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危机励志小说

篇一：华夏世界往事

华夏世界往事——一种分析方法的构建和

应用

目 录

前言 第1章 理论框架设计：中国历史阶段划分法 第一节 对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的提炼和分类 第二节 理论的构建：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进一步分层 第三节 理论框架的扩展：信息传播媒介和生产关系 本章小结 第2章 第一周期：春秋战国时代及其孕育的秦汉帝国 第一节 晚期西周政治和剧变的西周社会 第二节 春秋战国：华夏文明的轴心时代 第三节 秦汉帝国的兴起，鼎盛，衰败和尾声 本章小结 第3章 第二周期：两晋南北朝及其孕育的隋唐帝国 第一节 转型社会中的西晋政(转载于:www.Zw2.cN 爱 作 文 网)治和永嘉之乱的起源 第二节 战火中的荒原：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 第三节 隋唐帝国的兴起和衰落

本章小结

第4章 第三周期，宋元明清和帝制的尾声

第一节 东京梦华：两宋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困境

第二节 元和明清：最后的帝国时代

第三节 清末民国：屈辱，战乱和共和国的建立

本章小结

第5章 周期内部的阶段间关系及其原因

第一节 气候和地理环境：作为探讨和分析的起点

第二节 周期内部的历史阶段间关系

第三节 八个阶段之间的对称性

本章小结

第6章 递变性与相似性：三个周期间的比较研究（上） 第一节 西周，西晋和北宋的夺权模式比较

第二节 周期间第一阶段的政治困境和气候环境比较

第三节 三个周期的大分裂时期比较

第四节 周期间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比较

第7章 递变性与相似性：三个周期间的比较研究（下） 第一节 大一统时代 第二节 第八阶段：起义，乱世和群雄割据 本章小结 结论: 理论的应用——解释与预测 一，关注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统一与分裂问题 二，周期内部的阶段间关系 三，周期间递变性规律及其原因 四，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变化概览 五，关于绪论中提出的四个问题 外一篇 模型的应用：我们所处的时代 第一节 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第二节 历史事实对理论框架适用性的验证 第三节 朝鲜战争及其影响 第四节 生产力大发展和国家安全 第五节 挑战和机遇——降低中国转型的成本

前言：

公元前842年，西周王朝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镐京国人暴动，周厉王出奔。

次年是公元841年，而这一年成为了共和行政的元年。更重要的是，太史公司马迁将这一年确定为庚申年，使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记录进入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的时间，周宣王即位，西周王朝进入短暂的复兴时期，随后又继续走向衰败。公元前771年，犬戎入侵，西周灭亡，天子的权威不复存在，中国正式进入长达五百五十年的动荡分裂时期，即东周列国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结束了持续数百年的战乱，并统一中国。但是14年后，秦朝就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崩毁。

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农历二月甲午，汉高祖刘邦即位，建立西汉，漫长的统一时代终于来临，而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9年。也就在这一年，王莽篡汉，随后不久，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和内战又一次宣告了和平的终结，这一次，内战持续了更久的时间。

公元36年，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又一个大一统的时代到来了，但是东汉的国内和平时期要短于西汉。公元184年，张角兄弟发动黄巾起义，著名的三国时代开始，此后，中国陷入长达96年的内战和分裂之中。

公元280年，西晋消灭东吴，天下一统。但和平并没有持续多久，291年，八王之乱爆发，中国再次陷入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战，而和平再一次到来的时候，已经是公元589年的事情了。

此后的中国历史仍然没有逃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和“一治一乱，一乱一治”的怪圈：隋朝不比秦朝长命多少，而唐朝则成为与汉朝并称的伟大时代，五代和两宋的战争象征着又一个华夏文明的低谷时期，而随后的明清则部分恢复了汉唐的疆域和繁荣。

以上的历史事实中隐藏着中国历史中一个令人困惑的疑问，这个疑问也成为了本书最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中国历史上这种反复出现的长期分裂和长期统一时期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这种显著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在东亚大陆上而不是别处？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关注到，换言之，试图从各个角度阐述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著作汗牛充栋，但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往往停留于对统一——分裂这一显著的历史规律的表象描述上，而没有对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关系做出深入的解释。

