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典故

篇一：晋商的发展

晋商的发展

对晋商的关注，源自于对邓九刚所著《大盛魁》的晋商精神的好奇，也有传说中自身来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此后虽探访过平遥古城的日升昌钱庄，也曾夜临传说走西口的杀虎口村，还观看了风靡一时的《乔家大院》．了知越多越迷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晋商的成与败呢？

山西自古土地贫瘠，靠天吃饭则让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难以为继，也许是穷山恶水逼的，也许是时势所致，因地理与时势促使成了晋商为近代史上走南闯北的犹太人，开始了称雄商场五百年。作为军事要塞，军需品的消耗是巨大的，山西商人就是利用朝廷的驻兵与举兵将物产丰富的河南与山东等省份的物品靠人力与畜力长途运输。很难想象，一条条古道上，吱呀的独轮车，以及清脆的马铃，伴随着滴滴血汗，年复一年的周而复始，才积累起了晋商的原始资本。

意识到商品贸易的巨大发展空间，山西商人开始了一队队的走南闯北，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有了北上内蒙古、新疆，南下苏杭江浙的足迹。市场竞争中，所发展壮大的依靠只是自身为人，据说在内蒙做生意的晋商一着急说出来的居然是蒙语，此等用心至深无人能及。虽然仅仅是生活必需的盐、茶、棉等，但是做生意如果认准了唯一的商号，那么接下来就是几辈子的交道。晋商的胆识与义气也许是其加速成长的因素，辗转数千里冲破重重阻碍去江南采茶，茶贱则主动加价，用自己的少赚来换取了一方的富庶与安宁。

《乔家大院》里乔致庸鼓足丹田的一句“走咧......”让人荡气回肠。当我在茫茫蒙古草原的马背上极目远眺，目力所及天壤相接，不由得心底里生出一种对自身命运无法把握的迷失感。我无法体会到晋人背负家人的期望背井离乡时的撕心裂肺；也不知道跨越滔滔黄河时伴随风萧马鸣的感伤；更不知晓在荒山大漠与茫茫草原寥寥几人的漫无天日跋涉时的惘然。

已经形成规模的晋商商号极其注重对人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讲数年的严格训练让商号的发展有源源不息的后备力量。现存不少资料也详细叙述了商号组织健全，等级森严的高压政策，如不许回家，低薪，重德等，不过后期应势产生的顶身股就成了舒堵结合，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精神上都控制了伙计，因此现在有说法是将晋商商号看成是黑社会，管理的严密程度可见一斑。

富裕后的晋商仍旧摆脱不了叶落归根以及添家置业等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思想，因此给现人留下了不少的建筑文化遗产，乔家大院经历了六代的修缮才成了今天的样子，但在信息闭塞情况下偏安一隅所不可避免的保守思想也开始蔓延，对于后期晋商闭门造车的做法也许是导致其盛极必衰的根源。

18世纪初，一个叫雷履泰的晋商的深入思考，从而产生了第一家的票号，日升昌。对于现代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壮举。因为经商的跨度太大，所作为货币的金银的运输就成了很大的问题，既要方便携带，又要防盗，成了每一个商人面临的问题。也许就是出于对此的关注，促使雷履泰苦苦思索，终于利用晋商雄厚的资本和遍布各地的网络展开了汇兑业务，票号的雏形就产生了。从今人来看，还是十分钦佩票号的体系的，如防伪功能让票号从诞生到灭亡没有一笔被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适应了时代的发展，晋商的票号就遍地开花。一个十分有趣的事例是，作为货物集散地的苏州突然物价上涨，而且没有任何的其他征兆。直到半年后才得知由于发明了票号，不需要用现银交易，苏州的银两流入大幅减少，因此导致了物价的上升。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理论由此得到体现。

任何事物注定只能是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作用，晋商也不例外。尽管朝廷的腐败导致官员不断的敲诈让票号损失惨重，但还不至于元气大伤。当船坚炮利的列强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外国银行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对其视而不见成了票号最大的悲哀。本土意识以及谨慎的发展再多次良机到来时的拱手相让让票号逐步走向没落。不过即使在歇业前期，票号仍旧在币值不断跌落的情况下给老百姓以保值的币种，以义制利贯彻了晋商发展的始终，成为晋商最终没落时的一曲壮歌。 如三国演义片头曲，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晋商的发展史所留给我们的唏嘘往事，在黄河古道边，在西口夕阳下，在风萧萧的草原上，在世代的传说里。

