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院闹事

篇一：有这样一个人

有这样一个人

毛泽东主席曾经赞誉他——“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周恩来总理评价他——“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北京大学因为有了他而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国教育因为有他而荡漾出暖暖春意 说到蔡元培，人们习惯称其为“北京大学校长”。其实，蔡元培并不是北大的首任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先后有严复、章士钊（由马良代理）、胡仁源四任校长；而且，他担任校长的时间也不很长，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蔡元培对中国教育文化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无人可比的。正如杜威所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

胡适眼中的蔡元培

“我们回想一下，在过去数十年间，在思想界、文化界执着火炬而不断前进的有几个？数十年如一日，不为利禄变节的有几个？始终忠实于真理，不愧屋漏的有几个？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不避刀俎斧钺的有几个？始终成为青年导师，知行合一，不欺骗青年的，又有几个？”

（《我所见的蔡元培先生》胡愈之，1940年）

一、朴素为人

“光绪三十年间，先生在上海，办爱国女子学校，又治《警钟报》，为革命之倡导，隆冬之日，余往访，先生仅服薄棉袍，长才敝膝，受寒，流涕不绝。”（《蔡元培逸事》马叙伦）

“天气非常寒冷，编辑室大而且空，并无火炉设备。先生每晚总须写撰两篇论文——一篇文言，一篇白话。那时先生右手冻疮溃裂，肿得好似馒头一般。我记得先生右手套了半截露指手套，将左手放在大衣袋里取暖，仍旧冷冰冰的座在那里工作。”（《纪念蔡孑民先生》马鉴）

“先生一生专力于革命和教育事业，素不知家产。一般人言家无积蓄为家徒四壁，先生在六十岁以前，连“徒四壁”的房子也没有。??（时任北大校长）当孙氏第一次接受访问送出时，见门前无车辆，曾对先生说：“你现在不可再徒行了。”先生唯唯。第二次来时又如此，孙氏于是买了部新马车送给他。过了些时间因事再访，孙氏见所赠新车还未应用，等先生走后，随着派人将自己常御的马再送去。

直到十一年底，我们看见不少“一九二三型”汽车，在车的左右各站着一个彪型战士，腰间挂着饰有五色流苏的木刻枪，在故都的大街上电掣飚驰而过，而先生还坐在这部表面斑驳的车厢里，仍由这匹有气无力的马每天按时拖到北大第一院上班。”

（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

“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元，蔡夫人至今尚未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王世杰《追忆蔡先生》）

先生在民初的时候做过部长，后来官至院长。他本应有足够的财富来充实自己的物质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用自己充满自由的和民主光辉的思想，用教育兴国的方式来带领中国民众寻找封建主义禁锢下的曙光。

他轻装简行，像许许多多革命家一样，仅穿上一双用自己坚定的信仰编织成的草鞋就开始了他的征程。因为他知道，在这种并不奢华的生活方式中，在这种淡漠名利的生活态度中所滋养出的洁净的精神是他心无旁骛去追求理想的无限动力，是他挥戈上阵无所畏惧的精神保证。

孔子说过：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先生不在乎天下人给予他的声望名誉，不在乎可以用那些声望名誉换来的大笔大笔的财富，所以他一贫如洗，可是他依旧富甲天下。

二、知进知退

蔡元培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共在任十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五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有人曾做过统计，说蔡元培一生辞职了24次。蔡元培为何在北大就辞职了七次呢？

七次辞职，各有原因。

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反对拥宣统废帝复辟。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走要求释放被抓的游行学生，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结果因为政府一再挽留，他辞职不成。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闹事而辞职。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第六次辞职是因为罗文干被冤枉逮捕，他了解罗文干的人格和清白，不与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教育总长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九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简评：从1916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就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

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允许各种学术派别自由发展，允许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大学任教，是思想自由的普遍原则，也是大学的特色所在。

北大教员， 既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派人物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也有在政治上落后保守，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旧派人物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介石、陈汉章等，当时，新旧学派共处一校，各讲其学，形成新旧学派对峙、争鸣的形势，有时甚至出现两个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

蔡元培不但看到陈独秀办《新青年》的才智奇勇，还挖掘出了陈独秀深通训诂音韵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如此苦心全面评价陈独秀，又以三顾茅庐之诚意，才终于把陈独秀及《新青年》请进了北大。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并行开两个哲学讲座，一是由胡适主讲，主要是西方文化；一是由梁漱溟主讲，主要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时间都排在星期六下午。胡适在北大三院大礼堂讲，梁漱溟在北大二院大礼堂。蔡元培这样安排，使两人唱对台戏，让学生自由选听，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当时讲文字学的有两位观点截然不同的学者，一位是新派人物钱玄同，一位是旧派人物黄侃。据王昆仑回忆，“有一天，听钱玄同的课，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来钱玄同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这引起了王昆仑的兴趣，以后便“既听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黄侃（1886－1935）湖北蕲州人

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一生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章太炎以太平天国为例，谑封黄侃为“天王”。 一次，黄侃问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一时语塞。

又一次，黄侃给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黄侃（时年28岁）为该校国学教授。黄携眷赁其友吴承仕屋而居。黄侃平时生活自由散漫，尽管教授待遇不低，他却常处窘乡，连房租也交不出。后来他的长子念华久病医治无效而早殇，黄痛惜不已，认为是屋之不吉，举家迁出。临行，揭字条于大门曰：“天下第一凶宅”。吴承仕见后十分恼火，指责黄侃不付房租不说，还如此诅咒。黄侃却气冲冲地说：“再饶舌，须先赔我儿子来！”吴承仕只得摇头而返。在北大讲课：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

