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的小说

篇一：树立正确的人才观-许志同

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一根甘蔗，被置于两位评委面前，是优是劣，等待评判。一评委观其梢部，只见其梢干瘪、瘦小，乃曰：“劣”。另一评委端其根部，自然是汁液饱满，乃曰：“优。”同一根甘蔗，放在不同的评委面前，其评判的结论也是截然不同：一个是零分，另一个则是9.99分。

看了这幅漫画，让我不禁哑然大笑，继而则是悚然一惊：“好在评判的是一根甘蔗，假如是人呢？或者是其它要事呢？岂非要酿成大祸不可。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取材用仕的关键是既要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公平，又要做到扬长避短，知人善任。这方面，汉高祖刘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记得他曾经对大臣们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及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供给军饷，支援前方，我不及萧何；指挥百万军队，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不及韩信??但我能任用这些杰出人才，这就是我能够一统天下的根本原因。项羽虽得范增，但不能做到知人善任，空有一腔热血，一身本事，到头来也只落得个“乌江自刎”的悲惨下场。大臣们听了这番话，无不心悦诚服。

“量力而任人，度才而处之”。刘邦用人杰，而安天下故事，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何谓“正确的人才观”，放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就是大力培养学生的特长，做到因材施教。这与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并不矛盾。因为素质教育的本身不单单是针对一个学生的全面教育，也不是要求他们在所有方面都能做到最好，而是针对所有学生的个别教育，即：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个性，呵护他们的心灵，制定符合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规划。只有这样，孩子们才爱学、乐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是经世致用的大才、奇才。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它要求肩负着民族振兴的“伯乐”们，在取仕用人时，一定要“不拘一格”，有所创新。时代的发展，离不开各式各样的高素质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切不可盲人摸象，以点盖面；更不可偏听、偏信，任人唯亲，而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全面、细致的考察，把真正有本事、有能力的青年才俊选出来、用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充满活力，我们的民族才能充满希望！

（语文备课组长：许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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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近三十年《周颂》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诗经? 周颂》研究综述

文学院 冯雪梅

摘要：近三十年的《周颂》研究突破了较为

单一的史学取向而向多视角拓展，学

者们从文化、文学、宗教等方面对《周

颂》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研

究的视野不断拓宽，研究也不断走向

深入。

关键词：80年代 《诗经? 周颂》 研究 综述

作为周王朝的庙堂音乐，《周颂》用于

祭祀祖先和神灵，在内容上主要为歌颂祖先功德和祈年佑福，被视为庙堂文学，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与风诗都有差距，因而学界研究重点多集中在风诗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周颂》在《诗经》研究中一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八十年代后，学者们渐渐意识到颂诗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对颂诗日益关注，出现了一批研究《周颂》的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研究《周颂》并取得了

程度不同的研究成果。

一、对《周颂》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周颂》三十一篇在内容上多为赞颂祖先和神明，创作者多为统治阶级，或是帝王，或是史官、巫师，因而建国以来学界多认为其是歌功颂德的文学，没有什么思想意义，对之进行肯定的学者也只是肯定其史学价值，把之作为分析西周社会制度和阶级构成的史料依据，建国以来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也只是简单的肯定《周颂》中农事诗的价值。8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纠正了以前的阶级分析法的偏颇，对《周颂》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不仅肯定了《周颂》的史料文献价值，亦肯定了《周颂》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价值。前者如杨晓斌、富世平《〈诗·颂〉正名》（《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9期），此文通过对《周颂》具体文本内容的考察，指出《周颂》诗歌虽大多为歌功颂德作品，但其内容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实录，具有文献价值。较之建国时期只对《周颂》中的农事诗史料价值加以肯定

相比，此文的考察对象更为宽泛，对《周颂》的史学价值认识亦更加深入。而更多学者则从文化史、文学史方面肯定《周颂》的价值，这类论文主要有：王潜生《论周初颂诗的思想性》（《文史杂志》，1987年4期）、《再论周初颂诗的评价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6期）、刘操南《〈诗·周颂〉中没有合理内核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1期）、蔡守湘、朱炳祥《人类精神初觉醒的产物――论〈周颂〉在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3期）、瞿钧《怎样评价〈诗经〉中的〈颂〉――兼评刘大杰论〈颂〉诗的特点》（《古典文学论丛》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9页）、夏传才的《论西周的颂歌》（《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102页）、成顼《〈诗经〉颂诗再评价》（《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3期）、李金坤《关于〈诗经·颂〉诗评价的几个问题》（《冀东学刊》，1997年3期）等。这些论文对《周颂》体现的主导思想倾向加以肯定，认为不能因其是所谓“歌功颂德”就一味加以否定，而应把

它放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周颂》中反映的敬天保民、敬祖重德思想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世亦产生深远影响。对《周颂》价值的重新认识有利于《周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从宗教方面进行的研究

《周颂》作为周代统治者的祭祀歌诗，

其主要内容为祭祀祖先、神明，祈福，表现出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拜，具有明显的宗教意味，从中不仅可看到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更能看到周人的宗教思想，而这对于后人了解周民族思想传统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因而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周颂》是很

一些学者们的研究是从宏观的角度整

体把握《周颂》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意识，如孙克强、耿纪平的《〈诗经〉与商周宗教思想、审美观念的变化》（《河南师大学报》，1998年2期），此文考察了《周颂》与《商颂》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和审美观念，认为周人的宗教思想已不是商殷人的帝祖合

