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四大金刚

篇一：【林彪秘闻】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夫人们

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夫人们

对于一般人来讲，林彪的几员“虎将”的妻室，大家似乎知之甚少。不可否认，她们大都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进步女性，不管她们各自抱什么样的目的，在当时复杂艰苦的岁月里，还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但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 她们也各自发生了变化。但不管千变万变，她们夫唱妇随的原则没有变。维持家庭，抚养子女，扶助丈夫，投靠林家，这是她们的共性。但她们的个性则很复杂。

每一个被告的身后都站着一个女人。她们站在丈夫的影子里。尽管没有走进法庭，但都无时无刻在接受着灵魂的审判。

一、吴法宪夫人陈绥圻

当吴法宪出现在法庭上时，其妻陈绥圻还在浙江绍兴县龙虎山林牧场劳动。

1971 年 10 月 30 日，陈绥圻由中央专案组审查， 1978年经中央批准下了结论：“林彪死党，积极参加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阴谋活动。鉴于罪行严重，属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军籍，交空军送浙江省国营农场监督劳动。” 1978 年 8 月 21 日，她被移交给浙江省， 由该省公安厅送至绍兴龙虎山林牧场继续监督劳动。

如果说夫唱妇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美德，那么吴法宪和陈绥圻称得上是一对“模范夫妻”。吴法宪的生活作风一直相对检点，对陈绥圻也很关心。据说某次陈绥圻生病，吴法宪守在病榻前流出了眼泪。如此婚姻感情基础使他们在共同利益上始终一致。在吴法宪掌握空军大权的时候，夫妻二人配合默契。

林彪叶群叛逃后的几天，种种恐怖信息使陈绥圻紧张，她首先想到的是烧毁一切与林彪叶群有关的证据，包括林、叶讲话的纪录本，林家送给吴家的条幅等。做完这些，夫妇俩度过了一段清冷日子。他们清楚自己的结局，珍惜剩下的时光。前几天，受周总理之命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处理禁空时累坏了，陈绥圻让他躺下为他按摩身体，心事重重的吴法宪泪水打湿了枕巾…… 此时他俩最担心的是他们的 5 个孩子。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在部队， 长女在北京内燃机厂当护士，余下的叁个女儿都在上学。过去，夫妇俩拼命争权，现在权力飘然而去命都难保了，还怎么庇护这几个孩子呢？

吴法宪离家前往人民大会堂之前情不自禁地凝视身边的孩子，他们还不知道他这一去再难回来。最小的女儿起床晚了，怕上学迟到正伏在餐桌上风卷残云般地吃着早饭，他想多看她一眼，可她一直埋着头，只有小嘴里传出呼呼噜噜的声音。他心一酸，这才明白了陈绥圻刚才嘱咐他一定要活着回来的意思。门口的车已经发动，他向门口走去。这时小女儿问他：“爸爸，星期天去不去颐和园？” 去颐和园？这是女儿说了好久好久的话，他一直脱不开身。这时他突然感到做一个普通百姓的意义，要是能让他过几天普通百姓的日子多好啊！ “……”吴法宪想说什么，但喉咙已经噎住了。他一句话没说上了车。 陈绥圻似乎明白了他最后一眼的全部内容，那眼神成了她心目中难忘的定格。

在人们的印象中，吴法宪是最怕死的。实际上他怕死的原因在于有陈绥圻和5 个孩子。 对妻子的爱怜和对孩子的歉疚使他要争取活下来。 1980 年夏天，孩子们来探监。他得知陈绥圻已经从农场回来，而且空军党委已明确指示：“吴法宪的女儿考大学不受吴法宪影响，考得上就上。”他的二女儿吴金秋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叁女儿吴梦璀考上了北京无线电技校。他彻底相信了党的政策，他是 5 个主犯中交待材料最多的一个。

