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散文

篇一：林语堂散文

林语堂散文《中国式的家庭理想》

时间:2015-11-20 09:09 来源:美文网 作者:林语堂 点击: 106 次

我颇以为《创世纪》中关于创造一节，应该从头写过。中国小说《红楼梦》里边的才子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柔性男人，最喜和女人为伴，万分崇拜他许多姊妹的美色，而常常自恨是个男人。他曾说，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则是泥做的。其理由是：女人都是伶俐聪明，娇媚可爱，而男人则都是愚蠢粗鲁，面目可憎。

如若《创世纪》的著作人换了贾宝玉，心地和他那么明白，则《创世纪》必不是这样写法。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捏成一个人形，从鼻孔吹一口气进去，亚当就此造成。但是亚当渐渐燥裂，泥土松碎，一片片掉落下来。所以上帝又取了一些水和将进去，使泥土凝结。这种掺入亚当生命的水，就是夏娃。亚当的生命中非有这水不能完成。我以为婚姻的特别意义至少是如此。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土。水渗入泥土而使之成形，泥土盛了这水而使之有形质。水即流动生活于这当中而有了具体。

元朝名画师赵孟頫，他的太太管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画家，早已引用过这个泥土和水的譬喻。当夫妻俩都在中年的时候，孟兆页对她的爱情似乎减退，想纳一个妾。管夫人即作了下面这一首小令，使她的丈夫看了非常感动，便取消纳妾的念头。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组织于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乃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但这个对于家庭生活的理想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中国人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外国则自觉不够资格去问这句话。把家庭制度做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给予一个哲学的根基。他非常的注重夫妻关系，认为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基，也注重孝顺父母，每年祭扫祖墓，崇拜祖先，和设立祖先祠。

中国的祖先崇拜，曾被某些著作家称为一种宗教。我相信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中是很对的。至于它的非宗教方面就在于它的里边很少超自然的成分。它不涉及神怪，所以崇拜祖先不妨和信仰基督仙佛或回教神道同时并行。崇拜祖先所用的礼仪造成一种宗教的形式，非常自然

而且合理。因为凡属信念是不能没有表现方式的。照这种情形而论，我以为对着一块长约十五英寸的长方木牌表示尊意，其尊敬程度和英国把英王肖像印在邮票之上并没有什么高下。第一，中国人对于这种祖先之灵并不十分视同神道，而不过当他如在世的老长辈一般侍奉，他并不向他祈求福佑，也不求他治病，并不像普通的崇拜者和被崇拜之间的必有一种施必望报的情形；第二，这种崇拜仪式不过是借以对已死的祖先表示敬意的典礼，不过借这一天使全家团聚一次，并纪念祖先对于这家庭所贻的世泽。这种仪式充其量不过如替长辈做一次小规模的生日，和平常替父母做寿，和美国的举行母亲节并没有什么分别。

基督教士不许中国信徒参加崇拜祖先的仪节，其惟一反对理由，是因为祭祖时大家都须跪地磕头，认为这是违反十诫中的第一条。这是基督教士太缺乏谅解的表征之一。中国人的膝盖不若西方人的膝盖那样宝贵，中国人都向他们的皇帝、官府磕头，新年都向在世的父母磕头，被视为常事。所以中国人的膝弯较为易于柔曲，而跪在神主牌之前磕几个头，也不会使他即因而变为一个崇信异端的人。城市村镇中的中国信徒即因此和一般的社团生活相隔绝，不能去参加大众节日的欢聚，也不便捐助这些节日的戏份。所以中国的基督信徒是差不多和本族的人不相往来的。

这种对于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秘性义务的感觉，有时确也能变成一种很深的宗教态度，例如十七世纪的儒者颜元在老年的时候，独自出外，周历天下，找寻他的哥哥。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希望寻到他的哥哥和一个侄子，以便传宗接代。他是四川人，笃信儒宗，专事力行。他的哥哥失踪已经多年，他忽然厌弃教读生活，如奉神召一般的决计出外寻兄。他连哥哥的影踪都不知道，盲目找寻，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况且这个时期正值明朝覆亡，全国混乱的时候，遍地伏莽，旅行极为危险。但他不顾一切，冒险前行，所到之处都贴下招纸，悬赏找寻。他走了一千余里的路程，经过中国北部数省。直到数年之后，他走过某处时，被他的侄子看见了他手中所拿伞柄上刻着的姓名，知道是他的叔父，方将他引导到自己家中。那时他的哥哥已死，但他的目的仍算达到，因为果然有一个侄子可继香烟了。

孔子极为推崇孝道，其理由何在？没有人能够知道。据吴经熊博士在某篇论文所说，则是因为孔子乃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所以他的心理作用无非也和名歌《甜蜜的家庭》的作者其实从来没有享过家庭幸福完全一样。如若孔子幼时他的父亲尚在，则他的父职概念便不至于会这样的深刻远到。再则如若他已成年，而他的父亲尚在世，则结果恐怕更坏于此。因为，如此他即有机会可以看到他那父亲的弱点，而会觉得力行纯孝未必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总之，他出世的时节，父亲已经故世，并且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死后，他就将母亲的遗体葬在“五父之衢”，这当中或者含一些故意亦未可知。后来居然有一个年老妇人将他父亲的葬处告诉了他，于是他方将母亲的灵柩迁去合葬。