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辜氏后来暴得大名也与他精通多国外语有很大的关系。

辜鸿铭真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人，他精通九种语言，学贯中西，20世纪之初，当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大力宣讲西方文明的时候，他却用西方人的语言倡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的思想和文笔在极短的时间轰动了整个欧洲，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成为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作家、政治家、记者的口头禅。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被称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新潮派学生对于辜（鸿铭）、刘（师培）二氏攻击之更不遗余力”，对此，一贯秉持“兼容并包”之办学思想的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蔡元培选聘教员，坚持“以学诣为主”，至于政治见解，学术派别什么的，只要不妨碍授课，则听任自由。相反，对于“滥竽充数”者，不论什么人，他都坚决辞退，即便是面对外籍教员的控诉乃至时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的”之类恐吓，他也泰然处之。

蔡元培以“学诣为主”取舍教员，不仅指向大学的性质，演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公例，亦是为了彻底改变此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升官发财观念。 蔡元培北大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原则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了女生，正式生之外包容了旁听生，

打破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与垄断，对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当然，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并非无原则的自由包罗。

蔡先生请刘师培讲六朝文学但决不允许刘提倡帝制，请辜鸿铭讲英国文学但决不允许辜提倡复辟、反对共和。其次，兼容并包的各种学说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否则是不会让其出现在北大讲堂上的。 学生录取：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他就是罗家伦，著名文学家，清华校长。

教学方面：

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给学生上课时，有一次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作答。好一会儿，才有一学生率直地说：“5加5等于10！”“对！对！”蔡元培先生笑着鼓励说，“青年们切记不要崇拜偶像。”

不崇拜偶像，坚持真理与自由，蔡元培将自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给下一代的祖国的栋梁。

简评： 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没有思想的自由驰骋，没有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的比较和竞争，学术的发展就失去了活力，也就不可能有新生战胜腐朽，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

蔡元培不仅卓有远见地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观，还成为了这一理念矢志不移的践行者。他对各种“言之有理”的思想的兼容并包，更体现了他对真理的追求的尊重。这是他作为一校之长极其珍贵的品质，也是他为北大带来前所未有的学术自由、各派并存、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的原因所在。理论的提出需要卓越的智慧与远见，而对理论的不懈实践更是需要内心的坚韧和对真理的坚守。

四、平等谦和

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

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任何人有所请托，如写介绍信之类，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绝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

（陈西滢《关于蔡先生的回忆》）

简评：一个人的谦和彰显的是他的自信和善良，是对他人的体谅和善意的尊重。无论自己的学识和地位如何高高在上，都不需要刻意去拉远自己与身边人的距离。谦和使蔡元培人格鲜活起来，弯下身来，世人看到了他精神境界的高度。蔡老的这一优雅谦和的举动让全校惊叹的同时，也给了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大一次清新的精神洗礼。

五、重视德育

“五育” (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

篇二：北医三院 改进流程缓解就医难题

时间：2011-03-16 来源：《中国卫生人才》杂志 作者：本刊记者

高 阳

日前，关于“北京两大儿科医院陷入超负荷运转状态”的媒体报道，再次使“挂号难、看专家难”成为百姓热议的话题。网络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想挂到协和、同仁等医院的专家号，难度之大不亚于打一场战役。”为了亲身体验，元宵节后的第二天早上7点刚过，记者就来到了北京同仁医院。此时的挂号处早已是人山人海，一条条长龙似的队伍让人望而生畏，站在队尾的记者十分肯定“今天是无缘专家号了。”队伍中的一位年轻小伙子面对前面的长龙不禁调侃，“同仁医院挂号处和火车站候车大厅有一拼了。”

之后，记者又分别前往了北大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眼科中心和北大人民医院眼科，尽管没有出现同仁医院“火车站”般的景象，但挂号处、候诊区等区域依旧人满为患。一边是挂号队伍中人们焦急等待的神情，另一边是挂号处、护士站医务人员忙碌奔波的身影，这让人不由得感慨：老百姓看病挂号何时不再难?

眼科门诊之忧

在北医三院眼科中心的众多候诊患者当中，青少年占到了一半以上。“假期里，孩子们除了看电视就是玩电脑，用眼负担加重，因此很多人趁寒假期间来医院验光配镜。”北医三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学民介绍，“由于学生视力障碍剧增，预计至开学前，眼科门诊量将持续维持一个小高峰状态。下个月将会迎来老年患者就诊的另一个小高峰。”

近几年，鉴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患者涌向城市大医院，像同仁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眼科中心等，日门诊量常出现破千的情况，同仁医院的日门诊量甚至在高峰期出现过7000多。庞大的就医人群令大医院的门诊不堪重负，很多医生都在超负荷的状态下工作。

在大医院门庭若市的同时，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却门庭冷落。一位三甲医院的负责人做过一个摸底调查，“门诊的外地患者大概能占到70%，北京市的患者只占到20%~30%，外地患者中可以说90%需要来大医院就诊，而北京市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完全可以在二级医院或社区得到解决，没必要非来大医院。”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这些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患者在生病时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向大

(转载于:www.smhaida.com 海 达 范 文网:北大三院闹事)

医院。“大医院权威呀，专家多，技术水平过硬。我们对于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还是不放心，宁可早起点来大医院排队，这样心里更踏实。”一位患者如是说。正是对于大医院的“盲目崇拜”，使得众多患者“扎堆”于北京各大医院，其门诊压力也因此持续增加。

在就诊过程中，尽管医院门诊每天有大量患者就诊，但是就诊时间分布并不平衡。“患者看病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高峰期。”李学民表示，北医三院眼科中心周一、周二和周四的就诊人数偏多，而患者就诊时间多集中于上午。此外，还有一些患者初次就诊时，由于不具备足够的医学常识，面对复杂的临床科室，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就诊专业，重复挂号的现象比较普遍。

