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

篇一：是历史无知还是包藏祸心？——驳日本百田尚树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无耻谰言

据报载,日本广播协会(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2月3日在东京街头公开演讲中声称,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NHK最高决策机构成员和作家的百田氏,不该对历史短视到如此地步,也不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一无所知。他的这番言论,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公然否定,也是对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其同盟国法庭正义判决的公开否定,是对南京大屠杀上百万遗属和仍健在幸存者的再伤害、再侮辱、再犯罪,令中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愤慨!

随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并带头公然否定日本在二战中侵略和加害亚洲人民的历史,日本一批文人骚客闻风而动,置人类的公理、正义和史实于不顾,赤膊上阵,摇旗呐喊,制造谣言,颠倒黑白。上个月底,日本NHK(日本放送协会)新任会长籾井胜人就慰安妇问题大放厥词,口吐谬论,但就在籾井就其不当言论在国会道歉的几天之后,据日本媒体说,与安倍首相有着深交的NHK高层人士百田尚树又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就历史认识问题发表狂妄言论,这就很能说明当下日本政治环境和忤逆历史的现状。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少数政客究竟想干什么?

百田氏为谁站台?为谁狂妄?为谁鼓噪?他是在为东京都知事补选候选人田母神俊雄助选时发表上述言论的。田母何许人也,值得百田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田母系日本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日本有名的反华急先锋和老右倾分子。这就不难看出百田也是一丘之貉,其右翼嘴脸不打自招。

对百田氏的狂言和鼓噪,绝不能等闲视之、任其流毒在世界范围传播和扩散,应当依据历史事实予以有力地批驳,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国际传媒和西方人士曾经在第一时间大篇幅无情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百田氏云:“1938年蒋介石曾任意宣传‘日本军实施了南京大屠杀’,但世界各国对此无视,原因在于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他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事实上,由于南京是当时的中国首都,政客云集,外籍人士颇多,更因为南京大屠杀规模之大,惨害之烈,受害人数众多,许许多多中外证人留下了第一手现场证言证词、影像照片,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有力的证据。

1、外国记者当年现场的新闻报道。日军侵占南京时,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有《纽约时报》的德丁(F. 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司迪尔(Archibald T. Steele)、路透社的史密斯(L.C. Smith)、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四位记者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他们是12月15日乘坐“瓦胡号”炮舰,从长江上离开南京到上海的。当他们仍在南京时,日军禁止将照片携带出境,竭力阻止日军暴行消息的外泄。但他们离开南京后,立即向世界作了报道。当时登上“瓦胡号”的司迪尔,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在船上将采自南京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拍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由于时差的原

因,该报在12月15日刊登了他的报道,司迪尔实际上成了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司迪尔还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向两报拍发消息,两报分别以“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了残酷的大屠杀”和“我看到了300人被屠杀”为题,刊登了司迪尔的报道。美国记者德丁在上海拍发消息《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平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12月18日赫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些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最初的国际报道,令当时的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2、“南京安全区”档案。南京沦陷时,留在南京的美、英、德、丹麦等国外籍人士,出于人道主义,建立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它为未及逃离南京的难民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处所(即难民区)。但是,日军不顾国际信义,对逃避在这里的难民大肆进行屠杀、抢劫和奸淫。对日军的暴行,当时国际委员会的外侨不断向日军当局和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和呼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的公函就有69件,递交的暴行报告有428件。如“第二十六件,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从赤壁路九号,抓走了十四名佩戴我们臂章的志愿工人,不准他们携带自己的行李物品。同时,我们的两辆卡车,也被劫

走。”[1]“第三O三件,一月三十一日,四象桥一位年过六十的妇女,被日本兵强奸后,又用刺刀刺进她的阴户惨死。” 1939年,徐淑希将这些公函和报告编辑成《南京安全区档案》出版,原书是英文,后译成中文和日文,它是外籍人士目睹日军暴行的实录。

3、驻华使馆外交人员档案。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了当年德国驻华使馆人员罗森亲眼目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后,向德国外交部报告的约200页档案。如1937年12月24日,他乘船去上海时,在南京郊外看到“堆得像山一样的平民打扮的人们的尸体”。

4、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是1937年11月建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延续性组织,自1938年2月安全区解散以来,该委员会一直作为一个纯粹的非官方救济组织,依靠捐款坚持进行人道主义的工作。该委员会曾委托本会成员金陵大学教授刘易斯·史密斯(Dr·Lewis S·C Smythe)及其助手,对南京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市、郊区人民在日军暴行中受祸情况作调查,史密斯于同年6月写出纪实性报告——《南京战祸写真》,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揭露:“‘抢劫’大体上涉及到城里百分之七十三的房屋。在城里,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百分之九十六??城里平均每个地区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房屋遭到破坏,城外地区是百分之九十。城北区房屋遭受破坏的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