毕竟，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延续性都是独一无二和首屈一指的，传统的纪传体史学方法很容易把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身上，而掩盖了这些人物背后的时代背景。相对而言，要想对统一——分裂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社会学，经济学甚至国际关系学的知识可能都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在1840年爆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大陆保持着相当程度上的地理隔绝，传统的天下观更是将这片土地视为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心，所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不能够用王朝史，国别史甚至民族史来概括。以漫长对峙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学就能够更好地概括当时中国政治的特点。而当我们观察一个统一王朝的兴衰时，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某些结论也是有令人惊喜的启发意义的。

故而，对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探索涉及到各个学科的内容，甚至这种涉及会远远超过社会科学的范围。例如，当涉及到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讨论时，气候的变化和地理环境的局限性往往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的是环境史方面的研究结论。

在借助了大量非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后，一个针对中国历史周期律的研究思路逐渐出现了：要想探索中国历史周期律背后的逻辑关系和动因，首先是要彻底明确这个周期律是什么，而事实上，这一点，学者们并没有说的太清楚。究竟怎样界定分裂和统一？分裂和统一的周期性递变之间有着怎样的时间跨度和界定方式？一个周期的时间跨度是多久？中国历史经历了多少这样的周期？这些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虽然针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古有之，但这种讨论并没有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上古三代时期，商人将统御天下的权力看做是天帝的眷顾，并且这种眷顾是持久存在的。而当周人取代了商人成为华夏共主之后，周人首次提出了天命的迁徙，统治者有可能因为失德而被天命所抛弃，而取而代之者则会成为新的宠儿。

总之，在上古三代时期，普遍存在的观念是政权天授，发展到西周以后，君主的德行成为了维系天命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到东周以后的各个学术派别，尤其明显的是儒家和阴阳家：

战国中期，五行家邹衍从阴阳五行的角度提出了五德循环说。邹衍认为，自古以来就存在五种彼此生克的政权模式，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个基础元素，所以政权的更迭不过是这五种基础元素相互转化的反映而已。这种学说属于玄学的范畴，无法证实其合理性。但是自战国以后，五德理论体现出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新王朝 的建立者往往根据五行生克的原则来为自己开创的时代选择特定的五行属性，而这种选择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以两汉为例，汉高祖时期认为汉朝继承了秦朝，所以选择了和秦朝一样的水德，服色尚黑，而到了汉文帝当政时，一度改成了土德，直到汉光武帝当政时，才确认汉朝的德行是火德，从此，炎汉就成为了汉朝的代名词，并一直延续到蜀汉的灭亡。（总的来说，虽然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五德循环说显得非常荒诞不经，但他毕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政治，尤为关键的事，他能够为王朝更迭提供一种超越人力所及的超自然解释，这一点对于末代皇帝和新朝君主克服不安心理是极其重要的。）

同样在战国中期，亚圣孟子从民心的角度提出了治乱循环说。治乱循环说可以被看做是儒家观察历史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周朝天命说的再发展。孟子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且将天下崩坏的原因归于君主的失德和道德的沦丧。从统计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一般来说，一个王朝的开国君主都怀有勇气和美德，而随着时代变迁，统治者则趋于荒淫和暴虐。无疑，这是统一大王朝的一般性规律，但是这种规律性总结在现在看来毕竟称不上深刻。

相比而言，战国晚期的韩非子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韩非子认为，远古时代鸟兽多而人类少，财富多而人不争，所以先王以道德规范天下，到了韩非子所处的时代，人口膨胀，人多财少，天下不得不以力搏杀，以法律界定财富分配。虽然韩非子无法预料到未来的中国会出 现人口膨胀到临界点因而爆发农民起义和全民战争的情况，但是无疑韩非子的观点是相对理性的，至少“人口和财富的比例关系”这一决定社会是否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已经被韩非子发现，并用来阐述上古政治和战国政治情况迥异的根本原因。从韩非子的逻辑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即人口膨胀导致财富分配不均和更加严密的社会管理，社会的局面从远古时人人和乐的和谐景象转向春秋战国时“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时代中。那么，其实这种逻辑体系暗含着一点，即社会稳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不断生产财富的能力。