篇二：中国晋商文化的发展

中国晋商文化的发展，是生生不息。

中国有句古话：“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我无意论证山西商人"诚信与敬业"的精神便代表了中国，自私地把他们限定为山西精神，那是一种只能称其为民族精神的伟大人格。

但晋商"诚信与敬业"的道德教育，晋商文化"禾齐秀"的品位精神，却能化入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吹入每个中国人的心田。

解放前，银川市人称“小平遥”。 然而，“小平遥”作为一种地域精神表征，宁夏八大商号中最大的商号就数晋商《天成西》老字号了。陆续创立的八大商号，即“天成西”、“隆泰裕”、“广发店”、“百川汇”、“敬义泰”、“合盛恒”、“福新店”、“永盛店”。 “宁夏八大家” 诚信为本，团结协作，体现了晋商的灵魂。2007年9月23日，山西商会在宁夏中断了60年后，再次重新成立。

蕴晋商之美，凝民族之魂

自古晋人善商，山西人经商历史悠久。“丝绸之路”，这是一条不能被人们遗忘的商路。依据"从来可大而不可久者，非良法也，能暂而不能常者，非美意也"。晋商——是富有耐人寻味的长城历史和黄河文化积淀。我想这一点大概是“教化”的结果。这也是晋商“生于斯、长于斯”，除了天地自然的教化，除了良好的天赋秉性，关健还是与“晋商文化”有关。晋商重在运用"诚信与敬业"的管理机制，灵活多样的营销手段，特别是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上，晋商文化倡导"禾齐秀"的品位精神，具有超前的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天成西》老字号“先做人，后经商”高度完善的人格化秘诀，也是晋商文化一面历史的镜子。

而山西商人的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表现在理财上，就是精妙了。随着晋商文化的不断深入发掘，大家对山西商人越来越刮目相看。他们“先做人，后经商”，敢做大事，爱做大事，最终也能成大事。

乾隆初年，清朝政府调山西、陕西两地几万汉族绿营官兵来宁夏戍边，驻守长城及贺兰山各山口，以防止山外的游牧民族入侵河套产粮区。后来，这些绿营退役的官兵多数回乡谋生，少数人则在宁夏落了户，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成为往返于山西家乡和宁夏之间的行商，只有少数人在宁夏务农或开办小当铺和小杂货铺。晋商每年来宁的落脚点是银川。在乾、咸期间的百余年里，山西行商尽管还是从事简单的用山西土布换取宁夏粮食的贸易活动，但它打破了宁夏千年以来封闭式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的平静，对促进宁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大约是清朝末年，《天成西》老字号的先辈们赶着驼队运送货物，从山西平遥、汾阳出发，过离石至军渡，过黄河入陕西境内，经吴堡西行至绥德，由此北上到米脂、榆林，再向西南行经横山、靖边、安边、定边，入盐池过横城渡黄河到银川。相传《天成西》老字号的先辈们常年往返于此路，后扎根银川。当时，他们在天津、包头、太原等地设有很多庄点，并有很多常住庄客调查商品信息。他们经常用电报和信件联系，互通信息，及时掌握天津等地对本地土特产品的需求量、行情、价格涨落情况以及本地对外地日用百货不同季节的需要情况，采取灵活的购销措施，这样就购销两旺，《天成西》生意越做越活。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汾河流域古称河汾之地，孕育了华夏文明，初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此话不假。凡为世间人，

便摆脱不了地域性的限制。每个人的性情喜好，无不因为家乡的“风土人情”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而在地域文化中，历来最能激起我们自豪感的，多是缘于那些留存青史真实的晋商生活， 概都是受其“地理”影响，“人文”薰陶，而形成的群体性格。山西地处蒙古游牧地区与中原农耕手工业地区之孔道，口外与内地的物资相互需求，造就了“晋商”商业发展的条件与机遇。其实，曾经总是弄潮时代风头浪尖，开创一代“晋商”文化先河的山西人，以其"诚信与敬业"无可置辩的影响力及渗透力，成为谈论地域文化绕也绕不开的话题。

因为真实的晋商生活，历来地域观念单薄，其目光从不为层山沟壑所阻隔，其才情总是随滚滚黄河而奔倾。山西西南依着黄河天险，东北有吕梁、太行阻隔，构成一个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塞。而山西又有“表里河山”之称。晋中有铁，晋南有盐，晋北有马，加上河东的粮棉，自然是一个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好地方。而在雁门关之外，历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山西这块黄土地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缘于山西的人文历史中，真实的晋商生活温文敦厚，聪明大气，特别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总是可以独领风骚，开创一代先河。所以，“晋商”历来都是胸怀四海，放眼天下。

