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抗日小说

篇一：湖南的抗战故事

中国农业大学

课程论文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

论文题目： 用我一湘壮河山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任课教师： 王冬梅 王新婷 尹北直

班 级：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101

学 号： 1009070108

姓 名： 姜琳琳

用我一湘壮河山

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一行八人来到了这片炽热的土地湖南，参观了许多战场遗址，了解了许多抗战故事。湖南战场上血卫山河的一幕幕英勇与壮烈使我们深受感染。八年抗战，日本侵略者在湖南纠缠了七年。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常德保卫战、雪峰山会战??；营田惨案、厂窖惨案、青山惨案、洪山惨案、常德细菌战??65年前的那场战争，有太多的故事需要诉说。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无数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铸就“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数湖南百姓用生命，捍卫国人的坚忍和顽强。

抗战爆发后，日寇用5个月从华北推进到南京，用10个月攻陷至湖北、广东，但在正面战场上，已经成为突出部的湖南，却耗去了他们随后的七年。在战火烧到湖南前的一年里，也就是1938年秋，武汉会战尾声之际，日寇的铁蹄踏进湖南——湘北洞庭湖区，沿着粤汉铁路和岳汉古道向南疾进。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一场关系中华民国海军生死存亡的战斗，壮烈地打响了。长达七年的湖南抗战，就此拉开序幕。这次海战，中国海军全军尽没，虽然战败，却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狂言。武汉会战结束之后，中日两军在新墙河的两岸，隔河相持。而百公里外，长沙城里有一个叫新河的地方，与新墙河只差了一个字。正是这一字之差，给古城长沙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

1938年11月12日夜，长沙古城在一场人为大火中化为灰烬，无数百姓失去家园颠沛流离。史称“文夕大火”。这场大火，烧毁了整座城市的菁华，却也燃起了湖南军民的斗志。文夕大火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湖南所属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得以在废墟中积蓄力量，迎接日寇更疯狂的进攻。1939年9月，新上任的日寇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十万日寇，进犯新墙河。在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四水之上，湖南军民用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死守长沙焦土。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战，叫嚣在中秋节前攻占长沙的日寇被湖南军民逐一击退，逃回了新墙河以北。

营田，自古便是军事要地，抗日期间，对于丧失海军的中国军队来说，这里更是抵御日寇军舰沿湘江南犯的最前沿。1939年9月，长沙会战前期，日寇在繁华的营田街市上，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其兽行罄竹难书，值得记录的是，在这场屠刀之下的营田人民从未放弃过对日军的反抗，这里有自沉船只、与敌共亡的船夫；有手持杀猪刀、砍翻三鬼子的农民；甚至还有偷袭鬼子、抢来大批武器弹药的土匪。

1941年11月4日，日军驾驶飞机，将731部队研制的秘密武器——鼠疫杆菌，扔向了第六和第九战区的连接地——常德，企图切断第六和第九战区，这场致使七千多人丧生的鼠疫，直到两年后才被控制住。这次细菌战，给中国军民造成极其惨痛的伤害，但中国军民的战斗意志没有被摧垮，最终日寇算盘落空。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有一支部队的动向，几乎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那就是第74军。为了挡住这支增援长沙的部队，日寇抽调其精锐的第六师团，负责

迎战从江西赶来的74军。这个第六师团，曾参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浏阳靠近长沙的永安市附近，两军不期而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由于鬼子破译了中国军方的密码，整个战局轻易被日寇所掌握。在74军退出战斗后不久，长沙城宣告失守。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寇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被迫退回新墙河以北。面对众志成城的中国军民，黔驴技穷的日寇最终只能祭起最野蛮、最丧心病狂的心理战攻势，屠杀。1941年5月9日至12日，三天的厂窖惨案，两万多人惨死于日寇屠刀之下。

1942年1月2日夜，扬言要在长沙过元旦的日寇，依然没能攻进长沙。而一直处于作战下风的国军，突然调整作战部署，巨大的口袋向长沙收紧，8万日寇被围剿。这次被薛岳称之为天炉盖顶的作战，契机来自日军最精锐作战大队大队长森岛。鬼子有句话，坚强的意志力可以抵御钢铁，不过，在长沙城下，日寇遇到了意志更强的第十军葛先才团。1942年1月3日，血战三昼夜后，葛先才集中团内仅存的百多人，向日寇发起反冲锋，几近绝望的日军随即彻底崩溃，狼狈向北逃窜。各路国军开始痛打落水狗。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

