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议论文

篇一：无心插柳柳成荫

无心插柳柳成荫

仓上小学 慎知朝

2011年9月，我接手现在所教的班级，当时是三年级，正处于作文起步阶段，每次作文课上，我指导写作时,讲得是面面俱到,细致入微,惟恐学生掌握不了,花了很多的精力。然而批改学生的作文时,那些优美的语言、巧妙的构思、感人的事例却让我哭笑不得,它们哪是出自学生之手?虚假、抄袭、仿照……经过几次作文习作后。和同事闲聊时谈及我班作文现状时，我无奈地概括为假、 大 、空三个字。忧虑之极呀，这与课程标准中倡导的‘学生作文要有真情实感’相违背。怎么办呢？

就在我忧心如焚中新学年接近了尾声。那天，我发现一个叫小飞的同学没交作业，早自习时，我微笑着走进教室，找到小飞问起原因时他理直气壮地说。他的作业已经交了。这是个经常拖欠作业并爱说谎的孩子。“哼，你交了，鬼才相信呢！”我心里想着但没有点破。我以可能自己拿漏了为由，让学习委员去我办公室找找。怎么可能找的到呀！因为我早已仔细地找过了。如其然，学习委员空手而归。小家伙无动于衷，一脸无辜地坐在那里。“看你这小鬼能装到什么时候”我决心治治这家伙。我又以学习委员可能找得不够仔细为由让小飞亲自去找，他飞快地去了。我马上让他的同桌帮他找，果然，如我所料在他的书包里发现了空白的作业。小飞回来了，一点都没有要承认错误的意思。我坏坏地说“哦，今早我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该不是被我粗心地当垃圾丢了吧，你再去垃圾桶看看吧。”他悻悻地去了。呵呵，真是傻孩子，为啥就不承认呢！同学们都大笑起来。但笑声只持续了几秒钟忽然停顿了。看来学生在笑声中明白了些什么。等小飞回来，看着他那被冻得通红的脸，我有些心痛，什么也没说示意他回座位坐下，当他看到自己的作业时，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问学生对此事的看法。学生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我怕他们把矛头针对小飞一人。现在的孩子没有经历过挫折，心里的承受力极其有限呀。灵机一动，何不作一次作文练习呢！我问“大家有话对老师、同学们说吗？”“有！”同学们异口同声。“那就写下来吧，别忘了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哟！”教室里立刻静了下来，响起了“沙沙”的书写声，那是孩子心灵的碰撞，这次学生书写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顺。短短的20分钟，作文大体都成型了。我让他们下午回家修改好了，誊抄后交给我。

第二天一早。呵，不得了。平时只写几十字凑数的学生都写了300多字。所有的作文过程清晰，情感真挚。都写出了对整件事的看法！有对小飞提出批评的，有对老师点评的。大多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发出了内心的感慨，特别是小飞的同桌写出了他拿小飞的作业出来时那种矛盾心理。我看着，深思着！

我的本意是让学生能从中悟出点什么，意外地收获了作文课教学的点滴。我以为此次作文成功之处有三。一，作文素材真，是学生亲身经历过的，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有真情实感，这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真实的事情比虚构的故事更稀奇’。 忆至此，我又想起叶圣陶老先生的话，‘作文这件事离不开生活，生活充实到什么程度，才会做出什么样的文字。否则会限于不切实际的唯技巧论，这对练习写作是有妨碍的！’。我以前的作文课就是脱离了生活，太唯技巧了。二，果戈理说，‘只有在情绪好时，写作才有灵感 ’。这节课我就无意识地创造了一个轻松的，学生可以自我对话的情境。学生没有以前作文课上的压力，他们对小飞的行为有所思，对老师的言行有所悟。故能敞开心扉，袒露自我。三，给学生提供了一个宁静的写作环境。没有一个作家能在闹市之中成就让人感动的东西，那些精萃都是在宁静，舒畅的写字桌上挥笔而就！我让学生回家写作、修改不正好如此吗？

篇二：无心插柳柳成荫

无心插柳柳成荫

瑞安市二等奖（李小洁）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正是我教学《珍珠泉》后，带学生到烟墩山观察玉泉一行的收获——作文，源于生活，来自自然。