陈绥圻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长达 9 年的改造。劳动使她成为一个普通劳动者。 农场每月发给她 50 元生活费，她很节俭，回到北京时还给孩子们带回了一点积蓄。 她是从广播中得知审判吴法宪的。此后，她每天 5 点钟就说早早地起来听广播。 当听到吴法宪还能保住性命的宣判时，她振臂高呼了叁遍“共产党万岁！＂

陈绥圻在吴法宪判刑后不久得到处理，空军政治部根据中央指示，经审查复议，给陈绥圻定为行政 16 级，作退休处理。 不久，吴法宪活着同她见面了。在山东济南，他们过上了当初向往的平民生活。 这时的陈绥圻已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吴法宪从她那里找到了早年失去的许多东西……

二、黄永胜夫人项辉芳

黄永胜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青岛。他的妻子项辉芳没有同去。在 4 名主犯的妻子中，她的感情生活是最不幸的。

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开庭的第二天下午，项辉芳向学习组汇报了自己的四点思想：一，拥护公审林、江集团，拥护公审黄永胜； 二，希望组织上在公审后尽快解决他的结论问题； 叁，她和孩子有些东西在黄永胜原来的住处，怕被当作黄永胜的东西没收； 四，说她不是黄永胜的家属，再次提出和黄永胜离婚。

项辉芳的思想汇报不是简单的表明态度，划清界限，在 80 年代初，因政治冲突导致的婚姻解体已基本销声匿迹，从他们的生活经历可以得出结论，项辉芳和黄永胜的感情破裂并非完全因为政治问题。

黄永胜虽然已年过半百，但拈花惹草的习性未改。战争年代黄在聂帅手下工作时，因同一个地主的女儿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挨了批评才到东北去投奔林彪，而在东北也做了不少风流韵事。他与项辉芳结婚之初是否改了这毛病不得而知，至少从广州调北京后项辉芳对此事是有所察觉的。

那是他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项辉芳曾给“林办”主任叶群写过一封信，告黄永胜喜新厌旧、偷鸡摸狗、感情不专一；并将此情况反映给副总参谋长吴法宪。吴法宪也把情况反映给叶群。项辉芳没有想到这信和汇报都成了后来叶群俘虏黄永胜的王牌。

1970年9月6日，林彪下山回京前，在九江机场所摄照片。因为九江机场小，大飞机无法降落，故林彪不得不乘安-24，此照是在安-24飞机中摄，所以很不清楚。这是庐山会议后，他们五人唯一一次合影。林从九江到安庆机场，转乘伊尔-18回京。

对于叶群，黄永胜是了解的。他曾有这样一段交待：

“叶群利用她的色相主动地挑逗人、引诱人。她不仅用于周围的工作人员、秘书，也不仅是中国人，还用于外国人（主要是苏联军事顾问）；不仅是对一般工作人员，而且还有高级干部。她毫不知耻地主动玩弄男性。一般女人用色相引诱挑逗是为了金钱，有的是为了权力地位，有的是生理上的需要。而叶群是金钱、权力、生理兼而有之。”

项辉芳对这一切或许知道一点，或许根本不知。她同黄永胜的关系只是越来越恶化，这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已不是什么秘密。 “ 913 事件”后， 当年在东北给黄永胜当过政委的邱会作向他提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与项辉芳的关系。

“你过去与她的关系是不对的。现在她对你的事情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你应当同她和好，把你们关系不好的原因都推到林彪、叶群头上去。”

“……”黄默不作声，他感到此事并不这么简单。

“其实项辉芳还是懂道理的。”

“是啊……”黄永胜突然感到一种失望和哀伤。此时的心情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楚，是顿悟、悲伤还是悔恨，总之全包含在两个嗫嚅的字眼里。

黄永胜被羁押后，项辉芳也于 1971 年 12 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 1978 年6 月定性为林彪死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军籍，送安徽省监督劳动。同其他被告的家属一样，中纪委于 1979 年 9 月宣布对她进行重新审查。

