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论读书笔记

篇一：通 论读书笔记汇总

通 论

一、“有效需求”及《通论》概述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将古典经济学就业理论作为论证的起点。凯恩斯首先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基于两个假设。一是工资等于的劳动的边际产品；二是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前者构成了就业的需求曲线，后者构成了就业的供给曲线。针对于此，凯恩斯则通过对于经济现实状况的考察，否定了第二点假设。他认为：“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价格上升而导致的实际工资下降一般不会使在现行工资下的劳动供给量低于价格上升前的实际就业量。如果说会使劳动供给量低于价格上升前的实际就业量的话，那就等于说：现在的失业者虽然愿意在现行的工资下就业，但却会在生活费用稍微上涨时，拒绝为现行工资而工作。”此外，作者也不同意工资协议可以直接决定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这一假设。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将失业严格限制在“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两类。而通过指出“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凯恩斯否定了古典就业理论中“充分就业”的基本前提。不过令人多少感到困惑的是，用显而易见的经济现实证伪充分就业理论，在今天看来并非难事，那么古典经济学家们固守自己的理论到底为何？

随后，凯恩斯将矛头对准了“供给创造需求”的学说，该学说由萨伊、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构建，并一直居于经济学课堂的主流。该学说认为，“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总需求的价格等于总供给的价格。” 这实际上是指出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普遍形成一致。然而，凯恩斯则对此予以否定，整本《通论》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在构建对储蓄、投资各自内生因素及其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论框架。此外，作者对于穆勒及庇古等学者将实物交易与引入货币后的经济体系等同提出了质疑。后来的内容的确证明，货币绝非简单的交易媒介，相反，其引入使经济运行机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凯恩斯试图建立起结合货币理论与价值与分配理论的关于货币经济的统一理论体系，这可以被视作其理论的主要突破之一。

如果将凯恩斯的观点进行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那么何为有效需求？凯恩斯指出“就业量被决定于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点交点”，“而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相交时的D（即企业家雇用N个人时所预期的卖价，或者国民收入）的数值被称为有效需求。”在当下的宏观经济语境中，有效需求可以被理解为总支出，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支出构成。不过，仅仅如此，尚不足以把握其在凯恩斯理论中位置。从更通俗的意义上讲，有效需求由全社会愿意消费的数量和愿意投资的数量两部分构成。之所以说其在凯恩斯理论中居于中心地位，是因为如下事实：有效需求决定了社会就业总量，换句话说，是有效需求在总体供需分析与就业理论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

随之要问，何为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指出，古典理论的“供给创造需求”意味着在任何就业量之下总会存在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值，即有效需求在任何状况下都会恰好等于社会所供给的数量。然而他却认为，只有现期投资恰好补偿社会总收入与现期消费之差时，才存在这一种最优关系。问题则恰恰在于，关于经济的现实运行状况，给我了我们相反的结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在就业量扩大时存在恰到好处的力量确保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和达到与总产出相等的程度。

接下来的问题则是，为何会产生有效需求不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牵涉到凯恩斯用全书

构建起的全新理论体系。上文已经说道，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两部分构成。凯恩斯认为，在一定收入状况下决定某社会消费量的因素被定义为消费倾向。消费倾向这一心理因素使得消费以低于收入（或者产出）增加的幅度变化。而有效需求中的投资部分，则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与“各种期限和风险的贷款利息率结构之间的关系”。资本边际效率可以理解为资本预期收益与投资成本之间的差值。而消费和投资的数量（即有效需求）二者共同决定了均衡就业量，就业量进而决定了实际工资。这与古典就业理论中以实际工资衡量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决定就业量的观点恰恰相反。这便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核心内容。在理解了以上问题后，笔者试图通过一张简单的框图来反映《通论》一书的逻辑体系。图中的部分内容将在下文中逐一进行解读。

二、概念的定义和考察

他对收入、投资及储蓄进行了定义，并对工资衡量单位及预期对基本问题的影响作用予以探讨。

凯恩斯所界定的收入与马歇尔理论中并无差别。这一概念发展至今，与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国民收入账户也具有一致的内涵。只是在收入的考察中，凯恩斯指出：净收入“奠基于模糊的标准之上”，因此，这一概念尚不明确。而对储蓄、消费、投资三个概念而言，需要重视的关键在于在对其定义的过程伴随着如下关系建立：储蓄量与投资量在数额上的相等。至于其中的原因，凯恩斯解释道这源于“交易双方的性质”。简单说来，投资与储蓄都等于总收入超出消费的部分。但是，二者的等量关系只建立于特定的收入、投资定义条件下。在此

之后，关于储蓄与投资是否恒等成为众多学者争议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一论述体现出凯恩斯从个人分析到总量分析，从微观到宏观的转换过程。凯恩斯指出，不能将个体的情况简单累加得到社会总体的结果。个体储蓄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总储蓄的增加，而个体储蓄的减少也并不一定使社会总储蓄减少。

三、消费倾向与乘数原理

如何理解消费倾向？作为“基本心理定律”之一，消费倾向衡量消费随收入的变化状况。凯恩斯指出，平均而言，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倾向于更加消费，但是其消费的增加幅度通常低于消费。用正式的方式表述消费倾向，就是指总收入与消费量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消费倾向是决定函数本身的主要因素。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因此，如果增加的就业量被仅用来满足现期消费量的增加，那么，企业家将蒙受损失。” 将总收入与消费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就业量与消费的函数关系，是此处分析的前提。随即，凯恩斯逐个讨论了影响消费函数的主观及客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1、工资单位之改变；2、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别之改变；3、在计算净所得时并未计及的资本价值之不虞之变；4、时间贴现率－即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交换比例－之改变；5、财政政策之改变；6、个人对其未来所得之多寡，忽改变其预期。而主观因素也包括应对突然需要的准备金、未来开支准备、为获得利息和财产增值、为逐渐能取得日渐增加的生活开支等八个方面。在逐一考察后，作者得出结论：“改变消费倾向的主观和社会动机一般说来行动迟缓，利息率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动的短期影响往往居于次要地位，因此，消费的改变主要取决于收入多寡，而不是消费倾向的改变。”

