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的下场

篇一：汪东兴的幕后工作

汪东兴的幕后工作：毛说他能对付江青 毛泽东生前十分信任汪东兴，将他调到自己身边工作长达30年;汪东兴终生敬佩毛泽东，在毛身边兢兢业业工作。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转战陕北前，毛泽东选中汪东兴

汪东兴是1947年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当时国民党大批军队已进逼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正准备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这个时候，毛挑选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 在战争年代，到中央机关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前提是具备一定条件。汪东兴出身于江西省弋阳县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加入中共。1932年6月参加红军，当过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等，参加了长征，是从小就在红军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干部。到陕北后，他曾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等职，是经过长期考验，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党忠诚的基层领导骨干。 除了上述出身、经历、政治素质外，汪东兴比较细心，军事素质强，也是毛泽东挑选他到中央机关担负重要职务的原因。汪东兴回忆录中记载着毛泽东撤出延安前关于如何出行的一件事：??我问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打算怎么走法?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叶子龙同志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准备坐车走。前面路上安全如何?”我说：“如果坐汽车走，先要派人去机场联系，那里现在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许多人没考虑到的事情，汪东兴考虑到了，并且做了细心安排。另外，中央撤走前，周恩来专门派汪东兴带人去检查中央机关的坚壁清野工作，销毁文件。细心的周恩来认识到汪东兴也是细心人，才委派他去做这件事。

汪东兴军事素质也很强。在中央苏区，他打过不少仗，又在红军办的彭杨步兵学校学习过，后任彭杨步兵学校指导员。他既有实战经验又经过正规培训，到延安时已是较成熟的指挥员。他枪打得也准。1949年2月，汪东兴护送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北平，当车开到滹沱河边时，发现前方约300米处的河面上有一群白雁正在戏水。傅作义要汪东兴打，汪东兴远距离射击，竟然打中了。傅作义这个老军人称赞道：“打得好，打到了。可以打90分，这一枪如果目标是人的话，肯定没问题了。”

转战陕北时，深受毛泽东赏识

汪东兴到中央机关工作时主要负责外围警戒工作。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严密自保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追中，毛泽东率领由一支小部队保卫的中央机关能来往自如，就得益于他的这一思路。这个思路的要点是：放出一支警卫部队，或是阻击敌军，或是跟在围追中央机关的敌军部队后边打击、袭扰敌军，牵制敌军，由我方掌握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方则行动自由，从而保障中央机关安全。

毛泽东出于上述思路，在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先后交给刚刚调到中央工作的汪东兴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让汪东兴代他看敌人。从后来实际情况看，毛泽东是派汪东兴阻击敌人。那是1947年6月，中共中央准备撤离王家湾时，毛提出，我要看到敌人才走。任弼时急了，请毛马上走。毛仍坚持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二人僵持不下时，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找个人替主席看。任弼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毛泽东回过头来对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汪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泽东要调一个连的兵力给汪东兴，汪却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毛泽东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中央机关转移后，汪东兴连夜部署，在王家湾山顶上设伏，阻击刘戡前卫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汪东兴实际执行时，把这项任务转变成对敌人的打击和迷惑，只用一人轻伤的代价，三次打退敌人，使敌人不敢轻进，汪则带队伍趁雨夜安全撤退。汪东兴后来回忆说：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12个小时，为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毛泽东称赞说：“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另一项任务，是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空，从小河村向延安方向撤走时，毛泽东给汪东兴一个连的兵力，要他尾追敌人，再打一仗。毛泽东交代任务时说：这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人后方去，在安塞、延安一带袭击、扰乱敌人，让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时，还可以搞点调查研究，了解一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汪东兴领受任务后，率一个连尾追敌人，还在高家川三个制高点，以一个连的兵力伏击敌一个营，不仅消灭大量敌人，还在被打毁的敌一辆汽车上缴获到敌人部队联络的密码本，派两个骑兵火速送到前委。之后，汪东兴率一个连，开展游击活动，帮助群众收麦子，几次打跑企图抢麦子的还乡团，使群众的生活安定有了保障，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通过这两项任务，看到汪东兴很多长处，对汪很是赏识、信任。此后，毛泽东一直让汪东兴负责整个中共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及自己的住行等安全工作，还经常派他代自己接送重要客人，转达自己的意见，足见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充分信任。

