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话题失独

篇一：2015年政法干警申论写作备考：关注失独家庭(范文)

http://ha.huatu.com/ 2015年政法干警申论写作备考：关注失独家庭（范文） 2015-04-24 09:16 公务员考试网 / 作者：华图教育 来源：华图教育 【导读】申论让很多考生与梦想失之交臂，所以做好申论备考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中最难的要数申论作文，而优秀的范文是申论写作绝佳的参考，能直观的了解与学习申论作文的写法。为此，小编特为考生分享申论写作范文：关注失独家庭，希望给予参加政法干警考试的同学做借鉴和参考。

为此，小编特为考生分享申论写作范文：关注失独家庭，希望给予参加政法干警考试的同学做借鉴和参考。

独生子女是父母唯一的希望。当独生子女先行去世，生活上的孤单、经济上的匮乏，心灵世界的空去一齐涌来，成为一种折磨。相比生活上的困难，更令失独老人畏惧的是精神空虚。甚至有的人寄托于宗教，在寺院中度过余生。

其二，失独老人没有子女，也无法进入养老院。失独老人的养老是个大难题，如今各地的养老院大多不接收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因为目前我国福利性质的养老院极少，根本无法满足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社会需求，多数养老院都是盈利性质的，一切都是向钱看，不以人性关怀为主旨。而且入住养老院都要有子女签署委托手续，目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无疑“失独”老人自然将被所有这一切苛刻的条件规则拒之门外，无依无靠，衰老失能，其命运之凄凉可想而知。正如有的失独父母所忧虑的，我们这群人最后甚至可能面临的就是没有人为我们签字而无法火化的惨状——这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老病孤独死在家中无人知道的事件多有发生已不再是新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在持续推进对失独父母群体的关注，但主要还偏重于经济扶助。失独父母生活面临多重问题，仅靠经济补助并不能解决。更何况，目前各地对失独父母补偿金额偏低，难于解决失独父母的养老问题，更无法弥补失独父母情感上的空缺。从目前来看，国家层面还没有专门针对失独父母的制度化帮扶措施，各地措施存在形式单一、政策不衔接、标准低、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政府有必要建构失独父母民生关怀体系，给他们营造一个关爱的社会环境。

经过严寒的人，会倍感太阳的温暖；人生遇到灾难，才最懂得爱的力量。有人说，快乐与人分享，快乐就会加倍；痛苦有人分担，痛苦就会减半。一句关爱的话、一个温情的眼神，往往能弥补失独家庭的点点伤痛。在现有机制中，多添加一点人性关怀，也许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一方面，“失独父母”需要制度救济。政府应用社会抚养费，建立失独保险和计划生育失独基金，来优先用于失独父母。这不仅能帮助那些陷入养老困境的失独父母，而且也能使社会扶养费体现出“取之于超生，用之于失独”的本质属性。与此同时各地从实际出发，在经济补助、生活帮扶、心理疏导、养老关怀等方面出台系列措施。可对失独父母进行分类指

导，对于经济困难的，让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经济能力较强的，可重点在精神慰藉上予以帮助，比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对他们开展心理辅导、家庭护理、陪伴、临终关怀等多元服务。而且现在不少失独父母的共同愿望，就是建立一个属于失独群体自己的养老院，因为只有这些失独父母待在一起，他们的心理才没有芥蒂，并且能够互相帮助。

另一方面，社会关爱需跟上。 即使保障了养老，也不能释放失独父母的内心之痛。对于这类失独人群，仍余力的一些社会组织应该考虑花上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他们。政府也应该为失独家庭专门建立一些在精神层面上互相交流活动的场所，为这些特殊家庭办实事，解决他们老年后在经济、精神层面的实际困难。因此，针对失独父母，有必要在财政支撑下，建立起心理治疗机构、社区、政府等多方共同参与的精神救济机制，并将其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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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2015高考作文素材(1)

2015年高考作文素材

1.“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能说明啥

2. 给“失独”母亲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3. 治理“发文收费”行为要有法治思维

4. 我们都是“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模特”

