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镇反运动的恐怖回忆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9/23 09:31:09 字数作文
篇一：空前绝后的镇反运动
空前绝后的"镇反"运动
出处：新闻午报
无论是国内的影视作品还是学术文章，我们很少看到对于建国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三大运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披露和描写。国外媒体和研究机构也很少对这一题材进行挖掘和研究。历史学家杨奎松认为，无论其情理如何，曲直与否，作为建国以来首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对这一历史事件总应有实事求是的回顾和总结，使人能了解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因果与影响。本文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记叙和分析了这场轰轰烈烈，以巩固新政权为中心任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代初，由于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新中国曾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时间全国大小城镇群情激昂，形成了强大的镇压声势。
仅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各种旧势力，包括恶霸、地主、惯匪、特务、国民党党团等，大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从而也极大地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牢牢地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全面改善了许多地区原本十分动荡和混乱的社会秩序。
因此，此一运动虽然“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和赞同。
建国初阶级斗争残酷复杂
军事的胜利并不足以保证新生政权的巩固与长治久安。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进城后务必重视阶级分析和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的问题。他甚至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 实际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新区还是老区，自从夺得政权以来，就不断地遇到局部的，但却是相当激烈的反抗。
1949年8月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老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一、纵火。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五十余辆…… 二、杀人。冀鲁豫26个县3个月内统计共杀人55起，死人88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自元月至今合计约有288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则反映了新区情况之严重。报告称：“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成渝、渝黔等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都被土匪掐断。”
刘少奇严厉打击反革命
由于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后，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有日渐严重的趋势，因毛泽东访苏归来暂时休养，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这时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在他的主持下，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部并据此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以便摸底排队，掌握城市中敌对分子的状况。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镇压反革命。
在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再三提示下，各相关部门领导人亦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呼声和要求。在这里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对此后镇反运动的形成颇有影响的彭真的报告。彭真在报告中说：依据中央指示精神，政法委员会派出两个工作组前往察哈尔省的宣化及河北省的唐山两个专区进行了司法调查，发现“在正确地纠正了?乱打乱杀?的偏向之后，现在不少地方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
彭真的报告尖锐地提出了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各级法院“宽大无边”，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嚣张的情况，不仅推动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3日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而且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但是，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包括刘少奇和相关部门大力镇压的指示及部署，毛泽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做出相应的指示。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已经再三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且其始终是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进城后，他更是公开声明：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因此，毛泽东不可能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力主“各个击破”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时候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由于新中国必须要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复杂得多了。正是因为注意到进城后会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故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对任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行动都小心翼翼，避免四面出击。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他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但是，同时他却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能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当作重中之重？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他说：第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第二，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再加上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尤其是“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城里“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来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是不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其实也正是毛泽东在军事上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用。
时机成熟中央发出“双十”指示
高度注重策略的灵活性，是毛泽东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当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迅速调整既定策略，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就成为一种必然。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策略变化，也正是如此。