3月2日下午第三节，我为了让学生能把《珍珠泉》中优美的句子“永留心间”，决定带学生去观察“玉泉”，然后仿照《珍珠泉》写一篇观察作文《玉泉》。 学生们跟随我，快乐地攀上了烟墩山的半山腰，可当我放眼向山顶望去时，我的心立刻就“拔凉拔凉”的。真是难以置信！只是短短几年，“玉泉”已是面目全非，杂草丛生，乱坟成堆，荒凉无比。到达“玉泉”便是失望透顶??学生们来时的满脸灿烂也早已是“恢恢然也”。

立马回家？还是??正当我努力而失望地环顾四周，欲寻觅一丝“玉泉”昔日“美丽的倩影”时，不知谁叫了一声：“小鸟，一只断翅的小鸟！”即刻，学生们蜂拥而上。哦，原来是一只断翅的奄奄一息的小鸟。学生们看着，议论纷纷着，有人说：是谁这么残忍地把小鸟的翅膀弄断了；有的说：这小鸟必死无疑；还有的急切地望着我说：“老师，我们救救它吧！”

在那一刻，失望的我，心底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感动，只因一份善良，一份纯真！

可也就在一刹那，我脑际突然萌发了一丝灵感，一份美丽！

于是，我激动对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真是善良，让老师很感动。这样，今天先不看‘玉泉’了，我们一起救起这只美丽而可怜的小鸟，好不好？” “好！”孩子们欢呼雀跃地响应了我的临时决定。

于是，我们带着受伤的小鸟下了山，找到附近诊所。可没想到，我们的举动，受到了病人甚至医生的嘲讽奚落。学生见了，一脸的茫然，委屈地望着我。为了孩子们这份珍贵的爱心，我真诚地对挂着“点滴”的病人说：“大叔，这只小鸟现在的身份跟你是一样的，它也是‘病人’，它需要治疗，需要关爱??”孩子

们听了我的话，纷纷接过话茬，说：“就是吗！它现在肯定很疼很疼。”“它现在肯定很想很想它的妈妈的。”“它也是一条生命啊！”“它多可怜啊！”??周围的病人可能是被孩子们的“童言”逗乐了，都不好意思地说：“是??是??是??”有位正待打针的病人说：“医生，先给这位小鸟病人消毒吧！我没事。”瞬间，孩子们冲着我，一脸的胜利、自豪??

回到教室，已近黄昏。

我望着一个个“凯旋而归”的“小英雄”们说：“孩子们，今天，我们不仅救起了一只小鸟，而且你们爱心打动了那么多人，真是了不起！”。接着，我沉重地说：“孩子们，几年前，老师见过美丽的玉泉，跟课文《珍珠泉》所描写的一样美，一样可爱。可如今，玉泉昔日的美丽不再，也许同学们此刻的心情与老师一样，很痛心，惋惜，很失望。是啊，我们家乡美丽的风光不在，被糟蹋不只是一个玉泉，还有我们的环城河、塘河??我们手中的这只小鸟！它曾经是那样的美丽、可爱！孩子们，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地球，任重而道远！”

那一刻，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我动情地述说，一张张郑重严肃的小脸，涌动着千万语言！

即刻，我抓住契机，对孩子们说：“孩子们，拿起笔，把自己今天的感动、快乐、自豪、失望、愤慨??表达出来??”

听着孩子们的笔尖在雪白的纸上“沙沙”地流动，

《对不起，小鸟》、《谁是凶手》、《可怜的小鸟》、《可恶的人们》、《请救救小鸟》、《人类啊??》、《美丽的玉泉你在哪里？》??

我快乐地读着，感动着。

我知道，那流淌的不仅仅是文字，那是真情的涌动，那是思想美丽的舞蹈??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这节课我利用小鸟受伤，学生救小鸟这一事件作为动态生成的课程资源来开发，在动态生成情景中，珍视爱心，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并用“生活作文”的理念，改革封闭的灌输式的作文教学，引导学生用全部的感官和心灵去触觉现实存在，点燃了学生智慧的火花，丰富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因而在随后的作文中，学生文思

泉涌，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抒发自己的情感，每位孩子的作文都真实而感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篇三：无心插柳柳成荫