5. “海星之死”不能简单归罪于游客素质

6. 就算领了奖金，也无损“中国好闺女”之名

7. 广告上政府官网，只是因为缺钱吗

8. 索赔遗书是医患恶化下的负面想像

9. 塞班岛刷朋友圈都能免单吗？

10. 直销企业超大旅行团要的就是关注

11. “国家规定是狗屁”，权力咋这么狂妄？

12. 朋友圈里的母亲节，未免有离题之感

13. 不能听任“挂牌督办”沦为一纸空文

14. 护士的“梦想”为何几十年难圆

15. 5.12，一樽还酹汶川

16. 我们该给抑郁症官员开出怎样的药方

17. “按人头摊派”暴露公共治理能力短板

18. 地方公车改革需要多元化样本

1.“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能说明啥

朱昌俊

河南安阳准毕业生孙梦涛，大学四年狂揽65个证书，连续两年综合成绩全专业年级第一，创办过志愿者服务队，当过大企业董事长助理，开过传媒工作室，可如今凭借着这么多的优势，却找不到一份称心工作。要毕业了，他却又面临一份考卷：是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5月10日《东方今报》）

“大学生4年拿65个证书，投50份简历未获面试通知”。这样的新闻标题与数字映衬出的对比，确实惹人眼球。在“重学历，轻能力”的用人倾向屡屡受到诟病的今天，仅从标题看，孙梦涛的遭遇无疑又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注脚。但客观而言，只要通读新闻，了解到这位大学生的遭遇后，相较于同情，恐怕更多的应该是疑问。65个证书，连续两年综合成绩全专业第一，且并非通俗意义上的“刷证族”：创办过志愿者服务队，当过大企业董事长助理，开过传媒工作室。可谓专业、实践两不误。这样的学生相信即便在重点大学也并不多见。所以疑问来了，真的优秀至此，为何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报道中，只用了“从今年3月份至今，他投的简历有50余份，却没有收到过一回面试通知”来形容其找工作的失败。但对于找什么工作，他对工作有着怎样的要求，报道却语焉不详。如此将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单方面归咎于用人单位“不重能力”，已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事实上，较之于争论是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这个故事中的两个细节或倒是能让人看出一些端倪。一是“孙梦涛望着这些证书，有说不出的成就感，他觉得证书能证明他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孙梦涛觉得这些证书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是一种自信。但若将证书完全等同于自己找工作时的一种能力凭证，那么未免存在一种误判。

去年有媒体在一篇“证考得越多，越好找工作？”的报道中就指出，近年来，不少在校大学生热衷于考取各种资格证书。在一些人看来，这能让他们在找工作时有更多“砝码”。然而，有关人士指出，由于考试太多、证书太滥的问题突出，有的年轻人“手上拿着一大把证，可就是找不到工作”。孙梦涛或正是有关人士所指的“有的年轻人”。那么为何用人单位反倒对于证书太多的应聘者“不感冒”？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不少招聘者已经注意到证书泛滥之下所可能存在的“能力泡沫”，故而会刻意去规避那些“考证族”而更看重实际的用人需求。这应是证书泛滥现象所激发的反向作用。

第二个细节是，找工作遇阻时，孙梦涛并未过多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从一位学长那得到启示：学历远远比证书要重要。即便说这一结论在学长的身上得到了应验，但孙梦涛找工作的失败就一定源自于此吗？这样的因果论至是少值得怀疑的。譬如此前有媒体报道，从2009年到2011年，硕士生的就业率已经连续三年低于本科生。我还注意到的是，孙梦涛在毕业之前就成为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助理”，但后来“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便辞去董事长助理工作，回到校园内复习考研”。这种转变是否也是源自学长的“经验”？而孙梦涛先后经历了董事长助理、考研、创业、找工作等系列的转变，这种“不够专一”是否也构成用人单位对其的不佳印象？

不可否认，当下社会的招聘中确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重学历倾向，但对于个人而言，不管外部条件如何，成功就业只能更多从自身上找原因。一味将原因推给大环境或是跟着他人的“经验”跑，诸如信奉“学历远远比证书要重要”至少是不靠谱的，何况证书并不一定等于能力。因此，还请理性看待这则毕业季的就业报道，它应该让更多的人去理性看待“证书”的价值，看待能力与学历的辩证关系。而不是以“65个证书仍找不到工作”去论证“能力与学历”倒挂的严重性，如此只能形成更多的误导。（朱昌俊）