开罗宣言发表之后，日寇从中国战区抽调了一批精锐部队，开赴东南亚战场救火，并从国内征召了大量新兵，补充驻华部队。1943年6月，常德会战爆发。 74军57师八千多人，对付装备精良的四万之寇，孤军奋战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张恨水于1945年，写成了《虎贲万岁》一书，为常德会战后被蒋介石革职查办的57师师长余程万，鸣冤叫屈。1944年初，为挽救太平洋战场颓势，日寇企图重兵打通豫湘桂大陆交通线。衡阳被卷入了滔天的战火中。1944年6月25日，长沙失守，日寇三十万大军不日将兵临衡阳城下6月28日，日军从东南西北，将衡阳城四面团团围住。上千门黑黝黝的炮口对准了衡阳。这个面积不到五平方公里，人口将近30万，抗战时期中国第三大城市，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在战火中获得永生。1944年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打响前，大批当地参与修筑工事的民夫和从外地赶来投军的青年，其实是没有加入大撤退行列的。他们分别是谁，准确的人数是多少，战前战后，都一直无法统计。只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也与第十军一道，化做了支撑起那道战线的血肉。故事通过幸存的两对兄弟，再现战争的惨烈。这是一场孤城死战。一万七千多人的国军将士，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寇。兵力悬殊，战斗面狭小。但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样的对峙下，衡阳，守了整整47天。宣称一天破城的日军后来将其称之为，中日作战八年来，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张家山，今衡阳市气象台所在地，也是衡阳城的制高点。在66年前的军用地图上，张家山的海拔是114米。衡阳保卫战中，张家山被日寇的炮弹，生生削去了十米。即使经历了66年风雨的洗刷，摄制组依然能够从雨后断裂的泥土中，轻易找到了两枚日寇留下的子弹。子弹上铜锈斑驳，那场战争却依旧清晰。战后，190师师长葛先才，奉命收集衡阳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忠骸。3000多具忠骨，组

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照片。随后，烈士们被合葬于张家山上。葛先才说，只有张家山才配得上这些为国捐躯的勇士。因为即使衡阳城破之时，这里始终牢牢掌握在第十军的手中。遗憾的是，当年留下的物证已经消逝无踪，只剩下后人凭吊的花篮，在风雨中飘摇。

1944年8月底，30万日寇虽打通了所谓的“大陆交通线”，但日寇却受到了中美联合空军的威胁。在作战半径上，从芷江起飞的战斗机能够很从容地掩护轰炸机对这条交通线的破坏。8个月后的1945年4月，在湘中一带集结起来的八万日寇，终于按捺不住，分三路气势汹汹发动了“芷江作战计划”。他们不会知道，在那山势险要、只能靠走的大山深处，将会是百万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最后一场疯狂。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中国战场，湘西十万大山中，雪峰山会战也拉开了反攻的大幕。这将是最后一战。背靠芷江基地，把握住制空权，又是在不利于日寇机械化展开的群山中，中国军队越战越勇。4月中旬曾经施展诡计闯过青山界天险的四千多鬼子，在这种情势下被瓮中捉鳖。他们的亡命奔逃，引发出湘西大山中越来越激烈的复仇怒火。1945年8月21日，一架日军膏药旗飞机，拖着长长的白布，缓缓降落在芷江机场。这是日寇第一次踏上芷江，这片让他们头疼了八年的土地。不过，他们这次来，不是作为占领者，而是作为失败者前来芷江洽降的。“八年烽火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这天，芷江街头上的鞭炮都买尽了。因为“日本人要到芷江来洽降”的消息早已传遍了芷江的大街小巷。在一系列的仪式之后，下午4点35分，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向今井武夫宣读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致冈村宁次的备忘录，下令今井武夫签收，今井除表示接受并转达外，即以毛笔签字盖章，这时中外记者的镁光灯砰砰声响成一片，争相记录下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刻！“胜利终于来了”。