无心插柳柳成荫

曹王镇王海中心校

宋芳芳

无心插柳柳成荫

休完产假再次回到学校上班时，阴差阳错成了二年级的语文老师。身为数学专业毕业的我，起初，真心不想上语文课，怕我这种粗线条的数学老师教不出语文的细腻。但是经不住老师们一劝说：“每个小学老师都必须是全才，什么都会教才行。”我这才放下戒心，接手了二年级语文教学工作，对于外行的我来说值得高兴的是：课本教学已经结束，只剩下复习工作。

有一天，二年级原先的语文老师给我搬来很厚一摞崭新的硬笔书法习字本说：“这是本学期的要求，你发下去让孩子们练练吧。”我本想：“都快复习了，练不练的吧!但是拆开包装纸一看，质量还不错嘛，不用怪可惜了。还是利用起来比较好。”于是，复习完识字一后，果真就把这这习字本派上用场了。我讲完书写规则和习字要求后就把本子发下去让学生开始。

一刻钟过去了，孩子们陆续交上了习字本，出于好奇我翻阅起孩子们的作业。“咦？几个月不见你们，竟能写的如此干净、整洁，这是谁的作业啊？”翻到表皮一看——嗯，没名字！刚想发火训他们为何这般粗心，再细看其他的习字本，竟然十个中就有七八个不写名字的。我索性就直接这样吧，等下次作业时再写吧。

由于习字本大部分没有名字，固下次作业时，就从前往后挨个发，发到哪本算哪本。起初，孩子们都还反应发到的不是自己的本子。“这

不是我的作业本啊？我的本子角没有圈。”“这也不是我的，我写的比这好多了。”“这更不是我的了，我的本子根本就没有撕页。”……我说：“谁让你们中好多同学不写名字的，这就作为一个惩罚吧，发到哪本算哪本，开始作业吧。”

等作业本再次交上来，我在批改的时候发现这次作业的整体质量比上次好了很多。原本圈起来的本子角这次伸平了；这次也没有撕页现象了；书写也好了很多。我特意做了民意调查，叫来几个同学谈话。一个平时调皮、书写潦草的学生对我这样说：“人家把本子爱惜的这么好，字写的也认真，我怕写不好会弄坏人家的劳动成果，这次的作业我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写的。”一个平时书写很整齐的学生这次正好发到了一个调皮学生的“烂作业”。她这样跟我说：“他虽然写的不好，角也圈了，但是我不能向他那样，我要帮他改正过来，帮他把角伸平，给他做个榜样。”……连着问了好几个同学，他们的回答大同小异。

和他们的谈话让我如柳暗花明般豁然开朗。孩子们不写名字的一个小错误竟然成了拯救书写不好的同学的一个机会。教师就应该有这样随机应变、洞察一切突发事件的头脑。

篇四：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论文

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摘要】儿童都有需要表现和展现自己的欲望。因此，教师要顺应学生的心理为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特别要关注那些后进生，要创造机会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努力向上的积极性。

【关键词】学生自我表现积极性

新的学期，新的征程。新接班的孩子中有个“特殊”的孩子——小洁，家境贫寒，父亲在她一岁时在建筑工地中坠楼身亡，母亲是外地人，早已改嫁，现在和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自小体弱多病。虽然已从老班主任那了解了孩子的很多情况，但开学初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还是让我措手不及。

开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早已被“小洁”搞得焦头烂额，天天提心吊胆。从老班主任口中得知小洁体弱多病，但怎么也想不到她身体如此“弱不禁风”？短短三个星期，她莫名其妙地晕倒了多次：第一次，园区领导来慰问，该生莫名其妙特别紧张，四肢抽搐，眼睛发白；第二次，课间上厕所，回来途中重重摔倒在教室门口；第三次，课间好好坐在座位上的突然摔倒在地上，头上起了个大包；第四次，大课间操排队突然摔倒??