1950年6月毛泽东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对镇压反革命问题不甚积极的态度。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下决心镇反，自然有其攘外安内的现实需要。除前述各种敌视共产党的旧势力相当活跃以外，仅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就对中共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队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
由于各地农村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基础，结果自然也就便利了国民党地下潜伏及派遣人员的反抗活动。在“双十”指示发出前后，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十余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五区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
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心指挥机构，中央公安部这时明确认为，各地反动组织异常活跃的根本原因在于，反革命为数过多，而镇压不力。
“双十”指示无疑是以上述形势判断为依据的。指示明确提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但可以肯定的是，“双十”镇反，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面对即将到来的抗美战争的强大声势，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求大张旗鼓地清除反革命分子，就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时机来到了。
运动开始声势浩大却暗藏隐忧
对此，毛泽东这时对公安部长罗瑞卿有过清楚的解释。他说，那时时机不成熟，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如果那时提出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不能浪费了这个时机。
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他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为什么能够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关键在于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
很显然，基于过去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相当了解，这种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震慑力，而且会对广大基层民众起到一种相当形象化的政治教育的作用，会极大地树立起新政权的政治权威。对于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一些地方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公开判决，发布消息，声势搞得较大。但这却又引起了中共中央某种程度上的担心。这是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屡次发生肃反运动扩大化的情况，再加上1947年华北土改和1949年进城后一些地方发生过乱捕乱杀的现象而不得不加以纠正。因此，运动刚发动一个多月，刘少奇就开始紧急部署适度降温，又强调要注意策略。刘少奇在高干会上即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即是要有计划、有重点的去进行宣传工作。对重要案件，必须发布重要新闻，并配合以通讯、短评、社
论等进行系统的报道，以一儆百。但对一般案件，则不必亦不应件件报道。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
这个时候，运动不过刚刚开始，除北京、天津和少部分基层外，多数地区尚未真正行动起来，动员、宣传和教育群众的声势都尚未造成，毛泽东未必希望马上就来束缚各级干部的手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少奇批示对自新分子不应处以死刑时，毛泽东特别将其修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处以死刑。”但建国伊始，又是同时在抗美战争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的同时，在全国几亿人口中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毛泽东一时也还不得不郑重其事。
推进革命各地下达处决人犯指标
但是，进至1951年1月中旬以后，眼看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异常顺利，国内民气上扬，毛泽东明显地开始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现状感到有些不满足了。显然，过分强调不要搞得太紧张、太急躁，不要逮捕过多、杀人过多，达不到毛泽东所期待的发动群众的目的。
1 月17日，毛泽东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廿七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21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且还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处决一批。区区一个湘西，不仅远离沿海前哨地带，人口密度也远小于华东地区，就处决了4600人，而且还有许多反革命要杀，而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不过处决了2911人，相比之下，毛泽东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他毫不犹豫地做出批示，强调：湘西准备继续再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由此联系到华北以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所有新区，他开始断言：新区多数都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他进而坚决地提出：在这些地区，“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因为，“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
为了使各地主要负责人切实了解他的想法，同时进一步督促和鼓动各地抓紧这千载一时之机，毛泽东不得不开始分别给各地具体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了。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处决人犯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处决人犯的比例数来了。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加快进度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
“双十”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以政务院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依据，但制定这样一套标准仍旧颇费周折。直到中共中央决定了大致的处决人犯比例和毛泽东开始向各地提出了具体的镇压数字之后，政务院才于2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条例》根据毛泽东要“大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毛泽东这时之所以敢于一反其开始时小心谨慎的态度，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镇反”，前提自然也还是建立在其再三强调的“只要我们不杀错”的基础上的。问题是，镇压反革命，一旦走上了以鼓动和宣传群众为目的，仅仅着眼于打击特务、间谍和《条例》所列举的那些已遂或未遂的“现行”分子，就明显不够了。因为，鼓动和宣传群众，必须以群众的直接利益为着眼点。因此，镇压反革命作为一种群众运动被掀动起来，从一开始就不能不着眼于打杀那些直接与普通民众有着切身利害关系，即是有较大民愤的“恶霸分子”和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
但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呢？“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呢？十分明显，离开了具体的法律标准，单纯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运动开始之际，一些地区很早就出现了杀人由心的情况。根据一些地方报告，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
运动高潮“杀反革命比下场透雨还痛快”
怎样才能大杀反革命，动员群众，而又不致造成中间分子的恐惧和不满呢？
