住了一个月不到，二房东因为接近开学前夕，向涨房租就找各种借口赶我们出去。先是给我们停了一周的电，接着又是要收缴三百八十块的水电费，说我们超额用电。而事实上，我们唯一的电器就是台灯。后来又是不断的责难我们，指责我们用过她们的餐具，或者说我室友违反规定带男生回来住。

实在无法忍受，我们决定搬走，直接的后果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就被勒令收拾东西离开。后来这一个月的往事，是我最不愿回忆的。我经常开玩笑说，“那可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啊！”我有一周只睡了两天的纪录，其他时间都在二十四小时店过夜，白天还要上新东方的课程。放学就去找房子。后来，一星期搬了三次家。直到，遇到了现在住的这间小房子。

在刚刚住进来那段时间，一直贪睡，睡到有点神经脆弱，经常半夜梦见被赶出去，然后满大街找房子。梦醒了就不可遏制地哭。这样的日子一直一直持续，医生说我也许是轻度抑郁。九月，开始进入紧张的复习，暑假发生的那一切才慢慢淡去。

寄居彼处，却如履薄冰

雨果临终前有句遗言是：人生便是白天与黑夜的抗争！

用以形容在北大的这年校漂生活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是紧张而压抑的学习，晚上则是心理上的孤独与焦灼。我不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好的学生，一到考试总是要彻夜的失眠，可是我偏偏又是个骄傲和固执的人，对于自己认定的东西总是不舍不弃。虽然也懂“舍得”二字，不过永远是只知不悟。

第一次考研的失败，并没有给我什么挫折感，反而给了我许多自信。我是带着足够的自信来到北大的。之前，我已说过北大并没有温柔的拥抱我。反而是以别样的形式给我以致命的一击。第一次觉得房子的重要性。没有尊严的生活本来就是忍气吞声，会给人以卑微感，但是即便是这样苟全，也不能妄想安稳。

那一夜被驱逐后，虽然有很多朋友半夜都现身帮忙，心里许多感动。行李被分开的寄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自己独自背着包，坐在计算机系的楼梯口不知何去何从，只能在黑暗里哭泣。归属的失落，好像“四分五裂”的行李，心是不完整的。

我又是非常幸运的。几个热心的研究生提供了北大第一手的课程表给我。北大开设的课程相当多，很多同学会一股脑全给上了，而以我的经验看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方锡德老师开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每星期三节课，针对的学生是低年级和留学生。一个学期都是在做鲁迅的普及工作。这样花时间听课的意义就不大了。又比如，孔庆东老师的课程很多学生都会去听，但是内容和考研基本没有搭不上边，作为生活调节倒可以考虑。毕竟来校漂，付出这么多，目的性与功利性也就非常明确，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

如若我当初还没毕业就跑来北大，虽然对图书馆仰慕已久，对博雅塔，未名湖欣羡已久，可是置若其间，我并不会如当初想象一般陶醉于其中。因为，他们都不属于我，我只能如游客般观瞻他们。那时我才开始怀念起自己在江西师范大学的幸福：持有一张师大的校园卡，一张师大的学生证，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师大宽广的校园里游荡，自由地进出图书馆，骄傲地给外人领路，慵懒地汲着拖鞋去食堂买早餐，去外面参加活动办理证件，都可以落落大方地写下所在单位：江西师大。而如今，告别自己的校园，来到我的所谓的灵魂深处，却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去听自己喜欢的老师课时，能在角落里找到一个位置，就要感激上帝厚爱。若是被发现是旁听生，老师虽然并不介意，可是那几节课下来都会坐立不安。总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你，总担心有人说自己占用了他们的资源，走不得，坐不住。

以前在江师，我在寝室里总是看不进书，非得去自习室。而在北大，我被迫学会在寝室复习，因为教室也是不属于我的。其它的校漂们，每天都是早上背着书提着水壶出门，中午趴在教室休息，累了去附近的书店，或者混进哪个讲座。晚上上到熄灯还要再去城隍庙继续看。对于他们而言，宿舍真的就是晚上栖一身的寄居地。所谓的归属，家，根本就是无所未无的。每每和其它的研友们说起这些，我们就要有点自嘲的高唱周迅的《飘摇》——“飘啊飘，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师大也许很不优秀，可那是属于我的，北大纵使再优秀，也是别人的。渐渐的，我开始变得阿Q起来，总是说，“能这样的追求梦想，我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艰辛的追求进行到底。

考前一个月是最令人恐慌的。因为复习时间实在太长，厌学的情绪肯定少不了。而临考试又非常近，不看书我心理不安，看书又越看越多，越看越烦。有时，晚上着急得睡不着，看着时钟嘀嗒，从十二点走到了一点，两点，三点，自己就急得抓头发，急得掉眼泪。这晚睡不好，明天看书又该没精神，就算是吞了整瓶子的风油精也没用。