二。”[2]

5、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信件、日记和音像资料。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把目睹的日军暴行详细而审慎地记录下来,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亲友。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把这些资料汇编成《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于1938年7月由汉口民国出版社,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书

名出版发行时,郭沫若为此书作了序言。1995年1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鼓楼医院首次发现了美国医生威尔逊(Robert Wilson)日记,该日记记录了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1月9日间,侵华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暴行。此外,当年在南京挹江门外德胜教堂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马吉(John Magee),曾用一架70毫米的简易摄像机,现场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后来,由费区秘密带到上海,在那里制作了4部拷贝,一部送给英国传教士,一部送给德国外交官罗森(George Roson),一部带回美国,一部留在中国。马吉牧师当时还拍摄了一些照片,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当年在鼓楼医院获救治时的照片(已在纪念馆公开陈列)。这些录像带和照片,成为对日军暴行最直接有力的揭露。

综上所述,南京大屠杀并非百田氏所说的,是“1938年蒋介石曾任意宣传”的,也不是“世界各国对此无视”的。

二、国际及中国“两法庭”的判决早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了法的定论

百田氏煞有介事地说:“战后,在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如亡灵般出现,这是因为美军为了抵消自己所犯的罪。”在这里,他将矛头直接指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向主持东京审判的美国人,妄图推翻国际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的正义判决。需要指出的是,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这是日本右倾势力的一贯图谋,他不过是步其后尘,加入反对战后国际秩序大合唱而已。

众所周知,1946年初,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在东京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下简称东京法庭),依据《波茨坦公告》关于“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裁判”的精神,对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进行了长达两年零六个月的审判。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亚太地区人民一系列屠杀暴行之最,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中国派往东京法庭的助理检察官裘劭恒在回忆中说:“1946年3月至6月,根据东京法庭检察处检察长季楠(美国人)的建议和中国检察长向哲濬的派遣,曾和美国的石登助理检察官和马罗上校一起,两次回国寻找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在南京的调查取证中,得到了司法部和高等法院的支持,从上万份大屠杀的材料中,挑选了100多份的书面材料,并带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尚德义,还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美国人马吉、史密斯、贝德斯等10多位中外证人,去了东京。”[3]中国参加国际法庭工作的大法官梅汝璈也回忆说:“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功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10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与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解,接受了100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4] 东京法庭根据大量人证、物证,确认日本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在长达1218页的东京法庭判决书中,用两个专章的篇幅,作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

屠杀”的判词,确认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了以下罪行:

(一)日本侵占南京是事先预谋好的。该法庭判决书指出:“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离东京赴战地时,他已经想好了在预定占领上海后就进兵南京。他在离东京前,要求给上海派遣军5个师团。因为他早就对上海和南京附近的地形作过调查,所以他对进攻南京做了实际的准备。”[5]

(二)侵华日军残忍屠杀无辜市民和俘虏。该法庭判决书确认:“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市。中国军队在南京沦陷前就撤退了,因此所占领的是无抵抗的都市。接着发生的是日本陆军对无力的市民,长时间继续着最恐怖的暴行。”[6]

(三)日军大规模地屠杀持续六个星期之久。该法庭判决书明确指出:“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至少有六个礼拜中,在松井和武藤入城后至少有四个礼拜中,一直不断地在大规模地进行着大屠杀。”[7]

(四)日军在南京进行集体屠杀、分散屠杀和奸淫、劫掠、焚烧。该法庭判决书确认:“日本兵云集在市内并且犯下了种种暴行。日本军人进行了大批屠杀、杀害个人、强奸、劫掠和放火。”[8]“强奸事件很多。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9]“日本兵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被抢劫。”[10]“日本兵毫无理由的就把平民的住宅也烧掉。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11]

(五)日军中下层官兵在南京所犯的种种罪行,是得到日本官方默认和支持的。该法庭判决书上写道:“对于一般男子的有组织的大量屠杀,显然是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而实行的。”根据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干事史密斯(Smythe)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12]

(六)对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进行了验证的判决。该法庭根据中、美、英、苏等11国公诉书中罪状第55项,认定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对南京大屠杀,未曾采取充分的措施来确实遵守和防止其违反对于俘虏及被拘平民的条约和战争法规,判决松井石根有罪,于1948年11月12日将其判处绞刑,并于同年12月22日执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和祸首,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根据国际法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则由直接受害国家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2月,以石美瑜为庭长的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南京军事法庭(下称“南京军事法庭”)正式成立。日军第六师团团长、在南京进行血腥大屠杀的乙级战犯谷寿夫,以及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刽子手野田毅、向井敏明、田中军吉等战犯,先后被引渡到南京受审。