2. 给“失独”母亲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张 剑

有这样一群母亲，在今天这个属于她们的节日里，不，在几乎所有的节日里，都得不到来自孩子只言片语的祝愿。与其说她们活在当下，倒不如说她们活在愈加虚无也愈加痛苦的旧日记忆中。她们是“失独”妈妈。她们前半生的天伦之乐和后半生的幸福晚年，随着子女的死亡，通通消失不见。（5月10日《新京报》）对“失独”母亲来讲，过任何一个节日都可能是一种煎熬。这种煎熬不但体现在对故去孩子的无尽思念中，更体现在对自己往后生活的茫然无措感里。然而，比这更痛苦的是，当整个社会都在类似的节日里掀起某股庆祝热潮时，她们却只能在凄苦的自我空间中接受着被忽视和被冷落的现实，这既失去了孩子的祝福又得不到社会关爱的双重窘境，不但不能让她们体会到来自节日的半点快乐，反倒给她们增添了无数的哀伤。

资料显示，我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且每年还在以7.6万的速度增长。而这庞大数字的背后，既是“失独”家庭渴望被关注的沉重现实，更昭示着相关部门未来一段时间在这个领域应该努力的方向。因此，在母亲节这天，当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向母亲表达自己爱意的同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更应该以负责的姿态去向这群特殊的群体表达自己的关爱，并发自肺腑的向她们说一句节日快乐。因为她们也是母亲，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在他们的孩子“离开”之后，给予她们必要的关心与关爱，这既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那么，究竟该对她们施以怎样的关心呢？在我看来，物质上的必要救助肯定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环，但仅有这样的救助却远远不够，因为较之于失去孩子可能带来的物质贫乏，“失独”家庭最难以释怀的仍旧是来自于精神上的伤害。而这样的伤害却恰恰最为隐蔽，持续时间也最长。因此，如何减少精神上的创伤带给他们的摧残，便成了当下社会最该解决的问题。

相关部门首先应该做的便是，对这些“失独”者们进行必要的心理评估。这项工作做起来可能非常困难，也肯定会遭到“失独”者们的强烈反对，但要知道的是，只有建立在对症下药上的关心才可能在现实层面收到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如果缺乏这一步，那么，再多的关心也只可能在表面起到延缓伤痛的作用，却不能在实质里对问题的解决起到绝对的帮助。

除此之外，也应该发挥社区的积极作用。因为对于这个大环境而言，社区是“失独”者们每天都需要面对的“小天地”。那么，社区便不妨以自己的特殊优势，或通过建立社区聊天室来排遣他们的忧伤，或组建志愿者团队，对“失独”家庭定期探访，或通过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让他们在这样的互动中找到生活的积极意

义。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组建“失独”家庭同盟来让“失独”者们在相互的倾诉与倾听中，找到生活前进的真正动力。

因为只有这样，“失独”家庭受到的伤害才可能在我们的关心下慢慢降低，而那些终日活在阴影和痛苦中的母亲才可能在这样的关注中走向阳光。这样的行动，或许才是给母亲们最好的节日礼物吧。

3. 治理“发文收费”行为要有法治思维

堂吉伟德

最近，汉中市汉台区铺镇一些店面和单位有些头疼：因为镇政府下文件向他们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费”。铺镇镇政府坦称收费文件没有物价部门的核批。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范钦说，此事中，镇政府收费并没经过物价部门审核，收费不合法。目前，铺镇镇政府已收回收费文件，叫停此次收费行为。（5月10日《华商报》）

没有物价部门的审核，自行发文核定收费标准收费，这样的现象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并成为“红头文件乱飞”一种具体体现。当然，后续的处理方式也如出一辙，先是因为涉嫌乱收费而引发舆论关注，然后又以收回或者叫停文件作为终止，循环一圈之后似乎无任何事情发生一样。比如几年前，贵州铜仁市德江县为让干部职工了解扶阳古城文化、宣传扶阳古城，发文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到扶阳古城旅游，每人收费150元，该费用由各单位用福利待遇等方式支出，结果反响强烈之下以文件停用作结，然其造成的影响至今都没有消除。

