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泉历史典故

篇一：南安市八尺岭的典故

南安市八尺岭地名的典故

八尺岭-在泉州新门外霞美镇与柳城街道之间(属南安县辖)有福泉山（复船山）。《南安县志》引《闽书》载:?(福泉山)有八尺岭,宋大观间（1107年)至今已有906年的历史.有徐道人居地.既示寂,居人塑真身祀之，祈雨辄灵?，因此而得名。八尺岭周边居住柳城街道象山社区东山村，有?相公宫?，?岭安宫?，?八尺岭土地公宫?。 很久以前，有一年，阳春三月之际，在通往?八尺岭?（ 溪美往泉州的小山头）的来路上，传来了一阵由远而近的马蹄声，马上骑着一位书生。那书生来到岭下，因山峦重叠，一时方向难辨。刚好迂见路旁田里有一位农夫跪着拔草，这书生傲气十足，坐在马上用鞭子指着田里的农夫高声问道：?喂，田趖，田趖，要过八尺岭从倒落（哪里）？?农夫抬头一看，见是个傲蛮无礼的书生在问路，他非常气愤，便有意教训他一下，即随手指另一条路说：?从那走?。结果，书生绕了老半天的?冤枉路?，还是找不到过八尺岭的路。此刻，书生自知有失。于是，便转回头下了马，拱着手礼貌而又柔和地问：?老叔公，老叔公，我要过‘八尺岭’应该从哪条路才走得通？?农夫欢喜地站起来说：?知错必改圣人也！早这么称呼，不用是说‘八尺’，就是‘一丈’也过了。?于是便把书生引上正路。书生红着脸，对农夫连声道谢。

如今八尺岭改建，原来的徒坡降低了，改建了立交桥，建设了象山公园。是村民夏天休闲乘凉的好去处。

篇二：仕尾村名背后的故事

仕尾村名背后的故事

仕尾村是一个坐落于惠安城西黄塘溪（古称西溪）西畔的小山村。村子不大，人口不多，但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名气还不小。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有了“群星生产队”、“赤土生产大队”、“赤土行政村”等的替代，“仕尾”村名便淡出人们的记忆，甚至消失于各种地图标注之中。

直至最近几年，随着高速铁路惠安站在这里兴建，随着惠安站连接线以这里为起点，“仕尾”两字才又时时出现在报端，出现在荧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作为村名，“仕尾”并非是个吉祥的名称，甚至多少还带有贬义的意思。其实，看看历史资料，听听民间传说，我们便会发现，“仕尾”并非是原来的村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有“西溪蔡里”、“渚尾”、“屿尾”、“士美”、“仕美”等等村名的记载。令人感兴趣的是，透过这些村名变更的背后，还有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确切地说，仕尾村流出何处，基肇何时，至今依然是个谜。但其历史悠久的事实，却人尽皆知。据专家粗略估算，该村至少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早在唐代后叶，这里就有过曾经的兴盛与繁华。一条自福州通往泉州、漳州的千年古道（民间俗称“福州路”），经过这里的村头、田间，也留下许多印记，留下许多传说。

在仕尾村的村西北角，在千年古道旁，有一个名叫“碑牌”的地方，曾经竖立着一方留从效祖父留环的神道碑，上面隶体阴刻着“唐鸿胪卿，留公神道”八个大字。该神道碑历经风风雨雨一千多年，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才被村民搬去砌猪圈。就是这么一方神道碑，却是仕尾村历史悠久和曾经兴盛与繁华的最好见证。

留从效(公元906～962年)，字元范，南安桃林场人（今永春桃城镇留安村），是著名的五代晋江王，泉州节度使。留从效的祖父留环，是一个生有奇质的人，涉猎百家，文声著甚，任过福州盐铁巡官等职。后以孙从效贵，赠鸿胪寺卿。