中国抗战八年，多少有血有肉的中国血性汉子为了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正是这些无数的英雄，让我们扔拥了今天幸福的安定生活。这次活动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努力奋斗，为明天更好的生活贡献力量！让我们向抗日战争中伟大的英雄们，致敬！

篇二：衡阳抗战文化

衡阳保卫战失败的原因和意义

衡阳保卫战, 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衡阳位于湘南,地处湘江、蒸水汇合处,不仅是铁路交通的重镇(粤汉、湘桂两线交会于此,粤汉路经此至广州,湘桂路经此通往镇南关) ,而且是通向东南各省公路的枢纽,又是湖南重要物资的集散地。湘江东岸的衡阳机场,是粤汉路上最大的军用机场,也是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主要基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能否占领衡阳, 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日军承认“ 攻取衡阳一战是本作战最关重要的顶峰”，就连英美人士“ 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担心” , 认为“ 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 , “ 如果衡阳失守战争将会延长” 。国民党政府对于衡阳战役不得不予以重视。蒋介石声称衡阳战役“ 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为此次胜败关键” , 因而电令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 要“ 安心死守”衡阳, 以“ 完成空前大业”。守城的国民党第十军17000余人, 不畏强敌, 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奋不顾身, 英勇杀敌, 同几倍于自己的敌寇血战了47天。在守城战斗中, 无一人退即, 无一人逃跑。最后在参战人员所剩无几, 弹尽援绝的情况下, 衡阳失守。

衡阳失守，分析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各路援军迟迟不致对守军的心理的影响。

为解衡阳之围, 国民党军事当局动用了5个军的兵力,蒋介石也不断催促各路援军积极推进。各路援军很快推进到离衡阳城不到20 里的地方, 有的到了离城只有10 里远的衡阳西郊火车车站。但一直到衡阳陷落, 各路援军就是进不了衡阳。原因一是日军集中优势兵力进行拦截。二是国民党军事当局军令不严, 督促不力, 赏罚不明, 听之任之; 而各路援军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 观望不前, 有的甚至心存嫉妒, 如王耀武集团军的一个军长说: “衡阳解了围, 方先觉岂不成了抗日英雄!”国民党解围部队与日军鏖战, 进不了衡阳城, 而守城部队对援军却是望眼欲穿。这种失望对官兵的心理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他们由“对解围的希望, 由失望而绝望, 最后由绝望而怨恨”。对继续战斗失去了信心, 出现了部分官兵向日军投降的现象。

二是日军诱降极大地动摇了守军军心。

日军在第二次攻衡阳失败后, 开始进行宣传攻势, 一方面以动摇守军的意志, 涣散守军的军心, 消灭守军的抵抗力, 另一方面挑拨官兵和中央的感情, 诱使他们投降。“七月中旬的某日, 敌机散下了雪片似的传单, 上云: ‘能征善守的第十军将士, 任务已达成, 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 可惜你们的命运不好, 援军不能前进, 诸君命在旦夕! 但能加入和平军, 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空军。’“你们第十军已尽到了守城的责任, 你们的中央没有能力给你们解围, 他们不要你们了。”“中央对不起你们, 不是你们对不起中央, 我们皇军欢迎你们过来,共存共荣, 共同建设东亚和平”, 等等。夹着传单散下来的是10 元钞票大小的归来证。第10 军虽然焚毁了传单和所谓归来证, 但对士兵心理造成了消极影响,“各级干部和士兵, 确有被煽动而丧失了斗志, 在情绪上, 日益恶化,以至发展为兵不由官, 下级不听上级, 用命令已不能起指挥作用。”8 月7 日开始, 守卫天马山的第3 师第9 团向日军打出白旗,“停止战斗, 与敌人媾和矣!”