但作者也重新讨论了利率对于消费的作用。作者发现，利率增大往往并不会增加储蓄，因为，利率的增大同时抑制了投资，储蓄也会随之下降至与投资相同的水平。只有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上升才会增加储蓄，但是事实上这不可能发生。

此外，凯恩斯发现了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关的投资乘数原理，这一原理反映了净投资增量与其所导致的就业量之间的关系。其表述为：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1-1/k，那么“当总投资增加时，收入的增加量会等于k乘以投资增加量”。笔者将其理解为，每增加一部分收入，都要对该收入做出消费和储蓄的分配，消费倾向使得这种分配比例关系恒定。而该部分收入所对应的投资增加量恰恰对应该情境下的总收入，也就是就业量。从这样的说明中就能较为明白地体现出投资与就业之间的乘数关系和消费倾向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和就业乘数就越高，那么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利于增加投资和促进就业。凯恩斯也指出，这里的投资乘数区别于卡恩的就业乘数，即“投资品行业的初期就业量的增量与由此而导致的总就业量的增量之间的比例”。正因为以上分析的原因，使得凯恩斯提倡消费并且减少储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而反对古典学派的储蓄倾向，他认为节俭对个人是美德，但对国家却是灾难。

四、投资边际效率与乘数原理

正如第一部分所总结，凯恩斯理论中，投资是由边际投资效率与利率共同决定。在凯恩斯这里，投资被定义为“对资本品的购买” ，而金融投资并不包括在这一概念之内。投资效率由预期收益与现行的供给价格与成本决定。而边际投资效率被定义为：使一系列预期收益的现值恰好等于资本品供给价格的折现率。正如凯恩斯所说，欧文·费雪在《利息论》中提到的“超过成本以外的收益率”与其边际投资效率的概念内涵相同。费雪认为，任何投资数量

决策实际上是将该收益率与利息率进行比较的结果。此外，区别边际投资效率是“预期”而非“现行”收益也值得特别注意。边际投资效率与投资量的函数关系构成投资需求曲线。凯恩斯还使用了不少篇幅对边际投资效率与利率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

对于利息率的论述则拥有更加复杂的内容。毕竟，利息率始终是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在笔者看来，凯恩斯所构建的利息理论是颠覆性的。凯恩斯之前的利息理论认为，利率源于全社会储蓄总量与投资需求量之间达到均衡的状况。但凯恩斯认为这两个因素不可能得出利息率。他指出，一个人的心里偏向决策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心理上的时间偏好，既消费倾向，第二则是将剩余部分以何种形式保存。凯恩斯提出，后者取决于“流动性偏好”。即一个人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愿意以货币形式保存的资产的价值。而已有的利息理论错误之处在于只是试图从上述偏好的第一方面得出利息率。

马歇尔将利息定义为等待的报酬，而凯恩斯则认为，利息是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放弃流动性的报酬。另一种表述是“能使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和现有现金数量相平衡的?价格?”。在对古典利息理论的纠正过程中，凯恩斯申明一点十分重要的结论，即投资与消费是经济制度的外生因素，而非内生因素，换句话说，他们是“因”，而不是“果”。今天看来，也许足以明白这一论述在经济学理论学说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十五章中，凯恩斯一如往常的对他所创造的“流动性偏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流动性偏好源于三大动机：交易动机、预防性动机、投机性动机。除流动性偏好外，决定利息的另一大因素是货币数量。正如凯恩斯所言，这是首次把货币引入我们的因果环节中。而货币数量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流动性偏好构成一条斜向下的货币需求曲线，而货币数量则画出一条毫无弹性的竖线。二者的交点即均衡的利息率。相比于前人，凯恩斯对理论的重构至少看起来具有似乎更加合理。

讲清了边际投资效率与利率各自的内涵，利率实际上是投资的成本，而边际效率则被看做是收益，因此，“投资将会继续下去，直到投资的边际效率等于利率为止”。由此来看，正如大部分经济决策一样，投资数量的决定，最终也不过是一个进行成本收益衡量的过程。

随后，凯恩斯通过对实物和货币的比较，将货币与利率论进一步深入。此处在笔者看来应该是较为难以理解的内容。不可否认的是，凯恩斯货币论，开始将货币对于经济运行的作用拓展至价值表现和交易媒介之外，这极大地拓展了之后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具有深远的意义。

五、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以及对《通论》的评价

在《通论》中，凯恩斯并没有系统地描绘一幅现实图景，明确地展示对经济体系施加影响的方式及信条。然而这样的思想渗透在他从头至尾的理论论述中。凯恩斯理论围绕有效需求不足展开，最终则指向就业量这一经济指标。因此，简单来讲，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主张便是在回答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提高就业率这一问题。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看重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动作用。而措施则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在经济萧条时，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后者则是指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实现投资的乘数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府干预经济均以增加投资为目标，而对于有效需求的另一组成部分提及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为决定消费的另一因素的收入，其增加则同样有赖于投资的推动。