类似的“收费文件”有多少件，目前没有具体而权威数据，不过通过一些零星的信息，还是可以以管窥豹。近年来，各地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多轮清理，每次都能废止大量的违法违规的红头文件，并以此遏制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行为。然而每次清理之后，类似的行为又再次发生，从而陷入了“清理——膨胀——再清理”的恶性循环。

究其原因，皆在于权力之手乱伸，而制度层面对此又缺乏约束。按照《立法法》或者《行政诉讼法》的要求，红头文件的产生必须依据于法律法规，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制原则。然而在人治思维和权力滥用之下，这一底线没有得到坚守，也因为缺乏敬畏而被轻易突破。诸如乱收费等“三乱现象”，国家曾多次发文禁止，并开展了数次专项整治行动，然而依然有“发文收费”的明目张胆，一些地方和部门总习惯于使用“红头文件”来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等，一方面折射乱作为现象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则又暴露出约束机制的孱弱无力。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必须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既要对违法乱收费的行为给予纠正，又要对签发文件的责任人，给予问责追究。若是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只有禁项要求而无问责条款，既无以真正形成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也不符合法治的基本要求，建设法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治理“乱发文件”可作为检验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不合法的“红头文件”一直任性存在，跟约束机制缺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便新《行政诉法》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认定 “红头文件”是合法还是不合法，被视为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然而，对于违法红头文件被

被审查之后，是否承担责任，谁来承担责任，却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导致这种司法层面的胜利，还不足以形成对权力本身的威慑，限权的效果就会因之而打折。从这一点来说，在认定红头文件违法之后，应尽快建立追责机制，“谁签发谁担责”的责任归属问题，也应当升到法制的层面，并由此为实现法治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4. 我们都是“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模特”

高亚洲

有人统计过，中国人一生要办103个证。出生证明、就学证明、工作证明、死亡证明??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一位公民被有关部门要求开具一张“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证明。而在泉州市区的黄阿婆，也遭遇了类似的奇葩事——证明自己还活着。（5月10日东南网）

如同那只蝴蝶在巴西轻声振翅，在一个月后逾越千山万水到达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一个月前最先在一篇评论中得以提及的“证明我妈是我妈”，在一个月后，成为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话题。庙堂之上的一番言说，将“证明我妈是我妈”推置于舆论风暴口，也由此击中无数人内心难以言说的“块垒”。在持续发酵的证明热中，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从“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到“证明还活着”，轮番着给“奇葩证明”涂抹怪诞的脂粉。溯源“证明”之最初，因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流动的人身依附，一纸证明成为大多数时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证”。如今，虽已作别那个无证不换的计划年代，但我们所身处的仍是一个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上的陌生人社会，这也决定了在社会的公共管理中，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破解信息壁垒所带来的管理障碍。于此而言，纵是对“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有所唏嘘，但是仍需进行情绪上的脱敏，客观正视证明的合理存在——开证明，所指向的乃是便民的公共服务。

于此而言，证明是没有原罪的，真正让人情绪不淡定的是，这种看上去颇有哲理意味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式证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务中的刻板与冷傲，在所谓“规则”的悍然中，让办事者“折腾来折腾去”。而能折腾的远不止这些看上去怪诞的“证明”，从出生开始便“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但是，这中间有多少是属于瞎折腾的“证明”呢？

所谓人在“证”途，本身便是奇葩的存在，而再去仔细打量这苍茫的“证”途之上，又有多少是陷入了那相互核实、相互推诿的“死循环”呢？部门间牛气冲天，爱理不理，任由办事者如无头苍蝇煎熬不已，稍有追问，便抛出“规则就是这样的”，堵得来者无话可说。如此种种，正是公共管理中过于冷漠的“平庸之恶”，成为民众心头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平庸之恶”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计划时代管理惯性，也有权力边界不清使然，而另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丛林法则的坚硬存在。丛林法则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推崇的是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的，换言之，在这种态势下，规则式微、暗流涌动。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边是“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不容辩说，另一边却是“交60元给旅行社便轻松搞定”；一边是人

篇三：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6月号第7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6月号第7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6月号第7辑红笺一叶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6月号第7辑