这一个巧妙的假说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不必苛求。但中国的文学中对于家庭理想的必须，

确实举出不少的理由。它是以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单位，而只是家庭单位中的一分子为出发点。由“生活潮流”假说（这是我所题的名称）所具的生活观念为之支持，而由认力行天性为道德和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哲理证之为正当。

篇二：基督教圣诗简史

基督教圣诗简史（一）-黄婉娴

基督教圣诗简史（一）-黄婉娴

基督教圣诗简史

本帖最后由 翔巴德 于 2010-4-20 10:39 编辑

出版：哈利路亚圣乐社

特刊：圣乐良友（2008年第二版）

作者：黄婉娴博士

网址：www.hallelujahos.org/

基督徒唱颂圣诗已是信仰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圣诗能帮助我们表达信仰的情感与意念；向神—我们虔诚敬拜，也藉圣诗祷告而与神有密切的契通，向人—我们宣扬福音，向自己—信心得以坚固，并学习基本的真理。

好的圣诗述说有关神的事、传颂源远流长的真理、传承信徒相通的信仰故事，都是历代诗歌创作人经熬炼而体现出的生命历练。在聆听与欣赏圣诗中我们经历并延续了前人的信仰经验与意义，帮助我们在今日的处境中继续领会和经验圣经所言说的三一上帝。

圣诗的起源及其所历经的变化，对现今许多基督徒而言，恐怕是遥远而陌生的。未来三期的文章里，我将化为说书人，带读者穿越时空，一起窥探基督教圣诗的历史源流；流览圣诗如何伴随着教会历史的变迁而变化。期盼透过这一旅程，我们能遭逢各个时代的基督徒，以期论古观今，重整今天我们唱颂圣诗的观念与心态。

（一）基督教圣诗的起源

在远古时候，神使用希伯来诗人，透过诗篇传达深邃永恒的信息。这些在圣殿、会堂并私下灵修生活上常用的旧约诗篇，不但是犹太人的圣诗集，它也为历代信徒与圣经时代群体的信仰经验起着连结的作用。诗篇原文是「以手抚琴而唱」，依照当时的习惯，诗篇是有乐器伴奏的，共有150首之多，写作年期差不多横跨10个世纪。诗篇涵盖三种敬拜的表达：赞美、祈求和感恩，和四种模式：独唱、诗班回应独唱、两个诗班交替轮唱，以及会众参与反复句的连祷诗。

【参普天颂赞：诗篇】

除了诗篇以外，还有以诗歌体裁创作、出自圣经的非诗篇经文歌—颂歌—可使用或不用乐器来伴奏。旧约的颂歌有：摩西的凯歌（出15）、摩西的祷告（申32）、哈拿的颂歌（撒上2）、哈巴谷的颂歌（哈3）、以赛亚的颂歌（赛26）、约拿的祷告（拿2）、但以理的祷告（但2）、火窑中的歌颂（但3）等。新约的颂歌有：尊主颂（路1:46-55）、以色列颂（路1:67-79）、荣耀颂（路2:13-14）、西面颂（路2:28-32）等，内容都论到基督，强调耶稣是所应许的弥赛亚。【参普天颂赞：111，143，186，189，396，397，894-903】

另一种则是不拘性质或题材的灵歌，希腊文意思是「空气的颂诗」或「呼吸的歌」，所以有些人猜测是灵里的歌唱，是一种心灵与诚实的契通，没有歌词或只有「哈利路亚」一词的曲调，多是无伴奏的。五旬宗和灵恩派信徒则主张是一种即兴而亢奋、含舌音的歌唱。保罗强调灵歌是属灵的歌，是与信仰有关的诗歌，除了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杜绝紊乱的情况。

（二）希腊圣诗的起源

初期教会受犹太教影响，着重教导律法和先知的讲论，因此发展出以诵经方式来加强记忆的圣咏。它是一种以经文为内容，不讲究押韵和工整的音律，曲调简朴而庄重，只有单音而无乐器伴奏。主前300年，马其顿帝国征服了整个希腊，希腊语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通用语言。教会除了唱希伯来诗篇，也开始创作非经文诗歌，如：散文诗、古希腊诗体和祷告文。圣诗受希腊文化影响，着重理性和客观的思维，以真理来对抗异端。当代着名的诗人有：

哲学和基督教义，他发展基督教柏拉图哲学，是首位以韵律写圣诗的作家。他写了一首以21个不同词称呼基督的诗歌，并鼓励崇拜唱诗。

2. 叙利亚的以法联(Ephraim of Syria,306-373)是当代着名的希腊圣诗作者和神学家，他写了许多反击异端邪说和阐明正确道理的圣诗，也着作圣经注释书。他组织和训练诗班，也鼓励会众在家唱颂圣诗。以法联的诗歌今已失传，但他竭力维护真理的精神却为后人所记念。