可以说，自春秋战国的学术高峰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走出了高速发展的历史通道，后来的学人很难超越华夏诸子在东周列国时期提出的精妙见解，这大概是因为大一统国家刚刚出现，而春秋战国火热嘈杂的争鸣已经成为往事的原因。自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写法后，先秦的编年体史书模式遭到了主流学者的摈弃，而这并不利于学者们总结历史规律。事实上，这种学术瓶颈直到宋朝才有所转变。北宋时期，中国出现了时间跨度达一千三百多年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编年体史书显然比纪传体史书有着更强的规律总结能力，在此基础上，明清时期的一批大儒开始重新思考战国先贤所思考过的问题。

比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三消说，他认为中国历史经历了邦联国家，联邦国家和专制帝国三个阶段，而每一次演变都是革命性质的，王夫之认为，商周之变和周秦之变是影响最大的两次政权更替。同时，他观察到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力量消长，并提出宋以来的中国进入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轮流执政的时期。可见，自王夫之起，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叙述和评论历史事实本身。

进入现代以来，李四光院士和翁文波院士分别从地磁周期和时间序列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历史的周期性问题，葛剑雄教授在阐述了统一和分裂的事实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历史分合的逻辑。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或者难以看到原文（李四光院士和翁文波院士的论文原文已经无法查找，只能从林语堂的著作中一窥痕迹），或者失之系统化：如葛剑雄教授的著作，他虽然探讨了统一和分裂的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统计结论，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统一时代和分裂时代之间的逻辑关系。又比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王夫之发现了禅让制，封建制和帝制（如果他活到现在，他会说共和制也是递变的结果）之间的递变性，但缺乏对这一现 象背后动因的探索。探讨这个问题的先辈们也许在细节上发现了治乱循环背后的某些具体因素，但是，从未有一个人能够系统地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历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背后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民心？资源？地理结构？气候？天命？这种分裂和统一的循环可以打破和避免吗？怎样避免？为什么能够避免或者不能避免？

第二，针对华夏文明漫长的历史进程，除了传统史家的王朝断代划分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五阶段划分法，现阶段流行的（部落联盟-邦联国家-联邦国家-统一帝国-共和国）国家结构划分法，还有没有其他建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基础上的划分法？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标准如果不是王朝的生灭，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家形态，那是什么？

第三，怎样解释中国疆域的变迁？导致华夏文明能够辐射到的地理区域面积不断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四，怎样预测华夏文明的未来？或者说，历史惯性对未来的作用有多大？中国历史规律通过什么媒介起作用？这个媒介依然存在吗？

本书旨在提出问题并系统化地予以解决。针对以上四个问题，我们的分析就从历史规律本身开始。

鉴于这种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实质上是模糊的，在探索周期律背后的驱动力之前，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归纳中国历史上和平统一和分裂混战的阶段，并试图在这些阶段之间找到稳定的周期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步是细化和归纳中国历史周期率现象。

我们的方法是首先假设中国历史存在周期性，并根据分裂和统一的不同时间段提炼出一个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在此之后，我们将用这个模型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并试图找出阶段之间的周期性关系。在明确这一点后，我们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解释中国历史周期律背后的逻辑关系和动因。

篇二：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心灵励志版)_危机中往往蕴涵着生机

有人说过：“瀑布之所以能在绝处创造奇观，是因为它有绝处求生的勇气和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是这一湾河流，在平静的河谷里波澜不惊，但在濒临落差的绝境里却能迸发出令人惊艳的美丽。在危机中也是这样，生命最低落的时候，转机也就要来了。

篇三：华夏千年历史回顾和启示

华夏千年历史回顾和启示

赵丰年

华夏民族在近代到众多的屈辱和苦难。现在在文明的各方面对和世界先进国家有明显的差距。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近在咫尺的危机，那是因为现在和平时期，国家没有强大的敌人。但是，回顾我们四千多年来的兴衰沉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并不总是一个和平的乐园。每个民族都毫不例外的经历过灭亡的危机和被欺辱的挫折。而我们自己的民族历史上有多少次有亡国亡种的危机中化险为夷？由於人类天性中丑恶的一面，世界民族间总是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有弱肉强食的战争。能够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的，只能是强者。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子孙在被迫和强敌对抗的时候，象美伊交战那样，把生存的希望交给对方掌握。

