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论读后感

篇一：《治安策》读后感

有关贾谊《治安策》读后感：

学者对贾谊的评论中，影响很大的是苏轼的《贾谊论》。文中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贾谊有王佐的大才，很可惜不能很好地用自己的才能。

我的看法，贾谊是善于用才的。理由有二：一、贾谊能做官。年二十余就入朝为官，受到汉文帝赏识，一年中就升到太中大夫。天子还想让他任公卿之位。二、贾谊能作文。贾谊死时才三十三岁，留下《过秦论》、《上疏陈政事》、《大政》等诸多名作，如《过秦论》堪称千古名篇，被司马迁收入《史记》。《上疏陈政事》被班固录入《汉书》。汉人著述虽多，能留下千古名篇的能有几人！贾谊虽然英年夭折，却也高度施展了他的才华。怎么能说他“不能自用其才”呢？

许多学者认为汉文帝是明君，在明君当政的时代还不被重用，那就是臣子自己不善于用才。理论上似乎可以这么讲，实际要比理论复杂得多。君臣合作是成功的保证。但是君臣是否能顺利成功地合作，有四方面的因素：时代，形势，君主和臣子。君主是很重要的，但明君并非没有冤假错案。

贾谊提出改革方案。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损有余而益不足”。他的方案必定要损害王公贵族的利益，自己要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是古今中外毫无例外的。苏轼为贾谊设计人生道路：“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这是天真的想法，至少是书生气十足！如果与绛（周勃）、灌（灌婴）深交，就会同流合污，还怎么能去改革！如果真想改革，即使是深交，也会因为利益冲突而断交。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就是要从既得利益的当政者、权势者手中将其中一部分的利益拿出来分配给其他应该获得利益的人。当政者如何不反对？商鞅、吴起的改革，虽然得志，君主一死，他们就遭殃。管仲、子产也搞过改革，没有待且忍，仍然得到成功，因为死在支持改革的君主之前。所谓“十年可以得志”，也是靠不住的。十年，世事变迁，三十多岁的贾谊如果真的得势，位居众臣之上，七八十岁的老臣岂能不忌？怎么能“举天下而惟吾之所欲为”？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幻想，那么贾谊就可能变成改革的对象，不但不支持改革，还可能极力反对改革，迫害改革者。

周勃、灌婴批评贾谊说：“擅权纷乱”。王夫之认为，“于谊为诬，于轼允当之矣。”对贾谊来说是不合适的，是诬陷；对于苏轼来说则是公允正当的。“藉授以幼主危邦，恶足以知其所终哉？”如果真的将“幼主危邦”委托苏轼去料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王夫之认为：“王安石之于谊似矣??然则世无逆求于己，己未豫图其变，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经营之，未有能济者也。充谊之志，当正学之世，尽抒其所蕴，见诸施行，殆可与齐黄并驱乎？”（《读通鉴论》卷二《文帝》）贾谊与王安石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想经营四海大事，从来不考虑自身的安全问题，结果遭人陷害，导致失败。如果有明君能够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肯定会做出一番大事业，“功不在禹下”。

李贽认为贾谊“通达国体，真实切用”，“汉廷诸子，谊实度越。”后代一些儒臣“以朝廷之富贵养吾之声名”，却“亦敢于随声雷同以议贾生”（《焚书》卷五《读史·贾谊》）。李贽以大无畏的精神议论古今，不崇拜权威偶像，独抒己见，对贾谊能做出这样的评价，实属不易。后代当官的没有研究，只是随声附和，议论贾谊，不能理解贾谊的切实政见。这大概也包括苏轼的《贾谊论》中的观点。

陈平与贾谊，都是西汉的政治思想家，都是智力非常高的杰出青年，命运却大不相同。差别在哪儿？同样有奇才，同样在年轻时展示出来，同样有人告状，而告状者同样是周勃、灌婴这些文盲或半文盲的武夫。不同的是君主，刘邦与汉文帝。刘邦经过了解，认为陈平的受金盗嫂只是小节，他的才智正是当前激烈竞争所急需的，因此，不但没有责备陈平，还给

予厚赐，并赋予特殊的权力。为陈平以后立奇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叫良匠不因小节弃大材。汉文帝就不一样了，他对于周勃等诸老臣特别尊重，不敢得罪先帝时代的老臣，开国元勋，只好牺牲青年学者。当时没有对立面的压力，不用贾谊暂时还没有亡国的危险。汉文帝是继位之主，也没有那点远见卓识，也缺乏刚毅果断的气魄，实在顶不住那些老臣的围攻。刘邦是创业之君，汉文帝是继业之君，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刘邦如果像汉文帝那样，就不能夺取天下。总之，由于时代和形势的不同，由于君主的不同，决定了陈平与贾谊的命运不同。