在漫长的审查中，她已知道了黄永胜的一切，她再也不想做黄永胜说拿起就拿起，说放下就放下的女人，她决计重新开始自己的一切。在军事学院的大院里，人们常见到一个憔悴

孤单的女人在夜晚散步，她每月领取 60 元生活费，等待组织对她的最后定论。

黄永胜在狱中没有象吴法宪那样整天把老婆挂在嘴边，一种复杂的感情藏在他内心深处，只有他的诗中表达了妻离子散的悲哀心态。 1980 年 7 月 9 日，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儿媳谭笑和小孙子来狱中探视。 黄永胜提前一天就刮了胡子， 10 多个小时前就在监房里来回走动，激动不已。见了面，他两次拥抱儿子，那情景感动得儿媳谭笑止不住泪水。 黄永胜问起了项辉芳。快 10 年没有音讯了，他想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她想些什么，是否能原谅他。 谭笑说：“妈妈已解除了监督劳动，她的问题搞得差不多了，回到军事学院，等待重新审查。我们可以随便去还可以住在那里。” 黄永胜听的时候把嘴张成了个“Ｏ”形，儿媳讲完了他的嘴还张了半天。 儿媳再没说什么，他听后一副不满足的样子，甚至感动了监管人员。

后来，黄永胜判决后，项辉芳就同黄永胜离了婚。没多久，黄永胜保外就医，因病情恶化在青岛早早结束了生命。这消息似乎没有给项辉芳带来多大打击，她生活在另一座城市，用晚年的生命默默展示着一个特殊时代的人间悲剧。

叁、李作鹏夫人董其采

在黄、吴、李、邱中李作鹏属于一个“硬”派的角儿。他“硬”，他的夫人董其采也“硬”。 1971 年“ 913 ”事件后，海军对董其采进行审查。 同年 12 月 16 日，中央专案组开始审查董其采。她对这一决定有些愤愤不平，指责这是错误决定。当李作鹏在关押点信口开河感叹这是“城楼失火，殃及鱼池”时，她也在说自己替林彪、叶群当了替罪羊。此时他们似有一种心灵感应。审查期间，董其采拒不交待问题。她坐在审查人员对面时干脆闭上眼睛。 董其采坚信自己没有错误和犯罪。这种想法使她与李作鹏俨然天生一对顽固分子。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两人一直配合默契，叶群给她一个很恰当的称谓：董高参。

在林彪几员虎将的夫人中，董其采似乎与一般人不同，她性格古怪。如果走在路上看见哪个人不顺眼，她可以上前训得他哭。她对人笑脸相迎的不多，不高兴的时候她谁也不理。李作鹏也是个较有性格的人，但在她面前李作鹏不大有个性。这种性格使得她没有更多地参与林家诸如“选美”等生活一类的事情。但她在给叶群的信中言及“我有千言万语只有等机会向你倾诉……只有你和林副主席最了解作鹏同志和我。”足以说明她也有失去个性的时候。

1978 年 6 月 15 日，中央专案组对其作出审查结论，认定“董其采是林彪死党”， 决定“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交给海军送河北省国营农场劳动”。

“ 913 事件”之后，董其采与李作鹏有 8 、 9 年失去联系，待中央宣布对林彪案件审查后， 董其采才有给李作鹏写信的机会。

在李作鹏问题重新审查时，其长子李冰天曾给胡耀邦写信，要求退还没收的财物。其中退还 16000 元钱，董其采给孩子们各分 1000 元，余下的存了起来， 告诉孩子们这将来由她和他们的爸爸来支配。可见她对未来还是有信心的。李作鹏在狱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与董其采之间的感情。 1980 年 7 月初， 他还给董其采和子女们留言，把自己万一作古后的一切嘱托给他们。

李作鹏接受审判时，董其采正在天津附近汉沽的农场里，她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她所唯一担心的是李作鹏的心脏病。不料审判结束，她自己也落了个心口疼。