3. 昔兰的辛尼修(Synesius of Cyrene, 373-414)是一位哲学神学家，于410年出任利比亚主教。他擅长写具「新柏拉图哲学」特征的祷告诗，一生创作了10首圣诗，《求主垂怜歌》是其一。

4. 克里特大主教安德烈(Andrew of Crete, 650-740)，曾在马撒巴和犹太沙漠修道院修过道，是第8世纪着名的神学家、布道家和希腊圣诗作家。他最着名的作品是以250个诗节写成的《大崇拜乐章》，内容按旧约到新约的年代顺序排列，常用于大斋节期。

5. 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676-749)被称为希腊教会最伟大的诗人。他在马撒巴修道院致力于科学、哲学和神学的研究。他最大的贡献是在音乐和圣诗方面，他是当代东方圣乐最杰出的人物。他写的《复活良辰》被誉为「崇拜乐章金曲」。【参普天颂赞：266】

（三）拉丁圣诗的起源

随着君士坦丁于公元313年在米兰发布诏谕，宣布停止对基督徒逼迫，并宣告良心绝对自由，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和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受法律前平等地位后，圣诗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拉丁文取代了希腊文成为当时的通行文字。第5世纪开始，基督教已传遍以拉丁文为主的欧洲，拉丁圣诗也应运而生。这时期的唱诗活动和圣诗创作十分蓬勃，出现许多杰出的圣诗作者和优秀的圣诗作品。拉丁圣诗强调主观的救赎经历，注重真情流露，少受格式规律的限制。拉丁圣诗的优美和庄严，奠定后世圣诗审美的标准。这时期的重要诗人有：

1. 曾任坡拉帖主教，人称「基督教圣诗之父」的希拉里（Hilarious of Poitiers,300-368），最先倡导拉丁文圣诗并教人唱颂，是西方歌唱圣诗的先锋。他的诗具有希腊圣诗的风格，坚持真神是三位一体的信条，人称他是「阿流的锤子」（Hammer against Arianism）。

2. 曾任意大利米兰主教的安波罗修(Ambrose of Milan，338-397)，为了使会众易学易唱，他创作简短而有规律的圣诗，为西方圣诗的「长乐律」奠定基础。他整理素歌成安波罗修圣咏，创办圣诗作家学校，影响欧洲圣诗千多年。【参普天颂赞：82，132，284，343，405】

3. 西罗马帝国崩溃（476年）后的500年是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这时期的圣诗多出自修道士，尤以罗马教宗大贵格利(Gregory I the Great,540-604)编纂的贵格利圣咏最为着名。他在罗马歌唱学校培养人才、改良圣乐，增强崇拜精神。

【参普天颂赞：208，214，403】

4. 圣伯纳(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是科勒窝修道院的院长，被誉为「世界上最圣洁的修道士」，马丁路德称他为「世上最优秀的僧侣」。他曾为一间女修道院写过圣诗集，长达48段的《耶稣，我心所慕》出自其手。【参普天颂赞：66，251】

5. 克鲁尼的圣伯纳(Bernard of Cluny,12thc)的长诗最为着名。长达三千行的《轻看这世界》，是他一篇激烈的演说，讽刺当代教会的腐败及对天家的向往。【参普天颂赞：621《黄金之邦》为其中一段】

6. 圣法兰西斯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 创办圣芳济会前原是行乞修道士，被誉为「人间最像基督的人」。《和平之子》和《太阳颂歌》为其名着。【参普天颂赞：117《寰宇群生》是《太阳颂歌》中的一段】从14世纪后期开始，在基督教圣诗史上绽放了15个世纪之久的拉丁圣诗逐渐衰弱。16世纪的改革浪潮，为基督教圣诗带来另一崭新的风貌。（下回待续）

基督教圣诗简史（二）-黄婉娴

基督教圣诗简史

本帖最后由 翔巴德 于 2010-4-20 10:38 编辑

出版：哈利路亚圣乐社

特刊：圣乐良友（2008年第三&四版）

作者：黄婉娴博士

上一期与读者从圣诗的起源，一直说到中世纪时期圣诗的兴起和发展。这一期，让我们一同乘上16世纪宗教改革这股浪潮，从德国起始，分三条路线展开，到法国、瑞士和英国走一回，认识宗教改革时期兴起的德国赞美诗和韵文诗篇，了解这些诗歌的起源、发展，以及对17-20世纪教会圣诗的影响。