据泉州市著名的文史专家龚书群先生提供的史料记载，留环“博学善属文，初授福州盐铁巡官，继郴州军事判官，赠鸿胪寺卿。娶进士盛均之妹盛氏，赠汝南郡君。生二子，曰春、雄。公葬惠安县十七都同信里鹤堂山（今黄塘镇境内），坎山丁午向。相传葬时，有二鹤来此，故名”。又据清嘉庆《惠安县志》载：“鹤堂山在县西南，下有唐留鸿胪卿坟”。

显然，作为晋江王留从效的祖父留环，无论官职、地位、背景，都非同一般。然而，这么显赫的“唐鸿胪卿”，其神道碑却选择在仕尾村安置，这说明什么呢？泉州市文管会主任黄真真女士释疑说：“仕尾那地方，古代可能出过大官，名气比较大，也可能那里是个官道的必经之地，比较繁华。因为神道碑又称墓道碑，是放置于古道繁华地段的路口旁，指引人们前往墓葬的方向，起着‘路标’的作用”。

按照文史专家的说法，早在1100多年以前，仕尾这地方，就已经是个繁华的村落，而且，地处福州通往泉州的必经之地，是千年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留环任过福州盐铁巡官，身后葬于惠安与晋江（今洛江区双阳）交界的鹤堂山。自福州前去留公鸿胪卿的墓地鹤堂山，必然要经过仕尾驿站，因而将其神道碑安置在那里，那是非常合理的。

由此可见，仕尾村有着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她因古道而兴盛，因古驿站而繁华，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不过，村民对于仕尾村历史上有过曾经兴盛与繁华的了解，则源自于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竞选县邑所在地的美丽传说。

仕尾这地方，西北是山峦绵延，东南是西溪环绕，西北高，东南低，可谓风水宝地。相传，在惠安置县之前，仕尾的先人就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成为一大姓氏望族。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析晋江东乡16里置惠安县时，曾把仕尾与螺阳作为县邑的候选地进行竞选。仕尾地处福泉官道惠安段中心，北上可抵福州，南下直达泉州，交通十分便利，而且有山有水，风水极佳，具有非常有利的条件。不足之处是，位置偏西，距沿海较远。而螺阳位于惠安县域中心，西边有科山作为屏障，东边是一马平川，地理位置更好，风水也不错。但那时，洛阳江的万安桥尚未建造，惠安往返泉州只能靠舟楫摆渡，一旦遇有狂风暴雨，又只好绕道洛阳江、西溪，经仕尾，走古道，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官府权衡利弊，觉得各有千秋，一时难于定夺。这时，有道士卜了一卦后说，“比一比两地的水孰轻孰重，便可知晓”。后来，官府派人把两地的水拿来一称，结果发现，螺阳的水竟然比仕尾的水重。于是，惠安的县邑所在地便花落螺阳。事后，有人透露其中奥秘：螺阳的水里被偷偷放入盐巴！

显然，这种调侃式的传说故事，有点牵强。尽管村民津津乐道，家喻户晓，充其量，也只能作为人们饭后的谈资。这种传说，没有历史记载，找不到史实依据，自然不能让人信服。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就是说，在一千多年前，仕尾村就有过曾经的兴盛与繁华。

仕尾最早的村名称“西溪蔡里”或“蔡里”（见《慎庵郑公暨淑懿陈氏墓志铭》），居住的自然以蔡姓人家为主。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蔡姓人家不断衰落，而郑姓家族逐渐兴盛，最后郑姓取代蔡姓，成为仕尾村的主人。

至于蔡姓肇基始祖何时入主“西溪蔡里”，因没有历史资料记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方宋代功德碑却能见证“西溪蔡里”曾经的辉煌。

仕尾村有一座郑氏家庙，传说始建于宋代，是以仕尾村肇基始祖“蔡尚书”遗留下来的马厩修建而成，有天井十六个，规模宏大。后几经兴废，毁于元末明初。如今的郑氏家庙，则重建于清末民初。在郑氏家庙的院落门口，