太子头上的

1.召唤出死刑就能灭得了人贩子？

2. 城中看海追问城市良心去哪儿了

3. 所谓香艳谈资，终究是受害者的苦难

4. 社保捆绑工资，说好的适当下调呢

5. 别让繁琐审批成为龙舟赛的梗阻

6. 网络营销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7. 莫让留守儿童成为变相孤儿

8. 留守问题不容再停留、保守

9. 网络端午开启线上线下过中国节时代

10. 以屈原精神砥砺品格锤炼党性

11. 大学生应该补上毕业消费这堂课

12. 别让建议涨薪沦为春梦一场

13. 父亲节的父亲不该孤独

14. 纪检干部：强化四种意识除四气

15. 北京为失独老人建养老院，值得点赞

16. 端午小长假，盘点就怕无文化

1.召唤出死刑就能灭得了人贩子？

邓海建

6月17日，一个关于人贩子应不应该判死刑的话题，在微信朋友圈蔓延，经过十几个小时持续发酵，或评论该话题的网民不计其数，大家纷纷留言表达自己的看法。拐卖人口导致一个家庭的破碎，人贩子令人深恶痛绝。然而，对人贩子的惩罚是不是应该判处死刑、死刑真的能够抑制拐卖人口的犯罪吗？这些问题，众说纷纭。（6月18日《深圳晚报》）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乌合之众。当舆论风暴裹挟感性抒情汹涌来袭，一不小心，就会掐灭了理性的念头。譬如突然之间，17日的微信朋友圈被支持人贩子全部死刑帖子刷屏了。新一轮的是中国人就、是妈妈就，以撕心裂肺又感同身受的姿态，仿佛自带追光灯与背景音乐，瞬间点燃了良知者的激愤。

然而，惩戒人贩子的公义，恐怕不能以《失孤》中寻亲父亲的角度去裁量。客观公允，是世道人心的标准。那么，我们常说人贩子该死，其实就像我们诅咒堵了消防通道的私家车不得好死一样。这种该死，更多是道德层面的泄愤，而非亲手拿凶器去千刀万剐的快意。 天下无拐，这是人间臻境。这些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人贩子拐卖？眼下并无确凿的证据。此前有数据说，中国每年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其中成功被找回的大约只占0.1%。对此，公安部打拐办主任曾回应称，这些数字纯属谣传。目前儿童失踪被拐基本都发，会有网友立刻发给我，看看我的，发案很少。而最高法提供的数据称，2010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7336人，重刑率达56．59％。如果儿童被拐案件本就——发案少、量刑重，再横加个死刑，有必要吗？

关于死刑存废，即便在法理上，历来也是争执不休。专业辩争是学者们的事情，以下几

个维度，起码可以从常理常情上思考：一则，《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换句话说，面对最罪无可恕的杀人恶行，刑法从没有默认杀人必死的逻辑，那么，人贩子必死合适吗？二则，动辄用死刑来威慑人贩子，这种暴戾思维亦非法治逻辑的本意。公共治理的现代化，绝非从国家制度到立法机关、立法理念，都去增益刑罚的处罚强度；相反，却是在文明进程中，通过法律之外的制度设计、教育疏导，泯灭罪恶肇因，真正防患未然。还是那句老话，徒法难以自行。就譬如信阳男童事件，找个没丢的孩子都千般不易，空有刑罚，执法效率就无须考量了吗？

更可怕的，是一旦人贩子必死成为现实，那将是置千万被拐孩子于极端凶险境地。历史上，陈胜吴广起义时所言，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按秦律，戍边迟到就死罪。反正，迟到是死，造反也是死，倒不如憋个大招，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同理，人贩子必死，其实也可能是逼着牟利的人贩子成了刀尖上的亡命之徒。这对于被拐孩子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愤怒与悲悯，是人类的天性。何况，这是关乎孩子命运的话题。但不管怎么说，召唤出死刑，未必就真能灭得了人贩子，反倒容易误伤了孩子与我们自己。这种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伎俩，这种分分钟就刷爆朋友圈的戾气，相染易，令人警醒。

2. 城中看海追问城市良心去哪儿了

王传言

前夜昨晨这场特大暴雨，又让上海变成海上：80余条马路积水，千余户民居进水，50多座下立交封闭，河水倒灌，车辆抛锚。很多无奈看海的市民心生疑问：近年来，上海不断进行积水点改造，防汛排涝系统年年升级，为何仍无法阻止城市内涝发生？（6月18日新华网）