这些不眠之夜一直在持续，考前、考后，到现在的尘埃落定。我身边考了两三年还没上，又或者考了五六年才实现读研梦的人比比皆是。而我自己也即将成为这样群人之一。因为知道，遗憾的痛苦多过失败的痛苦。

最后，把一句话送给所有如我一样寻梦的同行人：“live like you never lived before, love like you never get hurt。（要生活就要像从未经历过一样，要爱就要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加油！

篇五：北大中文考研校漂族之尊严与生活

北大中文考研校漂族之尊严与生活

校漂族，原本指的是指大学毕业后因各种原因仍然滞留在学校周围，生活在他们曾经熟悉的环境中，不愿踏入社会就业的漂流在原来就读的校园以期达到自己理想目标的人群。

这里，仅指为了考上自己理想中的院校，而租住在那所院校周围复习备考的学生。对于他们而言，虽然理想院校近在眼前，但是要堂堂正正的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却尚待时日。为了理想而校漂的人们，生活天天在矛盾中继续。

典型校漂生活

生活在别处

虽然成为北大的学生，可以让我更容易达到成功；可是，我还是以一个普通师大的毕业生身份去面对生活，我想我依旧可以成功，不过是路程坎坷些吧。

为追求而来，却居无定所

如果说最初是因为一份懵懂的爱情开始了我对北大的狂热，那么经历一场一年多的考研历练以后，我是彻底地被北大和北大中文系征服了。对于北大的由来、未名湖的由来、红楼的故事、赵家楼的故事，也许很多北大学生也不见得比我清楚；对于孔庆东47楼、钱理群的鲁迅、张中行的北大往事、王瑶的治学严谨、冯沅君和陆侃如的湖畔小驻，我都如数家珍的藏在心中。也听同学们说过，孔庆东的金庸文学课堂如何火爆，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如何生动，戴锦华的口吐莲花，还有陈平原的渊博与机智。我开始更深刻的知道何为大学。因而，铁了心一定要去北大，一定要考上北大。我在日记里说，上天可知我对北大的虔诚。

机缘巧合，钱理群于我毕业前夕来母校作报告。他讲鲁迅孩子气的一面让在场的千名学会生与老师都会心一笑；他讲鲁迅怎样掮住黑夜的闸门方青年们一条生路，大家都紧锁眉头深思；他讲到海婴和鲁迅最后一词话别，口中嚷嚷，“明朝会，明朝会”，鲁迅因为病重无法大声回应海婴，海婴便远远地喊，“爸爸是个聋子，爸爸是个聋子！”我忍不住开始哭，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忍不住哭起来。我对鲁迅的作品也是分外熟悉，有幽默机智的，有年少童真的，也有锋芒毕露的，可是却从不曾像那一天一样为鲁迅空出一块温柔之地痛哭一场。

未及毕业典礼，我便整理行装北上了。之前有许多的恐惧与不安，就因为钱老的那几场讲座给抹平。这一次，我是为了追求而来，我想要做一个和钱老一样有学术魅力兼人格魅力的人，想要做一个真正的文学研究者。

然而，北大并没有温柔地拥抱我。我的住处一直得不到解决。北大本身宿舍就很紧张，所以在学校内居住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北大周围的房价都很高，一般南门的六平米单间都要炒到八九百一个月，这对于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而言，真有点望而生畏。

于是，最开始我一直寄居在北师大的地下室里。每天早上出门来北大附近找房子，中午便在风入松或者书店休息，下午继续找，晚上八九点回来。那时候天气很热，每天都要看四五处房以上，到晚上回北师基本上脚都抬不动，趴哪都能睡。打电话回家，也不敢说找不到房子，还要强装开心地说过得很好之类的安慰父母。我心里委屈极了，甚至后悔自己一冲动竟然就离开温暖的家跑到外面来追求我所谓的文学。

好在后来和一个考光华的女生合租到南门一个六平米的单间。房间实在很小，放了一个双架床一张桌子，基本就没有空间转身了。我们的衣服，被子都堆在床底下。书都成摞的码在桌上和窗台上。

就这样，我已经很满足。好景不长，才住了一个月不到，二房东因为接近开学前夕，向涨房租就找各种借口赶我们出去。先是给我们停了一周的电，接着又是要收缴三百八十块的水电费，说我们超额用电。而事实上，我们唯一的电器就是台灯。后来又是不断的责难我们，指责我们用过她们的餐具，或者说我室友违反规定带男生回来住。

实在无法忍受，我们决定搬走，直接的后果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就被勒令收拾东西离开。后来这一个月的往事，是我最不愿回忆的。我经常开玩笑说，“那可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啊！”我有一周只睡了两天的纪录，其他时间都在二十四小时店过夜，白天还要上新东方的课程。放学就去找房子。后来，一星期搬了三次家。直到，遇到了现在住的这间小房子。