泉州开元寺尊胜院济阳（蔡氏郡望）十四代孙僧嗣昭，捐金命工用石缔剏榕台及四畔桥路，兴工于乙丑（1265年）正月庚辰，毕役于孟夏（入夏后第一个月即四月）己酉。工、匠、人等计柒佰緍（一緍等于一千文，相当于一两白银），足是举也。革故址而鼎新，壮宏规而益大，其功诚可书也。谨志。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该功德碑立于公元1265年，至今已有747年的高龄。碑文记载开元寺一位法号叫嗣昭的僧人捐金七百缗（相当于700两白银），在家乡修建“榕台”及“四畔桥路”。有人把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米价做过测算，得知，宋代的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人民币近924至1848元。如此算来，700两白银就相当于当今人民币一百万元左右。

泉州文物研究中心研究员郑焕章先生解释说，“榕台”及“四畔桥路”应该是官家宅院或花园里的建筑物。花费相当于当今一百万元兴建这么一个工程，说明这个家族历史上有过曾经的辉煌。

文史专家龚书群先生也解释说：“仕尾村以前的居民大都姓蔡，而且是个大姓。这位叫嗣昭的开元寺僧人应该是从这里出家的，后来，正果既成，回乡修建

路桥，回报家乡，因此其侄辈才立下碑刻来纪念他的善举。”

值得一提的是，碑文提到的开元寺僧人嗣昭是仕尾蔡姓肇基始祖的十四代裔孙。如按一代25年至30年的通俗算法计算，那么，十四代就是350年至420年。由此推算，仕尾的蔡氏肇基始祖入主西溪蔡里，距今至少应该有1097年至1167年的历史。这与上述唐代神道碑安置时的年代刚好吻合。

仕尾的郑氏家庙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除了祀奉郑氏列祖列宗外，还祀奉肇基始祖“蔡大人”。相传，“蔡大人”官及尚书（具体是什么部门尚书，不详），故又称“蔡尚书”。至于“蔡大人”何年生卒，何时为官，楷无从稽考。但有一点很清楚，“蔡大人”生于农历九月十五日，故九月十五日便成为仕尾村及其他一些郑氏村落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奉祀“蔡大人”的日子，并逐渐演变成为这些乡村的“佛生日”。

至于徙居仕尾村的郑姓家族来自何地，迁自何时，因族谱失落，史料欠缺，不得而知。然而传说不少，版本颇多。其中最盛行的流传为“养母鸭说”版本。

传说“蔡大人”为某朝大官（尚书），告老还乡，时有郑姓先人自仙游凤山来此饲养母鸭群，借住蔡府草木房，从此生产顺利，鸭群兴旺，母鸭总是生双蛋双黄，遂定居下来，繁衍子孙，成为本村郑姓的开基祖。后代郑姓子孙为感激借房之恩，因在郑氏家庙内配祀“蔡大人”。

龚书群先生分析则认为，郑姓和蔡姓很早以前可能就有亲戚关系，那时，郑姓到仕尾村投奔亲戚，在此落户，后蔡姓慢慢没落，而郑姓则兴旺起来。为纪念蔡姓的接纳之恩，于是，郑氏家族便在郑氏家庙中祀奉蔡姓的先祖“蔡大人”。

篇三：镇远古城有多古

镇远古城有多古

这次到贵州，去了一趟镇远。以前听说过镇远，看到过一些图片，只觉得水畔城市很特别，与凤凰城有点像（确实不太远），没有更多感觉。此次到镇远，身临其境，对镇远的兴趣大增，体验了一回?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感受。这个地方值得一说。

镇远县地处贵州省东部，靠近湖南。重庆变为直辖市之前，这里一直是湘黔川交汇的地方，现在似乎该称为?湘黔渝川?交汇之地。镇远当地史志部门认为这里就是历史上的夜郎国，此说不无道理。现在西南地区很多地方都声称自己是正宗的夜郎，都有点道理，但理由也都不太充分。古夜郎国地域面积应该很大，否则，司马迁也不会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而且，古夜郎王的都城在哪里，似乎也不止一个。去年我去贵州时，在离贵阳不远的福泉市住了一夜，福泉市古称?平越?，当地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夜郎王的都城遗址，此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古夜郎王的都城是否只有一个？也难说。

