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名人故事

篇一：杜牧简介杜牧小故事

杜牧简介*杜牧小故事

杜牧（公元803－约852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号称杜紫薇。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诗人。（来源：中书省别名紫微省，因此人称其为“杜紫薇” ）晚唐时期.唐代文学家，后人称杜甫为“老杜”，称杜牧为“小杜”。《阿(e)房宫赋》亦颇有名。

杰出的诗人、散文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史馆修撰(xiū zhuàn)，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杜甫与李白区别开来，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 这样一个小故事。当时，崔郾侍郎奉命到东都洛阳主持进士科考试，百官公卿都到城门外摆好酒席饯行，车辆之胜，官员之多，举世罕见。此时吴武陵——他是柳宗元的老朋友——正任太学博士，也骑着一头老毛驴过来凑热闹。崔郾正在酒席上喝得高兴，听说吴老这位有名的清流人士也过来了，非常吃惊，连忙离席前来迎接。吴老看见崔郾，把他拉到一边，拍着崔郾的肩膀说：你担负此任，乃是众望所归。我老了，不能为朝廷排忧解难了，不如为你推荐一个贤士。前些日子，我偶然发现一些太学生情绪激昂地讨论一篇文章，走近一看，原来是这次要参加考试的杜牧所写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写得真好，这个人也太有才了。崔侍郎你工作繁重，日理万机，恐怕没有闲暇去浏览这篇文章，不如让我为你诵读一下。说到这里，吴老就字正腔圆地、摇头晃脑地将《阿房宫赋》读了起来。崔郾也是一个有品味的知识分子，听后也称赞不已。吴武陵乘热打铁，要求崔郾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将杜牧评为状元。崔郾面露难色，推辞道：状元已经被他人预定了。吴老穷追不舍，大声说道：如果真得当不了状元，就退一步，让他以第五名进士及第。崔郾还在踌躇犹豫，吴老倚老卖老地说：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把这篇赋还给我，看有没有比这写得更好的赋。崔郾迫不得已，只好满口答应，然后目送吴老离开。

回到酒席上，喝酒的同僚问吴博士来做什么。崔郾回答说，吴老推荐了一个人为第五名进士。酒客连忙追问是谁，崔侍郎回答说是“杜牧”。旁边立刻有人接茬说：听说过杜牧这人，才气是大大的有，只是品行不太好，不拘小节，喜欢烟花风月，好出入娱乐场所。崔侍郎为难地说：我已经答应吴博士了。即使杜牧是个屠夫或卖酒的小贩子，我也不会改变了。

崔侍郎重承诺、讲诚信是好事，不过他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在考试前就如此轻易地决定众多考生的命运，还是让人对这样的考试产生怀疑，那里究竟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黑幕呢？不过，杜牧终究没有辜负吴武陵，也没有辱没崔侍郎。大和二年（828），杜牧在洛阳高中进士。

大和二年十月，杜牧进士及第后八个月，他就奔赴当时的洪州，即王勃写《滕王阁序》那个地方，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幕府生涯。其时沈传师为江西观察使，辟召杜牧为江西团练巡官。沈家与杜家为世交，沈氏兄弟是文学爱好者，对当时的知名文人都很眷顾，与杜牧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杜牧撰写《李贺集序》，就是应沈传师之弟沈述师所请。杜牧经常往沈述师家中跑，听歌赏舞，蹭饭蹭酒，还对沈家中的一个歌女张好好很有好感，可惜主人对此女子分外珍惜，抢先一步，成全了自己，将她纳为小妾，使小杜空有羡渔之情。大和八年，小杜在洛阳与张好好不期而遇，此时的张好好已经沦落为他乡之客，以当垆卖酒为生。杜牧感慨万分，写了一首五言长篇《张好好诗》。由于情绪饱满，不仅文笔清秀，而且书法更为飘逸，为杜牧赢得了书法家的美名。今人所能见到的唐朝真迹少之又少，这幅《张好好诗卷》自然珍贵异常，纸本上有宋徽宗、贾似道、年羹尧、乾隆等一堆名人的鉴定印章。当年溥仪皇帝“北狩”之时，仓皇之中还不忘携带此卷，后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伯驹个人所有，又捐赠政府，藏于故宫博物院。