无论从何角度看，《通论》的出版对于世界产生了深刻的革命性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诞生于近代西方世界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萧条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西方各国正深陷高失业率的危机当中，经济长期停滞。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初期的飞速发展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而各国都在应对危机方面难有作为。与此同时在经济学界，亚当斯密、李嘉图以来的被视为铁律的“看不见的手”仍然占据主流，政府干预经济则缺乏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虽然在《通论》出版之前，就有很多学者开始提倡后来被看作“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部分也被用诸于实践，但是直到凯恩斯《通论》出版，一套全新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被构建起之后，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从某种程度上说，凯恩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度过危机后进行自我反省和修正的核心的思想成果，时至今日，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已经成为超越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共识。此外，凯恩斯开启了宏观经济和总量分析的学术传统，正是以其理论体系为基石，才建立起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理论本身而言，正如第一部分所说，凯恩斯经济学并非之前微观分析的简单加总，而是整合需求、供给、就业及货币的“全盘体系”。另外，“有效需求”理论彻底颠覆了古典主义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主张，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运行内涵的机理。

然而，没有永远正确的理论。当凯恩斯主义在世界盛行将近半世纪之后，美国等经济体迎来“滞胀”的全新问题情境。对此，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们难以给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用今天的眼光审视，会发现其理论较为基础性的问题。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即使见效，又该如何消化在长期埋下的隐患。再比如：在扩大消费成为迫切需要的今天我们发现，并不能从凯恩斯的理论中寻找到有效的答案。另外，笔者认为，客观上，凯恩斯主义所宣称的政府干预也在今天被用作政府过分管制经济、破坏市场机制的理论幌子。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凯恩斯之本意，但却不可避免。

在经济理论的世界中并不存在终结性的完美学说或理论。不同的理论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其针对彼此的互补及修正的意义，远远大于该理论自身所拥有的价值。因为有自由放任的学说，政府干预理论才成为必要。由于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在研究与实践中保持一份谦卑，以开放的心态接纳随时出现的事物。

篇二：《论革命》读书笔记

《论革命》读书报告

王勇平 201011022913

二十世纪可谓是战争与革命交织的长河，而革命似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正如书中所言：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然而，在大西洋的两岸，两场革命以不同的方式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不论是革命以灾难告终还是平稳顺利的进行，要达成革命至善的终极目标追求，革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革命”之革命

以“革命”为题，阿伦特自然就先得对“革命”一词本身作出了一个深刻的解析。阿伦特在书中首先从词源意义上指出：“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因此，我们可以得知革命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其意义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革命”似乎大不相同，反而恰好相反。而“革命”一词是在1660年推翻国会后恢复君主制之际第一次以隐喻之意从天上降落在了地上，却并不是用于一场我们称之为革命的运动。这也足可以证明，“革命”一词的原意就是复辟。用托克维尔的话说：“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

这也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尽管革命以这样的意义出现，却并不是以同样的意义发展。在革命的最初阶段，革命者都将会陷入革命的困惑。革命者需要为革命正名，获得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来源，此时，革命者是迷茫的，对于未来更是空白的，只有在过去中寻找。于是便放眼于历史传统中，以求有历史经验可循，以“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立法者’、‘自然法和自然法的上帝’（民族的‘普遍意志’），但以权威之外的权威来解释其正当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从最初革命的原因来看，革命者们也只是试图以革命的方式重新获得被剥夺的东西，他们甚至坚信自己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破坏和践踏的旧秩序，他们由衷的呼吁重返那种各得其宜、各安其分的旧时代。

但是，“革命者最终大都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革命也将陷入难以逃脱的悖论或是困惑，阿伦特称之为“自由的深渊”。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者们发现复辟是不可能的，或者也只是暂时的成功。他们面对的是新的时代、新的问题，从事的是新的事业。于是，“革命”一词的意义便在革命的过程中得到了进化，获得了新意，不断积淀出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革命一词的意义。

由此可见，“革命”一词的意义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也可谓是“革命”之革命。

二、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与此同时，革命自身也具有逃脱

不掉也回避不了的困惑和悖论，如：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合法性论证？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锁、推翻旧的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革命者如何建构这前所未有的新天地？正因为如此，阿伦特特对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作了详尽的论述和比较，试图在两大革命的比较中找到解决革命困惑的办法，以完成革命未完成的目标。

先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社会问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似乎总是处于社会问题的主导之下，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革命的角色。社会问题，具体而简单的说就是贫困的存在，贫困不只是被剥夺，而且是一种处于持续匮乏和极度苦难中的状态。对于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也曾言：“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正是由于贫困的绝境，才极易唤起人们的同情，继而点燃革命的激情，使广大受苦大众得以乌合。可以说，社会问题的政治化，将社会问题转化成了政治力量。也正是因为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和持续，法国大革命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当罗伯斯庇尔喊道：“共和制？君主制？我只知道解决社会问题”时，这场革命的目标产生偏移，不再是建立“自由宪政”的新秩序，而是变成了一场社会性的悲情控诉。对于民间的同情、对于贫困不幸者的同情成了政治品格；深邃无涯的悲悯转而成为新体制之大仁大德的证明。不再是自由，而是富足，成为了革命的目标。这样，革命解放的是受苦大众，而绝不是人民，更不是未来的公民。阿伦特分析道：同情只是在针对某个人的时候才可能；针对大众则就变成了抽象的、对民族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整个民族的苦难破坏了对于同情的克制能力，由此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来铲除不幸的倾向。这时的悖论在于——有人出于同情和对人类的爱而随时滥杀无辜。

这无疑就会偏向于绝对性和必然性的歧途，其实，“苦难的条件绝对无法产生心灵自由的人民”，当贫困不幸者成为主体，形成公意，成为绝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恐怖便开始了。正是这种必然性，也就是人民的迫切需要释放了恐怖，并将大革命引向了毁灭。最终，法国大革命的命运也只能如罗伯斯庇尔所言：“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