一，而是帝祖分离，以德释天命，在祭天、祖时更重现实和人事。周小兵、王志忠的

《〈诗经〉宗教现象原论》（《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2期）一文则不仅考察了雅诗颂诗所反映的初民的宗教行为、心理和宗天思想，且深入探究了其形成原因，认为初民对未知世界尤其是死亡的恐惧是其宗教思想的基础，并认为雅诗、颂诗所体现的宗教情感体现了中国宗教情感的人文精神，隐含了寓政权于神恩的主题倾向。此文比之其他同一角度研究的论文则其研究更为深入，研究的视野也较之拓宽。华锋《试论〈诗经〉中的宗教意识》（《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5期），刘朝谦《西周政治在祭祀诗乐中对自身本质的体验》（《音乐探索》，1991年4期）,许志刚《〈诗经〉与周代宗教文化》（《诗经论略》中编，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274页）亦属于此类。

另一学者则是对周人宗教思想中的某

一特定观念进行研究，如褚斌杰、章必功的《<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

（《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6期），郭杰的《从

篇三：穿起战袍的水乡女作家

穿起战袍的水乡女作家

——记革命烈士许崇道

让我独个儿去踏平了敌人的战壕，

杀尽了敌人的凶暴，残酷……

这是一首叫做《我们的冤仇原已不少》抗战诗篇中的诗句，诗文充分表达了一名革命战士即将远赴疆场，勇于杀敌报国的强烈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但是它的作者不是一位铮铮铁骨的七尺男儿，而是出自一位从水乡古镇走出来、年仅17岁的女生之手。这位女生名叫许崇道。

许崇道，1920年出身于风光秀丽的淀山湖畔金泽镇的一个进步文人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她的父亲许志和，毕业于上海神州大学，是位思想进步酷爱自由民主的文学爱好者。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思潮已经渗透到江南水乡。父亲许志和反对北洋军阀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对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常用激愤的语言抨击，这对许崇道幼小的心灵以深刻的影响。那是许崇道最幸福的的一段时光，家境清贫，全靠母亲黄佩忍以刺绣、缝纫等女红所得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黄佩忍是

位热爱新思想、贤淑勤俭的知识妇女，一度在金泽镇创办学塾，自己执教。许崇道的启蒙学习就是在这所学塾中进行的。许崇道小学毕业后考入青浦县初级中学，学习期间，爱好写作，她的作文时常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赏。后因经济困难，以优异成绩转入吴江县乡村师范学校，她更刻苦勤奋地学习。有一次江苏省教育厅举办的中学（师范）生作文比赛，许崇道的作文选编入《江苏省学生优秀作文选》。她平时喜爱阅读进步书刊，读后常与母亲讨论交流心得，并且将自己的见解写成文章。1935年进入上海幼稚师范学校学习，在校接触到更多的进步书刊，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课余就家乡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和反动统治者得残暴行径作为写作题材。于1937年她创作了短篇小说《慑服的暗角里》、《上海在乡村里》等作品，发表于上海发行的《女子月刊》上，一时传送乡里，成为青浦文化界有名的女作家。

1937年夏，许崇道毕业于上海幼师学校。“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她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并受党组织派遣与母亲黄佩忍一起在难民收容所工作，安排难民生活。除了忙于救亡活动外，她还挑灯夜战，创作了许多抗日诗文，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教育。而诗篇《我们的冤仇原已不少》就是创作于这国难当头。

在这篇诗文中，许崇道积极鼓励和动员全体女同胞们快快觉醒，不要“寄生在丈夫的怀抱”，不要“偷生在礼教的毒槽”，

不做“笼中的小鸟”和“咪咪的小猫”，动员大家团结起来，“不要怕劳，不要胆小”，赶快到战场去报到，“穿起战袍”，“吹起军号”。她激动地写道，女同胞们“只要过了艰与难的桥，我们可以看到光彩万条，向我们照耀！这便是奋斗的功劳！……先前跑，获得我们的所要……”从而发出了当时抗日青年为民族危亡而奔走呐喊的誓死之言。

为实现自己北上投入抗日第一线、穿起战袍的愿望，1938年初，许崇道由党组织安排经香港赴延安学习。她到达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与战友缪伦结婚。1939年初，许崇道随部队来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在新四军第八军团留守处电台任职。1939年11月11日，留守处突遭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土匪、常备军及第一战区豫南游记司令戴民权部1800余人的围攻，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确山惨案”。许崇道随部队血战数天，突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得以幸存。当时的工作条件极其艰苦，她一心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置个人生命不顾，日夜坚守岗位，恪尽职守。她虽然身材矮小，但每有战斗，必身先士卒勇猛善战，深受战友们的爱戴。后电台转移到湖北孝感县北边的花园山一代，许崇道担任电台制图室指导员，从事军事电台和绘制军用地图的工作。当时孝感地处全国中心，电台通讯联系延安及我党的其他各地区，对抗日斗争中我军决策，关系十分密切。许崇道能迅速及时准确地传递军情，受到领导的赞扬。虽然生活艰苦，工作繁忙，她还是抽出时

间，以战地生活为题材，创作革命诗歌和小说，极大地激励了战士们的抗日热忱。

1944年，日军大举进犯花园山地区，形势异常严酷，新四军投入了日以继夜的战斗，抗击日寇的围袭。此时许崇道正在坐褥分娩，但情势险恶，奉命于雨夜随部队仓促撤退，不幸在孝感县孙家店附近的崎岖山道上光荣牺牲，孩子也下落不明。她所创作的大量革命诗文，仅存发表于《女子月刊》的三篇，其他则散失殆尽。

1984年，许崇道之弟、著名法学家许崇德教授在《中国老年》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了《静园诗稿.寄外甥》一诗，深切表达了对其姐和外甥的思念之情。

生于战乱未相逢，消息杳沉四十冬。

欲剖舅心言母志，强思姐貌拟甥容。

风侵旧袖啼痕淡，雨袭?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夭萆ā?/p>

幸若尔身能在世，耕勤勿忘觅遗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