在此期间，小杜另一首与歌女有关诗歌为他博得了盛名，这就是《杜秋娘诗》。杜秋娘本是金陵美女，妩媚动人，能歌善舞，能联诗作曲，十五岁时，一曲《金缕衣》就俘虏了镇海节度使李锜：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李锜听后，将之收为小妾，让她度过一段甜蜜时光。后来李锜起兵对抗朝廷，兵败被杀，杜秋娘作为罪臣家眷被送入后宫为奴，继续发挥她的专长，充当歌舞姬。杜秋娘再以这一曲《金缕衣》俘虏了年轻的唐宪宗，被封为秋妃。杜秋娘虽然总是唱同一首歌，但智商很高，经常不著痕迹地参与军国大事，甚得宪宗皇帝宠信。后来宰相李吉甫劝唐宪宗再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宪宗皇帝自豪地说我有一秋妃足矣。穆宗

皇帝即位后，还任命杜秋娘为皇子李凑的保姆。也正是这一任命，让她卷入权力的角逐中。李凑失势被废，杜秋娘也被撵回老家。

到金陵出差的小杜，看见曾经光彩照人的杜秋娘如今又老又穷，便提笔写下了《杜秋娘诗》。据说这首诗当时脍炙人口，传唱大江南北，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风云一时的歌女太熟悉了。

杜牧在湖州的浪漫史

杜牧在宣州幕下任书记时，听说湖州美女如云，便到湖州游玩。湖州刺史崔君素知杜牧诗名，盛情款待。他把本州所有名妓唤来，供杜挑选。可杜牧看了又看，有些遗憾地说：“美是很美啊！但还不够尽善尽美。”又说：“我希望能在江边举行一次竞渡的娱乐活动，让全湖州的人都来观看。到时候我就在人群中慢慢地走着，细细地寻找，希望或许能找到我看中的人。” 湖州刺史按照杜牧的意愿，举行了这样一次竞渡活动。那天，两岸围观的人密密麻麻，可杜牧挑了一天，直至傍晚，竟没有找到一个合意的。眼看就要收船靠岸，在人群中，有一位乡村老妇人，带领一个女孩子，大约十几岁。杜牧看了好一会，激动地说：“这个女孩子真是天姿国色，先前的那些真等于虚有其人啊！”就将这母女俩接到船上来谈话。这母女俩都很害怕。杜牧说：“不是马上就娶她，只是要订下迎娶的日期。”老妇人说：“将来若是违约失信，又应当怎么办呢？”杜牧说：“不到十年，我必然来这里作郡守。如果十年不来，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嫁给别人吧。”女孩的母亲同意。杜牧便给了贵重的聘礼。

分别后，杜牧一直想念着湖州，想念着这位女孩子。可他官职较低，不能提出调任湖州的请求。后来他出任黄州、池州和睦州刺史，都不是他的本意。等到他的好朋友周墀出任宰相，杜牧便接连写了三封信，请求出任湖州刺史。大中三年，杜牧四十一岁，获得湖州刺史的职位。此时距离与当年那母女俩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四年。那位女孩子已经出嫁三年，生了三个孩子。杜牧将女孩的母亲叫来。这老妇人带了外孙来见杜牧。杜牧责问说：“从前你已经答应将女儿许配给我，为什么要违背诺言呢？”老妇人说：“原来的约定是十年，可你十年过了，没有来。这才出嫁的。”杜牧取出盟约看了看，想了想，说：“她讲得很有道理。若是强迫她，是会闹出祸事来的。”便送给老妇人很多礼物，让她走了。为着这件伤心事，杜牧写下这样一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往年曾见未开时。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象征与托物言志的区别

1、象征（“以物征事”的简称）是借助物象来表现某种概念、思想、精神、品德等。如以“梅”象征高洁、清秀、淡雅、朴素；以“菊”象征高洁与傲霜斗雪的坚强。托物言志是借助物的象征义来表达胸怀心志。

2、象征分为整体象征和局部象征；托物言志都是整体的。

3、象征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如“海燕”，说象征“革命者”可以，说象征“春的使者”也可以；而托物言志具有文化意义的确定性，如“梅”、“菊”的意义具有确定性。

4、象征重在表现事物的客观意义和精神实质；托物言志重在言志，表现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