然而，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的过程却完全不同。美国从未为贫困所困，几乎从殖民化之始，这片土地就是“自由的土地，美德的居所，被压迫者的庇护院”。也就是说，美国不存在像法国一样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因为美国物质条件的优裕，才得以免除了由社会贫困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物质匮乏所导致的个人的封闭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不透明性”）、同情不幸者引发的“美德之恐怖”、暴力及军事独裁等等。美国革命是以解放战争为先导的，赋予了人‘人之为人’的权利和自由空间的保证。美国人认为公共自由在于共同分享和参与公共事务，是对共同体的一种责任，甚至牺牲，而自由是幸福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对公共自由的追求同时又包含了对公民自由的追求，从以公共幸福之名分分享公共事务，转向了一种保障，即追求私人幸福将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和促进。

在革命的进程中，人之间不是被同情的激情所乌合，而是通过相互的承诺和共同协商的方式团结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权力的整合，革命因人民的认可而具有制度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而非权力的绝对性和必然性，也不必去寻找一个绝对性的原则作为源泉或合法性论证。同时，革命致力于建立将更多的声音吸纳进来的民主机制，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这就为制宪建构了一个基础和原则。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受人民的认可同样承受着来自“下方”的压力，但却不是从任何主观的心境、意志、品德开始，制宪和创制活动本身就已经承担了宪政构成的权威。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正是“相互信任并信任普通人”的权力，“使美国顺利完成了一场革命”。

简单的说，法国大革命出于社会问题的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只追求人民的富足，只注重公民的权利；而美国革命不同的是，它更注重共同体的利益，一开始便着眼于公共自由的构建，共和的构建。或者可以说是不同的革命目标，最终导致了两场革命的不同的命运。

三、权力的构建——个人德性到城邦之善

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种摧毁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能力，而革命与民主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其实，这才是阿伦特最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最为关键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之后的问题，即推翻旧的体制后权力的建构的大问题，当然也是革命者所面临的新问题，这才是革命之真正目标，真正之革命。

阿伦特认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自由的宪法，是城邦之善。而要达成这个“城邦之善”，就必须处理好公民权利和共同体利益的关系。公民责任是构建共同体利益的最初前提，同时也成为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来源，这个过程就称之为“制宪”。基于对公民德性或是责任的假设，公共权力得以结合和构建起来。事实上，正如美国宪法的真正目标也不是限制权力，而是创造更多的权力，实际上是要成立和正式建构一个全新的权力中心，是在已有的“宪政构成”的社会之上建立一个联合各州的权威的联邦共和制。在这个权力的构架之中，自由与民主成了主体性的原则，也是根本性的目标。最终，权力的构建通过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组织起来，宪法也成为了权力的最权威性代表。

然而，宪法终不过只是一种国家意志的表达，受制于多数意志，就像一栋建筑是建筑师的意志表达，受制于居住者的意志一样。所以，在美国，“无论如何，宪法之拟定，乃是蓄谋已久、别具深意的，那就是竭尽人之所能，防止多数决策程序演变为多数统治的‘选举专制’。”但民主制绝不是仅仅用多数统治取代一人统治的一种技术装置，民主是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于基层人民，而“法律源泉是在上的，在某个更高的和超验的地方”。这样，权力为法律提供了权威性支撑，反之，法律也为权力提供了合法性解释和来源，二者在民主与自由的空间里完成了结合，并走向共和。

在这里，宪法的制定还不是革命的终结，革命的终结应该是在宪法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保障之下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的完成。这也说明

了不是在建立起政府的基础之上来制定宪法的，反而是在宪法的框架下组建政府。她认为，政府应被视为促进社会幸福的手段，保护自由得以呈现的空间，而这也是“好政府唯一的正当目标”。所谓“有限政府”，也即就是人们应该授予政府一部宪法而绝不是相反。真正实现政府作为人民的仆人而不是主人，这正是政府的真正职能之所在。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自由宪政和共和主义”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即就是“个人德性到城邦之善”的达成。这也是革命终极之目标，也是《论革命》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四、疑问与思考

尽管如此，人们对“个人德性”的争论似乎还存在太多的偏见，或许“个人德性”在先天上就有缺失。绝对的个人德性是不存在的，所以难免会有分歧、意见的存在和产生，我想正因为如此，民主才作为一种“技术装置”发生了效用。然而民主并非如人们所愿的那样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有时它也会形成民主的恐怖与暴力，而且来势更加猛烈，更加堂而皇之。一旦如此，对于一切冲突中失败的少数来说那将是噩梦的开始，紧接着便是在政治上并且在极端境况下在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清洗，这些都是见惯不怪的做法，多数决策的技术装置沦为了多数统治，或者是多数暴力。更可怕的，是依靠多数统治的一党统治观念----通过一个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能够达到绝对大多数的党来夺取权力。事实上，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革命制造了社会的剧烈继替，同时又总是处在这个漫长的社会继替的过程之中，用范·吉纳普的话说，他们处在了一个中间阶段上，即处在打破旧秩序又没有建立起新秩序之间的一种游离的状态。事实证明，这种状态是没有稳定性的，是有激情而不太有理性的。这种环境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或是割裂了“个人德性”的达成。这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也有体现，把个人德性视为民主的前提，认为民主政体支撑于“品德”原则之上，这种品德是“是对法律的爱”，而这种爱即要求“一直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纵然阿伦特和孟德斯鸠一样，具有强烈的精神品格，但是在现实面前，这只能是柏拉图似的构想。因此，要达成“城邦之善”，对公民自身有较高的要求和标准，当然也是努力的方向。