2 月17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开处决了58人。注意到枪毙人犯有数万群众围观，而且兴高采烈，罗瑞卿明确认为，今后执行死刑前完全可以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等，报告反革命罪行，激发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心理。随后，北京市又进一步于3月7日夜一举逮捕了 1050人。紧接着，北京市公安局专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市区两级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宣布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与会代表讨论惩治办法。经过一系列宣传工作之后，市公安局于25日当天分别在三处一次性就枪决了199人。
北京利用人民代表会议和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起来投入“镇反”运动的方式，给了毛泽东相当的信心。已经在“镇反”运动方面走在前列的天津市，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不仅如此，它还在3月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相当气魄的补充计划，即准备在已经处决掉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赞赏，马上转发各地，兴奋地宣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终于，一直顾虑上海的工商业中心地位，担心震动太大的上海市委，也“深刻检讨了”此前放手不足的偏向。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上海市委报告中央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3000 人。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还特别推荐了北京和天津的做法，要上海领导人注意看3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参考京津镇压反革命的经验。
在毛泽东的极力推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从3月开始，陆续实施了有计划的，极具震慑性的大逮捕和处决的行动。此举在各个城市都造成了相当强烈的震撼性效果。
随着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始开展“镇反”，民众的热情和要求节节升高，处决人犯的规模也一波胜过一波。毛泽东对此同样感到欢欣鼓舞。在赞扬这“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之后，他进而又于4月22日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200个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证明害怕震动过大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表扬，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各大中城市负责人放手大杀的勇气。上海在这方面就后来居上，落实了公安部报告中关于处决人犯要“行动猛、火力足”的要求。各地随后也都比着突破这一数字。
正负效应重创反革命与滥捕滥杀
篇二：镇反运动中被错杀原国民党将领平反录
镇反运动中被错杀原国民党将领平反录
自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镇反指示后，起义投诚的国军将领厄运便到来了。 镇反运动缘起
1950年3月和7月，中共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 10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例如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解放前夕，罗广瀛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八十年代罗被平反。
总而言之，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
下面整理了部分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 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民党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起义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 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起义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 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起义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 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 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起义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起义将领方涤瑕
篇三：杨奎松：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
杨奎松：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
作者:杨奎松发布时间: 2012-05-09 09:41
新中国镇反运动初期，中共中央决策层意见并不一致，毛泽东对于镇反运动开展的时机和力度掌握更是几经反复，从“不要四面出击”到“大张旗鼓”，再到直接给各地下指标、定任务，其中经过了怎样的历程？各地的镇反从最初的“宽大无边”又如何演变成了“扩大化”，并因此带来何等后果，对新中国的政治走向又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引言
1950年代初，新中国建立未久，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时间全国大小城镇群情激昂，杀声震天，各地成千上万地捕杀反革命分子，大小报纸大张旗鼓地刊登“杀”、“关”、“管”分子名单，形成了强大的镇压声势。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杀”、“关”、“管”反革命人数有几百万之多。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镇反运动，至今尚未见多少深入的学术研究。其中原因，相信一方面与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有一定关联，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当中，镇反运动的作用向来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争议最少的。以后的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之所以更加为人瞩目，引起众多的研究兴趣，其中关键，正在于有太多活着或死去但已得到平反的人曾深受其害，故强烈地要求拨乱反正，深究其来龙去脉与幕后的种种原因。但是，时至今日，对镇反运动，却从不存在这样的情形。何况，历史上凡革命政权，从来对反革命绝不留情。共产党领导之革命政权初创，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固其根，以立其威，亦向被国人视为情理中事。只是，无论其情理如何，曲直与否，关乎如此多人命，且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之首的这场运动，总应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使人能了解其来龙去脉，探究其因果与影响，是为当然。
镇反运动发生之时，正值全国性土改运动高涨之际。镇反运动虽以城市为主，但各地县乡亦在其列，许多地方甚至波及农村。且镇反运动的相当一部分对象为逃亡地主及城乡恶霸，故其与农村中土改打杀地主恶霸以及当时的“清匪反霸”斗争往往纠结一团，不易截然分清。再加上以中国之大，地区差异之甚，运动的复杂性及其地方动作的差异性亦不可限量，故笔者并不指望在一篇文章里概括出这场运动的全貌。本文只是着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具体决策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及其与地方间互动的情况，来尝试着描述与分析这场运动形成发展的复杂情形与其内在的一些问题。
运动缘起
从1948年秋天开始，人民解放军从东北地区开始，横扫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和西北，仅两年左右时间，就解放了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建立起了一整套党政权力控制体系。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足以保证新生政权的巩固与长治久安。还在中共准备全面取代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之初，毛泽东就再三告诫全党，切忌重蹈李自成进城的覆辙。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出了进城后务必重视阶级分析和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的问题。他甚至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
实际上，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是新区还是老区，自从中共开始大规模夺取政权以来，就不断地遇到反革命分子局部的，但却是相当激烈的反抗。