托付中南海警卫重任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进北平路上，以及后来住在香山，搬进中南海，都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汪东兴有这么多的职务，但有一条从没有变，

这就是：承担中南海中共中央机关警卫任务、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项任务，虽是汪东兴以前工作的延续，但工作范围更大，职责更重，也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更加信任。

应该提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前，亲自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一九四九年八、九月份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毛主席对我说：“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警卫工作你去找聂荣臻、滕代远、李克农、罗瑞卿等同志商量着办。”我和他们几个人研究后决定，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由我负责毛主席的专列组织和身边保卫工作。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东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也交给了汪东兴，而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得十分周到，工作很细致，在他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没有出现一次重大漏洞。

汪东兴不仅总体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还负责挑选到中共中央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包括服务员、医生、护士、话务员等，也包括派到中央其他重要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在选用这些人之前，汪东兴负责对这些人的情况进行细致调查。据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披露，他本人，以及到中共中央工作的其他许多人，就是由汪东兴亲自审查后选定的，以至神经质加上多疑的江青多次怀疑她身边工作人员是汪东兴派来的“特务”。由于这些人是汪东兴选调来的，当他们受到江青打击迫害时，也由汪东兴出面保护。

“东兴在我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工作十分满意，汪的职务也逐步提升。1968年起，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并继续兼任中央

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当汪东兴与江青发生分歧时，毛泽东信汪东兴的，不信江青的。例如，江青把杨银禄打成“反革命”时，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非常生气地说：“江青这个蠢货，她用人家的时候，对人家不关心、不爱护、不体贴;不想用的时候就给人家扣上几顶大帽子??从她那里出来的同志没有一个痛痛快快安排工作的。”“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不要紧。江青给你们戴帽子，我给你们摘帽子!”毛泽东还把江青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委派汪东兴当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办理。“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办法，都是由汪东兴落实的。邓小平下放江西后，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人，是汪东兴。邓小平生活待遇的改善，子女上大学，都是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落实的。1976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后，毛泽东为了保护邓小平，不使他受到“四人帮”的冲击和迫害，决定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保护起来，也是派汪东兴落实的。

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经常派汪东兴转达，还经常派汪代表自己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时，也如实、完整地表达毛的意见。例如，“文革”中，毛泽东曾派汪东兴向陶铸、谭震林、叶剑英等转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些话如果由毛亲自说，当事人心服口服，可由汪转达，就很容易引进当事人对汪本人的反感。对这一点，可能毛泽东和汪东兴都没有料到。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他的行踪，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江青也不知道，只有汪东兴知道。1970年庐山会议时，江青要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通过邬吉成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直接领导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托付给了汪东兴。

毛泽东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这句话是针对1972年江青迫害身边工作人员，把周淑英抓起来而说的。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些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毛逝世后，江青马上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江青自己掌握毛最后的住所留下的文件手稿。但汪东兴不同意。有汪东兴的支持，华国锋当场坚决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姚文元又要用另一种形式控制毛泽东生前文稿，也被汪顶住了。江青又逼迫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交出毛的文稿，李鑫报告了汪。在汪东兴的支持下，李鑫也顶住了江青的压力。1976年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一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说：“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由于汪深受毛泽东信任，主管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切工作，他的话很有分量。汪说完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明确表示，同意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为了防止“四人帮”夺取毛泽东生前文稿，9月17日晚上8点多，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在202号的住处，把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并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做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当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202”，看到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

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江青也拿汪没办法。

毛泽东两次保护汪东兴

汪东兴虽然深受毛泽东信任，但他所负责的，毕竟是中央要害部门的工作，在“文革”动荡岁月里，汪东兴也避免不了风险。每当汪受到打击时，毛总是保护他，比较重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67年1月，江青在幕后指使中南海造反派打倒汪，甚至喊出“火烧”、“油炸”汪东兴的口号。造反派还在国务院小礼堂几次召开大会批斗汪。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说：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批评一下汪东兴可以，不能打倒，要保护他。有毛这句话，造反派的气焰立刻低了下去。汪东兴不仅没有被搞掉，在党的九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转 载于: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汪东兴的下场)