在贾谊看来，治理国家就如同屠夫宰牛，一方面用仁义去安抚百姓，另一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也要运用武力手段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这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足。

贾谊的建议虽然是从为维护封建王权出发而做出的，但是对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团结，一方面要多推出惠民利民政策，但是当国家主权问题受到威胁时，我们又要毫不畏惧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我以为，后世有贾谊之才者，应该大胆地展示自己的才华，要进行改革，就要坚持到底，不管别人说什么，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甚至将身家性命全都置之度外，也应该将后人可能的议论放在一旁，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随便说去，你该干什么照样干去。不要因为苏轼的议论而错失良机，如果“待”而且“忍”，可能失去难得而易失的机遇。如果有人想的全是私利，又是急功近利，急急忙忙，跑官谋利，那么，以上的话对他们就不适用。那些人如果急功近利、一意孤行，不听劝告，拼命向“钱”，那么，可能更快地进牢狱，或者更早地上断头台。

篇二：《谈艺录》读后感

《谈艺录》读后感

11汉语言1班 程腾 118305305

钱钟书，睿智渊博，《谈艺录》读后感。做学问进得去，出得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有学问很容易，将学问做通，就需要极高的悟性了。钱钟书便是个通才。此书为欲解读中国文化者的上好教材。 钱钟书，睿智渊博。做学问进得去，出得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有学问很容易，将学问做通，就需要极高的悟性了。钱钟书便是个通才。此书为欲解读中国文化者的上好教材。

《谈艺录》实际上是一部诗话，只是不涉及时人作品而已。不像《随园诗话》有假书传诗之嫌，亦有借人抬己之疑。钱先生对随园颇有微词，常有发难之语。如果单就趣味性而言，我以为《谈艺录》不及《随园诗话》，不搞专门研究者不一定要看。

《谈艺录》是杰出的古典诗话作品，也是钱锺书除了《管锥编》以外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对中国近体诗进行广泛批评。钱锺书既继承了传统诗话的长处，同时又广泛汲取欧美文艺思想，行文优美，引文繁富，多所创见，其中类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打通精神；“唐诗以丰情神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学术观点，都在学术界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渊博和睿智。书中关于江西诗派和元好问的关系、阮大铖的评价、钱谦益的作伪及王渔洋的浅陋疏忽等考证都深见作者考据功力。其旁征博引，对典籍之深得精髓，信手拈来，更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学养。 《谈艺录》是开掘不尽的宝藏，但它属于阳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

对读者和研究者文学功底和思维能力都要求极高。

《谈艺录》的特点是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相关资料，书（中华书局1996年版本）中补遗、补订、补正篇幅超过原文，释道儒墨阴阳家，英德法意希腊文，信手拈来，其才情博学记忆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资料的丰富罗列，为后人作某项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索引；但为了说明一个问题，有时是用不着举那么多例子的。（他自己在《管锥编》里说：贾谊《过秦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四者一意，任举其二，似已畅足；多举犹“一个孤僧独自行”“关门闭户掩柴扉”一样可笑了。

凡读过《谈艺录》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论名气多大的诗人，他都能在其诗作里找出沿袭前人的句子。如大诗人陆游，简直被他追得无地自容。

钱先生论唐诗宋诗的差别，“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所谓唐宋诗是指风格而言，“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一般的说法，师法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但钱先生比较竟陵与公安两派，“以作诗论，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尚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可能是眼高手低吧。

“文贵曲，诗宜淡”，钱先生引古人言证之。贵直者人也，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诗到无人爱处工，俗人犹爱未为诗。直须作到无人爱，始是吾诗长进时。

诗文之累，不由于谤而由于谀。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转 载 于:wWW.zw2.Cn 爱作文网)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第一个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但花喻女人已流为俗套；好诗被学被尊为xx体，便不怎么新鲜了。

关于剽窃，须严格区分“改”与“袭”：以为原句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

司空徒《诗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是一个字不写。“不著”者，不多著，不更著也；“著”有注解的意思。好像山水画，无笔墨处与点染处互相烘托，并不是无字天书或圆光之白纸。

关于诗与文的比喻，转引《围炉诗话》说明，非常形象。意喻之米，文如饭，诗如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尽变；饭使人饱，酒令人醉。

