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办报思想

篇一：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

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

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正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 （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海外流亡时期：《清议报》: 1898年10月16日梁启超抵达日本东京。12月23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出版；该年冬，梁启超撰写《戊戌政变记》，陆续刊登在《清议报》上. 《清议报》于1898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刊，梁启超、麦孟华为主编，梁启超为第一撰稿人.每期30多页，约3万余字，发行40000份左右.梁启超在完成报刊主编工作之余，还先后在它上面发表了3013多篇政论文，数部专著，一些专栏作品和不少诗文,进行变法改革和宪政思想.

《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该报创刊初期，几乎所有的论文都出自于梁启超之手，其中《新民论》是最为有影响力的一篇.梁启超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该文章也成为《新民丛报》板报的指导思想.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

《时报》(1904.6.12,上海)是戊戌政变后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在国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梁启超在该报酝酿期间,曾一度从海外秘密返沪,参与该报的筹备工作并明确宣布: “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发刊词和体例也都出于梁氏之手.初办时报刊的论说,大都由梁从日本横滨寄来.

《政论》(1907年10月,月刊)梁启超创刊于日本东京的政闻社的机关报.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2月，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半数以上的稿件出自梁启超之手,每期稿件均有他在日本编订后寄往上海印刷发行,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由梁启超密友徐佛苏于1910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国民公报》主要撰稿人仍为梁启超, “倡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

辛亥革命回国期间：《大中华》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

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五四时期：《晨报》: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梁启超的“新民文体”(梁启超早期独自办报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 梁启超认为，要维新政治，扶持国体，首先就得创办报“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为达到这种要求，梁启超要求其创办和主持的报纸做到:其一，“广译五洲近事”，使读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着井以议天地矣”;其二，“详录各省新政”，使读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其三，“博收交涉要案”，使读者“知国体不立，受人馒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其四，“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知一切实学源流径门，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褥然而自大矣”.这便是梁启超早期的“耳目喉舌”论，它以“去塞求通”为内涵，既强调闻的作用也强调言的作用，既强调上情下达也强调下情上达，还强调内外之间的沟通了解.其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新闻，传播的目的在于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进行思想启蒙，宣传维新变法，使中国自强于世界.

（2）第四种族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

来监督政府.

（3）报纸的功能

1902年10月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梁启超称道: “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梁启超赋予了“耳目喉舌”论以新的内涵: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并提出为何,如何,由谁来监督和向导问题.

（4）办好报纸的四项原则

一.宗旨定而高.“为报馆者，不可不以热情慧眼，注定一最高宗旨而守之”，他认为报纸的最高宗旨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思想新而正.梁启超认为，报纸贵在.. “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要能传播新知，开人眼界，.. “故思想不可以不新”; 三.材料富而当.梁启超认为报纸应该是"全世界之知识，无一不具备"，但必须严格选报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四.报事确而速.他认为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及时，应该不惜"费重资以求一新事.

（5）健全舆论主张

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系统的阐述了什么是舆论,舆论的形成﹑力量﹑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问题..认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 “一曰常识”，应当具备丰富的知识；“二曰真诚”，要以真诚的态度发表意见；“三曰直道”，必须不畏强权；“四曰公心”，不能怀有党派偏见；“五曰节制”，不要狂热炒作.

（6）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浸润和煽动.

（7）在新闻文体和编辑方式上的贡献:时务文体和新民文体. 新民丛报时期的编辑创新.

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1. 创造报刊新文体,推动政论写作的发展.

2. 写出了一批堪称中国史上重要文献的文章,形成自己的报刊思想.

3. 开政治家办报先河,提高报人的社会地位,是将中国近代政治报纸发展到顶峰的人物.

篇二：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宗旨是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在《本馆一百册祝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提出了办报4方针：一是“宗旨高而定”、二是“思想新而正”、三是“材料富而当”、四是“报事确而速”。还提出报刊要健全舆论的基本要求（“五本”）：1. 常识，持论者要有广博的知识；2. 真诚，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3. 直到，要有不畏强暴的精神；4. 公心，要出自公心，不能怀挟学派思想，以个人好恶判断是非；5. 节制，要导之以真理不能因感情而故作有偏向之论，使之成为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一篇重要文献。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

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横滨办起了另一份保皇党刊物《新民从报》，半月刊，样式仿照外国的大型综合性报刊。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1904年6月12日，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是改良派在政变后的首份报纸。《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它对近代报纸编辑业务的改革作出巨大贡献：创造了“时评”文体，短小精悍，切中时弊，深受欢迎；版面编排上务求醒目，

采用1-6号铅字排版，按新闻的重要性分排；首创报纸周刊，从周一到周五设不同专版，涵盖了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7个专版；最先将报纸分为四个版面，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式痕迹，使之能与老报《申报》、《新闻报》竞争。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1912年，在天津创办《庸言》，拥护袁世凯。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