山西商人很聪明，人才的多样密集，智慧的强劲延续，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1469―1523年)就是这一主题的首创者之一。时人称赞他既能善心计，识重轻，与时低昂，审势伸缩，又能信义秋霜，宽诚待人，“故终身弗陷于井罗”。善心计而不行奸诈，取义利而无市井之气，义与利的对立关系在王文显的贾道中得到了统一。正是在这样一个把义利付诸亲身实践的前提下，他坦率地提出了士商伦理道德同一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山西商人是最能豁出去，最大无畏，最有闯劲的一个群体。社会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别。王文显的这段宏论，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性问题：一个是商与士的社会地位问题；一个是善商者与善士者的道德标准问题。商与士显然是人生所取的货殖与仕宦两条不同途径，但所持做人的原则、道德、良心同根同源，人格尊严上真实不虚，不应有高下之分。山西商人血脉里天生就注有“真实不虚”的无限豪情，犹如黄河里的泥沙一般汹涌，一样自然。据中国殖边出版社于1934年8月出版的陈泽桂著《宁夏的经济概要》中记载，“就省垣而言，大小商店共祗三百数十家，其中晋商居十分之六，秦商占十分之二”。

宁夏晋商《天成西》老字号先辈们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也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奋斗创新的包袱。宁夏、山西这块黄土地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悠久而厚重的黄河文化积淀，不仅培养了《天成西》老字号先辈们崇礼、重教、讲义、守信、勤劳、节俭等共性特征，而且《天成西》老字号先辈们具有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真实不虚、敢闯敢创的品格。我是把这些山西商人素质的综合体现称作“山西商人精神”。

总的说来，“宁夏八大家”的发展促进了西北地区和宁夏社会经济繁荣，但是社会制度又制约着商业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许多晋商艰苦创业，

希望实业救国，但大都在官僚、买办、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压迫下走上了一条失败的道路。总之，形势的发展，国际的环境，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业者体认到，没有别的路走。许多晋商认为，大势所趋，接受和平改造，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晋商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山西商人更为可贵的是，始终传承着中国文化秩序的文明延伸，弘扬着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守德胜于守险"的天下观念。截至目前我对晋商文化的探讨，从已经查阅到的文献史料、资料看，晋商——富有耐人寻味的长城历史和黄河文化积淀。然而，也是根据宁夏晋商《天成西》早在清朝年间雕刻的一方贺兰砚受到启发。因这一图案和题词上来自古朴典雅的美，是山西商人依托黄河与长城文化的根土，以黄河、月亮、大雁、芦苇自然特征的表现形式，充分浓缩了黄河与长城古老文明的苍茫之美。进而山西商人是以三枝芦苇象征天地人和，又以芦苇十二只叶片最浅显的语言形式，代表着一年有十二个月，人生有十二生肖等。山西商人又是在拓展"金秋到，雁南飞"十五中秋的民谚中，源于自然，准确的对称，形象生动的刻画出一轮明月和一对大雁的双重思乡情怀。相形之意贺兰砚上雕刻的"寒汀落雁禾齐秀"，是以大雁的最高品节和精神，兼具有着山西商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民族风情。

说起晋商文化至今人们也不可否认，他是倡导和谐与创新的文化。因为山西商人就是以"和为贵"，而成就着"寒汀落雁禾齐秀，但愿天下无穷人"的美好心愿。实际上的晋商文化也是在倡导和谐中发现创新着中华民族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晋商在整体"禾齐秀"中求进步、求发展、求一切合乎晋商文化所需求的东西。更是凝聚着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伟大智慧和创新力量！

做为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以黄河文化与长城文明引以为自豪。可是我们应该怎样来自觉认识长城精神？怎样来恰当定位黄河文化？晋商文化是极

综上所述，《山陕会馆》那座建筑不是工艺史上的典范，建筑史上的佳话？《山陕会馆》汇聚如此众多的精工妙技，我想绝非偶然。这与山西、陕西商人的性格分不开。在苏州，有一座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原址是“三晋会馆”，里头有个精妙绝伦的戏台，据说当时连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看了，也连连赞叹，视为奇迹。根据中国传统有"拱极"."拱辰"之说，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北极星（七星北斗）的认识和尊崇。古人发现北极星的运行与其他星辰不同，它不没于地下，只绕着宇宙回转。并且中国古人发现北极星居于天体中央，是控制四方的群星之主。所以《山陕会馆》是山东省东昌府山西、陕西商人以关公为忠义化身而代表了北极星，它的地位如此突出，正是山陕商人崇拜关公的忠义无私，而代表北极星（七