董其采在 1979 年 7 月至 1981 年 6 月的七次申诉中这样表述：在长达 10 年对我的审查中，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已构成对我政治上的诬陷……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坚决要求给予平反…… 尽管如此，中央还是对其实行了宽大政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解除了监督劳动，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定为行政 14 级，按退休处理。

之后，她盼望已久的同李作鹏一起生活的愿望如愿以偿，他们被妥善安置在山西太原市的一套公寓里。

四、邱会作夫人胡敏

叶群认为，黄永胜的夫人是家庭妇女型，眼光不高，善于计较，不太合群；吴宪法夫人活泼能干，擅长外交，但处事属粗线条；李作鹏夫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参政主事都行，但好面子，摆架子；邱会作夫人脑子灵活，悟性较好，搞阴谋也有一套，办事很得体。因此，叶群比较喜欢邱会作夫人胡敏。

胡敏是军医出身。后来邱会作保外就医到西安后，她这个近 50 年医龄的老军医把邱会作的身体照顾得很好。 但这并非说胡与邱没有矛盾。在林彪的几员“虎将”中，邱会作好色有名，别看他瘦得象一辈子吃咸菜似的，但在寻花问柳上很有一手。“文化大革命”初由于他生活作风腐化，被造反派当作“花花太岁”批斗，造反派掌握的情况有根有据，这些胡敏不会不伤心。但是，为了顾及家庭的名声，特别是邱会作的地位，一想到这个地位给她带来的荣耀和特权，她就把打掉的牙吞下肚里。心想，过去封建社会作妾作婢都能过， 自己名义上还是“大老婆”呢！权力、荣耀、地位给了胡敏心理平衡，邱会作胡作非为，她也放弃了自尊这份情感。因此，胡敏并不怎么委屈，文革中她亲自给叶群打电话，请求林副主席保护还沾着其他女人体香的丈夫。 待邱会作过了这一关后，她还亲自上街买了一块画匾送给林彪、叶群，感谢他们给她和这个家庭带来的恩惠，表示夫妻二人对林家“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痴情。

和其他女人一样，她认为夫妻之间的裂痕是家里的事，为保护家庭的利益，哪怕是同床异梦，对外也得表现得情深似海，而且要联手出击。

在这几位夫人中，只有胡敏与叶群关系最近。胡敏专门在卧室里安了一台保密电话，夜间经常与叶群通电话，有时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通话中既讲女人的房中术、妇科病、如何留住女人的青春，也说诗文、唱小曲。胡敏有点音乐天赋，若“亲娘”高兴，她还给她唱秦腔或陕北小调。有一次，小女儿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她循声到胡敏的房间，发现快 50 岁的母亲穿着很短的胸衣跪在床上如同犬吠，怪声怪调对着电话干嚎，还以为她犯了什么毛病。 胡敏把她的秦腔录下来，送给叶群，为此她准备了几星期。胡曾对秘书说，叶群与她如同亲姊妹，隔两天不打电话就想，叶群喜欢她的性格，愿意和她在一起。这一点不假，她俩经常互通电话，互送礼品，互相登门拜访。一位曾参与复查胡敏问题的工作人员讲，林家要想喝人肉汤的话，胡敏也会从身上割一块。

“ 9.13 事件”前夕，叶群与胡敏频频通话。 12 日晚，叶群逃跑前还问候了邱、胡夫妇，赞扬他们给孙子取了一个好名字。为此，胡敏高兴得又唱又跳。次日凌晨，她下班回家，突然关心起邱会作的睡眠。她脱下鞋，踮着脚走进房间……当她赤足进到房间后才知道，邱会作已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去了。当她得知叶群和林彪已逃跑的消息后（这对她无疑是当头一棒），她赶紧销毁罪证，并陷入了一种极端的恐惧。