篇二：杜牧与少女张好好的感情轶事

杜牧与少女张好好的感情

杜牧唯一传世真迹就是写给张好好的诗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人们提起唐代大诗人杜牧，一定记得《山行》中的这个佳句。大自然的美景能让他停车驻足，其实，当朝一个绝代佳人才让他真正留连忘返。

如今杜牧留下来的唯一真迹，竟是送给这个名叫张好好的女孩子的。诗题就叫《张好好诗》，序中写道：

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从这序中我们知道，太和三年，30岁的才子杜牧遇到了年仅13岁的张好好，直到好好18岁那年，两人才郎里个郎。想起重庆被裁的黑局长文强花钱买女学生初夜，不禁让我们对怜香惜玉的杜才子肃然起敬！

太和三年，杜牧游遍扬州杭州之后，来到了湖州。湖州当时有名，除了产书法工具湖笔之外，还因了一个少女张好好。看来，要创建文化名城，美人是少不得的。

杜牧刚到湖州，就心急火燎扯上剌史陪他逛街，那时的地方最高首长不像现在以陪投资商为乐，与杜才子走到街上，剌史脸上写满了自豪。其实杜牧逛街是假，想看到传说中的张好好是真。这风流才子就是走风流运，果然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牵着一个还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子，第六感官告诉杜牧，这就是张好好。于是迎上前去说：“你不施脂粉淡妆好，你歌舞好，所以叫好好。如果没猜错，请我为跳一支舞。”

张好好见剌史介绍说的杜才子能一下解读她的名字，像遇到知音似地，当即应允，于是在剌史府中，杜牧击拍，剌史吹笛，张好好跳起了胡族舞，类似于现在的肚皮舞。好好娇柔的舞姿，清纯的笑容，让杜牧醉了。本来只打算在湖州停留三日的，结果呆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杜牧天天叫好好来到剌史府中，吟诗和舞，或帮助好好补习文化课。好好虽然只有十三岁，却对眼前这个才子产生了丝丝依恋，杜牧见她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甚为怜惜，一个多月里，连她的手都没碰过。

但是，这美好的日子终究要结束，杜牧还要去参加国考，赢取功名。与好好分手时，杜牧写下了著名的《赠别》：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意思是鲜嫩欲滴的好好呀，扬州城里所有的名妓都比不上你。杜牧对好好承诺说，十年后，我一定请求皇上赐我来此为官，你等着我，我一定娶你！可以想像，当时对情爱似懂非懂的张好好是如何的激动不已！

一年后，杜牧果然被授官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或监察部官员。当他在芜湖检查工作时，当地官员投其所好，将张好好从湖州临时借调到芜湖名妓歌舞团，为杜牧献舞时，杜牧一眼就认出了张好好，张好好不顾一切地像小鸟一

样扑入杜牧怀中，撒娇道：“老师，您看我长高了么？”这时的张好好，显然是将自己当成了文艺青年，曾经受教于杜老师的教诲，可是，杜牧的心里岂止只将自己当作好好的老师呢？只是看到好好依然娇嫩，“枝软不堪攀折处”，不忍破坏心中的那份美好。完美主义者杜牧两天后与张好好分手时，张好好已情窦初开了，两人长亭更短亭了好久。

这本是一个可能很完美的情感故事，但是，杜牧却终于把持不住，上了抬轿子的人的当。三年后，当他巡查到扬州时，客居此地的一个兵部尚书久仰杜牧的才华，竟然将自己的宠妾紫云姑娘拱手相送，正在为国家前途忧郁不已的杜牧，见到才貌双全的紫云，只得借美色而浇愁了，便纳了紫云为妾。不久，杜牧带着紫云来到了宣城，宣城一个官儿知道杜牧与张好好的旧事，便秘召好好从湖州赶来宣城与杜牧见面。年已十八的好好出落得令杜牧眼花缭乱，当夜便行鱼水之欢。令杜牧愧疚不已的是，他没想到，十八岁的好好拒绝了许多大款和官员的诱惑，一直为他守着处女之身！

杜牧再次发誓，一定要到湖州来为官，迎娶张好好。可是，直到三年后，杜牧才如愿以偿调任湖州剌史，他满以为可以圆那个梦，谁知张好好在杜牧离开后写了许多信件，杜牧都没收到，又闻听杜牧与紫云的事，便只得嫁人，隐居乡下。