这些情况的叠加，致使早晨甚至整个上午，各大医院的候诊区和诊室内均人满为患，秩序难以维护。而高峰期人员排遣不畅使得各个就诊环节都需等候，耗费时间，效率低下。据统计，每名患者到医院就诊，平均有效诊疗时间大约只占其在门诊滞留时间的10%~15%，其余时间则用于排队和候诊。嘈杂的环境和长久的等待同时也影响着患者的情绪，加大了门诊医患的沟通难度。

多种路径突破

随着患者挂号难、看病难的问题不断突显，2009年，在预约挂号的基础上，北医三院眼科中心开始对眼科门诊进行管理，通过改进流程、平衡门诊患者分布等一系列措施缓解门诊拥挤、耗时的现象，为眼科门诊减负。

◆发挥医学辅助人员的作用

“患者都希望能挂到专家号，得到及时的确诊。然而毕竟专家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北医三院副院长、眼科中心副主任王薇说，“经过观察发现，虽然专家门诊医生出诊时间长，但是其中一大部分时间是用于病历书写、对患者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真正用于确诊的时间并不多，也就是说必须由专家本人完成，他人不可替代的时间并不多。”

为此，医院在眼科中心一楼开设专家预约门诊，患者在此预约专家，之后会有一名低年资住院医师为患者做全程服务，协助他们做相关检查，并在初诊后详细地填写门诊病历。当患者到达专家面前的时候，低年资住院医师已经完成了前期的相关工作，专家则对已做的检查结果和门诊病历进行把关。低年资住院医师在这之后还会负责对患者解释病情及治疗方案等其他工作。

王薇介绍，这些为患者服务的低年资住院医师一般都是院内的8年制医生，他们在患者病情处置等方面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通过对患者的检查，他们可以更加熟悉眼科病历书写和眼科仪器的操作，也学习了专家诊疗的思路和方法。专家通过审阅病历后，会及时对低年资住院医师提出修改意见和评估，这实际上也是临床带教的一种教学辅助模式，使他们得到锻炼。

“通过在院内增加低年资住院医师，让他们承担专家的一部分工作，一方面，减轻了专家的部分工作压力，使专家可以专心把好医疗关，并在相同的时间内为更多的患者服务，而低年资住院医师也得到了锻炼。另一方面，患者也避免了盲目投医的现象，能更多地享受到专家的服务，满意度增加。通过这种模式的开展，近两年来，眼科门诊一直是零投诉。”王薇欣慰地说。

◆对患者进行合理化管理

“门诊的挂号高峰期出现在早上7点，就诊高峰期出现在早上9~11点。这段时间内门诊量过多，而下午时间患者人数则要少很多。”李学民说，“合理安排患者就诊是平衡眼科门诊患者分布和医疗资源分配的突破口。”

“在门诊患者中，复诊的患者和预约的患者具有较好的依从性，是相对可控的，因此合理安排这两类人群是重要手段之一。”李学民介绍，针对眼科下午就诊患者相对少的特点，医生尽量将大量复诊患者合理安排到下午就诊，避开上午高峰期。对于预约的患者，引导并调整他们的就诊时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鼓励患者选择分时段就诊，这样可以解决患者候诊时间长的问题，缓解就医过程中拥堵环节带来的压力。同时还可以平衡门诊的患者分布和人员利用率，减少交叉感染的几率。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去年北医三院眼科中心第二季度平均上午门诊量比第一季度相比提高了0.37%，平均下午门诊量相比提高了42.24%，同一时期下午门诊量的增长远高于上午门诊量的增长，上、下午门诊量得到了有效的平衡。

◆设置联席会诊门诊

对于疑难杂症的患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四处求医了。现在医学分工很细，一名医生很难对疑难病做出全面而精确的诊断，这就使得很多患者不得不挂了一个又一个的专家号，奔波几天可能仍无法弄清具体病情，不但来回浪费时间，还延误了病情。

针对这个情况，北医三院眼科中心在每周三的下午专门设置联席会诊门诊，集合白内障、眼底、整形等不同学组的医生为患者解难。预约时低年资住院医师如果发现患者情况复杂，会直接将其转入联席会诊门诊，各专业的专家会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会诊、讨论，并对其提出治疗建议，指定专人跟踪后期治疗进度。这样患者只需挂一次号，就可把多学科的专家集中一起联合会诊，既充分利用了专家资源，也不会耽误患者的时间，同时医生之间也加强了沟通，便于携手解决更多的疑难问题。

“北医三院力求通过优化眼科门诊的资源配置，平衡眼科门诊的患者分布和医疗资源分配，减轻患者挂号、就诊的难度，以及医务人员超强度的工作量，缓解门诊压力。”王薇说，“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眼科门诊部分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途径，比如由于患者人数过多，不能做到随到随诊，患者只能等医生，而医生没有时间等患者。另外，由于其他原因，有些患者无法保证精确的预约时间??这些都将是下一步需要重点探索解决的。”

(文中图片由北医三院眼科中心提供)

北医三院住院日全国最短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生局获悉，目前北医三院平均住院日为每人次6.57天，在全国综合性三甲医院中最短。

平均住院日指一定时期内每一出院者平均住院时间的长短，是一个评价医疗效益和效率、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的比较硬性的综合指标。北医三院通过采取流程再造、重点平台建设、

医疗服务模式调整、新技术应用等一系列措施，使平均住院日从2002年的13.6

天下降至2010年的6.57天，居全国综合医院最短。

为缩短平均住院日，北医三院从内部管理入手，从疾病确诊时间、术前等候时间、疾病治愈时间、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普及、术后康复时间5个环节找切入点，不断提高服务效率。2010年，医院充分利用网络、触摸屏、手机短信等方法，提供方便快捷的检验结果查询服务，大大方便了患者。同时通过手术室全天开放、流程改进、麻醉复苏室、加强手术室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实行麻醉恢复及准备一体制和麻醉医师弹性工作制等方式，使手术接台时间缩减到不到20分钟，大大提高了手术室运行效率。