1971 年 10 月 12 日，即邱会作羁押 18 天后，总后勤部党委批准开始对她的审查。 1972 年 9 月交中央专案组。 漫长的审查到 1978 年 6 月才结束，给她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定性：敌我矛盾，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陕西省农场监督劳动。

胡敏在监督劳动期间，每月发给 50 元生活费。劳动是艰苦的，使她这个养尊处优、生活奢侈的总后勤部部长夫人极为不适。但她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家乡熟人， 这给她后来同邱会作定居西安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方便。

篇二：林彪简历-揭秘林彪的四大金刚

林彪简历-揭秘林彪的四大金刚

2010-11-04

林彪简介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36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其中有五位国家主要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有11人在新中国建立前献身。

林彪，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曾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25师73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73团连长。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受挫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军转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1军团4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先后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率部参加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

等作战。同年7月，红1军团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第1军，任军长。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11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后，仍任红1军团军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军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攻势和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底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任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中南广大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一系列战术原则。他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兼任国防部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

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 林彪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曾被称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这不仅因为他们与林彪的历史渊源——他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中都是林彪麾下东北野战军的纵队一级指挥员，更因为他们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与林彪的关系——其时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为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邱会作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在工作上和个人交往上都很密切。有这样四位实权人物为“活证”，自可彰显“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性。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被列为“林彪贼党”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犯了忌。1970年8月，“四大金刚”在庐山召开的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公开支持林彪的讲话，到处鼓动要“设国家主席”，他们的言行自然得到了林彪的授意，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巩固林彪的地位，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也得到巩固和提高，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张春桥等“文革”中新起来的“文人”，而丝毫没有与毛泽东对着干的意思。

“四大金刚”都是早年就参加红军的，在几十年的战火烽烟中一刀一枪立下过“战功”，他们固然与林彪关系密切，但对“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敬服之心也许更强。他们在“文革”之初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冲击”，这也许使他们对“文革”有些不满，但要说反对毛泽东则似乎还没有这个胆子。他们都是武人，对政治并不熟谙，也许以为林彪既然已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已成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则跟着林彪与那些极左的“文人”争权夺利没有什么危险，却没想到在最高领袖的雄猜面前这会是最大的忌讳。

黄永胜(1910—1983)原名黄叙钱，湖北咸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1

年被撤职。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1983年4月26日病死于青岛。

李作鹏，1914年4月24日生，江西吉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乡塾读书。“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被停职检查。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保外就医，安置在太原。2009年1月3日7时30分逝世，享年95岁。

邱会作（1914—2002），1914年4月生，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2002年逝世。

吴法宪（1915—2004），1915年8月生，江西永丰人。1930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2004年逝世。

篇三：林彪集团成员后代现状

(转 载 于: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林彪四大金刚)

1971年林彪折戟蒙古大漠，相关人员被迅速整肃，大多数人的政治命运就此划上休止符。林的嫡亲血脉，其随从、部属的子女，也从云端跌落至凡尘。此后40年间，林彪集团“二代”们的命运如何？

落选“驸马”娶李作鹏女儿

41年前，在辽宁省文联从事美术创作的英俊小生刘伟钦，由于某种机缘成为副统帅林彪之女林豆豆选“驸马”的对象之一，最终又因为林豆豆对他没有感觉 而落选。这使他得以逃过后来那场灭顶之灾。躲过大劫，风浪依旧。“九?一三”事件后，刘伟钦也被收审，因为他无缘于林豆豆之后，他又娶了林彪集团“四大金刚”之一李作鹏的女儿。

刘伟钦夫妇如今称得上家资不菲了。他们同于1979年结束长达8年的审查下放生活，转业回到沈阳。刘被安置在沈河区文化馆，他太太李大征则到了沈河区第四门诊部，一家4口住在15平方米的小平房。迫于生计，1980年刘伟钦停薪留职，摆摊卖起了对联。

