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日记

篇一：一个普通日本士兵的战地日记

一个普通日本士兵的战地日记

《荻岛静夫日记》是二战期间，一个普通日本士兵荻岛静夫在战事间隙记载其在中国战场的大事小情。日记本是战争时期日本国内专为前线军人制作的一种只有小孩子手掌大小的本子。附页上有军人守则，常用汉语对照，伪满洲国的地图以及我国南方几个省的地图等文字图案。日记一共有七本，还附带一个影集，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荻岛静夫是个普通的日本士兵，他是在淞沪会战时期应征入伍的。他深情地记载在侵华战争中死去的上级军官和战友，把他们称为英雄、勇士；他用平静的毫无感情的语言描述用俘虏练习刺刀、烧毁村庄以及进入市镇后为了逼迫当地人做维持会长而杀掉一些人的事情；他快乐地描述慰安所，似乎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只是一些商品而已。

这个日记可以颠覆一些传统的观念，比方说：很多写抗战史的人习惯于说国民党军队打不过日本军队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太差。从日记中记载的淞沪会战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重武器并不少，而且给日军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打击。日记中写道：“在敌方堡垒等坚固防御阵地发射的自动火器十字交叉火力的袭击下，有人相继倒下… …刚才因为遭到敌人迫击炮的袭击，第五中队的一个分队全部牺牲… …九日早晨，在敌军的反攻中，加纳部队也遭到被全部歼灭的悲惨命运。整个联队只剩下两三百人了，死者的遗骸散于泥泞的田野中。看到身边发生的一切，心中油然而生的只有等死的悲伤。”可以看出荻岛静夫叙述这场战役的时候，情感是十分沮丧的。这些文字说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并不差，武器并非主要的失败原因。

有些人在描述抗日战争时，习惯于说国民党军队都是在正面战场和日军作英勇顽强的战斗，而八路军只会打游击。日记中记载了三场大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淞沪会战时，日军伤亡是比较大的，但此次战役之后的荻岛静夫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规模的像样的抵抗，他记载道：“所到之处敌军总是逃跑，不知道这次碰到的敌军会不会逃跑。”看来如果国军不是总逃跑，日军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攻克一座座城市。

荻岛静夫对于这场战争的描述一直使用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始终认为自己参加的这场战争是正确的，自己是为国而战的勇士。这种思想正是多数日本人的思想，他是个普通的农村青年，入伍前应该进行过很彻底的军国主义教育，他们很狂热，为了他们的天皇，为了他们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如今日本的历任首相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中国人的忍耐极限，不正说明，这种狂热的思想在日本是深入人心的吗？为什么参拜靖国神社可以争取更多的选票？为什么叫嚣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可以争取更多的选票？原因只有一个，多数日本人是支持这种令中国人反感的行为的。

反观我们，我们是否对日本人的这种狂热有正确的认识呢？

看历史不能只看史官们记载的历史，老百姓的日记虽然是从个人角度管窥历史，但是能够综合地多看一些，就能对历史有更多角度的认识。

以上凡此种种，只是记录一些点滴感想，如是而已。

王文娜

篇二：抗战时杀死一个日本士兵有多难

抗战时杀死一个日本士兵有多难 导语

近日，抗战期间中、日士兵战斗力比较，成了网友讨论的一个热点。此前也有读者给我们写信，希望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本期专题，我们就谈一谈抗战期间中国士兵对抗、杀死一名侵华日军，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以湖南会战为例，中、日军队伤亡比超过3:1 据日军统计，湖南会战中国方面死、伤、俘、病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 1944年4月，日军动员兵力50余万，发起纵贯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战役，至12月该战役始告结束。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其间历经中原会战、湖南会战、桂柳会战，日军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打到9月初，持续3个多月，是此次“一号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抵抗时间最久、最顽强的一次战役。

以此次战役为例，可以一窥中国军队与日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此役，双方参战人数，中国军队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约35-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约25-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中国方面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而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中国方面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了伤、病、俘、亡，中国军队损失过半。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则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也已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显然，日军方面的统计要更为确切一些，国民政府不统计病、俘，则有其鼓舞抗战民心乃至获取二战国际地位之考量。

国民政府在1944年前后对兵力的配置也能从侧面证明日军的统计要更为准确一些。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中国军队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中国军队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国民政府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中国军队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

估计也大致相似：中国军队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定军队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中国军队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考虑到抗战后期军队编制的缺额——徐永昌认为战时国军各师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民党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整个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1:4到1:2之间