我越来越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对该生进行实地家访，和家长沟通，建议家长带孩子及时去杭州、上海等医院治疗。并及时上报学校领导，告知每一位任课教师有关小洁的相关情况，予以特别关注。同时利用晨会课、班队课教育全班同学关心小洁，看到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帮助，并特别指定了一个女同学帮助她完成上厕

所、去食堂就餐等事情，全班掀起了一股帮助小洁的热潮。在药物的治疗下，在所有科任教师的关注下，在全班同学的呵护下，小洁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中，让我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也不再上演了。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享受着全班同学关爱的小洁，却屡屡“伤害”小伙伴：看见同桌的卷笔刀放在她桌上，她二话不说就把卷笔刀重重地扔在地上；小伙伴好心地劝告，她却充耳不闻；有时还故意大声辱骂同学；在家里也时时和爷爷奶奶顶嘴，对着干。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何能让不懂事的小洁成长起来，感受到爷爷奶奶的艰辛，感受到老师、小伙伴们浓浓的关爱呢？恰巧，学校正倡议各班开展“人人都是志愿者”活动。虽然小洁的身体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她也是班级的一份子，何不趁着此次活动，给孩子安排力所能及的小事，既让她为班级出一份力，也能体验劳动的快乐，赢得别人的尊重。可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思前想后，我正矛盾中。“小洁很喜欢生物角里的那些小花，她每天都要去看好几次呢！”小依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生物角管理员？我找来小洁问她愿不愿意为班级服务，管理班级中的生物角？没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了，笑得比花儿还灿烂。为了帮助小洁更好地完成这个工作，我还征得她的同意帮她配备了一名小助手。从那以后，小洁和她的生物角成了我们班级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天早上，小洁早早来到教室小心翼翼地给小花们“洗个澡”，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会在同学们的帮助下带小花们晒晒“日光浴”，傍晚又早早地带它们回

教室。我们班的生物角也总是被小洁和她的助手擦得一尘不染。课余时间，小洁和小伙伴们总是围着那些小花小草们，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聊得不亦乐乎，小洁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她每天不再愁眉苦脸的了，欢乐的笑声总是伴随着她??

【反思】

起初，因为身体素质的原因，我把小洁作为我们班“重点保护对象”，每个老师，每个同学过度地关注她，过度地呵护她，反而让她感觉像是生活在“监狱”中，处处受到控制，不能跑，不能跳，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受到班主任的“召见”，没有任何自由与乐趣。老师和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在她眼里竟然成了“理所应当”。小洁虽然是个有身体缺陷的孩子，但她同样是班级的一份子。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只要体验一次成功的欢乐，便会激起追求无休止的成功的力量和信心。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儿童都有需要表现和展现自己的欲望。因此，教师要顺应学生的心理为学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特别要关注那些后进生，要创造机会因势利导，激发学生努力向上的积极性。“生物角管理员”工作恰恰调动了小洁内在的责任感，也使她在平时的“工作”中用自己的真诚感染了身边的小伙伴，赢得了同学和老师的尊重和赞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差的学生身上也有自己的优点，及时捕捉学生的闪光点进行因势利导，使他们产生积极的情感，从而以点带面促使学生全面进步。《学记》中有句名言：“教育也，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其含义是，教育的作用是发扬学生的优点，克服孩子身上的缺点，使其对自己

充满信心，使周围的人对其充满信心。

班里像小洁这样因为身体、学习的原因而自卑自弃的孩子还有不少，作为班主任，要细心观察，全面分析，留心其一举一动，甚至细微的思想变化，寻找他们的“闪光点”。抓住其“闪光点”，哪怕是极为微小的进步或长处，及时加以表扬和激励，让他们恢复自信，从内心深处发出改过自新的决心和力量，这样他们才会与老师产生共鸣，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所幸的是“人人都是自愿者”活动极大地调动了班里每个孩子参与班级活动的积极性，全员参与，日行一善，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班级是一个集体，班级的优秀与否，与每一个孩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大家都努力了，优秀了，班集体才能称得上优秀。而每个人都是班级的主人，大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为大家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都是自愿者”让每个孩子树立主人翁意识，成为班级活动中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简介：孙华平，女，1983年出生，教师，浙江省上虞市盖北镇中心小学。

篇五：无心插柳柳成荫 赫森论点的历史际遇

无心插柳柳成荫：赫森论点的历史际遇

唐文佩?