城中看海，这似乎是近些天以来很多城市的现实写照。以上海为例，从新闻中我们不仅看到汽车被淹掉的景象，更看到人们乘坐皮划艇出行的闹剧。当人们开启了苦中作乐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仅仅把这样的新闻看成娱乐事件，而是应该俯下身子进行深度思考。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而今天(转 载 于:wWW.zw2.Cn 爱作文网)，我们很多城市的现状却如斯，这不得不让我们进行追问，城市良心到底去哪儿了？

城市化进程，我们往往追求的是速度，却忽视了质量。而在速度上，每个城市都在热衷于建设高楼大厦和宽阔的道路，而在这样的飞速建设过程中，下水道的建设却往往成为短板。那么，如此现象的根源何在呢？笔者以为，根源没有别的，就在于政绩考核过程中没有长效机制造成的。比如为官一任，需要的并非只是烧几把火的过程，更是需要真正造福群众。而在实际上，考核地方官员，往往就看在任期间的建设情况，这注定就会导致地方官员在任期间大搞建设，也注定会只重视速度，不重视质量。下水道的建设也就成为漏网之鱼。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官员离任，也就与一个城市撇清了关系，也加剧了只重视速度，忽视质量的进程。

另外，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暴雨来袭的时候，媒体就会开启新一轮的问责和反思，而一旦这样的暴雨结束的时候，人们似乎又忘记了当初的疼痛。如此情况下，城市良心注定不会好起来，城中看海的现状也注定会一直延续下去。其实，杜绝这样的现象也并非难事。除了健忘的媒体之外，更是需要有这样的努力，即从对地方考核机制上入手，不聚焦于暂时，而聚焦于长远，每个地方行政长官都需要签署责任令。而一旦这样的责任令有据可查的话，无论调任与否，出现了问题都能够有案可查。那么，城市良心的好也就会被提上日常来。

纵览全国各地的暴雨防御体系，即使连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城市都难以抵御。那么，众多的其他小型城市就更加不用提及。城中看海，追问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到底怎么了？在规划建设的过程中有没有存在着漏洞和腐败？也自然追问着所谓的城市良心到底去哪儿了？而对

于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来说，仅仅追问似乎是远远不够的，在追问之后，更需要能够对症下药，切实能够解决城市良心的病。让城中看海成为一种历史，永远不再回来。

3. 所谓香艳谈资，终究是受害者的苦难

然玉

今年41岁的无业男子田福生，冒充清华、北大双硕士，自称做奢侈品生意，4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聊天等陆续与15名女大学生谈恋爱，并骗取人民币35万余元，至少3人曾为其打胎。更令人吃惊的是，有几名被害人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甚至还有两位被害人是同一寝室的室友。17日上午，北京房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检方以诈骗罪对田某提起公诉。（6月18日《京华时报》）

受害者不幸的人生遭遇，又一次演绎成，众人的香艳谈资。于是，在一种起哄戏谑、且怒且怨的氛围内，这一诈骗案被描述成大叔逆袭，甚至被视作一段令人钦羡的伟绩？而与此同时，那15名受骗的女大学生，似乎并未得到多少同情。一干围观者俨然更习惯于，摆出一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姿态，对之横加嘲讽、肆意批判。凡此种种，是非颠倒之甚，当真可算节操碎了一地。

面对此类桃色新闻，公共舆论对受害女性的剖析，往往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刻薄。比如说，总是以有错推定的视角，来想象女性角色的所作所为；总是以荤腥调侃的口吻，来消费事件本身最隐秘、最细节的部分。在很多时候，明明是受害者，却在第一时间成为被猜疑、被指摘的对象……而在田福生一案中，上当受骗的女大学生们，当然难逃被贴上虚荣、低智、不知耻一类的标签。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解读此类情债案，已然形成某种充满恶意的、程式化的套路。那就是，忽略真实的来龙去脉，忽略法理、道德的界定，反倒自以为是地，想象出不堪剧情并据此围攻讨伐。此外还必须看到，在全民性的道德与智商优越感之下，女大学生的整体形象，业已遭遇了极不公平的丑化——这种种现实因素，一同作用于田某案中，也便形成一股诡异的舆论风向。