篇三：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摘 要〕梁启超作为近代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其名声和功绩为后人所熟知。但他作为近代报业的先驱者的重要身份，却常被人们所忽略。

对于梁启超，我了解他更多的是通过历史书上的戊戌变法。在当时国家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勇于做那个为救国家于危难，不顾自身安危而向皇帝提出变法的仕人。他的所作所为，我无疑是钦佩的。在这次的研究中，我不仅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勇于创新，也看到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而奋斗终身的锲而不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个绕不过去的人。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他的言论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包括陈独秀、胡适这些五四的巨人在内的民族精英又有谁没有受过梁启超思想的滋润。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联系,其变化也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

梁启超作为100年前的改良派的主将，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但在中国新闻史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促进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他独具魅力的报刊文字令人倾倒，他新颖而深刻的新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新闻人，他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之祖”。 当然，把梁启超看作“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祖”，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报业发生过实际上的重要影响，而且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报刊的功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这在整个新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

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就曾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和意义。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 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

他先为《时务报》撰述，继而办《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以及《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等。若论其“量”：“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张其昀《梁任公别录》）论其“质”：“则以《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

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语）所谓“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所以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理论集大成者，他从事报业的时间之长，所写政论、事评影响之大，探讨新闻理论的著作之多，是空前的；而他的新闻思想就体现在他的这些文字中。我认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主要体现在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认为新闻主要是为了“去塞求通”，即将国事与皇上沟通，这就是他后来说的“一人之报”；而1899年戊戌变法以后，他的新闻思想因政治上的失败和自己经历的改变而改变，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之中，认为报纸应是国家强大的武器之一，“《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主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惟其然也。”这时他认为自己的《清议报》是在党报与国报之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前后期的新闻思想是变化了的，是进步了、提高了、升华了的。

从报馆有益于国事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阶段再到后来提出的立论无主旨、举足不能无方向，无不将梁启超的思想彰显得淋漓尽致。

① 报馆有益于国事

戊戌变法时期,他的新闻思想成为当时的主流新闻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的办报经验,结合自己的办报实践,提出了一套办报主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新闻思想。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新闻观点对当时的报界也是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的。不如，1896年，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新闻学专业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报纸的功能和作用。“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理论的提出也是当时维新派人士的共识,也正是这种对于办报的认识,使得梁启超和所有的维新派人士一样,把创办报刊作为推动变法的基本活动方式之一。对于报纸功能方面的认识,梁启超形象地提出了“耳目喉舌”这一说法,形象地表述了报刊的功能也就是“去塞求通”:“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而且他还提出了报刊如何才能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报刊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热情,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急于冲破封建束缚,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戊戌变法最终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在顽固派的残酷剿杀之下夭亡了,作为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被迫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可贵的是,梁启超并没有和有些维新派人士一样,停下了追求真理的脚步,而是仍然利用报刊试图救国。从而开始了他的报刊的第二个阶段。

②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重在启民智、振民气，在于“去塞求通”而“有益于国事”的话，那么，戊戌变法之后，他的新闻思想则有了一个提高与升华。这时的梁启超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报刊，不应只是一人之报，而应是一党之报，一国之报，甚而至于是世界之报。他曾说：“《清议报》之在中国，其沧海之一栗乎！《清议报》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尘乎！虽然，其寿命固已亘于新旧两世纪，无舌而呜；其踪迹固已遍于纵横五大洲，不胚而走。今请与阅报诸君一为戏言，斯亦可谓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论。要之，《清议报》时代，实为中国与世界最有关系之时代，读者若能研究此时代之历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奋，则其于天下事，思过半矣。” 他从西方的“新学新业”看到西方发展的动力：“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为一切文明之母。”因此他更加重视报馆的作用了，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他说：“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主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观

之责任。”这些是他1899年以后新闻思想的核心。

当然，这一变化是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不得不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广泛接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其新闻思想也就发生了变化。他自己说，到了日本以后，通过大量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文而读之，若行芟夷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变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随着政治思想的进步，他的新闻思想也就更为深刻、更为完整了。他看到了中国封建专制型文化的最大特征是封存性、保守性和超稳定性。而封闭、保守和稳定就必然导致僵化落后，以致国民的愚昧。所以中国古代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清代的文字狱不仅是对文化的极端摧残，也是最典型的对思想的压制与愚民政策。封建统治者需要的不是“民智”，而是老老实实地充当奴才的“愚民”、“顺民”。而对“民智”的最有力的限制当然是对思想言论的限制，造成上下不通，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妄想着千秋万代，殊不知，就是这种愚不可及的想法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而也就最终导致了“塞故弱”，导致了“落后”并“挨打”。世界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发展中探索着生存之道“西人以好事而强，中国以无动而弱。”因此戊戌变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通”，因而我们应以报馆“记以往，振现在，厉将来”。使报馆成为“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国民奉其议以为精神”，成为“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