做小买卖当时尚属低贱营生。一开始，李大征有点儿抹不开面子，没好意思跟着刘伟钦出去抛头露面。以后私营经济蔚然风起，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1990年代初，中国的万元户尚属稀有，他们在沈阳已经买了别墅。 “为什么小草能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没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压之下想方设法找个空儿往外挤。”李大征说。当年一家人离散，在301医院上班的她被打发去了山西小山沟里的野战医院，际遇陡变，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确，“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在赚钱上，“四大金刚”之一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同样出色。1976年他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几个国营工厂工作。1980年代他在北京做贸易公司，凭借着父辈和同学辈的人际网络，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最多的时候他名下有4台车子，同学请客吃饭全是他掏腰包，一年挣个百十来万不在话下。

黄、刘等人现在都已经在家安心养老。和他们一样，黄、吴、李、邱的第二代，已大多退休。第三代中很多人成为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有人全家已移民出国。只是自从父亲划入另册，当子女的名誉也被打上了标记，在某类戏谑语境中，他们被视为“黑二代”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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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光不接受“黑二代”的称号。“那些贪官的后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我们这批，有几个在利用改革开放去腐败的？我不能说没有，绝不多。”黄春光坐直身子，不无激动，“我们可不认为我们是?黑二代?啊，我认为我是共产党的基石；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

“四大金刚”的孩子，原来都在军队系统就职，“九?一三”事变猝发，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们一齐被扔进了阶下囚序列。“当然是郁闷了，但有什么办法？”吴法宪之子吴新潮说，“关着就关着吧，后来也习惯了。”

1971年，吴新潮是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当空军司令的父亲被“停职反省”之后，懵然不知事发的他亦以待罪之身关入地下室。审查一阵，他被发落到陕西省一个偏僻农场种菜喂猪干农活。时处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他也曾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尽，但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践。他一边将此自我打趣为“活着没信心，死吧又没决心”，一边把眼泪都笑了出来。与同时期不少人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刚”的子女没有一例寻短见的事情发生。

李作鹏在世的时候，对于子女心有歉疚，觉得对不起他们。但子女们却装作若无其事，即使在外头面对千人指万人骂，他们对于自己的父母还是相当维护的。

审查与劳改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安排转业，离开军队。林豆豆、黄春光、吴新潮等林彪集团子弟先后都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等当时中央领导的帮助得到安顿。因而直到今天，他们对胡耀邦等人仍怀有感恩戴德的心情。

吴新潮说：“我们退出历史舞台，又回到原点，本来我们父辈就是老百姓，转了一圈儿还是老百姓，我们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认认真真地当好老百姓。” 聚会时核心依旧是林豆豆

“四大金刚”子女之间关系依然密切。在社会上走动，“黄吴李邱”是习惯性的排序，他们管自己叫“难兄难弟”。这些人现时的往来，内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我们现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联”。 在这个群落中，核心当然是林豆豆，她依旧像个公主。聚会时，“还是林大姐坐在中间，她是我们老领导的女儿，我们对她非常尊重。”吴新潮说。 2

“九?一三”事发，举报有功的林豆豆终究逃脱不了身为林彪子女的现实，被撂到郑州汽车厂。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后来进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组织上给了个正处级待遇。林豆豆目前已退休，多年以来，尽管与外界社会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联系，但还是有诸多的不便横亘在她与社会之间，找的人太多， 她得躲避，连刘伟钦这样几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当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会面几乎都安排在酒店。

这代人之间，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2009年国庆，二代们聚会，席间林豆豆向李讷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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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律师谈李作鹏直到现在还觉得林彪是好样的

律师谈李作鹏直到现在还觉得林彪是好样的

2013-08-20 人民网

李作鹏后人今何在

元旦刚过两天（1月3日），身穿蓝条病服的李作鹏在北京安贞医院18病区的病床上，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享年95岁。至此，林彪的所谓“四大金刚”-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全部作古。