南京军事法庭曾两次在励志社(今中山东路307号)进行公审,分别对战犯谷寿夫和野田

毅、向井敏明和田中军吉进行宣判。1947年2月6日至8日,首先对谷寿夫进行了为期3天的公审。有3名外籍证人在内的80余名证人出庭陈述谷寿夫所属日军部队在南京的暴行,上千人出席旁听。1947年12月18日,对野田毅、向井敏明和田中军吉进行了宣判,当时法庭座无虚席。南京军事法庭依据大量的人证、物证,经过反复调查和核实,确认谷寿夫等战犯有以下罪行:

(一)日军谷寿夫、中岛、牛岛、末松等将领,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和非战斗人员。该法庭判决书确认:“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13]

(二)日军纵火焚烧,半城几近灰烬。该法庭判决书认定:“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近灰烬。我公私财产之损失殆不可以数字统计。”[14]

(三)日军进行大肆抢劫和灭绝人性的奸淫。该法庭判决书判定:“日军更贪婪成性,举凡粮食、牲畜、器皿、古玩，莫不劫取。”[15]“日军陷城后,更四处强奸,一逞淫欲。”[16]

(四)日军军官在南京以“杀人竞赛”和连续砍杀中国人取乐。该法庭判决书认定:“查本案被告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于会攻南京之役,以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为竞赛娱乐,结果野田毅共杀佰零五人,向井敏明共杀佰零六人。”[17]“被告田中军吉,既居于谷寿夫直隶部属之地位,持刀参与,且在混乱斩杀中,我被俘军民死于被告所携之‘助广’军刀之下者逾300人。”[18]

(五)南京大屠杀要犯受到了正义的审判。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进行正义的审判:“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19]1947年12月18日,该法庭又作出判决:“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各处死刑。”[20]这些南京大屠杀的要犯和凶手,被绑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为中国人民特别是深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害的南京人民伸张了正义。

三、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是历史的判决和法的认定

百田氏狡辩:“最开始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有20万人,后来又改成了30万人,这毫无道理。”我们要反问一句,谁“最开始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有20万人,后来又改成了30万人”?我们要正告百田之流,30万这个数字,不是哪个政治家提出来的,也不是哪个学者研究出来的,它有着历史的记录和根据,同时又是历史的判决和法的认定,永远不可能被推翻。

(一)南京屠杀遇难者30万人以上间接出自东京法庭。该法庭判决书判定:“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平民和俘虏20万人以上。”[21]这里需要做注脚的是“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究竟是多少?据日军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供认,日军抛江焚毁的尸体为15万具[22],加上东京法庭确认的20万以上的平民和俘虏被屠杀的数字,不难看出东京法庭判决被日军屠杀的人数应为30万人以上。

(二)日军在南京屠杀我同胞30万人以上数字直接出自南京军事法庭。该法庭判决书确

篇二：盘点70多年来日本是如何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

盘点70多年来日本是如何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

2012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经盛鸿

核心提示：日军在开始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的同时，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对南京严密的新闻封锁。他们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扫荡一空，破坏殆尽，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

南京大屠杀惨状（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经盛鸿，原题：《盘点70多年来 日本是如何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和“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在这样一个重要年份，却传出日本一些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消息。例如，在2012年2月20日，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与到访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举行会谈，在提及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竟说：“的确存在常规的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河村隆之说，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他的父亲就在南京，“虽然当时事件过去近8年时间，但南京人却对我父亲很好”。他以此证明“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他甚至狂妄地宣称：“中国一直说是30万南京平民被屠杀，纠正历史认识是我的使命。”

其实，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战时日本当局对南京大屠杀的封锁、掩盖与粉饰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恐怖暴行延续了6周，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最具代表性与典型性的暴行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日军在开始有计划的血腥大屠杀的同时，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对南京严密的新闻封锁。他们首先将南京城内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扫荡一空，破坏殆尽，并立即切断了南京与外界的所有电讯联系。日军当局还严禁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即既不让任何人离开南京，更不容许任何人进入南京。这段时间，南京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任何一点真实信息。因此，对当时正在南京发生的日军对中国战俘与平民实施大规模血腥屠杀的情况，中外新闻传媒都不能做一点报道，或者只有十分模糊的片言只字。