三是常德会战的教训让方先觉和其他将领们记忆犹新。

常德会战中, 余程万率领八千健儿与日军两个师团在常德城鏖战达半月之久, 最后弹尽粮绝, 率百余人出城求援, 导致城陷, 少数没有突围的部下被迫竖起了白旗。蒋介石对此大为光火, 认为丢了他的面子, 不仅不对其进行表彰, 反而训斥道: “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 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盛怒之余还下令将余程万押送重庆处决。如果不是当时常德社会团体及民众领袖联名力保, 余程万几乎就成了蒋介石枪下的怨死鬼。余程万虽然保住了一条命, 但依然被军法审判判处两年徒刑, 1945 年才释放。

常德会战后余程万的结局,“的确可以提醒方军长放弃突围的打算”。因此, 在8月7日方先觉召集各师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突围还是死守抑或是投降的问题时, 第10军高参彭某拿出“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 向方先觉念了蒋介石对余程万的训示, “方军长听了这段训示, 就放声大哭, 说:‘我们突围不出去, 即使委座不责备我们, 全国同胞也原谅我们, 但我们能忍心舍弃负伤官兵吗?’”在这种情况下, 方先觉不得不下定决心: “决不突围, 一定死守。”并反复强调, 哪怕是“剩下一兵一弹, 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 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 我们死在一处, 如要自杀, 我先动手。”并据此向蒋介石发 出“最后一电”, 表示: “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 勉尽军人天职, 决不负尊座平生作育之至意。”

四是方先觉的投降带有被迫的成份在内。

(1) 是迫于弹尽力竭, 无力再与日军战斗。8 月4 日,日军调集大炮40 门, 并以飞机协同向衡阳守军阵地发动了第三次进攻, 守军阵地全部被毁。下午3 点以后, 岳屏山、五桂岭、枫树下仓库先后失守。6 日拂晓, 日军集中主力进攻衡阳西北郊, 上午9 时左右, 日军由内战壕阵地突入城内, 占领荷花池北侧坚固房屋, 当时突入城内的日军仅30 余人, 但第10军此时既无炮弹及手榴弹, 机关枪手也多已伤亡, 已无力将此少数日军歼灭, 从而留下隐患。7 日,突入城内的日军得到增援, 并向城中心突进, 第10 军将士进行了英勇的巷战, “七日夜, 衡阳城里的巷战打得真凶猛, 除了军部里的人差不多全参加了, 可是在逐渐的巷战中我们的战士也纷纷死去。”

(2) 是迫于部分官兵降日的既成事实。由于国民党援军不至和日军的诱降, 8月6日以后, 部分守军已经出现动摇迹象, 向日方投降。8 月6 日傍晚, 被俘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向日军第120 联队联队长儿玉大佐提出愿意做诱降工作。8 月7 日,“傍晚接到报告称, 第68 师团正面的重庆军挂起了白旗”。但由于步兵第133 联队正面“Y”高地上的守军仍在继续抵抗, 日军认为“这是重庆军为掩护撤退惯用的欺骗手段”, 遂命日军趁黑夜以部分兵力夜袭“Y”高地。但当日军冲入守军的第一线阵地时, 却发现守军已经放弃了阵地。到7 日黄昏, 向日军竖起白旗投降的守军越来越多。

不仅前线守军出现向日军投降的现象, 部分高级军官也主张向日军投降。8月7日天黑不久, 第10 军参谋长孙鸣金就曾与日军第120 联队联系过, 表示“愿意投降”。当晚, 方先觉召集第10 军高级干部会议, 讨论第10 军的出路问题, 会上只有饶少伟主张突围,?而大多数军官则“认为伤员太多, 弹药缺, 已无能力突围, 除以死殉国外,只有投降以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 方先觉只好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吩咐孙鸣玉草拟谈判条件, 并与日方联系,“至21 时左右, 孙鸣金参谋长和师长级模样的将官2 人举着白旗来到西禅寺高地请求停战”。

(3)是自杀不成,只得投降。方先觉表示要“誓以一死报党国”,他也这样做了。他曾试图自杀, 但没有成功;在给蒋介石的最后一电中说“来生再见”, 便含有“杀身成仁”之意。据记载, 方先觉有三次自杀的念头和行动,但三次自杀不成, 突围无路, 只好接受多数将领的意见, 向日军投降。