星北斗）光明正大位居中央，能够控制四方人心向善的一种伦理道德表现形式。这也是表现山陕商人的发展,需要有一种共同遵循的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又是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来凝聚山陕商人的文化，追求"禾齐秀"的团结力量。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是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活动。中国晋商倡导"禾齐秀"，是得益于黄河与长城文化根土的精神和培养。晋商文化历经几百年风雨，是扩大着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因为只有真实不虚的山西商人，是真正发现了黄河与长城文化精神和创新了“丝绸之路”的人文内涵。走西口的人群中，由于山西商人是经过千辛万苦的成功者，并形成了山西商人新的商业群体。中国晋商成功者的榜样，给走西口的人们带来的希望，进一步推动了走“丝绸之路”的浪潮。以致山西商人走西口成为人们淘金的向往之地。中国晋商不但以身作则，形成了一整套经商做人的有效法则和经济管理制度，也是以其智慧创新了一整套善的思想、善的文化。对中国晋商来说，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山西商人"舞弊情事，百年不遇"，当是值得现代社会深思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山西商人，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综观世界，中国晋商倡导"禾齐秀"，山西商人"舞弊情事，百年不遇"，晋商文化是有着中华民族以德治天下，承前启后的正确思想，和对"人的培养"这一优良传统的民族集体。古老的三晋大地孕育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历史上的中国晋商创造了无数个"金融第一"：创造了印局、账局、票号等金融机构；创造了凭帖、兑帖、上票、上帖、壶瓶帖、期帖等以票代银的多种金融工具；创造了银行密押、龙门账的金融稽核、客钱谱银的转账结算、钱业订卯的银行轧差清算、异地资金调拨的顺汇、逆汇等金融业务；特别是中国晋商创造了以人为本两权分离、人身股、资本金管理等近现代银行制度的历史辉煌。

中国晋商货币商人（后来的"票号"银行业）引领了中国的金融革命，山西商人"舞弊情事，百年不遇"，使山西成为近现代金融业的发源地，挈领中国金融文化和中国商人精神。尤其是中国晋商的银行发展历程，孕育了新中国的金融事业，所以在对晋商文化探讨的同时，我们就会发现晋商文化是讲"诚信与敬业"的历史。既是中国股份制先进性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后来的票号、银行业的道德准则。因此，共同探讨晋商文化和现代社会关系，呼吁广大社会共同弘扬传统晋商文化，以义理精神重塑忠实、诚信的传统道德价值观。诚信对于票号至关重要。以诚动人，以信服人，商业行为只有依靠诚信的道德支撑才能持久，才能真正立于常青之地。基于这种理念，我认为晋商文化绝不是无用的历史垃圾，通过宣扬晋商文化伦理、义理可以维护社会诚信和道德，从而推动社会发展。晋商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中华民族商业文明的象征。而如何将这种传统晋商文化运用到现实中，让现代人找到心灵家园是十分重要的。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更重视道德价值，恢复被颠倒的人性观。在山西商人的历史上，极少出现欺诈等事件。当今社会挖掘中国晋商文化的先进性，为了力图更好的规范现代社会商业"诚信"的道德教育，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永存，无疑是有一定现实的意义和历史价值。

其实，山西商人"舞弊情事，百年不遇"，晋商能在中国商界.中国金融界独领风骚500多年久盛不衰，至今令人深思，令人叹服。2006年新春伊始，央视在黄金时段，隆重推出的45集电视剧《乔家大院》。乔家大院是自觉利用影视资源提高知名度的成功范例。何以有如此巨大效应，在全中国刮起一股晋商文化的旋风。尤其是晋商开创商业股份制和后来票号业的文明先河，令国人耳目一新。中国晋商重在运用"诚信与敬业"的管理机制，灵活多样的营销手段，特别是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上，具有超前的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对今天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中国晋商是有着宝贵的承前启后的借鉴经验。

我们为提高“中国晋商”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世界影响力，我们一定要从“山西会馆”文物建筑遗址和晋商文化社会教育的最广度和最深度上，加强科学性的大力宣传和弘扬，才能真正把中国的“山西会馆”文物建筑遗址和晋商文化社会教育的真实性，申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做好，我们共同探讨晋商文化和现代社会关系，呼吁广大社会共同弘扬传统晋商文化，以义理精神重塑忠实、诚信的传统道德价值观。诚信对于晋商文化和现代社会至关重要。以诚动人，以信服人，商业行为只有依靠诚信的道德支撑才能持久，才能真正立于常青之地。