日军当局只允许日本随军记者采访与报道有关南京沦陷后的情况。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经过日本当局严格审查过、由日本新闻传媒记者发出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

日本随军记者中的大多数人，因长期受到日本当局的思想灌输，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具备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切思想特征与行为特征，是日本当局侵华与屠杀恐怖政策的热烈拥护者与宣传鼓动者。当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血腥的大屠杀时，他们自觉地充当了恶魔的辩护士与粉饰工，精心制造与发布各种虚假的消息，连篇累牍地写下与拍发出一篇篇捏造南京“祥和”景象、南京市民感激日军“恩德”、掩盖与粉饰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电讯、特稿与新闻照片，刊登在日本各新闻传媒上。

例如，1937年12月22日，《东京朝日新闻》用了半个版面，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标题为《对昨日之温情——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照片共5幅，是该社特派记者河村于12月20日在南京拍摄的。第一幅照片题为《接受治疗的中国伤兵》，内容是在一家医院里，日军的军医和护士正在为中国伤兵诊断和治疗。第三幅照片题为《炮声停止后南京城内的亲善情景》，内容是正在和中国摊贩打趣的日本兵，一派与战前没有什么区别的热闹的南京街头景象。

再例如，在1937年12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晨报刊登反映日军占领下的南京状况的专题照片，内容是戴着红十字会袖章的日军卫生班成员在原外交部大楼的医院里，为收容的中国伤兵、俘虏进行治疗与看护的情景。

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创办的中文《新申报》上刊登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宣称：“南京市的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德国侨民拉贝在日记中对这篇报道愤怒地斥责道：“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随军记者凭空捏造的南京虚假报道却符合与迎合了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因为它可以掩盖、抵赖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凶残、丑恶与罪孽深重，可以进一步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因而这些报道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几乎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这些虚假报道产生了一定作用，特别是使得广大日本民众一直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惊天血案一无所知，一直被蒙在鼓里。

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管日方当局如何封锁，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还是由西方各界人士通过不同途径报道了出去。首先是5位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记者的职业本能，立即记录下这些他们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分别在《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上进行了揭露。随即英国《每日电讯》、苏联《真理报》等也相继作了报道。

在国外新闻媒体揭露日军暴行的同时，中国国内的《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也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报道，仅中共《新华日报》自1938年1月至5月间，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新闻就有10余篇。

接着，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把亲眼目睹的暴行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下来，用书信、日记等方式，向世界揭露。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

（HaroldJohnTimperley）把这些资料汇编成WhatWarMeans：TheJapaneseTerrorinChina（《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在许多国家出版`。此书的中译文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于1938年7月由汉口民国出版社出版发行，郭沫若为此书写了序言。他说：“??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呼声。”

留在南京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马吉牧师，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冒着生命危险，极其隐秘地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把马吉牧师的胶片从南京秘密带到上海，并在那里制作了4部拷贝，一部送给德国外交官罗森，一部送给英国传教士，一部带回美国，一部留在中国。它向

世界揭露了日军暴行。这部影片1991年在美国被重新发现，成为留存至今的当年现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的动态画面。

南京难民中有一些九死一生逃出血城的大屠杀幸存者，以自己的血泪，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用日记、纪实等形式，向国内外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如郭歧的《陷都血泪录》、蒋公榖的《陷京三月记》、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范式之的《敌蹂躏下的南京》等等，在中外各地出版、发表、流传。

在这同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及其助手根据调查资料编写成《南京战祸写真》；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根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资料，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一书。1938年1月初先后回到南京的一些西方国家外交使节也向各国政府报告了南京的情况。这些著作，这些报道、书信、报告，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真相，引起了正义舆论对日军侵华暴行的强烈谴责，也揭穿了日本新闻报道的谎言，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千方百计封锁、掩盖和粉饰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失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辩

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打击下，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日本侵华战争多年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苦难，更没有忘记南京大屠杀！对日本战争罪犯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必须进行清算！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无数的遇难者同胞，才能给过去的历史作一正确的总结。

1945年12月6日，中、美、英、苏四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特别通告，命令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便“审理犯有破坏和平罪及包括破坏和平罪在内的个人、团体成员以及兼有此双重资格而被起诉者”。同时，盟军最高统帅批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与检察官由中、美、英、苏、澳、印、荷、菲等盟国所派遣人员组成。

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与助理检察官裘劭恒受中国政府委派，来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起诉与审判。他们立即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1946年3月20日，中国法官梅汝璈受中国政府委派，从上海飞抵东京，就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历时多年，罪行累累，战犯人数众多。盟国议定，将所有日本战犯按罪行轻重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战犯是指从整体和全局策划、发动和执行侵略的罪犯；乙级战犯是指违反战争法规的现地责任者，即犯违反人道罪；丙级战