因此，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的思想，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并有着独立价值与特色。当然，梁启超思想最核心的东西便是“新民”，这是他一切思想主张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的新闻思想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点。“新”字体现了他的一种最现代的意识和观念，一种最高的社会与文化的思想。他在《清议报》中这样表述他的政治见解：“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这些都决定了他的新闻自由观：言论新，思想新，也就使他更加重视报刊的功能：教愚民，振民气，强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梁启超被称为“言论界之骄子”，中国舆论界“执牛耳者”。他那新颖的理论，扣人心弦的议论，富有情感的文字，流利畅达，雅俗共赏。所谓“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严复则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颇多，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那么，作为报人，梁启超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神力呢？首先就是他的思想观念能充当时代的先导。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和社会大转型时期，传统价值标准和人生范式的毁坏会造成整个社会对于人生理想与信仰的失落，处于理性的困惑与迷惘之中，因此，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不断地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梁启超把他的办报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办报“四原则”，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提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这“四原则”在他后来《〈时报〉发刊例》（1904年，6月12日《时报》创刊号）中进行了具体化，为《时报》制定了言论上的四字方针即“公”、“要”、“周”、“通”和新闻事业的五字方针即“博”、“速”、“确”、“直”、“述”。这些思想和他在1899年以前的新闻思想相比，无疑要深刻得多，有见地得多了，也可以说是梁启超为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曙光和新的气息。

③ 立论不能无宗旨，举足不能无方向。

梁启超以他深刻的新闻思想和丰富的办报经验，成为中国近代和现代新闻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新闻思想体现了一定的政治性，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新闻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既然和政治密切就有一个方向。记得当年严复办报的时候，北大的老校长，他说过这样的话：“一立论不能无宗旨，一举足不能无方向。” 办报纸，发表评论必然有个宗旨：你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梁启超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办报的人

和写历史的人一样，都应该是要注意政治。梁启超一辈子写过1500万字的文章，他说他所写的文章，都和政治有关。他办报期间所写的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谈报纸和政治之间关系的时候说，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有主观和客观两性，他说办报也是这样，“有客观无主观不得谓之报”，办报的人光是“客观”，没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得谓之报”。因此《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为标榜，把“倡民权、衍哲理、明政局、厉国耻”当作办刊目标。而《新民丛报》的宗旨则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我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本报为我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同《清议报》时期动辄谈“我党”如何，痛詈西太后等人的情形相比，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可谓完全成熟。新闻必须于政治之外谋求自身的独立，这成为《新民丛报》办刊的一大特色。因此《新民丛报》最为成功，其文风也影响了一代人，被称为“新民体”。这份1902年创刊的报纸出版周期为半个月，正是这份报纸，奠定了梁 启超在近代新闻出版界不可动摇的地位。

梁启超虽然为近代中国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毕竟是刚刚从传统文化营垒中冲杀出来的一个叛逆者，毕竟是世代相传的旧文化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一个英才。他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社会的一个的士人，在中国新旧转型时期，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每况愈下而无动于衷的。报纸作为一种新型的带有西方自由民主的象征，给了梁一个大展鸿图的平台，“作为主笔今为执政者”。他的新闻活动同他的社会改良一样，有着他自身的传统精神的限制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正如他自己所说“晚清思想界之粗率，启超与有罪焉”。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奠基人之一，尤其是他变化了与进步了的新闻思想，对中国近代和现代新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长期新闻实践活动中所积累的理论是我国一笔宝贵的财富。

篇四：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100108106 张誉婷

１、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自小熟读经史，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报刊。在他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 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我国报业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现实意义。

２、 梁启超主要办报经历

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由此，梁启超在其报业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

1895年11月中旬，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建立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称为该会的机关报，12月16日改名为《中外记闻》，内容主要以评论洋务为主，梁启超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1896年1月20日，《中外记闻》遭到清政府查禁被迫停刊，这是，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南下办报，梁启超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梁启超在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其撰写的文章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在日本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1929年病逝于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其办报生涯自1985年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27年，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３、梁启超的新文体

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形成风格，自成一派。从《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章问题被誉为“时务文体”。

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

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新文体的特点的现实意义有：

梁启超当时采用与一般文坛不同的文风是吸引读者眼球的好方法。很是值得现今的报业借鉴，打破陈规，使用清新生动，有现实意义的文章。文章能够激动人心，其原始传播意义才能够得到体现。语言简单灵活，正是现如今报刊业的语言风格。充满文章的感情才一般都是发自内心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能够拉近读者与笔者之间的距离，使作者的观点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４、梁启超新闻思想