篇三：一名患者在省三院的遭遇

一名患者在省三院的遭遇

一名患者在省三院的遭遇

关于王彦莉在省三院治疗构成人身损害的情况反应

你好：

患者叫王彦莉，女，42岁，河北省安平县人。

患者因患膝关节游离体到省三院就诊，就诊前，患者是一个身体健康、只是因膝关节游离体偶尔疼的正常人，就诊后，患者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变成了一个不能走路、极度的虚弱的人。患者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恶化与省三院治疗过程中的过错尤其是为患者进行手术的医生赵俊超、邵德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2009年2月6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患者因膝关节游离体到省三院住院治疗。下午6时30分左右，医院对患者进行签署手术协议前的检查。当时患者对进行检查的医生赵俊超说：“我的腿好了，不做手术了”。医生赵俊超不听，扭住患者的左膝关节强行检查，患者能听到自己左膝盖关节连续不断的响声，感到疼痛无比，当即不能动弹。疼痛使患者当夜无法入睡，哭了一夜。2月7日早上，赵俊超和另外一个医生查房的时候，患者告诉他自昨晚他强拧之后，自己的左膝一直疼的不能动弹。赵俊超说：“现在马上做手术，手术完了就不会疼了。”下午1时多点，患者被护士和家人用手术床送入手术室。手术中主刀的邵德成告诉患者的膝关节半月板被强力撕裂了，所以不能行走。患者顿时感觉天旋地转、欲哭无泪。邵德成问患者造成撕裂的原因，患者说是昨天检查医生导致的。因为患者在昨天检查之前从未出现过不能走路的状况，而半月板的强力撕裂的原因，除了昨天检查时赵俊超的强扭之外，在没有其他别的因素的介入。赵俊超在2月7日早上极力主张马上手术的表现，也有很大的试图掩饰自己过错的色彩。得知患者的半月板被撕裂后，患者问邵德成：患者的半月板固定了吗？他说：“固定了”。但在住院的第五天时，患者仍然不能行走，腰、左腿坠胀肿痛、麻软乏力、恶心呕吐、头痛、头晕、血压不稳，这些症状一直延续至今。患者这是再问邵德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他才告诉我我的半月板被切除了一部分。患者当时立即站不住了，心理也被这被隐瞒了的事实重重的撞击。出院后患者多次到省三院复查，共拿过2万多元的药物，状况不减反增。5月18日患者再次到省三院复查时，邵德成邀骨科会诊，给患者开了好多营养神经和骨骼的药物。当患者追问邵德成站立不住的原因时，他又告诉患者的半月板切除的是大部分而不是一少部分。随后，患者问邵德成赵俊超去哪了？邵德成说赵俊超不是医院的人，他还是个学生。患者接着说他既然是个学生，为什么让他给做手术？邵德成不说话，随后那个没资格给我打麻药的医生还要拿凳子砸我。在6月25号，患者在石家庄省人民医院做了腰核磁，医生说是腰神经扎伤了，拿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物。于6月28号再次返回省三院。邵德成约骨科会诊 。隐瞒真情 ，又拿了许多营养神经的药物。 并且，在术前麻醉的过程中，因两个人轮流在腰部打了5次才扎到麻醉穴位，其中一个是麻醉师，一个不是麻醉师。因麻醉措施不当，直接导致患者腰椎、胸椎神经受伤。双下肢肌肉萎缩，左下肢最严重，半侧身变色，肌肉萎缩。

因省三院的错误诊疗，患者腰部活动明显受限、钝痛、卧床翻身困难，行走困难，左腿肌肉萎缩，左半侧身变色，左侧腰麻部分及膝关节僵硬，无法正常伸屈。

由于病情日趋严重，不见好转。于2011年1月20号去了北京积水潭，做了左膝关节核磁，医生修复的半月板在关节内消失了，关节内充满了积液，有许多小碎片，积聚在外侧胫骨间隙内变成液体影填充。诊断结果：重做手术，取出碎裂的半月板，游离体。于2011

年元月17号去了北大医院，神经内科会诊：左膝关节术后左下肢力弱，左L5S间盘突出，抑郁焦虑？建议北医六院进一步诊治。康复治疗。拿了些营养神经的药物。

患者认为，省三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如下过错：①赵俊超根本不是具备行医资格的医师，省三院却让其单独对患者进行术前检查，并在检查过程中措施不当直接造成我左膝关节半月板严重受损；②麻醉措施不当，造成椎骨肌肉突出凹进变化，腰椎、胸椎神经受伤；③邵德成在手术过程中，对患者受损的半月板不积极施救（根据医学资料，半月板在受损后短时间内是可以通过手术恢复的）而是采取欺瞒的手段，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受损的半月板切除，造成患者终身残疾。④打麻药的人不具备麻醉师的资格，却给患者打了麻药，致使腰神经严重扎伤。⑤术后一张核磁就能诊断出做的手术是否成功，邵德成却让患者找了他两年的时间，说做的手术没问题做核磁不准确（不让患者在他们医院从做核磁）是腰神经扎伤的问题，给患者开了好多营养神经的药物。由于他隐瞒真情，邀他们医院骨科会诊，错诊错断，说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导致腰腿疼，半侧身变色，不能走路。于2010年再次入住省三院。他们做腰核磁本来已经找到了打麻药扎伤的部位，却邀全院会诊，为了掩盖真实的疾病，不让做膝关节核磁，说是精神分裂症，在医院患者住了一个多月，无论病情有多严重，他们从不给正规用药。只开了治疗精神分裂症治疗的药物，还说给患者退还部分住院费让转神经内科治疗损伤的神经。他们的错诊错断使患者至今不能走路。大小便失控。半侧身变得无血色 肌肉萎缩等 。实在让人太可气了。那个没资格给患者打麻药的医生还要拿凳子砸患者。患者和邵德成有部分的谈话和脊柱科给患者退还药费让出院的录音都在患者的手机上。