犯是指违反战争法规的直接执行者，即犯直接责任罪。盟国议定，将甲级战犯交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将乙、丙级战犯交由罪行发生所在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

经过各国检察官与助手们的通力合作，起诉书的撰写工作终于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诉书最终确定了共28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告，其中有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指挥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参与指挥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参与进攻南京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华中方面军”第十军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第十三联队联队长桥本欣五郎等。

1946年4月29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JosephBKeenan）正式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提起公诉，诉讼理由包括三类55项：第一类“破坏和平罪”，罪状第1-36项；第二类“杀人罪”，罪状第37-52项；第三类“其他普通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罪状第53-55项。1946年5月3日上午8时42分，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共28人正式开庭审理。5月3日、4日，由检察方面朗读起诉书；从6月3日开始，到1947年1月24日，由检察方面提出证据和陈述。日本战犯的丧钟开始敲响！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采用英美法系，允许控、辩双方当庭辩驳，对证据的要求特别严格。日方组成了112人之众的“律师辩护团”为日本战犯进行辩护。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最血腥野蛮的战争暴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其审判格外重视。为查清南京大屠杀事实真相，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季南为了获得足够的有力证据，在审讯前期，于1946年5月30日下令，派遣美国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DavidNelsonSutton）、中国检察官助理裘劭恒等人，专程前往南京，为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实地取证。1946年6月4日，萨顿一行到达南京。他们得到了中国政府与南京民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萨顿一行在南京会见了中国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等有关官员，找到了多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及中外目击者。萨顿一行在南京获得了大量的人证与物证。1946年6月8日，他们带着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代表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以及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代表、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MinerSearleBates）、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乔治·费奇（GeorgeAshmoreFitch）、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等人，于6月12日飞回东京。不久，南京鼓楼医院的美籍医生威尔逊、南京德胜教堂美籍牧师马吉也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应召前往东京。

1946年7月下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由检察方面提出与宣读了多项书面证据。南京的受害居民、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与战时驻南京的西方侨民的代表以证人的身份到法庭上作证。

篇三：日本为何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

【思想空间·距离】从生到死有多远，呼吸之间；从迷到悟有多远，一念之间；从爱到恨之间有多远，无常之间；从古到今有多远，谈笑之间；从心到心有多远，天地之间；从你到我有多远，善解之间；从神到人有多远，觉醒之间。

每年日历翻到12月13日，南京城的上空就会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在刺激着人们的耳鼓同时，不断地警告着每一个中国人：千万不要忘记77年前发生在南京的震惊世界的惨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间走到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历史的目的是愿历史不再重演，而历史也不会重演！

（一）幸存者忆日军暴行

（1）五万余人遭日军射杀 葬身草鞋峡

幸存者唐广普：日军用机枪对着人群猛烈扫射，成批的中国人纷纷倒下，哀号之声回响在荒凉的江岸。日军进行枪杀后，又端着刺刀检查血泊中有无未死者，对于尚有气息者就补上一刀。

“日军攻破南京城是在12月13日，当时城内已经乱作一团，老百姓纷纷逃难，守军也争相溃逃。”由于守军撤退组织得非常混乱，甚至彼此发生了冲突和踩踏，导致众多军人滞留在城里，成为散兵。他们放下武器、换上便装，与大量争相逃出城的难民一道堵塞在下关沿江。

南京沦陷时，江上的船只已先后停运，无法渡江。加之12月份是枯水季节，很难凭借木板、竹筏、木盆之类的简易工具渡到对岸，大批难民与放下武器的军人眼巴巴地望着江北，陷入了绝境。

草鞋峡纪念碑

很快，他们就被赶来的日军捕获，囚禁于幕府山下的一处兵营，总数多达5万余人。对这些老百姓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日本兵肆意凌虐，不给水喝。在饥寒交迫中，有不少人成批死去。

“18日，日军将这些难民与放下武器的士兵一一捆绑，集体押解到长江边的草鞋峡，当时天色已黑。许多人并不知道，这里将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后停留的地方。”段月萍说，根据此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士兵唐广普回忆，日军用机枪对着人群猛烈扫射，成批的中国人纷纷倒下，哀号之声回响在荒凉的江岸。