1949年8月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老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一、纵火。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50余辆，石景山钢铁化验室亦曾失火，冀南、太行我党员村干与干属麦子被烧者数十起，冀南13个县统计，烧毁麦子1917亩。二、杀人。冀鲁豫26个县3个月内统计共杀人55起，死人88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冀南近3月内反动地富杀害我村干党员4起，绥远陶林二区蹋步忽洞村地主勾结土匪一次即
杀我村干部积极分子12人。自1月至今合计约有288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
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则反映了新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继2月5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50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2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8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80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16岁至20岁妇女40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21人被匪剥光衣服，7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3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13户，第二次全村90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70余人，8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匪首曾绍华领数万人接连3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4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6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
由于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后，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有日渐严重的趋势，因毛泽东访苏归来暂时休养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这时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反革命破坏分子。在他的主持下，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部据此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以便摸底排队，掌握城市中敌对分子的状况。据3月间中共北京市委报告，从入城以来到报告之时，北京市已逮捕、集训和登记的敌特党团分子已达6900余名，其中登记者即占一半以上。另据浙江省的统计，其仅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就超过11万人。又据山东省的统计，其登记的土匪、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特务及反动党团骨干5种反革命分子，就达到137599名。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地严厉镇压反革命。3月28日，刘少奇在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23日关于皖南军区破获匪特案件通报上明确批示：“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这样就会鼓励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经过宽待争取而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处以长期徒刑以至死刑，此点望公安部及司法机关即向各地发一指示，请董（必武）老与罗瑞卿同志拟一指示发出。”
29日，刘少奇又在铁道部长滕代远前一日关于匪特破坏铁路情况给军委并中财委的报告上批道：“对这些破坏分子必须严办，不严办，不给以恐怖是不对的。公安部及铁道部即商讨出办法通知各地，批评各地麻痹现象。”
30日，了解到中苏合办股份公司协定见报后，一些地方学生上街抗议，刘少奇也马上联系到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他指出：“在绝大多数群众中这种怀疑是出于幼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但反革命分子必然借此大肆活动，并在活动中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貌。各地党委团委及公安部门对此必须密切地加以注意。”“要特别注意那些激烈的作各种反革命提议和行动的分子，记取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并对他们加以侦察，以便发现他们之中的反革命行为和反革命组织，然后在适当时期由公安部门加以破获。”“对确实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在有了充分的侦察和准
备之后，必须加以严厉地彻底地镇压。”
在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再三指示下，各相关部门领导人亦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和要求。在这里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对此后镇反运动的形成颇有影响的彭真的报告。彭真在报告中说：依据中央指示精神，政法委员会派出两个工作组前往察哈尔省的宣化及河北省的唐山两个专区进行了司法调查，发现“在正确地纠正了‘乱打乱杀’的偏向之后，现在不少地方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对此，报告举例称：“有些地方对罪大恶极，甚至曾杀我干部百余人，曾杀我县长及干部多人的反动头子，曾杀死群众多人的匪徒，却不判死刑；或下级法院判了死刑，而上级法院又改为徒刑。”而更多地方则因法院不健全，各地都积压案件甚多；对于已有处刑决定之匪特案件，亦往往拖延甚久，以致减弱司法权威。这种情况已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张扬，“新区、半老区群众很怕土匪特务，对匪特和我治安人员竟采两面应付办法。甚至有些村干部，也因为怕遭匪特和‘遭殃’，对于所知匪特匿而不报。群众对于政府的清匪除奸的号召，则认为是空话，报之以极冷谈的态度”。
彭真的报告尖锐地提出了各级政府机关，特别是各级法院“宽大无边”，导致匪特分子气焰张扬的情况，不仅推动了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23日联合颁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而且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由于中共中央、政法委以及政务院、最高法院接连提出和发布了镇压反革命的相关意见和指示，各地的镇反工作明显加强。但是，对于上述种种情况，包括刘少奇和相关部门大力镇压的指示及部署，毛泽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作出相应的指示。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已经再三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且其始终是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包括在中共中央进城前夕，他还在强调：共产党的政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是独裁、专政、专制”，故必须“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进城后，他更是公开声明：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因此，毛泽东不可能不重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个时候开展镇反运动不甚积极？这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意到，由于新中国必须要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复杂得多了。他在1949年初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也正因为要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甚至对占领大城市的问题都格外谨慎，对新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会“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危险更是格外担心。他已经再三告诫党内：“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避免重蹈李自成当年的覆辙，强调进城后要警惕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亦都是为此。但也正是因为注意到进城后会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故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对任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行动都小心翼翼，避免四面出击。