省三院的这些过错，在患者术前、术后多家医院的检查结果、病例记录中有明确的反映，是毋庸置疑的。

以前，省三院在患者心目中是知名的大医院，患者认为这样的大医院无论是诊疗态度和操作规范应该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想到，省三院确是这样冷漠的态度对待患者，视患者的生命健康如草芥。患者从一个身体健康的正常人到今天无法正常行走、大小便失禁的一个废人，心中的苦痛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此后，患者仍需继续治疗，经咨询，近短期内的后继治疗费就需要很多钱。这对于患者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患者希望，省三院领导正视在患者医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真核查，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退还患者已支付的全部医疗费用，并尽快解决患者后继治疗的问题，补偿一定的经济损失，给患者一个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

谢谢！

篇四：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发信人: huxingzhou (阿舟), 信区: Triangle

标 题: 【甘 阳 刘小枫】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4年07月24日18:54:21 星期四), 站内信件

转自《21世纪经济报道》

（注：《21》所刊有删节，此处为全文首发。）

作为八十年代黄金时代曾在北大（三院，六院，25楼）度过几年无拘无束日子的人，我们

从前一直认为北京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以后我们到过欧美很多著名大学，但我们至

多认为它们和北大一样好，从不认为北大比任何大学差。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只能从其自

身的文明属性和文化气质来内在衡量，以任何外在的比较和量化指标来衡量计算北大，只

能毁掉北大的傲气和灵性。

一．“英文北大”？

可是，在我们先后回国以后，我们十分沮丧地被不断告知，我们曾经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实

是根本不入流的三流大学，我们尤其惊诧地发现，对北大最不满，认为北大太差太烂而必

须动大手术以致休克疗法的，不是别人，正是北京大学行政当局。我们随后发现，北大行

政当局对北大的全部不满，其实集中在一点，那就是：北京大学居然至今仍然是一所讲中

文写中文的土鸡大学，这怎么可以！不是英文大学，怎么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从

2003年的北大聘任制改革，到2014年的所谓燕京学堂，其实贯穿的是同一条改革思路，想

达到的是同一个改革目标，那就是：英文！英文！英文！必须下死决心把北京大学彻底改

造为一所英文大学，如此才能真正与国际接轨，如此方可与新加坡大学香港大学竞争亚洲

第一（君不见，英文的新大港大被西方评为第一第二亚洲大学？君不见，中文的北大怎么

与英文的新大港大相比？君不见，现在是大学国际化时代也就是英文化时代，不转英文怎

么成？）

要把北大改造成一所英文大学，谈何容易！最大的障碍自然首先是现有的北大教师，因为

他们大多只讲中文不讲英文。于是，2003年的北大改革倾全力集中于聘任制改革，目的就

是想大换血，希望用最严酷的聘任制尽快把北大的教师都换成说英文写英文的教师，当时

的北大行政当局公开放出狠话：“北大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为什么北大教师都

是二流呢，不就因为他们不说英文，不写英文嘛，不就因为他们不与国际接轨嘛！但200

3年的北大改革由于吃相过于难看，水平又过于低下，最后落得灰溜溜的下场（参见甘阳

2003年的“北大改革四论”，收入氏著《文明．国家．大学》，三联书店2012）。如今2

014年的北大改革多少汲取了2003年的教训，知道正面强攻不如迂回，于是绕开土鸡们，

先在北大内部建立一个鹤立鸡群的校中之校。这个把土鸡们都踩在脚下的超级豪华学堂凭

什么牛呢？两个字：英文！不仅是英文学堂，还是英文住宿学院！整个改革的关键词仍然

只有一个：英文！除了用英文取代中文以外，北大当局其实不知道大学还应该做什么。在

中文的北大心脏挖出一个英文住宿学院，有如当年上海天津划出“租界”，这无论如何是

太有想象力的改革创举！正是以这种划出一方租界的方式，北京大学终于迈出了走向英文

化大学的第一步，改革真来之不易啊！

不幸，2014年的改革激起的反弹已经大大超出2003年，尤其是北大学生的强烈反弹远远超

出2003年。为什么？因为这个鹤立鸡群的校中之校分明告诉北大人：不但北大的教师是二

流，北大的学生也是二流！只有“租界”内的豪华学生才是一流，他们都来自所谓“世界

顶尖名校”，说的都是呱啦呱啦的英文，哪像北大这种不入流土鸡大学的学生还在说中文

。“租界”内外，代表两个不同世界，两种不同价值：“租界内”说的是英文，这是国际

日常语言，还是国际学术语言，代表“文明”和“进步”；“租界外”说的是中文，既非

国际语言，亦非学术语言，代表的是“野蛮”和“落后”。简言之，“租界内的英文北大

”代表北京大学已与国际完全接轨，提前摸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而“租界外的

中文北大”则代表北大的陈腐过去，必须被彻底淘汰。北大当政自许的“担当”，似乎就

是要以“租界内的英文北大”为据点，逐步改造以致彻底淘汰“租界外的中文北大”――

只有彻底以英文取代中文，只有“英文北大”完全取代了“中文北大”，北京大学才可能

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正因为如此，北大会把任何研究型大学都不当回事的一个一

年制硕士项目提到北大战略发展的最高地位，反复宣称，这个一年制硕士项目是北京大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改革举措，事关北大的命运北大的未来，甚至关系到中国梦是否

能实现。

何以一个小小的一年制硕士项目对北大如此举足轻重，竟然能承担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

这一点，北大说不清楚，也永远不可能说得清楚。因为“租界学堂”的最终目标即用“英

文北大”取代“中文北大”这一点，北大官方不能说，只能做。但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校方