（一）赞美诗（The Chorale）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也同时激起宗教音乐的改革。1517年在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倡导下，教会改变了数世纪以来只许诗班唱歌的惯例，恢复了会众唱诗的制度。路德说：「我为百姓创作德国赞美诗，使神的道能藉着诗歌存在人们心中。」他的「圣徒皆祭司」信仰也落实到会众唱诗，而促进了雅俗共赏的大众圣诗；歌词不再用拉丁文而改用本民族的语言，歌词亦由毫无韵律的经文和祷词改为有韵律的诗词；并把多声部的复调体（Polyphony）改为纯朴的主调体（Homophony）再配以简易和弦，让诗班和会众互补（既是我们今天用的五线谱圣诗版），这是路德对圣诗的一大贡献。路德的圣诗不只影响德语教会，更藉着其它译文影响各地教会，成为当代圣诗发展的典范。路德因以他属灵的见识和魄力被称为「德语圣诗之父」，他一生共出版38首圣诗，有的翻译自拉丁圣诗，有的改编自非礼仪性宗教民歌，有的摘自圣经，有的是新的创作，路德也鼓励信徒创作圣诗。1524年路德出版只有8首圣诗的诗集Achtliederbuch；后来又写了13首，成为新教赞美诗的基础。同年路德的音乐同工Johann Walther（1496-1570）出版38首复调圣诗集，既着名的Wittenberg Gesangbuch。

17世纪的德国历经卅年战争的苦难（1618-1648），导致当代圣诗从以神为写作对象变为描写和抒发作者或歌者自身的情感。这时期的圣诗从客观转向主观，重悔改、认罪和救恩。继路德之后的伟大德文圣诗作家，人称「德诗王子」的格尔哈特(Paul Gerhardt，1607-1676)，就亲历战争苦难、丧妻之痛和子女夭折，一生坎坷的经历使他写作两千余首圣诗，尤以他与Johann Crüger(1598-1662)及Johann George Ebeling(1637-1676)两位音乐家的合作，佳作不断。

18世纪不可不提的便是受路德影响至深的「圣乐之父」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巴哈一生清苦却虔诚敬畏神，他认真研读圣经并表达在他的作品中，一生共创作四百余首和声化的圣诗。此外，他创作的圣诗前奏曲、圣诗幻想曲、圣诗变奏曲、圣诗赋格曲等，皆以圣诗为主题。在他的清唱剧中，总是以圣诗作为套曲结尾的总结性合唱曲，可见圣诗在巴哈的音乐中极为重要。

这时期另一重要的德国圣诗派是莫拉维亚圣诗(Moravian Hymnody)。莫拉维亚早于1501年就出版圣诗集，这些圣诗兼具波希米亚和德国路德宗的诗歌风格，强调热心事奉、感恩、喜乐的心灵和赤子的信心。而于1531年编纂的德文圣诗，盛行于16-17两个世纪。1722年亲岑多夫（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 und Pottendorf，1700-1760）收纳莫拉维亚弟兄到他的庄园避难，有了安定的生活致使他们更热心广传福音。由于亲岑多夫也是一名诗人，他给莫拉维亚写了两千余首圣诗，他鼓励信徒背颂圣诗，希望他们能体会诗人所经历的信仰。1735年，莫拉维亚才再出版诗集Das Gesangbuch Gemene。历经3个世纪的宗教迫害，使莫拉维亚圣诗独具振奋灵性和脱离罪恶的信息。

到了19世纪，德国的圣诗逐渐受理性主义影响，强调信仰的客观性，有别于之前敬虔主义时期的主观性信仰特色。此外，也努力研究和恢复路德新教的圣诗传统，大量德诗被翻译成英文。这时期的圣诗代表人物有Julius August Philipp Spitta(1841-1894)，Jonathan Friedrich Bahnmaier（1774-1841）和贡献最大的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他不但创作圣诗，也改编圣诗和为圣诗谱写和声。

到了20世纪，德国圣诗的代表作家有Hugo Distler(1908-1942)，Jan Oskar Bender(1909-1994)，Dieter Trautwein(1928-2002)，Heinz Werner Zimmerman(1930-)和Rolf Schweizer(1936-)等，而比较有代表性的圣诗集，是多种语言的Cantate Domino。从路德开始的德国圣诗创作，经过四个世纪的耕耘，已广为普世基督教会所传唱。

（二）韵文诗篇（The Metrical Psalm）

第二位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改革家，是创立长老宗，以法国和瑞士为其根据地的法国人-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他的改革观念是彻底的改变，举凡崇拜仪式、教堂装饰和音乐均有所规限。当时的圣诗分为圣诗派和韵文诗篇派(Metrical Psalm)，加尔文提倡以诗篇和圣经中的颂歌作为会众敬拜诗歌。他极力反对天主教的经文歌，主张废除希腊和拉丁圣诗。他同意路德所言：「音乐是上帝赐给人最好的礼物，是用来赞美上帝的」，但担心过度重视音乐容易喧宾夺主，使人远离圣经。他认为音乐是为人民的，所以必须简单；音乐是属上帝的，所以必须朴素。而达到此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齐唱、一拍一字、没有伴奏地吟唱圣诗。