日军进行枪杀后，又端着刺刀检查血泊中有无未死者，对于尚有气息者就补上一刀。为了毁灭现场，日军将成堆的尸骸泼上汽油纵火焚烧。此后，他们又强迫附近百姓来处理现场，将大量尸首抛至江中，然后又将这些中国人杀害。据1946年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认定，日军于1937年12月18日在南京草鞋峡总计屠杀了超过5.7万人。在这场屠杀中，仅有极个别人侥幸生还。

（2）大屠杀幸存者忆：男女小孩的尸体都用铁丝穿锁骨

幸存者刘世海：“日本兵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我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是安徽人，所以就加入了逃向安徽的队伍。我们一行一共五十来个人，从三汊河来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去。一路上看到尸体横陈，一根电线杆上倒挂着七、八具尸体，都用铁丝穿着锁骨连在一起，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我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我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的士兵。”日本兵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我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名日本兵，其中有十几人提着军刀，其他的人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一起从周围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我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我只记得日本兵高举军刀向自己砍来的凶恶形象，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苏醒过来时，天已经黑了，我身上压着两个死人，我使劲推开尸体站了起来。幸亏伤口还不深，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亮，我赶快离开了那块菜地，走了半里多路，看到一个防空洞，我躲进了洞中。天一亮，日本兵又来了，用日语大喊了一阵，可能是叫“出来”。由于洞中比较暗，什么也看不见，日本兵喊了一会就走了。

那次遇难的时间，是冬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同行的五十来人，只有我一人幸存，现在脖子上还有约十厘米的刀疤。”

（3）幸存者忆南京大屠杀:日军用中国人尸体堆成桥

王明辉，通讯干事，92岁，现住址：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楼子王村所在部队：92军211师

我是自愿当的兵，那时候家里穷，心想着当兵有饭吃。打西峡口之前我们部队驻扎在西平县城，我当时就是一个小排长了。1945年3月份，日本部队从南阳往西进，我们也开始夜里急行军，主要是到西峡口阻止日军。

刚开始挖工事，一人多深的坑，上面用木板盖着，主要是躲日军的炮。当时有不少日军驻扎在庞家寨，我们几个军的部队轮流往寨上打，攻不下，死的战友多得很，这一排死完，再上一排。我负责统计的数字是，不到三个月光干部就死了40多个，其中还有一个中校副团长，兵就不说了，统计不过来。1960年以后，有人要找尸骨，我给他们指了好几道沟，里面骨头太多了，死的人把沟都快填平了。

（4）南京屠杀暴行：妇女不堪受辱跳河被捞起奸杀

幸存者张曹氏：日本鬼子在南京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日本鬼子看到村中的妇女就奸淫，真是无恶不做。

“1937年12月,日军进村时，我才十六岁。我的丈夫和两个兄弟，在陆家洼被鬼子杀害了。 日本鬼子在南京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日本鬼子看到村中的妇女就奸淫，真是无恶不做。我还亲眼看到一个妇女被鬼子抓去，这个妇女不堪忍受淫辱，一下跳到河里(来自:www.sMHaiDa.com 海 达范文网: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鬼子又把她抢上来，糟蹋过后又刺死了。

我的父亲被日本鬼子抢去取乐，他们在小沟里放个木头，让我父亲从木头底下爬出来。”

（二）国际视野下的南京日军暴行

（1）魏特琳日记：有妇女被强奸19次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2008年9月14日《朝日新闻》关于发现佐证南京大屠杀活埋中国军民照片的报道） 这几行文字，在2005年被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看到，发酵成小说《金陵十三钗》：13名妓女自愿代替女学生充当日军慰安妇。

张连红认为，妓女主动献身的故事是作家演绎出来的，是文艺作品中的情节。历史资料中，可能找不到这样的情节来映射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升华，但是，日军人性丧尽的恶行记录，却比比皆是。

单是日军在平安夜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挑选“妓女”一事，就有数位见证人做出了记载。 魏特琳在信中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对中日战争做了这样的判断：“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个人被打死，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死1100万人。”

（2）马吉牧师：强奸尼姑孕妇 漂亮者被一夜糟蹋40次

1月11日，星期二。马吉牧师写道：“昨天在医院看到一名妇女被砍了数刀，头都快掉了。这名妇女同其它四名妇女一起被日本兵从金陵大学抓走，这些日本兵需要一些妇女为他们洗衣裳和服侍他们。据这名妇女说，她们中年轻漂亮些的白天洗衣服，夜晚还要被强奸40次。有一天，两个日本兵叫她跟她们走，她们把她带到一个空房子里，在那里想把她的头割下来，幸运的是没割到要害部位。