忧伤不已愧疚不已的杜牧便写下了《张好好诗》，从此不再风流，直到五十岁时忧郁而终。而张好好闻悉杜牧西归，悄悄来到杜牧坟前自尽了，结束了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篇三：简评历史人物故事

简评历史人物故事：

古人爱做翻案文章，象现代人爱写或读穿越小说，其出发点都是探讨或辨析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翻案文章的题材涵盖诗文策论，形式颇多。诗中最有名的当属杜牧同学的“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仅获得成语“卷土重来”的创始权专利，还顺道收获了包括著名的王安石同学在内贡献的的一大票跟帖以及鲜花或板砖。文章中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最佳，篇章简短而义气恣睢，深得纵横家之精髓。其中的结句“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几乎就是“竖子成名，遂使世无英雄”的另一种说法。另外苏轼的《留侯论》及欧阳修的《纵囚论》也都是翻案文章中的一时杰作。

有偏激者认为，诗至唐末已做尽，宋一降不过拾人牙髓，文至宋末亦穷，其后皆腐儒尔。不过袁同学的这篇鬼故事倒是做翻案文章的一个奇特的全新方式。明目张胆的玩穿越（当时的说法叫转世轮回），无需论据，直指结论，手法相当彪悍。

具体到这件翻案本身，到底谁是杀义帝的凶手？稍稍推理一下也很有趣。现阶段基本结论以项羽为主，这其中不乏成王败寇的因素。毕竟史家落笔时不得不看胜利者的颜色。假设是项羽，其杀人动机依史书所载，不过一为宿怨，当年主持刘项分兵，约定“入关中者王”时有意无意偏袒刘邦，二为现状，当时项羽几乎拥天下权，不想有一个“皇阿爸”。所以阴令英布等三王杀之。但这两条细细分析起来，皆站不住脚。

对于第一条，依项羽的性格，记仇是有的，暴虐也是有的，使小手段占点小便宜也是有的（在可以自圆其说的前提下），但阴毒二字绝不沾边，属于典型的好面子，守诺轻信，吃硬不吃软的主。有很浓的六国贵族子弟的气质（与之相比，起于市井的刘邦，就是一个典型的无赖子了，无论在生活作风还是在政治上）。例如象刘邦这样的大敌，鸿门宴上一旦服软，即无条件放还，章邯童鞋，与项羽有杀叔之仇，战败后被赵高挤兑的无路可去，项羽也大度纳降，何况一位乖乖的听项羽吩咐去自己的封国的虚位义帝，绝无不放过的理由。且史上记载为项羽操刀的英布，杀怀王后的同一年，项羽“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怨也。”，假如英布真的可以让项羽托以杀怀王这样的见不得人的活，则这种类似于四大铁中“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中的“一起嫖过娼”的哥们关系，该是极亲密的，不可能前几个月还毫无怨言的帮老大干脏活，几月不到，对老大吩咐的一点累活就轻易推诿了。

对于第二条，是典型的现代思维带入症。以今人之好为古人之好。一个关键问题是：项先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很多同学会说，当然是行始皇帝之事。毕竟当年就说过“彼可取而代之”嘛。大错！让我们从项先生的视野看，之前的漫漫历史中至少周代的八百年可都是诸侯分封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统治体系可供参考，而秦代大一统的郡县制尝试却不过实行二代就人死国灭。再考虑项先生楚国贵族的身世背景，尊王攘夷，分封诸侯，继五霸之业当然是第一选择了。所谓的“彼可取而代之”，不过一时的年少轻狂罢了。既如此，一个类似于周天子的的角色就必不可少，能是谁呢？当然就是楚怀王了。也就是说楚怀王在项羽拟实行的政治架构里，是有一席之地的，至少是国家名誉主席或类似于幕府时期的日本天皇的位置，这样，项羽又何必杀怀王呢？