基于诗篇没有格律及诗韵，加尔文因此请来法国宫廷诗人Clement Marot (1497-1544)，将诗篇译为富格律的法文韵文诗，以配合国家文字的格律。经过1539-1543年间的努力，Marot完成了50首，却不幸的于1544年去世。Theodore Beza (1519-1605) 接手翻译，分别于1551、1554和1562年共出三版Genevan Psalter，共125个曲调，其中有70首由 Louis Bourgeois (1510-1561) 作曲。他收集了德、法的世俗音乐、贵格利素歌及自己创作的旋律，为这些韵文诗谱上简单的调子，曲风充满了舞曲的节奏；由于异于传统圣乐而引起人们的喜好。三年后Claude Goudimel (1514/1520-1572）谱上和声使之广为流行；此诗集在早期长老宗占据重要地位，奠定新教圣乐的典范；后来被译成欧洲多国语文，成为欧陆、英国、苏格兰和美国各地格律化诗篇的典型。

加尔文的主张导致长老宗于改教后的两百年内，在圣诗的创作上缺席。一直到18世纪长老宗才开始编辑圣诗：1898年出版Church Hymnary，1927年再授权由全世界八个长老增订重编。1927年James Moffatt（1870–1944）和Millar Patrick编写圣诗手册 Handbook to the Church Hymnary，是一部圣诗学很重要的参考书，使长老会在圣诗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英国教会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也仿效加尔文将诗篇译成英文韵文诗。第一位将诗篇译成英文的是亨利八世（Hey VIII，1491-1547）和继位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1537-1553) 的侍从官Thomas Sternhold（1500-1549）。他于1547和1549年出版了37首韵律诗篇后便去逝，John Hopkins（-1570）接手后于1551年将之完成，名为The Sternhold and Hopkins Psalter。爱德华六世在位仅6年便去世，继位的玛丽一世（Mary I，1516-1558）是天主教徒，上任后大肆迫害基督徒，因烧死三百位基督徒而被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大批基督徒因此逃亡到法国和瑞士，因受当地韵文诗篇影响，编印了英文版的日内瓦诗篇Anglo-Geneva Psalter。其中多半出自The Sternhold and Hopkins Psalter版本，William Whittingham（1524-1579）参与七首的翻译。1558年增至62篇，1561年再增至87篇，增加的部份是由William Kethe（-1594）所译。他们在玛丽一世死后将韵律诗篇带回英国，于1562年再出版 The Whole Book of Psalms。这时期其它在出版或写作韵文诗篇献出心力的还有Matthew Parker (1504-1575) ，Thomas Tallis（1505-1585），John Pullain（1517-1665），John Day（1522-1584），William Damon（1540-1591），Thomas Este（1566-1609），Thomas Ravenscroft（1582、1591-1635），Nahum Tate (1652-1715) ，Nicholas Brady (1659-1736) 和William Croft（1678-1727）等。

另一边厢的苏格兰，由于在宗教改革时，受日内瓦的长老会影响，在1564年出版The Scottish Psalter；由曾在德国和瑞士流亡和建立教会的苏格兰新领袖John Knox（1510-1572）回国以后出版。大部份取材自Genevan Psalter，The Sternhold and Hopkins Psalter和新译诗篇。1615年的改版加入了12首「共用调」 (Common Tunes) ，即一调多用（不同诗篇）之意；1635年Edward Miller(1731-1807)再增加至31首，并全部配上四部和声。1650年版则结合Genevan Psalter和苏格兰人Robert Kylpont（1524-1606）及John Craig（1663-1731）的译诗而成。1973年以后，韵文诗篇便不再单独出版了，因19世纪末，圣诗开始在苏格兰出现，教会自此将韵文诗篇和圣诗融合在一起。

美国的韵文诗篇则是16世纪从法国、英国和荷兰过去的新移民带过去的。一直到1640年，他们终于自编一本The Bay Psalm Book，风行了整个世纪。18世纪，美国从唱诗篇跨度到唱圣诗，尤以Isaac Watts（1674-1748) 的The Psalms of David Imitated （1729）和 Charles Wesley的 Charlestown Collection （1737）颇为广传。到了19世纪，Watts-Joel Barlow（1755-1812），Timothy Dwight（1752-1817）和Samuel Austin Worcester (1798-1859)，分别于1785，1801和1815年编订新的美国诗集。20世纪出版的Bible Songs(1930年初版/1975再版)以美国原创曲调和福音诗歌的结构占大部分。The Book of Psalms for Singing（1973年初版/1975再版）则以美国原创曲调为主的同时，亦大量调用欧陆传统诗篇韵文，如：DUNDEE，CRIMOND，ST. ANNE，TALLIS’S ORDINAL等。接续下来的世纪，韵文诗篇亦逐渐让路给创作圣诗。

基督教圣诗带至另一新的阶段。我们也将从「基督教圣诗巨匠」Charles Wesley（1707-1788）的诗歌，了解为何他的诗歌是当时教会复兴中最锋利的兵器之一。之后，我们也会发现，美国的圣诗虽然起步较迟，却后来居上，发展迅速，产生了大量的、多元的圣诗，对圣诗的普及化贡献良多。（下回待续）