基于这种理念，我认为晋商文化绝不是无用的历史垃圾，通过宣扬晋商文化伦理、义理可以维护社会诚信和道德，从而推动社会发展。晋商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中华民族商业文明的象征。而如何将这种传统晋商文化运用到现实中，让现代人找到心灵家园是十分重要的。在追求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更重视道德价值，恢复被颠倒的人性观。

晋商文化也是山西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极少出现欺诈等事件。当今社会挖掘中国晋商文化的先进性，为了力图更好的规范现代社会商业"诚信"的道德教育，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永存，无疑是有一定现实的意义和历史价值 。山西这块黄土地很早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既有悠久而厚重的黄河“母亲河”与万里长城真实的文化积淀，不仅培养了山西商人崇礼、重教、讲义、守信、勤劳、节俭等共性特征，而且具有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真实不虚、敢闯敢创的品格。我是把这些山西商人素质的综合体现称作“山西商人精神”

历史是最无情的东西，它可以把一切谎言打得粉碎。有学者认为，清代山西外出经商者有132.7万人，相当山西人口总数的1/10。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晋商的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在中国80/100与90/100的城镇中，是中国晋商开创了以和谐与诚信为主体的物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城镇的商品经济发展。 从中国晋商可以看到，晋商文化勤劳.朴实.和真实不虚的人文内涵，人是构建晋商文化的主体，不仅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中国晋商文化一贯的主题"诚信"，他是象征着永不虚伪。中国晋商以"忠与义"为经商做人的法则和标准，并形成了中国晋商文化健康向上的民族体系，是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创新。应该充分重视这些得天独厚的中国晋商资源优势，加强对晋商文化的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而晋商文化特色鲜明、丰富多彩，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孕育了灿烂的文化，犹如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宝库。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主要是：

篇三：晋商兴起发展原因

晋商是在明初兴起的。导致晋商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明朝为防范蒙古人的戍边措施。1368年建立的明朝，把蒙古统治者驱逐出了中原大地。为了防范蒙古人骚扰和入侵，明王朝从东北的鸭绿江直至西北的嘉峪关一线秣马36万、厉兵八九十万，设立了九边重镇，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个高额的消费区。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近薄九进重镇的山西的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晋商主要是做“食盐”生意崛起的。因为明王朝最初实施“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一直到清朝前期，晋商用牲口驮等传统方式由江南展转向蒙古、俄国贩卖茶叶，也发了大财。

此外还有：

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优势也是晋商成功的客观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生态区可以分为两大块。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东北( 西南向的斜线，这条线的西北是游牧经济区域，而东南是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它们是两类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两类农业生态系统分界线，在北方大体与长城平行。而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于这两种经济区域之间。因此，山西就自然而然充当了促进相互联系和彼此互补的这一角色。作为农耕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中原地区，自古需求游牧经济文化的某些补充。比如游牧地区的特产马、羊、骆驼及皮毛、药材等，这是农耕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因此，蒙古游牧地区对中原农耕社会和生活的补充是全面的，而非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物的交换。只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域，就存在着这种互补。同样，中原先进的农耕社会对蒙古游牧地区在各个方面的“汉化”和补充性更强，也更全面。无论持久的“汉化”，还是时断时续的“互市”，从未隔断过这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晋商就是从明代开始，做边贸生意渐渐壮大的。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清代：实力最雄厚商帮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

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人群起仿效，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祁太平三帮曾有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誉。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设了中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在中国西北地区出产许多名贵药材，如甘草、杨记、房香等，尤其是大量的皮毛诸类商品，须向外输出。那里需要的茶叶、布匹、绸缎需要由外地购进，从事这项交易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商人。

晋商北京独占鳌头 北京商业，自明以来山西人就很活跃，到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粮食米面行，多为山西祁县商人经营；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人经营；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其他如颜料、染纺、干鲜水果、粥行等都是山西人占优势。专为宫廷搬运元宝的"茂盛水"，专为下层人服务的小米粥摊贩，都是山西翼城人。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均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经营的企业。但是势力最大的还是经营货币信用活动的银钱商人。北京前门外的草广胡同、施家胡同、大栅栏、粮店街一带为山西商人聚居经营之地。当时虽然江浙商人、山东商人、潮州商人等都在京城还利，而山西商人则独占鳌头。