第二次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汪东兴参加此次全会的华北小组讨论，陈伯达在这个小组发言时，搬来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论天才的语录，鼓吹“天才论”。林彪也在会上提出，要在修改宪法时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汪东兴受到蛊惑，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汪东兴在会上的发言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汪召去，严肃批评。汪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当面作了检讨，并且毫不迟疑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汪检讨后，毛对汪采取了保护态度。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清楚。可是，林彪事件后，江青却抓住汪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林彪摔死后，毛泽东曾生病，江青借题发挥，诬陷汪东兴是“林彪特务集团头子”。她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汪东兴的老部下、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与长期在中办和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共同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江青避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的主题，提出：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干扰了主席的健康，接着直接提出，要把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换掉，由纪登奎担任这个职务。汪东兴立即质问江青：你给我扣这样大的一顶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江青走到汪东兴跟前，敲着桌子，对他喊：不许你辩解!汪东兴讲，这是政治局会，是民主的会，只许你讲话，不许我讲话，哪有这个道理?总理说，你们不要吵了，东兴同志检讨几句嘛。汪东兴说：我检讨什么?这样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会议决定的话，办公厅主任我可以不当，政治局的会我也可以不参加，现在主席的身体不好，我还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会议休息时，汪东兴到了毛泽东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很激动，也很生气，眼里闪泪，汪的眼里也含着泪花。这时，护士长吴旭君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总理来的。汪站起来要去接电话时，主席说，东兴同志你站住，你向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汪东兴把主席的三句话报告了总理。刚回到主席的办公室，吴旭君又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

篇二：邓小平为子女写给汪东兴的信

邓小平为子女写给汪东兴的信

邓小平有五个子女。小女儿邓榕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邓林的分配问题，为了大儿子邓朴方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汪东兴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为大女儿工作写信

1970年2月9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写道：

“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工厂顶班劳动八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1970年9月13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件事：“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

为大儿子治病写信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在三〇一医院的

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儿生活。这个消息太突然了。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1970年10月17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三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以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从信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的焦虑。不是万般无奈，他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医院，送进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邓小平再次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

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静候你的指示。” 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

为小女儿小儿子上学写信

1972年，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被分别安排进大学学习，令邓小平和家人喜出望外。4月22日，他再次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在信中，他再次说到邓朴方的问题：“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

篇三：晚年汪东兴：写我的书胡乱掺水 经常上网看资料

晚年汪东兴：写我的书胡乱掺水 经常上网看资料 笔者曾长期在著名烈士方志敏的家乡江西弋阳县从事编史修志工作。当年曾与方志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及他麾下的幸存者，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成为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自然成为弋阳县的党史人物。编史修志者要征集文物，更要“抢救”活资料，因此走访这些老同志就是我们必做的功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汪东兴，当年就是方志敏等创建的红十军的战士。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汪东兴在革命队伍中的职位渐渐提升，他身居要职并在人民领袖毛泽东身边工作近30年，直至伟人逝世。因此，汪东兴也就成了我们眼中重要的工作目标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与他有书信和互寄材料的来往，至20世纪90年代又有几次进京见面机会。随着多年渐渐走近汪东兴，我们不仅对他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人生有了深刻印象，还对他丰富的情感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

多次出色完成特殊任务，见证历史重大转折

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清湖乡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在家乡投身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参加了方志敏等创建的红十军。1933年1月，他随红十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随部队参加长征。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刚进入解放战争时，汪东兴已由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队干部，同时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47年春，汪东兴被调到毛泽东等领袖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他多次出色地完成特殊任务，深得毛泽东等领导的器重，见证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大转折和经典瞬间。

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蒋介石派胡宗南率部大举进攻延安。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无论在兵力上还是在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因此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果断决定暂时放弃延安。 1947年３月18日下午，时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汪东兴接到命令，立即带领中央警卫团团长等人和一个骑兵分队前往王家坪，执行保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央直属机关撤离延安的任务。