我们看到，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反复对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进行了比较。不管是从现象还是从结果来看，法国革命都是以灾难而告终，而美国革命却自始自终平稳顺利的进行，无疑，美国革命要远优于法国大革命。然而，汉娜·阿伦特的结论却认为，法国革命影响了世界，美国革命虽然成功，但却只是一个区域性的事件。

这里不得不引人注意，一场灾难性的革命何以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一场成功的革命却成了一个地方性、区域性的事件？历史史实似乎说明了这一点，之后的全世界范围之内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确有太多的惊人的相似之处。法国自大革命开始两百多年里，历经了拿破仑登基及波旁说王朝多次复辟再到共和的几次反复；苏俄的十月革命到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德意志法西斯帝国的建立和灭亡；中国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的成立，甚至

到建国后的最初动荡的几十年??这种种革命的艰难历程之中，无不充斥着或充斥过黑暗和暴力的恐怖洗劫与灾难。事实证明，这样的年代是不幸了，这样的代价是可怕的。然而，在我心里还遗留着那个“为什么？”或许在有的时候，革命本身就已经走向了歧途。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革命，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同属于西方革命，然而，西方和东方可以说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宗教，宗教在西方世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论革命》中，关于革命的宗教因素却少有提及。我们从以往的历史可以肯定，在西方社会，宗教是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精神、价值体系的建立者和维持者，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几乎所有制度的基础。而在《文明的选择》中提到，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的宗教曾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混乱，这给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革命之时人们的精神领袖早已经丧失了，其结果只能是“当革命否定了一切，并割裂了与宗教联系之时，人们只能回到野蛮。”然而美国却没有遭遇这一“精神的灾难”。我认为在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国家，在一个人民享受着宗教福祉的国度，宗教的因素绝对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有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论革命》面前，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我们都应当回到自身当中来，这也是《论革命》的现实意义吧。在这里，首先我们得考虑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与西方有着很大程度上的区别。当然我们的革命和西方相比也大不相同，甚至可能是天壤之别。从小就被灌输，我们国家是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国家。或许我们与鲁迅笔下的阿Q无异，并不懂得革命的确切含义。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宗的理论教导下，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无非就是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在农民意识里，革命就是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在资产阶级意识里，革命就是要扫除封建残余；在无产阶级眼中，革命成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要清除掉自己身上的一切压迫，人们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获得解放，就可以获得自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这就是革命吗？如果是，革命与其说是阶级斗争，还不如说是革统治阶级的命更为实际。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我们与西方对革命意义的不同理解，实际上也包含了革命的不同目标追求。不得不承认，我们离革命的终极目标相去甚远，甚至有可能是误入歧途了。更可悲的是没有勇气力挽狂澜反而自欺欺人，在通往民主与自由的殊途中，我们再一次掉入了万丈深渊。

革命的时代已渐渐离我们远去，“当革命的精神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时，这一切都失落殆尽了。”索福克勒斯曾写下流芳千古、惊世骇俗的诗行：“切勿生而无法言表，生命中次好的东西，其来也急，其逝也疾。”用阿伦特的话说：使人承受生命之重负的是城邦，是人们无拘无束的自由行为和活生生的语言的空间，它使生命充满华彩。

篇三：法国国是纲要读书笔记

法国国是纲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耶夫向法国政府提交了这份“法国国是纲要”，也是表达了其对法国未来道路的一种思考。

文章开头，作者科耶夫指出了战后的法国的两大危险：一个是来自德国复苏的危险，这主要在于其经济乃至政治方面，而这一危险多少有些迫在眉睫。另一个是来自美英与苏联之间可能的交战的危险，而这个危险虽然还为时尚早，还不是非常明确，但却是真正的致命性的危险，它使得法国将要承受的创伤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涉及其文明本身。因此，接下来，科耶夫便就“在苏联人与英美人之间尽最大努力确保中立”和“保证法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领先德国”这两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作出了自己的讨论。

一、历史境况：

在这部分中，科耶夫的考虑的确具有战略意识和眼光，他思考的并非是现代性的既成形态——民族国家形态，而是新的“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帝国性”联盟。科耶夫强调现代国家的基础必须是一种“广阔的、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帝国性的’联盟”。而这样的从前用民族国家取代封建性实体、目前又将民族国家分化为帝国的历史进程，则可以而且必须要借助经济方面的动因加以解释，而经济方面的动因又要由军事技术方面的要求在政治上将自己展示出来。

正是因为封建性政治结构的经济和人口基础无法维系着足以自我保护的武装力量，而使得其被民族国家所吞并。也是这样，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性的经济和人口无法将现代化的军队统合在一起，因此，可以将其统合在一起的帝国迟早要将民族国家吞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特定和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正是因其过于执着的民族性格，想要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赢得战争而输掉了。因此，一个民族，无论是哪个民族，只要它在政治上顽固地坚持民族意义上的排他性，它迟早都要结束其政治上的存在。

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具有不现实性。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经公开宣布了国家本身的终结，“国家主义的”自由管理从本质上来说只能是和平的和消极的，失去了“权力意志”。另一方面，“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在将政治实体从民族国家移向人性本身。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自由主义没有在民族性的实体之外看到任何政治性的实体，而国际主义离开人性，无法看到任何在政治上能够存在的东西，人性只是抽象，所以国际主义还是一个“乌托邦”。斯大林的斯拉夫—苏维埃帝国和丘吉尔的英国都是成功转型为帝国的例子。 接下来，科耶夫又讨论了德国和法国的政治命运。因为无法维系民族性的实体，日后德国在政治上一定会依附于两个帝国当中的一个。而从仇恨、民族亲近感、德国的新教启示以及英美人对战俘的待遇等等方面来看，德国将来一定会倾向于英美帝国。而不论德国做出哪个选择，甚至德国一蹶不振，法国的地位从政治上讲都是无法维系的。因此，一个孤立的法国的未来都会是一种经过伪装的“主权状态”。于是，为了保护拉丁价值和天主教价值，科耶夫提出了创建出一种新的力量，来起到缓和作用。这种力量就是“拉丁帝国”，而且法国要将自己置于帝国领导者的位置以保持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特殊性。同时，这也可以确保欧洲的和平。