所谓大叔逆袭，本质上不过是渣男作恶。这一判断，理应是我们理解该案的基本立场。受害女大学生也许有错，但既无直接的事实依据，公众本该心怀同情、嘴下留德才是。值得反思的是，在一个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诸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类的粗糙标准，是否仍旧适用于我们之于情债纠纷的观察——事实上，从没有一套绝对适用的解读框架，可被套用来就所有个案展开分析。

或许，每一起个案，都有独特的原由。以田某案为例，实在有太多优待深思的地方：女大学生的社交偏好与心理弱点，网络工具所衍生的技术性风险，以及异性魅力的行为学构成，诸如此类都是值得研究的严肃议题。说到底，在一个知识化的社会，消化任何一起极端的个案，都必须超越于原始的道德成见，而以中立化、科学化的视角审视才好。

4. 社保捆绑工资，说好的适当下调呢

堂吉伟德

随着各地平均工资的出炉，北京等多地调整了新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由于平均工资的增加，各地的社保缴费基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不少网友感叹，工资没涨但社保缴费提高，实际到手工资变少，收入被下降。专家认为，中位数可能比平均工资更能反映全体就业人员收入实际情况，但不断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中国新闻网》6月18日）

工资统计采取平均法，很显然会导致很多人被平均。由于高收入会起到拉升作用，使得低收入的者的实际情况被掩盖。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平均工资作为社保基数，就会造成一些收入没有实际增长的群体，因为增加缴纳社保基金，而收入实际减少形成被下降。也正是看到了平均工资的巨大缺陷，发布工资水平中位数或者工资水平众数就显得十分重要。

然而，囿于技术上的麻烦，这一能被大众更加认可的指标并没有得到实现，而建立在平均工资基础上的社保基数，自然也就水涨船高。相比于平均工资带来的被平均，其还只是情感上的不认同而已。然而社保基金的过快增长，却关系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虽然如专家所言，社保基数的增长意味着，退休之后可以领得更多，然而没有将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纳入的平均工资，恰对这一比例最大的群体形成了漠视，也使得社保缴费基数的上涨，成为他们的无以承受之重。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表示：现在的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40%-50%，企业觉得负担重。社保缴费基数连年上涨，沉重的缴费压力也导致低收入人群被迫弃保。据2013年的官方数据显示，虽然近年来全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在增加，但参保者弃保行为也很突出，仅当年就达到3800万人。再加上养老保险的比较效益不断下滑，那么这样的逃离会危及到养老保险的基础。

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测算，我国的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的4.6倍。重要的是，社保缴纳基数的过大，也会成为企业的一项沉重负担，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利润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适当控制社保的缴费增长率，让其不过快增长，其实也是一种减负行动，更是一种对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持。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今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未来社会保险费率将会适当降低。2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此举既是对适时适当降低的具体落实，又向外传递出整体降低的积极信号。然而此消彼涨，社保缴费基数的增长使得这一利好被很快蚕食。 虽然为了偿还历史欠账，以及为了规避更大的亏空风险，增加社保缴费基数属于无奈之举。然而若不能建立一个多元的经费来源渠道，厘清政府在其间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持续的提高比例就如同饮鸩止渴，在中小企业难以承受而弃保风险增大的情况下，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因而，降低缴费标准和扩大缴费基数，增加社保资金来源渠道，实行分层级的缴费政策，改革以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参照，已然迫在眉睫。此既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又关系到社保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对适时适当降低的兑现和承诺。

5. 别让繁琐审批成为龙舟赛的梗阻

毕晓哲

连续办了50届的广州荔湾区龙溪村沙溪龙舟赛，今年因为经费不足及申办手续繁琐而暂停。村里贴出的公告显示，受龙溪大道、五丫大桥改造影响，交通不便。此外申办竞赛的手续相对麻烦，经过村委商讨，今年沙溪龙舟赛决定停办。来自村委办公室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停办龙舟赛不仅仅只是因为交通不便，更重要的原因是手续繁琐，经费有限。（6月18日《南方都市报》）