改革的人对此都看得一清二楚，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例如，支持北大校方的北大

国关应届毕业生罗同学就用实名在网上发文挑明：“这个事情，很多北大人都看得很清楚

，碍于情面，讲不出来。我反正离开北大了，我来讲，任何改革都会有哭泣者，北大要与

国际接轨，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当然要淘汰无法用英文做研究的学人“。这位支

持校方的同学还特别举出辛德勇老师为例，认为虽然辛老师现在“已经变成公认的北大良

心”，但“根据辛的学术履历，恐怕很难达到与国际学人同行对话的英文资质，那他就可

能是北大改革方向的牺牲品”。

二，“租界英文学堂”？

用英文矮化北大教师，用英文矮化北大学生，用英文矮化北大本身，这大概就是2003年到

2014年的北大改革轨迹。这股不可抑制的英文冲动或自我殖民冲动，推动北大不断自我矮

化，最终形象地表现为一个鹤立鸡群的“租界英文学堂”把整个北大踩在脚下。“租界”

内外的关系，非常典型地象征着“国际化＝英文”对于“中国本土大学”居高临下的宰制

性关系，也非常典型地象征着北大的自我异化与自我扭曲。遗憾的是，北大主事人不仅毫

无反思地接受这种宰制，甚至还千方百计主动寻求被宰制，不惜让北大处于毫无尊严的臣

服地位。在北大主事人心目中，英文等于国际化，只要是用英文教学的大学就高北大一头

。正因为用英文等于有学术，租界英文学堂的硕士当然一年学制足矣！北大主事人想当然

地认为，“租界英文学堂”的学生来自国外名校，水平当然大大超过北大学生，这些英文

脑瓜学一年“英文中国学”当然抵得上甚至远远超过三年学制的中文北大硕士，甚至超过

四年学制的中文北大博士，给他们的奖学金自然应当十倍八倍于北大的土鸡硕士博士，甚

至应该高于北大土鸡讲师的工资！须知“租界学堂”讲国际学术语言，岂可与非国际非学

术的中文相提并论？三年学制的中文北大硕士算什么，四年学制的中文北大博士又算什么

，你们读得再多也是中文，写得再多也是中文，又不是英文！只有英文是学术，只有英文

是思想，只有英文出精英甚至出领袖！一切非英文莫能！今后北京大学王牌的王牌，就是

北大“租界学堂”出身的一年制“英文中国学硕士”，用北大主事人在［人民日报］刊登

的宣传广告说法，这些“英文中国学硕士”代表北大“用中国学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

努力，以后要靠他们去实现中国梦。

迄今为止，北大主事人从未说过这些“租界学生”除了会说英文以外，还需要什么样的资

格和条件入学，例如，他们以前必须有过什么突出表现或贡献，特别是参与过哪些促进全

球正义或改革全球不平等的公益活动，必须已经修过多少关于中国的课程并取得过怎样的

成绩，必须至少读过多少英译中国典籍并通过什么考试。北大主事人从未想过这些问题，

正如他们从未想过，也根本不敢提出“租界学生”是否应该至少通过初级中文考试。在北

大主事人心里，怎么可以对人家提出学中文这样的要求呢，他们能够来北大就已经很给北

大面子啦，例如奥巴马的女儿，巴马奥的儿子，巴巴巴的外孙，奥奥奥的女婿??倘若他

们肯来北大，那是我们北大多大的荣耀啊！学制当然不能超过一年，要人家正而八经来读

三年书，那怎么行，谁还来啊，我们北大毕竟是土鸡大学，是求人家来啊，重要的是把人

家招待好，住宿制是必须的，食宿必须超一流嘛！面对这些想象中的“租界学生”，北大

显得低三下四，要求降到最低，待遇提到最高，今日北大怎么会沦落至此？

三．“英文中国学”？

不可思议的是，“租界计划”遭到北大内外普遍反对以后，北大主事人开始大谈“担当”

，甚至大谈“中国梦”。坦白说，如果不是北大主事人如此唱高调，我们本无意介入。如

果北大主事人老老实实地说，北大不过挂羊头卖狗肉搞个噱头，做个一年制项目弄点钱，

也勾兑点国际人际关系，大家别那么较真，也就罢了。毕竟，想让奥巴马的女儿来北大混

一年，或者送这些国际政要子女一个不值钱的一年制硕士学位，甚至搞搞国际裙带关系什

么的，我们都懒得理会。但当北大主事人在［人民日报］上高调地把这些不入流的事情称

为是“一流大学的一流担当”，并用大字标题堂而皇之宣称，这是北大“用中国学构建中

国文化主体性”，还标榜“租界英文学堂”是“为了复兴中国梦”时，我们不禁哭笑不得

，这不是公然愚弄中国吗？

试问，“一流大学的一流担当”就是办一个一年制硕士项目？就因为是英文的？还是因为

它专为国际权贵服务？代表堂堂北大说话，怎么可以如此不自重？一流大学就是专门经营

毫无学术价值的速成培训班？“一流担当”就是恳求国际权贵子女来参加速成班？北京大

学走向一流大学的最重大举措就是巴结国际权贵子女？这也能拿得上台面？

其实，北大主事人在《人民日报》上对全中国人民说的话非常不诚实。他们应该说，他们

想的是“用英文中国学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用“英文学堂”来“复兴中国梦”。一旦

说出实话，这类牛头不对马嘴的语无伦次就立即暴露无遗。什么是“中国文化主体性”？

一个看不起中文只崇拜英文的大学怎么可能有中国文化主体性？难道不正是因为毫无中国

文化主体性意识，才会想得出“用英文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文化主体性”竟然

可以靠一个一年制的“英文中国学”速成班来构建？一个中文大字不识，一句中文不会讲

篇五：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

鲁迅遭段祺瑞政府“通缉”的真相

2007-02-02 倪墨炎 文汇报

历来认为：鲁迅一生，两次被当局通缉；第一次就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对包括鲁迅在内的“大衍之数”的通缉。对于这次通缉，鲁迅自己说过，不少回忆录、鲁迅年谱、鲁迅传以及历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也都谈及曾有过这次通缉，几乎已成定论。但笔者认为，对于这次通缉的历史真相，似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为了开脱责任，掩盖罪行，第二天即3月19日，就发布了《临时执政令》，即对五人的通缉令。它的全文如下：