此时，国民党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正从西边和南边向王家坪扑来，午后到达离王家坪只有10公里的平桥地区。在这万分急迫的时刻，任弼时等急切地催促毛泽东迅速转移，可毛泽东却对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说： “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 为了打破僵局，周、任等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等看到敌人再走？”毛泽东回过头来，冲着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紧急时刻，容不得汪东兴考虑。他向前大跨一步，脱口而出：“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泽东笑着说：“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 汪东兴略加思索回答：“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接着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5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就这样，汪东兴率一支小分队圆满地完成毛泽东“替我看到敌人再走”的任务，为中央首长顺利撤退赢得了时间。

此后，汪东兴率中央警卫团跟随毛泽东等领袖，亲历了转战陕北368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和领袖的忠勇，尽显其胆识和才干。

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决战形势需要，1948年3月23日，汪东兴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结束历时1年零5天，途经12个县、37个村的转战，从容地告别陕北东渡黄河，于5月27日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在经历一年多分别后又会合一起。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成为党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

汪东兴成为这个“指挥部”下的得力班子的成员，他担任了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各部委成立了总支和党委，汪东兴又被推举为办公处的总支书记。在西柏坡的日子里，他仍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忙碌在这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岗位上。

鉴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及当时的形势发展，国民党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双方于1949年1月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后不久，傅作义通过他秘书向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提出，要亲自赴西柏坡会见毛泽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欢迎，并派汪东兴于2月21日带车队去石家庄负责接送傅作义一行。2月22日上午9时，傅作义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汪东兴热情地向身着灰色军装的傅作义迎去，并安排傅作义及他的副官李济生和自己乘坐第一辆吉普车。中午时分到达西柏坡，出来迎接的任弼时悄悄地问汪东兴：“傅作义一路上说了什么没有？”汪东兴回答：“他一句话也没说。”随即，将傅作义领到预先为他安排好的窑洞住下。 下午5时，汪东兴陪同毛泽东来到傅作义的窑洞前。这时，傅作义已迎立在窑洞门口，他快步迎上前去，向毛泽东立正敬军礼。毛泽东立即热情地伸出手去，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有罪。”毛泽东笑着说：“你有功。你做了大好事，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傅作义心情激动地将毛泽东引进窑洞，两人相见恨晚，谈兴很浓，谈话大约进行了40分钟。当年守候在窑洞门口的汪东兴，真切聆听了那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话。

第三天，汪东兴等送傅作义去石家庄，他俩仍然同车。这时的傅作义与来时判若两人，一路上与汪东兴等人有说有笑，情绪很好。当车开到滹沱河边时，大家发现前方约300米处的河面上有一群白雁正在戏水，傅作义要求停车下来看一看。

走到河边的傅作义，兴致勃勃地对汪东兴说：“这样的雁在北平可是看不到啊！打它一下怎么样？”

汪东兴说：“你打吧，我这里有卡宾枪。”

“你打。”傅作义谦让。

两人又谦让了一阵，还是让汪东兴来打。汪东兴开了一枪，稍微偏高了一点，一只雁被打伤了，羽毛纷飞。

汪东兴连连说自己打得不好，傅作义却兴奋地鼓掌说“打得好，打到了。”还说，“可以打90分，这一枪如果目标是人的话，肯定没问题了。”

两人一边讨论着枪法，一边登车而去??

傅作义24日回到北平后，就把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通电草稿定了下来。4月1日，通电全文向全国广播。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傅作义密切配合的举动很满意。汪东兴也感到非常荣幸和欣慰，因为他按中央指令，在这个伟大历史性转折中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1949年3月23日，更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这天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浩浩荡荡向北平进发。汪东兴带着几个警卫战士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开道，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登车前“进京赶考”的那一段经典对话，也跟随领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历史壮举。

浩浩荡荡的车队沿着山间的土路在灰土飞扬中向北前进??25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们乘火车专列抵达北平，当晚住颐和园。而汪东兴这天则来到北平香山，他忙碌着察看毛泽东的住处双清别墅周围的地形，布置警卫岗哨。