既然项羽的嫌疑逐步解脱，我们的目光就不得不转向刘邦同学了。可是史书留给我们的资料太少了，虽然从直接受益者的角度看，刘邦童鞋很难脱嫌疑，尤其是有陈平这样的天纵奇才为其谋主的情况下。但不得不承认，直接证据是没有的，除非像袁先生这样直接起死人于地下。不过我查了一下文中提到的陈平的“六出奇计”，依据《史记》的《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所出六计均获得增邑之赏，应该都是相当影响时局的。但史书中对六计只记载了五项，即1.施反间而除范增，

2.金蝉脱壳 脱险荥阳，3. 追穷寇而灭楚垓下，4.请君入瓮，擒韩信于云梦，5.借力阏氏 解围白登。

杀义帝而嫁祸项羽是否是未记载的第六计，真的未可知呢。

转贴：项羽放弑义帝考异作者：顾向东

楚汉相争，波谲云诡。二千年来史家、学者常以义帝之死为解析这一历史现象的楔子。其说有两个层次，一乃项羽使人弑义帝，二乃项羽弑义帝是霸楚败亡的开端。宋代李涂《文章精义》就以为项氏“立义帝以后，一日气魄一日；杀义帝以后，一日衰飒一日”，其事是项纪的大纲领，所谓“此篇中纪羽由微而盛，由盛而亡，中以义帝为关炤。羽未弑义帝以前，由裨将，而次将，而上将，而诸侯上将军，至分封则为西楚霸王。始以八千而西，俄而二万，俄而六七万，至新丰鸿门则四十万，其兴也勃焉。及弑帝则日衰矣??至垓下，所谓四十万者，忽为八百余，二百余，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亡也忽焉。一牧羊儿耳，所系如此，可见名义在人心，不可没也。”（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一）

这种看似剔肉见筋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了宋以后书生的惯性思维方式，它基于宋明时期理学心学藩盛，宋（金）元清三朝异族军事蹂躏、文化清洗相互激荡而在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浓烈异常的“统属”认知，并无贴切的历史根据，如《史记》“项羽纪”载楚汉相争之初，刘邦以替义帝发丧为名，率五诸侯五十六万卒缟素伐楚，项羽仅以三万人破汉军，“汉卒十万余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而“高帝纪”载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而韩、彭不至，“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困守，从《秦楚之际月表》查察，此时距义帝死三年余而距项羽乌江自刎仅二、三个月，哪里有关炤的影子。项刘兴衰的分水岭当是被刘邦称为“连百万众，战必胜，功必克”的韩信始登台拜将，义帝的影响是后人（尤其书生）千年附会，如《淮南子·谬称训》所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便考证“纣七十恶”是从东周至西汉陆续添载的）。项羽的败因在相当长的历史背景中都只能是合某一时代政治的解说，而杀故主失民心然后败亡的说法更是经典的儒家命题。苏轼《范增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为增计者，能诛羽则杀之，不能则去之”，洪迈《容斋随笔》“范增人杰”条下以为“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其触动处莫不于此。

但项羽弑义帝作为史实来讨论，却疑窦丛丛。《史记》以史家身份叙说“项羽放弑义帝”主要见于三处，一是《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之元年十月“项羽灭义帝”。《史记》诸表散佚窜夺较多，多楮先生（少孙）等人补缀，这种表述不是太史公习语，不能体现史迁笔法，可存而不论。另两说分见英布传和项羽纪。其中在历史上影响最深的是《黥布列传》的说法：

汉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已记及“今郴州有义帝冢及祠。”唐代胡曾诗云：“义帝南迁路入郴，国亡身死万山深。不知埋恨穷泉后，几度西陵片月沉”，可见至唐时义帝没于郴县已成定论。

考之《史记》行文，项羽授命英布弑义帝这一结论颇多疑点。

《黥布列传》述英布起家至封九江王的经历甚简，事多见于项纪，本传集中铺叙的是背楚背汉两次转折。背楚一例又侧重陈说汉谋士随何策反英布的说辞，其中有关涉义帝之死的表述，称“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这一陈说应该可以作出两种推断，一是随何清楚义帝非英布所弑，否则在如此敏感时刻敏感场合，最为忌惮的义帝之死是理当极力回避

的话题；二是随何说辞本无记载，上面的言语是太史公所托，那么司马迁以为义帝之死非英布所为也应可以成为合理的结论

《史记》载义帝之死还有另一说，《项羽本纪》“汉之元年四月”：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衡山王吴芮，原秦朝鄱令，反秦后号番君，因率百越佐诸侯，从项羽入关而封）临江王（临江王共敖，义帝柱国，即令尹，以击秦有功封）击杀之江中。