夜郎国进入中国历史很早，战国时期，楚国便派将军庄蹻（注：庄蹻是《荀子》、《韩非子》、《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中使用的名字，《后汉书》则称庄豪）从沅水伐夜郎，?既灭夜郎?。昨天的文章说，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里掉队的一部分，庄豪伐夜郎或?庄蹻入滇?也是一个例证。楚国派庄豪征伐西南夷时，秦国也派兵南下征伐巴蜀，并征服现镇远地区，致使到达滇池的庄豪与楚国交通断绝，无法归报楚国，便在滇称王，?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汉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年楚国人也不能简单认为就是汉人。汉人、汉族应该是汉朝统一以后在强大的文化认同下出现的一个融合性的民族。像庄豪这样留在云南、与楚地隔绝的人群，后来也成了今天所称的少数民族。那么，庄豪伐夜郎与镇远有何关系？ 史书记载，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循江而上，到达牂柯江，此?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现在有人考证说?牂柯江?是贵州西南的北盘江或南盘江，我认为此说不可能。北盘江、南盘江属珠江水系，流入广西，到广东入海。沅水及沅江属长江水系，两者隔着分水岭，水路无法沟通。如果庄豪从沅水循江而上到达牂柯江，绝对不可能是北盘江、南盘江，而只可能是今天的舞阳河。历史上舞阳河也称无溪、舞水或镇阳江，源出贵州瓮安南部的金凤山，经贵州的镇远、玉屏，流入现今湖南的新晃、怀化，入沅江，至常德、岳阳入洞庭湖而通长江。因此，庄豪伐夜郎的水路进军路线只可能到达舞阳河，而不可能到达北盘江，镇远恰恰就在舞阳河畔。这一段舞阳河确实?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这条河仍然是大后方与湘鄂前线重要的水上物资通道，直到近年因修了几个水库，才不能直通长江。

现在争夜郎名分最有力的地方之一是湖南新晃县。新晃位于湘西，从地图上看，它像是一个深入贵州的牛角，县境三面临贵州，只有东面是湖南。新晃的地理位臵恰好在湖南怀化水路通镇远的中间。新晃之所以争夺夜郎最有力，是因为唐朝在这设了?夜郎县?，宋初也短暂地以?夜郎?名臵县，后被废。我认为，唐代在新晃臵?夜郎县?，并不等于它就是古夜郎国，只是借助古代的一个名称，古夜郎国的地域范围远超出新晃县境。其次，唐代将如今的新晃名为?夜郎县?，说明古夜郎国就在此地附近，或者此地是古夜郎国的一部分，或者是通往古夜郎国的必经之地。因此，庄豪在北盘江流域伐夜郎的可能性进一步排除。从水域来说，舞阳河流至新晃已称沅水，从新晃溯江而上，不远便到达舞阳河畔的镇远。因此，黔东南、黔北地区属古夜郎国，从唐代在新晃臵?夜郎县?也能得到侧面的证明。当然，古夜郎国究竟有多大，没有确切的证据。新晃地方志也只称这里?汉属夜郎国?，意思是指它是夜郎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历史上以?夜郎?命名的不止新晃一个。唐代将新晃名为?夜郎县?之前，现镇远县北部的石阡县，也曾被名为?夜郎县?。更早的南北朝时期，黔南的关岭县境内也有?夜郎县?。关岭县在北盘江流域，这是某些专家认为?牂柯江?是北盘江或南盘江的原因。此外，云南东部与贵州接壤的宣威市境内，汉代也有夜郎县，南朝时期被废。因此，我认为，古夜郎国的范围相当大，全盛时期包括如今贵州全境，以及湖南、广西、云南、四川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将湘楚地区与云南滇国隔开的一个?大国?。史书记