摘要 本文勾勒了20世纪20年代末赫森在苏联的政治处境，对比其1931年论文在选题和行文方面的诸多特点，并结合其回国后政治处境的一度转变，意在说明赫森论点应更多地理解为其对时局的一种顺应。为了回应国内对其“贬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然科学的意义”和“理论脱离实践”的政治责难，赫森通篇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宣称利用马克思的历史过程理论寻找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这一做法在西方科学史界产生了极大震动，被奉为科学史外在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这应该是赫森行文之初不曾料想到的。

关键词 赫森论点 科学史 外在主义

鲍里斯·赫森（1893－1936）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科学史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中，“外在主义”（Externalism）辞条列出的首篇文献是苏联理论物理学家鲍里斯·赫森（Boris Mikhailovich Hessen, 俄文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ссен，1893－1936）①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该辞条称科学史的外在主义研究进路在是与赫森的名字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对于赫森而言，这份殊荣的获得或属意外，当初他只是想借助一篇“政治正确”的论文，表达接受批评、积极改造的决心，结果这个政治高压下的产物没能帮他摆脱厄运，却对整个20世纪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验了一个在中国脍炙人口的说法——“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一 反德波林派运动中赫森的历史处境

?作者简介：唐文佩，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学系，科技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的社会研究。本文受北京大学医学部新教师科研启动基金（BMU20090507-123）支持。

①赫森俄文名 “Ге?ссен”，英文译名绝大多数为“Hessen”，少数为“Gessen”， 我国目前的主要译法有“盖森”、“格森”、“黑森”、“赫森”四种。从发音的角度讲，“Gessen”与俄文发音接近，但据苏联科学史研究家格雷厄姆（L.R. Graham）考证，赫森的两处英文手迹，一处是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表格上，一处是与英国科学记者克劳瑟（Crowther, J. G.）的通信处，均签做“Boris Hessen”，可见“Hessen”无论译法还是读音都为其本人所认可。考虑到赫森的成就主要来自于其发表的英文文章“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影响也主要在苏联之外，故选取其英文文章的署名“Boris Hessen”翻译成中文“鲍里斯·赫森”。

20世纪20年代末，在斯大林独揽党政大权的同时，苏联开始用“左”的方针处理科学技术与政治包括意识形态的关系，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研究大都在劫难逃，这就是喧嚣一时的“反机械论派”和“反德波林派”运动。短短几年间，机械论派和德波林派先后被宣判为自然科学方面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前者受批判的理由是把自然科学的一般结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取消了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必要性，认为自然科学不需要任何哲学；而后者受批判的理由则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幌子下，吹捧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的最新成果和他们的哲学观点，把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赫森作为德波林派科学哲学思想的主要阐发者，亲历了两场运动，扮演的却是两种角色——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赫森对“资产阶级科学”——相对论的维护。

赫森1893年8月16日生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家庭，20岁前后曾有一年在爱丁堡大学学习自然科学，1914－1917年在彼得堡大学物理系学习。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并一度出任由托洛茨基任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内战结束后，赫森继续其物理学学习，1928年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①毕业后留校任教，1931年成为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主任。应该说，当时正值盛年的物理学家赫森是一位“又红又专”的人物。

如前所述，在反对“机械论”的运动中，赫森扮演了一个批判者的角色，但是他的态度是相当温和的，其动机只是在意识形态主导学术研究的环境中为相对论争得一个生存空间。1927年，针对苏联国内某些关于相对论颠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础的声音，赫森撰文指出“人们根据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出某些不能为马克思主义者接受的结论，是有可能的，但决不能因此而抛弃这些理论的物理内容??如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相对论指责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而后者作为一个物理学理论本身又是正确的，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可走，

②这就是要看到，科学的物理内核与科学的哲学解释之间，是应该加以区别的。”1928年，赫

森的论战策略似乎有所转变，他宣称：“在物理学领域中，相对论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观点基本上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空间、时间和物质的相互关系的观点一致”；又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空间、时间和运动的观点是辩证法的空间和时间概念的具体化”（转引自Graham, L. R., 1993，原出处为赫森，《相对论的基本思想》，莫斯科：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28年）