五是方先觉主观上的原因。

方先觉在常德会战后受到免职处分, 当日军向湘南进攻时, 由于新任军长还未到任,方先觉才被留下来“戴罪立功”。在战斗开始之前, 蒋介石要方先觉死守衡阳, 并有约定: “一旦情况紧急时, 只须发出‘战况甚稳’的电报, 在24 小时之内即派援军前来解围。”蒋介石命令方先觉“死守”, 方先觉“自然不能不守; 幸而能守住, 则可大邀其功。”在这种侥幸心理下,方先觉摆出了一副死守衡阳的架式。但在他的心底深处,对能否守住衡阳并无多大把握, 因而在整个战争期间, 他始终将衡阳的得失与争取援军的支援紧密相联, 天天坐等援军前来解围。由于他缺乏抗敌卫国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 一旦援军解围失利,

坚守衡阳待援的信心就发生动摇, 加上日军的诱降和突围不能, 投降思想占据了上风。因而, 方先觉投降虽然带有被迫的成分在内, 但也与他主观上对坚守衡阳丧失信心有一定联系。

二、衡阳保卫战能坚持47天的原因

首先当是第军将士们的英勇善战。抗战中，守城将士拼死奋战，抵制日军，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并且我方弹药粮食缺乏的情况下，无一人放弃，纵使身负重伤，依旧上阵杀敌，直战到生命的终结。

二是守军主将方先觉指挥若定应对有策。方先觉临危受命之后, 即率部到衡阳布防。对地形作两日精密的勘察。他依据日军的特性及惯用战法, 当即断定敌进攻的重点在西南城郊。遂照此选定有利地形构筑工事筑成防御阵地, 严阵以待。致使横山勇两次挫败于我军坚城之下。方先觉不仅有知己知彼之能, 而且身怀报国之志。当蒋介石打电话命他率部固守衡阳, 方先觉欣然应命。在身陷重围的孤城奋战中, 他沉着应战, 指挥有方艰苦撑持达47天之久。概见其为人, 当不失为一位有胆有识, 有勇有谋的战将。最后时刻他举枪自栽, 以明誓与衡阳共存亡的报国之志, 但因部下的反对而未果。

三是衡阳人民全力支援守军备战。被称之为“ 伟大之防御工事” 并非钢筋水泥结构, 而是用木头和泥土筑成。衡阳市竹木板片业同业公会本着“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 将 万根杉木任守军“ 征购” 他们只得到一叠领取木材的单据而已。衡阳市多万市民, 踊跃响 应“ 疏散民众”的号召, 离家背井, 投亲靠友或迁徙他乡。他们只带走细软之物, 余则留下, 房门虚掩, 以待军官兵食宿之用。

衡阳保卫战既是抗日战争中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也是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唯独没有溃退的重大战役。这一战役使其守军官兵伤亡殆尽。在此次战役中, 日军遭受更惨重损失, 使其对“ 衡阳战役, 真相被当时军方隐瞒, 致日本国内人们多受蒙蔽”。衡阳一战,我方除被俘军长一人、师长四人外,第10 军共伤亡官兵15000 余人,其中阵亡7600 余人,残存2600 余人,但被俘后惨遭敌人杀害者甚众。日军方面则死伤19300 余人,其中高中级军官战死者390 人,受伤者500 余人,包括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师团参谋长原田贞三等人,此系日方自己的统计。我方估计日方至少死伤48000余人以上。这次战役的激烈程度也表现出异常的残酷和惨烈。日军倾全力先后向市区发起三次大规模的总攻击。利用其空军和炮火优势, 对城内狂轰滥炸施展“ 火攻战术” , 投掷大量燃烧弹全城化为一片火海，到处是残墙断壁, 城内再也找不到一幢完整的房屋。日军还不顾国际公法, 施放毒气弹, 当时据守五桂岭南端的预备第十师二十八团三营除四人不在阵地免遭中毒外, 其余人全部死亡。在后来日军施放毒气时,守军只能速以湿毛巾遮住面部, 剪两小孔露出双眼继续战斗。

日本视衡阳之战为“ 苦难的战役”，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衡阳战役结束后日军准备了很久才重新发动攻势。衡阳阻敌47天，消耗了敌人大量实力。衡阳保卫战展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 坚决捍卫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舆论的普遍赞誉，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衡阳保卫战的另一个重要作用, 在于加剧了日本内阁危机。由于衡阳久攻不下, 致使日派遣军甚感不安, 大本营之不满逐渐达到极限。向衡阳发动第二次总攻再度受挫后, 日驻中国派遣军总长松井太久郎中将来到长沙第十一军司令部, 传达大本营尽快攻占衡阳的命令并力劝横山勇将其主力投入衡阳。加之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焦头烂额, 致使日本国内民众对一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极为不满。东条企盼日军在中国战场表现佳绩, 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 深感如果衡阳之战继续胶着, 其内阁就岌岌可危。但事与愿违, 日军在太平洋的塞班岛失陷, 攻占衡阳继续受挫,最后，东条英机终于被迫辞职下台。衡阳保卫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程,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 最终导致东条内阁的垮台。