“九一三事件”让林彪葬身蒙古的温都尔汗，也成为“四大金刚”的滑铁卢。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的李作鹏，从此被押，并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刑期未满，李作鹏被保外就医。晚年他曾申诉，希望能和林彪划清界限，但他至死没能撕掉身上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标签。狱中归来后，李作鹏将自己一生写入回忆录中，他似乎在乎自己身后的名声。

黄永胜之子黄春光向记者介绍，李作鹏死于癌症-肝癌转移肺癌。在此之前，他的战友已一个个先他而去：1984年，原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病逝；2002年，

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也撒手而去；两年后，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死于济南。“四大金刚”长袖善舞的日子早已成为过去式，当李作鹏最后的挽歌响起，一出时代剧正式落下了它的帷幕，而林彪和他的“反革命集团”留给我们的谜团尚未最终解开。

“长期投靠林彪”

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告新中国成立时，李作鹏正率第四十三军南下，打完广东打海南，为大陆的最后解放尽力。战功卓著的他，在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时，即被授予中将军衔。

李作鹏参加过长征，并在抗日期间出任抗日军政大学参训队队长，此时抗大的校长正是林彪。李作鹏很受林彪器重。在林彪此后出任师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李作鹏先后担任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之后军职节节升高。

“他很能干，林彪能用他做作战科长还是很不简单的，说明他有很多点子。但这个人有点‘二杆'，是个酒坛子，走到哪里都离不开喝酒。林彪在历史上对他也不是很好。”一位研究林彪的历史学者向记者举例说，内战期间，林彪最初在东北战场上被国民党追得到处跑，人称“逃跑将军”。当林彪被打退到松花江的时候，李作鹏还在哈尔滨喝酒，林彪看到后，背包一放，把酒桌给推翻，骂了他一顿，然后继续往更北的呼兰方向跑。

但建国后李作鹏担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乃至1962年6月出任海军副司令员，据说是林彪的举荐。在李作鹏“文革”后接受审判的庭审辩论阶段，公诉人张肇圻也着重揭露了“李作鹏同林彪勾结的反革命本质”。据《人民日报》当时报道，“李作鹏长期投靠林彪，林彪对李作鹏十分看重。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李作鹏在海军搞阴谋诡计遭到揭露，快要混不下去，林彪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极力保护李作鹏，用封‘左派'的手段，高度评价李作鹏。林彪还

说过，‘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李作鹏'。李作鹏通过他惯用的阴谋手段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一批军队领导干部横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打倒，为林彪效力。李作鹏在海军还亲自点名诬陷迫害了120名干部，其中3人被迫害致死。”

上述研究林彪的历史学者说：“他在海军和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等三个人连在一起，集中搞肖劲光等人，夺权。”

1971年9月13日，林彪驾机叛逃之时，李作鹏已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与汪东兴研究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宣布隔离审查实施方案与有关具体事宜。24日上午，李作鹏等人按照通知要求来到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室后，周恩来宣布了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

“审判时他没有指责任何人”

对李作鹏的审判是在“文革”之后。在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与老帅叶剑英联手下，粉碎了“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与重建法制就被排上议事日程，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审判，也成顺理成章之举。

除了李作鹏等“四大金刚”外，尚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江腾蛟等共10人，被送到这场“世纪审判”的被告席上。当时，张春桥等人拒绝找辩护律师，而李作鹏等人则提出要找辩护律师。

“李作鹏给我出乎意料的只有一点，就是他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第一他不喊冤，第二他没有指责任何人。他可以讲是执行谁的路线来为自己开脱，但他从来没有说‘我执行林彪的决定'之类的话。”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张思之对记者说。

起诉书针对李作鹏的指控主要有三点：在海军内部迫害干部；密报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在“九一三事件”中处理山海关机场场站问题时，篡改周恩来总理关于林彪专机必须有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的指示。