《高祖本纪》也有近似的表述：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英布杀义帝说的畅行极可能俑始于《汉书》，班固记载义帝之死袭陈英布追杀之说，分见“高帝纪”（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项籍传”（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英布传”（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尊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布击之。布使将追杀之郴），并无衡山、临江事。众所周知，史、汉两书，唐前士子学者多崇班抑迁，班、马所述不同，极可能称引班《书》所录，何况《史记》同一事而异说，使人莫衷一是。班固纂写《汉书》时整一《史记》材料，使之有序，自范晔以来已成公论，但“义帝之死”一事删汰临江、衡山事，显见有“史”外的考虑。楚汉相争期间衡山王吴芮从汉，徙为长沙王，《史记》“高祖纪”载其事，出刘邦口，所谓“皇帝曰”：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其理由直如儿戏。而《汉兴以来诸侯》称“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惟独长沙异姓”，且吴芮的长沙国传五世，只因为无嗣，封国才除。这在嫉贤害能自私无赖的刘邦治下，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中间不知有多少“不足为世人道”的事端。若衡山（长沙）王弑义帝，尴尬的怕不是项氏而应该是刘邦。临江王共敖，义帝柱国重臣，若杀义帝，牵连到项羽也十分勉强，何况“高祖纪”载天下大定，诸侯皆臣属汉后，临江王共欢（敖薨后，子欢继立）犹“为项羽叛汉”，项汉之间，项即是楚，太史公笔下“为项羽”云云，岂是信其轻易弑楚帝之人？因此，《汉书》采《史记》中英布弑帝一说，多不是出于事据，《汉书·司马迁列传》称《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一心为刘汉隐恶讳丑的班固最后指认英布弑帝，一者可能是英布一生反秦叛楚叛汉，弑义帝一事“莫须有之” ，可以“想当然耳”；一者可能是英布在三人中与项羽关系最为特殊，如果出于这一考虑，那便有栽赃的险心了。若是秉史直笔，刘邦或许应该从这一事件的隐身处浮上前台，惜班书不肯着一笔。

《史记》虽随写随编，节?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灿写碓樱允非ǖ牟帕Γ窃匾宓壑勒庋拇笫露喜恢劣谌缢恼獍慊炻颐埽浜侠淼慕馐陀Ω檬撬韭砬ㄓ谐渥愕睦碛苫蛑ぞ菖卸ㄒ宓壑婪窍钣鹬甘梗窃厝粗荒苷庋坏貌欢！短饭孕颉贰笆鐾拢祭凑撸刂剑痹诰┦Γ购笫朗ト司印敝祷蛐碚钦庵种智实淖运摺Ｒ蛭挥锌桃馍枰桑で奈淖掷凡庞斜婷鞯氖焙颍糁皇鲆凰担比章猿ぃ嬗诿窦涞恼嫦啻觥⒅檎叩某滤倒桃唁蚊鹞拮伲诘背焕牡蛋甘妨细扌掖嬷恚焱只郑嫦嘣颈却蠖嗍鞲状砺┒蚊鹣觥Ｖ涟喙獭逗菏椤吩谝宓鬯酪蛏现槐敢恢炙捣ù啦⑶掖罅餍校Ф嗄昀匆砂讣负跻恢痹谧魑哿鞑ァＫ韭砬ㄉ钣侵鲁晌质担杉饭笔比绱诵形摹笆鍪隆钡谋匾驮都６费弦踩肥涤醒д咭虼似粢桑识皇钡赝赋鲂┯腥さ纳衾础Ｈ缢韭砉狻蹲手瓮贰昂杭鸵弧痹兀骸岸辍６拢钔趺苁咕沤⒑馍健⒘俳趸饕宓郏敝小保质舨煌娜詈钌钡笔钡奶煜鹿仓鳎靡弧懊堋弊郑锻范源耸碌幕骋墒且荒苛巳坏模慰龊馍搅俳沤跎钡圩浴妒芳恰肪篮希昂憾晔隆辈伞逗菏椤罚稀妒芳恰烦９娴摹昂褐臧嗽禄蚴隆彼涤姓甑牟钗螅唷对卤怼酚?/p>