衡阳虽然陷落, 但衡阳保卫战仍具有重大意义。第一, 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日军承认, 攻占衡阳是日俄战争中旅顺攻击战的缩影。《(转 载于:wWw.zW2.cn 爱作文 网)难忘的湘江之行》一书的作者秘田丈夫说“ 日中战争八年间, 在这里指衡阳进行过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衡阳守军把大量日军拖住, 并予大量歼灭, 大大有利盟军在太平洋和缅甸的进军, 极大的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 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东地区的反攻。日军发动湖南作战, 不仅从华北、华东抽调大批兵力,作战器材如车辆和物资, 空军几乎全部投入支持衡阳作战, 日军总部注意力也完全集中在衡阳方面,日军在华北华东地区的防卫大大削弱, 这就有利于华北、华东军民的反攻。第三, 打乱了日军侵略的时间表。由于进攻衡阳受挫, 而将原计划推迟至年初进行, 并须增加兵力和作战物贪。对桂、柳作战, 日军因“ 攻克衡阳已竭尽其全部力量” , 不得充、休整, 比原计划推迟一个半月。

衡阳保卫战英勇杀敌的事迹, 受到全中国的普遍称赞。衡阳抗战被誉为“ 民族圣战” 、“ 全世界稀有之奇绩”。 毛泽东在《论衡阳的沦陷》一文中赞扬“ 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重庆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社论, 对衡阳守军的英勇抗战给于了很高评价，称道守军官兵“ 战志高昂用血肉抵挡敌人的炮火, 用血肉保卫祖国的名城。给四亿五干万同胞吐了一口闷气” ，赞颂“ 有了你们这一战, 才觉得做中国人是最高贵的”，“ 后方的同胞对你们真是说不尽的感激, 说不尽的崇敬’, “ 衡阳之战贡献至大, 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 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 对衡阳守军顽强作战的精神连日方也叹为观止,称衡阳守军“ 皆以必死之决心, 负隅顽抗, 寸土必争, 其孤城奋战之精神, 实令人敬仰” , 并体会到在苦难的衡阳战役结束后, 有“ 如释重负”的感觉。由此可见, 衡阳保卫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衡阳也因此成为中国的抗战名城而闻名世界。

篇三：新世纪抗战小说的艺术功效

新世纪抗战小说的艺术功效

作者：刘金祥 《光明日报》（ 2015年08月03日 13版）

艰苦卓绝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铭肌镂骨的，既难以忘却也不应忘却。70年来承载这一沉重“历史记忆”的抗战小说历久不竭，广为流传，构成我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降，抗战题材小说创作攀升至新的历史高度和精神高度，日益深入人文价值立场腹地，在抗拒消费主义和抵御市场利益的诱惑中，呈现出重塑民族形象、复原历史本貌、检省人道人性等特点，确立起本土性和世界性相互交融的艺术风貌，为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发挥了独特的艺术功效。