二、法国的境况

在这部分中，科耶夫说明了法国当前的境况。如果法国继续在政治上保持孤立，仍然坚持作为一个排他性的民族国家而生活的话，她一定会在政治上呗英美帝国所吞并。而在这个帝国中，法国将会扮演一个二流水平的角色。最后，法国的文明本身会变得无足轻重。这不仅丢尽了拉丁—天主教文明的“脸面”，也丢尽了自己的脸面。法国的非政治化已经从内外政治的衰落以及经济、社会、文化、道德方面的萎缩中表现出来。当今的法国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被政治意志所鼓舞的强大国家的存在，从而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在倒退。

法国的国力衰退，一方面表现在这个国家仍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着民族国家的理想，另一方面表现在让法国这个过去在民族性时代享有无可匹敌的共荣的国家，承认并接受“民族”时代的终结是非常困难的。而帝国性的意识形态的现实在法国人眼里是比较消极的。法国人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民族意义上的“法国”和传统的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法国”只是一个理想，已经无法存在下去。这只是一个怀旧的幻梦，一个不可靠的冒险。

和德国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浪漫的国家不同，法国的政治意识里包含着一种敏锐的现实感，一般都要以某种确定的共识为基础。法国要明白而彻底地宣布“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终结，而这种死亡也是一种重生。民族国家能够而且也必须要经由一个由加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性联盟来超越自己。对于法国，只有一种真正可行的政治理念。这就是拉丁帝国的理念。

三、拉丁帝国的理念

在这部分中，科耶夫详细的描述了拉丁帝国。民族性政治实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一个跨国性政治统一体的时代。目前正变成一种重要政治因素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亲缘关系”。而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之间就存在着这种亲缘关系。他们在宗教、语言、文化方面都可以达到完美的协调。而且他们拥有拉丁民族共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确保拉丁民族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还可以证明他的合法性。而以这些实质内容和历史渊源的统一为基础的拉丁国家之间的亲缘关系，已经是一个潜在的帝国，并且由天主教会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被实在化了。天主教会的存在也是在号召人们建立一个天主教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只能是拉丁意义上的。将拉丁诸民族统一起来的这样一种灵魂和精神方面的亲缘关系，应该可以在拉丁帝国内部诸民族的相互联系上，确保一种自由、平等、和友好的性格，从而帮助实现真正的民主。在统一起来的诸民族之间，必然会有一个居于首位，对于即将存在的拉丁帝国，法国将会占据首要位置。

仅仅靠拉丁民族在精神方面的亲缘关系是不足以保证帝国能够成为一种现实的，拉丁民族必须要找到一种前无古人的帝国概念。只有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将他们殖民领地的资源聚集在一起而开始有所行动的条件下，拉丁民族才能产生出一个经济统一体。甚至在达成这种以非洲领地为基础的统一体之后，穆斯林问题也能得到解决。这个拉丁帝国在经济方面至少可以与另外两个帝国相抗衡，而法国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可以从她的“牺牲”当中获益。

拉丁世界联合最终的也是真正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性的，因此，产生并且鼓舞这个帝国的乃是一种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意识形态。最根本的政治范畴是独立或者自主。产生一个能够作为政治性实体而存在的拉丁帝国，也就是要产生并且维持一种拉丁式的“共同意志”。因此，拉丁帝国只有在建立了一种单一的、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的条件下才能存在。由于将来的世界还存在多个帝国，拉丁帝国也需要一支军队，并且法国需要扮演军事力量方面的首要角色。而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在内部和外部确保拉丁帝国的现实统一，从而使得对于拉丁世界自主性的“普遍意志”成为一种实在的东西。另一方面，拉丁帝国在将大洋让给另外两个帝国来争夺的同时，保持自己在地中海的排他性地位。拉丁帝国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欧洲西部的和平。不管拉丁帝国政治上达到怎样的地步，法国仍然可以从拉丁帝国的产生当中获益。只有拉丁帝国才可以随时抵抗那种德国式的、不会受到任何来自英美帝国之约束的欧陆霸权。

四、实现的方式

在这部分中，科耶夫分析了拉丁帝国的实现障碍以及途径。拉丁帝国如果要确立自身的地位，必须一方面克服外在的障碍，另一方面寻求支持。英国方面会存在蓄谋已久的阻碍，因为在英国人看来，拉丁帝国带来的不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将德国的政治和军事竞争力彻底消灭所带来的好处。但是，英国的干预很难被正当化。而在“拉丁问题”上，美国人的看法可能与英国人不同，拉丁帝国不会对她构成任何的威胁，甚至会在经济上有一定益处。

苏联方面，拉丁帝国的形成不会使苏联有任何方面的损失，还可能使它有所得。比如，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的西线。因此，除了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关系问题外，人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关于西班牙，只有推翻领袖和他的政府，才有可能建立拉丁帝国，而且必须是亲法的政权来取代。而要推翻弗朗哥政府，就有必要在西班牙内部及其海外移民里寻找一种更具自制力和更少“革命性”的基础，前提是事先与西班牙教会和梵蒂冈达成一致。意大利方面，对于拉丁帝国有利的情形已经过去了，意大利对英国的态度摇摆不定，不过她一直都在等待来自法国方面的提议。葡萄牙也是考虑范围之内的，但是她受英国影响太过久远，很难在帝国成立之初就把她包括进来。最后就是拉丁美洲，拉丁帝国对他们的吸引力要远大于单一的国家。