布归汉仅两个月时间，时英布因为伐齐王事（汉之元年）与项羽抵牾日久。智者于狐疑或不便正说处，理当如夫子所说“付之阙如”，或“存而不论”。

《史记》迄于汉武太初间“获麟事”，一如孔子述《春秋》束笔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事”，《太史公自序》更明言意在绍承夫子，以《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自寄，却于义帝之死一事上树嫌疑兴是非，那种种不得不尔的历史依据应该是剖解这一谜团的钥匙。

《史记》以史家身份载项羽使人杀义帝的上述文字，常用“阴令”的修辞，以申明那几种说法并无直接证据。而直诉项羽弑义帝的，不见于“项纪”，却出自《高祖本纪》，汉王出关，“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三老”是掌管一乡教化的乡绅名称，董公遮道说汉王，其中有关义帝怎样死在《史记》里并无记载，而刘邦因之袒而大哭，因之发丧发使，因之讨楚，所谓“项羽放杀义帝”原出自刘邦发使讨楚的言辞。至其受困广武间，以项羽十罪的说辞应付项羽的“独身挑战”，其中罪九称“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十称“为人臣而弑其主”。刘邦这前后两次指称，使“义帝之死”一事终汉一朝，不可能有贰说。而史迁又深信其事之伪妄无赖，这应该是《史记》记此事多兴事端的原因，因为非如此不能于日后重评斯狱。“述往事，思来者”云云，正说的是《史记》中的这一类情形。班固在这一事件上整齐事端，不仅入宝山空回，且披金沥沙，不能说没有为汉张目的隐衷。其记“董公说汉”一节较《史记》详尽，可见踪迹：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是出于兵争的需要，原无半点公义之心，《通鉴》记此事从《汉书》，却在其后立续一事：使者至赵，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馀乃遣兵助汉。

司马光对董公与刘邦间的这一折演出没有一字评价，但在史、汉写法以外着意以“诓赵（陈馀）”为映衬，其态度已煞是鲜明。所以王夫之《读通鉴论》直陈“高帝无哀义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逢场作戏的拙劣表演令尊刘贬项者都难以卒目，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书史记项羽高祖本纪后”所称“抑亦班氏父子所谓慎敷其事，整齐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与”，是从辨析班马的史才上着手，不知不觉中疏漏了两者史心的同异。《史记·游侠列传序》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享其利者为有德”，是太史公愤激之言，至班固却居之不疑；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胠箧》）的反语班氏也以正理看了。儒学政教化后对思考力的钳制有这样的功效，实在可怕，尤为可怕的是它的禁窒连绵一二千年。李渔论朱熹去汉千年而畏汉朝，私高帝之甚，是因为刘邦得天下以“正”，哭义帝而伐楚，是欺天下人以“方”，这种思维方式着实令人毛骨悚然。章学诚《文史通义》谈“史德”以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有所具者事，所凭者文，而其所贵者义的说法。若认为“义”之一字是指天下公义千载公理，《史记》可以肩担良史之谓。《淮阴侯列传》叙韩信谋反，用的是记本事处时见其行文矛盾，而于行文其它处提供暗证，至满清乾嘉间，虽无一丝考古新料，学者从史迁行文间已考订韩信谋反的诬妄，千年沉冤得雪也是假史公幽微笔法。而“项羽弑帝”一事行文的神气与之酷肖，试分言之。由项羽一方论，并无杀义帝的现实要求。东坡《范增论》以为项羽矫杀卿子冠军宋义后，怀王与项羽已成水火，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若项氏成功而怀王固不能有楚，而乘项梁之死兴夺项之计，项羽与怀王不能并世立，都是成见在先而忽视了司马迁的笔意。项羽灭秦后犹以怀王为国主，使人报怀王，怀王答：“如约”，双方并无仇雠间的狐疑，而项羽欲自王，