随后不久，一场批判德波林学派的规模更大的运动开始了，红色教授学院可以说是这一学派的大本营，毕业于该校并具有强烈专业倾向的赫森难逃一劫。德波林（A. M. Deborin, 俄文A. M. Деборин，1881－1963）是著名的哲学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于孟什维克派，但在批判马赫哲学的斗争中是列宁的重要盟友。十月革命后先后在红色教授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共产主义科学院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遭到批判之前一直担任哲学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总编。他在20年代末领导了批判机械论的斗争，被认为为捍卫唯物辩证法做出了贡献。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曾担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历史和哲学部主任、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德波林1928年加入联共（布），就布尔什维克的党龄而言，赫森比德波林还要资深。

1930年6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名为《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的文章，拉开了大批判的序幕。作者米丁（M. B. Mitin，俄文М.B.Митин，1901－1986) 比赫森晚一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哲学部。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米丁意识到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绝对权威的迫切欲求，旋即撰文在红色教授学院掀起了一场夺权斗争，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哲学泰斗德波林及其所领导的自然科学哲学学派。米丁批评德波林派在反机械论斗争中用形式主义的唯心论代替了辩证法，标榜哲学的“独特性”，逃避了现实性和党性。最初，批判和抗辩基本上都还是学术观点的争论。从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1930 年8 月2 日和10 月14 日通过的两份决议来看，其对德波林派错误的定位仍是哲学研究脱离实际，对列宁哲学遗产估计不足，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不力等。然而，随着1930 年12 月9 日斯大林与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成员谈话，学术争论迅速演变为政治斗争，斯大林亲自给德波林派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分子”，“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孙慕天2003，页 4]

作为德波林学派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阐发的代表人物，赫森受到的批判也日益升级。在①

② 该学院的全名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 转引自[赵红洲 1988]，页8，原出处为赫森、叶戈尔欣（Egorshin, V. P.），“关于季米里阿泽夫同志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7年2－3合刊：7，192－193。

1930年12月29日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的决议”中，赫森被列为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自然科学家集团中的一员，罪名包括“非政治倾向”，“曲解斯大林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指示”、“理论脱离实践”，“反对进行自我批评”，“忽视列宁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修正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指示”，“不了解恩格斯的著作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意义与价值”，“物理学和数学领域中的马赫主义言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龚育之，1990，页101]

1931年1月，数学家科尔曼（E. Kolman, 1892－1979）发表了“科学中的破坏活动”一

①文，谴责破坏分子正想腐蚀苏联的物理学，就像早些时候破坏分子要瓦解苏联工业一样。他

矛头直指赫森，称“物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方程式??破坏分子特别喜欢把每门科学都数学化，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必须躲藏在一个方便的面具后面，再没有比数学抽象化更难戳穿的面具了。”[Graham 1993, p. 148]

同年3月15日，联共（布）中央在《关于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的报告决议》建议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特别注意自然科学部的全部工作的迫切的政治重要性，并且规定“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苏联各主管部门的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实行方法论监督。”[龚育之 1990，页104]在这样的形势下，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随即召开由该院自然科学部和红色教授学院自然科学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做出了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这是一个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文本，“是政治霸权话语肆意干预自然科学独立性的典型范例”。[孙慕天2003，页5]

这份决议五次点名批评了赫森：“自然科学的领导（施米特、列文、列维特、赫森、阿哥尔）没能在自然科学战线上实现党的总路线，没有实行由于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而来的转变，没有理解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加快和阶级斗争尖锐化而提出的任务”；“自然科学的领导，直接同德波林、卡列夫、史登等人的集团结合在一起，或者积极支持这个集团反对哲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党性斗争（列文、列维特、阿哥尔、赫森），或者对这个集团采取调和的，实质上是维护的态度（施米特）”；“自然科学的领导同志，在词句上承认研究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到自然科学中去的必要性，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却把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家的最新成果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从而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赫森同志在他的关于相对论的小册子中，不加批判地认为，‘在物理学领域中，相对论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观点基本上同辩证唯物主义对空间、时间和物质的相互关系的观点一致’”；“属于机械论性质的错误（这些错误在许多情况下转变为唯心主义的错误）的，首先有赫森和阿哥尔对偶然性问题的形而上学处理”；“赫森认为‘物质是空间与时间的综合’，并且不加批判地吸取马赫主义者关于运动的某些原理，是犯了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龚育之 1990，页105－117]

更重要的在于，这份决议中的改造资产阶级科学明确包含两重含义——“应该改组科学组织的形式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改造它的内容本身”，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改造资产阶级学者做出的成就，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斗争。[龚育之 1990，页105]