基督教圣诗简史（三）-黄婉娴

基督教圣诗简史

出版：哈利路亚圣乐社

特刊：圣乐良友（2009年第一&二版）

作者：黄婉娴博士

上一期，我们一同乘上16世纪宗教改革的浪潮，从德国起始，分三条路线展开，到法国、瑞士和英国走了一回，认识宗教改革时期兴起的德国赞美诗（The Chorale）和韵文诗篇（The Metrical Psalm），了解这些诗歌的起源、发展，以及对17-20世纪教会圣诗的影响。这一期，我们将启程到英国和美国，探索英国圣诗在宗教改革影响下的演变与发展，以及起步较迟却发展迅速，贡献良多且普及化的美国圣诗。

（一）英国圣诗(British Hymnody)

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英国教会发展了两条路线，一是主张中庸保守，保留旧约诗篇的圣公宗。各堂会以1550年版、内附原拉丁曲谱及旋律的英文公祷书唱颂，但因其音律不能完全符合英文的抑扬顿挫，为此改而采用英国通行的曲调、散文、诗篇以及经文，因而产生了安立甘式圣咏（Anglican Chant）。另一条路线是与国教分离的独立宗，他们完全推翻天主教的崇拜形式，以至于在宗教改革的两百年间，崇拜时完全不使用圣诗。有些教会则写作韵文诗篇并以此来颂赞；宗教改革后的第一本《韵文诗篇》，就是由英国教会产生的，由此之后产生了很多不同韵文诗篇的翻译本。

清教徒在17世纪影响了英国教会将近17年之久，他们长期以来偏重于使用韵文诗篇，因而导致英国圣诗在18世纪以前发展非常缓慢。因为，在《日内瓦诗篇集》(Genevan Psalter)的影响下，英国人热衷于韵文诗篇，德国圣诗则无人问津。16和17世纪期间，比较重要的圣诗先锋有George Wither(1588-1667)、George Herbert(1593-1633)、Richard Baxter(1615-1691)、John Milton(1608-1674)、John Bunyan(1628-1688)、Thomas Ken(1637-1711)和Benjamin Keach(1640-1704)等人，历经他们的努力创作，圣诗渐见规模，17世纪韵文诗篇才逐渐式微。

英国圣诗之父Isaac Watts（1674-1748），是一位由韵文诗篇转到近代圣诗的过度人物。他推动圣诗的改革，从而带来敬拜的更新，更促成了教会的复兴。他认为信徒必须明白圣诗词意，为此，他以当时普及而流行的文学来改写韵文诗篇，较多使用单音节词和简单乐律。他也为诗篇赋予新约的神学意义，使信徒对耶稣的救赎有更深体会。他的创作不局限于经文，他擅长于将会众的信仰经历纳入其创作中，因此广为各教派吟唱。他一生写作六百多首圣诗，为我们熟悉的有：颂赞父神伟大权力、千古保障、善牧慈恩、普世欢腾、痛哉！主血倾流、奇妙十架、救主权能、若我能拥有全世界。

对英国圣诗大有贡献的还有卫斯理兄弟，他们借着圣诗有效的传扬福音，且带动全英国教会的大复兴。哥哥John Wesley（1703-1791）擅长讲道和组织事工，是布道家。弟弟Charles Wesley（1708-1788）擅长诗歌写作，他的诗歌真诚感人，能用来引人归主，内容多以教义为题材，教诲为目的；意译诗篇时加入个人思想、侧重经历、韵律创新、简单流畅。他一生写作六千五百多首，被誉为基督教圣诗巨匠。华人教会常唱诵的有：主爱超越、我们渴望的耶稣、听啊！天使高声唱、基督今复活、乐哉！救主为王、救主升天、耶稣乘着云彩降临、奇异的爱、奉主圣名跑、基督精兵奋起。

18世纪中叶的主要流派 - 福音派圣诗，其代表作家有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 、Thomas Olivers (1725-1799) 和Edward Perronet (1726-1792) 。其他具(来自:www.Zw2.cn 爱 作文 网)代表性圣诗作者有John Newton (1725-1807) 、William Cowper (1731-1800) 和John Fawcett (1740-1817) 。18世纪末开始，浪漫主义精神进入音乐界，基督教音乐从此丧失了其作为主流音乐的地位。上帝或宗教主题不再居于音乐中的主体性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情感、和声的色彩和强烈对比的音乐。这时期的圣诗较重视诗歌的文学价值。具浪漫主义思想的圣诗作者有Reginald Heber（1783-1826）、James Montgomery (1771-1854)和Thomas Kelly (1769-1855)。