则先尊怀王为义帝。帝、王之分，《史记》“秦本纪”载赵高杀二世后立子婴为秦王、去帝号的说白已很清楚的表明，帝乃“君天下”者。由此可见项羽虽然怨怀王，不用其命，但乃视其为天下之主，他自己并无君临天下的意愿，不过行东周故事，为诸侯伯（霸王）便满足了，少年时观始皇游会稽，声言“彼可取而代也”，现在功业已成却居西楚为王，徙义帝江南，双方已无实质性冲突存在。怀王在一日，项羽便可按自己的意愿“主伯”天下一日，这应该接近项羽的理想了。“项纪”渲染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心理实是为之注脚。在太史公的笔下，项羽也没有杀义帝的心理倾向和人格因素。《史记》多处称述项羽的柔仁，高起、王陵答刘邦问有“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句（“高帝纪”），陈平有“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句（“陈平世家”），韩信有“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句（“韩信传”），项羽的暴戾，集中体现在灭秦进程中坑秦２０万降卒，但秦与项氏有数世家仇国恨，其祖项燕，季父项梁都死于秦，称不共戴天不为过。即使这一性格，在太史公笔下更多的是刚毅的正面表现，《史记》“巨鹿之战”一节的着笔，虚字绵连动词果决，区区６０字凸现项羽淋漓酣畅的豪气：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至乌江路断，太史公犹为项氏增色：“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临死，寄乌骓于乌江亭长，赠“（带汉军前来指认的）故人”吕马童以自己的首级，太史公如此地浓妆重彩、雕砌项羽的不世英雄气象和重故交旧情的性格，正信他断无龌龊小人常揣“秘计”算计别人的可能。而封刘邦为汉王事，其笔法笔意莫不伸张“项羽弑帝”这一汉说的无稽：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史记集解》苏林曰：“讲，和也”，《史记索隐》服虔云：“解，折伏也”，《说文解字》：“讲，和解也”，面对“拒关”“逃宴”的刘邦，项羽、范增明知其有不测动机和业有事实还封其为王，只因恶负约之名，担心诸侯背叛，况当初范增说项氏立熊心为怀王，《史记集解》应劭对此有精当的分析“以祖谥为号者，顺民望”。既不杀当杀的刘邦，断不起弑不该杀的义帝之心。顾炎武《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这当是一例。项羽败，楚地尽降汉，而义帝最初封予项羽的鲁地“独不下”，司马迁书“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若是项羽杀的义帝，这岂是太史公的笔法。因此，“项纪赞”评项羽一生有两失，前者称“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过在争楚地而弃关中霸业，放义帝江南有之，杀之则无；后者称其“自衿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正是叹刘邦公然以这种见不得人的丑行诡计得意于世，叹惜项羽全不解行兵用政的“诡道”（古道）而欲力征天下，清代过珙评述这一节文字时以为“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太史公一生主见。文虽抑扬相半，然意思但是惜其不悟，非罪羽也。看其名曰‘本纪’，冠于汉首，视羽为何许人哉”（《古文评注全集》）卷四），明钟惺有类似说法，并认为司马迁这一篇文字是深惜项羽不成帝业，这断不是太史公对阴谋篡弑之人的情感。《史记》下笔的难处是为当朝人事叙传，特别是关涉到汉家帝王的内容，这从后代“起居录”“国朝小史”之类文字的庸碌上可以想见。但史公断不愿依顺权势弯曲逆折事实，因此笔端常出歧途，如注力于一些看似不关全局的琐屑刻画，从情理分析常无历史（事实）依据，细加推敲便有迷途灯炬的妙处。如“淮阴传”起笔便写韩信布衣时“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后亭长妻不给韩信准备饭食事，至韩信为王，召亭长赐百钱并对他说：“公，小人也，为德不卒。”以韩信的遭遇，这一相隔多年的细节决无史料可采，史迁如此添笔，亭长所指不言而喻，因为“为德不卒”正是刘邦施于韩信一生的最好简括，如此才能读出其“事”在传中意义来。不能替韩信蒙冤秉笔直书，只能如此别开生门。一个杰出作家的笔法总有踪迹可求、规律可循，“《项羽本纪》赞”劈空也是突兀之语“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项羽一生千头万绪，却闲闲地说“闻其重瞳子”，而托言周生，说舜也是重瞳子，凭此生出项羽是舜的后裔的推测，考《王帝本纪》，舜父瞽叟、异母弟象屡次谋害舜，而舜“事瞽叟爱弟弥谨”，及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