重塑和提升民族形象

抗日战争成为检测国民形象的试金石，也成为展示民族形象的绝佳机缘。作为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重要载体的文学作品，理应对抗战的战局战事和英烈义士加以书写和状绘，讲述中国抗战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形象。事实上，这种文学创作自抗战爆发起就已经开始，许多作家通过报道前线战事、宣传抗日英烈自愿加入到寻找民族身份、维护民族尊严的历史使命之中。进入21世纪，抗战题材小说作品赓续了这一使命，为重塑和提升中华民族形象提供精神支援。张廷竹的《中国无被俘空军》恪守英雄是民族精神化身的创作信条，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国民党空军军官阎海文用生命铸塑的不屈英魂，用热血奠基的不朽丰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秉承呼唤英雄主义回归的意旨，在张弛有度的叙述中，将一介草莽梁大牙塑造成令日军心惧胆寒的抗战英杰。徐纪周的《永不磨灭的番号》以倒叙方式讲述了八路军九纵独立团团长李大本事、一营营长陈大山、二营营长孙成海、三营营长陈峰等率众为掩护主力部队和当地群众转移，与日军浴血奋战直至全部牺牲，他们以血肉之躯铸就了独立团的传世英名。都梁的《大崩溃》以如椽笔触切入正面战场，以宏阔视角俯视战争进程，再现了国民党高级军官蔡继刚、蔡继恒慨然赴死的刚烈壮举和普通士兵满堂、铁柱横刀敌阵的铁血气节。何顿的《抵抗者》以主人公黄抗日一生经历为主要线索，通过叙述和追记发生于湖南境内的安乡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等著名战役，贡献出以黄山猫、田国藩、龙营长、毛国风等为代表的一群毁家纾难、义薄云天的抗战勇士。民族形象绝非抗战英雄的单维构成，更是普通群众抗战行为的多元集合。葛水平的《黑雪球》中的主人公伍海清，正直善良，胆怯懦弱，但在遭受日军蹂躏和目睹侵略者暴行之后，勇敢地协助八路军武工队炸毁日军火车。张者的《零炮楼》通过描写张寨贾寨两村村民面对外敌入侵的自然反应，形象地展现了中原农民卓异而独特的抗战史，使百姓体认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存亡是休戚相关的。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运用柔里含刚的手法，精妙地展现了风尘女子面对伪顽敌寇时的刚毅决绝与奋起抗争，让人们感到传奇人物仅仅是历史变量，而普通和平凡才是生活常态。范稳的《吾血吾土》，通过回望一个远征兵颠沛流离的蹇窘命运，凸显了传统文人战时桀骜不驯的风骨和宁折不弯的脊梁，向读者传递出中华民族愈挫愈奋的精神讯息。这些小说既与传统历史叙述保持呼应，也形成自己的话语言说策略，锻造和点绘着新历史主义语境下的民族精神，使人们始终对民族形象葆有一份认同和敬奉。

全方位展现抗战历史

进入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嬗变，由以往的单频道发声转向多维度叙述，“意识”和“阶级”从叙事核心中被放逐和淡化，摹绘客体得以丰富和扩充，具有特定的情境性和广泛的典型性，叙写境域也由过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铺陈到国统区的正面战场。

温靖邦的《虎啸八年》以广角镜头宏观展现了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和徐州奋勇御敌的真实场景；都梁的《大崩溃》不吝笔墨地追忆了抗日战争中最为悲壮惨烈的衡阳保卫战，徐晨

达的《滴血的刺刀》极为详尽地讲述了由国民党军队将领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这些作品都力求还原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原态和本貌。另外，新世纪抗战小说中的很多作品不再采取二分法单向度地叙写国军御寇或我军杀敌，而是将二者或多者并置共叙，凸显当时中国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真实历史图景。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以展示中国男人血性和自信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演绎了国共两党枪口对外、携手抗战的盟友关系，赋予了抗战历史以表情与温度。石钟山的《遍地英雄》通过对熟谙内斗的各路“胡子”的细腻状绘，展现了面对日寇时捐弃前嫌、合力抗战的时代主题。常芳的《第五战区》通过描写开明士绅在民族危亡之际深明大义，襄助义举，为广大读者洞开一个窥视抗战秘境的新异视角。特别是都梁的《亮剑》，将李云龙和楚云飞两位分属于国共阵营的军中翘楚置于救亡图存、捍卫民族大义的共同历史情境中，实现了对历史的深度思考。

在民族战争背景下，重大的军事斗争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最能吸引后世读者的，但是对于真实历史而言，那些微小琐细的人物和故事是接续和构成历史的生动细节，所以，近年来民间抗战也陆续进入作家的视野。铁凝的《笨花》、张者的《零炮楼》、尤凤伟的《生命通道》、阎欣宁的《走入1937》等作品，把有组织的阻击与自发式的抵御有机融合，一方面展现了普通民众以原始方式从事的乡土抗战，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战争生活的丰厚内蕴。