如1950年3月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就马上针对当时正在广泛开展的土改运动提出：中国的土改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暂时不动富农的土地。其理由有三：“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农民似较妥当。”毛泽东这里的中心思想很明白，
就是突出强调统战政策的需要，要求全党注意运用策略，对敌人要分而击之，以免太过刺激统战对象使其不满。
对农村中的富农尚且担心发生“左”的偏差，诉诸激烈手段，大规模镇压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影响面更大，毛泽东自然表现得更加谨慎了。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一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但是，他同时在口头解释这个报告的思想时，却明确告诉与会者，报告虽然面面俱到，讲了各方面的工作要求，然而，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能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当作重中之重？他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说：
第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亿6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第二，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再加上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尤其是“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在城里是“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至少不要使他们反对我们。
换言之，毛泽东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用他的话来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不是不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其实也正是毛泽东在军事上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用。
“双十”指示
高度注重策略的灵活性，是毛泽东政治运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但由此也足以说明，毛泽东绝不是那种墨守陈规的人。战争的目的在于战胜敌人，一切策略的应用，都是为着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当战争形势发生变化时，迅速调整既定策略，以追求更好的效果，就成为一种必然。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的策略变化，也正是如此。
1950年6月毛泽东还极力劝告党内同志不要急躁，切忌四面出击。然而，几个月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当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失利，中国方面不得不准备出兵时，他马上就改变了此前的态度。他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千载一时之机”。因此，中共中央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朝鲜的同时下决心镇反，自然有其攘外安内的现实需要。除前述各种敌视共产党的旧势力相当活跃以外，仅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就对中共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据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北京至9月底就已破获特务案件177件，天津12个月破获73件，平原省9个月破获22件，绥远省6个月破获60件，河南省8个月破获183件。据《人民日报》公开报道称，“从去年（1949年）10月至今年9月先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的特务分子达13000余人，并破获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直接进行的间谍案件
数起，缴获特务机关的电台共175部”。
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甚至，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已经被剥夺土地的地主和旧富农进行反攻倒算的事件。最严重的地方，一个省里平均一个县就发生了七八起这样的事件。 另一方面，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对基层政权的确立和稳固，更是备具威胁。这些会道门组织最让基层政权感到威胁的，是其人数众多，并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都深陷其中。据中共中央华北局报称：“在会道门活动方面，河北发现有401种，道徒无全省统计，仅石门6县即有各种道徒约64000人；山西150种，仅一贯道即达81万多人；平原82种，道徒约30万人；察哈尔50余种，道徒约20万人；绥远20余种；北京38种，仅一贯道即有道徒20万人；天津10余种，一贯道、青帮、世界佛教会各约10万人上下。就全区说，以一贯道分布最广，也最反动，全区共约道徒150万人，仅山西忻县地区即有一贯道徒约19万人，占该区人口的14.6%，连其他会道门计算，则占人口的17.7%。崞县每村皆有一贯道，代县74%的农村支部，均有党员参加，在全县3000名党员中，有18%参加了一贯道。察省雁北地委调查了900个党员，即有500个参加一贯道，其中100个党员宁退党不退道。该道上层多为地主富农及国民党反动的旧军人，一般道徒则多为中贫农。这些会道门中的大多数，特别是一贯道和龙华会，已为特务组织所掌握和利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旧中国留下来的会道门组织、土匪和国民党潜伏及派遣人员相结合，结果自然也就强化了对新政权的反抗活动。华北局报告称：“匪特的反革命活动已不仅限于隐蔽的造谣、暗害、破线、破路等卑鄙行为，且已走上公开的直接的武装暴动的阶段。”他们或“积极扩大力量，组织反动武装”，或“联络旧党特人员，操纵土匪，进行所谓敌后游击”。在“双十”指示发出前后，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10余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五区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心指挥机构，公安部这时明确认为，各地反动组织活跃异常的根本原因在于，反革命分子为数过多，而镇压不力。公安部在综合了全国的情况之后，这时对此专门向中共中央提交过一个报告。说明：
其一，全国范围内“从1949年1月到今年（1950年）8月，约计捕获特务25041名，处死者仅639名。检查去年10月至今年9月所破获的135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10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9月只杀过4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7月只杀过两个反革命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瓯县解放以来至今年8月未杀过一人，已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其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作恶多端的“十九号”特务机关匪特首要王钧，拖延至3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人员，竟以“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张轸部被我破获的反革命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革命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而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
其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在押人犯更是大批积压，以致接连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
“双十”指示无疑是以上述形势为判断依据的。指示明确提出：
“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但可以肯定的是，“双十”镇反，关键并不在于敌情突然严重，甚至也不是因为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对于毛泽东来说，镇压反革命是共产党建立政权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唯
篇四：镇反杀了多少人？712000!