我们从历史上还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汉民族每一代人的幸福和痛苦、荣耀和耻辱都不完全是那一代人所能决定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砍树，后人遭殃。很多成败在几百年前就埋下了伏笔。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也仍然会给子孙后代的幸福铺路架桥、或者给他们设置灾难的陷阱。我们如果真心希望他们幸福，那就要看看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我们今天的痛苦有由什么失败和过失需要他们责任？我们今天有没有在干一些蠢事，让我们民族正在滑向一个危险的道路？有，今天有一种极端危险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正在把华夏祖先几千年来所建的基业悄悄地毁灭，正在拆散我们民族的凝聚力，让我们民族在下次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候，再次遭受痛苦的折磨。撰写此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总结古人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使得我们在生存危机没有到来以前，消除这种危险的思想意识。

那么我们能够从祖先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什么？

(一)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能用简单直线型思维方式

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过去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但是，因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绝不能用简单直线型思维方式，只盯一点，不看其余。而必须全面考虑各种利弊。用简单直线形思维，考虑问题不全面，不但不能让政策得到完善，因为古人制度一下小小的缺点，就放弃了古人精心设计的文明成果，用愚蠢的方法去代替。最后不但没有进步，反有更多的灾难。

华夏历史上就不乏这样的例子。世界上国家的安全都取决于文明发展程度和是否有足够的武力保护文明的发展。而两者之间常常是有矛盾。如果只考虑一方面，就会因为忽略另外一个方面，造成巨大的灾难。

五胡乱华期间至南北朝期间，人民都饱受游牧民族掠夺的痛苦，武力的强大常常决定国家是否能够生存。唐政权建立后，唐太宗最关注的是国家的武力，而且迷恋领土扩张、他不顾华夏华夷之辨的古训和大臣的劝阻，让大量投靠中原的游牧民族迁入汉地，委以重任和兵权。结果为藩镇割据、军费内战埋下了伏笔。后来这些迁入汉地的各类杂胡中的掌权者，因为没有受到华夏文明的熏陶和缺乏对汉族人民的关心爱护，不断叛乱、掠夺，造成了唐代人民巨大的痛苦，和几千万人民的丧生。而且最后突厥沙陀出身的石敬塘还把燕云十六州卖给游牧民族契丹。又导致了宋代失去了防止游牧民族突袭的屏障。

宋太祖、明太祖总结教训时，都认为藩镇割据是唐代最大的弊端。於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过分注意防止军阀拥兵自重，却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

的危害，和军事将领适度的自主权让军队可以灵活机动的优点。结果宋代在北方游牧民族尚未强大的时候，保持了一个和睦的社会环境，经济蓬勃发展，总产值超过唐朝数倍，新技术层出不穷，遥遥领先于世界。然而由於军事软弱，使游牧民族不断蚕食华夏领土，给契丹、女真、蒙古、打开了缺口。最后因为无法防守蒙古的入侵，导致中国人民遭受了世界上空前绝后灾难。这都属於考虑问题不全面，只注重防止一方面弊端，而忽略了改正后其它方面的弊端。当然，这有时代局限性。不能苛求古人。

其次，我国各个朝代制度比较僵化。强调遵守开国皇帝的制度，不强调借鉴其它朝代的古制。无论唐朝还是宋、明，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制度本身危害不大，成就显著。可是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制度缺陷越来越明显，这时候祖先设计制度的时代局限性已经没有了，他们都有机会总结教训、修正缺陷。但是后代皇帝过於相信祖先制度不能随便更改，而放弃了制度改良的机会。结果造成亡国。其实如果考虑全面一点，完全可以既避免军阀拥兵自重，又可以避免民族倍受欺辱。让军事将领可以拥有大权，只要有任期限制，或者让他们家属住在他军队控制之外，又采用有效的监督制度，完全可以让他们既打胜仗，又不能随便乱来。汉代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太严重，结果唐太宗走到一个极端，宋大祖、明太祖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让中国人民饱受各种内战、外敌野蛮屠杀的痛苦折磨。

古人的各种成就过失，让我们必须清楚，今日总结历史教训时，思维绝不能是简单直线形。不能看到一个旧制度缺陷后，就一门心思只解决这个缺陷，忘了当初为设计这个制度时针对的其它缺陷。结果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如果前人穷兵黩武，造成民不聊生，或者军阀混战，后人就只知道穷兵黩武是不好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屡次到中国抢劫，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亡国的危险，君臣视而不见，整天担心武官拥兵自重。后来有发现不重视军备总被别人欺负，结果又向往穷兵黩武。