作诗须以不类为类乃佳；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见变化不测。“珠圆花上露，玉碎草头霜”，虽工不绝。这样说来，必“西班牙”对“东坡肉”，“三星白兰地”对“五月黄梅天”才妙。一笑。

韩愈同柳宗元的差别好像建房子，“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苏轼与黄庭坚的不同“犹丈夫女子之接客”，“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苏东坡如名家女，大脚步便出；黄山谷缩头拗颈，欲出不出，有许多作态。

李商隐《锦瑟》诗非“悼亡”之意，而是以古瑟自况。“诗冠全集，倘非偶然，则略比自序之开宗明义。”首“锦瑟”两句，言景光

虽逝，篇什犹留，毕世心力，平生欢戚，开卷历历，“借此中传”；次“庄生”两句，言作诗之法，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中“沧海”两句，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末“此情”两句，乃与首二句呼应作结，黯然于好梦易醒，盛筵必散。

《谈艺录》一书，博大精深，根据读者自身的学养差异，给予你不同的收益。功底深的，得到便多；像我辈浅薄者，只能学到一点简单的知识，如韩非为什么叫“韩非子”而不称“韩子”之类，读不读意义不大，实在对不起钱先生的大著。

篇三：读后感

读《幼儿教育史》有感

永昌县幼儿园 何运丽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逐步积累了教养儿童的经验，已经孕育着儿童教育思想的萌芽。

在西方，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已有丰富的学前教育思想。柏拉图在西方学前教育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学前儿童的教育问题。他主张儿童公育，并论述了学前儿童的游戏和故事材料的选择等问题。继后，亚里士多德和昆体良等人也论述过学前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教育要遵循自然”的论点，为人类研究儿童、教育儿童指出了正确方向。近代是学前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学前教育思想较集中地反映在众多教育家的教育论著中。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既是一位教育理论家又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学前教育纳入其具有民主色彩的单轨学制，并撰写了历史上的第一部学前教育专著《母育学校》以及世界上第一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世界图解》，构建了家庭学前教育的完整体系。他论证学前教育必须遵循儿童的自然、感官教育是学前儿童学习的基础等教育思想对近代学前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的教育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根据培根的“经验论”论证了“白板说”，并提出了儿童体育、美育、德育

和智育的具体建议。

卢梭的近代儿童观为学前教育找到了出发点。他在其教育代表作《爱弥儿》中，强调教育回归自然，主张按照儿童的自然发展历程来进行教育。同时，他关于生来具有学习能力的婴幼儿不是通过语言和文字，而是通过经验并利用自己尚未成熟的器官进行学习的主张的教育思想成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分水岭，对后世学前教育思想的发展有极其重要影响。至此，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强调教育要适合于儿童，而不是使儿童去适应教育机构。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继承了前人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的思想，并以毕生的教育实践证明：一切教育都应以感官教育为基础，儿童学习的最好方式是操作，母亲是儿童的最好老师等原则和方法。他著有《林哈德和葛多德》、《母亲读物》等，还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教学心理学化的思想，强调教育必须考虑儿童的心理特点，并最早提出了“儿童年龄越小越需要心理学知识的指导”的见解，为学前教育理论步入科学化铺平了道路。

我国最初的儿童教育思想散见在谚语中。如“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等。我国一些古书中很早就有关于学前教育的记载。如西汉贾谊在《新书》中记载了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母注意胎教之说、《大戴礼》与《礼记》记载有一些学前教育思想、《大戴礼》《本命》篇

中有关于初生后年龄特点的记载、《礼记》的《内则》篇中提出关于小儿出生后选择保姆的要求及从儿童能食能言时便进行教育，从小教儿童日常生活的习惯、礼节和常识等。 魏晋南北朝时，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南宋朱熹编《童蒙须知》和《小学》等。虽然这些著作中有一些“人伦之教”和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但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学前教育思想。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应注意胎教，应从小教育儿童，他赞同“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及俗谚“教儿婴孩”的说法，重视学前教育的作用。又如朱熹重视胎教，认为孕妇应注意审慎自己的行为，还认为婴儿出生后，乳母必须有“宽裕、慈、惠、温、良、恭、敬”等道德品质，主张对儿童“教之以事”，“从小便养成德行”。以上说明我国古代就有一些思想家总结了胎教和儿童出生后家庭教育的实践经验，重视幼小儿童的教育，提出了宝贵的学前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