活跃在南方诸省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带产茶叶，很早就为山西晋中地区商人经营，最盛时，有一百多家专营商号。广州有一条长街叫濠畔街，其房子多是山西票号、杂货商、药材商修建的。海禁未开以前的广帮，如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的茶叶，如销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潮帮商人又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转销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淮巧轿魃倘嘶钤镜闹匾杼ǎ镏菅紊獭⒔鞑枭獭⒏＝ú松獭⒁约坝沙そ诔龊Ｓ肴毡镜拿骋祝轿魃倘俗钗钤尽?/p>

开拓国外市场 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明代山西商人努力已发展到全国以至东南沿海。其时海禁森严，只限国内贸易。1716年、1727年、1736年多次申禁，仅特许苏浙闽粤人可以出海，故晋商北趋以求陆路与俄贸易。 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互市。从此山西商人便开始向北活动。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两国以恰克图为贸易市场。直到1851年，政府始终不收税，商人获利丰厚，也不像广州那样要经过行的剥削。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采购并加工包装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于恰克图市场。"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

商能够在明清两代兴起和称雄商界，就自身条件而言，可以从各个角度找到各种原因。盐铁丝布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和本土商业的逐步繁荣，是晋商兴起的正面的基础；土瘠民贫、人稠地狭、政策移民、自发移民等情况，是晋商活跃的负面的促进；重仕轻商、崇本抑末等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变，是晋商兴起的思想因素。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这些因素，有的是山西历来如此，有的是许多省份和地区相似，何以在明清时期，只有晋商能独占整头呢?最独特的原因，应该说是山西“极临边地”的区位特点，遇到了明、清两代北方边境两种截然不同、但都能够提供商机的历史条件，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换一个说法，正是这种历史机遇，使山西“极临边地”的区位特点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可以说，这是“天时”与“地利”相结合，再加上人的努力所形成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结果。

明、清两代，中国北方边境的形势都为晋商提供了重大商机，但这两个时期边境的形势又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因而两个时期商机的具体条件也

是极不相同的。这里首先简述明代的情况。

一、明代中国北方边境地区的长期军事对峙和战乱

明朝建立后，中国并没有完全统一。除北部的瓦刺、鞑靼地区外，东北地区的“奴儿干都司”辖区和今内蒙古地区的呼和浩特、河套地区，虽属明王朝的版图，但它并未能行使管理权，实际上只管理万里长城和辽东柳条编以南的地区。北部东起辽东，中经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偏头关)、延绥、宁夏、固原，西至甘肃，共设九镇，号称九边。在明代27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国北部以九边为界，长期处于紧张的南北军事对峙之中，时有战乱发生。

明朝建立之初，曾花了很大力气继续追击元蒙残余势力。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多次出兵塞北，大规模进击就有3次；紧接着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5次亲征漠北，但最终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元蒙势力被迫北归，内部也分化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鞑靼居大漠南北，瓦剌(厄鲁特)居天山南北，兀良哈居黑龙江南、大兴安岭东。蒙古各部虽然被迫北归，但又经常南下扰边，有时甚至长途奔袭，深入内地。《明史》记载：“鞑靼之来也，或在辽东、宣府、大同、庄浪、甘肃，去来无常寇。”(卷三二七)永乐之后，宣德初年，兀良哈朵颜等部“掠永平、山海间”；正统年间，蒙族各部“又屡冠辽东、大同、延绥境”。特别是在明朝已建国80多年的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部也先“诱胁诸番，分道大举人寇”，“也先自寇大同”，竟在大同与北京之间的土木堡俘获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史称“土木堡之变”。从此之后，明朝对蒙古各部的军事转为全面的战略防御，不惜倾全国之力，重新大规模修筑长城，同时进一步完善从洪武初年设立的九个边镇。即便如此，到明朝中叶的嘉靖、隆庆年间，蒙古俺答部还曾突破重重设防的边境，长驱直入奔袭了山西的晋中、晋西和晋东南。北部边镇地区这种长期的军事对峙和紧张的边境局势，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灭亡。

在东北地区，明朝建立后，为牵制蒙古，对女真族采取招抚政策，广设羁縻之所，官其酋长，给敕印，分赏赐，使各统其部，分而治之，隶属于“奴儿干都司”。虽然明王朝在这一带的实际管理权未能实施，当时在东北威胁明朝边境的并非女真人，而是蒙古一部。但到了明万历年间，曾受过明朝龙虎将军封号的建州女真领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后，便在萨尔浒打败明军，攻取沈阳，席卷辽西。皇太极继位后，又避开明军设防阵地，逾长城，入内地，攻掠河北、山西、山东，到明崇祯年间，占领了山海关外全部要塞，改国号为大清，直至最后攻入山海关内，取代明朝，统一全国。总之，在东北边境明前后期所面临的对手不同，但局势的紧张和战乱的频仍则贯穿始终。