这种只看到一个方面弊端，就丧失了对前人文化遗产的信心，全盘否定前人经验教训的简单思维方式，在我国近代尤其是突出。我国在压迫战争以后受尽各种帝国主义国家的欺辱。本来国人以为帝国主义国家象野蛮的游牧民族一样，不值得学习模仿，后来才明白西方国家文明之有可取之处，值得学习和借鉴。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由於甲午战争、庚子赔款等惨痛的失败，使得国家精英的主流彻底丧失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以为把自己传统骂成一钱不值得的窝囊废物，西方国家一切的东西都是好的，学了就可以救国。所以，法西斯流行就学法西斯。纳粹流行就学纳粹。还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只要是外国的月亮就一定比中国圆。本来西方文化，自有精华和糟粕。先进的文化，当然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不认真研究，不管好坏，只要和中国不一样就去学。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单、片面思维造成的恶果。这种片面的思维方式，本来是一个具有四千年文明、在文化中早已凝集了高度的智慧的中华民族中，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五四运动中，既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学习西方文化精华的一面。也有用简单、直线形思维批判中华文明、否定中国文化精华对历史的贡献的一面。而且这种简单思维更加情绪化，程度更加恶化。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时候很少有人认识到，文明发展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其中最难的是有新的发明创造。而不是对过去文明成果的批判。这就象看见一个旧的电脑功能不强，只大声骂电脑制造商人，“太笨了”，这个那个不如人家，是不能让电脑升级的。要升级，需要自己设计制造新的芯片。也就是说，要文明发展需要有创造，而不是需要批判。可惜我们国家在满清统治以后，社会缺乏凝聚力。彼此斗争的意识太强，古华夏

文明那种既自信、又可以谦虚学习其它文明长处的正常心态，被一种以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病态心态代替。

这种病态心态典型的代表，就是鲁迅那种把几千年中国文化都说成是吃人文化的极端态度。鲁迅在文学上的才华和贡献不能否认。在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百般欺辱，社会矛盾异常激烈的时代，知识分子因为痛惜中国的命运，在探讨中国为何被欺辱原因的时候，采用简单思维导致思想误区，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是我们今天应该知道。鲁迅在愤怒的情绪下，用那种靠骂人来治病的方法，缺乏建设性。是行不通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极端态度，如果不及时加以澄清，更是对我们民族前途有巨大的危害。

古人用无数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遗产，绝不是“吃人”和“垃圾”等字能够代表的。否则我们民族如何立足世界几千年？而且成世界文明最发达国家的时代最长久。当然，我们民族文化有缺陷，不能迷信古人，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用简单的思维批判，不会改变我们文化的缺点，反而会丧失优点。中华民族因为长期受野蛮游牧民族屠杀、掠夺、破坏和控制，缺乏对社会弱者的同情，缺乏对同胞生命价值的尊敬，社会不和睦，内斗、内耗多，才是我们现代文化最大的缺陷。才是发展速度比其它文明缓慢根本原因。本来改正的方面是恢复传统文化中，仁爱、恻隐之心，让社会结构能够照顾各个阶层的利益。看看其它先进的国家，虽然不是儒家思想指导，不正是社会结构合理，减少内斗，人尽所能，需求得到满足的结果吗？可惜这些知识分子得到的结论却相反。他们以为人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以为要强壮就要斗争。最后试图让社会给阶层解决利益分配的方法，引导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上去了。中国自满清下台后一直内战不断。得益的只有日本侵略者和那些形形色色的汉奸。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是我们今天掌握的信息比古人远远超出，就绝不能放纵自己。这种简单思维，只能让我们民族堕落下去，万劫不复。现在，中国大陆在一些代表游牧民族贵族利益的所谓专家的压力下，竟然变本加厉。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借口，全面否定华夏文明的价值。把几千年文明的宝贵经验扔到一边，去崇拜成吉思汗、努儿哈赤之类的野蛮强盗。他们对公众隐瞒了这样一个真相，这些强盗如果没有中国文明创造财富，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哪里有财富供他们抢劫？都21世纪的今天，却赞美崇拜和追求那些给世界无数民族造成巨大灾害的蒙古、突厥、女真等游牧民族，而蔑视虽不完美但是却为世界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华夏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这实在不能说不是中国最大的危险所在。