临时执政令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伏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令。

国务总理 陆军总长 贾德耀

外交总长 内务总长 屈映光

财政总长 贺得霖

海军总长 司法总长 卢信

教育总长 农商总长

交通总长 龚心湛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九日

（原载《政府公报》命令，1926年3月20日第3570号）

这份通缉令所具日期，是3月19日，而文内的“本日”显然是指3月18日，政府命令会出这样的差错，也多少反映了“政府”的慌乱，而当时的政府秘书长是章士钊。

在通缉令发表的当天（3月19日），就传说政府还要通缉五十人。鲁迅在3月26日写的《可惨与可笑》一文中说：19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从别一方面来看，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还指出：在3月19日当天，“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划，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这也就又有“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鲁迅文中的“今日”，是指3月26日。这天的《京报》上有消息称：“这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多人，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均包括在内。”在

《可惨与可笑》中，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而他自己也在内。（《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就成了“五十”的代词。）

对于通缉令，岂明（周作人）4月5日写有《洋铁壶和通缉令》一文，认为：“政府通缉那五个人的用意一半在嫁祸”，“一半却在借此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又说：“通缉令的后半效用只有一小部分是腾出校长教授，其大部分似乎是在腾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周作人和鲁迅“兄弟之情”断裂已三年，已没有了任何联系，但对段祺瑞政府的五人通缉令的看法，竟然如此的一致。这说明鲁迅观点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鲁迅在知道“大衍之数”的通缉令后，决定进一步揭露反动派在通缉令背后的用心。他在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五十人案，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面问陈任中，而该陈任中矢口否认，甚至并无此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4月9日《京报》上发表《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其中有五十人（实际上是四十八人）名单。鲁迅信中只说：“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信末还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

鲁迅经过认真的准备，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发表于4月16日的《京报副刊》上（此文后编入《而已集》）。文章开头就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们使卫兵枪杀民众，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报上还流传着一张他们想要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对于这名单的编篡者，我现在并不想研究，但将这一批人的籍贯职务调查开列起来，却觉得取舍是颇为巧妙的。”鲁迅在四十八个姓名之后，开列其籍贯职务，从中“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即：“甲、改组两个机关：1.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2.清室善后委员会。乙、‘扫除’三个半学校：1.中俄大学；2.中法大学；3.女子师范大学；4.北京大学之一部分。丙、扑灭四种报章：1.京报；2.世界日报及晚报；3.国民新报；4.国民晚报。丁、‘逼死’两种副刊：1.京报副刊；2.国民新报副刊。戊、妨害三种期刊：1.猛进；2.语丝；3.莽原。除这些‘秘密’外，还可看到章士钊之流的‘党同伐异’和‘睚眦之怨必报’的‘额外的形态’：1.连替女师大学生控告章士钊的律师都要获罪。2.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3.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4.曾经发表反对章士钊宣言的北大评议员十七人，有十四人在内。5.曾经发表反杨荫榆宣言的女师大教员七人，有三人在内，皆‘某籍’。”（所谓“某籍”，系指浙江籍。） 在四十八位名单中，鲁迅居第二十一位。鲁迅自我介绍为：“周树人（浙江）教育佥事，女师大教授，北大国文系讲师，中国大学讲师，国副编辑，莽原编辑，语丝撰稿者。”鲁迅还是女师大学生运动支持者，不但属于“某籍”、“某系”，而且还是发表反对杨荫榆宣言的七人之一。对照上述的“秘密”和“额外的形态”，鲁迅被列入“大衍之数的通缉名单”是“理所当然”的了。 鲁迅后来多次谈到他曾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事。在1930年写的《鲁迅自传》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逮捕我。”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鲁迅写道：“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鲁迅还在一些书信中提到这次“大衍之数”的通缉。

鲁迅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惨案发生以后，便有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令，接着又有要通缉五十人——其实名单上只有四十八人——的传说，我和鲁迅均列名在内。”这也是把“大衍之数”的通缉，说成实有其事，但有“传说”两字，似又说得灵活些。许寿裳还写到：当张作霖进京时，怕他据“大衍之数”通缉令的名单捕人，许寿裳和鲁迅曾先后到日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难，但终于没有发生所担心的事。周作人也是“大衍之数”通缉

名单中的一员。四月十五日以后，他仍住在八道湾，仍往北大、燕大、女师大上课，没有避居他处，也无事。

二

这段祺瑞政府的“大衍之数”的通缉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在读到发表于1926年4月9日《京报》上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以下简称《内幕种种》）一文后，对这通缉令不免产生了一些看法。现将这篇《内幕种种》的全文抄录于下：

“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

自惨案发生后，各报所载，当日情形，颇为详尽，但内幕中重要事实，尚有遗漏或传闻失真。兹就调查所得真确消息，逐条披露，藉供参考。

（一）民众请愿之动机。此节详情，知者甚多，兹述其要。自郭松龄因日人妨碍其军事行动，致遭失败后，留日东省学生、群众为反日运动，推派代表谭季缄（案：谭为死难之一人）草归国，力图进行，迭在北大三院等处讨论办法，适八国通牒发表，谭等认为外患逼近，难再容忍，因极力联络各校学生及市民游行，并向政府为大规模之请愿，不意十七日请愿代表，竟为府卫刺伤，于是群情益愤，遂与李鸣钟接洽，请其援助。次日天安门大会，遂决定种种激烈议案，而惨杀之大祸，乃遂构成矣。