载战国时期楚国派庄蹻或庄豪伐夜郎，?既灭夜郎?，可能只是灭了夜郎的一部分，或打败其主力军（克夜郎），或废除了古夜郎国王，而非将全部夜郎国灭掉。

从?夜郎自大?的典故，也可看出端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关于这个成语的原文如下：?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从这段文字看，?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准确地说，应该是?滇王自大?，夜郎侯不过是照猫画虎而已，不知道是不是风闻了滇王的妙语，也跟着学一把潇洒，还是各自独立想出来的重要问题。不曾想，几千年里独立落得?夜郎自大?的嘲讽，倒是有点委屈。从?滇王?、?夜郎侯?的称谓上也可看出，汉朝时，他们是两个权力中心，可能在这个阶段，夜郎已屈服于滇王。

秦国之后，汉武帝在西南地区也实行了郡县制，但并不彻底，主要是设立驿站并加以保护。汉武帝恩威并重，招抚与征伐共举。在这个过程中，自大的夜郎王不听调谴，成为重点讨伐对象。但征伐成功后，汉武帝保留了夜郎国号，夜郎王与其他部族头领一起受到汉朝的册封，司马相如曾出使这一地区，对其宣抚。至于汉朝为何在黔西南与云南交界处设立夜郎县，我认为，如果古地理考证正确，那么，这一结果很可能是要缩小夜郎王的权力：黔东南原先属于夜郎王的地方，因汉化程度较高而脱离夜郎王。在离汉地更远、更偏的地区，划定一个较小的范围，继续归夜郎王管辖，以削弱他的势力。西汉末年，夜郎王与当地其他头领连年攻战。西历前27年，汉太守陈立杀掉了夜郎王，夜郎国从此彻底退出历史，立国三、四百年。此后历史中出现的夜郎或夜郎县，只是过去的记忆了，与真正的古夜郎国不可同日而语。

汉朝在西南地区实行郡县制，当地主要长官由中央政府派驻，并带有驻军。之所以说它不彻底，是因为中央派驻的长官不多，很多事物要靠本地头领来管理，西汉保留夜郎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换一个角度说，中央派出的长官配有驻军，类似一个军政一体的武装诸侯。而当地头领也有武装，只不过，汉朝政府派驻的军政长官并非世袭，当地头领及其武装是世袭的。在这一有限的郡县制下，汉朝政府派驻的长官和军队因为有强大的靠山实力而使当地头领基本能够臣服。中央政府派驻的长官和军队负责对当地的税收，并平定不愿臣服的叛乱，社会基层的管理，更多是靠当地头领自治。东汉试图将西南地区的税赋与中原统一，结果引起镇远所在的武陵地区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东汉政府多次派出军队镇压，效果不佳。威武将军刘尚率兵万人征讨，竟全军覆没。伏波将军马援不顾年老，率兵四万出征镇远，与当地武装打了平手，最终病死在镇远，当地武装也因损失惨重而请降。中国历史上始终避免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其实，西南地区虽在汉朝就实行郡县制，但在相当长时间里都类似藩镇割据。那些割据的头领像北方或西北的部族领袖一样，有时候臣服中央政权，有时反叛，这还要看中原中央政府自身的稳定或混乱情况。

诸葛亮七擒孟获被传为佳话。事实上，那是在三国时期中原的中央政权处于分裂状态下，西南地区也相继反叛的结果。诸葛亮?攻心为上?，令孟获彻底臣服，最终没有派驻官员和军队，而是让孟获这样的当地豪强归顺之后自行管理，也就是自治。虽然的确是佳话，但是，谁能保证当地的头领豪强个个都是孟获？个人原因导致的佳话并不能取代制度，三国之后，郡县制再次在西南地区推行。唐朝贞观八年在湘西新晃臵夜郎县，事实上，镇远实行郡县制的历史几乎是贵州地区最早的。从秦昭王三十年建镡城县算起，至今已有近2300年的历史。汉朝称无阳县，武则天时期赐名舞州，直接派流官管理。舞州、舞阳河之?舞?，是原先的?无阳县?之?无?的演变，只为了好听好看点。这个?无?字，源于秦昭王时将此地称为?巫?。历史流变和文化熏染，?巫?、?无?之类显得不吉利，?舞?因而出现。如今，镇远当地人为感激舞阳河，特地造了一个字，?舞?字左边加三点水，电脑字库里均无此字，这也是一种感情寄托。唐朝以后，镇远的名称多有改变，北宋称安夷县，南宋赐名?镇远州?，此后，镇远这个名字沿用