在刚刚住进来那段时间，一直贪睡，睡到有点神经脆弱，经常半夜梦见被赶出去，然后满大街找房子。梦醒了就不可遏制地哭。这样的日子一直一直持续，医生说我也许是轻度抑郁。九月，开始进入紧张的复习，暑假发生的那一切才慢慢淡去。

寄居彼处，却如履薄冰

雨果临终前有句遗言是：人生便是白天与黑夜的抗争！

用以形容在北大的这年校漂生活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是紧张而压抑的学习，晚上则是心理上的孤独与焦灼。我不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好的学生，一到考试总是要彻夜的失眠，可是我偏偏又是个骄傲和固执的人，对于自己认定的东西总是不舍不弃。虽然也懂“舍得”二字，不过永远是只知不悟。

第一次考研的失败，并没有给我什么挫折感，反而给了我许多自信。我是带着足够的自信来到北大的。之前，我已说过北大并没有温柔的拥抱我。反而是以别样的形式给我以致命的一击。第一次觉得房子的重要性。没有尊严的生活本来就是忍气吞声，会给人以卑微感，但是即便是这样苟全，也不能妄想安稳。

那一夜被驱逐后，虽然有很多朋友半夜都现身帮忙，心里许多感动。行李被分开的寄放在不同的地方，然后自己独自背着包，坐在计算机系的楼梯口不知何去何从，只能在黑暗里哭泣。归属的失落，好像“四分五裂”的行李，心是不完整的。

我又是非常幸运的。几个热心的研究生提供了北大第一手的课程表给我。北大开设的课程相当多，很多同学会一股脑全给上了，而以我的经验看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方锡德老师开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每星期三节课，针对的学生是低年级和留学生。一个学期都是在做鲁迅的普及工作。这样花时间听课的意义就不大了。又比如，孔庆东老师的课程很多学生都会去听，但是内容和考研基本没有搭不上边，作为生活调节倒可以考虑。毕竟来校漂，付出这么多，目的性与功利性也就非常明确，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

如若我当初还没毕业就跑来北大，虽然对图书馆仰慕已久，对博雅塔，未名湖欣羡已久，可是置若其间，我并不会如当初想象一般陶醉于其中。因为，他们都不属于我，我只能如游客般观瞻他们。那时我才开始怀念起自己在江西师范大学的幸福：持有一张师大的校园卡，一张师大的学生证，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师大宽广的校园里游荡，自由地进出图书馆，骄傲地给外人领路，慵懒地汲着拖鞋去食堂买早餐，去外面参加活动办理证件，都可以落落大方地写下所在单位：江西师大。而如今，告别自己的校园，来到我的所谓的灵魂深处，却步步小心，如履薄冰。去听自己喜欢的老师课时，能在角落里找到一个位置，就要感激上帝厚爱。若是被发现是旁听生，老师虽然并不介意，可是那几节课下来都会坐立不安。总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你，总担心有人说自己占用了他们的资源，走不得，坐不住。

以前在江师，我在寝室里总是看不进书，非得去自习室。而在北大，我被迫学会在寝室复习，因为教室也是不属于我的。其它的校漂们，每天都是早上背着书提着水壶出门，中午趴在教室休息，累了去附近的书店，或者混进哪个讲座。晚上上到熄灯还要再去城隍庙继续看。对于他们而言，宿舍真的就是晚上栖一身的寄居地。所谓的归属，家，根本就是无所未无的。每每和其它的研友们说起这些，我们就要有点自嘲的高唱周迅的《飘摇》——“飘啊飘，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师大也许很不优秀，可那是属于我的，北大纵使再优秀，也是别人的。渐渐的，我开始变得阿Q起来，总是说，“能这样的追求梦想，我已经很幸福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艰辛的追求进行到底。

考前一个月是最令人恐慌的。因为复习时间实在太长，厌学的情绪肯定少不了。而临考试又非常近，不看书我心理不安，看书又越看越多，越看越烦。有时，晚上着急得睡不着，看着时钟嘀嗒，从十二点走到了一点，两点，三点，自己就急得抓头发，急得掉眼泪。这晚睡不好，明天看书又该没精神，就算是吞了整瓶子的风油精也没用。

这些不眠之夜一直在持续，考前、考后，到现在的尘埃落定。我身边考了两三年还没上，又或者考了五六年才实现读研梦的人比比皆是。而我自己也即将成为这样群人之一。因为知道，遗憾的痛苦多过失败的痛苦。

最后，把一句话送给所有如我一样寻梦的同行人：“live like you never lived before, love like you never get hurt。（要生活就要像从未经历过一样，要爱就要像从未受过伤一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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