篇四：为东京大轰炸叫好日不爽 那日否认南京大屠杀呢

为东京大轰炸叫好日不爽 那日否认南京大屠杀呢

2015年03月12日 08:34 环球时报 微博

如果周边为“东京大轰炸”叫好

作者：环球时报

3月10日是二战末期东京大轰炸70周年，东京多地举行追悼法事，安倍打破日本政治惯例，以首相身份参加了当天的追悼活动。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参加对东京大轰炸死难者的类似悼念。

安倍在法事上表示，日本将“把惨痛的战争教训铭刻在心，为了世界永久和平做最大限度贡献”。他未对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使用“侵略”等关键字眼。世界舆论的总结是：安倍强调了日本在二战中的“受害者”身份，他在提醒世人日本国民在那场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东京大轰炸据称共造成约10万名日本人死亡，是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非核轰炸。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的一篇评论称，美国应惊骇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该文说，如果日本帝国是二战受害者的话，那么就不是东条英机，而是杜鲁门成为战犯了。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其实每年日本都有一系列围绕自己因战争受苦受难，包括被扔原子弹、遭遇猛烈空袭的纪念活动。它们滋生、助长着日本社会的悲情，强化着日本民族对二战是非从未间断的独特认识。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集体反思逐渐弱如蚕丝，经过新一轮与全球反法西斯纪念相反的活动，这样的细丝大概又将断掉几根。

日本列岛关于和平与战争的价值观与普世性认识有巨大差距，日本的确成了这方面的孤岛。面对日本人关于二战中自我受难的大量描述，以及他们对侵略他国罪行的轻描淡写，世人或惊诧愤慨，或哭笑不得。日本的现代化处处显出国际范儿，怎么一到历史问题，这个社会马上变得如此另类、冥顽不化了呢？

日本人如果拿出纪念东京大轰炸十分之一的劲头来忏悔南京大屠杀，反省731细菌部队干的那些丑事，向慰安妇及其后代道歉并赔偿，那么东北亚将会增加多少和谐！

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打败军国主义日本只用了几年时间，但要让日本承认自己在那场战争中彻底做错了，它是受害者，但更是加害者，它挨原子弹和东京大轰炸都有着深刻的因果逻辑，世界花70年时间还没有做到，而且可能永远也做不到了。

我们很无奈地搞懂：日本就这样。跟这个国家没法谈大是大非，日本人从二战中获得的仇恨和委屈似乎是整个地区最多的。当围绕历史问题出现争议时，好像不是日本搞历史修正主义错了，而是周边国家心胸不够大、不允许它搞翻案做错了，应该不好意思的是中韩等国，日本应当两眼泪水，一腔感慨。

看着日本高官们做出的沉痛的受难表情，我们有时会起一身鸡皮疙瘩。周边社会是应当反过来对日本当年挨原子弹和大轰炸说几句痛快的狠话，还是不搭理他们呢？这还真是个问题。

如果我们说日本挨原子弹和大轰炸“都活该”，显然会让不少普通日本民众很不舒服。但日本官员们知道不，他们否认南京大屠杀，抵赖强征慰安妇罪行，拒绝对侵略战争做明确定义并诚挚道歉，所带给周围国家的伤害感，与日本人听到“原子弹炸得好”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让历史问题早些飘散，必须从日本彻底反省侵略罪行做起。今年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特殊节点，给日本在这方面洗心革面提供了机遇。当然安倍政府也可以就抵赖战争罪行再多往远处走一步。无论如何，今年世界舆论会围绕历史问题紧盯日本，它究竟想做得像个小丑，还是向世人展现应有的道德勇气，选择权就在安倍政府的手里。

（新浪军事）

篇五：日本主流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

1、日本主流学界认为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问题。虽然在日本学者洞富雄等人的著作中，“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一词曾被正规使用过，但在日本学界，“南京大屠杀”(南京大虐殺)并不是一个通用词汇。东京审判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称呼是“南京暴虐事件”（日文汉字版也是如此）。现今日本主流学界虽然肯定“南京大屠杀”，但大多数人更习惯于使用“南京事件”一词。反而是非主流的虚构派必加引号使用“南京大屠杀”，目的在于表示这个词是中方杜撰。当日本主流学界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南京事件”时，其所指与“南京大屠杀”是相同的。

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争论始于70年代初，80年代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而激化，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学者分为肯定派（大屠杀派）和虚构派（虚幻派）两类，并总结道：