至今，已有750年左右。从政府机构设臵上说，镇远有时是府治所在地，有时是州治、县治所在地。

这里要说一下?流官?话题。所谓?流官?，与?土官?相对。秦国实行郡县制较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各地，即各郡县州府长官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派、调遣，是为?流官?，流动的意思，改变了封建制下由当地贵族头领充任长官的世袭等级传统。本地贵族世袭地方长官，可简单理解为?土官?。中国历史上对于周边少数民族一直有一个?土改流?即?土官?改?流官?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废除封建制，实行统一郡县制的过程。?土改流?在各地以及各个时期实行的情况并不相同。前文说汉朝在西南地区的郡县制不够彻底，原因之一便是流官很少，几乎只是最高层的少数官员。那时西南地区的郡县制类似?总督?制的军政一体化，所谓?总督?从字面上说就是什么都管，与现今要求的军政分离原则很不相同。武则天设舞州、派流官，等于将镇远当成内地行政区域一样的待遇。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地方重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唐朝的强大面前，当地的土官都比较顺从了。事实上，今天在全中国广大基层实行的村级自治，就是?土官?自治的延续，但还是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流官?的级别只到县令或知县以及他们的主要助手。这一级别以上的官员要实行?回避制度?，其中就包括地方回避，即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当官。而此级别以下，如《水浒》中晁盖这样的里长、保长等，则无需遵循地方回避制度，可以由本地人担任。在各边疆地区之所以?土改流?的过程比较漫长和艰难，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地土官不愿只担任村长之类的小官，常常凭借他们的世袭势力担任比县令更重要的官职。而中央政府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只能不同程度地认可，并在长期目标上力图改变。 镇远的?土改流?在西南地区是比较早的，这也是中原文化有效传播到西南的证明。后来历史上，?土改流?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例如宋朝时，官员都要通过科举考试，然而，很多内地的官员不愿去条件艰苦的西南地区，或者因为不熟悉，去了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宋朝对西南及南方地区的科举有所宽松，即南方本地人参加科举考试，不像内地那么严格，用今天的话说，可以理解为有?加分?优待。但条件是他们只能在南方本地做官，较难迁入内地更严格的官员队伍。这等于是对南方?土官?进行规范化的考核、选拔，而非完全由头人之类贵族无条件地兼任。明朝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做法：将内地有功人员分到西南地区做土官。也就是说，西南地区的某些?土司?，其实是内地派去的汉人。这一做法像是倒退回郡县制以前的封建制，等于给内地有功人员分封了一块世袭土地。只不过，在郡县制以前，全中国都如此。但明朝的做法，除了内地的皇族、功臣外，只在边疆地区实行有限的封建制。这种做法体现了灵活的政治管理原则：如果边疆地区的封建制因种种原因难以打破，那就加入进去。与其让当地不太听话、文明程度不高的土著头领当世袭贵族，不如派文明程度较高、文化同源的内地人去当世袭头领。这个做法也类似周朝的?泰伯奔吴?，给偏远地区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文明成果，对于偏远地区的文明提升是有利的。如今，我们在贵州境内很多地方能看到?徽派建筑?，包括镇远，它主要都是徽派建筑。这并不是现代人的模仿，而是当年有不少江南地区的人来到贵州，或做官经商，或屯戍，或担任世袭土司，是他们将家乡的徽派建筑风格带到了贵州，当然也与本地文化有所融合。明朝皇帝就是安徽人，比较容易任命同乡人去西南当世袭贵族土司，徽派建筑在贵州某些地方的流行也就顺理成章。

镇远之所以在历史上很重要，首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前不久有人在微博里问我：为何去西南那种?不毛之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大西南绝对不是不毛之地。战国时期的?庄