二、明王朝为北部边镇大量驻军筹集粮饷而推行开中制

明代北部九个边镇构成的防御屏障，东起辽东镇东海岸，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公里，除发生紧急军情从内地调动援军外，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明永乐年间驻兵数有准确统计，九镇驻兵为863135名，配马342000匹。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一带。一般由宣大山西总督统管的宣府镇边墙为511公里，驻军151452名，配马55274匹；大同镇边墙323公里，驻军135778名，配马51654匹。再加上大同镇西的山西镇(偏头关)和紧邻的延绥镇，这4镇驻军共39万余人，配马近16万匹。 大批兵马需要巨额粮饷供应。据《明会典》卷二八载，明初永乐年间，九镇主、客兵岁支粮食(含屯粮、民运粮、漕粮)共需469万石，京运银43万余两，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又据《明史·食货志》载，九边主、客军岁支粮食153万余石，各项银587万两，饲草753万余束。两个数据反映不同时期的情况，前者粮多银少，后者粮少银多，但总规模都相当巨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应的矛盾，明王朝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对晋商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开中制。开中制是在历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制度的基础上，明朝政府为解决边饷实行的重要政策措施。当时商人贩盐必须按官府要求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物资。为此，必须取得充当合法盐商的资格，得到刊刻于铜板的“引目”(护照)，运粮到边地向边仓交纳，领取证明“勘合”，上写纳粮数目和应支盐数，然后凭勘合向所属盐运司领取“盐引”，到指定盐场(如河东、长芦、淮浙)支盐，运到指定地区销售，获得相应利润。这就是所谓“纳粮中盐”，通过这种办法向私商开放历来实行官卖、不允许私商经营的食盐，便谓之“开中制”，实际上就是国家向商人出让盐的专卖权，以换取边镇所需的粮饷供给。

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镇。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向朝廷建言：“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德州)运至太和岭(山西朔州马邑)，路远费烦，清令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实录》卷五

三)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次年制定全国中盐例，实行了开中制。中制在执行过程中又分不同阶段。据学者研究，第一阶段为洪武初年，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明史·食货志》)，即召商运输官粮到边地换取盐引。第二阶段始于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即纳粮中盐阶段。在纳粮中盐过程中，有些商人为免运输之烦，就在边境雇人耕种生产粮食，于是产生了商屯。还有些商人专事在边镇纳粮，中盐后将盐引转卖予其他商人，由这些商人专事在内地运销食盐，于是又产生了边商和内商的分离。第三阶段开始于1492年(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明史·食货志》)。从此，开中制由纳粮改为“折色”。“折色”即“折成银子”，商人不再纳粮于边，而是直接到各盐运司交银子，换盐引，由国家集中银两后分给各边，采购粮饷。实行折色制后，有一批继续从事盐业的边商便移居食盐产地，转为纳银中盐的内商。 由于纳粮中盐的报中地点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相当长时间宣府镇的粮饷也由大同镇供应)，因而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逐步取得了贩运盐的特权，成为纳粮中盐的边商中的基本商人。所中之盐遍及全国主要盐区，以淮浙、长芦、河东三处为最。中盐后的行销区域十分广阔，仅河东盐的行销区就有11府20州，地域包括山西全部及陕西、河南大部，加上长芦盐和淮浙盐的行盐区，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这就是山西商人形成“贸迁四方”商俗的重要原因。同时，实行开中制，除纳粮外，还有纳棉、纳布、纳马、纳铁中盐等方式，也促进了山西商人向多行业经营的发展。而且中盐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明人胡松说：“夫一引得白银六

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致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明经世文编》卷二四六，《陈愚忠效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山西商人集粮商、盐商于一身，于是迅速兴起。

三、北部边地有限开放的马市与茶市

尽管明王朝也曾希望蒙古各部“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贾贸易，一从所便”(《明太祖实录》卷十四)，但由于北部边地长期的军事对峙和不同时期张弛程度的变化，明王朝对蒙古各部实际上一直实行经济封锁与有限开放相结合的贸易政策。