（二）请愿惨案前政府之预定计划。自京师教育界先后对于章士钊、马君武之长教，表示反对。教次陈任中因系章氏死党，并经马氏许以联任教次，故暗中献策执政府，略谓近年学风嚣张，均系少数共产分子鼓动，须一面藉故对学生加以惩创，一面设法使各共产分子不能在京立足，夫然后学风可望整顿，当局亦可安然行使职权，章、马复向段氏力主斯议，于是遂有指挥卫队兜杀民众之举。

（三）通缉案罗织之真相。章、马深恶教育界之迭次反对，早有大兴党狱之意，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原单计百余人，由陈交马，马自留原稿，转录一份送章。十八日事变后，经章找单挑出五十人，提付讨论。据某君曾在府中确曾亲见五十人名单，系一毛胎纸所写，姓名上尚有圈点符号，其意不明。某君特秘密抄出，仓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兹将五十人名单，转录如下： 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陈友仁、陈启修、朱家骅、蒋梦麟、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陈垣、马叙伦、邵振青、林玉堂、萧子升、李玄伯、徐炳昶、周树人、周作人、张凤举、陈大齐、丁维汾、王法勤、刘清扬、潘廷干、高鲁、谭熙鸿、陈彬和、孙伏园、高一涵、李书华、徐宝璜、李林玉、成平、潘蕴巢、罗敦伟、邓飞黄、彭齐群、徐巽、高穰、梁鼎、张平江、姜绍谟、郭春涛、任人庆。

是日晚间开紧急会议，列席各员中除贾德耀、章士钊、陈任中外，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屈映光尚云：易培基、李煜瀛、顾光熊，不宜目为共产党。陈任中谓易培基与徐谦至好，且助徐攫得中俄大学，李、顾把持法教俄教款，万不可听其逍遥，致碍政府整顿学风处理赔款之进行。贾氏谓事关学界，教?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饧圆槐卮怼Ｕ率款妊源宋迦耍榻谑翟谙嗟龋灰仔谑峭┌杆炀龆ㄒ印＃ㄔ亍毒┍ā罚?926年4月9日）

这篇《内幕种种》是否可信呢？笔者认为，大致是可信的：一、所述这次惨案的发生，先有3月17日的府卫刺伤请愿代表；章士钊（老教育总长、现政府秘书长）、马君武（现教育总长）、陈任中（现教育次长）主张“对学生加以惩创”，17日请愿事发生后，“章、马复向段氏力主斯议”，于是遂有惨案之发生；18日惨案发生后，遂有通缉名单之议。这进程基本上合乎历史事实。

二、文中称章、马“早有大兴党狱之意”，早在凯觑中俄大学和“法教俄教款”。这和鲁迅、周作

人的分析一致。三、这样的“内幕”抖露出来，如果真实的话，必然是段祺瑞政府内的工作人员，一查就可查出来的，难道真会有这样胆大的人？要知“三一八”惨案后，学生组织、工人组织、政治团体纷纷集会，发表声明、抗议、通电，要求惩办段祺瑞政府中主要人员。不久段祺瑞本人逃入东交民巷躲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政府人员才能站出来说明事情的真相。四、鲁迅在《大衍发微》中所录四十八人名单，和《内幕种种》完全一致，说明鲁迅的名单就是从它那里抄录的，鲁迅对它的真实性是信任的。

在《内幕种种》中，值得注意的，拟通缉的“原单计百余人”，“十八日事变后，经章找单挑出五十人，提付讨论”。在当天晚上的“紧急会议”上，“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嗣选出十六人，嗣又主张七人，最后仅留五人”。这就是段祺瑞政府“五人通缉令”产生的经过。而“五十人”即“大衍之数”的名单，是章士钊从“百余人”中挑出来的。它在会上讨论时被否定了，并没有形成“通缉令”。鲁迅把这份名单，写成《大衍发微》一文，对于揭露章士钊之流的“党同伐异”、“睚眦之怨必报”的卑鄙用心，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鲁迅把这份名单说成“通缉五个所谓‘暴徒首领’之后”的“第二批通缉名单”，可能是没有细读《内幕种种》弄错的，也可能鲁迅把自己说成受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是出于斗争的需要，是一种策略和战术手段，这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三

然而，《鲁迅全集》注释本从未把“大衍之数”的“通缉令”的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告诉过读者。例如，2005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中，鲁迅1926年4月9日致章廷谦信中“五十人案”的注释全文是：“指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五十人名单（参看《而已集·大衍发微》）。4月9日，《京报》刊载《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制定黑名单的经过情形。并列出了四十八人的姓名。”从这条注释看，注释者是看到过《内幕种种》一文的。而把“五十人”说成是“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名单，恰恰是不符合《内幕种种》所叙述的实际内容的。有些《鲁迅年谱》、《鲁迅评传》把这个“五十人通缉令”更加说得言之凿凿。例如，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著的《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中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在密令严拿李大钊等五人的同时，还列了一个五十人（一说四十八人）的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北京《京报》登载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证实了这一消息。”这短短几句话的谱文就有几个硬伤性的错误：1、“密令严拿李大钊等五人”。这说法不对。段祺瑞政府公开发布“五人通缉令”，并非“密令”。2、“列了五十人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的说法也不合史实。段祺瑞政府没有制定过“缉捕五十人”的“密令”。3、“五十人（一说四十八人）”的说法也不妥。这样说，好像五十人还是四十八人，尚待查。事实是：四十八人，被说成了约数“五十人”，又由“五十人”而被说成“大衍之数”。4、说《内幕种种》“证实了”文中所说的两个“密令”的“消息”，是颠倒了是非，恰恰是《内幕种种》否定了两个“密令”的“消息”。长期以来，由于一般研究者和读者不容易看到《内幕种种》一文，因而“段祺瑞严拿鲁迅在内的五十人的通缉令”的不合史实的说法，至今流传了八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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