蹻入滇?是各国开拓疆域、扩张版图的结果，也带有经济目的，《史记》关于夜郎的记载，背后经济目的更明显。此前，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从印度到西域的某些货物居然来自四川，便认为印度与四川之间有一条通道。于是，汉武帝派人出访滇国和夜郎，想探明这条通向印度的道路，《史记》原文如下：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汉朝遣使寻找西南通印度的道路，滇王留居汉使一年多，为此派出十几批人向西找路，最终没能找到。?夜郎自大?的出典，就在这段文字之后。

《史记》记载这次出使无果，未找到从西南通印度的道路。我认为，滇王可能真的不知道，也可能是装傻，对汉使虚以委蛇，既不想得罪，也不想让出自己控制这条贸易通道的好处。?汉孰与我大?的问话，恰恰表现了滇王与夜郎侯的这种心态。换一个角度看，滇王与夜郎侯对汉使即便推三阻四，也没有影响汉朝继续寻找这条通道的动力。汉以后，中原政权持续不断地开发西南，既与西南地区宝贵的资源有关，也与探索和保护这条贸易通道的稳定有关。 镇远有一座明朝始建的大桥，清朝才建完，名曰?老大桥?。因为建成时间赶在康熙生日，因此也叫?祝圣桥?。光绪年间，汪炳敖任镇远知府，在桥上?魁星阁?留下一幅对联：?扫尽舞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幅对联记载了一个史实：汪炳敖亲自接送缅甸使者率大象队过桥、入京朝贡、然后返回。有意思的是，汪炳敖的这幅对联很明确地将这条通缅甸道路最初的开发功劳归到?汉使?头上。也就是说，缅甸使者骑着大象走过的这条路，正是当年《史记》记载的汉使要寻找的通路。汪炳敖记载这件事在清光绪时，也是历史上缅甸使者最后一次通过这里到中国朝贡。事实上，北宋以后，这座桥、这条路上就不断走过朝贡使者。大象走过这里，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元朝。明朝朱元璋时，这里也走过缅甸使者的大象队。与光绪隔着同治、咸丰、道光的清朝嘉庆皇帝时，缅甸使者带着好几批大象队经过这里入京朝贡。大象能走的路应该比较平坦，在大象能通行之间，人或马匹能走的路应该更早。所以，汪炳敖在光绪时期留下的这幅对联，其实反映了2000多年前探索这条道路并维护它的历史。

之所以来自缅甸的大象队伍会走过镇远而入京朝贡，最重要的原因是：从镇远开始，乘船走水路可以直通长江流域，并经大运河直达京城。比走旱路、山路方便多了。古代交通不便，水路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今天，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从秦国到秦朝，除了修建四通八达的驿道，还修了不少运河，如灵渠；还派人治理水利，如都江堰。因此，地处贵州深山里的镇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西南乃至缅甸印度与中原沟通最重要的、最便捷的水路交通要道。在这一交通要道上，首先流通的是经济，是资源。举例来说，清朝乾隆时期有一块?大禹治水玉山子?，重达五吨多。这块玉料从新疆运到北京，路上就走了三年。那是因为没有水路，只有旱路。明朝朱棣时，北京大修土木，很多原料来自西南。相比较而言，来自西南甚至缅甸的原料，例如木材，到达镇远走水路再到京城，光从时间和运费上说，就比旱路便宜多了。

交通要道就是经济利益，全世界都如此。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所以成为战场，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控制了黑海到地中海的交通要道。达伽玛后，欧洲开通了到达中国的航线，立即在印度海岸港口建立军事堡垒，并占领新加坡，都是因为要控制交通咽喉。对于一个国家内部而言，这样的咽喉要道便于收税；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它就是难以避开的?海关?。因此，这样的交通要道也就常常成为武力争夺的对象，谁控制了它，便控制了经济命脉。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地处深山之中、本身并无多少资源的镇远为何会长期成为军事重镇，其实就是因

为它地处水路要道。到了今天，其他交通方式超过了水路的重要性，镇远的经济和军事价值降低，这是难以改变的，所以，旅游业成为当地重点发展的目标。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经济与军事和文化的关系。