据当地村委会介绍，要花上一整个月的时间，跑二三十个部门才能完成所有的审批。如此繁琐亢长的行政审批，确实值得人们思考和质疑。一些附加于龙舟比赛上的行政审批，确实有必要性，譬如涉及河道安全方面的、公众安全方面的，在安全事件呈多发态势之下，安全第一并加大审批监管无可厚非。然而，除了安全防范之外此类属于群众性娱乐活动的民间项目，为何竟然需要二三十个部门来审批？据悉，每年端午期间所举办的龙舟赛需要在广州及佛山两地进行申报，涉及部门如荔湾区公安局、农水局、广州市海事局、南海海事处及盐步、桂城等部门。要两地审批，又要无数个无法列明的部门，这样的审批程序和部门显然不太科学妥当。

行政审批可以精减，程序可以简化，完全可以一个窗口对外和受理审批项目。当事人一跑就是一两个月，而且还可能涉及许多的物力财力人力的投入，这样的龙舟审批显然过度了，

也事实上成为地方举办民俗活动的梗阻。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行简政放权，中央政府大力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取缔那些不必要的审批，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等事项，既是为民负责，也是让政府权力回归为民属性的标志。公众记忆犹新的是，在今年5月份，李克强出席国务院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变工作电视会议时强调：要开门搞改革，从政府部门‘端菜’变为人民群众‘点菜’，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反映突出问题入手。让民间民俗活动赛龙舟审批程序不再那么复杂，不再有那么多的审批婆婆，让群众可以自主点出自己喜闻乐见的菜，是政府工作的核心要义，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广州荔湾区龙溪村赛龙舟活动，事实上就是阻滞在了行政审批过多过滥上，希望当地有关部门引起重视，真正将该合并的审批项目合并、该取缔的一律取缔。真正给龙舟赛以轻装上阵的机制保障，让龙舟赛既保障了公众安全，又传承了民俗文化，还能成为老百姓获得文娱享受的节目，并非没有可能。关键还是看政府有关方面能否从中看到政府工作的差距。二三十个部门管一个龙舟，不信认真梳理梳理，必然会发现有大量的部门根本没有实施审批的必要。

6. 网络营销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殷建光

昨天（6月17日），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一条消息刷屏：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在无数网友动动手指、方便快捷地做出一次承诺后，冷静的声音随后而来：除了支持与反对者，更有网友指出这是一场互联网营销。（6月18日观察者网）

其实，这种建议本身就是一个哗众取宠而已，因为废除死刑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哪里还能在增加死刑呢？正如网友所说，要是对拐卖儿童的判死刑有用，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同理）要是对腐败分子判死刑有用，从明朝开始我们就是清廉之国了。贩毒抓住了就是死刑，可贩毒的还是源源不断。这种建议很弱智，很低端。

不过，笔者更想说的是，这个事件背后的互联网营销，这种互联网营销是挂羊头卖狗肉，必须坚决避免。

在这条消息的最下方有一个推广链接：感谢某网站友情支持。点开此链接会跳到某婚恋网站的注册页面，从此微信跳过去的链接具有唯一性（方便网站统计）。分析道，每注册一个用户，该网站都为此付费，换句话说，这是该网站的一次花钱买用户的商业行为。这种互联网营销手段很恶劣，必须彻底追查。

首先，这是借助人们的表面正义情绪，达到自己的私利目的，在客观上容易导致偏激情绪共振，形成畸形舆论压力，不利于社会和谐秩序的建设。那么多人都在刷这个信息，很容易形成一个浮躁民声，我们必须警惕。

其次，这种互联网营销背离的营销最基本的规律——真诚。表现看，正义凛然，背地里，却是小肚鸡肠，小心眼，分明是让人家去点击他的链接。这样的互联网络营销，是营销败笔，必须坚决打住。

网络时代，搞互联网营销没错，但是，应该阳光坦荡，不应该搞阴谋诡计，更不应该像这样，挂羊头卖狗肉，这样的营销策略或许与暂时的效果，但是必然是受到人们长期的厌恶。 你卖的是什么商品，你就老实的宣传好了，你就通过你的商品打造社会正能量好了，靠哗众取宠，靠猎奇，最终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贻笑大方，落一个可怜可悲可叹的下场。

7. 莫让留守儿童成为变相孤儿

张西流

6月18日，上学路上儿童心灵关爱中心在京发布了《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白皮书指出，按照留守儿童总数6100万测算，全国约有1793万农村留守儿童一