3月26日，汪东兴和卫士李银桥等人坐车去颐和园接毛泽东。汪东兴回忆说，他那天到毛主席住处，主席说他“一夜没睡好，心情很兴奋”。说到这，汪东兴不由感叹地说，面临着从农村进入大城市，即将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大转折， “我们和主席的心情一样兴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毛主席终于带领我们来到北平”。

回毛泽东身边“抓老鼠”，主持中南海“一组”小整风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仍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曾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总参警卫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8年3月，汪东兴响应中央号召，离开北京中南海警卫岗位，下放基层来到江西省任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到了1960年9月下旬，他又突然接到中央“调回北京”的指示。原来提前回京工作，正是毛泽东的意见。

回到北京的汪东兴不敢怠慢，于9月28日上午就急忙面见毛泽东。“我要你提前回来，是要你帮我‘抓老鼠’。我发现身边的‘鼠害’还严重哩，这可不行啊！”还没等汪东兴汇报工作，毛泽东就直奔主题，说明了要他回来的用意。这番话虽说得很幽默，可汪东兴却掂出了其中的分量。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既关怀爱护又要求特别严格，决不允许他们存在搞特殊化、以权谋私等不良行为。如一经发现，他一定是亲自过问，从不姑息。可就在1960年底前后，时值全国“三年困难时期”，他发现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北京和随他外出期间有违犯纪律，多吃多占、索要市场上紧缺生活日用品等违纪行为，甚至个别人还有贪污、渎职行为的嫌疑，造成了不良影响。得知此情，毛泽东十分气恼，立即指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在中南海内部带头开展小整风。由谁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他想到了汪东兴，决定把他调回来。 10月3日下午，汪东兴就如何在工作人员中开展小整风的“计划、办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肯定了他的“办法对头”。于是，10月6日上午，汪东兴召开主席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宣布开展小整风计划，要求支委放下思想包袱，认真积极带头参加小整风。 之后，汪东兴主持了整风动员大会。毛泽东办公室的“一组”全体人员，包括秘书、卫士、勤务、保管及医护人员都参加了。他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提高大家的认识。然后将人员分成若干小组开展讨论，组织大家摆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自我检查中，大家都很坦诚地谈了自己存在的问题。有的说到天津，吃过人家的大麻花；有的说到郑州时正是炎夏，吃了当地政府送来的冰棒和西瓜；也有说到山东时，接受过“大公鸡”牌香烟，每人分得一包，个别人拿了两包??

汪东兴深入到各组去听取大家的发言。每当听到这些情况，他都会插话强调：“以后地方送东西来，都必须经过管理员，该给钱的要给钱，一分不能少！”

小整风进行了10多天，检讨会开了两三次，什么角角落落、芝麻绿豆的事都被抖出来了，许多以往大家不以为然的事，现在经过讨论，都觉得必须重新认识、认真对待了。 汪东兴深知，毛泽东自从走上高层领导岗位直至成为人民领袖后，手上就没拿过钱。可他心里有本账：吃饭付钱，购物付款，买卖公平，决不能搞特殊，更容不得“灯下黑”。当时不少地方干部和群众，热情超标接待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朴素感情很好理解。可毛泽东不能领这份情，他要以自己的俭朴和清廉来要求他身边的人也不能有特殊化。 毛泽东常向汪东兴了解小整风的情况，还把存在思想顾虑的人找来亲自谈话。如他得知卫士张仙朋不敢大胆批评，就鼓励他说：“你不要胆小怕事，批评要尖锐一些，把问题捅出来有利于改正，有什么不好呢？”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张仙朋也揭露批评了一些不良现象?? 就这样，在汪东兴的主持和安排下，毛泽东身边“一组”的小整风历时近50天后结束了。汪东兴按毛泽东的要求，以党总支和党委的名义写出总结材料上报，还按照毛泽东吩咐，对于揭发出来的问题进行了及时整改。为了挽回“多吃多占”等不良作风带来的影响，汪东兴派专人下去一一如数退赔，钱款从毛泽东稿费中开支；对个别人有较严重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并且有贪污、渎职行为的作了重点检查和纪律处分。