19世纪印刷业发达、唱歌学校蓬勃发展、在世俗音乐的效应下，人们要求圣诗有浪漫色彩的曲调，要有丰富的和声和

篇三：基督教与欧洲文明

基督教与西方文明 （网络材料搜集 仅供了解）

西方文明是个内涵相当宽广而丰富的概念，作为其主流的，则是基督教信仰和人权、民主思想。

当基督教为西方社会所普遍接受后，就充分显示了巨大的影响力。有种说法：西方人最爱看的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沙士比亚作品集。这种说法正反映了基督教的巨大影响力。确实，基督教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法学、教育、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绘画和雕塑等等）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

在哲学领域，基督教奠定了近代西方的哲学思辨传统。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基督教哲学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是以上帝为核心、神学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先后经历了早期教父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近代的新托马斯主义等三个阶段。

在法学领域，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有一句名言：“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

在教育领域，基督教也为近代西方教育打下了基础。中世纪早期不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戒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发展上都带有修道院领先的痕迹。同时，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制度也都是源于中世纪的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

在文学方面，中世纪早期出现的教会文学作品多是赞美诗和描写基督与圣徒生活的戏剧，至于中世纪盛行的英雄史诗，最著名的有：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等，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它们大多借基督教反对异教斗争的形式，表现一种寻求统一和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

在音乐方面，基督教要表现的是神的爱，爱在神和人类之间形成了一种情感的交流，而音乐是最恰当不过地表现了这种情感。在罗马帝国后期，教堂音乐开始形成以赞歌颂诗为主的独特体系，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圣剧、圣乐曾是欧洲音乐的主体。可见，教堂音乐不仅为中世纪欧洲音乐确立了模式、方法和风格，也为近代欧美世俗音乐，如交响乐、歌剧等形

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造型艺术方面，与基督教发展密切相关的“罗马式”、“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等建筑艺术风格，构成了西方建筑的特色。

在自然科学领域，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在文化一片蛮荒的情况下，正是基督教承担起了教化蛮人走向文明的重任，从而挽救、保存、传播和延续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欧洲文化的种子。近代科学的产生植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传统，由此培养起为荣耀上帝，通过科学实验方法去实证地探索自然，为人类服务的目的。

最后，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在西方古典奴隶制衰落和中世纪社会诞生的转折时期里，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末年起到了调和各民族、各阶层矛盾的安定团结的作用，又在帝国灭亡后的西方大混乱中充当了秩序的代表，在无政府状态中行使着政府的职能，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法兰克王权的确立，而且承担了国家机器的相当一部分职能，并帮助那些刚刚从氏族制解体阶段走过来不久且毫无国家统治经验的法兰克人逐渐建立和发展起了一套适合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封建政治制度。

基督教在西方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在促进西方封建化进程、促进民族融合以及转变西方社会风气、促进西方经济恢复与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基督教文化作为中世纪初期西欧主体文化，它对日后西方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基督教在西方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西方一切文化艺术生活，都来自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体现再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自然也对欧美文学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影响到欧美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创作生涯。

基督教产生时曾受到犹太教“先知文学”、“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得启迪与熏陶，它将犹太民族得历史事故、宗教事件、民间风俗、誓言圣咏、爱情诗歌等接受过来，连同自身的福音故事和耶稣门徒事迹等，形成了罗马帝国时期得“圣经文学”及“教会文学”。再罗马后期得拉丁文学创作中，基督教的耶稣故事、使徒传记、赞美诗歌和祈祷文辞等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尤以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作为其“信仰自白”而撰写得自传体《忏悔录》影响为大，此书成为罗马晚期拉丁文学得代表作品。

中世纪得欧洲文学主要事基督教文学，其写作手法中的“寓意”特点也是得自《圣经》表述中隐喻、比喻等方式。7事迹英国诗人西德蒙所编诗歌《创世记》、8事迹诗人辛纽伍尔夫的《朱莉安娜》、《埃琳》和《基督》，以及9、10世纪的法国是个《圣女欧拉丽赞歌》《圣徒列瑞行传》《受难曲》等，都属于“圣经文学”和“圣徒文学”的范围。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在流传中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如8世纪英国史诗《贝奥武甫》、11世纪法国史诗《罗兰之歌》，12世纪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和西班牙史诗《熙德》等都渗入了耶稣极度或圣母圣徒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讴歌其民族历史时也宣扬基督教的观念，赞颂基督教的英雄。 十字军东征后开始兴起骑士文学，形成中古欧洲“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尽管骑士文学一反当时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歌唱现世生活与爱情之美，却仍宣扬唯基督教信仰去冒险、圣战和献身，号召为寻找圣徒遗物而四处奔波、浪迹天涯，从而与基督教传统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以城市文学为主流，它们反应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赖希林的《蒙昧