随后科尔曼再次向赫森发难，“现在是时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摒弃赫森关于相对论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并且认识到在一切事物中，最有害、最危险的是空洞的、赤裸裸的理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必须重视斯大林同志关于‘现阶段技术决定一切’的讲话，应该从理论科学的分析转到工业化实际任务的分析。”但这篇文章同时提出对赫森改正政治错误的期望：“尽管十分吃力，赫森同志正为改正他与我们科学界其他领导人一起犯的重大错误，取得一点进步。虽然如此，他还没有能够按党的政策端正态度??在这里必须直截了当地说，在赫森以及他的同志们的科学工作中，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点应当直率地指出。赫森同志现在有可能在他的实际工作中表示他真正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Graham 1993, p. 148]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月后科尔曼作为党支部书记，与赫森共同出席了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40年后，科尔曼在接受美国科学史家格雷厄姆（Loren R. Graham）的访谈时坦言，组织上安排他参会的意图之一正在于严加注意赫森的言行。

二 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与赫森论文的反响

① 此处指1930年12月开始审判的“工业党”案，被认为是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前奏之一。

1931年6月29日至7月3日，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英国伦敦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讲演厅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科学史教学。这本是国际科学史学会从国际历史科学学会独立出来以后的一次常规会议，但由于苏联代表团的意外到访，大会获得了某种里程碑似的地位，成为科学史学科建制化初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是被称为“列宁近卫军”之一的党内理论家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俄文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他不久前刚被解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职务，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成员由当时苏联国内重量级的政治理论家和科学技术专家组成，如布哈林（N.I. Bukharin，1888－1938，俄文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Бухарин），苏联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瓦维洛夫（N.I. Vavilov，1887－1943，俄文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苏联植物育种学家和遗传学家，时任全苏农业科学院的院长；约飞

（A. F. Joffe，1880－1960），苏联物理学家，时任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科尔曼，苏联数学家，时任莫斯科数学学会主席，国家科学委员会执行委员；鲁宾斯坦（M. Rubinstein）苏联经济学家，时任莫斯科共产主义研究院执行委员会成员，国家计划委员会执行委员；赫森，苏联理论物理学家，时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主任；米特科维奇（W.TH. Mitkewich）电气工程师，参加列宁的苏联电气化规划草案的起草工作，并于1928年荣获列宁奖金；札瓦多夫斯基（B. Zavadovsky)，苏联生理学家，时任神经体液生理研究所所长。他们在大会的最后时刻乘包机到达伦敦，苏联大使馆随即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这一切使得苏联代表团成为这次国际大会上最显眼的团体，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形容他们“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重量级出现在大会上”。[Bukharin et al. 1971, p. ?]

然而，苏联代表团和大会组织者的冲突却是公开而激烈的。大会主席辛格（C. Singer 1876－1960）告诉苏联代表团，由于议程已满，他们的文章不能被接受。英国内政部对苏联代表团的政治影响亦十分关注，甚至通过常设监测装置截获了苏联《消息报》记者从伦敦发回国内编辑部的电报。这些电报中有一封表现出非凡的预见性，电报写道：“这次科学史大会，很可能将成为一次历史性会议。这是因为，它不自觉地为英国，尤其是为成长中的一代科学工作者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赵红州 1988，页18]参会者对这种公开的敌对评价不一，右翼知识分子赞赏辛格的强硬回应，而《工人日报》（Daily Worker）则表达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愤怒，认为辛格的做法侵害了自由表达的学术气氛。

伦敦Kniga出版社1931年版《十字路口的科学》书影

迫于苏联代表团的长时间争取，大会最终妥协，决定在最后一天为苏联代表团安排一次特别会议。苏联代表团共向大会递交了十篇论文和一则文献目录（简讯），为符合大会要求，代表团组织力量在五天时间内将这些论文全部由俄文翻译成英文，由于时间仓促，文集不乏蹩脚的英文表达和拼写错误。会后，这十一篇文献以《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 at the Cross Roads）为名迅速在伦敦结集出版。