抗日战争时期，要杀一个日本士兵究竟有多难，要付多少代价？可以从敌我双方士兵的伤亡作比较。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

而当时有多少侵华日军被歼灭？目前没有准确的数字。《日本陆海军事典》一书中认为在中国关内日军总共死亡45.57万，其中八年抗战日军在中国死亡40.46（不包括东北），战后遣返中死亡5.11万。按照美国学者根据日本战中统计计算，在大陆被击毙的日军，共计四十四万余。学者张忠义先生，根据日本的资料也计算出一个接近的数字，45.5万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则为48万，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

尽管目前日军在华死亡人数还不确切，但可以估算其人数大概在45万至80万之间。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国军死亡将士共计约170万人（合阵亡和因病死亡）。也就是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敌我伤亡比例在4比1到2比1之间，这个比例应该算保守。 中、日军队战斗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

林彪总结：中央军队守着挨打战术真糟糕透了；我军的军事技术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

平型关大捷后，林彪曾撰文《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刊登于1937年11月27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对中、日军队战斗力做过一个基本比较，并分析了原因。文章说道：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

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八、日兵之死不肯缴械，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真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十二、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见友军就逃，见我军到了则又转回。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林彪对八路军自身的批评自然是中肯的。其对中央军的批评，其实也相当准确。下面就具体说说中央军的问题。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一：中国士兵缺乏训练又营养不良，白刃战三士兵尚不能活捉一日兵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学者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抗日剧中常常不乏白刃战场面，往往中国士兵与日兵一对一厮杀，结局一般是中国士兵手刃日兵。在抗战初期，日军确实比较害怕与中国军队进行白刃战，但到了抗战中后期，中国士兵已多为新兵，其劈刺技术已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营养不良，体力太差，以及劈刺技术训练不足等。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也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造成士兵缺乏营养和训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军后期保障能力不足。据王奇生称，“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

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后勤不力，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检讨过原因：“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二：兵役办理不良，新征壮丁因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

随着战事进行，国军士兵战斗力日益衰退，除了上述原因外，兵役办理不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赂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彼辈乃逃兵也。?……”

蒋梦麟的报告又提到，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三：军官素质之不佳，兵好官不好，官阶越高能力越低

除了战备、一般士兵不如日军外，国军的素质也令人堪忧。一般士兵多为农家子弟，他们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但在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

蒋介石曾多次公开指责国民党军队，官阶越高能力越低。1944年蒋介石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国军战斗力差的原因四：指挥与协调差，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又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

此外，国军的指挥和协调系统紊乱，几无章法。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张治中1939—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引者注：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为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资料来源：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结语

篇三：梅汝璈日记揭秘日本战败后真穷还是装穷

梅汝璈日记揭秘日本战败后真穷还是装穷

2012年08月05日21:58人民网梅小璈 先父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后，从事教学、写作、编译工作，并参与立法。1946年至1948年，在东京代表战胜国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者，先父的实践对于国际法中战争罪行原则的确立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的意义；其遗著中关于英美式审判程序规则的阐述和分析，在今天看

来仍然独具价值。

除了维护国际正义、严惩战争罪犯的主张和行动，先父对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也许同样值得今人重视。战后的日本，经济困窘，民生凋敝，固然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官方文件（包括统计数字）和纪实报道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忽

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先父曾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争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拼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

问题的。反观我国，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呢！

（1946年3月30日 星期六）

今天我觉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的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假使那样的话，何以日人吃得会这样壮健，而且穿得也不坏，至少比我国一般人吃得穿得好——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

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1946年3月22日 星期五）

从1946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短短五十余日，先父日记便有十余处议及当时日本国民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他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国民已经从盟军占领所带来的惶悚、惊恐中解脱出来，举手投足皆镇定自若，且能够自觉地掩饰怨愤和屈辱，奋力恢复经济建设，整个社会的秩序日趋稳定。即使面对着美国占领军为庆祝“陆军节”而在闹市举行的火药味十足的武装游行，面对着飘扬的星条旗和隆隆碾过的重型装甲车，东京市民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激

动与不安。

表面上绝无仇视或轻视的表现。或许他们是正在“自哀不暇”，或许他们正在“卧薪尝

胆”。盟国的朋友应该当心着。

（1946年4月22日 星期一）

先父早年并非日本问题专家，但基于这种较为细致的、超越专业局限的观察与分析，他能够体会到日本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中的某些矛盾，进而对美国推行的有关政策进行批评。倨傲与谦卑，凶残与柔顺，勤勉与享乐，夸富与装穷——这些看上去迥然不同的性格、作