在游牧民族野蛮思想的毒害下，现在很多国人都是直线型简单思维，不懂得权衡各种利弊，不懂得妥协中庸，不懂得如何协调全社会不同阶层利益，团结一致，分工合作，这不象一个曾经具有高度思维能力的文明古国的后裔所能持有的思维方式。倒是没有任何文化沉淀和修养的野蛮人。即使是日本，也在建立了无数大学，经过了多年工业发展，造了多少飞机、大炮、坦克、航空母舰，才能称霸一时。可是很多现代中国人却以为他们是靠著垃圾式的武士道精神，才能有军事优势的。以为中国人只要象义和团那样不怕死，就能收回东北。当时中国的领袖蒋中正很清楚这种实力差距，知道尽可能再发展几年工业，缩小实力差距，结果被扣卖国的帽子。恨不得没打日本以前，先把他杀死。这种思维方法，也许可以赢得窝里斗的内战，外战不输得一塌糊涂才怪了。而且再总结历史，肯定又陷入新的简单思维的死循环。

(二)、拥有文明的民族才能够成为世界上持久和最后的强者

今天这个世界既有辛勤劳动、发明财富的人民，也有掠夺财富的寄生虫。谁是这个世界的强者？我们国家今天被野蛮游牧民族思想侵害和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欺辱下，很多人丧失了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信心，误以为世界上的强者利益都是依靠武力得来的。掠夺才是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我们中国受到屈辱，就是因为华夏传统文化不尚武，不霸道，心不黑、手不狠。而且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近代代帝国主义国家都是象蒙古帝国那样的强盗，他们的致富是因为掠夺了其它民族的财产。

持这种看法的人，可以说既不了解中国历史，也不了解世界历史。虽然浩瀚的世界历史绝非本文介绍的内容，(也决非本文的篇幅能够介绍总结)，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发展都遵循同一个规律，那就是财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现代强大的国家都有文明做后盾，文明社会才能保证发明创造，才能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国家和民族冲突中，心黑手狠不是取胜的保证。美国可以把伊拉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不是因为美国人可以更加心黑手狠。也不是美国人的智慧比伊拉克人高，或者更勇敢。而是因为美国有一个秩序和制度相对合理社会，让人们在无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展科学，在私有财产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无数的公司发展新技术，最后大大小小的无数个学科的成果组合起来，变成了飞机、导弹、卫星、电脑，才让伊拉克人没有还手的余地。这样一个合理社会存在，必须有一个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包括道德、包括社会同情弱者、保护劳动创造者，让大家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伊拉克人民并不缺乏智慧，而是缺乏这样一个社会。他们不知道有多少有智慧的科学家被秘密处决，埋葬到万人坑里去了。人民为了生存，全部聪明才智不是去发明创造，而是设法在你死我活的内斗中不被吃掉。

这个世界是白的还是黑的？这个世界的财富是创造来的、还是掠夺来的？我们应该说，这个世界是混合的。有白也有黑。但我们应该看到黑还是白对自己更好。我们如果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乏用武力掠夺他人资源的行为，就说他们的财富都是掠夺的，他们社会如果有人主张与人为善，那是为了掠夺他人财富的欺骗。那只是对美国的片面了解得出的结论。西方社会的各种不主张掠夺而主张为善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是能够让他们社会减少内斗、内耗，不断涌现发明创造的必要条件。是因为他们能够不断发展，才成为强大的国家。是因为他们从文明发展变成强大国家，才能够有条件欺压其它国家。这和蒙古、突厥等野蛮游牧民族只依靠暴力掠夺他人财富，完全是两种性质。