然而对拉丁帝国而言，关键的问题在法国内部，而非外部。将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规划”，并使之成为法国“现实主义”政策的目标和发动机，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首先是一种经过伪装的“自卑情结”，其次是法国政治、经济上常年的“无为主义”麻痹了行动欲望，最后是“左派”和“右派”的对立使国家一分为二以及抵抗运动和天主教这样的准政治性集团。最重要的有利因素是戴高乐将军的存在，他的讲演和行动中都体现出了法国在政治上实现自主和“伟大”意志的期望。但这种高度政治化意志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乌托邦，而让戴高乐“幡然醒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法国，包含着许多历史久远的、有组织的政党，共产党对于拉丁帝国的形成非常的重要，激进社会主义党可能会是一种阻力，他们更倾向靠拢英美帝国。要把一类精英重新统一起来，产生特定的政治精英集团，使他们超脱于左派和右派的冲突之上。

没有一个充分的经济基础，努力还是没法成功。拉丁帝国无疑存在这样的基础，这三个拉丁宗主国及其殖民地所蕴藏着的丰富的资源，通过合理开发可以使拉丁世界的市场与另外两个帝国相抗衡。煤炭问题十分棘手，但三个拉丁国家的购买集团将会在这个领域享有垄断权，而且利用德国，则可以使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但在法国，经济意志的匮乏需要帝国进行干预，激发国家活跃的精英分子的意志。毋庸置疑，帝国的政治活动必须由一个拉丁式的“法郎集团”来支持，并以此抗衡美元、英镑、卢布集团。

造就拉丁帝国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投入，必须有天主教会的支持。但要想成功开创一个帝国，则必须对拉丁世界的政府进行激进的改革，对天主教会进行深刻的改造。正是拉丁理念意义上的天主教，才能够使拉丁帝国可以在不必变成“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维持一种帝国局面。而拉丁帝国则会对将教会改造成一个普世的、单一的教会，有所助益。有一点毋庸置疑，教会的同意要以人类统一为前提，因此，一定要经历帝国型时期这一阶段。而这种造就了拉丁世界的天主教最后的结局就是天主教意义上的基督教的唯一存在理由。

篇四：《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思考与感悟

学期伊始，我选修的《法国文明史》周老师热力推介我们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由于图书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全都被借出了，只找到了相关的一本《现在为什麽要读〈旧制度与大革民〉》的书籍，便先借来翻阅，方得知此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还有老师的推介之由。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中国很多进步开明人士很早就注意到并研究与讨论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特别是有了中译本之后，它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关注对象，并被列为政治学的必读书目。随后我便带着急切阅读此书的欲望从网上下载了电子书版的《旧制度与大革民》，利用两周的空余时间将之通读，的确感悟颇深，受益匪浅。这本书思想触发点有很多，全书似在解疑，通读之，则引更多疑问与思考，带着很多疑问我查阅了一些学者书评，便在之后又通读了第二遍。 接下来，我将在我的读书笔记基础上浅谈一些思考与感悟。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概述与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本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

(转 载 于: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法国革命论读书笔记)

第一章托翁基于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疑惑，认为所谓的大革命的新鲜成果其实都是旧制度在新环境下的重新表现和完善，提出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探索时不我待。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了宗教对大革命发生的障碍性作用，从而导致大革命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原因：一是宗教信仰与平等、自由、民主的18世纪哲学思想相悖，二是宗教对世俗的实际控制及其教会成员所享有的特权和优势地位所代表的等级制度与革命者对于平等的追求相冲突。同时分析说明了政治权力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的无限集中趋势以及对特权的纵容，从而导致革命者为实现平等而欲完全摧毁的愿望，从而导致法国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但大革命后基督教会和集权制的政府无一不重新振兴，由此证明摧毁宗教力量与削弱政治权力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本和最终目的。大革命真正的敌人，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欧洲普遍建立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大革命只是借用反宗教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形式作为实现革命的手段。第四章、

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

第一章指出了法国农民在自由权利方面的进步性，进而再次提出革命爆发于桎梏最轻的地方的问题。与之相对应，贵族权力也已在革命前大大衰落：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不得不放弃了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但誓死保住了经济上的特权，并使之不断扩大。第二章描绘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真实权力结构——由国王亲自设立以加强集权为目的的新行政体系：由御前会议、总监、各省的总督、各县的总督助理组成。税收、征兵、筑路、救济以及部分立法和司法等，都由这一行政系统所控制。从而证明，中央集权乃是存在于大革命爆发前的旧体制，大革命只是对其的沿袭。第三章描写集权政府为财政卖官鬻爵的行为使得城市政府混乱不堪，地方自治权丧失，城市全民大会不再具有全民代表性，农村领主也不再进行治理。人民几乎完全退出了公共活动，人民所剩的，只有空洞的教区自由。第四章叙述集权政府对司法权的剥夺：中央政府通过特别法庭、调案等手段实际控制法庭的司法权，通过官员保证制庇护着自己的官员，使法律总是为政府所用。第五章讲述了中央集权在旧制度中的生命力何在：中央政府的这个夺权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是出于政府独揽大权的本能，也出于人民的某种自然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大革命后君主制度的重新恢复。总之，作者通过对旧制度下行政、司法等机制的描述得出，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而是在旧制度中早已有之且已占据统治主体地位，大革命只是重新使之完善来适应新的时代。