持肯定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学者大都具有历史学专业的背景，理性和学术性较强。相反，在90年代末期之前，虚构派成员主要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专业出身的学者很少。但近些年来，“虚构派”中出现了一批拥有大学教授身份的新成员，且其研究成果也多以学术中立面貌出现。2000年的时候，虚构派为加强组织，整合力量，提升影响力，还发起成立了“南京”学会，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学会年报。但总体上来讲，肯定派在资料搜集和研究成果两个方面都很坚实；虚构派则陷入一种缺乏坚实的资料搜集，研究成果反倒不少的尴尬局面。

日本学界目前的主流意见，可以参考日本国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第一战史室研究员庄司润一郎的说法。庄司润一郎参与了两国官方组织的为期四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并担任“南京大屠杀”部分的执笔者。庄司润一郎说：

“关于引起争论的南京事件的原因，日方指出‘日本在对待俘虏的相关政策和占领后包括保护居民在内的军政计划方面有欠缺；维护军纪的宪兵人数少；无视粮食和物资供给情况而断然攻占南京，其结果引发了掠夺行为，诱发了军纪涣散的不法行为等’的同时，提到了‘造成牺牲扩大化的?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蚴牵泄釉谀暇┓牢雷髡缴系拇砦螅约八嬷吹姆牌骋恢富印⑷狈Χ悦裰诘谋；ご胧５比唬獠⒉环穸ㄈ毡局苯油郎敝泄说氖率怠！?/p>

虽然有种种理由，但庄司润一郎并未否定日军南京存在屠杀的事实。庄司润一郎还说：“现在所有的中学社会科、高中日本史的教科书中，均有对南京事件的叙述。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由于对历史存在各种认识，一部分极端言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问题也是事实。”（庄司润一郎，《“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之回顾——以南京事件为主体》，2010）”

2、有争议的主要是死亡数字

中方学者与日本的“肯定派”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如庄司润一郎所说：

“（日中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中，日本以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判决的20万人以上(对松井司令官的裁决书是10万人以上)为依据，中国以南京战犯审判军?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ㄍヅ芯龅?0万人以上为依据，而不必另外提供各项检验结果。另外，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而‘受害人数存在诸多说法有其背景，即由于对‘屠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区域、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有差异’。中方的步平首席委员指出：‘战争已过去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找出正确的数字实属不能。南京大屠杀犯下了残忍的罪行这点，必须加以承认。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人数的问题也可以讨论。’”

日本外务省对“南京大屠杀”的声明，与庄司润一郎的总结如出一辙：

“1、日本政府认为，日军进入南京后，不能否认杀害了很多非战斗人员和有掠夺行为；

2、但由于受害者的具体人数有诸多说法，政府难以判别哪种说法是正确的；3、日本政府坦率地承认由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而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深刻的反省和由衷道歉始终铭刻在心。”

3、河村隆之以父亲的经历做出的判断是不靠谱的

河村隆之何以会得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结论？据媒体目前所报道的信息，主要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报道称：“河村隆之的父亲曾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并且一直在中国领土上作战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河村自称曾经从他父亲那里了解到‘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此他称：‘如果在8年的战争中发生过像‘南京事件’这样的事情，中国人为什么还会做出(像父亲所说的那样的)热情接待的事情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河村隆之所谓的父亲“在中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具体是指什么？2009年的一份报道有更详细的表述：“我父亲就是在南京迎来终战日的。当时，南京的民众非常善良和蔼，父亲说他也因此才能够回到名古屋。如果1937年南京有30万人被屠杀了，8年以后会对日本人这样和蔼吗？”

河村隆之的上述描述很可能是准确的，相似的情节，可以在许多日本侵华老兵的回忆中找到。但河村据此得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结论，且恰恰证明此人对中日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当日日军士兵之所以在南京得到善待，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蒋介石需要通过善待侵华日军来争取他们只向国军缴械投降。日本宣布投降时，其东京大本营曾密电冈村宁次，暗示他向共产党军队投降缴械：“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

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但最终，冈村宁次没有按照密电的暗示去做，没有将日军控制的地盘和武器交给中共，而选择了与蒋介石合作。善待侵华日军（蒋介石发表了“以德报怨”讲话）和冈村宁次未被追究战犯责任，均与此有关。

2、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抗战胜利之际，中国的军事实力，并不足以防范、镇压日本军队。冈村宁次称“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 万（华北方面军30万，第六方面军35 万，第十三军30 万，第二十三军10 万）”，且在回忆录中明确表示：“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由于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国民党部队此时是多少呢？蒋介石在1946年一次鼓舞部属必能消灭中共的谈话中给出的数据是“二三百万”；考虑到国军部队与日军部队之间的战斗力差距，国军显然不足以控制庞大的投降日军。这也是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日，却在日记里写下“心但有忧惧与耻辱，毫无快乐之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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