后来，汪东兴很感慨地说，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老人家要求从严治党。这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值得十分警惕而紧迫的新课题。我见证了毛主席决心从自己身边做起，并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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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汪东兴以中央警卫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特殊身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坚决支持和配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鉴于汪东兴的特殊作用和贡献，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可是，随着党和国家形势的迅速发展变化，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汪东兴的职务和地位在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首次发生了逆转，似乎一下子从高峰跌入低谷。

篇四：历史不能被遗忘的华国锋

华国锋生于1921年，山西交城人。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在湖南任县委书记、专区专员、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4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10月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不能被遗忘的华国锋

1．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的中国政坛

“凡是派”与“务实派”的分法基本上是恰当的。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称为“凡是派”，人们习惯将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改革派称为“务实派” ，这种分法基本上是恰当的，反映了毛主席逝世后，粉碎“四人帮”到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凡是派”失去所有权力，彻底失势，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共的领导集体的内部情况。1977年，中共十一大共选出23名政治局委员，3名候补委员，客观来说，凡是派与务实派基本实力相当。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麾下有纪登奎，吴德，陈永贵，陈锡联，苏振华等人，他们都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人数较务实派要少。但由于华国锋、汪东兴当时各身兼大小八九职，华国锋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养、选定、安排的接班人”，手握“你办事我放心”的遗旨，在当时掌握了实权，吴德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纪登奎，陈永贵是国务院副总理，苏振华是海军总司令，所以双方实力基本持平。务实派虽然没有占据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样显赫的位置，但由于他们都是在“文革”中被打倒，后重新出山的老革命，比起凡是派的这些新贵们，“人气”更旺，也更能争取中间派的支持。所以，当邓小平向华国锋发起夺权总攻时，大批的中间派纷纷倒向了务实派。象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对邓小平的感情显然比华国锋深厚。有了这么大的支持力量，因此，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华国锋事实上就失去了对政局的控制能力。虽然他的画像仍然与毛主席像并排挂在人民大会堂上，但在许多问题上已经无法再按自己的意思办了。当务实派在邓小平的率领下，联合中间派向他发起夺权总攻时，他就只能一步步“丧师失地”了。到了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凡是派已经彻底失去了与务实派抗衡的能力。汪东兴的八个职务被胡乔木、胡耀 邦、姚依林所瓜分，成了空头的党中央副主席。陈云当了新成立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党中央副主席。78-79年，邓 颖 超、胡 耀 邦、王震、赵紫阳、彭真先后进入了政治局。至此，务实派完全取代了凡是派，主导了中国政坛，结束了两派抗衡的局面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下子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所有党政职务来了个批处理的剥夺，新设了以胡耀 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全是老革命和“走资派”，这样一来，华国锋就成了光杆主席了。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请辞所有职务，仅保留了党中央副主席的空衔，

并通过了“决议”，指出了凡是派所犯错误，点名到姓批评华国锋，至此，凡是派彻底失势。

2．华国锋是毛主席理想的接班人吗？

毛主席曾经先后将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选为自己的接班人，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废”掉了。华国锋是他76年在病重中仓促决定的。至于，毛主席为什么会看中华国锋这个没有一点历史背景的“新人”来作他的接班人呢？难道是“病急乱投医”？其实，毛主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选的接班人，一定要能坚定不移的贯彻他的路线，就是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无产阶级江山万万代”，毛主席生前多次公开评价华国锋，“厚重少文”、“他是个老实人”、“是我的父母官”。华国锋解放后长期在湖南担任地方官，73年突然奉调进京，毛主席是有所打算的。虽然毛主席很欣赏王洪文年轻气盛的闯劲，但始终信他不过，把华国锋调到身边，就是准备培养他，以便随时“废立太子”，避免以前林彪自我爆炸后，心中没有合适人选的局面。如果单从继承毛主席路线方面来看，他老人家并没有选错人。但华国锋毕竟是地方官进京，当时也才50多岁，以前没有立下过显赫战功，作为最高领导人，他既缺乏支持的高层干部，又没有私人交情可以用来处理与众多老帅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与邓小平的交锋中，他始终占不到优势。毛主席对华国锋是恩重如山，华国锋对毛主席也是知恩图报，忠心耿耿，一生都不曾改变。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权威，保全毛主席的名节，在政治上失势后，仍然在政治局会议上独自为毛主席而抗争，不为名，不为利，不为一己官位，不考虑个人得失，有时甚至泪洒会场，何等悲壮！要知道在文革中吃过毛主席亏的人一旦得势，那个决心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抗争除了给自己招祸之外，没有任何好处，到最后是两个主席一起批。后来的批斗会是不许华国锋辩解的，某在文革最早的“打倒阎王店”中挨整的老干部甚至指着华国锋的鼻子骂，最后徐向前等人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句“不要欺人太甚”才算解围。但华国锋后来用沉默的抗争，招来的仍是“从未积极检讨自己的错误”，历史的灵活写法真令人唏嘘。