接下来，托翁描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下对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影响。第六章形象的描绘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如何重塑了社会风尚：政府方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权力交叉严重，轻视和随意更改法律；人民方面，养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习惯，也不知何法可依，同时寄托所有希望于政府，认为一切成功的实现皆依靠政府的英明决策。第七章论述了由于中央集权制，首都巴黎成为全国的绝对主任，外省成为巴黎附庸，其行动皆以巴黎为指向标。从而导致日后革命自巴黎爆发后各省的蜂拥而至。第八、九章具体描绘了中央集权制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不断分离和更加冷漠。贵族虽然日益贫困，与日益富有的资产者在财富、知识、思想、习惯方面差异越来越小，然而由于权力的差异，尤其是免税特权的差异，使得贵族对资产者始终蔑视，他们之间的界限始终分明。而且他们日益成为敌人。此外，资产者几乎全部住在城市，他们酷爱官职，这些官职也给他们带来某些特权，从而把他们与城市平民、农民也分隔开来。城市资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为无数小团体，且越分越小，只图私利，毫无公共精神。最悲惨的是农民，他们被贵族和资产阶级抛弃，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兵役、劳役，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总之，社会各阶级的相互隔绝，处于稍有触动就会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第十章对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这种种弊病给出来源上的解释。历代国王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些贪欲，顺利筹集供自己挥霍的钱财，施行更多不平等的措施。这些不平等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分离。随着这种趋势不断发展，国王为顺利实现集权、集财，进一步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限制三级会议，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各阶级之间的分离和不团结。当各阶级之间陷入不团结的争吵时，地方自治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中央集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总之，这是一个循环作用过程。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作者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一章里，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持有政治理想却对政治现实一无所知的文人掌握了法国的社会舆论。而由于被分离开和被抛弃太久，人民早已与公共政治生活脱节，

于是盲目地追随由无政治经验的文人提出的大胆的“推倒重来”的政治理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毫无预见。其结果是，文人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快速渗透了全民族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后来大革命因为理想的冲动而革命，产生的却是回归专制的畸形成果。第二章解释为什么反宗教成为普遍的情绪。由于文人在舆论中占有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理想主义政治原则和教会的宗教原则正好是相悖的，因此为了避免被孤立，无论是否与群众思想一致，均追随之乔装为反宗教的阶级。第三章论述了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法国的经济学派传统上就强调平等，并不崇尚自由。而人民处于对等级制度的憎恨，也只是将平等作为第一需要。同时，作者认为人民对自由的热情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也直言：“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第四至七章描述了四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刺激：一是路易十六政府着力于削减农民的不平等，在税收等各方面弥合差距，并开展公益事业进行救助等。这些措施在促进了公共繁荣的同时，激发了人们发财的欲望，但政府财政等方面和本身的局限性又妨碍了人们致富的步伐，这使得人们对政府更加仇恨；二是18世纪的一些显贵们同情农民，为农民大声呼号，但本质上对农民始终蔑视。他们言论没有使农民实际福利，只是刺激农民对自身处境的认知，点燃了农民心中的怒火；三是在大革命过程中，人民推翻旧制度时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恰恰是旧政府自己教给他们的，这些手段包括对制度、传统、产权和个人意愿的不尊重、草率不公的刑事诉讼等；四是路易十六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其初衷是顺应民意要求，改善社会状况，但相应的却破坏了制度和传统习俗，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最细节的平衡被扰乱，结果导致更大动荡的出现。同时，因为草率和鲁莽，许多制度在改革后很快重新恢复，这更加嫉妒了人民。第八章，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二、思考与感悟

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那么，是什么撬动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 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具体来看，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并因此保留有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自由的性格。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可以说是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幸福指数最高的阶级。对于农民而言，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他们甚至没有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对自己的境况困住，又对它一无所知。他们的学识、认知都不足以使他们产生革命的念头。不可忽略的是，各阶级相互分离的趋势，使得他们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抑制革命发生的作用。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

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且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然而，若究其突发性所依赖的必然性基础，这些基础或许恰恰是阻碍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旧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形态。这些，造就了稳定又不无生命力的阶级。

革命之所以反复，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国人民选择了平等，而放弃了自由。正如托克维

尔认为，只有自由的制度才能杜绝专制集权统治。法国人民由着对平等的执着发起的革命最终结果却再次回到旧制度的框架和束缚中，所实现的平等不过是平等的被领导甚至奴役，因此这必定不会成为革命的结束。同时，人民也绝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平等。托克维尔这样有些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

革命之所以矛盾甚至对立，首先体现在旧制度的摧毁和重建。无论是宗教还是旧的政治体系、行政体系，虽然在彻底革命的要求下被暂时摧毁和抵制，但在革命后重新不可避免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继续领导、管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中。而产生这一结果，一方面在于革命抱负的理想化，而没有具体的实践指南；另一方面便在于旧制度的许多不是非摧毁不可，人民甚至对于其中诸多的暂时消失而抱憾。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与其对革命的催化作用也是矛盾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政治更加开明，压迫和特权不再死死压制人们，人民逐渐产生了对自身境况的认知和不公感，加之国王、贵族和善良的资产阶级的鼓舞，正是他们给了农民产生相对剥夺感的资格，从而激怒了他们进行对他们的反抗。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在历史与体制上法国与中国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翁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翁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翁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托翁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翁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翁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

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此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发有那些呢？

托翁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我们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甚至有的因为矛盾较为尖锐导致流产，或者就是所说的暂停执行等等，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敏感，引起我们的思考。因此，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同时，更应该坚持的是，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改革不能停止，改革应该坚定不移，不畏艰难。

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切“民主公开”。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诸如富土康的员工跳楼、官二代和富二代撞人、救母卖肾的事件不断发生，房价，油价，物价持续上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换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实现稳定转型，更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改革，破解难题。

经济繁荣也会加速革命的到来。托翁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

所以，托翁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