在历史上在马匹的多少决定战争胜负的时代，的确有不发展文明，只依靠暴力掠夺其它民族生存的成功的例子。但这种野蛮民族在短时间内挥霍完他们掠夺来的财产以后，很快就重新回到一贫如洗的地步。当初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抢劫了那么多财产，甚至把妇女的肚子抛开去找吞咽的珠宝，可是现在的外蒙却成了国际乞丐。靠著哄骗过去的受害者后代中国同胞提供援助来生存。曾经四处掠夺的突厥奥托曼帝国，也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文祯元先生在其文《野蛮的没落──蒙古国的启示》很清楚的论述了，在世界上仅仅以野蛮暴力来称霸的民族，最后终将没落，最后只能被历史抛弃。那些曾经有光辉文明，却因为武力不足，遭受野蛮民族屠杀和破坏的民族，或者象西夏党项一样。被灭绝，或者象阿富汗一样，或者完全丢失了文明的精华，成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我们可以通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回顾看到，中国的汉族人民是从事、发明创造和发展科学技术最主要的承担者。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我国目前颠倒黑白的历史学家，把无数少数民族向往华夏文明，吸收汉文化，引入汉字，最终融入汉族，

说成是大汉族主义野蛮扩张的罪证，和把今天有人人向往西方文明、穿西装甚至起西方名字，说成是西方帝国主义主义野蛮扩张一样荒谬。

同时我们应该记住，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是的贵族势力不断对汉民族地区的掠夺、迫害、屠杀甚至种族清洗，是两千多年来华夏文明不断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挫折和暂时倒退的罪魁祸首。历史上仅仅唐、宋、元三个期间，中国就先后被北方游牧民族屠杀了上亿人口。据有的日本学者估计，在五胡乱华的几百年间，中国先后遇害的人民数目达到两亿以上。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估计，中国两千年以来在游牧民族的屠刀下，有数亿人口丧生。中国在游牧民族铁蹄下丧失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是这些生命带走的文化、技术和追求文明的人文意识。

同样，历史上也曾经存在过某些汉族政权欺压少数民族的现象。我们丝毫没有必要隐瞒这些事实。然而，无论是古代和今天，汉民族的主流文化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社会个别人可以不从事生产，靠偷窃和抢劫维持生活，可是如果所有的成员都这样做，那么谁也没有可以掠夺的财富来生活。和不事生产、专事掠夺的北方游牧部落不同，汉民族是依靠从事生产、创造财富、发展技术和文化，来生存的民族。欺压和掠夺其他民族，只能满足个别统治者的私欲，却不能给汉族人民生存和发展带来任何好处。所以汉族历史上只崇拜保护汉族人民生命财产、抵制野蛮民族掠夺屠杀的英雄，从来没有崇拜过欺压其他民族、掠夺其他民族财富的英雄。这和某些游牧民族一直在崇拜屠杀几千万中国人民、上万世界人民的凶手，行成了鲜明的对比。

汉民族在古代是领先世界文明时间最长的民族。在世界上所有曾经强大的民族中，汉民族欺压其他民族的频率和规模是最小的。而且从来没有接受过欺压其他民族的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在汉民族指导的理论中，只有帮助少数民族脱离野蛮、接受文明的责任感，没有欺压和歧视。我们今天回顾北方游牧民族的罪行和危害，也不是要欺压和迫害他们的后代，而是为了让中国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走到文明发展的道理上来。

而令人痛心的是，今天中国的主流历史观，竟然是以反对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来建立的。这实际上是以反对“大汉族主义”做借口，给游牧民族掠夺和屠杀中国各族人民、骑在汉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罪行合理化。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让中国继续背离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方向，和世界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我们的结论很简单，要想保证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需要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第一、就是要坚决站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第二是要有足够的武力保护自己。因为这个世界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较量经常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但是如果自己的社会追求弱肉强食，没有对同胞的关心爱护、没有伶悯和同情，没有爱心和忍耐，那么所有社会成员的精力，就会消耗在无休止的内斗、内耗，就不可能有文明发展，就不会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在和外族敌争斗的时候，也不可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回想我们华夏光辉的历史时期，是全面保证了文明和自卫的两个方面？过去的中国类似与现在的美国，有一个强大的文明，不断涌现各种发明创造。但是华夏既有因为允许突厥等异族掌握权力，造成内斗内耗，导致了人民无限灾难的唐朝，也有过分死板地追求文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结果造成亡国于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宋朝。又有只注重抵抗野蛮民族，却不注重内部社会和睦，结果先亡于流寇、后亡于野蛮的游牧部落的明朝。

而今天，最让我们民族遭受最严重危机的因素，不是其他民族想依靠暴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