3．华国锋到底有没有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能力和风范？

这需要我们详细地了解华国锋这个人。华国锋1921年生于山西交城，比毛主席小28岁，可以说是整整两代人。身材高大魁梧，典型的山西汉子。原名叫苏铸，华国锋这个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改的，取的是“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的意思。1936年入党，抗战时担任交城武工队的政委，1977年后风靡全国一时的“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有个华政委”就来源于此。解放后，先后担任湘潭县和湖南省的第一书记，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官，自然有他引人注目的优势。1973年，华国锋奉调进京，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中共十大上，进入政治局。1976年，毛主席对王洪文彻底失去了信心，为他特设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并兼任国务院总理，成立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并且亲笔给他写下了“不要着急，慢慢来；你办事，我放心；按过去方针办”的便条，这便成了日后华国锋作为英明领袖的直接依据。那么，华国锋到底有没有领军治国的能力呢？只是他无法背弃将他推上宝座的毛主席，无法走出毛主席的影子，跳出他的框框，而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前西德总理施密特的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华国锋（79年，华国锋访问西德时，两人进行过会谈），“看得出，他是个思路清晰，有判断力，

很精明能干的领导人，而且，他比他的前任毛更务实，更理性。”虽然我们不能通过这些话就断定华国锋是个有能力的领导人，毕竟他们两人并没有深交，但政治家的目光总是敏锐的，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认为华国锋只是一个无能的庸才。 华国锋的“抓纲治国”经常为后人所诟病，但统计数字清楚表明了其结果：经过两年“抓纲治国”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国不少地区遇到了严重干旱，但粮食生产还是大幅度增长，为建国以来所不所见，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二点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8。9%，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三百五十五亿元，比上年增长32。3%。一九七八年全国基本建设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达三百五十六亿元，比上年增长37％，“抓纲治国”到底是大治还是大乱，数字最有说服力。（以上资料引自国家统计局《197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当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庆贺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群众大会上，身着绿军装，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中外嘉宾首先感受的就是他英气逼人的领袖风范。当时，人们都认为他会顺利的掌握一切原来只有毛主席才能拥有的权力，没有人怀疑。他身材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亮，对群众、战士讲话时经常不用扩音器，满脸笑容，春风满面。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成为“英明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后，他仍能保持平民本色。 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会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这些都是华国锋下台以后的工作人员的回忆资料，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

4．关于“决议”中评价的华国锋同志的功过是非。

“决议”中承认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的作用。事实上，当时，“四人帮”与华国锋并无直接矛盾，华国锋要是不下定决心，站到人民一边，恐怕问题没有这么容易解决。因为当时，汪东兴的8341部队和张耀祠的中央警卫部队既不会听命于“四人帮”，也不会服从叶剑英、李先念的调遣，唯一动得了他们的，只有华国锋。华国锋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毛主席“尸骨未寒”（江青语），要他下命令逮捕毛主席的遗孀，确实他是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站到了叶帅这一边，使得“四人帮”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认为别的人起了决定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决议”中，批评了华国锋继续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阻挠干部平反，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制造“两个凡是”，这都是由于他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结果，前面已经讲得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了。“决议”中批评他“接受和制造对他的新的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与华国锋同志关系不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1976年，毛主席在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时候，作了这样的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所以，在此后中宣部根据这个指示，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宣传华国锋的文章，毛主席逝世后，还出了很多《华主席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好领袖》之类的书籍。加上当时的习惯，人们都模仿对毛主席的称谓、做法来对待华国锋。在当时的情况下，“文革”才刚刚结束，巨大的历史惯性使人们习惯于进行个人崇拜。“英明领袖”的专用称谓和挂像的做法就是自然而然的，没人认为有什么不妥。后来，在80年11月，华国锋主动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以后在公开场合不在悬挂他的画像和题词。虽说他当时大势已去，再这么做也没什么意思