者书简》、伊拉斯莫的《愚人颂》和马娄的《浮士德之悲剧》等不仅取材广泛、格调清新，而且语言丰富，文笔精炼。这些作品强调人的智慧、伟大和自然的优美、恬静，主张用理性赖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靠“人学”赖取代“神学”。然而，其“复兴”或“创新”并没有脱离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之土壤。人文主义者的许多文学作品仍借用了教会文学的隐喻、寓言或梦境等形式。在思想体系是说那个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受到基督教神学的支配。如“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文艺复兴之父”但丁的《神曲》就是按阿圭那的正统神学体系赖构建的，因此有人说《神曲》的伦理学来自亚里士多德、天文学来自托勒密，而神学来自阿圭那，并把但丁视为当时文学界的“阿圭那”。此外，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诗人塔索在其叙事诗《备解放的耶路撒冷》中也通过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思想文化的冲突和较量来现世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表达其对基督教文化的赞赏和依恋。

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不仅改造了基督教，而且也改造了德国文学。他的德译《圣经》及其散文、寓言和赞美诗等“不但扫清了教会（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廷）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撰写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在基督教旗帜下的“宗教改革”不仅开创了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而且也开始了欧美文学发展的新时代。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基督教“清教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一“清教革命”又产生了著名作家弥尔顿和班扬。它们的作品都以基督教文化为题材，其《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和《天国历程》等体现《圣经》主旨的杰作脍炙人口，流传不绝，已成为欧美文苑的珍品。此外，为寻找信仰自由的乐土。躲避欧洲宗教迫害而渡海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们也为北美文学奠定了永久的基础。1640年北美印行的第一本书《英译圣诗全书》（通常成为《海湾圣诗》）即出自清教徒之手，而基督教诗人威格尔斯沃思宣讲教义的长诗《最后审判日》1662年问世后即重版了十多次，成了心英格兰的第一步畅销书。这些清教徒的作品成为北美文坛早春三月中傲寒怒放的奇葩。

15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文学反映出基督教思想在新时代的微妙变化。德国作家莱辛在其《智者纳旦》中用三个戒指的典故赖宣扬宗教宽容思想，认为各种宗教均有其价值，不能持“偏狭之见”。法国作家伏尔泰也在其《扎伊尔》中叙述了伊斯兰教的苏丹奥罗斯曼和女基督徒扎伊尔相爱的故事，并借此指出走向极端的宗教限制会导致人类生活的悲惨结局。狄德罗在其书信体小说《修女》中对天主教修道生活进行过批评，指责其禁欲主义的不良后果。这一时期西方各界人士对基督教有多元理解，因此在欧美文学中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各不一样。

19世纪影响欧美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使这种多元倾向进一步展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都从各自的角度论及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督教，而基督教思想也影响底到浪漫主义也有神秘主义、直觉主义和超验主义的产生。在德国作家史雷格尔兄弟、诺法里斯和霍夫曼、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以及法国文人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和维尼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基督教思潮的千姿百态。他们用神秘梦幻的喝掉赖描述自然、超理念的题材，虽然因为走向极端而把人的内心体验和幻想与大自然的奥妙弄得玄而又玄，不可思议，却也有着“物我合一”、“归之宇寰”的神秘美感和“湖光山色”、“幽林深谷”的自然馨香。在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曾以写实的手臂在其《红字》中剖析早期北美清教徒生活中的真与伪，探究人性命运的罪与罚。而爱默生、阿尔柯特、黎普里

等人则在直觉。超验的创作中悠然神往、流连忘返。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期乃是欧美社会几句动荡的时代，一度春风得意的浪漫主义文学叶只得让位给洞见西方社会危机的现实主义思潮。易卜生的戏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曾在基督教中找寻过冲出危机之途，所以他们备20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们尊为“先知作者”。托尔斯泰欲以基督教人道主义来力挽狂澜，留下了许多惊世巨作。而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则借用基督教题材来唤起民族之魂，使其小说诗意隽永、激情灼人，显示出久远的魅力。

在近日欧美文学中，这种基督教思潮的引导和基督教题材的运用已大为孙色，不再构成其主流。但当代文坛仍不时有体现二者关系的佳作问世，从而得以继续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势头。

总的来说西方音乐经历了三千年的历史，直到中世纪末期，才逐渐形成独立的器乐曲形式。中世纪音乐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始终与宗教音乐（基督教音乐）的兴衰紧密相联。早期，宗教音乐占绝对的统治地位；中期，宫廷势力和趣味的影响，带来了世俗音乐的兴起；两者既对立并存，又互相渗透、融合，最后到达世俗音乐迅速发展的文艺复兴阶段。在这个演变中，音乐家的成分也由早期专写宗教音乐的神职人员，发展为同时受雇于教会和宫廷、宗教和世俗体裁都写的专业创作者。音乐所反映的内容，从只专注于教会生活、对神敬拜等功能上，发展到反映具体的“人的感情”；从对外部世界的描绘与模仿，逐渐演变到注重挖掘人类内心情感世界。

基督教音乐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许多限制，如格利戈利圣咏对调式、乐器的限制。但其对保留古希腊、西亚、欧洲各民族流行的优美歌调，有很积极的作用，许多歌曲得以流传至今。大批从事音乐研究的神职人员所做的工作，对日后从单音音乐到复调音乐的演变，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

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