本来汉蒙两族之间贸易互补性很强，蒙族需要内地的粮、布、棉、丝、铁器和其它各种生活用品，汉族也需要蒙族的马匹、皮毛等物资。但明王朝为了削弱蒙族各部的军事实力，不得不实行物资封锁，特别是严格禁止能够制作马刀和弓箭的铁及铁制品流入蒙古地区。可是一味封锁也行不通，一者汉族军民特别是军队对马匹等物资有着巨大的需求，二者随着边地局势时而紧张时而弛缓，有时蒙族各部以扰边的军事压力要求开市，有时又以和平的方式派使请求开市，因此在实行经济封锁的同时，又实行有限开放的政策，即在边地的少数指定地点，断断续续开放军事管制下的马市和茶市贸易。

1405年(永乐三年)三月，明成祖朱棣下令设立辽东马市，地点在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值，即遣归”(《明大宗实录》卷五二)。1429年(宣德四年)，又设宣府、万全、张家口堡马市。1434年(宣德九年)，设山西水泉堡马市。1438年(正统三年)，又设大同马市。但在1449年(正统十四年)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部大举入塞，俘获明英宗，发生“土木堡之变”后，马市一律关闭。此后近30年间，边外民族屡请复市不许。复市不许，就来扰边。明王朝迫不得已，于1478年(成化十四年)复开辽东马市。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于1551年(嘉靖三十年)“召集虏酋宣谕威德，果能约束部落再不敢犯塞，许于大同五堡边外开立马市”(《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一)，并许宣府、延绥、宁夏诸镇，听各督抚官酌量地方，与就近各夷部落开市。宣府马市设张家口堡、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5处。从此，马市稳定达100多年。

马市有官市、民市之分，官市由明朝官府与蒙族直接交易，民市是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易。在正统年间关闭马市前，主要是官市；民市只是官市的补充，规模很小，这一段的马市可称为官营阶段。成化、嘉靖年间复市后，商人大量参与，可以称为官商共营阶段。当时的贸易量增长很快，而且商营数额远超过官营数额。黄鉴晖所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依据历史资料统计：(1)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官府易马数在1572年(隆庆六年)为7845匹，到1573年(万历元年)就增为19103匹，增加1．7倍；(2)1571年(隆庆五年)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堡、山西水泉营4处马市，官、商市易牲畜总数(含马、牛、骡、羊)为29030匹(只)，其中官营数只有7030匹，商营数为22000匹，占到75．7％。商人参与马市，把全国各地的绸缎、布匹、米粟、盐茶、铁锅等贩运至边，易换蒙族的马、骡、牛、羊及其它畜产品，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厚利。

在设立东马市的同时，明代仍实行茶马法，开设西茶市(亦称茶马市)，并数次实行“招商纳马给边，以茶偿之”的政策，与西番以茶易马。明太祖朱元璋曾宣谕过：“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商人，人我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朕复敕吾吏民，不得恃强欺谩番商，由是尔诸国商获厚利，疆场无扰，是我中国有大惠。”(《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弘治年间，督理陕西马政的大臣杨一清在奏折中曾讲到：“自弘治十八年为始，听臣出榜召谕山陕等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可见山西商人也参与了西茶市的贸易活动。 山西“极临边地”，正处在北方游牧地区和中原农耕地区的中间地带，历来在两种经济的互补贸易中占有优势。明代马市和茶市的开放虽然是有限的，但也给山西商人带来了新的重要的商机，山西商人充分发挥了其优势，成为茶马互市的主要力量，并使张家口、大同、杀虎堡等处形成了与山西商人密切相关的边镇市四、明前期的大规模移民政策

山西地狭人稠，土瘠民贫，加之十年九旱，民食不足。元末明初，中原和江淮由于兵荒灾疫严重，人口大量减少，而山西特别是南部和中部，战事较少，人口相对增加。以1381年(洪武十四年)为例，山西人口达4030450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30万(《明太祖实录》)。为此，在洪武、永乐年间，由政府组织，从山西移民18次，近百万人。所迁之民大部来自平阳、太原两府和泽、潞、辽、沁、汾5州，安置地区则有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其中，1402年(建文四年)和1404年(永乐二年)曾两次从山西移民，“以实北平”。此外，当发生较大灾荒之时，还有众多的山西灾民逃往异乡，附籍当地。内蒙古的南部特别是河套地区和河南等省，都是山西灾民的落脚之地。大规模有组织的移民和不断迁往各地的逃民，必然增强山西与各地的联系，增加山西人外出经商的机会。这就为晋商涉足京师，并向冀、鲁、豫、陕和内蒙古等地的开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