特别会议给予每位发言者10分钟时间宣读论文。李约瑟回忆道：“当俄国人的发言超过了规定的20分钟时间时，辛格就不断地摇一个大船铃以设法打断他们” [Bukharin et al. 1971,

p. ?]。代表团成员鲁宾斯坦则称连10分钟的发言时间也没能保证。此外，参加这次特别会议的人数很少，因为按照大会原先的安排，很多人在那天去了牛津大学参观。这些都使苏联代表团大为不满，鲁宾斯坦甚至因此在会场上与辛格争执起来，认为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了。

[Fox 2006, p. 413]

对于听众们的反应，也有一些学者给予了记述。根据英国科学史学者沃尔斯基（G. Werskey）回忆，当赫森结束他的发言时，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沉默，沉默最终被剑桥数学学院的一名20岁的学生打破。这位学生在英国左翼数学家莱维（H. Levy, 1889－1975）的鼓励下发言，赞同赫森的观点并以它来说明现代物理学理论的内在矛盾，继而两位英国科学史学家站起来发表了反对意见[Werskey 1988]。贝尔纳（J. D. Bernal, 1901－1971）对此评价道：俄国人的论文或许对大多数听众都没什么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诉求非但没有打动听众，或许还使他们不愿聆听随后的辩论，感觉到所有那些分析都显得太粗糙和教条，以至于最好礼貌地予以回避。[Bukharin et al. 1971, p. vii?]

莱维回忆称：“听众感到稍有不快。会议主持者还是要求礼貌地倾听，看看这些外国人到底在讲些什么。当然不是说，他们要说的一切都是重要的。不过人们马上发现，苏联人提出的观点是如此新颖和富有革命性，以致很难做出评判，或做出理论上的反驳。总之，在那个特定时刻，在我们中间，除了那些早就开始按这个思路思考过的以外，多数对赫森提出的思想观点觉得太新颖，感到无法吸收。当然，也是因为时间仓促，无法作严肃思考或讨论。当最后一位苏联人发言完毕并开始讨论时，我们中间有些本来准备发言的人，突然觉得张口结舌，感到无力沟通苏联人与大多数听众之间的巨大鸿沟。大多数人只好表示容忍而默不做声，因为思想太奇特了。” [赵红州 1988，页18]

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年轻的左翼科学家则难掩欢欣之情。他们是晶体学家贝尔纳、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生物学家赫胥黎（J. Huxley）、数学家霍格本（L. Hogben）、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和数学家莱维。这些科学家当天即与苏联代表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双方都因这次交流而非常激动。布哈林、赫森和其他几位苏联代表甚至在霍格本家中呆了一个晚上。之后英国科学记者克劳瑟带领布哈林和赫森参观了剑桥大学[Chilvers 2003]。贝尔纳称：“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真正开始于1931年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强大的俄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他们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约在此同时，在美国和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日本，再度产生了类似的兴趣。”[贝尔纳 1982，页523]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科学家随后出版了一批关于苏联科学实践和以马克思主义视角讨论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和书籍，如赫胥黎的《一个科学家在苏联》（1932年）、霍格本的《为了公民的科学》（1938年）、霍尔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1938年）、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1939年）、莱维的《现代科学》（1939年）以及李约瑟和戴维斯（J. S. Davies）的《苏联的科学》（1942年）等。

三 赫森论文中对国内批判的回应

那么，赫森到底在文中表达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呢？为此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赫森写作“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是针对当时史学界研究牛顿现象时普遍持有的“天意说”或“天赋说”，力图解决“是什么把牛顿置于科学发展的转折点上”这一问题的。赫森宣称要以经验研究的方式给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时代的经济需求决定了牛顿科研方向、科研问题的选择，而牛顿的政治、宗教、哲学观点决定了其科学工作中必定掺杂着非科学的成分。[唐文佩 2008]

在今天的史学研究者看来，赫森论点似乎了无新意，但在科学史建制化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这一观点却非同寻常，它打破了仅就单个科学家思想或科学家之间思想传承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开始把社会作为科学家活动的要素而不仅仅是背景引入科学史研究范畴，开辟了科学史的“外在主义”研究进路。有学者就国际科学史刊物Isis从1913至1992年的论文和书评进行计量研究，显示出自1931年以后，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以至于大多数论文都论及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判断科学史已经发生了由“内史”向“外史”的转向。[魏屹东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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