风，在日本国民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此种现象引起了先父的思考：

无论叫他们（日本侍者——笔者注）做什么，总是低声下气，惟命是从，而且总是笑容可掬，鞠躬而退。但是他们内心里是怎样想法，对战败的感想如何，对中国人的真正观念又

如何，这些笑容后面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法子知道。

（1946年3月21日 星期四）

日本的女侍真是温卑恭顺，总是笑容满面，鞠躬如也，尤其是对盟国朋友。这不知是日

本女子的根性，还是多少带有几分“美人计”的作用。

（1946年4月3日 星期三）

他们（出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笔者注）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的许多回忆和愤恨，……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

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

（1946年5月4日 星期六）

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蛮气、霸气和兽性，人们——特别是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当然不会轻易地对日本人的“平淡”和“惟命是从”作正面的理解。不管他是绅士道还是武士道，是利剑还是菊花，人们都应该保持警惕。正因为如此，当先父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

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

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拉铁摩尔——笔者注）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怨裼媚茄辰。甯褚廊槐壬虾１逼交虺室话闳嗣窈玫枚嗄兀空獾阌胛易罱恢艿乃型耆谎Ｋ担匀毡竟ひ导际醺字罟蹋仁鼓芄换竦迷希坏梢运阑腋慈迹铱梢远腊栽抖怪泄τ诩焕匚弧Ｋ担愿度毡静荒艽恳悦拦牧⒊』蜓酃馊タ矗Ω梦抖?/p>

济落后的国家利益去打算。他主张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足。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

大错误。

（1946年3月29日 星期五）

时逾半个世纪，今人是否能够对于日本当时奉行的“装穷装苦”策略和盟国（主要是美国）的对日方针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呢？是否会有“不幸而言中”之感呢？尽管今天的情况

与拉铁摩尔先生的推断并不绝对相同。

麦帅（麦克阿瑟——笔者注）统治日本是功是罪，对我有利有害，我现在还不能解答。……提到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那种不记旧仇的宽大态度，麦帅备加赞许。他说：“中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终久是要和日本相处的。”诚然，站在

麦帅的立场，中国的宽大态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然而宽大之外，我们应该警惕！……我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

这个问题今天一起盘旋着在我脑筋里。

（1946年4月12日 星期五）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

弗如！

（1946年5月2日 星期四）

实际上，先父研习国际公法多年，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奥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则”的作用与分量。中国前途未卜，苏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一定要扶植日本，至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情感，则自然地被搁置下来了。作为“五强”之一，作为与东南亚各国很不一样的文明古国，不但其日后的发展不能受到关照，而且连它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做出的惨痛牺牲和决定性贡献都面临着被

遗忘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君不见，养虎贻患的事情在国际间屡有发生。当反苏反共成为美国政府的头等目标，当初的敌手日本于是乎一变而成为宠物，哪管它日后会不会向自己说“不”。既然美帝国主义被当作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那么一切反美者便都成了我们的同盟军。我们曾没有保留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谴责美帝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滔天罪恶，曾义愤填膺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抗议美帝在日本建立军

事基地的侵略行径，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而那个长袖善舞的战败岛国，恰恰就是在东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巧妙地周旋着，实现了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甚至备感

失落的迅速恢复和腾飞。

余确已觉察，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义，但余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余相信其不致如此也。

（1948年5月3日 星期一《新闻报》载梅汝谈话）

日本时报载了一篇短文，叫做《中国人不报仇》，描写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对日本人是何等宽宏大量，“视敌为友”。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我读了这篇文

章，颇有啼笑皆非之感。

（1946年4月11日 星期四）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

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

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948年底，大批日本战争罪犯已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远东国际军?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ㄍノ藜捕铡３说谝慌?8名，其他甲级战犯（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都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与纳粹德国漏网战犯在战后的东躲西藏、亡命蛮荒相比，这些人的处境真可谓优游自在。美国的提携，中国的宽厚，由“冷战”格局导致的各国对日政策，使日本获得了绝佳

的发展机遇。

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围里，先父的名字当然不是一个能引起广泛愉悦的符号。先父关于抓紧调查日军侵华暴行史实的建议，直到20年后的80年代中期方被采纳，而经历过那场战争

的人至此已凋谢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