如果把这些作品连缀组合起来加以解读，不难发现抗战的场面陡然拉大，一幅全民抗战的恢宏画卷舒展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读者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也使公正客观地袒露中国抗战历史真相成为可能。

揭示和呈现人性状貌

在战争这一人类活动的极端形态中，人性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压力与考验，呈现出诡异斑杂的状貌。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抵抗外敌入侵的军事活动，既是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考量，也是对民族心理、人心人性的蠡测。

近年来伴随整个社会对人性的深度认知和对人文主义精神的不断扬厉，摒弃传统历史叙述模式，触摸历史文化中的人性肌理，逐步成为我国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意旨取向。基于此，新世纪许多抗战题材小说作品，对社会底层和普通大众在战争中遭遇的不幸和苦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审视，将人物塑造从“脸谱化”“概念化”和“符号化”中解放出来，绘就了形神毕肖、斑斓多姿的人物群像，使审美模式趋于人性化、生活化和本我化。李西岳的《血地》透过对个体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折射出全民抗战的时代风貌，作品的气象和成色并未因聚焦个体而逼仄和降低，相反却由于写出了人性的深邃和幽微而更显朗阔与大气。尤凤伟的《生存》将宏大的战争场景处理成了具体可感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以自己的思考和良知发掘被战争忽略的角落、人群和人性中的求生质素，进而建构起艺术连接生命的桥梁，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意识的支持。刘震云的《温故1942》通过追忆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300万河南农民面对天灾人祸表现出的求生欲望和存活本能，将人还原为鲜活的人，将善与恶、坚强与软弱、善变与执着等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袒露出来，体现出对生命意识和个体生命的珍视。

战争形若一只硕大无朋的显影仪，人类的优长与缺憾、聪睿与愚顽、理智与疯狂、善良与邪恶??都在其中得到严密过滤和集中呈现。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通过对活跃在陆安州这片土地上几股抗日力量的工笔式勾勒，试图唤醒蛰伏在国人血液中、骨骼里和基因深处的自尊和自信，以求臻于弘扬民族坚贞不屈和自强不息精神的目的。石钟山的《遍地鬼子》把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诸多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融进抗战这一宏大历史事件之中，由于生灵相残致使每个爱情故事都以悲剧收尾，以此提醒人们邪恶战争摧毁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而是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战争扭曲和摧残着人性，将人改造成魔鬼；战争也锻铸和升华着人性，把人塑造为天使。阎欣宁的《中国爹娘》叙述了抗战结束后日军在东北留下许多孤儿，这些战争的遗弃品被以女主人公杜鹃为代表的中国妇女和老百姓，在

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收留并抚养成人。杜鹃这一形象表征着中华民族善良、仁慈和宽容的美德，而这恰恰与日本侵略者的兽性形成鲜明对比。朱秀海的《音乐会》描写了日本逃兵松下浩二在与抗联战士相处过程中消解敌意，切身体验到世间大爱和人间真情。正是在人性的感召驱动下，松下浩二放弃了脱离战场、返回故乡的良机，而是在双方交换战俘时用自己换回了抗联游击队长汪大海，使后者的生命得到挽救和保全。当然，由于迄今我国部分作家对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够自觉和深透，以至于以阐发和弘扬人性为旨归的小说作品还没有成为新世纪我国抗战题材文学发展的主脉。

黑格尔说：每个时代都具有如此独特的环境，每个时代都是如此特殊的状态。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历经战时的镜像式反映，到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敌我“二元”结构和“文革”期间的“红色英雄”情结，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史实探颐和真相索求，再到新世纪的人文关照和人性发掘，在70年的发展演进历程中，从有选择、有限度的文学书写递嬗到多元化、全景式的文学表现，走出了一条由局促到开敞、由单极到多维、由平面到立体的文学创新之路。

尽管弥漫于7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抗战硝烟早已散去，但摹写中国抗战的真实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事实上，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作为战争主要策源地的日本不仅没有对侵略行径作任何忏悔和反省，反而冥顽固执地躲避遮盖历史，变本加厉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题材的历史叙述非但不能减敛弱化，更应以更强劲态势向深层拓展和开掘，这不仅是对抗战历史抗战英烈的最好祭奠，也是对蓄意篡改历史者的有力回击。

（作者为编审、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