镇反杀了多少人？712000！ (2014-07-07 11:52:47)
转载
转载 ▼ 标签： 分类： 历史与地理
原文地址：镇反杀了多少人？712000！作者：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数据，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教育释放38000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数据。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第二阶段为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第三阶段为1952年10月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人数量的75%，按712000人计算，即有543000多人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主要是在1951年2、3、4、5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从“双十”指示下发起，有一个传达贯彻、组织实施的过程，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2、3、4、5四个月，在1951年1月份之前只捕、杀了少数人，6、7、8、9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被处决的50多万人，主要是在2、3、4、5那四个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
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30万，国民党军队阵亡40万，国共相加大约70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40多万）。
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
…………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中央、主要是毛泽东是如何下命令指导镇反的：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在接到中南局转来的驻扎在湘西27军的镇反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一批。毛泽东批示道：“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并强调“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
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5日，中央西北局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一定要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这是“双十”指示的要求——笔者）。毛泽东看后批示道：“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上行下效。很多地方把杀人批准权由专署一级进一步下放到县一级。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对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毛泽东最初要求，杀人比例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五，严重的地方，要达到当地人口总数千分之一；以后他又说个别地方可以突破，但不超过千分之一点五，最多不要超过千分之二。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
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毛泽东立即指示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及各省会城市，说这些地方“是反革命组织的重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直接领导、指挥下，一夜之间逮捕675人，第二天（2月18日）公开枪决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人，25日公开枪决199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报说在已经处决了150人的基础上，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说：“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大杀几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逮捕了1068人、处死100多人的基础上，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委纠正在捕、杀人问题上谨小慎微的
态度，准备大捕、大杀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电上海市委：“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地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你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一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一批。”于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处决285人，5月9日再处决28人。“决议”发布后，由于惯性作用，上海大规模捕人、杀人没有能立即停止下来，6月15日一天又处决了284人，以后每隔几天就枪毙一批人，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四五十名。
由于毛泽东的督促、鼓动，捕、杀人出现失控状况，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杀人控制指标，尤其是杀人指标。贵州省委提出杀人数应达到总人口千分之三才能解决问题。西南、华南也要求突破指标。到1951年5月初，广东、广西两省已经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4月1个月即处决10488人。到四月底，华东地区共逮捕了358000余人，处决了108400余人，占人口总数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到五月上旬，杀人超过20万，接近人口总数千分之一点五。
…………
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6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经过多年的战争，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新政权建立后，当政者应该采取宽容的政策，尽量弥合社会裂痕，赢得社会各界的
篇五：中共运动史
战斗吧！！
历史背景：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来自: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镇反运动的恐怖回忆)延安整风运动
时间：1942-1945
主要文件：4941《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1945《关于若干历史文的决议》
内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意义：
第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毛泽东个人意识与全党意识相统一 第二，实现了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地改革运动
时间：1947-1952
重要文件：《中国土地法大纲》
内容：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和查田运动，实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 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
意义：
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
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 镇压反革命 三大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
时间：1950-1953
内容：坚持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
意义：
镇反运动的胜利基本肃清了残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破坏活动和反革命复辟阴谋，安定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支援了抗美援朝、土改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反五反
时间：1951-1952
内容：“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意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背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 反右运动 时间：1957-1958
内容：
意义:
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 的发展
人民公社化运动
时间：1958
内容：一大二公
影响：人民公社化运动浪费了大量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民劳动积极性受伤害,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历史背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
时间：1958-1960
内容：超英赶美 以钢为纲
全民大炼钢铁 人民公社化
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时间:1962-1966
四清运动
时间：1963-1966
内容：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城乡“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意义：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学雷锋运动
时间：1963
内容：1963年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
历史背景：经历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时间：1963-1976
文化大革命
时间：1966-1976
内容：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二月提纲
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
二月抗争《五一六通知》，
批林批孔
45运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影响：
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上山下乡
时间：1955-1978
内容：
影响：
一打三反动
时间：1970
内容：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
影响：
批林批孔运动
时间：1974-1975
内容：
影响：批林批孔”运动是1974年1月18日至6月，经毛泽东批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起的一次批判林彪、孔丘为主题的政治运动。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严重错误的。它违背了中国的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时间：1975-1977
内容：
影响：
五讲四美三热爱
时间：1980
内容：
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
影响:
三讲
时间：1998-2000
内容：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影响：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时间：2000
内容：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影响：
科学发展观
时间：2003
内容：17大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影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时间:2004
内容：
影响：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时间：2005-2006
内容：
影响：
和会主义荣辱观
时间：2006
内容：
影响：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时间：2013
内容：
影响：
字数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