（1）喉舌论

“喉舌论”的提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

“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传播学著名的美国学者麦克卢汉的理论“媒介即人的延伸”与此类似。 麦克卢汉曾经把我们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比作“地球村”，他说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之间的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容易性，就像是原来的一个村子里的村民那样。媒体就像是人体的延伸，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等，都可以借助于媒体得到延伸。在当今社会，大众媒介的缺乏，会是一个人像残疾人一样，在某方面会有缺陷。

他们的相同点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媒体有“去塞求通”的功能。

不同点是：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内外之间的相通，而梁启超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相通。也就是认为，报纸可以作为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和喉舌。

而且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 “喉舌论”的发展：“喉舌论”发展到后来，逐渐就局限到耳目喉舌的主体是政党，强调报纸是政党的喉舌。过多地强调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而忽略了民众的声音。这时，“喉舌论”已经转变成一个专制色彩非常浓厚的说教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对民主的抹杀。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介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

原意是指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P·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从法学角度提出“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介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自诩为无冕之王，为所欲为。这些都是夸大媒介作用的一些表现。

（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梁启超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

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

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

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

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

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4）在舆论方面，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认为报馆是最能反映舆论的机关，健全舆论必须有五个条件，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5）在宣传方面，为了提高宣传效果，梁启超总结出两种宣传方法，即浸润法和煽动法。

（6）在言论自由方面，热情礼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认为具有这三大自由的报刊具有无穷的力量。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积极性：其新闻思想在辛亥革命时已经进到了资本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鉴。

然而他的局限性则是：片面夸大舆论的作用和报纸的力量；把群众视为愚氓，主张在“向导国民”中使用“骇”的方法，更不足取。

任何事物发展历程都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一步步积累下来。而其中所有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值得现在新闻传播业批判学习并且借鉴的。

篇五：简论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与新闻思想

简论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与新闻思想

19实际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其中，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挥了主力作用。对于梁启超，人们常了解的大多是他的变法维新思想，殊不知，梁启超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笔名有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40余个。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自小熟读经史，17岁中举人，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遂于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于1985年和康有为一起晋京会试，其间参与了“公车上书”，之后主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后《中外纪闻》被迫停刊，他的衣服、用具、书籍均被没收，“流浪于萧寺中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不久，受黄遵宪之邀南下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1897年10月，又接受湖南时务学堂的邀请，赴湖南长沙就认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湘报》的筹办事宜。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积极参与各项新政活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后又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先后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9年病逝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其办报生涯自1895年在北京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字1400万言，其办报实践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亦有深远影响。

梁启超先为《时务报》撰述，继而办《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以及《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等。若论其“量”：“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张其昀《梁任公别录》）论其“质”：“则以《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语）所谓“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所以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理论集大成者，他从事报业的时间之长，所写政论、事评影响之大，探讨新闻理论的著作之多，是空前的；而他的新闻思想就体现在他的这些文字中。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报业发生过实际上的重要影响，而且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报刊的功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这在整个新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维新派新闻思想中最具典型，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第一时期为戊戌变法时期。其新闻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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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义。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 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大力鼓吹多办报纸，主张报刊应“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术要书”，以启民智，以开风气，以助变法。梁启超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异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而他的把报刊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也深深表达了维新派要求借鉴学习西方、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国热情。

第二个时期为1899年到1911年。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

一为报纸之功能。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同业诸君》一文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即提出报纸具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

二是提出办好报纸的四大基本原则。梁启超在为《清议报》而写的《祝辞》一文中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标准：（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当”；（4）“报事确而速”。

三是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系统阐释了何为舆论、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力量、舆论的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如何健全舆论等相关问题。他说，舆论乃一天地间之最大“社会制裁之力”，而报馆则为体现舆论之最有力之机关。而报刊若欲健全舆论需具备“五本”：“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道”、“四曰公心”、“五曰节制”。也即分别强调了持论者要知道“自然界、社会界之重要现象、原理、原则”和“国内国外之历史、现实陆续发生的问题”；报刊要“以国家利益为鹄，不以私人利害为鹄”，不“怀挟私计，而欲构煽舆论，利用之以供少数人之刍狗”；“柔而不茹，刚而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不要“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排挤之”，也不要“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导之以真理”，不能“拨之以感情”，更不能“迎合姚浅之性，故作偏执之论”。

四是他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提出办报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之法和煽动之法。浸润之法是指“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煽动之法是指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醒。同时，在具体新闻业务方面，如论说的写作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在新闻的采集和写作上要做到“博、速、确、直、正”。

至于第三个时期，则是后期参与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过程中的一些新闻思想，主要是政治思想。在此不做阐释。

通过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认识，了解到梁启超不失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以及他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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