所谓密报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指的是1971年9月6日李作鹏在得知毛泽东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内容（“要团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的密报后，当天从武汉返回北京，分别告诉黄永胜和邱会作。黄永胜则连夜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叶群。起诉书认为，这导致林彪下决心采取行动谋害毛泽东。

在林彪、叶群等人叛逃前，周恩来总理决定，林彪搭乘的256号专机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起诉书指控李作鹏在给海军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而后在林彪强行起飞之时未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面对请示只回答“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借以拖延时间。在林彪乘机叛逃成功后又涂改电话记录。

“他毕竟是李作鹏，有他自己的革命生涯，有很长一段光荣历史，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很有思考能力。辩护时他讲了自己的观点，但也不好说他不认罪，毕竟‘文革'时上了贼船，不仅存在政治上的错误，同时也确实犯有严重的罪行，这是无可回避的。他尽管对审判有看法，但也讲，只要有证据，该判什么就判什么，他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作为一个军人，他这一点上，态度还是很明朗的。”

张思之记得，李作鹏开庭审理了5次，最后陈述时，审判长伍修权一开始就说李作鹏你身体不好，不要念了，把你写的东西交给我们，我们会参考的。但李作鹏坚持：我要讲，我一定要讲完。这之间他心脏病发作了两三次，每一

次在庭上休息起码20分钟。他的另一个辨护律师苏惠渔在接受采访中也主动提到，李作鹏在吸完氧之后会马上主动回到被告席上这个细节。他认为，李作鹏的这种性格，和他多年的军人生涯有关系。

据《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3日对案件庭审的报道，李作鹏承认：他诬陷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是犯罪”；“文化大革命”中海军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诬陷迫害，他“不但有领导责任，还有直接责任”；他在“九一三事件”中处理山海关机场场站问题（即他篡改周恩来总理关于林彪专机必须有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的指示），过去“只承认有错，不承认有罪，”现在“既承认有错，也承认有罪”。

报道称，李作鹏对起诉书指控他犯罪事实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辩解。关于密报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他说“不是我主动去打听的”，“是刘丰主动同我谈的”。关于诬陷迫害海军干部和群众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能不能都算是我直接诬陷迫害，我请求特别法庭慎重考虑。雷永通等3人被迫害致死，我完全不能承认”。关于篡改周总理对林彪专机起飞的指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有保留地承认这个罪行”。

法院最终认定李作鹏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不讲林彪坏话，想划清界限”

回忆起当年的辩护，苏惠渔说，“应该说当时我们的辩护还是比较正常的，把起诉书指控他犯有向黄永胜密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罪行给免掉了。放飞也是他罪行中很严重的问题，后来还是被法院给认定了。但你如果仔细看看起诉书和判决书，这里面提法上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不过，在庭审后张思之和苏惠渔会见李作鹏的时候，李作鹏一方面称辩护

篇五：林彪的39个经典瞬间

林彪的39个经典瞬间 林彪，湖北黄冈人，出生于1907年12

月5

日。他一生战功赫赫，位列共和国十大元帅第三位。在军事成就之外，林彪在政坛上也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生毁誉参半，成为是毛泽东时代最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之一。

文革中的林彪（左二），身居“副统帅”，位列党章“接班人”，确实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无比。

如果说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更像同事，那么林彪与毛泽东之间更像部属关系：毛一直是上级，林一直是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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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林彪和毛泽东。那个时候两人都是年轻俊秀，

毛还没有发福，林还没有谢顶。

红军时期的林彪，头戴八角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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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时期的林彪，目光坚毅。

林彪（左一）、聂荣臻（右一）等在山西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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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参加干部会议。

八路军时期的林彪

1939年9月，林彪（左一）与堂兄林育英（张浩）、毛泽东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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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林彪

谁说林彪不摸枪？1945年，贺龙（左二）请林彪（持枪者）操作缴获的日军狙击步枪。

自从去了东北，林彪就成林司令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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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