了，但他毕竟主动的提了出来，起码说明了他对这些东西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被动的。“决议”中还指出，“他的字写的不好，却喜欢到处题词。”这个评价相当不公正。华国锋的字虽说不象当时宣传的“银钩铁划，华氏颜体字”，也绝对比不上毛主席的草书笔走龙蛇，但起码在当代颜体书法家中还算有较高造诣。这从现在全国仅存的一处的公开的华国锋的“墨宝”，毛主席纪念堂的堂名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是个成王败寇的观点。这样的话写进党的历史决议里，谁都觉得不太妥当，有些小人报复的气度。现在每年9月9日，毛主席祭日，华国锋都是一大早就率家人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祭拜，每次瞻仰毛主席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一辈子都是忠于毛主席的，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眼光，应该说他没有选错。华国锋用自己的仕途，用下台挨批的代价实践了对毛主席的忠诚。也许有人说是愚忠，但宁折不弯，知恩图报，总比见风转舵，忘恩负义的人要高尚的多，也许他并不适合官场。

篇五：毛泽东最欣赏的十位女性最终结局

毛泽东最欣赏的十位女性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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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1 01:34:00

来源：光明网 正文 我来说两句(173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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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英雄爱美人，毛泽东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少有的大英雄，他欣赏的女性一定有不平凡之处。让我们穿越时间隧道，重新审视激情年代的十位不平凡女性，或许会唏嘘感叹一番。第一位是陶毅，即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的陶斯咏。她本是湘潭人，后举家迁至长沙。陶为富商家的小姐，周南女中的毕业生，时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美称，与向警予、蔡畅合称

为“周南三杰”。她个子很高，才华横溢，是长沙著名的美女。1918年加入了新民学会，与毛泽东一样都是理事。

1919年至1920年，同毛泽东一起在长沙共办“文化书店”。在此其间追求她的人很多，其中有两位才子达到了疯狂的境界，那就是毛泽东和彭璜。毛给陶写过很多情书，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封。1921年陶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即专程到南京探望她。经过慎重考察和思考，陶拒绝了彭，认为毛泽东是不可多得的精英。最后是她那个以商人眼光看人的父亲，感觉毛泽东书生气太浓，还有家境的原因，致使他们没有终成眷属。但毛泽东对陶的爱恋是真诚的，他老人家晚年一说起她，眼睛马上就会放出神采奕奕的光芒。陶斯咏终生未婚，1931年去世，年仅36岁。图为1919年11月16日，长沙周南女校，毛泽东与陶毅等人合影。图中第一排左二为陶毅，最后一排左四为毛泽东。

第二位就是杨开慧，毛泽东老师杨昌济的女儿，号霞，字云锦，1901年生于长沙板仓，比毛泽东小八岁。在长沙时，他们还只是纯洁的师兄妹关系，后来，毛泽东追随杨昌济到北大学习期间，与小师妹结下了深深的爱情。1920年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留下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清和毛岸龙。1921年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政治活动有很大帮助。1927年毛上井冈山之后两人没有再见过面，1930年10月杨开慧被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被枪杀。图为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母子三人照。

第三位是贺子珍，她原名贺桂圆，江西永新人，1909年9月生，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副书记，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随袁文才部上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贺子珍当时青春貌美，激情活力四射，毛泽东对她十分欣赏和爱慕，彼此认识后不久即结婚。

贺子珍时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48年回国，曾在沈阳财政厅任处长。建国后，任浙江省妇联主席，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先后六次怀孕生产，但只有李敏活下来。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图为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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