从镇远的历史价值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并非不注重经济，一些人在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错误地把中国当成只会好面子的冤大头，这不符合事实。重视经济利益不是西方人的特征，更不是西方人?高于?中国的素质。经济的重要性，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知道，不同只在于方式。其次，从镇远长期都是军事重镇可以看出，中国古人也并非光靠说一点?和谐?、?大同?就把经济合作搞定了，而是时刻整装以备。对于能讲道理的则讲道理，对于不能讲道理的，只能靠武力，这叫?先礼后兵?。除非那些不讲道理的与中国的利益无关，乐得身处事外，少惹麻烦。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确有所不同。西方为了经济利益，往往是武力为先，文化只是幌子。中国人则不把武力放在第一位，但确是必备的，而且必须强大，必须一招制敌，长期解决后患。不像西方人打得赢就抢，打不赢就服输交贡，下次再找机会报复。中国古人的这一方式与西方的差别在于，讲道理为先，这是双方的，因此容易实现?双赢?，对谁都有利。但西方是武力为先，往往是自己独占利益，因而经常要引起纠纷和冲突。 第三，说说与经济和军事相伴的文化。镇远古城面积不大，城中心有一个依山而建的?青龙洞?，其中一个角落建了一个三角亭。一般来说，亭子大都是四角、六角或八角，三角亭的确很少见。虽然建这个三角亭也可能是地方狭小，因地制宜，但当地人解释说，这代表着儒释道?三教合一?，因为在青龙洞里供奉的，既有道教的玉皇大帝、张三丰，也有佛教的释迦摩尼、观世音，还有儒家的孔子，甚至还有文天祥，等。还有人说，这种?三教合一?是奇迹，显示了镇远的包容、和谐。这些解读的意愿值得肯定，然而，要么是过度解读，要么是解读不到位。严格来说，佛教汉化之后，儒释道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我们的，同谁?和为贵?？?三教合一?其实是一个托盘里把中原文化所有要素都送了过去。如果包含当地文化，叫?和为贵?还差不多，否则就不是。儒释道自身包含的?和为贵?内容，与传播文化的?和为贵?手段是两回事。

镇远因为事关西南地区的经济价值，其地理位臵决定了它重要的军事价值。但是，如果只有经济和军事，利益难以协调统一，谁都不服，都想独占利益，容易造成经常打来打去。因此，为了相对公平地分配利益，为了长期利益，在开发经济、军事保驾的同时，文化传播也是必须的。相同文化的价值观有助于化解不必要的冲突。因此，镇远出现的所谓?三教合一?并非简单的宽容、和谐、共存就可以解释。因为，这种解释会带来一个问题，彷佛只有镇远才宽容、和为贵，其他地方都不这样。既然如此，为何镇远还要长期配备重兵？镇远?三教合一?的本质在于：它是谁搞的？很简单，镇远的三教合一就是古代中国政府做的，是在政府主导下才体现出所谓?三教合一?。而这一体现的基础就在于，中国古代政府从来都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世俗政权的重要性高过宗教权利。由此，在统一的政权下，才能出现?三教合一?，哪怕?三十教合一?都行。相反，如果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每一个宗教都想有自己的政权或国家，只能在各宗教之间打出一个老大，其他都屈服，因此不可能出现?三教合一?。镇远出现所谓?三教合一?还有一个原因，文化程度较高的民众能仔细区分儒释道的不同，对于当初文化程度较低的西南地区民众，仔细区分它们的差别，意义不大，也有难度。因此，在镇远以?三教合一?方式推广中原文化，某种程度上就是给西南地区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提供了基本要素必备的、中原文化的简易套餐。这种现象在南方其他地区也有，本质都在于此。并不是所谓?宽容?、?和为贵?。

我在贵州见过几个道教遗迹，有意思的是，老子、太上老君在贵州不怎么突出，相反，张三丰在贵州却名气很大，有不少冠以张三丰的遗址。张三丰是一个带有明显传说特征的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